国家特别行动 新安江大移民
引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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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7日，江西省德兴市万村乡新村畈移民村童解放成了第一个享受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对象，一家五口人拿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扶持金1500元。国家后期扶持大中型水库移民的序幕由此揭开。国务院的这一决策如久旱的春雨，滋润了5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心田。
中国的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他们也是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1958年，淳安人匆匆将县城搬迁到排岭，形成了新安江水库。今天的新安江水库库底曾有贺城、狮城两座古县城，茶园、港口、威坪三座古名城，还有数不清的古村落。面对湖中178亿立方米的清新湖水和湖上1078个翠绿山峰，郭沫若曾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了“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的诗句。
淳安的嬗变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
最老的新县：据考证，夏、商、周时期，淳安就有成熟的青铜器文化。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设立了淳安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与淳安山水相依的新定县改名为遂安县。淳安、遂安距今的1700多年历史中，人才辈出，历代曾有308名进士，三名状元，明代商辂曾为英宗、代宗、宪宗“三元宰相”。嘉靖三十七年五月至四十一年六月（公元1558—1562年），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任淳安知县，海瑞廉政恤民，刚正不阿之风传闻四海。1958年10月，淳安、遂安两县合并，贺城、狮城一年内相继沉入水底，县城搬上排岭，就形成一个新县。
最大的小县：淳安环万山为邑，与安徽省歙县、休宁两县为邻，与本省临安、桐庐、建德、衢县、常山、开化六县接壤，总面积达到4427平方公里，为浙江之最。然而淳安却是经济小县。2004年，淳安县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人口相近又相邻的桐庐、建德、临安等县（市）的一半。相邻的桐庐、建德、临安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淳安人两倍左右。
最富的穷县：淳安解放后，尤其是土地改革后，据国家科委南方考察组的考察报告，淳安县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量、向国家投售商品粮曾跃为浙西13个县之首。但就在新安江水库形成后，这华东电网启动电源的光明之水却让淳安进入了“倒退十年，徘徊十年，恢复十年”的艰难历程。30万亩耕地沦为水域，粮食总产量、农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均直线下降。淳安县由一个余粮县变成了缺粮县，元气大伤。2004年，水电部部长钮茂生到淳安视察后感叹说：“原来是鱼米之乡，现在米没有了，鱼也不是他们的了，留下那么多问题和困难，成了杭州的西藏。”
新安江水库烟波浩淼，峰峦叠嶂，千余座岛屿犹如块块翡翠镶嵌在明镜之中，水碧山黛，风景旖旎，以“绿色千岛湖”之美誉蜚声中外。2005年末，中央电视台举办名镇评比，在近两千个名镇中，不到50年历史的千岛湖镇令人瞩目，被评为旅游名镇。仅2006年5月2日一天，千岛湖旅游人数就达到13万人。
千岛湖人气旺的优势是一库得天独厚的碧水，这容量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人欢笑，给人心酸；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人幸福，给人悲伤；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创造了财富，也给人带来了苦难；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这里的老一辈们无限地追念和深思……
引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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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谭震林拍板确定新安江实施一级开发的方案。1956年国务院批准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两个月后，在建德铜官建设新安江电站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启动，同年11月，淳安县茶园紫峰乡芹坑村作为第一批移民迁往桐庐县横村乡孙家村落户，当时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全球最大的水库移民大迁徙序幕就此拉开。
在那个自信心大得没边儿，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信心高度膨胀的年代，老实巴交、听话的淳安人只有服从，不会讨价还价，结果出现了九万多山农大移民的悲壮场面。1973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权威的一份总结报告上，在深思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教训中，沉痛写下了“目前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移民数据和正确的分析资料”!这一句话凝聚着多少问题，发人深思!
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新安江水库移民处于一种既主动又非自愿的运动式的迁移中。
1958年11月移民到建德市大山畈村的雷常胜，五口人分到房子一间半，只有27平方米，按当时的价，人均只有45.09元。过了49年，该村的13户，50位畲族同胞人均只拿到不足50元的移民安置费。中国人的水库移民安置就这么廉价？1956年至1972年国家共支出一亿多元的移民投资经费到哪里去了？据查淳安、建德、桐庐、开化等县和浙江省民政厅等单位挪用、借用和管理紊乱核销了新安江水库移民投资费二千六百多万元，这一笔巨大的数字使新安江水库原迁移民每人至少少拿了安置费百元以上。谭震林副总理曾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在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中，有很多严重的错误、缺点。水电部、省、地、县都有责任。首先是水电部，光管建设，没有关心移民问题，光花钱，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最终，国务院给了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定下“移民工作做得不好”的结论。
这里最值得敬佩和歌颂的不仅是淳安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还有肯收留他们的、同喝新安江水的安徽同胞和井冈山下的儿女，是他们以大局为重，才使十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重新安居下来。资溪县草坪村老党支部书记丁宗盛曾感慨地说：“我们敬佩浙江人的勤劳，我们佩服浙江人的智慧，我们内心欢迎浙江人。”正是他们这代老人无私地接受了新安江水库移民，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为新安江水库建设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也是巨大的。
一位哲学家曾说，那些表面看上去雄伟壮丽的事，引起成千上万狂迷欢呼的事，它们的内在所承载的，不过是一种壮丽的“贪婪”。现在新安江水库这库碧水不仅是淳安人的骄傲，也是给世人留下了一笔永存的巨大财富。但我们不能忘记创造财富的浙江、安徽27.7万新安江水库移民、还有移民史册上没有记下的原淳安、遂安移民的父辈们。
《人民日报》原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邵华泽在《淳安县志》序中曾写下“在修建新安江水库时，先后有二十几万淳安人别离自己的故土和乡亲，移居他乡。他们在心灵上所受到的震动和重建家园中遇到的艰难，是不曾亲身经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今天，他们已同移居地人民亲密相处，融为一体。但淳安仍然是他们的‘根’。他们不会忘记淳安，淳安人民也时刻惦念着他们。”
记下父辈们的悲壮，一直是我这位淳安游子的夙愿，也是邵华泽等淳安父辈们的一再嘱托。历经二十多年的苦磨，上京入沪下江西，奔皖访淳去丽水，高端访谈，乡村串门，历经千辛万苦，行程两万多里，跨越浙赣皖三省八个市（地），走访二十二个县的近二百个移民村，踏进了一千户散落各地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门槛，记录了大量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真人真事，他们的亲身经历催人泪下。把这一切奉献给读者，目的就是让大家在领略千岛湖那涟漪荡漾的湖光山色的同时，记住曾在淳安土地上生活过的那些人。
谨以此书献给5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和他们的子女们。
并告慰九泉之下的移民不幸者。
共和国将永远记住中国这一段工业起步的悲壮历史。
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目，“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1957年毛泽东讲这番话之前，就曾提出了“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动力严重不足，赶超英国从何谈起？开发新安江摆上了中国决策者的案头。
1．毛泽东点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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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我们从孩提时代就知道了。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发明的这盏电灯足足亮了45个小时，灯丝才被烧断，这一天被定为人类的电灯发明日。
电灯发明1010天后，上海外滩亮起了15盏电灯。中国电力工业由此拉开了发展的序幕。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电力发展很快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杭州拱宸桥畔的世径缫丝厂，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供生产照明，浙江的第二个“太阳”从此升起。
浙江可谓毛泽东的“第二故乡”，他自第一次到浙江嘉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对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浙江大地产生了感情。他生前曾四十多次来到浙江，在杭州主持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会见重要外宾，起草或主持制定一系列历史性的光辉文献，莫干山麓，杭嘉湖平原，西子湖畔留下了他厚实的足迹。
1954年3月，毛泽东在亲自起草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后。如释重负，一身轻松。在离杭的前一天，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在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陪同下视察了绍兴东湖，水光粼粼的东湖让他心旷神怡。回到葛岭，兴致正浓的毛泽东想起了井冈山上的老战友江华，当天下午，毛泽东在葛岭的书房里召见了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江华。这两位从井冈山下来的湖南老乡品尝着刚采摘下的西湖龙井，窗外莺雀的鸣叫声和斗艳的桃花把他们带进了美好的回忆和追思中。
毛泽东拉开窗帘，江华忙迎了上去，他们俩面对后西湖，望外西湖，看着翠绿的柳条和湖面上泛起的层层涟漪，毛泽东连声说：“西湖的水多诱人呀。”毛泽###然挑出了水的话题，他先向江华说起了杭州白居易和苏东坡两位“知府”。白堤的形成我没有考证，我只知道唐代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一天他在堤上向东散步，春天的夕阳让他踏着柳荫下的身影，诗性一下喷发出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后人以此命名为白堤。北宋元年间苏轼出知杭州时，苏东坡见西湖淤泥抬高，便出奇招，南起南屏山，北接岳庙，挖泥筑堤，疏道架桥，他将西湖分为内外西湖，其间架有桥梁六座，桃柳夹堤，有“六桥烟柳”之称。后人追忆苏轼并将西湖南北堤取名“苏堤”。
说到这里，毛泽东那双能穿透历史的双眼，望着曾担任杭州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江华诙谐地说：“将来有哪位‘知府’从钱塘江取水灌入西湖，让西湖水川流不息，那这位‘知府’将永远铭记史册。”
绍兴东湖那春和景明，山水相映，一碧万顷的美景又勾起毛泽东对浙江儿女的母亲河——钱塘江的美好遐想，满腹诗文的毛泽东脑海中突然蹦出了清代诗人黄仲则“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诗句。毛泽东问江华：“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
江华见毛泽东兴致正盛，便倾吐了雄略大志：“1949年刚解放的浙江省发电装机容量只有3.31万千瓦，年发电量也只有0.59亿千瓦时，到了1953年，全省装机容量也只有4.47万千瓦。全年发电量刚过1亿千瓦时，这与浙江工业快速发展是极不相适应的。1947年1月，浙江省钱塘江水利资源勘测队踏勘了新安江，次年4月上书行政院，要求建电站。国民党想要办的事，我们共产党肯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新安江电站建起来，我们浙江的电力就没问题了，现在我们浙江的老书记谭震林也很重视这件事。”
1．毛泽东点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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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拍书桌，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对这位老乡说：“你这想法好，新安江上要建大型水力发电站，我支持。但你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做贡献。如果新安江电站装机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毛泽东离开杭州第二个月，即1954年5月，中共中央就下达决定，任命江华为浙江省省委书记，霍士廉为省委副书记。江华从此主政浙江省党政军工作，这为他施展才华，开发新安江搭起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新安江是钱塘江上游的一条大支流，流域面积11850平方公里，约占钱塘江总流域面积的四分之一，干流全长261公里，到每年汛期，从黄山脚下奔啸而来的另一条支流，汇集到新安江。奔腾的山洪，从安徽屯溪至建德铜官峡谷仅170公里长的新安江河段，就形成了100米的天然落差，这滔滔的新安江水不知要吞噬掉多少新安江畔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农田，但它也曾吸引多少水利专家、学者，甚至日本、美国也对这天然的动力垂涎三尺。
我从浙江省档案馆敌伪档案中查找到的《钱塘江街口水力发电计划概要》中摘录几节，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自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水力发电工程成功后，世界各国对于水利之开发，莫不异常重视，本省水利蕴藏丰富，勘测研究历有年所，限于财力，未能见诸实施。抗战期间，本省地临前线，变乱之余，财力两缺，乃商准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总处同意，特设钱塘江水利勘测处，并指派徐主任洽时主其事，费年余之努力，计勘定水力发电地点：街口七里陇、罗桐埠、邵村、灰埠、黄坛口等六处共可发电227000千瓦。街口一处，形势天成，施工简易，而发电量可达8万千瓦，且地点适中，可供宁沪杭三角地区之需求。尤具经济价值。应争取时机提前兴筑，以树全国经建事业之先声，第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未易奏功，有本省商准资源委员会水利部既上海市政府联衔具呈行政院赐准。
…………
宁沪杭鼎峙之一大平原为我国工商业发展最盛之区，其原动力向惟火电是赖，抗战期间，电厂损毁惨重，致难以供应与日俱增之工业及一般需求，惟火力发电厂之重建或修复则殊非所宜，良以区内煤藏贫瘠，须仰给于华北，比因匪患未靖，运输至为困难，钱塘江水电之开发遂为解决目前迫切需要动力之惟一途径。钱塘江为横亘浙省北境一巨川，绵长350余公里，流域面积42500公里，年平均雨量约1480公厘，上游及支流河床陡峻，水利蕴藏至丰，勘测结果，发现适宜于开发水电坝址之处颇多，源出皖境之徽港穿行丛山中，汇入钱塘，河床坡降约万分之十四，适流抵皖浙交界处之街口附近，山势约束，成为建坝发电之良好地址，坝成以后，淹水损失，至为轻微，其电力可输送至宁沪杭一带，全部由其消纳，江中常年流量为坝所调接后，每秒所可供给100立方米以上，对下游航运，裨益良多，水库有容纳供水作用，水害损失当可极度减少，欲求振兴多元开发钱塘之水力，则街口计划关系至巨，殊宜首先建设也。
很快，淳安街口电站的建设已经摆上国民党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甚至被当做“解救当今危机”的重大举措。
1．毛泽东点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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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48年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余森文的一段回忆，其中记录了新安江开发鲜为人知的细节。
余森文原是学农的，对农业水利工程极为熟悉。1947年，他在担任温州地区专员，兼任温州地区水利工程委员会主任时，接待来温考察的美国水利专家麦克洛博士，麦克洛博士不仅对温州水利工程感兴趣，对浙江省的水利情况也想了解，二人谈得十分投机。麦克洛博士回杭州后，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接见他时，在沈鸿烈主席面前夸了余森文：“余森文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对水利建设也十分的内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麦克洛博士的一番话，引起了沈鸿烈主席的浓厚兴趣。
1948年春，沈鸿烈主席召见余森文时开门见山地说：“不久前，你见了美国麦克洛专家，他向我推荐了你。”接着，他恳切地说：“美国对新安江电站建设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前段时间，美国专家在新安江上已勘测多次了，现在勘测队长徐洽时和美国专家都在淳安。最近南京国民政府也从美国援助资金中拨出了1700万美金，给我们浙江兴建新安江水力发电站。”最后，沈鸿烈爽朗地说：“你愿意和美国专家一起干这事吗？”早就想离开温州的余森文，见到这么一个好机会，忙说：“只要主席信任，我愿意尽力而为。”
1948年6月21日，陈仪取代了沈鸿烈，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陈仪和蒋介石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又同是同盟会会员，从20年代开始跟随蒋介石。蒋介石称陈仪为桑梓，是民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他亲自从美国援助中国的款项中拨出了这一大笔建设资金用于新安江水电站。陈仪见这么大一笔来之不易的资金，便亲自召见了余森文：“蒋委员长拨出这笔款项，一定要在新安江上造出世界一流的电站。”余森文兴奋了，他和麦克洛的足迹踏遍了新安江两岸的山山水水，汛期一到，大雨瓢泼，他们被滚滚的山水所吸引……
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美国觉得国民党已摇摇欲坠，就把在新安江的美国水利专家全部撤走。麦克洛博士离开淳安时，留下一句话：“新安江的水力太厉害了，聪明人都会去开发利用的。”
新中国诞生，中国工业起步跃上了新的征途，中南海瞄准了上海的中国工业制高点，但要解决它的动力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燃料工业部一位名叫张铁铮的领导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局对新安江的期待：“全国解放，蒋介石时刻妄图###，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日益受到威胁，而电力则是袭击的主要目标。1950年2月6日上午，上海的各个电厂都在发电，国民党的飞机分批进入上海上空，杨浦与闸北两个火电站遭受严重破坏，2月21日，修好发电的闸北电厂，再度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损失更为严重。只有14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上海火电厂远远跟不上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春节期间，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把我叫到中南海，要我汇报水电开发情况。当我汇报到新安江时，这位上海籍的中央主要领导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说能在新安江上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沪杭宁等城市供电就有了保证。我组织了几位专家对新安江实地察看，1952年6月20日，我又专程赶到杭州，我和徐洽时、王宝基三人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报告”以绝密形式报给当时身为华东经委的曾山和谭震林两位主任，“报告”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
这份绝密“报告”上报后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张铁铮去中南海向李富春副总理汇报时，请求将新安江开发列入“一五”电力基建计划，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开发新安江丰富水力资源的新蓝图从此铺开。
195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燃料工业部组织力量开始描绘蓝图，在新安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增设了51个水文测量站，搜集整理水文资料；对120米高程以下可能淹没区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对沪宁杭为中心的广大供电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状况及发展远景进行调查研究，论证开发方案。
2．谭震林拍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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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淳安、在龙泉、在江西、在安徽，只要有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地方，就有一块抹不去的阴影，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阴影一代代传承下来。有一席话传了50年：“新安江水电站的总设计师是安徽人，原来坝址在安徽街口，是他大笔一挥，向下移了100里，安徽人不移，淳安人全移了，我们吃的苦，全怪这个安徽人。”这样大的事岂能这么简单？事实上，当时的技术总监徐洽时是浙江人；一线党政头号人物王醒也非安徽人；最后拍板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则是湖南攸县人。
此前，也就是1948年4月2日，国民党国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水利部部长薛笃弼、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四人联名给国民党行政院的报告中说：“民国三十五年商请全国水力发电总处，专设钱塘江水利测勘处，从事长期测勘，费年余时间，已初步测定水力发电地点六处。”中国共产党接收后，如何开发新安江被推上了浙江甚至长江三角洲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谭震林从杭州解放，他成为浙江省党政军最高统帅那天起，就关注新安江的开发。1953年，谭震林当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后，更是把开发新安江摆上了重要位置。同年12月，谭震林把浙江省委、上海市委分管经济建设的领导和国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局长请到上海，商议开发新安江一事。大家一致同意，在浙江省钱塘江水力发电勘察处的基础上，成立华东水利工程局。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更名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同时，让徐洽时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担起总工程师的重任。党政领导由王醒担任。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全力以赴投入了新安江开发工程的勘测和设计。他们和燃料工业部一起论证了一级开发和分级开发的可能性和合理性。1955年5月初，他们向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了三个开发方案：
一级开发：
罗桐埠建坝105米，总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淹没耕地31万多亩，迁移人口23.5万人。
二级开发（甲）：
下游一级在罗桐埠建坝，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8万千瓦，迁移人口2.1万人，淹没耕地3万亩；上游黄江潭建坝坝高降至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迁移人口4.7万人，淹没耕地1.7万多亩。
二级开发（乙）：
下游一级仍在罗桐埠建坝，坝高、装机容量、迁移人口和地亩数和二级开发（甲）保持一致。上游一级在云头建坝，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迁移人口7.3万人，淹没耕地4.6万亩。
三级开发方案因邵村建坝投资较大，发电量所增不多，暂拟不作深入研究。
二级开发（甲、乙）遂安县全部不淹。
当时担任中共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李先念在签发的《新安江开发意见》中指出：“各种开发方案中，如在罗桐埠建坝36米或105米，淹没范围在浙江境内或95%以上在浙江境内。如在云头建坝，淹没将由浙江及安徽分别负担，浙江要占40%，以上意见请华东局考虑。”
身为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拿到中财委的这份沉甸甸的“意见”，颇费思量。
二级开发（甲）和二级开发（乙）迁移人口虽然都不到10万，但是装机容量也就是20多万千瓦。实施一级开发，66万多千瓦的电力通过电网覆盖半径300公里的长江三角洲，巨大的电流冲向沪宁杭工业地区和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的城市、农村，会给多少人带来光明!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水库要淹没两座县城，浙江49个乡镇和安徽6个乡镇将沉入湖底。受淹耕地33万余亩，受淹房屋26万余间，将有23万多人离开故土，迁移他乡，经受重建家园的艰辛。
2．谭震林拍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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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市当时装机容量不足80万千瓦，一年的发电量也只有15亿千瓦时左右，而浙江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谭震林深深感到，江浙沪电力太缺乏了，工业起步的动力严重不足。新安江水电站上马迫在眉睫，它的装机容量将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但摆在谭震林面前的是艰难的选择：新安江二级开发损失是少了，但发电装机容量只约为一级开发的三分之一，远远满足不了长江三角洲工业、农业和居民需求。而一级开发，将影响23万多新安江人的正常生活，他们刚从旧社会过来，生活刚出现新的起色，又要背井离乡地迁移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啊!曾带领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指挥官束手了。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把浙江、安徽、江苏的主要负责人，金华、徽州、芜湖、盐城、淮阴地委和淳安、建德、遂安等有关县委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上海和平饭店，谭震林亲自主持会议。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在会上把新安江流域规划的三个方案全盘托出。
刚主政浙江省党政军工作的江华，始终牢记毛泽东给他点的题，他的发言底气十足：“淳安是钱塘江流域的甲级县，不管实现哪种开发方案，对淳安，对遂安，对浙江都是一种损失。实行一级开发，淳安、遂安两县41万多人将有20多万人迁往他乡，移民占了两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淳安县将有70%的人要离开故土。浙江要建成一个工业省，没有动力不行，为了全局利益，只得牺牲局部利益，淳安和遂安人民只能奉献和牺牲。浙江省委的意见：要上就上大的。淳安、遂安的工作我们去做，新安江水库移民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有决心完成。”
江苏、安徽省的主要领导听了新上任的江华省委书记这铿锵有力的誓言，都表了态。
安徽省委领导说：“我省宣城地区，太平天国时期战事连年，百姓死伤甚多，更有大批外逃，留下可耕熟地、荒地不少，如果实施第一方案，我省除安置歙县6个受淹乡镇两万多名移民任务之外，还乐意接受部分浙江移民。淳安与皖南生活习惯和生产条件类似，做好这项工作难度不大。”
江苏省委领导说：“新安江电站建成后，江苏也是一个受益省，我们理应承担安置移民的任务。”接着他又说：“我们江苏苏北大丰农场海涂面积很大，能够接受大量移民。”
最后，江华提出了移民设想：“新安江水库移民采取就地上山和开发山区相结合的方针，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山区土特产来安置移民。”
谭震林听了三位当家人的发言，忐忑不安的心一下平静了下来。他激动地站起来，一拍桌子，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心里有了底。新安江开发就按一级开发，移民还是尊重当地人的风俗，就地上山安置为好。一级开发的新安江电站工程一是大坝建设，二是移民安置，两项工作要同时推进。”
1954年5月24日上午10时，是新安江人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这一刻决定了23万多新安江人必须告别故土、迁移他乡的命运。
1954年6月7日，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申报了《关于要求成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的报告》，完全同意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和就地上山安置移民的方案。认为采取这一个方案，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上海和沪宁杭地区目前和今后的工农业生产供电需要，而且对于天目山区南部的农林业，发展山区经济，加速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极为有利。为了加快开发山区经济工作的领导，拟成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彭瑞林任主任，王醒和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高福隆任副主任，并建议安徽省指定一位负责同志参加。
时隔三天，谭震林就签发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以加急电报形式向中共中央呈送的报告。报告中说：“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需移民24万至27万人，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虽然分期施工将可使移民工作有6年左右的时间去分批有计划地进行，将可减少进行中的困难，但20多万人的移民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为责成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把一级开发的标高树立起来，以便更周密实际地计算必须迁移的户口人数，只有通过这种实际的计算，才能确有把握地肯定一级开发的移民方针。另就安徽佛子岭水库移民经验看来，采取就地上山的办法易为群众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今天的山区收入比平原好，群众愿意移居山区。因此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开发山区生产是能解决群众的经济生活问题的。但同时必须估计到20多万人上山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希望浙江、安徽省委立即组织力量，责成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负责领导进行实地勘测，并根据勘测的结果制定移民计划，以便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浙江、安徽省委均同意，华东局亦基本同意，按一级开发，分期施工和以就地上山为主的移民方针等重大问题，则待中央决定。”
从华东局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华东局对新安江的开发一是下定了决心，对机构、对工作都做出了部署，同意建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二是希望国家水力发电局将华东水力发电局改为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管理局。同时，华东局也看到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一级开发移民24万至27万人工作的艰巨。如果都按华东局报告中算，6年时间去分批完成移民计划，那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将会有条不紊地推进。谭震林是这样想的，开始，华东局也是这样做的。
3．苏联专家定坝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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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7日，国家建设委员会下达《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批准了新安江水电站一级开发的方案。自谭震林1954年5月24日华东会议上拍板确定新安江实现一级开发到国家建委下达批准意见书的十六个半月中，浙江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新安江库区移民安置的前期准备工作，水力发电建设总局设计处编写了新安江流域规划和技术经济调查报告，就一级开发和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且提出了水电站的坝址和工程规模选择的建议方案。
在新安江开发的论证史上，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能抹去，他们的功绩在中国的水电史上应当记上一笔。
1952年，我国开发新安江的勘探人员只有五人，而且缺乏对大型水电站的勘探经验。这时，苏联派来了一批地质水电专家，其中有参与号称水电里程碑的第聂伯水电站建设的苏联地质专家卡伐里列次，水文专家鲁赤金。当时勘测设计的五人已进行了流域踏勘，并进行了糟探，认为坝址应该在罗桐埠。苏联专家卡伐里列次却认为，建设这样大的水电站不能光踏勘地面，还需通过钻探的方法，扩大勘探的范围，以便相互比较。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安江上的工程地质人员根据苏联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探规范程序，组成了踏勘队。有计划、有步骤地从新安江上游，安徽境内至新安江的下游建德地区，开始了全面踏勘工作，找出了技术上最可靠、经济上最合理的坝址建议方案。自卡伐里列次、鲁赤金等专家到新安江以后，不断有苏联专家加入，工程地质专家那廖托夫、科洛略夫、马舒柯夫、巴赫吉阿夫和黄河专家组奥加林等，为新安江水电站工程的地质勘探工作提出的建议就有五十六条。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
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于1955年11月2日上午8时在建德铜官地质队会议室进行了坝址认证会。会上，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主任李锐代表委员会宣读了《决议书草案》：
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确定新安江开发方式采用一级开发，并以铜官至罗桐埠段为建造水电站地段，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据此研究了现有勘测设计资料并在现场了解地形及地质条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在工程地质条件上罗桐埠坝段不如铜官坝段。二是水库内有石灰岩带状分布，地表有显著的喀斯特溶蚀现象。水库蓄水后上游地区及坝段右岸地区的石灰岩带漏水的可能性不大。但坝段左岸一带石灰岩因缺乏明确资料，目前不能做出漏水与否的结论,须由今后勘探工作予以论证。否则水电站的修建仍是不可能的。关于漏水问题的结果须经选址委员会鉴定，作为本决议书的最后补充。三是新安江水电站坝址选址委员会最后选定的铜官坝段内上段作为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的坝段，从而进一步勘探，确定最后的坝轴。对其他坝段可不再进行研究。四是新安江水电站区域的移民问题，经过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一年多的勘测调查工作，初步认为，安徽省部分可在歙县地区解决，浙江省部分基本上可在浙江省地区解决。
到会的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会的委员都发了言。罩修典一年多来跟苏联专家在一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抢先发言说：“新安江水电站在世界上也属于大工程，地质情况也很复杂，要求的技术条件也很高，如果我们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是不可能这么快做好的。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我们增强了信心。过去我们设计人员工作中有很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对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复杂这一点对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认识不够，苏联专家就是顶真，我们最终是做了，说明他们是正确的。”
3．苏联专家定坝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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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开发一线党政负总责的王醒也有同感，他说：“选坝址工作，自从苏联专家到工地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勘测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对坝址地质及石灰岩漏水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苏联专家的工作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中央已经指示今后地质勘探由地质部统一领导。移民工作由浙江省委及建德地委领导，其他设计工作由华东水利局负责。今后勘探设计工作要多请专家给予指导。同时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困难和问题，要主动请苏联专家帮助解决。”
工程师谷德振从技术角度畅谈自己的想法：“铜官这一段无论从地形或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都是可以建高坝的，比罗桐埠段条件优越。但是铜官段地质上也存在缺点，主要是由小石及碎带，岩石的物理性及抗压抗剪强度需要做进一步的试验。铜官左岸是否漏水尚未搞清，地质勘探今后的主要工作，一是铜官坝段进一步勘探，了解研究断裂问题。二是水库左岸漏水问题我认为由苏联专家指导，这任务在地质部九三二队和华水勘探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完成。”
最后，大家的目光一下集中到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身上。这位上世纪30年代就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双硕士学位，40年代成为我国最早的桃花溪和下清渊硐水电站的设计者的中国水电技术权威，而且他绝对是一个讲政治的人。他说：“今天我们的研究与国民经济直接相关，新安江水电站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新安江水电站很大，是个小三门峡，刚才李锐局长说地方政府解决新安江淹没移民问题，25万左右的移民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搞得不好就要出事。技术问题我同意委员会的决议书。新安江电站的坝很高，达105米。但是地质情况是很复杂的，靠近大坝的断层，石灰岩区又很广，喀斯特比较发育，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许多同志进行了长期的工作。结果正是在铜官段是有条件造高坝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小心，一是石灰岩区的漏水问题要彻底搞清楚。二是靠近坝址的大断层，小的破碎带，地质构造要搞清。”最后，他再三重复了开始的那句话：“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否则是要出乱子的。”
在大家强调技术时，留洋的大学教授却不住地强调人的生存权利，他的话讲得那么中肯，又那么深刻。但我们当时的官员却没有在意教授的观点。
李锐局长这位中国水力发电建设的总管家，听了各位的发言，更增添了他对新安江那“一滩又一滩，一滩高十丈”的兴趣，特别是那山影与舟影相映，涛声与橹声互和的美景更使他留恋。他在总结中说：“大家对过去工作的肯定和评价证明我们的工作以胜利告一段落。”接着他诙谐地说：“我们国家水电建设事业打算和新安江这美丽的江姑‘结婚’，这‘媒人’是地质工作者，能不能‘成婚’就靠这‘媒人’了，能建大坝就能‘成婚’。‘成婚’后，将来新安江水电站就成了我国水电的示范工程，成了中国水利电力史上的里程碑。”
李锐的一番话，把大家逗乐了，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这笑声，更增添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1956年2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各条战线上帮助工作的专家一批批撤离。卡伐里列夫、那廖托夫、马舒柯夫等苏联专家恋恋不舍地离开新安江，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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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迁移活动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历代政权为维系生存，延续种族，巩固边疆，发展经济，调整人口布局等目的，都进行过规模不等的人口迁移活动。
1956年，国家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移民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曾讲到我国自1956年开始的移民情况：
移民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垦荒地，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同时为了适应国家和地广人稀的地区开展工矿建设的需要，向这些地区移民，使这些地区逐渐繁荣起来。仅1956年7个月时间，已从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移出，安置在黑龙江、青海、甘肃、江西等省或安置在本省的移民达308399人。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移民工作也曾发生了不少问题，有的安置地区接受移民的任务偏重，甚至超过了原有居民的户数；有的安置地址选择不当；有的安置准备工作不够，使移民的生活感到困难，不能及时参加生产。由于这些原因，致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情绪不安，跑回原籍。以黑龙江最厉害，曾发生一万余人的骚动事件，集体请愿，包围政府，殴打干部，卧轨拦车，结果跑回山东省和流落全省各地的约有1800人。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也跑回原籍二三百人。省内移民也有逃跑的，以广东省较为严重，逃回原籍的亦有1700多人。
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认真细读了国务院转发内务部的《关于移民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后，深深感到新安江水库移民虽然没有动迁，但压力已经来了。全国30万移民就出了那么多问题，新安江水库移民仅浙江就有23万多人，省委已向党中央、国务院许下承诺是绝不能出事的。他大笔一挥，当即在国务院转发的报告上签下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安江水库移民是硬任务，绝不允许出半点差错，此事由杨思一具体抓。”
杨思一是当时省委常委、副省长，浙江省的铁腕人物。江华把这位四明山上下来的老革命放在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第一线。
这么浩大的工程，这么多的人口迁徙，在新中国成立后尚属首次。
1954年11月15日，国家政务院批准撤销衢州区专员公署，改建建德区专员公署。建德区专员公署驻建德县，管辖原属嘉兴专区的于潜、昌化和原属金华专区的建德、淳安、遂安、分水、桐庐、寿昌及原属衢州专区的开化和省直属的富阳、新登，共11县。在大坝所在地新建建德区专员公署。新的区域管理模式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奠定了体制保障。
1955年9月，建德地委根据浙江省委的指示，确定淳安县荷岭、里桑两乡及中坑乡的玳瑁岭为“上山移民”开发试点，以荷岭乡为主，建立淳安县兰玉坪农林牧畜合作社和里桑乡西岭分社，组织了城镇失业工人、转业军人和库内城镇贫民及农村地少生活困苦的农民550多人，开垦了荒地5000多亩。在当时强大的政治态势下，人员集中了，资金投入了，但由于地势陡坡，土地瘠薄，加之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人心难安，新垦荒地，农作物的种子都难收回。兰玉坪农林牧畜合作社被迫停办。14个垦荒深山合作联社都遭同样的命运，中途夭折。新安江水库移民就近“上山移民”安置试点失败。
1956年1月，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提出了《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该“方案”规划：“新安江水库移民采取开垦荒地，转入农业合作社，就地后靠及迁建城镇等四种方式安置。在建德、金华两地区和歙县安置移民178602人，还有85200人，依靠新建20家工厂，安排农民进厂当工人。”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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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局提出了《新安江水电站水库移民第二方案》。“第二方案”对《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称第一方案）主要提出两点异议：一是“第二方案”根据苏联专家建议，认为水库区农田淹没减产是国家的绝对损失，应尽量设法取得补偿平衡。如果工矿企业安置八万多人，国家就会补偿更多的粮食。如能从全省可垦地来安置就有利于粮食的平衡，因此，应着重考虑嘉兴、宁波、温州三个专区的成块荒地及建德、金华两个专区和歙县的可垦地，充分利用安置移民。按第一方案征购土地，新城镇就地后靠，就地后靠两万多人，新城镇安置1.6万多人，嘉兴、宁波、温州、金华、建德垦荒安置16万人，转入合作社安置5万多人，总计可达25万多人。二是移民房屋复建费，参照国内已有移民地区的资料，第一方案迁移费每人平均629元，就地后靠每人557元，明显偏高。“第二方案”认为，房屋复建费可以从402元降到335元，因此每人总投资可以从629元降到507元，另加10%的备用费，每人也有558元。上海水电发电设计院最后提议，两个方案请浙江省委、省人委于6月底前一同报国家建设委员会审批。
对新安江水库移民来说，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等地方政府，是他们利益的维护者，又是国家特别行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等水电系统，则是代表国家投资利益的执行者。
当时流行一句口号是：“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代表地方政府为民“请愿”，而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站在国家投资利益一方，双方形成了对弈。
“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摆在浙江省委常委会面前，新安江水电站一定要上，23万多新安江人一定要离开故土。最后浙江省委做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决定。浙江省委、浙江省人委于1956年6月11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并电力工业部抄上海水电设计院呈报了特急电报。电报中说：
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中，有关水库区淹没区的移民问题，经过上海水电设计院及我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一年来的勘探调查，取得如下的结果。一、水库正常水位110米时需迁移人口23万多人（另有洪水时期临时影响人口5万多人及逐年增加之人口未算在内）。淹没耕地33.3万市亩。本省待迁人口20多万人，在本省境内可全部安置。二、移民投资平均每人558元，包括生产恢复及补助费、迁移费、房屋建筑费及移民管理费等。以上结果经过我们审查，尚属合理，可以作为初步设计之用。
1956年6月20日，国务院给电力工业部转抄上海局，上海市委，上海水电设计院，新安江水利工程局下达电报，电报中说：
同意将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956年计划，1956年所需投资由你部自行调节解决。
当时杨思一手里拿着省委书记江华的批示和国务院的电报，心情比在四明山上面对敌人的围剿还更为沉重。
新安江水电站列入了“一五”计划，成为全国重点项目。建成后对中国的工业化和浙江的各项经济建设都将有很大的推进。但这工程涉及到23万多新安江人要离开故土!这是一项更大的系统工程，新安江水电站工程能否成功，在于23万多移民。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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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一第二天就赶到建德，后来又到淳安、到桐庐、到金华、到嘉兴，最后他来到新安江水力发电站调研。
在桐庐他来到横村乡柳岩村村支部书记朱日华家，他们已经搬进了新建的移民房，杨思一问朱日华：“你们从铜官移到桐庐，习惯吗？”朱日华把自己心里话都倒了出来：“我们在铜官生活了几代，有的甚至生活了几十代了，我们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耕人家的地，种人家的田，哪有种自家的田好呢？移民嘛，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应当的。”杨思一见朱日华夫人在磨豆腐，就问：“你们这石磨也是从铜官运来的？”朱日华笑笑说：“移民时动员我们说，你们移到桐庐，还一样要耕田种地，家里需要的东西该搬的都要搬去。所以我们原来铜官家里的东西都搬来了。那时家里也穷，也没有什么东西搬。”杨思一深感移民们的善良。
四年完成近24万人的移民任务，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进度表。杨思一赶回省城，就和省人委办公厅，省林业厅等部门一起分析形势，认为移民的四个时期是根据工程进度需要确定的。移民工作必须服从工程需要，如期完成移民转迁任务。很快，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向华东局和党中央国务院承诺：“移民工作一定要做好，绝不拖工程的后腿。”
省委分析当前的有利形势很多，农村已基本走上了合作社，而且是高级社，土地都已经是集体所有了。从调查的情况看，建德地委在工区移民试点中分散插队的做法普遍受到移方和接受方的欢迎。最后定下了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方针、任务、政策、部署和做法。
方针：分散插队，山区居民移山区，平原地区移平原。
任务：浙江部分共移21万人，建德专署提出安置7万人，金华专区安置6.5万人，嘉兴专区安置7.5万人。
政策：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每人平均补偿不得突破558元。
经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亲自调查、制定的《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的几点意见》提交了省委常委会，省委书记江华在听取各位常委们的发言后，他慎重地说：“今年上半年全国开发性移民只有30多万人，而且他们都是自愿迁移的，结果出了那么多的问题。而新安江水库的移民，他们大多都留恋故土、故乡，他们是非自愿的水库迁移，这就更应做好工作，落实好政策，千万不能出现由于安置不当造成倒流的情况。”
1957年6月25日，经过浙江省委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初步方案》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颁发了。
“初步方案”确定的移民安置区为建德、金华、嘉兴三个专区的29个县，移民安置后每人能保持一亩以上的耕地。
“初步方案”规定安置以分散插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转入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为辅，并照顾原有职业、生产习惯适当安置的方针。
“初步方案”规定安置方式分散插队178046人，就地后靠16470人，新城镇14139人。
“初步方案”规定安置进度，1957年，6714人；1958年，28246人；1959年，48799人；1960年，121863人。
“初步方案”规定淳安县城迁至排岭；遂安县城迁至汾口；茶园、港口两镇合并迁至建德白沙乡；威坪镇迁至唐村。
从当时的情况看，“初步方案”应当说是一个便于操作，也会受到迁移者和接收者欢迎的方案。如果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肯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会成为全国的水库移民的典范。
可历史并不是人们安排的结果。
国务院又经历了一年多的协商，从当时的国力出发，在1956年至1957年已经搬走了近两万新安江水库移民之后，国务院下发《关于新安江水电站移民投资指标问题的批复》，“批复”中房屋复建费以每人15平方米计算，造价按每平方米18元计算，每人平均270元；迁移费每人平均按50元计算；土地补偿费50%按三年产量计算，其余50%按两年产量计算，移民土地补偿指标每人应控制在96元，行政管理每人8元，每个移民的投资指标可控制在478元以内。移民人数包括安徽省在内共23万多人，移民总费用由原来的1.3亿元降低为1.13亿元。
应当说，在当时的物价和工资水平，478元的移民安置费不算低。上世纪50年代，稻谷也是七八元一担，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徒，每月工资也就是20元左右。各级政府如果真正把这笔钱花在每个移民的身上，不闹重迁，新安江水库移民肯定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后遗症。
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与新安江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几乎同步推进，几个论证的方案应当说是比较科学的，也是易于操作的，移民的补助费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定的应当是合理的。23万多人的背井离乡，当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开始就偏离了计划，加之政策的不连续，慢慢乱了全局。新安江水库移民比1956年的全国移民“乱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5．周恩来调配水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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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间，在幽静的新安江铜官峡谷间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爆破声，它宣示我国自己勘测、设计、施工和自制发电设备的第一个大型水电站，在浙西群山间动工兴建了。
几年后，新安江水电站发出的66万多千瓦的电力，以铜官为中心的300多公里内的长江三角洲都能用上。全国人民尤其是华东的人们，期盼着新安江这颗巨大明珠早日在铜官亮起。
1958年正月初一这天，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伟达赶到铜官，祝贺新安江电站拦河大坝提前半年浇捣，面对五千多人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大军，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十五年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赶超英国，目前工农业开始跃进，需要有大量的电力作动力，全国人民都希望新安江水电站早日发电。”
中国第一座百米高坝电站的兴建，这是中国水电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57年初，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来到杭州刘庄看望毛泽东。二人的对话一下就进入了改变“一穷二白”的主题。
毛泽东说：“去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农业纲要40条，你们浙江有没有问题？”
江华说：“化肥有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浙江是农业省，粮食要上去，没有化肥不行，你们打算怎么办？”
江华说：“我们打算在衢州搞一个万吨化肥厂。”
毛泽东习惯地挥起右手说：“你们浙江人办事就是没有气派，新安江水电站上去了，有了电，就办大一点吧。”
江华说：“那就办25000吨的化肥厂。”
毛泽东说：“不叫衢州化肥厂，就叫衢州化工厂，将来还可以扩大。”
年过六旬的江华连连点头，连声说：“是，是。我们就办一个大型化工厂。”
一阵春风，江华那稀疏的头发被吹乱了，他用自己的手指梳着头发。毛泽东接着又说：“浙江有一个新安江发电厂，一个衢州化工厂，这才有气势。”
江华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就按主席指示去办。”
江华兴奋地回到办公室，他翻开机要员刚送来的国家建设委员会呈报给李富春副总理的《新安江水电站审查报告》，“审查报告”中“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最小确立1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18.4亿度，每年可节省标准煤96.5万吨，1957年底开始浇灌大坝，1960年底完成全部土建工程，并有两台机组发电。”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蓝图呀!
新安江电厂要提前发电，衢州化工厂也要快步跟上。新安江水电站全部工程共需混凝土152万立方米，需要水泥34万吨，钢材2.6万吨，投资5.13亿元。
这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修新安江水电站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订购的大型施工机械被调往北京去搞“十大”国庆献礼工程。浇筑大坝用的几台门式起重机是从小丰满电站调来的30年代留下的老设备。1957年下半年，施工中钻探发现新安江坝基基础岩石挤压破碎，而且破碎的岩石层厚，如不全部挖去，将大大影响大坝坝体安全。经过专家再三研究，决定左岸基础开挖量由14万立方米增至21.9万立方米，右岸坝端开挖也由5.2万立方米增加到13.4万立方米。由于开挖数量大量增加，使混凝土的浇捣推迟到1958年汛期后。新安江水电站副总工程师兼工地设计代表组组长潘家铮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一段历程曾记下如下文字：
在1958年大跃进浪潮中，为了抢回坝体挖基延误时间，正常的设计进程全打乱了。设计一改再改，一“革”再“革”。这里确实也涌现了不少大胆、成功的设计，但也留下一系列问题和隐患。进入1959年，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暴露，困难如山，问题成堆，材料短缺，质量下降，施工中问题百出，隐患丛生。接着，左岸山头发生大塌方，交通中断，基坑被埋，甚至发生了第16坝段由于水泥质量问题，把较好的坝体挖掉重来的严重质量事故。
5．周恩来调配水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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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中出现的质量问题震惊了中南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1959年3月10日，周恩来办公室给新安江水力发电局打了电话，要求派人去京汇报。新安江水力发电局即派副总工程师潘圭绥于3月11日赶赴北京。
潘圭绥是1933年国立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1951年参加了黄坛口电站的建设，1956年出席全国劳模大会时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3月14日上午9时，潘圭绥在电力工业部李锐副部长的陪同下，来到周总理办公室。潘圭绥见到周总理和蔼的笑容，颤抖的手逐渐平稳了下来。
周恩来先说：“新安江电站目前在世界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你们承担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最近我从电力工业部上报的一份材料上知道你们前段时间，大坝建设出现了问题，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新安江大坝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不能留下一点隐患。据说，你们最大的困难还是水泥，水泥数量不足，尤其是质量问题。为解决你们的困难，今天不仅请潘圭绥你到这里，还请了建设工程部部长刘秀峰一起听取你们的汇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困难。”
李锐插话说：“新安江大坝前段时间出现的质量问题，我有责任。为节约水泥，混凝土内有48%掺和料，这明显影响质量。”接着他又说，“现在国家调拨给我们的是低标号水泥，我们也只得用。”
周恩来面对着潘圭绥问：“潘总，300号水泥过去用过没有？”
潘圭绥回答：“300号水泥虽然没用过，在一个坝块上也曾用过几种水泥。”
这时，李锐又插话说：“他们虽没用300号水泥，没有经过试验，他们加48%的掺和料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听了潘圭绥和李锐的回答和插话，全清楚了。他没有批评潘圭绥和李锐，怀着沉重的心情说：“新安江这么大的工程，要有一个安全系数，实验室跟大批量生产要分开，三种东西是有区别的，一种是礼品，一种是展品，一种是产品。你们生产的是产品，产品是要对用户高度负责任的，不能有一点马虎。新安江下游的几百万群众也是你们新安江电站的用户，对他们的生命财产要高度负责。因此，新安江电站建设不能像搞礼品、展品一样搞得花花俏俏，不实用。”
在场的潘圭绥、李锐，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特意请来的刘秀峰部长，被周恩来总理这一番话说得脸火辣辣的，水泥问题直接关系着整个新安江电站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他们三个人深深感到肩上压着这担子的分量。
周恩来总理接着又说：“新安江电站是全国的重点，以后水泥一定要保证质量。”
刘秀峰最后做了明确的表态：“今后新安江电站需要的水泥保证保质保量，按时调拨。”
潘圭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新安江的建设情况，在谈到一些专门的技术名称时，周恩来总理还详细地询问和亲自做着笔记。
周恩来总理接见潘圭绥等三人从上午9时开始到下午3时结束，共花了六个小时。周恩来总理中午还和潘圭绥一起共进午餐。原来潘圭绥打算是进京接受批评的，哪里想到批评的字一个也没听到，总理抽出了那么长的时间，谈新安江电站工程的百年大计，谈质量，细致到调度水泥为止。在告别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还和潘圭绥约下了要去新安江工地视察。
25天后，周恩来总理风尘仆仆地赶到新安江工地。1963年，周恩来总理又在水利电力部《请求批准新安江水电站为对外展览项目》的报告上做出：“拟同意，即送富春、震林、一波退水电部即办”的批示，新安江水电站的模型当年参加了巴西综合性经济展览会，显示了新安江水电站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建设的26个水电站，其中容量在60万千瓦以上的大马河、黑山峡、三门峡、刘家峡、八里胡同、五强溪、丹江口、万家寨和新安江九大电站更是令世人瞩目。这分布在东西南北中的26颗明珠在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征途中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的。
这26颗明珠，是在毛泽东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状态的背景下诞生的；这26颗明珠，是在毛泽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的背景下诞生的；这26颗明珠，也是毛泽东在与西方列强试比高低的豪言壮语中诞生的。毛泽东当时一心追求高速度，他的强烈愿望是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尽快超过欺侮我们的西方国家，尽快使人们过上好日子，这个愿望并没有错。但脱离实际的三年高指标、高速度严重地违反了经济建设规律。在大跃进的旗号下，更使这些离开故土的水库移民饱经饥荒的煎熬。特别是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提出“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行动军事化”。移民处于“无产”和“无序”的状态，带给新安江人的灾难更是深重。
5．周恩来调配水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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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中出现的质量问题震惊了中南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1959年3月10日，周恩来办公室给新安江水力发电局打了电话，要求派人去京汇报。新安江水力发电局即派副总工程师潘圭绥于3月11日赶赴北京。
潘圭绥是1933年国立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1951年参加了黄坛口电站的建设，1956年出席全国劳模大会时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3月14日上午9时，潘圭绥在电力工业部李锐副部长的陪同下，来到周总理办公室。潘圭绥见到周总理和蔼的笑容，颤抖的手逐渐平稳了下来。
周恩来先说：“新安江电站目前在世界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你们承担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最近我从电力工业部上报的一份材料上知道你们前段时间，大坝建设出现了问题，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新安江大坝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不能留下一点隐患。据说，你们最大的困难还是水泥，水泥数量不足，尤其是质量问题。为解决你们的困难，今天不仅请潘圭绥你到这里，还请了建设工程部部长刘秀峰一起听取你们的汇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困难。”
李锐插话说：“新安江大坝前段时间出现的质量问题，我有责任。为节约水泥，混凝土内有48%掺和料，这明显影响质量。”接着他又说，“现在国家调拨给我们的是低标号水泥，我们也只得用。”
周恩来面对着潘圭绥问：“潘总，300号水泥过去用过没有？”
潘圭绥回答：“300号水泥虽然没用过，在一个坝块上也曾用过几种水泥。”
这时，李锐又插话说：“他们虽没用300号水泥，没有经过试验，他们加48%的掺和料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听了潘圭绥和李锐的回答和插话，全清楚了。他没有批评潘圭绥和李锐，怀着沉重的心情说：“新安江这么大的工程，要有一个安全系数，实验室跟大批量生产要分开，三种东西是有区别的，一种是礼品，一种是展品，一种是产品。你们生产的是产品，产品是要对用户高度负责任的，不能有一点马虎。新安江下游的几百万群众也是你们新安江电站的用户，对他们的生命财产要高度负责。因此，新安江电站建设不能像搞礼品、展品一样搞得花花俏俏，不实用。”
在场的潘圭绥、李锐，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特意请来的刘秀峰部长，被周恩来总理这一番话说得脸火辣辣的，水泥问题直接关系着整个新安江电站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他们三个人深深感到肩上压着这担子的分量。
周恩来总理接着又说：“新安江电站是全国的重点，以后水泥一定要保证质量。”
刘秀峰最后做了明确的表态：“今后新安江电站需要的水泥保证保质保量，按时调拨。”
潘圭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新安江的建设情况，在谈到一些专门的技术名称时，周恩来总理还详细地询问和亲自做着笔记。
周恩来总理接见潘圭绥等三人从上午9时开始到下午3时结束，共花了六个小时。周恩来总理中午还和潘圭绥一起共进午餐。原来潘圭绥打算是进京接受批评的，哪里想到批评的字一个也没听到，总理抽出了那么长的时间，谈新安江电站工程的百年大计，谈质量，细致到调度水泥为止。在告别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还和潘圭绥约下了要去新安江工地视察。
25天后，周恩来总理风尘仆仆地赶到新安江工地。1963年，周恩来总理又在水利电力部《请求批准新安江水电站为对外展览项目》的报告上做出：“拟同意，即送富春、震林、一波退水电部即办”的批示，新安江水电站的模型当年参加了巴西综合性经济展览会，显示了新安江水电站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建设的26个水电站，其中容量在60万千瓦以上的大马河、黑山峡、三门峡、刘家峡、八里胡同、五强溪、丹江口、万家寨和新安江九大电站更是令世人瞩目。这分布在东西南北中的26颗明珠在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征途中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的。
这26颗明珠，是在毛泽东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状态的背景下诞生的；这26颗明珠，是在毛泽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的背景下诞生的；这26颗明珠，也是毛泽东在与西方列强试比高低的豪言壮语中诞生的。毛泽东当时一心追求高速度，他的强烈愿望是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尽快超过欺侮我们的西方国家，尽快使人们过上好日子，这个愿望并没有错。但脱离实际的三年高指标、高速度严重地违反了经济建设规律。在大跃进的旗号下，更使这些离开故土的水库移民饱经饥荒的煎熬。特别是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提出“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行动军事化”。移民处于“无产”和“无序”的状态，带给新安江人的灾难更是深重。
1．淳安移民第一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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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名叫林仁年，是一位农村文化人，今年74岁，移民时是芹坑合作社的副社长。他说：“人对故土、故乡、故情就是那么割不断，在自己的故土上就是多留一天也是好的。”张炳章三家的情况一下反映到新安江区，区长来到张万茂家，把这个情况向张万茂说了。张万茂当即表态：“沈家与芹坑山水相连，早移迟移都是移，我们村就带这个头，提前移。全村的工作我去做。”林仁年接着说：“1956年10月18日，淳安乡镇区划调整，撤销了锦溪乡，张万茂的副乡长也自然免去。1956年10月20日，张万茂就带领全村共31户，171人迁到了桐庐县横村镇孙家村。我当时是芹坑社的副社长，又是会计，这个数字是绝对准确的。后来听张万茂开玩笑说锦溪乡撤了，后来全乡移了，我把公章也带来了，我也就成了水底锦溪乡龙王爷爷的名誉乡长了。”
老人又说：“我们村移民各家的东西该搬的也都搬来了，但是当时的新安江移民整体上准备工作是做得不足的。张万茂和他弟弟张玉书十多家都挤在一个大食堂里，我们几家都分散住在当地老社员家里。当时家具都放在天底下，日晒雨淋，过了三四个月，才搬进国家给我们造好的移民房里。”
林仁年老人的这句话，被方莲娣老太太听清了，她张开大嗓门说：“当时大家都怪我老头带了这个头，害得大家吃苦。”林仁年老人接过老太的话茬说：“现在都应感谢万茂哥，是他把我们带到这么好的地方，现在芹坑出了那么多的老板，像菊秀（方莲娣的女儿）一年为国家创造外汇就达一千多万美元。”
我顺手翻开方老太给我的那张地图，说是地图，实际上是张万茂移民前给芹坑村画的一张草图。但图上画出了芹坑的气势和全貌：芹坑三面环山，面对新安江，村前一座牌楼，牌楼脚下的江面缓缓流淌出的江水进入铜官的“喉管”，顿时形成咆哮翻腾的“江龙”。一座座徽派建筑和村前的一大沙洲构成了一幅美好的速写。林仁年老人连声说：“我们芹坑就是这个样。”他手指着那张图上的“喉管”，说：“新安江大坝就建在这里。”
淳安移民第一村的人及后代找到了，但原来秀美的淳安永远找不到了。分布在新安江干流或支流汇合处或河畔的两岸，特别是河旁的“凸”，都是沿着天然堤作带状分布的大沙洲。淳安人在这里繁衍后代，就形成了淳安贺城及茶园、港口、街口等大集镇。新安江流域中小盆地也就形成了一个一个星罗密布的大村庄。历经千万年冲刷形成的淳遂平原一直是几千年淳遂人生活的聚宝盆。这一切都只有留在脑海中，成为抹不去的永恒记忆。580平方公里的新安江水库水面形成后，浙江建德１个乡，淳安县49个乡，安徽省6个乡，浙江安徽两省6县市56个乡（镇）都先后沉入库底，留给人们的只有记忆和遐思。
淳安人口集中的富裕村，都沉入库底。也就是说，1958年的当时11万多户，44万多人的淳安县有50%以上的人要离开故土。淳安故土上留下的就是远离新安江畔，高山峻岭上的山村，也就是当时淳安交通不便的一批贫困村落中的山民。
2．远迁试点失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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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时期，人的命运是难以把握的，不要说是农民，就是高层人士也难以驾驭时局的走向。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末期，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浙皖赣交界的农民，遇上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新安江电站工程，让他们来选择搬迁的地方。由于信息、交通等时代的局限性，他们无法选择，他们也不知如何选择，他们选择的标准就是眼前需要：水土好，有柴烧，土地多，肚吃饱。具备这些条件的，只能是山区。
我在江西省铅山县湖坊镇安兰村调研时，意外地遇上了新安江水库移民方冬朝。我有意地责问他：“你们德清不住，怎么要移到江西这块黄土地上？”这句话一下把他拉到50年前那段痛苦的记忆中。他说：“这都怪我们没有眼光，不领德清人的那份情。现在德清成了杭州、上海的后花园，已是天堂中的天堂。而我们现在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方冬朝老人这席话不无道理，他们是没有眼光，但这能怪他们吗？
不领“情”的淳安人，不仅导致了浙江省人委、建德专署和淳安县移委确定远迁嘉兴、金华的三个试点“流产”,同时也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打乱了整个移民的部署。
这位1943年出生在淳安县泗渡洲村的读书人，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武康中学，保送到嘉兴中学，后转入金华二中。虽然他经历了移民的磨难，但他对新安江水库移民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与他交谈后，他交给我一本已经发了黄的他自己写的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中，我对新安江水库移民大迁徙中汹涌的“倒流潮”、盲目“自流潮”和顽固“滞流潮”终于有了感性认识：
自1954年9月，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举荐的淳安、桐庐开发山区安置移民失败后，就把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在建德、金华和嘉兴三个地区内。根据杨思一副省长在浙江省第二次移民工作会议上的提议，在远迁移民安置试点中，选择了嘉兴县王店乡、武康县秋山乡和兰溪县张康乡。不领“情”的淳安人让负责移民的人头痛了。
茶园二村“ 5·13”抗移事件不仅震惊了淳安县委、建德地委，也震惊了浙江省人委。茶园二村失去的是鱼米之乡，但3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失去的是有序的计划和稳定的生存空间。
新安江电站建设速度要求40米高程水位的紫峰、茶园、赋溪三个乡13个村庄6000多人作为1957年第一批迁移对象，确定茶园二村远迁嘉兴县王店乡。地处嘉兴市区南7公里、水陆交通快捷的这块黄金宝地让新安江水库移民来繁衍生息，这是淳安人的一大福分。但眼光短浅的淳安人不领“情”。1957年4月19日，茶园二村低级社，选派了9个代表到嘉兴王店乡建农社参观，两天的考察，代表总结有“两好三不好”。“两好”即土地好，产量高；副业多、收入大。“三不好”：一是远离淳安500里，亲戚分离，家具难带；二是一望无边的平原，雨多风大，路小难走，柴火贵，吃水差；三是卫生差，害病多。尤其在13和14两个生产小队参观时，代表看到13个患有血丝虫病的冬瓜腿人和两个患血吸虫病的大肚皮后，听到嘉兴移委介绍，这里有80%的人患有血吸虫病。9位代表当时还不清楚血吸虫病和血丝虫病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见到面黄肌瘦的大肚皮和冬瓜腿，个个都吓呆了。嘉兴不能去，无论如何不能去，结果在回茶园二村的动员大会上，大家就哄闹起来了。二村低级社干部周树槐煽动说：“移民是好事，大家都愿意去，政府不关心，叫我们去送死，是不去的。”并又说：“如不更换地方，情愿自己去死，也不能让子孙去死。”多数群众要求政府改换地点，会议就在混乱中结束了。
2．远迁试点失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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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各自纷纷投靠亲友，在胡月中等干部的策划下，于28日晚上召开了秘密会议，29日即选派了五个代表到港口区里商乡及建德的杨村桥乡找集体投亲靠友。并向县委、地委和省委写了请愿书，要求调换地点。茶园二村干部群众和县里的移民干部出现了严重的对立。茶园二村的群众思想一度十分混乱。都在暗地里说：“宁愿死在淳安，也不会去生大肚病。”
5月13日，淳安县接到了浙江省民政厅的通知说：“茶园二村移到嘉兴王店乡的计划不能变，要做好工作，按计划进行。”当天下午，嘉兴专署两位干部在县移民办驻茶园二村工作组组长林杰陪同下来到茶园二村。该村的群众看到两位嘉兴来的同志，全村空气一下紧张起来，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有的人猜测说：“政府已确定我们移嘉兴了。”有的干脆煽动说：“叫我们去送死，我们坚决不干。”晚上七点钟，林杰通知干部开会，近500人的茶园二村老老小小都涌向街道巷口，他们一见林杰就把他围了起来，开始只有几个人，很快增加到几十人，最后一百多人，逼着林杰表态，要改换地点。林杰向大家反复进行解释。已经失去理智的茶园二村群众，特别是那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连声叫着：“我们不能让儿子去送死。”
林杰被逼得退到一家农户的厅堂中，不知谁竟把这户农家的煤油灯给吹灭了，那天没有月亮，屋中一片漆黑，也不知是哪位年轻人，喊了一句：“他叫我们去死，我们今天先把他打死。”这时，林杰被乱拳打得退到了天井。林杰想，这时如与群众抗争，必死无疑，他便从天井中的后门跑了。群众见林杰跑了，边哄闹，边喊打，一直追到茶园区工委。当时区委同志全部下村，楼下空无一人。林杰慌乱中就往楼上逃，他闯进一间办公室，见到正在开会的县公安局四位公安人员。大家见林杰脸色苍白，连话也说不出，县公安局工作组王英士连声问林杰什么事时，茶园二村［迁移］的几百群众也赶过来了。当王英士上前去拦住群众时，结果茶园二村的群众把王英士也给包围起来了。后面几个小伙看到王英士身上有枪就叫喊起来，这一下，群众哄闹的目标一下转到了王英士身上。有的人高声叫着：“把带枪的人拉出来。”刚巧，驻扎在茶园区委修建新安江铁路的铁道兵团一连武警都在区机关，在他们的劝解阻拦下，王英士幸免未被茶园二村的群众拉出去。只是在混乱中，武警部队的战士和王英士及其他公安人员都一起挨了打。
茶园二村“5·13”事件传到了梅城，建德专署移民办征得浙江省民政厅的同意，茶园二村迁移从嘉兴县王店乡改为富阳县金桥乡。从鱼米之乡调到了当时有句“好米出不在富阳，好水流不到富阳”的穷地方。并且规定，在5月底前，一定要搬到安置点。
1957年茶园二村的“5·13”事件，如在新安江水库移民浪潮中砸下了一块巨石，给移民潮撞击出层层浪花。
茶园二村“5·13”事件宣告了远迁迁移第一个试点的彻底失败。这一失败为移民工作增加了难度。这一失败，也为1958年建德地委彻底推翻20多万原迁移民安置方案增加了筹码。这一失败也成了1958年初建德地委某些人积极推行极“左”思潮的理由。最终带来的损失不是他们这些掌权者，带来最大的不幸是不知多少新安江水库移民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品尝移民不平凡路上的辛酸。
2．远迁试点失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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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规划在嘉兴专署嘉兴县、德清县、武康县、余杭县、临安县等地安置6万名新安江水库移民的任务就成了一大悬念。
自从茶园二村1957年“5·13”事件后，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国大地的政治空气日趋狂热，移民的走向如何？浙江省建德专署一些极“左”思潮的人，对远迁的试点热情虽然逐日趋冷。但是原遂安县迁金华专区,淳安县迁嘉兴专区的既定方针没有变,远迁的试点还在继续进行。
发生在我故乡的倒流移民，我如今也历历在目，自从茶园二村发生的“5·13”抗移事件之后，承担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浙江省人委责任部门浙江省民政厅压力很大。嘉兴专署6万移民定点确定不下来，拖了新安江电站建设的后腿，这对中国工业起步将造成巨大影响，这责任谁也负不了。浙江省民政厅把我们屏峰乡泗渡洲村作为安置在嘉兴专署武康县秋山乡玉龙村的试点。
“泗渡洲”村名三字全有水，其意是四源相汇于一洲。坐落于淳安排岭之脚，淳安县人委决定，泗渡洲村划出一半人口作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在嘉兴安置的试点，并腾出住房作为新安江县城迁城过渡驻地。1957年10月，淳安县移民办的同志来我村动员，动员会上说：‘这次泗渡洲的近五百人迁往嘉兴专区武康县（当时武康县属嘉兴地区）是在嘉兴专区安置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开路先锋，意义十分重大，武康县的房子已经建好，就等待你们入住，你们的如期转迁，将为嘉兴专区安置6万，金华专区安置5万奠定良好的基础。给出的优惠条件是：家具、农具愿意带，国家安排车辆给送到安置地。’1958年3月，泗渡洲的近500新安江水库移民就踏上了北上的征途，在武康安下了家。玉龙坐落在世界著名的莫干山风景区脚下，从粮仓到宝地，又处在杭州西北门外，这不会亏待泗渡洲的方氏后代，但泗渡洲人却不领政府的这份情。试点搬迁，给足了优惠政策。
我们1958年3月来到了秋山玉龙，虽然对新建的一排排移民泥墙新屋不满意，但这毕竟是按国家的最高标准建造的。我们62户分成三个生产队，在这里最不习惯的是从做饭烧柴转向烧稻草，最不乐意的是从种田到培育桑树，最不方便的是从走石板路转向走泥洼路。第一春，当地的老社员对我们也十分客气，他们教我们如何培育桑树，他们教我们如何养蚕。到了秋天，剪下的桑枝烧光了，我们做饭全烧稻草，实在不习惯。一次，我们村一大帮人来到莫干山脚下的山林中偷砍柴禾。实际上，是向当地的老社员示威，抢伐山林。对这一无理的做法，当地老社员当然不允许。我们泗渡洲移到武康县的男女老少全赶到莫干山脚下，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事件一触即发，武康县人委的领导闻讯，迅速赶到，双方械斗群众被劝散了。但新老社员激起的矛盾已成了死结，难以解开。半年下来，许多移民也患上了血丝虫病，有的移民小腿已经粗起来了。我们泗渡洲人对移民的怨气也从心头涌了上来，对故乡的恋情又萌发出来。这一怨一恋就勾起了返乡的决心。有的人就在暗地里煽风点火说：“我们的房子未拆，土地还在，我们只要有一双手，回去生活肯定比这里好，至少不会生‘冬瓜腿’。”当年的8月2日后，泗渡洲移到武康的移民相继卖了家具、桌凳做路费，挑着箱子、棉被回淳安了。到了泗渡洲一切都变了，这时，排岭正大兴土木，建设新县城。我们村上的房子全部成了淳安县委、县人委机关办公、住宿的地方。我们倒流回来的这批泗渡洲人就到山上搭起了茅棚，刀耕火种，过起了原［始］的生活。
2．远迁试点失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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