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实际城市化水平都不算高的湖南，跟曾经一家的湖北一样，都喜欢玩新概念，湖北整出个“武汉城市圈”，湖南就搞个“长株潭一体化”。“武汉城市圈”中武汉为绝对核心，“长株潭一体化”中株洲和湘潭也只不过是长沙的小跟班而已。如民国时期的武汉市区尽管分属汉口院辖市和武昌省辖市外带一个汉阳县城，却已经被视为一个整体，今日的长、株、潭距离虽近，却因为地级市这个行政区划“壁垒”的存在，离真正的“一体化”还很遥远。
湖南的市管县体制开始于长株潭地区，具体地说，是从拆分湘潭地区开始，假如湘潭地（专）区依然存在，则今日“长株潭一体化”将变成地市之间的对话，难度系数会大为降低。距离最近、本为一“母”（湘潭县）所生的湘潭和株洲即便不能融城，在经济上也早已经“一体化”了。
湖南的市管县体制实施除了长株潭和新组建的张家界，都是由地区改制而来，属于最“大众化”的类型。然而，发生在期间的两个小插曲却见证了中国区划体制改革主要是撤并的艰难程度：撤分娄底地区和洪江县市合并的不果而终。
虽然，在市管县体制实施之初以设立湘潭市娄底区和邵阳市冷水江区为标志的拆分娄底地区在当时看来有些另类和超前，但在今天看来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湖南因此将减少一个地级市机构，节省出的财政开支可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长株潭一体化”的体量将增加，而且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
与怀化市分区设县相联系的洪江市和黔阳县合并本是一个历史的回归，最终却以设立与新洪江市并列的洪江管理区的“姑息养奸”的妥协方式收场。
这两起“插曲”的共同特点就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公开发文、最终却以直接或间接的“收回成命”的方式收场。至于那些“胎死腹中”的撤并似乎就更多了，不仅仅是湖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区划机构拆分和增加则大受欢迎。如果说，上个世纪民国早期，由邵阳县析置隆回县完全是出于实际行政管理的需要，五十年代初邵阳县除了析置邵阳市外、进一步拆分出邵东、新邵两县也合情合理。那么，在后来的市管县体制实施过程中，邵阳市区进一步拆分出三个袖珍的市辖区则完全是画蛇添足之举。同样，以张家界风景区而设立的大庸市在升格为张家界地级市后“意犹未尽”，又增设一个乡镇规模的武陵源区。
市管县体制，确实是迎合了一部分人的“需要”。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的实质精神，即“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这不仅仅是指湖南，更是指全中国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