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舆 - 历史政区 - 东魏北齐地方行台制度的渊源

liucheng1972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12-07-30

行台之所以能够在魏齐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与北魏前期的行政体制和行政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北魏末年所形成的八个相对固定行台区的命名分别是：雍州西道行台、并州北道行台、晋汾西北道行台、冀相定等州河北行台（又称北道行台）、荆州南道行台、梁益山南道行台、豫州东南道行台、徐兖东道行台，这些行台区以京城洛阳为中心，以四方四维的地理方位自然形成。其中山南道处于京城的西南方向，实际上是西南道行台；东北道行台在北魏末年虽然没有出现，但在东魏时期出现了以幽州为中心的东北道行台。
其实不只是行台区，北魏中后期经常以道为单位派出使者巡行风俗或监督地方官员，世宗时“遣使巡行四方，以（薛）昙宝持节、兼散骑常侍、龙骧将军、南道大使”；“正始二年秋，诏（于）忠以本官使持节、兼侍中，为西道大使，刺史、镇将赃罪显暴者，以状申闻，守令已下，便即行决”；“以（李）崇为使持节、兼侍中、东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赏罚之称”；“（李遵）转步兵校尉，兼散骑侍郎副卢昶东北道使”；“是时萧衍遣将寇逼徐扬，除（元）端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东南道大使，处分军机”；孝庄世“诏（李）苗为通直散骑常侍、冠军将军、西南道慰劳大使”；中兴元年，“诏征东将军、吏部尚书封隆之为使持节、北道大使，随方处分。”[1]
与八道相对应的京师地区称畿内，《魏书》卷8《世宗宣武帝纪》载，正始二年秋，“诏尚书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骑常侍游肇、谏议大夫邓羡，崇、忠使持节并兼侍中，羡兼黄门，俱为大使，纠断外州畿内”；同书《游肇传》载游肇“兼侍中，为畿内大使，黜陟善恶，赏罚分明”，《邓羡传》载邓羡“除谏议大夫，兼给事黄门侍郎，副侍中游肇为畿内大使”。可知，游肇、邓羡为畿内大使与李崇、于忠分别为东道大使和西道大使为同时。这样的畿内与外州八道的划分与北魏前期的六部与八部之分似乎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分部制在拓拔鲜卑的政治社会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其形成与扩张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三部、五部等之分。公元398年，道武帝拓拔珪定都平城，将本部民与被征服民分别分为六部与八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居住在“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畿内的是“以拓拔氏为核心、包括宗室、勋臣、内入诸姓组成的鲜卑集团”，居住在“四方四维”的“都是一些归附者”，以及“定都平城后，四面八方迁来的‘新民’”。[2]畿内分为“天部、地部、东、西、南、北部”六部[3]，畿外依方位分为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八部。北魏中后期的畿内与八道划分在民众组成上虽然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区别，但以京城为中心，以四方四维为自然行政单位的行政分区模式实际上是前期六部与八部的行政地理划分模式在新历史时期的延续，这构成了北魏末期行台区的行政地理基础。
对于畿内与畿外、或六部与八部，北魏前期的统治者分别设内行官与外朝官、六部大人与八部大人来分别进行管理。内行官系统与六部大人共同构成畿内六部的管理机构，八部大人与外朝官系统共同构成畿外八部的管理机构。道武帝拓拔珪仿汉晋旧制“建台省，置百官”、实行尚书制度时，八部大人改称八部尚书，按胡三省的说法是“魏初，四方四维置八部大人，分东、西、南、北、左、右、前、后，后又置八部尚书。”[4]其实早在改尚书制度之前，拓拔珪就已经以八部大人“拟八座”[5]。明元帝拓拔嗣曾废尚书制度，“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属官，总理万机”。[6]太武帝拓拔焘又恢复尚书制度，八大人又转换为八部尚书。大人与尚书身份的同等置换表明了二者实际上是二而一的关系。其实质都是总理一部事务的最高行政首脑。
太武帝时期，随着国家结构的变化，八部逐渐被省为四部、二部，最后固定为南、北两部尚书，“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7]。在南、北两部尚书之下是以大夫、长、令、主书郎为序列的属官系统，另有内行官系统派往各部的给事中，[8]他们与南、北尚书共同管理南、北部的一切军政事务。王嶷“稍迁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兖、豫，抚慰新附，观省风俗。”[9]太和十一年，“诏南部尚书公孙文庆、上谷张伏千率众南讨舞阴。”[10]邓宗庆“稍迁尚书……转典南部。宗庆在南部积年，多所敷奏，州镇惮之”[11]太和中，杨播“进北部给事中。诏播巡行北边。”[12]
更为重要的是，在八部尚书被省为二部的同时，南北尚书由原来与尚书机构平行的机构变成了尚书省的隶属部分，从而与以三省制为主体的外朝官系统合为一体。在合并之前，对八部的管理以八部尚书为主，拓拔珪天兴年间曾经在每个尚书之下设36曹，[13]每部尚书负责一部。合并之后，吸纳了南、北二部尚书的尚书省成为畿外的主要管理机构。也就是说，在北魏前期，有以尚书或尚书省管理地方事务的行政传统。这一点在地方官的选派上也有所体现。道武帝天赐三年，正式设置地方官，“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14]；这三位并置的地方官，其一来自本地豪强或降官；其二来自外朝官系统的汉人官员，其三来自内行官系统的鲜卑族人。来自外朝的官员以尚书省为主，如北魏攻占三齐时，曾在尚书省担任东曹尚书的韩麒麟就寿命与降官“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15]；这三官共设的统治方式体现了以内制外的行政思维模式。以尚书官员管理地方事务的行政传统和以内制外的行政思维模式构成了行台制度的行政机制基础。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之后，原分部制的基础消失，原六部民被安置在洛阳的六坊之内，称为代迁户；原来为管理六部民而设的具有拓拔鲜卑民族特色的内行官系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以三省制为主体的外朝官系统经过改制后成为北魏中央行政机构的中枢，以尚书官员管理地方事务的行政习惯也被保留下来。中央除了和南朝一样，派监察官员监察地方、门下官员巡行地方之外，尚书省官员也经常被派往地方处理地方事务、特别是军政事务，并且和改制之前一样，尚书省官员在处理地方事务时拥有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的权力、以及其他中央官员一般不具有的随机处分的权力。
承八部制而来的八道制构成了行台制度的行政地理基础，尚书管理地方事务的行政习惯构成了行台制度的行政机制基础。但是，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并不足以促使地方行台制度的产生。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使中原大地再一次陷入战火之中，行台经常、长期地被派往地方，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高于原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之上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1] 分见：《魏书》卷44《薛野》，第999页；卷49《李遵传》，第1099页；卷66《李崇列传》，第1467页；卷31《于忠传》，第742页；卷71《高阳王雍传附子端传》，第558页；卷71《李苗传》，第1596页；卷11《后废帝纪》，第279页。

[2] 严耀中：《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3]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2975页。

[4] 《资治通鉴》卷117，晋安帝义熙十一年魏遣左部尚书代人周畿帅众镇鲁口条注，第3681页。

[5]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2972页。

[6]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2975页。

[7] 《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85页。

[8] 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史语所集刊》第18本。

[9] 《魏书》卷33《王嶷传》，第775页。

[10] 《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第162页。

[11] 《魏书》卷24《邓宗庆传》，第636页。

[12] 《魏书》卷58《杨播列传》，第1279页。

[13] 严耀中：《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14]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2794页。

[15] 《魏书》卷60《韩麒麟列传》，第1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