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公元1368年～1644年)
明朝建立后，定都金陵(南京)。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设嘉兴府，初时与湖州、松江、苏州、常州等府均直隶于应天府(南京)。洪武九年(1376)，全国建十三行省，湖州、嘉兴两府改隶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嘉兴、海盐、崇德三县，从此嘉兴府及辖县，属于浙江省管辖。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因政务繁重，嘉兴府所辖三县划为七县，分嘉兴县西北境为秀水县，东北境为嘉善县，海盐县分置平湖县，祟德县分置桐乡县，称“一府七县”，从此一府七县的行政区划沿续至清末。海宁县自隋唐以后一直属杭州。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实行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如保护小农私有制，令农民归耕，承认已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归农民私有，鼓励农民垦荒；通过法令放松佃农对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佃农有较多自由，手工业工人地位也有所改善；提倡种植农业经济作物，鼓励种植桑麻棉；推行有利于工商业的措施，裁撤了全国的税课司局。这些都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杭嘉湖苏松地区朱元璋还严厉打击豪强地主，嘉兴被抄没家产分散流放的有黄旭、史有为(一说为松江人)、濮院淄氏、石门卜氏等豪富。平湖还有富户三家被勒令迁往京师。据说当时濮院濮氏有72支，朱元璋在嘉兴郡城见濮氏嫁女至角里街汤家过于奢侈；又因朱元璋所部进攻张士诚婿潘绍元部时，濮氏曾助张军粮食十万斛，因而将濮氏全族分散流徒28处，远至云南、福建(后于永乐时允许复归故土)。实际上这些豪富大都已形成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武断乡曲，欺凌小民”，朱元璋予以打击，不仅为了铲除反对势力，巩固集权统治，对于防止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也是有利的。
明初，朝廷重视水患治理，永乐元年(1403)浙西大水，明成祖派工部尚书夏元吉来江南筹措根治，夏元吉相度地宜，采取“掣淞入浏”、“掣淞入浦”的方案，将下游已淤塞无法治理的吴淞江上游引入浏河，从太仓出海；并将一部分水引入大黄浦北流入海(后全从黄浦江入海)，役工十余万，亲自奔走田野，“夏不张盖”，指导施工，终于完成工程，使杭嘉湖及太湖水流顺畅入海，消除了大面积积涝，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太湖地区的水患。夏氏在嘉善西塘设置测量水位的石标，名“忧欢石”，含义是以水位正常为欢，以水位上涨为忧，是水文测量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设施。
明中期广泛使用银两，白银作为货币可以纳田赋，交地租，免差役，大大刺激了商品性农产品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明中期农业种植面积扩大，粮食总产量增加，单位产量也有所提高，桐乡等地亩产水稻高者可达七八百斤，经济作物特别是棉、桑、麻大为扩大，手工业、商业也大有扩展。
由于明朝廷对种植棉桑麻等农业经济作物的提倡和对商业、手工业的政策宽松，也由于白银作为货币广泛使用，人们通过商品交换寻求银两的刺激，更由于粮赋地租负担沉重，小农找寻生活来源，还由于嘉兴府境处于沿海和运河沿岸，区位优越，商路畅通，因而明代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嘉兴农村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桑、棉、麻、烟草等广泛种植，以棉纺织和丝织为重点的农家副业和手工业空前发达，商业随之兴盛，带动了许多市镇的兴起，嘉兴府也赢得了“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
在明初，邻区的松江府二百余万亩土地，有上百万亩植棉，松江布名闻遐迩。在其影响下，嘉属东部已经广植棉花，家庭棉纺织业兴盛。明天启《海盐图经》转引《涌幢小品》载，海盐等地以棉花“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纺者日得纱一二十两，织者日成一匹……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明《弘治·嘉兴府志》载：“产苎布、麻布、棉布、黄草布”。明《天启·平湖县志》称：“棉花可纺织而成布，籽可榨油”，为“又一大利”。又称：新仓“饶花布，出纳颇盛”。嘉兴新丰镇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明清时“专聚棉花及布，而商来贩之”。嘉善县更是纱布产地，明《万历·嘉善县志》载：当时有“买不完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之谣。明代境内的蚕丝业空前发达，成为全国丝绸业的重点地区。农村“蚕务最重”(明《万历·石门县志》)。崇德、桐乡一带“桑林稼陇，四望无际”，“民以蚕桑为恒业”(明《弘治·嘉兴府志》)。《万历·祟德县志351前志载：“语溪塘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侯封”。明王(秤)登《客越志》说，嘉兴、桐乡一带“地饶桑田蚕丝成市”。蚕桑发达带来了丝织发展。元初《嘉禾志》载，嘉兴丝帛有“丝、绵、绢、绫、罗、纱、水锦、克纱、绸、(烯)、绮、绣、绍”13种，而明正德年间，绸已有绵绸、水绸、纺绸之分，续有花续、素绫、画绫之分，绢有花、素、画绢及帐绢、箩底绢等品类。万历时，猴院镇把原来的土机改为纱绸机，出品尤为精美，濮绸之名，遂著名远近。
明代，嘉兴各地丝绸贸易兴盛。濮院镇，明万历十九年(1591)前后“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镇上空前繁荣”，“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李培《翔云观碑记》)，“机杼之利，日生万金”(《濮院志》引明濮龙锡文)。崇德县各镇明万历时“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山丘”(王(禾犀)登《客越志》)。王江径镇，明代“多织绸，收绸缟之利”，谈迁在《北游录》中称它“衣被天下”。商人贩卖丝绸运至汴梁(见明人小说《石点头》)。
明后期，烟叶、络麻以及西瓜、甘蔗、靛草、生姜、乌柏等已广泛种植。烟叶始植于明嘉靖时，“至祟帧末，嘉兴遍处栽种”(见俞正燮《癸巳类稿》)。砖瓦生产始于万历时，“民多业陶，……联络三吴，贸迁弗绝”。境内的铁器、银器、铜锡器、竹器和线香也大量出产，行销各地，嘉兴洪姓所制漆器、张鸣歧所制铜炉、黄元吉所制锡壶，明代称为三绝，是优秀的工艺品。榨油业和油料油脂贸易，境内已形成很大的规模。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镇的涌现和发展。元代，境内市镇10余个，至明后期境内市镇已发展到40余个。作为城乡经济联系的桥梁和商品的集散地，这些集镇日趋兴盛，多数繁荣程度不亚于北方某些州县。嘉兴、秀水的濮院、新塍、王店、新丰、钟埭、王江泾，嘉善的魏塘、西塘、枫泾、陶庄、天凝、王带，平湖的乍浦、新仓、新埭、广陈，海盐的武原、澉浦、沈荡、欤城，桐乡崇德的青(乌)镇、石门、屠甸、炉头、皂林，海宁的长安、硖石、袁花、郭店等主要市镇星罗棋布，如灿烂明珠点缀于水乡大地上。
作为一府二县驻地的嘉兴城，在明代更是十分繁荣如日中天。据当时城内纳税户数推算，全城人口至少已有四万多。而城外南门至东门百业杂陈，市肆繁盛，东门外自嘉靖时重建南湖烟雨楼以后，商业更为繁荣。东门甪里街“竞为侈丽，列肆者，通江淮巨贾”。城外西南部鸳鸯湖周围以及南堰、甪里街等处，巨家大宅，华厦接比，私家宅园有数十家之多。明万历时，濮院有一位“董氏醇伯子”作《游zhui李记》，其中叙说他游屠氏远市园(即今东大营)所见：“纵观屠氏远市园，园中广可数十亩。花木杂莳，……顾盼不暇，其间亭榭台馆，棋置星布。有兰溪草堂、怡旷堂、荷花馆、观梅阁、疑坊、香玉，点缀风景，各臻其妙。其最佳处则中流一水，回环曲折，环碧绕绿。放舟循堤，则两岸桃李红白深浅，交相辉映，忽焉双鹤戛然长鸣，一声一和响彻林木……”。明万历时，朱茂时在鸳鸯洲畔建园林放鹤洲，占地百亩，园内有堂亭溪流，冈峦花树，极具田园风光，为一时名园。著名画家李日华、徐宏泽、项圣谟、王时敏等人为之作放鹤洲图，今唯项圣谟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列为国宝。其他如沈氏“南陔草堂”、高氏“南园”、朱氏“绿雨庄”，亦皆为名园。
当时城内外多名胜古迹，七塔八寺，游人不绝，“烟雨楼前画船歌鼓日夜不绝”(见张岱《陶庵梦忆》)，城中元宵灯会，节日“水嬉”更是热闹非常。春天，人们到远郊曹王庙赶庙会，买泥孩儿、蚕猫，称为“游曹王”，“士女相接于道，不远数百里而来”。
宋元时，境内田赋负担就已很重，明时田赋更为沉重，一直延续到清代。明代田赋重，一是由于官田多，赋额高，二是由于年年漕运，困苦万状。明文德翼在《均徭役》和《严漕兑议》中论嘉兴赋漕，谓：“天下赋江南居十九，浙东西居江南十九，而嘉禾半之，浮巧之役名(指附加苛增)，积重难返”；又谓：“江南之赋浙为重，而全浙独浙西有漕，漕独嘉兴为首，全浙夏秋两税共米二百五十一万二百九十九石……，(嘉兴)一郡当全浙之半也”。
明代前中期，田分官民，赋额不同。嘉兴在浙江官田最多，明初有129万余亩，占总田额的28％，其中嘉善县官田有27.9万亩，占总田亩的47％。民田赋轻，官田赋重，田赋额差距极大。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记载：民田每亩以五升起征，官田一般每亩征粮七斗，“是则民田，入于官，而一亩之粮(田赋)，则为十四亩矣!”因此嘉兴府自明初起赋额就奇重，年田赋秋粮正米总在85万石至120万石之间，农民不堪负担，社会严重动荡，民户逃亡和户口隐瞒的现象日趋严重。嘉兴府洪武年间人口110万人，永乐时为94万人，宣德时为83万人，天顺时为72万人，逐代下降，到万历时在册人口只有56万，比开国之初减少一半，此时以半数人口承担全额粮赋，农民更万分困苦。明中前期，全嘉兴府不仅田赋总额重，而且负担不公平，畸轻畸重。同等田亩，有的以一升计征，有的以七斗计征。征收办法极不合理，全府计税标准有876个科则，粮政严重混乱。为逃避征收，向农民转嫁负担，地主富户有的投靠权门，将田产和户口寄其门下，利用特权免赋或由其包揽减赋；有些则勾结官吏舞弊作奸，或串通书吏在造册时隐没田产，或在产权转移办理过拨推收手续时使用飞过海的办法，多买田少过拨，少卖田多过拨，甚至只过拨不推收，成为黑田；也有的把自己官田登记为民田，把小民的民田登记为官田；还有的买田不过拨，小民田已卖掉，“产去税留”仍要纳税。嘉靖时，嘉兴知府赵瀛曾指出当时粮政的黑暗，“富豪多麦地民田，益肆其贪并，贫民皆重额官田，日就逃亡”，“虚粮(负担空额)遗累于里甲，正米派洒于细民”，“每每有力者，置田无粮(买进田不交田赋)，追纳者多无立锥之地(毫无田产的户却被迫缴)”。他推行“扒平田则”，废除原来征收办法，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均摊田赋配额，亩征米不超过三斗。这对平衡负担，简化征收，起了作用。但由于不触动田赋总额，全社会的负担没有减轻。明后期还加征“辽饷”、“剿饷”和“练饷”，而且层层加派，附征迭出，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嘉兴田赋之特重，累于漕粮。自唐历宋元，嘉兴所收赋粮，绝大部分须转输朝廷所在，称为漕粮。明代，于成化八年(1472)定浙江漕运正耗米105万余石，嘉兴府各县为43万余石，占全省41％，除少部分运交江浙各军事单位称为“南米”及少量归地方留存外，大部分均须由船帮和运军沿运河北运缴北京通州入京仓。嘉兴受害最深最久的是“白粮”赋役。白粮是一项单独贡赋，独由嘉湖苏松常五府承担，须每年由民户直接运至北京城，缴宫廷作食米或酿造用，米质须粳糯米精白洁圆，称为“天庾正供”不得稍差。终明一代，全由民户自运。嘉兴白粮“居浙额十分之六”，年复一年，耗费之巨和运缴之苦尤甚于漕粮。
漕运困苦由于附征苛重。漕白粮运输一切费用，如途中耗损、运军、船户及其家属用度、官府办漕全部费用，甚至包括酒宴、敬神、酬应，无不取之于民，而且耗外有耗，征外有征，巧立名目数十种之多，以致额外征敛相等甚至超过正赋。明后期漕运米一石须缴三四石。漕白粮运缴之苦还由于途程艰难。自嘉兴至淮安、北京，粮船须涉江、渡淮、越黄河，过闸牵滩，中间还要过驳陆路车运，风涛天险，艰辛万状，不幸翻船或船损，生命难保，纵辗转抵目的地，也因缴纳误期或粮食潮损，惩罚立至，“刑械加身”，还须赔补重缴。漕白运缴全部过程中，官吏军丁的欺凌、勒索，更使人视漕运为畏途。自缴粮起，雇船、装卸、启运，过江渡闸、行船、入库、领取回凭，无一环节不受刁难、勒索甚至刑责，官吏贪暴如虎狼，对民户敲骨吸髓而不已。明代运粮至北京一次，领运户须费银五六百两，甚至千两之多。明末历史学家海宁谈迁说“兑漕”是“屠民以唆(杀老百姓吃他们的肉)，民人一次运粮便倾家荡产，甚至身死异地，“游魂不归”。明人嘉兴陆清源在《白粮官运疏》、李周玉在《嘉兴预备仓》中说：“一解数年，浮费不货”，白粮“万千难苦，绘图难尽”，“不终岁而家已倾，灶无烟”，“十家运粮，十家无不破”，甚至“性命随之”，有的州县官“因粮无措”而自杀，“官之惨如此，民之痛可知”。明朝廷毫不体恤民困，天启七年(1627)，北京光禄存白粮17万石任其霉朽，当年苏嘉湖各府大水，“秋禾十无一获”，官府仍逼运白粮，毫不宽松。
明中后期，社会矛盾严重，两极分化尖锐，官僚豪绅地主，依仗特权免税免役，侵夺民产，兼并土地，田连阡陌。佃农“佃富人田，岁输其租”，每亩所得不过一石，而地租却有七八斗至一石多，“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豪富人家穷奢极欲、荣华富贵。何良俊记其嘉兴一友人家中用银火炉、金茶壶、金茶杯、银洗面盆，帐衾被皆用锦绮。广大农民则啼饥号寒，流离失所。明末，嘉兴城内出现畸形繁华，烟雨楼畔，多“筝堂妓馆”，游船如织，“淫靡之事愈出愈奇”(张岱《陶庵梦忆》)。陈维崧《贺新郎》词中说：“林边水下”都是官宦园宅，湖中夜宴灯火如昼，如“十万盏红球挂”。明代的嘉兴已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高峰，走向腐朽糜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