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执政期间，法国驻沪总领事甘世东(Gaston Khan)及法国驻华公使康德(又译康悌，Conty,A.M.R)于1913年借法租界外马路的警权问题，企图再一次扩大租界面积，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予以拒绝。1914年2月13日，袁世凯电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警察督办萨镇冰、交涉员杨晟与甘世东交涉。以法方允许中方警探可在法租界内自由逮捕人犯(实为革命党人)等条件为交易，满足了法方这次扩界要求。4月8日，杨晟与甘世东签订了上海法租界外马路划分警权协定，共11条。至此，法租界四至为：北起长浜路(今延安中路)，南至斜桥徐家汇路，东自麋鹿路(今方浜西路)、肇周路、斜桥，西至英之徐家汇路(今华山路)，面积净增13015亩，为1849年初划法租界面积的15倍，总计达15150亩。
这次租界扩张之所以被特别关注，就是因为以前的租界，是满清时期衰败、懦弱下的产物。而民国二年的这次租界扩张，却是民国成立之后的，在民众对民国特别的期待之下发生的。此后人民对民国袁氏统治开始由期待转为失望，再而过渡到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