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口]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zt [复制链接]

该文发表于河北社科联的《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

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作者：易富贤


摘要


1741年之前中国人口数量众说纷纭。葛剑雄推测中国人口在明朝末年突破2 亿大关，清朝初年的1655年还为1.19亿，在1700年增长到1.5 亿，否认清朝初年出现过人口高增长的奇迹。笔者以1741年到1794年这53年平均1.485%的年增长率往回推算出1655 年、1700年中国人口分别只有4036万人、7836万人，认为美洲高产作物和清朝的人口政策对清朝初中期人口高速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马铃薯、番薯（红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1]】。马铃薯、玉米、番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谷子、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玉米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的出现弥补了谷物收成不足所带来的粮食短缺。可以说印第安人的农业成就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成就了中国康乾盛世。


明末清初战乱之后，人口恢复性增长，又加上美洲高产作物，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由于康熙、乾隆时期的人口统计标准不同，乾隆的话并不非常准确，但也说明中国人口确实是快速增长。清朝人口增长被称为人口奇迹。


但人口史专家葛剑雄教授却认为：“从相对增长，即增长率和总增长的百分比来看，清朝的人口不算是什么奇迹，从顺治 12 年（1655）到道光 30年（1850）总人口从 1.19亿增加到4.3亿，年平均增长率为 6.6‰，” 按绝对增长来看，以宣统三年为终点， 4亿为当年的人口数，年均增长率为4.7‰，与以往各时期相比，无论哪一标准，年平均增长率和总增长率低于西汉，西汉200年间，人口的平均增长率约7‰，其中前期的数十年间达10‰；而东汉前期，唐前期北宋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相对增长。实际人口的年增长率在 7‰ -10‰之间【[2]】。


葛剑雄等人推测中国人口到17世纪初突破2 亿大关，明朝中后期“人口压力已相当严重”，“人满为患”【[3]】，此后是明清之际的天灾和战乱，到顺治12年（1655年），估计人口为1.19亿【[4]】，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估计增长到1.5 亿，在1759年突破2 亿，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达到了4.3 亿【[5]】。


笔者对葛剑雄、曹树基关于明末清初人口数据不敢苟同。


清朝初年由于人口统计标准不同，并且人口与税收挂钩，存在人口隐匿现象，人口数据并不准确。比如根据官方资料【[10]】【[11]】，顺治8年（1652年）人口仅为1448万，康熙24年（1685年）人口仅为2360万，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康熙 51年（1712 年）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没有隐瞒人口的必要了。并且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统计也是比较准确的了。乾隆六年（1741）以后的“民数”统计，按《清实录》的用语是“会计天下民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若干名口”，从原则上说，已属于人口统计的范围。清中叶自乾隆六年（1741）到咸丰元年（1851）的111年间，是清代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的时期【[12]】。对这段时间的人口数据争论不大。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3]】【[14]】，中国人口由乾隆6年（1741年）的14341万人增加到乾隆59年（1794年）的31328万人，这53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485%。就是说在整个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至1795年）中国人口保持1.5%左右的年增长率，其中乾隆初年的1741年到1751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到达2.4%（超过1950年代的年人口增长率）。


以乾隆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1.485%往回推算清朝初年的人口数量，可见，顺治8年（1652年）人口不是1448万人，而是3861万人，漏报了62.5%；康熙24年（1685年）人口不是2360万人，而是6281万人，漏报了62.4%。康熙元年（1662年）人口为4475万；而1792年人口超过了3亿，是康熙元年的6.9倍。笔者这种推算从逻辑上也比较合理，因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的清实录中的人口统计数据一直是以“丁”为单位。清代官方对“丁”定义是16至60岁的男子，因此“丁”的比例约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据“丁”来统计人口，等于是漏报了60%以上的人口，但这种误差属于系统误差。根据上表，1655 年、1700年人口分别只有4036万人、7836万人，没有葛剑雄所说的1.19亿人、1.5亿人。


而依照葛剑雄等人的观点，1655年、1700年、1759年、1850年人口分别为1.19亿、1.5 亿、2亿、4.3亿，那么1655年-1700年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516%，1700年-1759年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489%，1759年-1850年平均年增长率却有0.845%。1792年的人口只是康熙元年的3倍。那么葛剑雄和曹树基的观点是否可信？


战乱人口锐减，战乱之后，人口往往有一段快速恢复期（少则数十年，多则一百多年），人口增长率极高，然后人口增长率趋缓，最后人口停止增长。这是一个历史规律。战乱之后人口增长快，一方面是因为战乱之后育龄人口比例最高（老弱病残在战乱中死亡较多），有利于人口繁衍；一方面是因为战乱人口减少之后人均耕地多，田多人少，人均粮食多，有利于人口繁衍；另一方面，战乱之后导致田地重新分配，相对比较均匀，土地能够得到充分服务于人口发展。等到人口恢复之后，由于粮食等的限制，一方面人们主动控制人口，如通过哺乳、溺婴等，而溺女婴不仅导致了人口的减少，还打乱了正常的性别比例、剥夺了大量男性的婚姻机会，进一步减少人口【[15]】；另一方面外在性压力（灾荒、经济退步和传染病等）和制度性因素（比如土地过于集中）也限制了人口增长。


比如中国1949年后，社会稳定，虽然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仍然只有三十多岁（到1960年还只有47岁），整个1950年代婴幼儿死亡率仍然很高（与1949年前没有明显差别，1960年代之后才快速下降），还属于传统人口规律时期，但是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57年的6.4亿，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5%。再如印度，人均预期寿命在1960年还只有44岁，其人口从1951年的3.61亿增加到1961年的4.39亿，年增长率为1.98%；（引者注：中国为什么快得多？？？）印度人均预期寿命在1981年还只有54岁，但1961年到1981年这20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2.24%。


中国明末大旱，粮食减产。并且瘟疫流行，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山西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饥荒、瘟疫（如鼠疫），农民起义（如张献忠、李自成起义）不断，加上明清战争，人口锐减。


比如四川土地肥沃，承载人口的能力较强，但明末清初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几十万，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鼓励“湖广填四川”，移民的涌入和高生育率，使得人口快速增加，到雍正年间（1723-1735）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入四川的人口数量已经足够，就开始向各省发布禁止继续移民的通告【[17]】，说明当时人口增长很快。


并且相对于其他统治者来说，清朝统治者更注重人口繁衍，提出“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的人口思想。康熙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他要求亲信在给自己的密折中，一定要写进地方粮价与雨雪的情况（据统计康煕时期近50%的奏折与雨雪粮价等农桑有关）。康煕曾对大学士等说：“自古人主，多大厌闻盗贼水旱之事，殊不知不凡事由微至巨。”与历代帝王相比，康煕有一个特点——他喜欢亲身体验、学习研究。《庭训格言》曾记载他说：“朕自幼喜欢观稼穑。秘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凡是收成好的优良品种，都“诚欲广布于民生，或有裨益”。康熙还亲自培育出了早熟新稻种，取名“御稻米”，并积极加以推广，并派水稻专家到各地做现场指导。康煕还发展了水稻双季连作制，并首创了同种粳稻双季连作制。康熙的贡献，一是把水稻的种植推进到了长城以北，二是在南方推广连作双季稻【[18]】。由于康煕的示范作用，一些地方大臣也上行下效，积极推广新的粮食品种。


根据《清圣祖实录》卷43记载，康熙帝还曾下令严禁抛弃婴儿，“凡民间贫不能养，弃所生子，或乳母主人子而弃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长育。其弃而不养者，严禁。”康熙51年（1712年）又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继而实施“摊丁入亩”赋税改革，历史上首次取消了人头税，大大促进了人口发展。


可见，清朝初年，地多人稀，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皇帝重视粮食生产和农业技术，还出台了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税赋政策，是非常有利于人口发展的。人口应该会快速增长的。即便没有美洲高产作物，光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康熙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不会低于乾隆时期的1.485%的。


并且玉米、番薯（红薯）在明朝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由于战乱和瘟疫而没有来得及推广），清朝初年红薯推广技术就已经成熟，玉米也开始推广。马铃薯也陆续引进推广。并且乾隆年间和康熙年间的医疗技术没有什么差别（牛痘接种技术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引入中国）。爱尔兰由于推广马铃薯，人口从1672年（康熙11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这129年平均年增长率也为1.21%。


因此康熙年间的人口增长应该高于乾隆时期的人口增长才合理，清朝初年实际人口应该比上表推测的还要少，清朝初年官方人口漏报率没有62.5%，而只有50%左右。但是依照葛剑雄等人的观点，1655年到1700年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516%，1700年到1759年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489%，清朝初年人口增长率不但低于历代改朝换代战乱之后的增长率，也低于没有战乱、仅仅是因为美洲高产作物的其他国家。不但否定了康乾盛世，也否定了美洲作物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而依照曹树基的观点，康熙时期不但人口没有增长，反而从1650年的1.6亿减少到1700年的1.5亿【[19]】，康熙时期应该是乱世才是，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战乱结束可以导致康熙时期的人口高速增长，而由于有美洲高产作物，这种高速增长一直持续了差不多两百年。


玉米早在明年嘉靖年间（1567年之前；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几十年时间，可见当时国际交流还是不错的）就传入广西等地，但是到清朝康熙中期才传入湖南、四川等地，在四川它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所以取名“蜀黍”，后来在全国推广。到雍正年间才传入安徽。比如安徽《霍山县志》（乾隆41年，1776年）说：“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20]】。番薯是在1593年左右（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


番薯、马铃薯、玉米、南瓜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传统的谷子、高粱、小麦要高出许多倍，番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这些作物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们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其他地方也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流传。番薯、马铃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玉米以及马铃薯、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21]】。山东人口增加，花生也立下大功。农业技术大为提高，复种指数也大为提高，出版了大量农业书籍，而当时清朝统治者又非常注重人口发展。社会安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所谓“康乾盛世”比历代时间都长。而且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主政长达134年，有利于保持政策连续性。这些客观上都起到了持续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而欧洲当时不断移民美洲，同时将粮食从美洲运往欧洲。根据马尔萨斯的估算，当时英国局部地区人口是以每25年左右增加一倍的速度在增加。


爱尔兰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现在的数千万（包括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人口）。再如沙皇俄国和原苏联地区（不光是现在的俄罗斯），人口从1500年的600万增加到1600年的1300万，1800年的3550万，1840年的6240万，1900年的1.33亿，1990年2.89亿。从1500年到1840年人口增加10倍以上，到1900年人口增加22倍，到1990年增加48倍。中国人口从明后期的1.3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只增加10倍【[22]】。从当时欧洲情况来看，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对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区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悬殊，比如荷兰人近两百年增加16倍，而比利时只增加2.4倍。


中国当时的以“孝”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并且可能由于气候等原因，欧洲人口增加主要归功于马铃薯，而中国却是产量更高的玉米、番薯（甘薯）。明末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徐光启进行了多次试验，成功地解决了甘薯从华南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使甘薯得以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推广。除藏种之外，徐光启还总结了新的育苗和红薯无性繁殖的扦插方法（只要留很少的种就可以大面积种植，这样比马铃薯更容易大面积推广）。徐光启从明末天启五年（1625）动笔写《农政全书》，到他1633年去世还未完稿（1639年才刊行，离明朝灭亡只有5年）。就是说，清朝初年红薯推广技术就已经成熟，但是主要种植地还只限于福建等少数地方。清朝政局稳定后，地方政府积极推广这些高产作物。中央政府对作物推广很重视，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红薯，还亲自下诏推广红薯。虽然美洲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比欧洲要晚（马铃薯1586年传入英国，番薯1593年传入我国，时间相差也不太久），但是中国种植技术掌握得快，推广时间并不晚，而马铃薯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人逐渐接受。


并且中国人传统以植物粮食为主的饮食习惯（现在有所改变）也有助于极大限度地养活人口（粮食转变为肉类、奶制品会导致粮食消费增加）。这点从印度也可以看出，印度目前粮食产量不到中国的一半，但是由于有近一半人是素食者，大大节省了粮食，印度粮食能够满足需求。如果印度的饮食结构与美国一样，那么将出现大的饥荒。（引者注：难道印度这样就比美国好吗？？？纯素食对人体健康是有伤害的！！！）

因此中国人口比欧洲人口增加更快是合理的。（引者注：合理个屁！）乾隆所说的“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也还不算离谱；考虑到康熙时期因为统计方法不同而有60%左右的漏报（系统误差），那么乾隆的话还是比较严谨的。而葛剑雄、曹树基的观点却太离谱了。


洪亮吉在1793年写了《治平篇》描述当时的人口增长情况：“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尽管不很准确），比马尔萨斯描述英国人口以每25年倍增的速度还要快。难道东西方的同时期的两位学者都是信口开河？现在美国还有一个特殊民族——阿米什人，拒绝现代技术，采纳原始的农业技术，不买医疗保险，没有全民医疗服务系统，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避孕，平均每个家庭6、7个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1877年从中国陕西移民俄国的3000多回教东干人，由于高生育率（现在生育率仍然远远高于其他民族），经过短短130年的时间，繁衍成现在的12万人，增加30多倍，倍增时间不到20年。1492年哥伦布才发现美洲。考虑到当时的交通、信息传播、战乱等情况，美洲作物陆续引入欧洲，从欧洲引入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再引入中国、试种、推广普及，完成这个过程没有一两百年时间是不行的（1586年英国人就已经引进马铃薯，但1650年左右才普遍种植，成为主要粮食作物）。除了引进高产作物外，自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历 30 年，收到巨大成效，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清王朝还采取了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兴修水利、轻捐薄赋直至“永不加赋”（1712年）、“摊丁入亩”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依照汪士铎1851年的说法：“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经过不断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持续而迅速地增加。据湖南、广西等地的一些家谱记载，清朝初年很多地方还是深山老林，清朝时期才陆续开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才能养活4亿人口。因此中国人口在18世纪快速增长是可信的。有人认为现在玉米、红薯、马铃薯、南瓜等并不是主粮，传统的水稻、小麦才是主粮，因此美洲高产作物对中国人口贡献不大。但是要知道现在中国能够承载13亿人口，除了耕地继续增加外（现在开始减少）,更是因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农田水利、作物品种、化肥、农药、杀虫剂等），比如现在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气中的氮气合成的，而过去却主要来自人畜粪便等有机物。在1960、1970年代中国人口快速增长过程中，玉米、红薯等还为养活中国人口作出了很大贡献（很多农村地区每年有好几个月靠这些杂粮度日）。现在玉米仍然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2006年，中国粮食总产约为4．9亿吨，其中稻谷1．8亿吨，玉米1．41亿吨，小麦1．03亿吨。除了这些谷类作物外，我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种植生产国（马铃薯是列于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的全球第四大粮食作物），年总产量近8000万吨（注：马铃薯、红薯指的是湿重，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短缺，现在种植面积比1980年代减少）；目前中国红薯产量每年都在1亿吨以上，占了世界总产量的80%。清朝耕地也不断增加，又有玉米、红薯、马铃薯、南瓜等高产作物，才养活4亿人口。明朝耕地不如清朝，只有传统的水稻、小麦等作物，农业技术也比清朝落后，亩产也低一些，没有玉米、红薯、马铃薯、南瓜等高产作物，肥料来源也非常有限，能够养活2亿人口？（引者注：两亿是肯定没有的，但一亿绝对没问题！）


历史人口数据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必须有合理的逻辑。比如必须承认清朝后期的耕地总数多于清朝初期和明朝；清朝的亩产高于明朝；战乱之后的初期人口增长率要高于以后的人口增长率；美洲高产作物对中国人口增长有贡献。但是显然，曹树基等人并没有遵循这些逻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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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思明. 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饮食原料生产的影响.　中国农史. 2004年第2期．

[2]西北大学精品课程：《中国历史地理》，第四章、历史时期人口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http://jpkc.nwu.edu.cn/zglsdlx/main03/0025.htm, http://jpkc.nwu.edu.cn/zglsdlx/main03.htm

[3]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 人民网-读书频道（来源：《领导干部大讲堂•史鉴卷》 唐晋主编 国家行政学院 2008年7月出版）. 2008年07月21日.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4/128043/128049/7540418.html

[4]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5]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 人民网-读书频道（来源：《领导干部大讲堂•史鉴卷》 唐晋主编 国家行政学院 2008年7月出版）. 2008年07月21日.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4/128043/128049/7540418.html

[6]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5-61页。

[7]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 历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8]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5-61页。

[9]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 历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10]姜涛. 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1741—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 《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1]历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 中国国学网. 2007-3-6.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lishi/1491666.html

[12]姜涛. 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1741—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 《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3]姜涛. 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1741—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 《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4]历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 中国国学网. 2007-3-6.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lishi/1491666.html

[15]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

[16]周同. 被瘟疫灭亡的明朝. 健康大视野. 2005年第1期.

[17]卢泽明 白郎 席永君. 锦官城遗事.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5-01-01.

[18]康熙和他的御稻种。《历史学家茶座—第六辑》，王兆成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12-1。

[19]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 历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20]万国鼎.中国历史小丛书•五谷史话．人民出版社．　1962年http://agri-history.ihns.ac.cn/agrobiology/wugushihua.htm.

[21]黄启臣.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中国评论新闻网. 2006-06-01. 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51090.

[22]历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 中国国学网. 2007-3-6.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lishi/1491666.html

[23]易富贤. 《大国空巢》，大风出版社，2007年. 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99725-3-0.aspx

要说搞人口史的主要都是靠猜
不过这位猜的也实在是不精彩

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1741—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

作者：姜涛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点击数：756    更新时间：2009-5-26

清中叶自乾隆六年（1741）到咸丰元年（1851）的111年间，是清代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空前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来说，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发展规模的基础以及人口分布的基本态势，都在此时得以确立，还因为这一时期不断增长的巨大人口本身，业已成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人们迄今对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仍有不少误解和歧见，因此有必要结合当时的人口统计制度加以进一步的申论和辨析。本文的考察即由此入手。


一、言人人殊的清代人口统计

    清代是离我们时代最近的一个封建专制朝代，保存至今的人口统计资料也远比此前的朝代为多。但这为数众多的统计资料，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一幅不可思议的人口增长画面：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顺治八年（1651）时，全国统计的“人丁户口”为1063万余，以后虽迭有增加，但在顺治、康熙两朝的大部分时间内，人数增长极为有限，几呈零增长的状态（一度还出现负增长），直到80余年后的雍正十二年（1734），统计的“人丁户口”仅增至2641万余，即使加上所谓“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仍只有2735万余。但再过7年后的乾隆六年（1741），所统计的“民数”便一举突破1亿大关，达到14341万人，为1734年统计数的5倍多。乾隆末年（18世纪末）的“民数”更高达3亿以上，为康熙年间统计数的10余倍。

    不少人据此认为，乾隆朝，亦即18世纪的中后叶，是清代人口飞速增长的时期。而最初得出这一结论的，正是乾隆皇帝本人。1793年，已入耄耋之年的皇帝在一份“上谕”中说：

    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①]。

    乾隆帝为人口不断的增长而忧心忡忡，但他的上述结论却是错误的。虽然从统计数字本身来看，1792年的“民数”是1710年的“人丁户口”的13.19倍，但这只是将不同的统计对象作比较而产生的一种假象。可是，皇帝“金口”一开，清人不便再作辨析，后人亦以讹传讹。时至今日，竟仍有人用乾、嘉、道时期的“民数”与顺、康、雍时期的“人丁户口”相较，以印证其有关清代人口增长过速的结论[②]。

    也有人因此而对清代人口统计抱彻底否定的态度。王亚南就曾把包括清代在内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都讥为“一笔糊涂帐”，并断言不能从这些具体的数字中去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③]。

    其实，只要我们略加分辨就可发现，清代前期的“人丁户口”的统计与清中叶以后的“民数”统计，已分属两种统计册报体系，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尤应注意的是，近年的一些研究指出：所谓的“人丁户口”并不是“成丁”，即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性人口的统计，而是一种纳税“法人”单位的汇总。由于它的总数往往是预定的，所以区别于正常的人口统计；又由于它必须转化为具体的人户姓名，即落实到具体人头，所以又不是丁赋本身。清代前期对“人丁户口”的编审，实质上就是由州县地方政府核准、登记或变更这种纳税“法人”单位的过程。“人丁户口”的统计，与人口的实际增长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能按一定的比例（即所谓“丁口比”）折合成人口[④]。

    乾隆六年（1741）以后的“民数”统计，按《清实录》的用语是“会计天下民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若干名口”，从原则上说，已属于人口统计的范围。所谓“天下民数”，实际上只是指各直省的汉族人口以及部分已入编氓的少数民族人口，但由于这部分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将其近似地看作全国人口的统计还是可以的。

    即便如此，对1741—1851年间人口统计做进一步辨析，仍很有必要。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的“民数”统计中，也存在一些按正常的人口发展规律所无法解释的现象。根据《清实录》的原有记载和户部《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⑤]所作的补充、修正，我们可以把1741一1851年历年的民数统计（参见文后的“附录”。利用这一统计，可以很容易地制成人口变动曲线）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

    1．1741一1774年（乾隆六年一三十九年），民数由14341万人增加到22103万人。这一阶段中，1742年比1741年增加1600余万人，造成人口增幅过大（增长率高达114‰），其后则大体以较为平缓的速率逐年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10.2‰，或每年增加190多万人。

    2．1775—1794年（乾隆四十年一五十九年），民数由26456万人增加到31328万人。这一阶段因1775年比1774年猛增4000多万人口（年增长率高达197‰）而与第一阶段形成一个“陡坎”。但本阶段其后各年的增长也相当平缓，即大体保持在年增长率8．9‰，或每年增加250多万人的势头（唯一的例外是1778年，因比上年少2790万人而形成一个明显的统计“缺口”）。

    3．1794—1812年（乾隆五十九年一嘉庆十七年），民数由31328万人增加到36169万人。这一阶段的统计“缺口”较多。由于这一期间的户部《清册》现已大部缺失，《清实录》的记载又过于简略，我们无法准确判断造成这些统计“缺口”的具体原因。据现存的道光朝的《清册》推断，不外乎由于灾荒或战事而影响到有关地区未能及时将人口查报（这也可以解释第二阶段中1778年的统计“缺口”）。如果排除这些缺口的干扰，则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民数的变动基本上仍是平滑上升的增长曲线：平均年增长率约为8‰，或每年增加近270万人。

    4．1812—1851年（嘉庆十七年一咸丰元年），民数由36169万人增加到43189万人。这一阶段增长速率已明显减缓。由于鸦片战争和灾荒，部分地区民数缺报。虽然按规定，这些地区事后都必须补造（补造民数附于上报之年的《清册》之中，而不再对原《清册》进行订正），但因《清册》的残缺，我们无法将缺失的统计一一修订补全。根据业经修补校正的数据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仍呈上升的趋势，但平均年增长率已下降到4.6‰，或每年仅递增180万人。

    曾对近代中国人口研究作出重大努力的美国人柔克义（Rockhill, William Woodwille, 1854—1914，美国外交家、汉学家，曾任驻华公使），考察过这一时期的人口资料，并计算了1743—1783年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由于统计数据不全、不准，加之计算中的一些错误，各相邻年代组的增长率表现为无规则的大幅度上下波动。柔克义对此困惑不解，从而对整个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报告的价值感到“完全失望”。他最后是只取1741年的数据，而将后继各年的数据全部割弃了。其理由是，1741年前的中国政府“强大而明智，它的政令比其后任何时候都得到更为忠实准确的执行。且帝国享受着完全的和平”[⑥]。其实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1741年后乾隆治下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柔克义采用这一数据的真实原因不过在于清政府于此年第一次借编审之机清查了全国人口。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已在1741年查报了自己的全部“土著”人口。方志材料向我们显示，一些县分是在1741年以后的几年中，如江苏省震泽县就是直到乾隆九年（1744）才逐户清查人口并有准确数字上报的[⑦]。这一事实表明：1741年后的几年间人口统计数据的大幅度上升，并不是实际人口突然飞跃增长，而是各地陆续清查人口并将其上报的结果。柔克义彻底否定1741年后的民数统计的做法显然不妥。

    一些研究中国近代人口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1775年统计人口的大增长之上。

    俄国人杂哈劳（Zakharov, Ivan Illich, 1814—1885，俄国领事官，汉学家）于1848年指出：1775年人口大增长，是疆吏们为迎合皇帝的意愿故意多报四千万人口，在随后历年编造的户口统计中，可能也未及时将这些虚报数字删去。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学者陈长蘅对杂氏之说深信不疑。在他所作的关于近代人口的估计中，对1775年以后历年的人口数都向下作了大幅度调整[⑧]。

    罗尔纲和何炳棣等人的意见正好与此相反。罗尔纲援引乾隆皇帝1775年批评湖北应山等地不以实际人数上报的“上谕”，认为1776年人口数字（引者按：实为1775年统计数字，展期到第二年上报）是可靠的，因为这是皇帝加以“严切的整顿”的结果[⑨]。何炳棣则进一步指出：1741—1775年间的人口统计是不完全的；而1776年以后，因为保甲功能的健全，统计数字相对来说要可靠得多[⑩]。可是仍有人对何炳棣的结论性意见表示怀疑。因为就在他所认为的统计数据可靠的1775一1851年期问（按何的分期是1776—1850年），统计报告中人为编造的现象极为严重。对这一时期，特别是期末的人口总数，也有人认为偏高，而予以删削[11]。

    无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都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了贡献。为使有关的研究能进一步深化，对乾隆年间所确立的“民数”统计制度进行一番动态的考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乾隆初年对人口统计制度的变革
    18世纪初，康熙皇帝在多次巡视南方以后，觉察到所谓“人丁户口”的统计不能反映实际的人口，并感到有必要对“人丁”的实数加以确查，这导致了康熙五十一年二月（1712年4月）有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的发布。为贯彻这一“上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没有使皇帝达到其了解“人丁”实数的初衷，但促进了丁赋征收制度的变革，为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准备了条件。这一发展变化又导致了沿袭已久的人丁编审制度与赋税征收的分离，终于为乾隆年间人口统计制度的根本变革打下了基础。

    与康熙皇帝强调了解“人丁”实数的意愿不同，乾隆皇帝上台伊始就下决心掌握全体“民数”。《清实录》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末，第一次没有按惯例登载是年的“人丁户口”及“永不加赋滋生人丁”。这一状况持续了6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第7年即乾隆六年，正届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之期，年轻的皇帝提前于乾隆五年冬正式下令清查全国户口。为了顺利完成由清查“人手”（人丁）到清查“人口”（民数）的转变，皇帝看来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援引早已成为经典的“周官之法”，并特地选定在冬至月的朔日发布了“上谕”，从而使得这一变革显得极其庄严神圣，符合古制而无可非议。“上谕”指出：

    周官之法，岁祭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非独冢宰据之以制国用之通，凡授田兴锄，赒急平兴，以及岁有灾祲，移民通财，薄征散利，皆必于民数谷数若烛照数计，而后可斟酌调剂焉。

    “上谕”抨击了秦汉以降的户口统计，唯对唐代贞观之初评价甚高。在回顾了康熙、雍正时“新增人户，不另加丁赋”，“勤恤民隐，广储仓谷”等周渥德意之后，又痛斥各省虽有五年编审之规，州县常平仓亦有岁终稽核之法，而奉行者仅“于登耗散敛之间，循职式之旧，殊不知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上谕”要求“自今以后，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奏闻”，“各省具奏户口数目，著于编审后举行”。具体措施，则由户部议奏[12]。

    17天后，户部提出了原则方案：

    查定例，五年编审人丁，每年奏销仓谷。今特降谕旨，欲周知其数，以通计熟筹而为之备。请嗣后编审奏销仍照旧办理外，应令各督抚，即于辛酉年（1741）编审后，将各府州县人丁，按户清查，及户内大小各口，一并造报，……俱于每岁十一月缮写黄册奏闻。[13]

    何炳棣对户部的方案极为赞赏，评论说：“如果户部的建议能毫无保留地被采用的话，中国很可能从1741年起就有了人口普查制度了。”[14]其实，户部的规定有其含混和不切实际的地方，如五年编审之外每年再清查户口的规定，实际上就是行不通的。以农立国的中国似乎也注定了自己不能成为近代第一个实施人口普查的国家[15]。户部的方案虽得到乾隆帝批准，但出台后不久就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御史苏霖渤在奏疏中明确指出：

    户部议行岁查民数一事，止可验生息之蕃，难据作施行之用。盖向例五年编审，只系按户定丁。其借粜散赈，皆临时清查，无从据此民数办理。且小民散处乡僻，若令赴署听点，则民不能堪；若官自下乡查验，则官不能堪；仍不过委之吏胥而已。况商旅往来莫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疆苗界，多未便清查之处，请降旨即行停止。[16]

    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外，他特别强调了吏胥借清查而扰民的可能严重后果：

    事本烦重，则借口之需索多端；地复辽阔，则乘便之贪求无厌。重则入室搜查，生端挟诈；轻则册费路费．坐索无休。至敛钱之乡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属情所不免……是小民未及沾惠，先已耗财不赀矣。

    而且从编查的结果看，似乎也不值得为此大动干戈：

    迨至汇册奏闻，仍仅得其大略，究非确数。而小民滋累业不可以数计也。[17]

   标榜爱民的皇帝对此意见自然十分重视，他下令大学士与九卿会议。讨论的结果是：

    查各省户口殷繁，若每岁清查，诚多纷扰。应俟辛酉年编审后，户口业有成数，令各督抚于每岁仲冬，除去流寓人等，及番苗处所，将该省户口总数与谷数一并造报，毋庸逐户挨查。

   皇帝对此又“从之”。[18]

    户部的方案被否决了。这既有技术上的困难，更有政治上的考虑。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廷臣们并不认为实施人口普查对维护统治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们所见到的户部的最后规定是这样的：

   造报民数，每岁举行，为时既近，而自通都大邑以及穷乡僻壤，户口殷繁。若每年皆照编审造报，诚恐纷烦滋扰。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土著流寓，一切胪列，原有册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将土著造报，即可得其数目。令该督抚于每年仲冬将户口实数与谷数一并造报，以免纷扰。至番疆苗界，向来不入编审，不必造报。[19]

   这一规定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清政府无意利用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制度为清查全体人口服务；

   第二，人口造报不是在重新确查人口实数的基础上进行，而只是利用现成的保甲册籍；    

   第三，实际造报的人口，不仅不包括向来不入编审的“番疆苗界”，甚至也不是保甲册籍上的全部人口，而仅是将“流寓”（即外来的移民人口）除外的所谓“土著”人口。

    可见这一规定本身缺陷不少。只报“土著”不报“流寓”的规定，必然使上报人口大大低于实际人口，有违皇帝要求掌握民数的初衷。不仅如此，当时的保甲制度还远没有完善到足以承担全国户口查报的任务，原本为丁赋征收服务的人丁编审也仍照旧如期举行。但新的原则既已确立，两者的最终命运也就因此而被决定了。

三、保甲制度的完善与人丁编审的废止

    和以往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清政府很重视作为人口管理的重要设施的保甲组织。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伊始，即下令“制编置户口保甲之法”[20]。康熙四十七年（1708），再次令部臣议奏，“申行保甲之法”。具体规定是：

    一州一县城关各若干户，四乡村落各若干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客店立簿稽查，寺庙亦给纸牌。

    雍正四年（1726），鉴于人丁编审制度在户口清查职能上的名不副实，直隶总督李绂提议以严密的保甲制度取而代之。但在当时，摊丁入地尚未全面摊开，李绂建议的重点也只在编查实在人丁（即成年男子），人丁编审并未因此而废除。廷臣们议定，由户部重新议定保甲条例，经批准后“严饬立行”。

    同年，定棚民、寮民照保甲之例，对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棚民、广东省寮民加强了管理。七年，准广东疍民登岸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八年，准江南常、昭丐户削除丐籍，“同列编氓”；九年，令甘肃回民“通编保甲”；十一年，又对台湾府流寓人口编排保甲作了具体规定。

    总之，雍正一朝对人口的管理加强了，保甲制度更完善了。这就为乾隆年间利用保甲清查户口创造了条件。

    但乾隆初年对保甲的设置比雍正时的雷厉风行有所倒退。乾隆元年（1736），江西省一些“穷乡僻处”尚未编设保甲。清廷对该省的指示是“令州县官详酌形势，妥善办理，勿任吏胥夤缘为奸，扰累户民。”至于其他各省，“均听各省督抚自行酌量办理”。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廷臣们议准保甲条例15条，开始对人口管理全面立法。条例对“绅衿之家”、“旗民杂处”、“吏民杂处”、“客民在内地贸易，或置有产业者”，都强调与齐民“一体编列”。对“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对盐厂井灶、矿厂、煤窑乃至山居棚民、寮民、商船、渔只、寺观僧道、流丐等，也都有具体的编查规定。四川迁入人口最多，条例于此还特别强调“川省客民，同土著一例编查”。这才真正为全面推行保甲制度，并以此查报人口提供了决定性的保证。而此时上距各直省初次查报民数已有16年之久了。

    从1741年第一次查报“民数”，到1772年“永停编审”之前，由于保甲制度的不健全，一些地区的人口造报，是利用编审的机会进行的。从表面上看，自从康熙末年“永不加赋”及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地”以后，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已渐失其为征收丁赋服务的职能，似已无存在的必要。而实际上，正因为丁赋征收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才使得编审有可能彻底摆脱赋税的影响，真正做到“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李绂语），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人口统计的职能。如据湖北襄阳府的记载：“乾隆二十一年编审，一州六县民户共106 334，口431 382，内随粮成丁26 134，滋生不加赋成丁6 371，土著不成丁大男女264 670，小男女134 207。”[21]显然，这届编审查造了除“流寓”外的全部“土著”的大小男女人口。另有一些地区，如前引江苏省震泽县，虽未利用五年编审之期，却也是由知县“逐户清查”才得人口实数。可见，编审的形式对查报人口来说，是有生命力的。

    然而，随着赋税制度的改革，五年编审人丁之举渐失其财政意义，因而最终还是遭到了“永行停止”的厄运。

    乾隆十一年（1746），皇帝首先下令停止了江西省对妇女的编审。谕令指出：

    向来江西省每逢编审之年，丁男之外，又有妇女。盖缘从前有盐钞一项，分给小户计口纳钞。既有妇女应征之项，则不得不稽其存亡增减，是以入于编审之内也。……今盐钞既已摊入地粮之内，则是妇女已无可征之项。何必存此编审虚名，徒滋扰累！嗣后编审，妇女著停止。[22]

    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于摊丁入地的基本实现，皇帝下。令永停编审：

    编审人口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既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又钦遵康熙五十二年皇祖恩旨，永不加赋。则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况各省民谷细数，俱经该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题，付之史馆记载。是户口之岁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而无藉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嗣后编审之例，著永行停止。[23]

    编审在乾隆六年（1741）以后，又举行过六屈，即“永行停止”了。此后的人口查报便走上了专倚保甲册籍的道路。后人对这一转变褒贬不一。光绪《畿辅通志》的编者认为：

    旧志止载丁数，所以重编审，亦以稽徭银也。自雍正二年丁银摊入地粮，而雍正志仍载人丁，不计户口，于义为疏。至乾隆二［三］十六年停止编审，清查户口，实合古者民数为重之意。[24]

    这看来是就编审只载人丁，不以实际户口统计上报的这一面讲的。而湖北《襄阳府志》的编者却认为：

自停止编审后，州县户口不足为据……若胥吏以意增减之为，固无取焉。[25]

    这却是对编审停止后，胥吏得“以意增减”，造成州县户口册籍“不足为据”进行了抨击。

    两种看法正好反映了乾隆时期新的人口统计制度在确立过程中的两重性发展：一方面，由编审人丁到清查民数，统计上报的对象扩大（或更确切地说，是转变）为全体人口，使人口统计更接近于实际，这是它肯定的、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由直接的面对面的“按户定丁”改为间接的按册籍上报，不仅在统计对象的准确性上打了折扣，也为吏胥的任意编造提供了可能，这又是它消极、落后的一面。而这一面很快就得到了暴露。

四、全面清查及补苴罅漏
    乾隆四十年（1775），亦即下令停止编审刚刚3年之后，皇帝就因地方州县人口造报的不实而大感震怒。事情是由湖北巡抚陈辉祖的奏报而引起的。奏报提及一些州县的民数册籍中，每年滋生人口过少而与实际情形不符的现象。如应城一县，每年止报滋生8口。应山、枣阳止报20余口或数口，而且每年滋生数目，一律雷同，等等。乾隆帝认为此事“实属荒唐可笑”。他指出：

    各省岁报民数，用以验盛世闾阎繁庶之征，自当按年确核。岂有一县之大，每岁仅报滋生数口之理？可见地方有司向竟视为具文，而历任督抚，亦任其随意填造，不复加察，似此率略相沿，成何事体！[26]

    措辞严厉的“上谕”对“率略相沿”的各省督抚无疑是极大的震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乾隆帝废止了“编审”这一清查形式，但各地为了贯彻谕旨，还是不得不展开了对人口的全面清查。我们在江苏《溧水县志》中找到了有关在乾隆四十年（1775）“奉旨饬查确实民数上之于朝”的记载[27]。而这次全面清查的结果，便是1775年全国民数统计的猛增。从绝对数看，该年的民数比上年增加4000多万，增长率高达20％。

    能否因为统计数字的猛增便断言各省疆吏“多报人数迎合上意”呢？不能。事实上，所谓的“上意”只是要求各地造报人口实数，而不允许“约略开造”。1775年的民数（展期到次年造报）是建立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之上，应是可信的。但为什么各地“奉旨饬查确实民数”的结果竟造成了统计数字的猛增且增幅如此之大呢？内中的原因必须认真探究。

    皇帝所指摘的“约略开造”现象，应是造成统计偏差的原因之一，但并非主要原因。所谓“约略开造”实际是地方当局对当地人口状况的一种估计，一般必须建立在某次编审或其他形式的人口清查的基础之上（即所谓“户口业有成数”）。因此它所产生的误差，主要是人口绝对数的不准确。除非完全是闭门造车，它所反映的人口大致规模，不可能有太大出入。但1775年统计数如此大幅度的猛增，却不是用所谓“约略开造”就能解释得了的。“约略开造”不可能产生在全国范围内平均高达20％的统计偏差。

表1   1771—1776年各直省统计人口的增长


地     区

1771年人口


a

1776年人口


b

增长人口


c =b－a

增长率


d =c／a


    ×%


总   计

214 647 251

268 238 182

53 590 931

24.97


奉天（含吉林）
750 896

839 071

88 175

11.74


直   隶

16 770 283

20 567 175

3 796 892

22.64


安   徽

23 683 500

27 566 929

3 883 429

16.40


江   苏

24 277 755

28 807 628

4 529 873

18.66


江   西

11 745 196

16 848 905

5 103 709

43.45


浙   江

17 092 323

19 364 620

2 272 297

13.29


福   建

8 170 630

11 219 887

3 049 257

37.32


湖   北

8 532 187

14 815 128

6 282 941

73.64


湖   南

9 082 046

14 989 777

5 907 731

65.05


山   东

25 999 599

21 497 430

－4 502 169

－17.32


河   南

16 678 506

19 858 053

3 179 547

19.06


山   西

10 626 448

12 503 415

1 876 967

17.66


陕   西

7 425 445

8 193 059

767 614

10.34


甘   肃

13 215 891

15 068 473

1 852 582

14.02


四   川

3 068 199

7 789 791

4 721 592

153.89


广   东

7 068 191

14 820 732

7 752 533

109.68


广   西

4 794 493

5 381 984

587 491

12.25


云   南

2 207 650

3 102 948

895 298

40.55


贵   州

3 458 005

5 003 177

1 545 172

44.68



资料来源：《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

    利用表1的分省统计（因无1774、75两年的分省统计，改用1771、76两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统计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首先，不难发现，各省的增幅是很不相同的。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四川省，从307万人增加到779万人，增长率高达154％，其次为广东、湖北、湖南等省。增长幅度最小的是陕西省，从743万人增加到819万人，增长率为10％，其次为奉天（含吉林）、广西、浙江等省或地方。甚至还有出现负增长的：山东省由2600万人降到2150万人，增长率为-17％。值得指出的是，各省人口增幅的大小，与各省移民人口（即“流寓”）的多少密切相关：人口增幅最大的几省，都是清初以来有大量移民迁入的省份；而出现负增长的山东，恰正是一个移民人口迁出大省。

    其次，再考查乾隆皇帝的“上谕”（参见下文所引的同年的另一“上谕”及第二年编纂的《户部则例》条文），可发现与1741年的规定有很大差异：1741年的规定明确要求各地上报民数时将“流寓”人口除外，1775年的谕旨却强调必须将“实在民数”通核上报。显然，这种由“本籍主义”向“现住主义”指导原则的改变，才是造成1775年统计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或者换一角度，我们毋宁说：正是1741年将“流寓”人口除外的所谓“本籍主义”的规定，造成了1741—1775年间统计人口对实际人口的较大幅度的偏低。

    像1775年这样的全国规模的人口清查，直到1851年没再举行过。乾隆帝寄希望于地方官员平日对保甲编查的尽心职守之上。仍是在1775年，他在另一份“上谕”中指出：

    现今直省通查保甲所在户口人数，俱稽考成编，无难按籍而计。嗣后各督抚饬所属，具实在民数上之督抚，督抚汇折上之于朝。朕以时披览，即可悉亿兆阜成之概，而直省编查保甲之尽心与否，即于此可察焉。其敬体而力行之，毋忽！[28]

    这真是一个妙想。在他看来也许是一举两得：因为若要上报准确的人口数字，必须尽心编查保甲册籍；而保甲编查的尽心与否，又可根据上报数字的准确程度来检验。可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怎样才能得知上报民数的准确性呢？显然应该有一个参照系，即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制度——对人口的普查。不过，要求一个刚因“扰民”而废除了五年一举的编审的皇帝这样做，是不可能的。1776年编纂的《户部则例》的有关条款，集中体现了皇帝的这一指导思想：

    令督抚统饬所属各州县查具实在民数，于每岁十月内同谷数一并造册咨部汇题。若造报不实，予以议处。凡州县造报每岁民数，令各按现行保甲门牌底册核计汇总，无庸挨户细查花名。若藉端滋扰或科派者参究，若奏报逾限者即行查参。至从前五年一次编审增益人丁造册奏报之处，永行停止。[29]

    在乾隆帝治下的最后二十年间，清廷未再对保甲查报人口的制度作任何实质性的变动。一些新规定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

    乾隆四十九年（1784）规定：

    各州县编查保甲，即注明每户口数。每年造册送臬司查核。至外来雇工杂项人等姓名，各胪列本户之下……[30]

    这一规定的贯彻也在地方志中得到了反映。据陕西《洛川县志》，该县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共18 605户，90 293口。记载说明：

    此据保甲册。流寓、客商、兵丁、军流、雇工、僧道等，一例编入。实在土著、寄籍为87 510口，往来无常者2 783口。较上届民数减2户，添男妇大小4口。[31]

不仅定居的全部土著、寄籍人口，连短期逗留的所谓“往来无常者”也在统计之列了。

    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谕令则对统计人口的截止时限作了规定：

    各省年终汇奏事件毋庸陆续具奏，著于每年十月内截数，咨报军机处，仍交部分别核议、具题。[32]

    至此，乾隆初年开始形成的建立在保甲体系基础上的人口统计制度，在形式上已臻于完备，以致乾隆帝的后继者们，没有对此作任何进一步的规定。  

    几十年后，当西方人的足迹越来越多地印上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时候，他们起先是为中国的众多人口而震惊，并怀疑人口统计的正确性。但当他们在对中国的人口统计制度作了进一步了解后，认识到：中国在人口统计方面享有西方所没有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就是利用了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得到可靠的人口数字的[33]。当时中国自己的政论家们也认为“理户口之法，莫善于保甲”[34]。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官员们是否还力行保甲，并据以上报民数。因为“法久必怠，怠久必弊”。

    事实上，嘉庆、道光两朝的统治者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对保甲制度的整顿上。这首先当然是社会治安的需要，但同样也反映了统治者要求掌握人口实数的愿望。如嘉庆十五年（1810）的一份“上谕”指出：

    每岁编户审丁汇册报部，间遇水旱偏灾，发帑赈恤，按册而稽，自不至于浮冒，立法最为详密。乃奉行既久，竟同具文。……偶遇偏灾散赈，则奸吏蠹胥浮开户口，较岁报丁册往往增多，任意弊混，殊不成事体。[35]

    嘉庆十四年（1809），皇帝曾亲自过问发生在江苏省淮安府的一起地方官员乘赈灾多报户口，并毒害察访委员的案件。谋杀委员的山阳县令被处斩，包庇他的知府被处绞，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被革职[36]。

    道光皇帝即位之初，也曾着力抓过保甲户口的编查工作。[37]道光十二年（1832），皇帝过问了一起地方官员上报户口失实的案件。凑巧，这事也发生在江苏省淮安府。不过这次的当事者，盐城县知县孔昭杰被指控故意少报户口。道光帝下令两江总督陶澍等人查明有无情弊。经江宁布政使等实地调查证明，这位知县并不是故意少报人口，而是因为县境被灾甚重，下乡挨查时，“必须见户见人始行入册”。而当时全县逃荒在外人口太多，“是以造册时每一户一、二口者居多，每户数口者较少。”陶澍等人的结论是：“该县孔昭杰办理稍涉拘泥，系为预防冒混起见，尚非故意从刻，不能认真之比。”原来是这位知县办事太认真了。皇帝对此自然无话可说，朱批“知道了”完事[38]。

    此事说明，迟至道光中叶，像江苏这样的人口大省，对人口的统计和管理还是相当严密的（尤其是因天灾人祸需要重新清理以便赈济的地区）。此时的户部《清册》中，凡因战乱灾荒等天灾人祸而缺报的地区，基本上都在事后作了补造，亦可为之佐证。

五、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
    在上述对人口统计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就1741—1851年间，即乾、嘉、道三朝的统计人口对实际人口的偏离程度作一大概的估量，并依此估算当时实际应有的人口规模。

    对于1741—1774年间的统计人口，我们不难作出判别。因其不包括所谓“流寓”人口在内，很显然，是一个比实际人口有较大幅度偏低的不完全统计。

    但对1775—1851年间的统计人口，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却要困难得多。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看，这一时期的统计人口仍较实际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偏离，而越到后期，偏离的程度可能更大些。总的趋向则是偏低，这和迄今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统计人口偏高的印象正好相反。

    首先，统计报告中“人为编造”现象愈益严重，是造成统计人口愈益偏差的主要原因。人口统计中所谓“人为编造”的现象，亦即乾隆帝在1775年所批评过的“约略开造”。正如前文所述，这其实是州县地方当局对本地人口的一种估计。这种估计一般必须建立在某次对保甲人口编查的基础之上。由于这种编查（亦即对人口的清查）实际上不可能每年举行，由地方官员或吏胥对当地人口及其变动状况进行估计后上报，就成了经常的、普遍的现象。人口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只要没有突发性事件，如天灾人祸等造成较大的人口变动，由地方当局作出的这种估计一般不会偏离实际太远。而一旦有较大的变动时，对人口的重新清查、册籍的重造、核实等工作也就开始了。因此，册报人口对实际人口的偏离程度，取决于各地方当局对人口清查的频度和认真程度：如两次清查间隔时间短，州县工作认真，其偏离程度就要相应小一些；反之，就要大一些。如清查的时间间隔过大，或干脆无清查，就会造成统计人口失实。从各地册报的情形看，统计失实大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长期沿袭同一册报数字。如四川省泸州，嘉庆十六年（1811）上报户口为148 470户，446 055口，而道光三年（1823）该州册报数据竟与此完全一样。与沪州情形相同的还有石砫、太平二直隶厅。而四川其余府州统计人口在这12年间都有程度不等的增长，增幅大者可达40％[39]。不过这种表现形式较为少见，更多的是二、长期沿袭同一（或保持大体相同的）增长数字，其结果造成平均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这在道光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道光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下降，首先仍是建立在道光初年对保甲编查的整顿清理之上，即建立在一定的事实依据之上的）。

    其次，统计报告中少报、漏报、缺报等现象相当严重。

    一些边远省份存在着大批保甲编查未到的地方。西南诸省，如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居住或与汉族混居。这些人口，或是完全没有上报，或是严重缺报。据美籍学者李中清的估计，1850年前后，仅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地区，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没有登记造报[40]。东三省是满族发祥之地，曾严禁汉人移居，但“禁之亦不能止”，“以至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41]大量汉族人口，因系非法移居，也无法以正常渠道清查上报。另外，一些省份的边远山区，如广东、福建、江西、浙江、安徽以及湖北、陕西，四川等省边界毗邻山区，都有大批棚民、寮民居住，对这些人口的查报，也有相当的困难。

    即使人口比较稠密，保甲编查较严的地区，缺户、漏口（尤其是妇女、儿童）也是常事。乾隆时代的官僚陈宏谋曾经建议：保甲编查可将妇女、儿童排除在外[42]。这一建议遭到清廷否决。但各地的人口造报中，实际注重的，往往仍是成年男子。江苏各地在乾隆以后编纂的方志中，很多仍只载男丁数。《嘉庆一统志》中，江苏宁属4府2州的所谓人口数，实际只是男丁的统计。有些地方人口虽然男女并造，但妇女、儿童遗漏很多。如广州府新宁县1828年人口统计，男子为128 863人，女子仅为68 109人，性比例高达189[43]。江苏如皋县自1775年到1804年的人口统计中，性比例竟持续30年高达145左右[44]。广东东莞县1786—1796年间的人口统计，性比例更持续高达令人无法置信的190左右[45]。

    江苏青浦县地处江南，“女子城中勤针黹然脂夜作，村居则芸耨纺绩，靡事不为”[46]，妇女因劳动创收多，社会地位较高。据表2显示，成人的性比例尚属正常，但女性儿童所占比例太低，显然是少报了。如儿童性比例也按成人的114计，仅少报的幼女人口一项，即可达总人口的10％以上。

表2 嘉庆二十一年（1816）青浦县人口、性比例及儿童占总人口比重


大小男妇

男丁

妇女

幼童

幼女


209 094

82 898

72 854

40 456

12 886


性比例

成人           114

儿童       314


儿童占总人口比重（%）


25.3


    资料来源：光绪《青浦县志》卷6。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清政府对人口统计数字进行汇总的过程中，常有部分地区人口缺报。虽然在户部《清册》中这些缺报地区都有明确记载，但在《清实录》等文献中却往往得不到反映，一般研究者也往往忽略。如福建台湾府，自嘉庆十七年（1812）起，一直未造报人口。而该府嘉庆十六年（1811）时，汉族人口即已超过200万人，光绪十三年建省时更高达320余万人[47]。可见这种因地区缺报而造成的人口统计上的短缺，数目也相当可观。


    最后，我们不可忘记，不在民数统计之中的满清宗室贵族、八旗、绿营兵籍人口、蒙、藏等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虽然不多，但始终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定的比例。

    将上述各因素都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得出1850年前后统计人口的偏低程度，取一保守的估计，不妨定为5％左右。如此，则1850年前后的实际人口至少应达到4.5亿左右。

    至于1741—1774年间的统计人口，则应先将“流寓”人口所占的比例考虑在内。这可按1775年统计人口的增长幅度即约20％进行推导。如此，则期初，即1740年前后包括“流寓”人口在内的民数，应不少于1.9亿（这里不取1741年过于偏低的数据，而按1742年的1.6亿进行推计）。再加上5％的误差修正，则1740年前后全国实际人口，可能已达2亿左右。

    罗尔纲先生曾判断，1680年代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到1730年代，是清代人口发展最快亦即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这一判断是有说服力的[48]。而本文的考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18世纪中后叶，即乾隆年间人口增长最速的错误印象。

六、简短的结论
    清中叶所确立的建立在保甲编查基础之上的人口统计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对于清代前期实行的人丁编审制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从名不副实的所谓“人丁户口”的统计，发展到对全体“民数”的统计，是一根本性的转变。它使得中国的人口统计第一次彻底地摆脱了赋税的束缚，从而能够较为真确地反映人口变动的实际。以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作为人口造报的基础，是清代统治者对人口统计的一大贡献。它使得地方政府部门可以得到相当准确的分门别类的人口统计，也使得一个数亿人口大国（有人认为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的统治者可随时对全国的人口规模和分布做到胸中有数。这在世界人口统计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由于统计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首先是缺乏定期人口普查的制度上的保证）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而从总体上说，是偏低而不是偏高。这可以修正我们既有的对清代人口发展的错误印象。

附录 1741—1851年历年人口统计

年    度

公元（年）

民    数

校 正 数


乾隆六年
1741

143 411 559




乾隆七年
1742

159 801 551




乾隆八年
1743

164 454 416




乾隆九年
1744

166 808 604




乾隆十年
1745

169 922 127




乾隆十一年
1746

171 896 773




乾隆十二年
1747

171 896 773




乾隆十三年
1748

177 495 039




乾隆十四年
1749

177 495 039

177 538 796


乾隆十五年
1750

179 538 540




乾隆十六年
1751

181 811 359




乾隆十七年
1752

182 857 277




乾隆十八年
1753

183 678 259




乾隆十九年
1754

184 504 493




乾隆二十年
1755

185 612 881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186 615 514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190 348 328




乾隆二十三年
1758

191 672 808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194 791 859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196 837 977




乾隆二十六年
1761

198 214 555

198 214 553


乾隆二十七年
1762

200 472 461

201 013 344


乾隆二十八年
1763

204 299 828




乾隆二十九年
1764

205 591 017




乾隆三十年
1765

206 993 224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208 095 796




乾隆三十二年
1767

209 839 546

209 749 547


乾隆三十三年
1768

210 837 502




乾隆三十四年
1769

212 023 042




乾隆三十五年
1770

213 613 163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214 600 356

214 647 251


乾隆三十七年
1772

216 467 258




乾隆三十八年
1773

218 743 315




乾隆三十九年
1774

221 027 224




乾隆四十年
1775

264 561 355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268 238 181

268 238 182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270 863 760




乾隆四十三年
1778

242 965 618




乾隆四十四年
1779

275 042 916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277 554 431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279 816 070




乾隆四十七年
1782

281 822 675




乾隆四十八年
1783

284 033 785

284 033 805


乾隆四十九年
1784

286 331 307




乾隆五十年
1785

288 863 974




乾隆五十一年
1786

291 102 486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292 429 018




乾隆五十三年
1788

294 852 089

294 852 189


乾隆五十四年
1789

297 717 496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301 487 115

301 487 114


乾隆五十六年
1791

304 354 110

304 354 160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307 467 279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310 497 210




乾隆五十九年
1794

313 281 795

313 281 295


乾隆六十年
1795

296 968 968




嘉庆元年
1796

275 662 044




嘉庆二年
1797

271 333 544




嘉庆三年
1798

290 982 980




嘉庆四年
1799

293 283 179




嘉庆五年
1800

295 237 311




嘉庆六年
1801

297 501 548




嘉庆七年
1802

299 749 770




嘉庆八年
1803

302 250 673




嘉庆九年
1804

304 461 284




嘉庆十年
1805

332 181 403




嘉庆十一年
1806

335 369 469




嘉庆十二年
1807

338 062 439




嘉庆十三年
1808

350 291 724




嘉庆十四年
1809

352 900 024




嘉庆十五年
1810

345 717 214




嘉庆十六年
1811

358 610 039




嘉庆十七年
1812

333 700 560

363 695 492


嘉庆十八年
1813

336 451 672




嘉庆十九年
1814

316 574 895




嘉庆二十年
1815

326 574 895




嘉庆二十一年
1816

328 814 957




嘉庆二十二年
1817

331 330 433




嘉庆二十三年
1818

348 20 037




嘉庆二十四年
1819

301 260 545

371 580 173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353 377 694

373 773 394


道光元年
1821

355 540 258




道光二年
1822

372 457 539




道光三年
1823

375 153 122

380 619 569


道光四年
1824

374 601 132

382 439 631


道光五年
1825

379 885 340

387 026 888


道光六年
1826

380 287 007

386 081 958


道光七年
1827

383 696 095

388 608 215


道光八年
1828

386 531 513

390 755 718


道光九年

1829

390 500 650




道光十年
1830

394 784 681




道光十一年
1831

395 821 092




道光十二年
1832

397 132 659




道光十三年
1833

398 924 036




道光十四年
1834

401 008 574




道光十五年
1835

401 767 053

403 052 086


道光十六年
1836

404 901 448




道光十七年
1837

405 923 174

406 984 114


道光十八年
1838

409 038 799




道光十九年
1839

410 850 639




道光二十年
1840

412 814 828




道光二十一年
1841

413 457 311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414 686 994

416 118 189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417 239 097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419 441 336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421 342 730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423 121 129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424 938 009

425 106 201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426 737 016

426 928 854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412 986 649

428 420 667


道光三十年
1850

414 493 899

429 931 034


咸丰元年
1851

432 164 047

431 894 047


    资料来源：民数据《清实录》历年有关各卷卷末。“校正数”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经作者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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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高宗实录》卷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
[②] 参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序言中有关闽、粤二省人口增长的论述，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王亚南：《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页。
[④] 参见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1959，Chap. Ⅱ；潘喆等《论清代的人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1期；姜涛《1741年前的清代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2期。
[⑤] 按：此类《清册》按年编纂，一式二份，是《清实录》民数统计的依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1787—1898年间较为完整的《清册》。
[⑥] W. W. Rockhill, An Inquiry into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05, pp. 665, 673.
[⑦] 参见乾隆《震泽县志》（光绪重刊本），卷4。
[⑧] 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5、81页。
[⑨]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卷1期，1949年，第26—29页。
[⑩] Pingti Ho，前引书，第三、四章。
[11] 参见Irene B. Taeuber and Nai-Chi Wang, Population Reports in the Ch’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No. 4 (August) pp. 403-417；［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附录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2] 《清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朔。
[13] 《清高宗实录》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乙酉。
[14] Pingti Ho, 前引书，第37页。
[15] 按：现在国际上公认，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近代人口普查的开端。
[16] 《清高宗实录》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丙辰。
[17] 苏霖渤：《请编审仍照旧规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0。
[18] 《清高宗实录》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丙辰。
[19] 《皇朝政典类纂》，席裕福等辑，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图书集成局，第5册《户役》，第5页。
[20]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户役》。以下有关保甲制度的材料源于此者，即不再注明。
[21] 光绪《襄阳府志》，卷10。
[22]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17-18页。
[23]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6页。
[24] 光绪《畿辅通志》卷96。
[25] 光绪《襄阳府志》卷10。
[26] 《清高宗实录》卷995，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丙寅。
[27] 光绪《溧水县志》卷6。
[28]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6页。
[29] 《户部则例》，乾隆四十一年编，卷3，第1页。
[30]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33页。
[31] 民国《洛川县志》卷6。
[32] 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户部历年《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卷首。
[33] 参见王士达《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抽印合订本）上，第75—78，80—86，122—125页。
[34] 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7页。
[35]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8、34页。
[36] 《清仁宗实录》卷215—217，嘉庆十四年七—八月。
[37] 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保警类；《清宣宗实录》卷11，等。
[38]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赈济类；并参见《清宣宗实录》卷204，道光十二年正月甲寅。
[39] 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川统部》与嘉庆《四川通志》卷65。
[40] 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5辑（1984），第70—71页。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Pingti Ho，前引书，第51页。
[41] 《清高宗圣训》卷82，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壬子谕；《清仁宗实录》卷236，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朔谕。
[42] 《皇清奏议》卷51。
[43] 光绪《广州府志》，第70页。
[44] 嘉庆《如皋县志》，卷2。
[45] 宣统《东莞县志》，第22页。
[46] 光绪《青浦县志》卷2《风俗》。
[47] 参见连横：《台湾通史·户役志》，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48] 详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

姜涛的研究，我觉得至少还是很靠谱的

引用第3楼chuoshi于2010-02-25 09:04发表的  :
姜涛的研究，我觉得至少还是很靠谱的

但是他认为乾隆初年的中国人口有两亿之多，那绝对是太夸张了！

因为玉米、番薯对中国人口的显著影响始于乾隆年间，而马铃薯则始于19世纪。    

“至于1741—1774年间的统计人口，则应先将“流寓”人口所占的比例考虑在内。这可按1775年统计人口的增长幅度即约20％进行推导。如此，则期初，即1740年前后包括“流寓”人口在内的民数，应不少于1.9亿（这里不取1741年过于偏低的数据，而按1742年的1.6亿进行推计）。再加上5％的误差修正，则1740年前后全国实际人口，可能已达2亿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