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胡紅玉：香港政制 不倫不類 —有權無票 vs 有票無權 [复制链接]

胡紅玉：香港政制 不倫不類
——有權無票 vs 有票無權

但凡選舉，都是候選人先有政綱，再去拉票。港式選舉相反，政綱未出爐，特首參選人就獲選委傾巢支持了。「大家看到，候選人去拉票，是看每個利益團體有何訴求，大家做交易。所以他們永遠不會有獨立完整的政綱，隨時隨地改！」1200人的小圈子遊戲，胡紅玉看得不是味兒。
撰文：李澄欣 本刊記者
她在政界打滾數十年，卻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在這場選戰中處於「核心外圍」。「當然沒參選人會找我啦，我都沒票，找我沒用！」
「一國兩制」劇本變
在香港政治歷史中，66歲的胡紅玉卻一直在「核心內圍」。港英年代曾任立法局議員，回歸後歷任消委會、平機會、積金局、競委會等法定機構的主席，亦是行政會議成員，卻刻意保持獨立。「我坐每個位，心態都是隨時走人，不用買你帳。」2014年佔中，14位行會非官守議員中，僅兩位拒參與反佔中大聯盟的簽名運動，她是其中一人，另一位是行會召集人林煥光。



律師出身的胡紅玉，七十年代在港大求學時，已加入論政團體「觀察社」，爭取民主人權。1983年，她與社員上京會見時任港澳辦主任姬鵬飛，要求《中英聯合聲明》保障人權、法治及推行民主政制。
訪京前，該社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詳細民調。「當時主流意見是香港獨立，但調查後我們作出了一個清晰立場：香港最好自治，而不是獨立。所以對於『一國兩制』，由頭到尾我都接受，只是如何演繹出了些問題。」
「一國兩制」實施20年，她感慨當年天真。「可能老了，經驗多了。當年比較理想化，而且未有特別事情發生，英國政府和香港大眾都相信對中國有信心，制度和價值觀會愈來愈近香港。」她唏噓道。「今日回看，劇本有點轉變，經濟政治環境亦轉了，沒人預料到一個強國的崛起可以如此快、如此強。」
議員守住否決權 落力拉布
最失望是回歸20年仍未實現普選，長年政不通、人不和。「特首不是普選出來，未試過要和大眾做engagement（定約），沒這種訓練。而立法會議員不論直選、間選，都是選舉出來，背負着幾萬票，他們自覺mandate（民意授權）強過你，說權在於我，我代表民意。所以整個立法會變成反對黨，有時拆散來反對你，有時聯合反對你。」

特首「有權無票」，立法會議員則「有票無權」。《基本法》的原設計延續殖民地的「行政主導」，第74條限制議員的提案權，私人草案不得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若涉及政府政策須獲特首同意。這變相削弱立法會權力，議員只能守住否決權，更落力拉布，加劇行政立法的撕裂。「這是在為自己製造敵人。」胡紅玉說。
九七前的法規比《基本法》寬鬆，議員的提案只有「不涉及公共開支」一項限制。胡紅玉1993年至1995年擔任立法局議員，自資百多萬元草擬《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條例草案》，議案被否決，卻間接促使政府成立平機會，並推動法案防止歧視。「我採取主動要求立法，擺得上枱，你政府就一定要做事，要回應，這樣才能把議價能力倒轉頭。現在立法會議員沒這種主動性，撼政府的能力就低了。」
港英父親制失效 須普選
回顧港英時代，港督並非普選產生，卻能施政順暢。「它是委任制的政府，我們叫它父親制（paternal），父母官心態。第二是arbitrage（仲裁），平衡各方利益。麥理浩做得很好，起公屋、搞廉署，當時這些父母官有政治決心做就做到，沒人說他的政策不對。」

殖民地政府也善於「行政吸納政治」。七十年代觀察社爭取華人參政權，被當局列為反殖民地主義顛覆分子。八十年代初，麥理浩卻邀請胡紅玉加入交通諮詢委員會等政府架構，八十年代末更有港府高層邀請她做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但胡以律師生涯剛起步為由婉拒。「英國人有政治智慧，人們在出面嘈，不如捉入來，利用你的好處。」
然而，父親制和行政吸納政治模式已不合時宜。「那時我們基本上沒反對能力，但現在已變得由下而上有聲音、有政治選舉權，個個都是反對者，所以特首一定要普選。」香港政制，既非直接委任，又非民主普選，胡紅玉直稱「不倫不類」，重申：「如果想特首和利益團體的交易做得最低，他的mandate一定要高，即是代表整體利益。」
解開死結的另一關鍵是政黨政治。「若有政黨執政，特首可以向功能組別的人講，背負着我的是黨，政黨立場由始至終一樣，你們一入來和我傾，已經看到我代表什麼，這會令我的政綱更貫徹——因為政黨不可以背負我的過錯，錯了第二屆就選不到票。」
政黨政治也能解決特首孤家寡人的問題。「政黨成員愈來愈多，政治能量愈來愈大，除了立法會有票，也是人才培育基地，特首組閣時，可找到同聲同氣黨友加入。」
比例代表制 不利政黨政治
然而，目前的立法會選舉辦法窒礙政黨發展。本港1991年於立法會引入直選議席，奉行「雙議席雙票制」，1995改用類似英美的「單議席單票制」，這容易產生兩黨制，小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會依附理念接近的大黨，大黨為增強實力，也會盡可能吸收小黨。
在八九後的恐共氣氛下，民主黨橫掃千軍，1995年取得42%選票、60%直選議席，為第一大黨。北京為制約民主黨、扶持民建聯，回歸後在立法會直選議席改用「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當選門檻低對小黨有利，變相鼓勵政黨瓦解或分拆名單搏餘額。

民主黨在1998年直選議席比例立時下跌15%，隨着支持度和地區資源萎縮，內鬥和退黨潮四起，演變成整個民主陣營的碎片化，激進力量冒起。港獨代表今屆躋身立法會，實拜港式比例代表制所賜。建制派同樣分裂，民建聯和自由黨分裂為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等。〔見圖〕小黨林立，不利發展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也令政府更難「箍票」，拖低效率，行政立法關係愈見緊張。
法例規定特首不能是政黨成員，胡紅玉揣測，當時英方是擔心香港變成國共鬥爭的基地。「如果有政黨競選，共產黨可以來，為何國民黨不能來？」
北京不用慌 港共不妨公開



中方則怕和平演變，香港政黨政治影響國內，亦擔心會增加特首的議價能力，但她直言北京不必慌張。「即使特首有政黨背景，他的議價能力也不會高到不能接受，因為不能超越憲制去工作，在這框架下怎會反對中央的指令呢？是很難的，除非特首威脅辭職。」
她甚至建議北京在港成立共產黨。「中共肯定對香港政治局勢有影響力，只是現時暗中從事，給我揀，我寧願它公開做，大家看得到！」但前提是要立政黨法。「首先要統一遊戲規則，例如籌款應如何做，樣樣要透明，這要求不過分。」
但此建議，北京顯然不受落。「我和北京的朋友傾過，說生意要競爭，政黨都要。他們會聽你講，但內地是不可能有contested politics的，永遠共產黨做領導，憲法上也有很多規定，政黨政治對他們來說是外星，且估計不到對自己的影響，所以有戒心。」
不過她強調，這並非不可撼動。「特首是否政黨的人，理論上可以本地立法修改，不需要去到人大常委。」化不可能為可能，曾任積金局主席的胡紅玉認為第一步是引起社會討論。「是否願意領導潮流一齊講？像我推動取消強基金對沖，當時財政司和勞福局推來推去，但我要求是很低的，你們兩個局願意開始講已經好好，講講下就有些承諾，意識形態開始改變。」
——節錄2017年3月號《信報財經月刊》

香港连政党这个名词都是模糊的。

胡紅玉在上文點出了幾個制度結構導致的問題，其實過去日子不少政治學者都點出過，甚至已經係政治學ABC，但在局人再老調重彈一次就更能將現實例子扣連其中。

她清晰點出了：

一、制度使然的立法行政矛盾，每議員各自簇擁過萬選票的民意授權，面對缺乏民眾以選票直接授權的政府，卻無法節制政府所為(上文提及的只剩下拉布一招)，更無法有效推動任何政策倡議(上文提及她任立法局議員時推動平等權利立法的過程)；

二、進入政黨政治的必要，沒有政黨背景的特首，孤家寡人缺乏班子，而且遊說成本提高，政黨政治就是讓民眾基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提升對政治人物的信心，政治人物若輕諾寡信，民眾他日就算不能用選票懲罰他本人，也能懲罰其政黨。

胡紅玉在文中提及過「行政吸納政治」、麥理浩治績等；其實也不少人反反覆覆提及，但往往得到的回擊，就是「戀殖」之類的帽子，沒有正視問題核心。港英政府的不民主殖民架構，所以能相對較有效管治，係透過許多修正主義式制度、架構，去緩解甚至反吸收反對聲音或施政礙力，保持最終獨裁權並非沒有成本的用犟就可以。

其中，「行政吸納政治」的邏輯，就是廣設「諮詢委員會」，將具專業知識的潛在意見領袖或初階意見領袖吸納：一來，將他們的專業意見收為己用，豐富自己的智囊；二來，若知識份子在諮詢架構能感受到意見獲充分尊重，他們就缺乏在民間聚集力量的動力；三來，當政府接納或部份接納其意見，推動一些政策時，他們會有動力去為政府遊說公眾。

「行政吸納政治」在80年代末推行各級議會代議政制，其影子仍一直影響至今，但箇中存在緩慢的轉變，政府係需要一套有效的方法應對透過選舉而產生的新興意見領袖，或政治領袖。然而，97後歷屆政府既沒有承襲「行政吸納政治」的功能（諮詢機構在97後，沒有沿襲將能士成為對手之前收為己用之效，反而成為政治分贓充斥庸才，尤其是當社會平均知識水平一直上升，孰庸才或孰能士就越不能裝），更沒有產生出一套新套路去吸納新興領袖或搶奪其背後的民意；反而，好鬥，越鬥越高興，擁抱「外國勢力論」建構「敵我關係」。上文提及政府普選，就是為了讓政府在新情勢下可以有制度透過民意產生。

再舉一個港英政府的處理意見領袖之例；在港英時期，有一位政治人物杜葉錫恩，杜葉錫恩係一個頗為敵視港英政府的來自英國的白人女人（在後過渡期，她在中英雙方之間亦明明白白公開地投奔中方），她長期投入基層社會服務，也說得流利粵語和國語，所以在那個年代很受基層擁戴；她曾長期當選市政局議員（那個年代唯一開放選舉的機構）。她在任市政局的時期，政府對之的手法，不是鬥到底，當然港英不是大善人，在小處的刁難少不免，但總督反而會不時親自與杜葉錫恩這個反對派直接通電話保持聯繫。因為政府對杜葉錫恩所脅持著兩項東西有所忌憚：一、她獲得大量民眾信任，她的號召力龐大；二、她作為意見領袖，而本身係英籍白人，她說話的份量足夠在本地或倫敦的英文傳媒對政府製造輿論壓力。政府在預料某些可能出現嚴重民意反彈、波動之處，會在公眾得悉之前，花耗大量唇舌由布政司甚至總督親自遊說杜葉錫恩，請求她協助撫民。這就是如何正視敵對於自己的意見領袖存在的事實，並如何有效安撫之、吸納之或利用之。

发这个文章，到底想干嘛呢？！！！

有三问：
第一，97以前，港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
第二，以前和现在，香港是有主领土，还是无主领土？
第三，基本法和中国宪法是弟兄，还是父子？

杜叶锡恩曾被考虑出任首任特首。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港共，最多也就是中共香港特区工委，做些全面性的指导工作，因为党领导一切，才不屑于跟一些社会上的政治团体进行什么所谓的“选举”

港英后期，立法局已经开放选举了。1991年开放直选，这个文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立法局，而是特首选举。80年代制定的基本法，当时的中国人，在一个殖民地政府的框架上改造，然后设定出的东西不够民主，这是太正常了，也没什么丢人的，现在改就是了。1990年以后，我国宪法都改了3次。

香港的特首选举，制度上就是不如内地的省市县长。省市县长是同级人大选的，县级人大是直选的，一人一票，省级人大间接选举，一人千分之一票，万分之一票，那也是大家都有，都一样。先不管选的到不到位，制度设计上就比香港合理。不合理的就改，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嘛。
以前我们城乡不同票，大家意见很大，然后现在我国就改了，城乡同票，这就好了。
香港现在就是选特首一人不同票，这样特首的民意基础就不够，特首也尴尬，他既不能说他是代表中央，选举制度也决定他代表不了大多数香港人。所以他确实比港英政府的总督难做。这个制度设计就使得特首伸展不开嘛。

守着一个80年代的东西不变，没必要。20年了，中央是可以考虑修改特首产生方式了。

a-gi: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港共，最多也就是中共香港特区工委，做些全面性的指导工作，因为党领导一切，才不屑于跟一些社会上的政治团体进行什么所谓的“选举” (2017-03-09 09:04) 

共产党是领导一切，其它政党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怎么会和其它政党去竞选呢，共产党当裁判和终决者还差不多

TG到得法去直接参加选举，必败无疑。

shingwood:TG到得法去直接参加选举，必败无疑。 (2018-04-25 18:43) 

如果共产党真打左灯向左走，肯定还是会赢的。只是目前共产党不会这么做。

shingwood:TG到得法去直接参加选举，必败无疑。 (2018-04-25 18:43) 

kmt民选多少年了，前年才被清查党产

台湾人看大陆 与 大陆人看台湾。

民进党以现在的香港来说，假如统一会后如何如何，会变成第二个香港。。。
然后 TG 看台湾对待 KMT 如何如何，就目前的情况，如果真放开，那么它就是下一个 KMT 了。

反正都在看~

有时想想，中国几千年的王朝还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起码你会心甘情愿的认为是他老爹老祖打下来的天下，天下都是他皇家的。

skiy:台湾人看大陆 与 大陆人看台湾。
民进党以现在的香港来说，假如统一会后如何如何，会变成第二个香港。。。
然后 TG 看台湾对待 KMT 如何如何，就目前的情况，如果真放开，那么它就是下一个 KMT 了。
....... (2018-05-01 21:51) 

开放选举，民选的政府首长，也得听对应的党委书记的

丘陵小河:开放选举，民选的政府首长，也得听对应的党委书记的 (2018-05-01 23:59) 

中国不是美国这类国家.
几千年来都是中央集权制的.

如果说民选, 肯定会有 挟持民意 之举.对于本地区民众可能会是好事, 但可能也会对大局有冲击.
如果权力下放, 会不会成为唐末那样, 节度使把持, 最终结果就是一起  game over.

以前我也觉得有票会是好事, 但现在觉得也是两面性的了.
为了选票, 各种欺骗, 然后自己选上来的人,各种令人寒心的作为.
再有就是, 太过于受媒体影响了.
了解一个人,一件事. 都得从网络获取资讯, 就算再聪明,也不可能不被误导.
太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了.

skiy:中国不是美国这类国家.
几千年来都是中央集权制的.
如果说民选, 肯定会有 挟持民意 之举.对于本地区民众可能会是好事, 但可能也会对大局有冲击.
....... (2018-05-03 16:09) 

过渡期乱象多点，过渡完平衡后就好很多了。很多时候人性都是相通的。
我们考虑问题，有时候得看更远点，看到几百年后是什么情形，而不是老是看后面的二三十年，甚至最近几年。皇帝被称成岁，但终究不是万岁，有的党也称万岁，但能不能万岁是个未知数。皇帝知道自己不能万岁，所以要立太子与辅政大臣，以防万一；同理，而我们现在也要防止在一党梦碎后发生大动乱或分裂，所有的政治布局都应该围绕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小一点的乱其实并没有什么，人们基本还可以承受得起，而大的动荡与分裂则是灾难。
在古代，皇权不下县，一个王朝虽然灭了，但基层的组织并没有乱，家族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绅士也非常重要的话语权，所以，中华文化保留并发扬光大。而现在，中国的家族制度没有了，儒家衰退了，马克思也不被多数人信奉了，80年代在政体上的一些安排现在也被打碎了，富者想着移民保财，等等，这都是极大的危机。稍微不慎，未来还可能会出现类似南北朝的大分裂。
就选举而言，宣传与揭露是必不可少的，台上的狗咬狗，台下的百姓坐收渔翁之利，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揭露不好的事的人，很难自保，从而进一步导致人们不敢揭露坏事儿，不敢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