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召开的全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会议指出，我省城镇规模上结构上的一大突出问题是中小城市发育不够，城镇数量多但规模偏小，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有限。
城镇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不强，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江苏。有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11年，我国城镇面积提升了310%，由1.3万平方公里增加到5.3万平方公里，而同期的城镇人口只增加了130%，两者比值为2.4，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值通常为1.2。也就是说，同样让城镇化提高一个点，我们要增加的城市土地比发达国家多一倍，人口的城镇化大大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
提高城镇化的效率，让人口的城镇化跟上土地的城镇化，对江苏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2013年，江苏城镇化率达到64.1%。到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72%。江苏土地资源紧缺，开发强度大。目前，全省土地开发强度已超过20%，苏南地区接近28%，个别省辖市超过国际公认的30%的临界点。一边是土地资源有限，再要让更多的土地实现城镇化难度加大，一边还要吸纳更多的人到城里来住，以提高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这就意味着不能靠传统的“摊大饼式”的粗放模式来推进城镇化，江苏已经“摊不起大饼”，也没那么多土地用来“摊大饼”，进入了“向效率要增长”的新阶段。
同样是一块海绵，有的能容纳一杯水，有的能容纳一桶水，原因在于海绵的质量和结构不一样。海绵如此，城镇化也一样。江苏那么多城镇，要提高效率，最直接的办法是一方面加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让进城的人能够住得下、住得好，另一方面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想留在城里的农民能够留得下来。省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把城镇化当作江苏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战场之一，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可谓抓住了提升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牛鼻子”。
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着城市的秉性特征。一个钢铁城市、一个轻纺城市、一个高新技术城市，即便GDP相同，但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却大不一样。有学者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基础上，拿出这样一组数据：2010年，我国当年的工业化率（46.8%）和城镇化率（51.3%）的比值为1.09，而全球这一比值的平均值是1.95，美、英、法为4.1，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同样是提高1个点的城市化率，我们的工业化率要更高，也就是说，实现相同数量人口的城镇化，我们要办更多的工业。
同样是一个工业化率，人家能带动的城镇化率比我们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比我们新、轻、优。同样是10亿美元的投资，如果建的是一个重化工企业，增加的工作岗位可能只有几百个，但如果建的是一个效率很高的软件设计企业或现代服务业企业，产生白领就可能数以万计，拉动的城镇化率自然也就不同。发达国家以高端制造业、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对较“轻”，有着较高的溢出效应和集纳效应，对城镇化的带动力自然强。反观国内一些城市，产业结构以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前者虽然投入很大，但提供的岗位有限，而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吸纳的农民工很多，但由于企业效益不高，农民工收入低，加之户籍制度的限制，对城镇化的带动力也有限。正是基于此，我省强调，推进城镇化，要坚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提高服务经济比重，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和吸纳就业能力。
为了提高城镇化的吸纳力，我省决定，在全省择优培育96个重点中心镇，促进其集聚集约发展。在培育重点中心镇的过程中，重视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重视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能力的建设，重视人口的城镇化，不断提升城镇这块“海绵”的吸水力，是一个紧要而急迫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