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吐蕃]转-李军|三州七关的收复与唐宣宗大中政局 [复制链接]

李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隋唐史、敦煌学。

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在宦官的拥立下，李忱以皇太叔的身份在唐武宗柩前即位，是为宣宗。次年正月甲寅，宣宗祀圆丘，改元大中，由此进入宣宗的大中时代。虽然史书中给予宣宗“小太宗”之称或有过誉之嫌，但宣宗大中朝对晚唐政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史书所载，在吐蕃论恐热归附的有利局面下，宣宗于大中三年（849）顺利收复三州七关，从而构成了大中之政的核心内容之一。以往学者在关注三州七关收复问题时，主要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排列和考辨，复原了自大中三年（849）正月至六七月间宣宗政府收复三州七关的大致过程。但由于传世文献的记载缺环较多，彼此抵牾之处亦复不少，故学者对该段历史进程的复原时有断裂，对该事件的后续影响也有所忽略。笔者借助近年来陆续公布的石刻资料，对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具体进程及后续影响进行考察，以期揭示唐中央政府决策的具体进程以及内部政务与对外经略的关联性。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论恐热归附与三州七关收复之关联性‍

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吐蕃王国的统治很快就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河陇地区，吐蕃落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展开混战。吐蕃王国内部的混乱，削弱了吐蕃对河陇地区的控制。以大中二年（848）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收复清水为发端，宣宗政府展开了收复河陇失地的具体行动。而就在收复清水后不久，长期与尚婢婢混战于陇右的论恐热即以秦、河、渭三州之地归附唐朝。只是唐朝最终收复却是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故史书往往根据最终的结果，将秦、原、安乐等三州七关之地误记为论恐热所进献的区域。

对于论恐热归附唐朝的时间，除《唐会要》卷九七《吐蕃传》“大中三年春”的记载较为宽泛，可暂不论外，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记载。第一种记载为《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均系于大中三年（ 849）正月。其中，《旧唐书·宣宗纪》载：“（大中）三年春正月丙寅，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诏太仆卿陆耽往喻旨，仍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其来。”《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则载：“宣宗大中三年正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论恐热以安乐三州及石门七关等归国。” 此外，与《册府元龟·外臣部》仅记载月份不同，同书卷二十《帝王部·功业第二》则精确到了具体的日期：“宣宗大中三年正月丙辰，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由此可知，虽然《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均将论恐热归附的时间确定在大中三年（ 849）正月，在系日上却存在差异。大中三年（ 849）正月为丙辰朔，丙寅则为十一日。《旧唐书·宣宗纪》和《册府元龟·帝王部·功业第二》两者系日的天干相同，且正好相差十日，这似乎并非巧合。笔者推测论恐热归附时间的原始记载应是数字系日，《旧唐书》《册府元龟》在进行日期换算时，对于“十一日”之“十”或有衍夺，从而出现了两者记载的差异。以衍、夺两者情况相较，该处夺字的可能性应该更大。所以，就《旧唐书》《册府元龟》两者记载而言，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以论恐热归附的消息上报唐中央的时间应在大中三年正月丙寅（十一日）。

第二种记载为宋人所修撰的《新唐书》及《资治通鉴》，两者均将论恐热归附唐朝的具体时间系于大中三年（849）二月。其中，《新唐书·宣宗纪》载：“（大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 在该记载中，欧阳修只是记载到吐蕃归附这一个事件，叙事较为简洁和明晰。《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三年二月”条则云：“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众所周知，《武宗实录》至五代时期已严重毁损，而武宗以下诸朝的官修实录本就未能完成。在北宋修撰《新唐书》之际，宋敏求曾补撰有晚唐六朝实录。其书虽已亡佚，但学术界通常认为宋敏求撰《实录》应是晚唐六帝本纪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通鉴考异》引《实录》云：“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杀东道节度使，奉表以三州、七关来降。”由此可知，《新唐书》在记载论恐热归附之事时，对《实录》的内容进行了裁剪；而《资治通鉴》则是在对《实录》所载进行改编的同时，吸纳了《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唐政府以陆耽宣谕及诏泾原等镇出兵应接的记载。《资治通鉴》的表述实现了诸事的叠加，在增强事件叙述完整性的同时，也增加了记载的不确定性。《旧唐书》既著有具体的日期，应更为可信。而根据后文所考，唐政府诏命泾原、灵武等镇收复三州七关时间是在大中三年（ 849）五月之后。由此，发生在大中三年（ 849）二月的，只能是宣宗以陆耽前往陇右宣谕论恐热一事而已。

根据《通鉴考异》引《补国史》及《新唐书·吐蕃传》等载，可知论恐热曾入朝长安，只是前者记载其事在大中五年（ 851）五月，后者则认为其事在大中三年（ 849）陆耽前往宣谕至凤翔等镇收复三州七关之间。对此，《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五年五月”条载：“吐蕃论恐热残虐，所部多叛；拓跋怀光使人说诱之，其众或散居部落，或降于怀光。恐热势孤，乃扬言于众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万来诛不服者，然后以渭州为国城，请唐册我为赞普，谁敢不从！”五月，恐热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让就礼宾院问所欲。恐热气色骄倨，语言荒诞，求为河渭节度使；上不许，召对三殿，如常日胡客，劳赐遗还。恐热快快而去，复归落门川，聚其旧众，欲为边患。会久雨，乏食，众稍散，才有三百余人，奔于廓州。”根据《资治通鉴》上文所载，大中三年（ 849）二月，吐蕃河陇守将因国乱无所归，故降唐。而直至大中五年（ 851）五月，论恐热才因部属多叛被迫降唐。入朝后，宣宗命尚书左丞李景让于礼宾院见之。但论恐热所提出的担任河渭节度使的要求并未得到宣宗认可，故其复归落门川，并准备侵犯唐朝边境。最终却因久雨乏食，其最终奔还廓州。但根据《新唐书·吐蕃传》所载，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麾下内怨，皆欲图之。乃扬声将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宣宗诏太仆卿陆躭持节慰劳，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兵迎援。恐热既至，诏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恐热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帝不许。还过咸阳桥，咄叹曰：“我举大事，觊得济此河与唐分境。”于是复趋落门川收散卒，将寇边，会久雨粮绝，恐热还奔廓州。于是凤翔节度使李玭复清水；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取石门等六关，得人畜几万；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诏为威州；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复萧关；凤翔收秦州；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对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载论恐热入朝的各个环节，诸如尚书左丞李景让问所欲、论恐热求河渭节度使、被拒后复归落门川并欲寇边、因久雨粮绝而被迫奔还廓州等，均与《资治通鉴》相类似。如此可证，《新唐书·吐蕃传》对于论恐热事迹的记载应该与《资治通鉴》一样，均是源自林恩的《补国史》。但对于唐朝收复三州七关与论恐热归附的关系，《新唐书》的叙事逻辑却与《资治通鉴》截然不同。在宋祁的笔下，正是因为论恐热在穷途末路之际降附唐朝，才给唐朝提供了经略三州七关的契机。司马光主要利用《补国史》及唐朝赏边将而不赏论恐热的结果，认定论恐热并未在大中三年（ 849）降附唐朝，其入朝是在大中五年（ 851）。但根据《陆耽墓志铭》，可知《补国史》及《资治通鉴》关于论恐热大中五年始来降的记载显然有误。虽然《新唐书·吐蕃传》所载相关史事很可能也是源自《补国史》，但宋祁对论恐热归附的时间进行了合理的修订。《补国史》的作者林恩为僖宗朝进士，该书对论恐热入朝的时间记载或有失误，基本史实却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将《新唐书·吐蕃传》所记载的论恐热入朝的形势与大中三年（ 849）宣宗经略陇右的具体步骤相结合，就可以确定《资治通鉴》所载论恐热入朝的“大中五年五月”应为“大中三年五月”之讹。

要而言之，大中三年（849）正月十一日，吐蕃河陇守将论恐热归附的消息由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上奏宣宗。二月，宣宗以陆耽前往陇右予以宣慰。同年五月，论恐热前往长安觐见宣宗，请求唐政府承认其对河、渭等州控制权。为了避免在长安的京西北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吐蕃军事集团，宣宗断然拒绝了论恐热所请的河渭节度使。正是在论恐热因久雨乏粮而撤往廓州、陇右东部地区形成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宣宗才真正下定决心以西北缘边诸镇及振武之客军收复三州七关。

二、宣宗君臣收复三州七关的筹划与实施 ‍

由于传世史书记载的缺失，虽然学者以往可以复原唐政府收复三州七关的大致过程，但对于中央政府决策的内情往往不甚了解。幸运的是，在新近发现的碑刻文献中保留了不少相关的记载，有助于我们明晰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筹划与实施的具体进程。

在宣谕论恐热的陆耽完成使命后，大中三年（849）三月，宣宗又以内庄宅使刘德训充“京西、京北巡边宣谕点阅等使”，会同谏议大夫韦博、检校刑部尚书高承恭等人前往京西北巡边。对此，《刘德训墓志》载：“（大中）三年三月，迁内庄宅使。上曰：‘属天宝际，禄山背叛，西戎以为己利，取我河县，收我农功。今拟却复旧疆，命尔充京西、京北巡边宣谕点阅等使，与谏议大夫韦博、检校刑部尚书高承恭同往。’公奉皇华之使，具申丹恳之诚。图写山川，敷奏王庭。”从时间上看，在大中三年三月宣宗“拟却复旧疆”之际，刘德训、韦博、高承恭等人前往京西北所处置的应正是论恐热归附之事，宣谕的对象为论恐热，点阅的则应为归附的吐蕃部众及生活在降附区域之内的唐朝陇右遗黎。与此同时，刘德训等人还利用实地踏查之机，“图写山川”，为唐朝随后收复陇右旧疆提供了必要的情报依据。

在论恐热率众归附的有利条件下，虽宣宗有意收复旧疆，但为众多朝臣所反对。对此，毕諴《白敏中神道碑》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天宝末，中【原】多事，河西、陇右之地尽为吐蕃所据。【宪】宗皇帝志在收复，大业未遂。德宗守天下时（中缺）年，宣宗皇帝绍元和之□切于□□□□□吐蕃【丧】□入，不置君长……南起陇□□黄河带□千里以归。□□□□□宰相常有复河湟志。慕有言唐二百年后有中兴，□都复故地。宣宗皇帝应□识公，降（中缺）偶然哉。当□公□皆以儒雅相尚，苟即□无事，□□久远以生事【蛮】夷□【牢】其位。公以三州□（七？）□（关？）南北千里，天设险阻以限夷夏，会昌已有【藩】【盛】，界泾州西八千里。常（中缺）之山。虽有□兵□□东下，安可谓之生事矣？向非宁宗之□□之忠。岂惟朝廷失大计，□公亦危矣。”通过上述记载，可知在吐蕃赞普卒后，由于吐蕃难以控制陇右地区，从而使得“南起陇□□黄河带□千里以归”。在如何处置论恐热归附的问题上，唐政府内部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即毕諴所言“公□皆以儒雅相尚，尚苟即□无事”，而以河陇陷蕃日久为借口，将收复失地视为生事于吐蕃。为了配合宣宗以压制反对的声音，白敏中不得不抬出曾有意收复河陇失地的宪宗以壮声势，指出河陇地区被吐蕃占领后，“【宪】宗皇帝志在收复，大业未遂”，所以宣宗对吐蕃的经略体现了对元和之政的继承。由此，大中三年（ 849）之际的陇右经略也就获得了较为充分的政治合理性。

政治合理性的构建只能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还不足以迫使反对经略者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所以，宣宗在大中三年（849）四月乙酉对宰相群体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除门下侍郎白敏中、中书侍郎马植继续留任宰相外，御史大夫崔铉、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同日入相，而之前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兼刑部尚书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周墀，则被授予刑部尚书的检校官，外任东川节度使。《文苑英华》卷四五〇沈询《授崔铉、魏扶拜相制》明确宣宗之所以在大中三年（ 849）四月以崔铉、魏扶为相，就是为了“宣明号令，弘济生灵。致寰海之乂安，复河隍之土宇”。由此可见，宣宗以崔铉和魏扶两人入相，就是为了配合自己的河湟经略。

对于周墀罢相原因，史书的记载可谓众说纷纭。其中，《东观奏记》卷上载：“懿安郭太后既崩，丧服许如故事。礼院检讨官王皞抗疏，请后合葬景陵，配享宪宗庙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诘其事……宰相将会食，周墀驻敏中厅门以俟同食。敏中传语墀：‘正为一书生恼乱，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厅问其事，皞益不挠。墀以手加额于皞，赏其孤直。翌日，皞贬润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二年（ 848）正月，周墀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的身份入相；同年六月，由兵部侍郎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中三年（ 849）三月，又兼刑部尚书。而懿安郭太后之崩在大中二年（ 848）五月，同年十一月已经完成葬礼。如果说周墀因为赞赏王皞而免相，一是在时间上不合，二是宣宗也没有必要在有意将其罢相的前提下屡次为其加官。更何况根据《周墀墓志铭》记载，宣宗在周墀罢相后，曾再次提升其检校官。这也就证明周墀之所以被罢相，应与懿安郭太后葬仪事无关。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三年四月”条则载：“河东节度使王宰入朝，以货结权幸，求以使相领宣武；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论之，宰遂还镇。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为，让议竟寝。墀又谏上开边，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为东川节度使……翰林学士郑颢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谢，加检校右仆射。”根据司马光所呈现的历史脉络，周墀罢相系反对王宰以使相领宣武、拒绝以驸马都尉韦让出任京兆尹以及劝谏宣宗开边等一系列“直言”所导致的结果。司马光将王宰入朝事附于周墀罢相的大中三年（ 849）四月，显然是在建构周墀反对王宰以使相领宣武之事与其罢相的关联性。但据《王宰墓志铭》所载，可知王宰入朝是在大中三年（ 849）元正，在时间上与周墀罢相尚有四个月的时间差。

《新唐书·周墀传》载：“河东节度使王宰重赂权幸，求同平章事领宣武，墀言：‘天下大镇如并、汴者才几，宰之求何可厌？’宣宗纳之。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持不与。繇是妄进者少衰。会吐蕃微弱，以三州七关自归。帝召宰相议河湟事，墀对不合旨，罢为剑南东川节度使。驸马都尉郑灏言于帝曰：‘世谓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尚书右仆射。”从宣宗对王宰入朝的处置结果看，其最终采纳了周墀的建议。从处置王宰入朝求官之事上，我们看不到宣宗与周墀之间存在矛盾。因驸马都尉韦让所请为周墀抵制，《资治通鉴》即暗示宣宗有借机报复的可能性。但值得注意是，韦让所娶乃宪宗第十女郑国温仪公主，并非宣宗之女。《资治通鉴》出于塑造直臣形象的需要，将本无关联的事件进行排列演绎，从而模糊了周墀被罢相的根本原因。

如果从史源的角度考虑，《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周墀罢相、力阻王宰及韦让的事迹均取材自杜牧所撰《周墀墓志铭》。但在叙事顺序上，杜牧在墓志中首列周墀因“河湟事议不合旨”而罢相，其后才列举周墀力挫王宰以使相领宣武的企图以及反对韦让出任京兆尹等事迹。《新唐书》在利用《周墀墓志铭》的材料时，打破了该墓志以事归类的做法，改以时间为线索，对以上诸事进行了重新排列，但诸事之间并无递进关系。而《资治通鉴》为了将周墀塑造成因一贯“直言”而最终被贬斥的忠臣形象，有意将周墀针对王宰及韦让求官的言论附于周墀罢相的大中三年四月条。在司马光刻意的组合及转呈之后，周墀罢相的原因由较为明晰的“河湟事议不合旨”，转化为符合忠贞之臣标准的“直言”。但在宣宗为周墀晋升检校官的问题上，《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并没有采用《周墀墓志铭》“明日入谢，面加检校右仆射”的白描式叙述方式，而是引入了驸马都尉郑灏这一关键人物。通过其对周墀“直言”的赞许，进一步强化了周墀“直臣”的形象。郑灏对周墀“直言”的评价，虽然没有改变周墀罢相的结果，却使其检校官由刑部尚书跃升为右仆射，可谓极大的荣耀。由此可见，宣宗所排斥的并非周墀的“直言”，而是周墀对其经营陇右失地政策的不配合，而该政策正是宣宗希望通过对外经略转移内部矛盾，同时继绍宪宗之政的关键一步。

在宣宗与白敏中排除异己以图经略河陇之际，凤翔节度使崔珙以患疾为由，向宣宗提出了罢职的请求。在宣宗针对“犬戎输诚，归我故地”，从而“下议纳款，且筹开疆”之际，崔珙求罢职的举动显然不利于宣宗经略措施的实施，故被视作“不自力避事” 。虽然宣宗失望之极，但因崔珙为元老重臣，故特为优容，最终命崔珙以太子少师的身份，分司东都。崔珙离任后，继任者为刑部尚书兼宗正卿李玭。李玭出身于名将李晟家族，为李晟之孙、李愬之子。《授李玭凤翔节度使制》载：“门下：秦之旧都，汉为右地。扼戎疆之要害，作上国之藩篱。旁联封畿，前抗巴蜀。其所受任，必择忠良……今以昆夷来朝，愿纳故壤。将复河湟之境，必资整训之方。遂结疆场，付尔汧陇。于戏！惟昔乃祖，曽显是邦。勿隳贻谋，光膺分阃……勉副家声，以酬殊奖。”对于以李玭为凤翔节度使的目的，制文中非常明确地记载为“今以昆夷来朝，愿纳故壤。将复河湟之境，必资整训之方”，也就是为经略论恐热所献区域做准备。因李愬在元和年间曾出任过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故宣宗在制文中以李愬为例，对李玭大加勉励。与此同时，以监军身份与李玭共同控制凤翔节度的正是此前刚刚完成巡边任务的刘德训。

据《孟秀荣墓志铭》所载，孟秀荣于大中三年（849）四月十日被任命为振武节度监军。根据黄楼的研究，孟秀荣为武宗朝大宦官仇士良一党，在宣宗即位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宣宗有意经略陇右之际，孟秀荣以 65岁的高龄外任振武，应是宣宗为调派振武军参与陇右收复所做的准备工作。因为在此后收复三州七关的军队中，就有来自振武的客军。《文苑英华》卷四五三《授高承恭振武麟胜等军节度使制》记载此前与刘德训等共同巡边的高承恭，因为“拥缇骑以徼巡，勤彰夙夜”的功绩，得以出任振武节度使。因该制在《文苑英华》中排列于咸通三年（ 862）《高璩授东川制》之前，故吴廷燮、郁贤皓均将高承恭始出镇振武的时间系于咸通二年（ 861）。但据制文所载，高承恭在出任振武节度使之前，检校官为刑部尚书，与高氏在大中三年（ 849）三月前往京西北巡边时的检校官相同。所以，高承恭出任振武节度使不应迟至咸通二年（ 861），而当在大中三年（ 849）三月巡边之后不久。高承恭为高崇文之子，与继崔珙出任凤翔节度使的李玭相类，均为宪宗朝名将之子。所以，以高承恭为振武节度使、孟秀荣为监军，可以视作宣宗为经略陇右所做出的另一项重要的藩镇人事调整。

在经过前期的情报搜集、宰臣调整、西北藩帅及监军体系的重新布局后，宣宗诏命凤翔、邠宁、泾原、灵武、振武等镇的军队进军三州七关地区。六月二十七日，泾原节度使康季荣率军收复原州及石门关、驿藏关、木峡关、制胜关、六盘关、石峡关等六关。七月六日，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安乐州。七月十三日，邠宁节度使张君绪收萧关。七月二十三日，凤翔节度使李玭奏收复秦州。

翰林学士刘瑑在《收复河湟德音》所列举的唐朝得以顺利收复三州七关的三个原因中，除“天地储祥，祖宗垂佑”为虚文外，“左衽输款，边垒连降”“枢衡妙算，将帅雄棱”皆为写实之作。虽然对于“枢衡妙算”之具体情况，上述诏书语焉不详，但根据其所载山南、剑南等道处理陷蕃区域的态度，或可推知一二。《收复河湟德音》在表彰立功将士、罗列三州七关经营措置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山南西道及剑南节度使若有意收复辖区内的没蕃州县，“其兵士委本道差遣。如要钱物接借，亦具闻奏”。缘边藩镇提供军队，中央政府负责后勤保障的原则，应是沿用了之前泾原等镇收复三州七关时所采取的模式。但与唐政府鼓励山南西道及剑南节度量力收复本辖区内的没蕃州县有所不同，参与收复三州七关的诸镇，除了振武与该地区没有隶属关系外，凤翔节度与其所收复的秦州、邠宁节度与其所收复的萧关也没有历史上的隶属关系。所以，相对于唐政府鼓励山南西道和剑南收复本属自身辖区的陷蕃区域不同，泾原、邠宁、灵武、凤翔、振武诸镇介入三州七关的收复皆是出自以白敏中为首的宰臣之筹划，各自出击的区域也是经过事先筹划的结果。从事后的封赏等级来看，诸镇的待遇颇为不同。其中，最先收复失地的泾原节度受赐绢六万匹，得到的封赏最为丰厚；次收安乐州的灵武节度，得到的封赏则减泾原一等，为绢五万匹；收复失地较为滞后的邠宁及凤翔，所受封赏为四万匹，属于最低等级。由此可见，宣宗对于缘边诸镇封赏的依据并非是收复失地的范围，而是响应其军事决策的速度。在唐朝的筹划层面，对于三州七关的收复次序并没有先后之分，只是各镇积极程度及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在同时出兵收复的情况下，各地收复的时间出现了近一个月的差距。

三、三州七关收复与党项经略、归义军设置之间的关联‍

根据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举动，学界多将宣宗视为有意西北经略的有为之主。对于宣宗在收复三州七关后并未继续西进的举动，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虽然论述的重点不同，但学者多将党项势力的存在视为阻碍唐朝继续西进的重要因素。村井恭子注意到了三州七关收复、党项问题、设置归义军三者基本在同时的历史现象，但对于三个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未进行必要的探讨。作为时间相互衔接且空间较为接近的三个事件，前者对后者以及彼此之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故笔者希望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德宗建中四年（783）的清水会盟中，唐蕃确立了双方之间的边界，但吐蕃并没有恪守盟约的内容，时有侵入唐境以掳掠人口及财货之举。“平凉劫盟”更是将唐蕃关系推至冰点，从而进入了近二十年的关系恶化期。随着宪宗即位后主动缓和关系，再加上回鹘所带来的军事压力，吐蕃于宪宗元和初年主动遣使与唐朝通好。唐朝利用吐蕃急于重新订立盟约的心理，提出了“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的要求。宪宗之所以对其余陷蕃失地“舍而不言”，显然不是白居易所言的“但务早成盟约”，而是基于三州对于唐朝西北边防的重要地位。对于元和政局而言，控制秦、原、安乐三州，可以重新建构陇山防线，以增强防御吐蕃的能力。但对于宣宗而言，收复三州七关只是在形式上继承了宪宗之政，因为其所面临的外在军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

对于大中三年（849）之际的宣宗而言，吐蕃的外在威胁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内部的党项问题成其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对于陇右内徙党项对唐朝的威胁，曾任凤翔节度使的崔光远有着清醒的认识：“今凤翔近甸，秦、陇雄藩，北有党项之虞，西有羌、浑之患。或阻绝我道路，或侵轶我封疆。王师出征，则鸟散山谷；官军罢讨，则雨集郊坼。”如果说党项的零星骚乱尚不至于动摇唐朝之根本，但其与吐蕃以及吐谷浑等部落的联合侵扰，则极大地威胁到了唐中央的安危。至德之后，西北内附的党项“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道，故时或侵叛”。郭子仪正是看到了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故上表请徙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开成末年，党项种落愈繁，而西北藩镇在羊马贸易中加以盘剥，致使党项部落相率为乱，以至于灵、盐道路不通。虽然武宗在会昌年间曾频命使者前往邠宁、灵武、盐夏等处安抚党项，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宣宗大中元年（ 847）五月，吐蕃“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对于吐蕃所侵扰的“河西”，学者指出应为盐州一带。因为党项时常与吐蕃联合以寇略唐西北边地，故杜牧斥之为“兔伏鸟飞，为戎虏之耳目；狼心枭响，作郊畿之残贼”。所以，在吐蕃王朝崩溃的形势下，党项问题就成为宣宗君臣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重构陇山防线对于防范吐蕃的现实意义已大为降低，但三州七关的收复可以断绝吐蕃和党项的联系，从而为宣宗君臣处理党项问题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收复宪宗曾力图恢复的三州地区，也为宣宗提供了继绍宪宗元和之政的绝佳机会。这也是宣宗在收复三州七关后，匆忙之际即在长安面见陇右遗黎及颁发《收复河湟德音》的原因。宣宗通过为顺宗和宪宗上尊号、举行上尊号大赦等方式，将三州七关的收复与宪宗之政进行了接续，从而实现了收复三州七关事件政治效应的最大化。通过收复三州七关并大肆宣扬自己的功绩，努力将自己的行动与宪宗取得联系，使宣宗获得了足够的政治权威，这也成为其此后可以顺利推行经略党项政策的前提。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三年七月”条在记载灵武、邠宁、凤翔等节镇收复失地事之后，又载：“诏邠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此处之“河西”，应指关内道北部东西纵流的黄河所夹地区。对此，《新唐书·方镇表一》“邠宁”节度大中三年栏载：“邠宁节度以南山、平夏部落叛，徙治宁州，及归附，复徙故治。”南山、平夏即党项南山部和平夏部，由此可见唐邠宁节度使改治于宁州，主要针对的是关内道北部的党项。《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九年三月”条又载：“诏邠宁节度使毕諴还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项未平，移邠宁军于宁州，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盐、武三州军食足，故令还理所。”宣宗在收复三州七关伊始，就出于对付党项的考虑，将邠宁节度移镇宁州，显示了三州七关收复与其后党项经略之间的密切联系。

相较于党项，宣宗对河陇其余陷蕃失地的兴趣并不是太大。大中三年（849）八月，唐政府对三州七关的收复工作基本完成。而在随后颁布的《收复河湟德音》中，充分体现了宣宗对河陇其余失地的态度。诏书载：“三州七关创置戍卒，且要务静。如有羌戎潜来博易，辄不得容纳，委刺史切加禁断。或有投降吐蕃，到边上收取，本道令长吏奏取进止……夫取不在广，贵保其金汤；得必有时，讵计于迟速。今则便务修筑，不进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备无患，载洽亭育之道，永致生灵之安。中外臣寮，宜体朕意。”在诏书中，宣宗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进取态度，对仍处于吐蕃控制之下的河陇大片失地态度暧昧，即使是对允许边镇经营的西南地区，也只是允许山南西道、剑南、山川边界“量力收复”。对于收复失地所需要的武力，则“委本道差遣”。很明显，唐政府并没有形成收复失地的总体规划，而只是将收复失地的希望寄托于沿蕃边镇。诏令中“取不在广，贵保其金汤”“今则便务修筑，不进干戈”等言语，更是反映出宣宗满足于三州七关的收复，而以守境为主、不务进取的态度。

根据《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唐政府在颁发《收复河湟德音后》，“又诏：朕姑息民，其山外诸州须后经营之”。《新唐书·吐蕃传》虽未明确记载该诏颁发的具体时间，却将其系于大中三年（ 849）收复三州七关与张议潮奉河陇十一州图籍入献之间，王忠则认为宣宗下此诏的时间应在大中五年（ 851）二月之后。或许是受到王忠对诏书断代的影响，李鸿宾进一步指出宣宗之所以放弃西进的计划，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其一，张议潮自立河西并向外扩张，威胁了唐朝西进的意愿；其二，党项及其他外族势力在西北地区的存在；其三，唐王朝内政的整治限制了其西进。虽然《新唐书》对宣宗所下诏书的内容语焉不详，却可以根据其主旨思想对其进行溯源。《唐大诏令集》卷六《尊号批答·大中三年答宰臣上尊号》载：“敕旨：没陷河湟，百有余载。中原封界，咫尺戎疆。累圣含容，久劳征戍。伏思元和中将摅宿愤，常欲经营。属诛锄叛臣，未暇收复。今则恭行先志，克就前功。不远征兵，不劳财力。二（三）州之外，兼得七关。又取维州，粗成边业。尚以息民解甲，未收山外诸州，且以肆眚申恩，所以颁示天下。其御楼依所乞。天（大）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敕书中所言的“以息民解甲，未收山外诸州，且以肆眚申恩”，正可与《新唐书·吐蕃传》所载的“朕姑息民，其山外诸州须后经营之”相对应。此外，敕书颁发的时间也符合《新唐书》的叙事顺序。由此，我们可以确定上述敕书应正是《新唐书·吐蕃传》中宣宗放弃经营山外诸州诏书的史源，只是宋祁将诏书内容稍作改编而已。

据《旧唐书·宣宗纪》的记载，唐朝收复维州的时间在大中三年（ 849）九月辛亥。《册府元龟》卷五〇八《邦计部·俸禄四》大中三年九月敕则记载到了秦成两州经略使的职田，可知成州之复当此之前。大中三年（ 849）十二月己未，山南东道节度使郑涯又奏收复扶州。在形成上述“六郡连收，七关尽复”的局面后，宣宗政府主要是采取措施以恢复对新复地的控制，对其余的陷蕃失地则保持了“息民解甲”的态势。正因为如此，在大中四年（ 850）十一月己亥所颁发的敕文中，所收复的陷蕃失地仍然是秦、原、威（原安乐州）、武（原萧关）以及成、维、扶三州。虽然唐政府在《收复河湟德音》中，对其余陷蕃失地并没有显示出积极进取的态度，但毕竟还允许山南及剑南等道量力收复，而到此时已转变为不许用兵，表明宣宗对陷蕃失地的态度更加趋于保守。

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初衷更多是在通过继绍宪宗之政的名义转移内部矛盾，对外经略本非其真正的意图。如果说收复三州七关尚属于宣宗的主动之举的话，成、维、扶三州的收复则完全是在缘边藩帅主导下完成的功业。宣宗在完成继绍宪宗的政治目的之余，已经超额完成此前的战略目的。在这种背景下，宣宗关注的重点由收复陷蕃失地转移到了更称得上腹心之患的党项问题上来。虽然唐朝因为“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已经出现了“连年无功，戍馈不已”的困境，但宣宗还是在大中四年（ 850）年底加大了对党项的讨伐力度，先后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以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

大中五年（851 ）二月，张议潮派遣的悟真使团到达长安，给宣宗带来了张议潮在沙州起事且已经占领沙、瓜二州的消息，唐政府因此授议潮以沙州防御使。虽然史书没有记载张议潮获得该项任命的具体时间，但据敦煌文书P.3720 所收录的洪辩告身，可知洪辩是在大中五年（851）五月二十一日始获得京城临坛大德并赐紫的册封，由此可以推知张议潮获任沙州防御使应与洪辩受册封的时间相同或稍早。沙州使者入朝之际正是唐政府大规模征讨党项的战争间隙，宣宗君臣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此事。作为沙州使团的首领，悟真求取中央政治及军事支持的使命被搁置一旁，只能与两街高僧大德进行诗歌酬唱。在三个多月后，已经占据沙、瓜二州且号称控制河西的张议潮，才被唐政府授予沙州防御使一职。在针对党项的征伐久讨无功的情况下，宣宗“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大中五年（851）四月，平夏党项归附。八月，在唐军的持续打击和分化下，南山党项也放弃抵抗。由于“时用兵岁久，国用颇乏，诏并赦南山党项，使之安业”，宣宗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就是选拔儒臣以替代残暴之边帅。对党项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宣宗充分认识到西北经略问题的复杂性。所以在大中五年（851）十月张议潮遣张议潭以陇右道图籍入献之际，宣宗君臣并没有延用对于首次沙州使团的拖延态度，而是在次月就在沙州设置归义军节度，以张议潮统辖河陇十一州的广大区域。

唐朝对归义军辖区的设定，应该是宣宗考量现实情况之后作出的决断。三州七关的收复只是进一步激发了宣宗经营党项的勇气，对于陇山以西，尤其是河西地区并未有任何举措。党项问题的草草收场，使得宣宗对政治形势有了更为清晰的判断。由此，唐中央政府针对党项的政策由此前的军事讨伐演化成儒臣治理。对于帝都侧近的党项尚且如此处理，如何奢望宣宗君臣能有以武力向西推进疆域的勇气。唐蕃以陇山一线分界已是近百年的事实，虽然此前朝臣中屡有收复河陇的提议，但均不了了之。在吐蕃内乱、回鹘败亡的情况下，勇于征伐的武宗尚且只是以密诏告知缘边诸镇，密切注意吐蕃动向。急于摆脱国内政治危机的宣宗，在论恐热归附的情况下，也只是利用陆耽等人宣慰、侦查。直至论恐热被迫远遁廓州，唐军才敢于真正出兵收复自宪宗以来就力图收复的秦、原、安乐三州之地，足见唐朝此时实力之弱。虽然顺利完成了三州七关以及成、维、扶等地的收复，但大中四年（850）之初，宣宗就停止了针对吐蕃的军事行动，转而处理内部的党项问题。总的来看，三州七关的收复为宣宗经营党项提供了契机，但并不能体现出其具有经略广大陷蕃失地的意图。党项经略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迫使宣宗更为注重内部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宣宗授予张议潮十一州辖区并保持与归义军的良好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语 ‍

大中三年（849）正月，论恐热以陇右州郡降唐。二月，宣宗以陆耽为宣谕使前往宣谕。三月，遣刘德训等人前往京西北探听虚实。在宰臣和边将反对经略的情况下，为了摆脱朝臣的限制，宣宗调整了宰臣及西北缘边藩帅群体。是年五月，论恐热入朝，希望能获得唐政府对其河、渭等地控制权的承认，但为宣宗所拒。在论恐热被迫远遁廓州的情况下，唐政府才真正开始收复三州七关的进程。经过近两个月的军事行动，宣宗君臣的战略筹划得以实现，唐军最终顺利控制了三州七关地区。到了年底，宣宗通过给顺宗和宪宗加尊号的方式，强化了三州七关收复与元和之政的关联性。

三州七关的收复既为宣宗继绍宪宗之政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还在地域上切断了党项与吐蕃联合的可能性，从而为解决党项问题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唐政府对三州七关的经略过程甚为拖沓，并未显示出宣宗对外经略或者收复河陇失地的雄心。三州七关的收复更大程度上是在外力的刺激下，宣宗解决内部矛盾的一种尝试。在目的达到后，宣宗的目光随即转向内部的党项问题。宣宗本无意经略陇山以西的陷蕃地区，再加上党项问题的存在，所以宣宗君臣对张议潮的归附完全持欢迎的态度，这也是宣宗政府设置归义军以及在大中年间与归义军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所在。

致谢：本文曾在2019年 12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中古制度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蒙论文评议人雷闻研究员、李宗俊教授批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

宣宗时期 关内 陇右的方镇建制有比较大的调整

燕国公高骈是否参加过这个战役？高骈在自己的诗作中屡次提到凤林关，对自己在秦州的功业很是得意。

weiyanbodan:燕国公高骈是否参加过这个战役？高骈在自己的诗作中屡次提到凤林关，对自己在秦州的功业很是得意。 (2021-08-30 00:02) 

當然參加過

神策軍出身的高任秦州經略使，招降河渭二州。朝廷建節於秦州，本應該以高駢為第一任節度使，但由於中樞鬥爭，卻將高駢調到安南都護府去打南詔，所以高對此十分不滿。

晦象先生:當然參加過
神策軍出身的高任秦州經略使，招降河渭二州。朝廷建節於秦州，本應該以高駢為第一任節度使，但由於中樞鬥爭，卻將高駢調到安南都護府去打南詔，所以高對此十分不滿。 (2021-08-30 10:13) 

安南也分出去了，高骈身死族灭，还被欧阳修打为叛臣，而他的天赋和功业本应该成为另一个汾阳王或者李西平的

论恐热归唐就是一个笑话，跟侯景归梁一样，完全是因为势穷力竭所迫，所献三州七关之地也跟侯景所献东魏河南地一样，属于已经不在其掌控范围的空头支票。
实际归唐的应该是尚婢婢。《资治通鉴》记载，尚婢婢在论恐热第一次发兵攻击时，因实力不济以卑辞厚币计退论恐热兵后，抚髀笑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岂能事此犬鼠呼。后来击败论恐热时，传檄河湟，数论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再后来因诸将轻敌为论恐热所败且乏食，帅部众三千就食甘州南（此后不见记载于史），留部将拓跋怀光守鄯州，与屯廓州论恐热相持。
论恐热降而复叛后的结局：
（咸通）七年，论恐热寓居廓州，纠合旁侧诸部，欲为边患，皆不从，所向尽为仇敌，无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怀光于鄯州，怀光引兵击破之。拓跋怀光以五百骑，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此时怀光应该已归唐）。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是否为尚婢婢亲属？）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由是衰绝。乞离胡（末代吐蕃王）君臣不知所终。——《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唐武宗多活几年，还有机会大展拳脚番，宣宗就算了。

近年来唐史研究对宣宗的评价很低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31(04),41-54+213

李军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
由于宣宗得位不正，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宣宗利用论恐热以陇右诸州内附的机会，试图经营河陇失地。在遭遇朝臣的反对后，宣宗将具体经营的区域限定在了三州七关，以对应元和年间宪宗意欲通过谈判收回的三州地区。通过收复三州七关，宣宗赢得了足以稳定局势的声望，同时还为其继绍宪宗之政提供了新的素材。与此同时，宣宗君臣通过“河湟”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收复三州七关的举动与继承宪宗统治之间的联系。


作者简介：李军，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西安市学府大道1号，邮编710127。;

Abstract：
Owing to the unorthodox inheritance to the throne,Xuanzong tried to transfer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by recovering the lost land in Helong( 河陇) taking advantage of Lunkongre's( 论恐热) surrender of land in Longyou( 陇右) ． After encountering the opposition of the courtiers,Xuanzong limited the area to three-states and seven-passes( 三州七关),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states that Xianzong( 宪宗) intended to recover through negotiation in the reign of Yuanhe.By recovering the three-states and seven-passes,Xuanzong gained great reputation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and also gathered new materials to inherit Xianzong's policy. Meanwhile,Xuanzong and his courtiers strength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covery of the three-states and seven-passe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Xianzong policy by the medium of Hehuang( 河湟) ．

Keyword：
Tang-Tubo Relations; Political Situation of Dazhong; Three-States and Seven-Passes; Gravestone Epitaph of Bai Minzhong(白敏中墓志);

据《旧唐书》等史书所载，大中三年(849)正月，原吐蕃落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归附唐朝。宣宗在遣陆耽前往宣谕之后，随即命西北缘边诸镇完成了作为“大中之政”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州七关的收复事宜。收复长期陷蕃的三州七关是宣宗朝的大事，对晚唐西北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故为学者所关注。对于唐朝得以收复上述区域的原因，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1对于史书所载的论恐热以三州七关来降、唐朝趁机收复的基本史实，并未有学者提出异议。然而通过考察事件当事人陆耽、白敏中等人的碑志材料，可知论恐热进献之区域与三州七关其实并不重合。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出土碑志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在明晰论恐热归附区域的基础上，揭示宣宗经营三州七关的历史背景及真实目的。

一、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七关入献事质疑
据《旧唐书》《册府元龟》等书所载，大中三年(849)正月，在与尚婢婢的争斗中处于劣势的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降附唐朝。2宣宗先派太仆卿陆耽前往宣慰，继遣泾原、邠宁、灵武、凤翔等缘边藩镇予以收复。在实现军事控制后，唐朝颁布《收复河湟德音》,确立了针对三州七关地区的经营策略。3在大中三年四月左右颁发的崔珙任官制中，有“近者犬戎输诚，归我故地”的表述，4可与《收复河湟德音》中“左衽输款”之语相印证。此外，《陆耽墓志》则记载论恐热有“请献陇右地”的举动。5由此可知，大中三年初论恐热确曾以献地为名降附唐朝。但从收复的具体进程看，论恐热献地及唐军收复的真实情况仍有待澄清。

论恐热本在渭州陇西县东南的落门川出任讨击使，6其起兵后，先后与吐蕃宰相尚思罗及将领尚婢婢大战于渭州、松州及河州一带。据《新唐书·吐蕃传下》所载，在大夏川之败的次年，“恐热复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据守，恐热保东谷山，坚壁不出……旬日，恐热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数千人，复战鹖鸡山，再战南谷，皆大败。兵挐仍岁不解”。对于论恐热再败于尚婢婢的时间，《资治通鉴》系于大中二年(848)十二月。7东谷山位于河州东南十五里，8南谷与薄寒山则均位于渭州。9由此可知，大中三年初归附唐朝之前，论恐热与尚婢婢的战事主要集中在河、渭二州。因为河、渭为论恐热所控制的核心区域，所以论恐热在献地之后入朝时，向唐朝提出了出任河渭节度使的要求。10七关均位于原州境内，11故所谓的“三州七关”在行政区划上也就是秦、原、安乐三州。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州在唐代并未形成特定的军政区域，而且并非论恐热所实际控制的范围。如论恐热确曾以该区域降附，唯一的理由是为了对应元和年间唐朝力争通过谈判收回秦、原、安乐三州的史实。12如 果论恐热以宪宗曾有意收复的三州之特定区域进献，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急于寻找机会以证明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宣宗。但宣宗以宪宗为号召作为打击政敌的手段，主要限于对穆宗—武宗帝系的打击，并未延伸到对外经略层面。吐蕃政权在统治较为稳固的情况下，时常派遣细作活动于唐朝境内，故“中国之事，大小尽 知”。13但论恐热在与尚婢婢鏖战于陇右之际，恐其很难通过窥知唐朝政治内幕，再根据宣宗的现实政治需求以确定入献区域。

根据学者以往的研究，似乎唐军一出，三州七关地区的吐蕃守军及民众随即归附唐朝。对于参与军事行动的灵武、泾原、邠宁、凤翔诸镇，三州七关地区可谓近在咫尺。但据诸书所载，论恐热以地归降的时间是在大中三年(849)正月，唐真正完成三州七关收复的时间却已迟至大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此时距论氏降唐的时间已有半年之久。14在 大中三年八月颁发的《收复河湟德音》中，宣宗对参与军事行动的诸镇将士大力赞扬。针对将士“栉风沐雨，暴露郊原”以及“披荆棘而刁斗夜严，逐豺狼而穹庐晓破”的功绩，宣宗不仅将由各镇所收复的诸州分别划归诸镇统辖，更是给予诸镇以丰厚的物质赏赐。其中，泾原赐绢6万匹，灵武5万匹，凤翔、邠宁4万匹。考虑到论恐热归降与三州七关真正收复之间长达半年的时间差，再结合唐在收复三州七关后对参与藩镇的赏赐情况，足见对于三州的收复并不是所谓“唐兵一出，吐蕃守将即惊 走”,15唐随即填补吐蕃遗留之权力真空这么简单。

在参与收复三州七关的西北缘边诸镇中，泾原收复原州及六关的时间在大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灵武收复安乐州的时间在七月六日，邠宁收复萧关在七月十三日，凤翔收复秦州的时间则迟至七月二十三日。16如果三州七关确属论恐热所实际控制并进献，上述四镇收复各地的时间不应有如此的差异。此外，在论恐热占据河、渭等州的情况下，经由秦州入唐是最为便捷之路，这也是唐蕃使者往来最为常用的道路。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也就在论恐热两次大败于尚婢婢之际，与其控制区临近的凤翔节度使崔珙派兵收复秦州清水县。17清水是唐蕃于建中四年(783)所确定的分界点之一，18并在长庆会盟中得以沿用。在凤翔收复清水的次月，此前连败于尚婢婢的论恐热即以唐朝陷蕃失地归附。在凤翔节度使已经占领清水的情况下，经由秦州入献最为便利。但实际上，奏报论恐热降附消息的是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从收复三州七关的进程看，最早接到吐蕃降附消息的泾原节度进军最为顺利，得到的封赏也最为丰厚；而距离论恐热核心控制区最近的秦州，反而最晚收复，所得封赏也属于最低的层次。唐朝缘边诸镇同时受命收复失地，在距离差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造成收复时间存在较长差异的原因，应该是诸镇所遇到的状况各不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陆耽和白敏中作为论恐热大中三年降附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两人墓志中所载论恐热进献与唐朝收复之区域并不完全重合。19其中，《陆耽墓志》记载陆耽由河东节度副使入朝并出任少府少监之际，“吐蕃东部尚恐热请献陇右故地，诏公宣谕”。在完成宣谕使命后，陆耽迁任太仆卿，证明此行应达到了既定的目的。对于论恐热所献区域，《陆耽墓志》明确记载为“陇右故地”。但在唐军所收复的三州中，原州及安乐州属于关内道，并不属于所谓“陇右故地”的范围。

《白敏中墓志铭》则载：

公奉神算，征天下兵，捉险徼利，纳七关与秦、武、渭三州，度陇山还为内地，降男女羊马无数。□理□州，立天雄军，置威州。先是，故老望西郡县，皆冤痛泣血。及是，谓开元风日，可屈指取。20

《白敏中墓志铭》中并没有明确提及论恐热所进献的范围，却将白敏中因论恐热之降所收复的区域限定在七关与“秦、武、渭”三州，也就证明墓志撰写者高璩将秦、武、渭三州视为论恐热进献之区域。由于秦、武、渭三州与七关并列，可知其中的武州与大中五年(851)由萧关改置的武州并无关联。可见，事件参与者墓志所载的论恐热进献区域与史书所载颇为不同。

对于唐朝武州的情况，《新唐书·地理志四》陇右道阶州武都郡条载：“本武州，因没吐蕃，废，大历二年复置为行州，咸通中始得故地，龙纪初遣使招葺之，景福元年更名，治皋兰镇。”据此可知，唐朝收复武州的时间为咸通年间(860—874),而非《白敏中墓志铭》所载的大中年间(847—860)。此外，根据笔者考订，唐朝收复渭州的时间应在高骈刺理秦州的咸通二年(861)左右。21既然唐朝在咸通年间才收复渭州和武州故地，可知《白敏中墓志铭》中白敏中于大中年间已收复两州的记载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但如果仅仅把秦、武、渭三州理解为高璩的笔误，恐并未触及事实的真相。

秦、原、安乐三州与秦、武、渭三州，一个主体在关内，一个主体在陇右，在区域和名称上均不易混淆。唐朝收复三州七关为宣宗朝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对大中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故《白敏中神道碑》《白敏中墓志铭》均极力凸显白敏中与唐朝此次军事经略的关系。从时间上看，《白敏中墓志铭》撰于咸通二年(861)十月，其时距离三州七关收复的时间未远，很难以撰写者记忆错乱的理由予以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墓志撰者高璩本为白敏中的门吏，对白氏的功业自然非常了解；而就在墓志撰成前夕，唐朝刚刚完成了对河州及渭州的收复，高璩身为专掌机要的翰林学士承旨，对此不可能不知晓。在唐朝于大中三年(849)收复秦、原、安乐三州，咸通二年(861)刚刚收复渭州，且武州尚由吐蕃控制的情况下，高璩将“纳七关与秦、武、渭三州”作为白敏中的重要功绩，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论恐热最初进献的“陇右故地”应为秦、武、渭三州，而非当年唐朝所实际收复的秦、原、安乐三州。

根据《新唐书·吐蕃传》所载，论恐热在众叛亲离之际，“扬声将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宣宗在遣陆耽持节慰劳之余，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军迎援。论恐热入朝后，“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为宣宗所拒绝。在论恐热因久雨粮绝而退守廓州之后，西北诸镇才顺势完成对三州七关地区的收复。《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论恐热奉表及唐朝收复三州七关事甚详，但并未将两者直接关联起来。如果论恐热最初所进献的就是秦、原、安乐三州及七关，唐军没有必要等到其退守廓州后才进军收复。正如《白敏中神道碑》所言，“三州七关南北千里，天设险阻以限夷夏”,控制三州七关，不仅可以稳固陇山防线，还可以起到断隔吐蕃和党项的重要作用。唐朝在牢固掌控陇山一线之前，越过陇山进而挺进武、渭二州的战略意义并不大。这也应该是唐朝在论恐热退守廓州后，并未进军其所献的武、渭等地，而是径直收复三州七关的直接原因。

此外，《新唐书·地理志四》“陇右道”之总序亦载：“大中后，吐蕃微弱，秦、武二州渐复故地，置官守。”此事之后，又叙大中五年(851)张议潮归附事。由此可证在《新唐书》的撰者看来，唐朝收复秦、武二州的时间应在大中五年之前。由于萧关先属关内道之原州，大中五年改置为武州后同样属关内道，故其与《新唐书·地理志四》“陇右道”条所提及的武州无涉。而根据上文所述，地处陇右道的武州在咸通年间始收复。所以，《新唐书·地理志》中之所以出现大中五年之前唐朝已收复陇右道武州的表述，应该与《白敏中墓志铭》的记载一样，都是受到了大中三年论恐热曾以其地入献的影响。

要而言之，大中初年论恐热活动区域集中在陇右的河、渭一带，而秦、武、渭三州皆属陇右，毗邻或本身就属于论恐热控制的核心区域。所以，相对于秦、原、安乐三州，论恐热以秦、武、渭三州入献更符合当时陇右地区的政治形势。只是宣宗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最终出兵收复的并非秦、武、渭三州，而是秦、原、安乐三州。《旧唐书》诸书的记载，应系相关史臣根据唐朝收复三州七关的结果，将该区域附会于论恐热所献的结果。这种将事后所确定的区域赋予之前相关事件的做法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具体到晚唐河陇史事，该现象在唐朝设定归义军辖区时也同样存在。22正是因为唐朝实际收复的区域与论恐热所献并不重合，才会出现收复行动延宕的局面。

二、唐廷政局与收复三州七关之关联
大中三年之际，宣宗借论恐热降附之机，调派西北缘边诸镇的军队完成了对三州七关的收复。对于史书中论恐热以三州七关归唐的记载，笔者曾推测论氏可能是为了对应元和年间宪宗所提出的由吐蕃归还三州失地的要求。23黄楼则进一步推测宣宗之所以不顾执政牛党臣僚之反对，坚持收复论恐热所献三州七关，是为了显示自己“继统宪宗”的正统地位。24不过，上述讨论都是建立在论恐热以三州七关归附之记载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像边疆经略这类大事，往往会影响国运的走势，统治者通常会非常慎重。宣宗君臣在处理重大政治问题时，更多考虑的应是现实政治利益，而非仅仅从形式上追求对宪宗之政的继承。也就是说，宣宗完成三州七关的收复，在结果上确实可以对应宪宗之政，但未必是宣宗决意经营的初衷。所以，必须要厘清是什么样的背景促使宣宗下定决心来经略三州七关地区。

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宦官马元贽等人拥立李忱以皇太叔的身份在武宗柩前即位，是为宣宗。虽然自穆宗之后，由于宦官势力的介入，父死子继之制或时为兄终弟及所取代，但宣宗以叔父的身份承继武宗却有违常理，并不为时人所认可。为了巩固统治，宣宗首先诛杀了武宗诸子，故史书载“武宗诸子皆不保其终”。25宣宗还在礼制上采取了一系列清除穆宗以降诸帝政治影响的措施，以彻底断绝穆、敬、文、武一系重登帝位的可能性。26此外，宣宗为了清除政治对手，还祭出了打击“元和逆党”的大旗，“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27就连穆宗和郭太后也被列入“元和逆党”。

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载：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28

除《东观奏记》的记载，陈寅恪还从钟辂《前定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材料中揭出郭太后被宣宗所幽崩及药杀之记载，故认定其系宣宗所弑杀。29对此，当无异议。虽然郭太后之死出于宣宗之意，但宣宗拒绝以其配享宪宗庙室的举动，遭到了朝臣的普遍抵制。在讨论郭太后的葬仪时，礼院检讨官王皞“请后合葬景陵，配享宪宗庙室”。郭太后如果配享宪宗庙室，显然不利于作为幕后主使的宣宗之统治。更重要的是，如给予被归入“元和逆党”的郭太后配享宪宗宗庙的待遇，宣宗此前否定穆宗一系统治合法性的行径也就无法成立。在受到白敏中的呵责后，王皞公开宣称“宪宗厌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历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礼”,30明显不赞同宣宗所认定的结论。令宣宗和白敏中始料未及的是，王皞力挺郭太后的言论竟获得了宰相周墀的公开声援，可见宣宗对于郭太后与宪宗之死因果关系的构建以及对其后事的处理，在朝臣中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朝堂爆发针对郭太后葬仪争论的同时，长安“有无良之人，于街市投匿名文书，及于箭上或旗幡上纵为奸言，以乱国法”。此风盛极一时，但宣宗的对策只是在大中二年(848)九月颁发诏书，指示官吏“切加捉搦”;对于缴获的匿名文书，“便仰焚瘗，不得上闻”。31这些在长安街市投匿名文书的“无良之人”,显然属于之前被宣宗打击的政治势力。诏书颁发之际正值朝堂讨论郭太后葬仪之时，所以匿名文书所攻讦的宣宗劣迹应该与郭后的暴崩及葬仪有关。此外，据《新唐书·马存亮传附严遵美传》所载，在朝堂内外爆发严重危机之际，甚至“有宫人谋弑宣宗”。有赖值班于咸宁门下的严季寔，“闻变，入射杀之”,宣宗才转危为安。黄楼推测宣宗在宫内遭遇弑杀事当在大中初年，并认为一种可能是郭后暴薨前不甘心皇室的正统地位被宣宗篡夺，故遣宫女刺杀宣宗；另一种可能是郭后暴薨，宫人行刺宣宗为其复仇。32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可以视为宣宗的统治遭遇严重冲击的表现。

大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一片争议声中，郭太后被葬于景陵之侧，而未能与宪宗合葬。33就在郭太后下葬的同时，之前还在强调“国家与吐蕃，舅甥之好，彼此无虞。自今后，边上不得授纳投降人，并擒捉生口”的宣宗，34突然以凤翔节度使崔珙收复清水。唐军收复清水，对陇右地区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收复清水的次月，论恐热即以陇右来降。正是因为论恐热的归附为宣宗提供了转移内部矛盾的机会，故宣宗随即派陆耽前往宣谕。

根据新近出土自西安高阳原的《刘德训墓志》所载，大中三年(849)三月，宣宗在筹划收复安史之乱后被吐蕃所占领的河陇旧疆之际，以刘德训充“京西、京北巡边宣谕点阅等使”,会同谏议大夫韦博、检校刑部尚书高承恭等人前往京西北巡边。刘德训等人“奉皇华之使，具申丹恳之诚”,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图写山川，敷奏王庭”的任务。35对于韦博的生平，《新唐书·韦博传》载：

韦博字大业，京兆万年人……会羌、浑叛，以何清朝为灵武节度使，诏博副之，擢右谏议大夫，召对，赐金紫。因行西北边，商虏强弱，还奏有旨，进左大夫，为京兆尹。

结合《刘德训墓志》所载，可知传文中所谓的“因行西北边，商虏强弱”,就是指时任右谏议大夫的韦博与刘德训、高承恭共同巡边京西北，以深入了解论恐热所献或宣宗所意图收复区域之虚实的行动。36《文苑英华·授高承恭振武麟胜等军节度使制》则记载高承恭因为“拥缇骑以徼巡，勤彰夙夜；建油幢以镇抚，绩著公忠”的功绩，得以出任安北都护、御史大夫、充振武麟胜等军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出任振武节度使之前，高承恭的职衔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右执金吾卫大将军、御史大夫充右街使、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37其中，“检校刑部尚书”正可与《刘德训墓志》所载高氏巡边京西北时的检校官相对应。由此可知，上述高承恭授官制文中的“拥缇骑以徼巡，勤彰夙夜”,指的也就是大中三年(849)三月之际的京西北巡边。而此次的巡边、宣谕、点阅，为其后唐朝真正的军事经营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准备。

虽然宣宗有意利用论恐热归附之机经略边疆，但宣宗的意图却遭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对此，高璩撰《白敏中墓志铭》载：

属吐蕃有大丧，大臣争废立事，纪律四坏。有兵众者，相起为盗，蔓延波泊，亭障失措。论者以朝廷久无边患，缘镇因循，不事粮甲。若一日问罪，必取笑奴虏。38

毕諴撰《白敏中神道碑》亦载：

吐蕃[丧]□入，不置君长，部落豪右，□□自守……南起陇□□黄河带□千里以归……当□公□皆以儒雅相尚，苟即□无事，□□久远以生事[蛮]夷，□[牢]其位。39

根据白敏中碑志所载，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致使其对河陇的控制力大幅度减弱。但即使在“部落豪右，□□自守……南起陇□□黄河带□千里以归”的情况下，唐廷内部的主流声音却是要延续之前针对陷蕃失地的消极政策，反对通过武力手段收复。对此，黄楼认为牛党在大中年间仍然延续其之前反对边疆经略的策略。40由于出身或政治主张不同，确实有可能结成朋党，但对于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政治人物，首先要考虑的乃是现实的政治利益，而不会执着于本来就不甚明确的理念和主张。通过分析反对宣宗对外经略的朝臣之情况，可知牛党延续反对积极对外策略的推论或不能成立。

《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四月条载：

(周)墀又谏上开边，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为东川节度使……翰林学士郑颢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谢，加检校右仆射。

对此，杜牧《唐故东川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墀)墓志铭》载：“今天子(宣宗)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因河湟事议不合旨，以检校刑部尚书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明日，入谢，面加检校右仆射。”41《新唐书·周墀传》亦载：“会吐蕃微弱，以三州七关自归。帝召宰相议河湟事，墀对不合旨，罢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对于周墀进谏的具体内容，胡注曰：“开边，谓经略河西也。”42但从大中三年四月之前的形势看，如何处理论恐热归附之事当属唐朝所面临之最重大的现实问题。三州七关尚未收复，宣宗君臣不可能遽言经略河西。所以，大中三年四月之际，宣宗与宰相所议的“河湟事”,只能是如何处理论恐热以陇右来降的问题。翰林学士郑颢以周墀反对经略为“直言”,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宣宗的认可，可见宣宗对于对外经略一事的矛盾心理。在罢免周墀的同时，魏扶、崔铉于四月乙酉(一日)同日入相。43如果假定周墀反对经略陷蕃失地是延续牛党策略，那么调整后的宰相群体贯彻了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意图，岂不是要被视为践行积极经营的李党策略?所以，这个推论应该无法成立。

在反对陇右经略的藩帅中，以凤翔节度使崔珙最为典型。大中二年(848)十二月，崔珙破吐蕃，克清水，甚为宣宗所倚仗。但在宣宗、白敏中君臣排除异己以图经略河陇之际，首破吐蕃的崔珙竟突然辞疾请罢。根据授崔珙太子少师分司东都的制文，可知宣宗对于崔珙的请辞极为不满：

近者犬戎输诚，归我故地，下议纳款，且筹开疆。宜其率先启行，副此宠待。忽览退闲之请，颇乖毗倚之诚。陈力之方，岂无其道?匪躬之故，或异于是。44

根据两唐书《崔珙传》的记载，会昌初年，崔珙因与李德裕亲厚，故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因与崔铉不协，先后被贬为灃州刺史及恩州司马。45宣宗即位，崔珙被召还为太子宾客，随即出任凤翔节度使。在大中二年十二月，崔珙以凤翔节度使的身份首先收复陷蕃之清水，揭开了唐朝收复河陇的序幕，证明其并不完全排斥经略边疆。但其在宣宗有意经营论恐热所进献区域时，却以请辞表达反对态度。46崔珙作为西北缘边藩帅，对于收复清水及经营其余陷蕃失地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恐难以是否延续牛党策略来定性。

《白敏中墓志铭》展现了朝堂之中对于经略陇右地区的争论场景，《白敏中神道碑》则竭力宣扬经略陷蕃失地与宣宗之父宪宗的联系，即“[宪]宗皇帝志在收复，大业未遂”“宣宗皇帝绍元和之□”等。在德宗建中四年(783)的清水会盟中，唐蕃基本上确立了双方之间的边界。47宪宗元和年间，吐蕃赞普主动遣使通好，双方在元和三年(808)或之前曾进行过关于重订盟誓的谈判。48在白居易《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中，明确提出唐朝以吐蕃归还秦、原、安乐三州作为谈判的条件：“所议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书，非不周细；及省来表，似未指明……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封疆。虽两国盟约之言，积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后，克日可期。”49次年，当吐蕃以“此三州非创侵袭”为由不肯归还时，白居易又草《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书》,不仅驳斥了吐蕃的言论，还坚持了“若议修盟：即须重定封疆，先还三郡”的要求。50虽然宪宗最终未能如愿收回秦、原、安乐三州，但元和年间唐蕃之间针对三州地区的谈判，为宣宗提供了以继承宪宗遗志之名转移内部矛盾的绝佳机会。在朝臣反对经略陇右的背景下，为了减轻反对方的压力，宣宗一方面调整宰臣群体，另一方面将经略的区域设定在宪宗曾力图收复的秦、原、安乐三州地区。通过建立与宪宗之政的关联性，宣宗外对经略的行动也就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理由。

在完成对宰相群体及凤翔节帅的调整并将收复失地与宪宗联系起来后，宣宗对三州七关的收复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此前参与京西北巡查的刘德训，因“图写山川，敷奏王庭”之功，由内庄宅使改任凤翔监军使。正是其监军凤翔期间，节度使李玭完成了对秦州的收复。在李玭出任太府卿之后，刘德训还一度受诏掌管凤翔的兵马留务。而高承恭则在事后赴任振武节度使，监其军的乃是与宣宗上台存在密切联系的孟秀荣。51根据《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二月条所载，宣宗在派遣陆耽宣谕归附的吐蕃后，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五镇出兵应接。在上述五镇中，四镇俱处西北前沿，唯有振武节度地处河东道北部，以客军的身份参与了三州七关的收复。根据论恐热归附及唐军收复三州七关的进程，可知《资治通鉴》所载显然是将陆耽宣谕论恐热与其后唐中央遣诸镇实际收复三州七关两件事混而为一。根据宣宗先后遣陆耽、刘德训等人宣谕及巡边的时间，再结合其对宰相群体及凤翔节度使人选的调整，可以推测唐朝调集振武军参加三州七关收复的时间应在高承恭、孟秀荣执掌振武节度之后。可见，大中三年(849)三月刘德训等人参与的京西北巡查，以及宣宗对参与者事后的任命，均属收复陷蕃失地之军事筹划的重要环节。

总而言之，对于宣宗而言，虽然郭太后被贴上“元和逆党”的标签，但其暴卒及葬仪仍然招致世人的非议。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宣宗希望经略吐蕃所内附的区域并先后派遣陆耽、刘德训等人前往宣谕并侦查。在经营意图遭到朝臣的普遍抵制后，宣宗试图将收复失地的行为与宪宗相联系，由此经略的区域被限定在秦、原、安乐三州七关地区。白敏中为推动收复三州七关所宣扬之说辞，只是减轻反对声音的手段，而非宣宗经营三州七关的目的和初衷。通过收复三州七关，既可以减轻郭太后之死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同时还可以为宣宗接续宪宗之政提供现实依据，可谓一举两得。

三、从关陇到河湟：三州七关地域范围的名与实
在唐朝大中三年所收复的秦、原、安乐三州中，秦州属于陇右道，52原州、安乐州二州则属于关内道，53故其在地域上属于关陇地区。宣宗君臣在收复三州七关之后，却往往在诏书及诗文作品中以“河湟”之名予以指代。河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地带的黄河和湟水流域。据学者考证，唐代的河湟区域西起青海湖，东至兰州之西，南至阿尼玛卿山，北到祁连山，大致相当于唐朝的鄯州、廓州和河州的一部分。54由此看来，三州七关与河湟的地域范围在名称、实际情况与“河湟”存在明显的差异，值得关注。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机陆续占领唐朝河陇大片疆土，作为陷蕃核心区的“河湟”泛化为河陇陷蕃区域的主要代称。55对于唐人以“河湟”代称陷蕃失地的案例，史书中比比皆是。在德宗贞元九年(793)韩愈写给凤翔节度使邢君牙的《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认为其既然“为王爪牙，为国藩垣”,就应该“欢呼海隅高谈之士，奔走天下慕义之人，使或愿驰一传，或愿操一戈，纳君于唐虞，收地于河湟”。56

虽然“河湟”及“河陇”时有混用，但宪宗朝在称呼陷蕃失地时，多以“河湟”指代。宪宗即位之后，翰林学士李绛曾劝谏其不必过于看重内藏府库的聚敛。宪宗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时，所列举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利用内藏府库“练智勇之将，刷祖宗之耻”,从而改变“河湟郡县，没于蕃丑。列置烽堠，逼近郊圻”的不利局面。57虽然受到国力及藩镇问题的牵制，宪宗只能通过与吐蕃重订盟约的机会，力图收回秦、原、安乐三州，但其有意收复河湟陷蕃失地的强烈意愿，对朝臣及吐蕃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元和元年(806),制科考试后出任左拾遗的元稹作《论西戎表》,指出“河湟之地日削，田莱之业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炽”,是“贞元以来，国家所以甘亿兆之费于塞下”的主要原因。58元和四年(809),元稹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其中，第四首《西凉伎》有云：

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

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

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西凉之道尔阻修。

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59

元稹在表文及诗中所言的“河湟”,显然就是指陷于吐蕃的河陇地区。

元和四年左右，羽林大将军孙璹以“禁卫劳，擢凤翔节度使”。60而据《旧唐书·孔巢父传》所载，孙璹之所以能外任凤翔，应与其以钱20万贯贿赂弓箭库使刘希光有关。由于朝臣对孙璹之任颇有物议，故白居易上《论孙璹、张奉国状》,建议宪宗以孙璹到任后的政绩来作为其是否堪任凤翔节度使的依据。61面对极为不利的局面，孙璹到任凤翔后主动采取措施，不仅派遣僚佐刘德惠入朝，以进献《陇右地图》《战车阵图》,还积极“奏陈收复河湟事宜”。孙璹此举显然是希望通过迎合宪宗经略陷蕃失地的意图，从而达到固位的目的。对于孙璹的态度，宪宗极为满意，故由白居易拟《与孙璹诏》,对其“开边之略”及“报国之心”予以表彰。62宪宗希望收复“河湟”的意图，吐蕃一方亦心知肚明。元和十五年(820),淮南禆将谭可则在防边时被吐蕃所掠。而当时，“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63在宪宗积极经略态度的影响下，“常有复河湟之志”的凤翔节度使张敬则曾派遣大将野诗良辅发锐卒至陇西，从而导致“番戎大骇”。64

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吐蕃内部分裂成以云丹和约松为首的两大势力。与此相对应，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力量也分化为彼此敌对的论恐热与尚婢婢两大军事集团。65在此背景下，武宗君臣已经有针对河陇陷蕃失地的考虑。会昌五年(845)二月，在“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将相猜携，自相攻击，缘边兵马，颇已抽归”的情势下，武宗派遣刘濛出任巡边使。在李德裕所起草的《赐缘边诸镇密诏意》中，明确指出“国家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国有难，相继陷没”,故要求西北缘边诸镇“选练师徒，多蓄军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为收复西北陷蕃地区做准备。66此外，李德裕在《论大和五年八月将故维州城归降准诏却执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谋状》中，指出“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州之冲，是汉地入边之路。初河陇尽没，惟此州独存”。67据此，可见在有意切实经营陷蕃失地的背景下，武宗君臣放弃了以“河湟”这一大致区域指代陷蕃失地的做法，而是代之以指向更为明确的“河陇”。虽然随着武宗暴崩及李德裕被贬，唐朝经营河陇的进程被暂时打断，但武宗朝以“河陇”取代“河湟”的做法，延续到了宣宗初年。康骈《剧谈录》卷上记载在唐朝完成对三州七关的收复后，白敏中、马植、魏扶等宰臣纷纷为宣宗进诗。虽然杜牧在此之前曾献《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诗，但马植在和白敏中诗中，以“河陇”指代刚刚收复的三州七关地区。68此外，张祜《喜闻收复河陇》诗亦载：“河陇已耕曾殁地，犬羊谁辩却朝天。”69马植、张祜以“河陇”指代“三州七关”的做法显然受到了武宗君臣的影响。

宣宗即位后，为了摆脱武宗统治的影响，在很多政策上一反武宗之政。虽然宣宗经略陷蕃失地的目的与武宗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毕竟无法切断两者时间上的延续性。宣宗将经略区域限定在三州地区，就可以通过建立与宪宗的联系，从而跨越横亘其间的武宗。为了取得更大的宣传效应，大中三年(849)八月一日，也就是在收复三州七关伊始，宣宗就命西北缘边诸镇将河陇遗黎数千人送至长安，“帝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辫，赐之冠带。于时康衢观者倾都，咸称万岁，共赐绢一十五万匹”。70从延喜门的位置来看，其本为限隔承天门外东西横街之门，71在唐前期的政治地位并不显要。贞元四年(788)十月，回纥公主及使者抵达长安，德宗为之御延喜门楼，却“禁妇人及车舆观者”,72可见其作为公共礼仪空间的性质仍不明显。宣宗则通过在延喜门楼召见河陇遗黎之举，成功地将该处打造成了举行献俘仪式的重要场所。73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活动中，宣宗通过与河陇遗黎、观者进行互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其中，河陇遗黎“莫不欢呼作舞，更相解辫，争冠带于康衢”;74宣宗在赐绢之余，“命以善地以处之”,展示了自己的功绩和德政；康衢之间倾城的观者则因亲历“盛世”,对宣宗的功业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随着三州七关收复工作的全面完成，大中三年(849)八月，唐朝颁发《收复河湟德音》,体现了此时中央政府对三州七关新复地的经营策略以及对河陇其余失地的态度。该诏书载：

自昔皇王之有国也，曷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运，忧勤庶政，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自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世，时近百年。进士试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于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佑，左衽输款，边垒连降，刷耻建功，所谋必克。75

宣宗通过诏书，将“河湟”之名重新赋予陷蕃地区，并在诏书大肆宣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时人将其收复三州七关与武宗朝的河陇经略产生联系。司马温公在记载武宗君臣筹划收复陷蕃失地时，将李德裕所言的“河西、陇右四镇十八州”改为了“河湟四镇十八州”,76应该是受到了宣宗君臣做法的影响。

大中三年十月，剑南西川节度使杜悰收复维州的消息抵达长安。77在群臣上表为宣宗加尊号的情况下，宣宗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批答的方式予以回应：

敕旨：没陷河隍(湟),百有余载，中原封界，咫尺戎疆，累圣含容，久劳征戍。伏思元和中，将摅宿愤，常欲经营，属诛锄叛臣，未暇收复。今则恭行先志，克就前功，不远征兵，不劳财力。二(三)州之外，兼得七关，又取维州，粗成边业。尚以息民解甲，未收山外诸州，且以肆眚申恩，所以颁示天下。其御楼依所乞。78

在诏书中，宣宗仍然通过宪宗曾有意收复河湟为据，力图将收复三州七关的行为与宪宗之政建立联系，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三年十二月条又载：

初以河湟收复，百僚请加徽号，帝曰：“河湟收复，继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对曰：“非臣愚昧所能及。”至是，上御宣政殿行事，及册出，俯偻目送，流涕呜咽。

杜牧《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在列举为顺宗、宪宗追加尊号的理由时，也首列宣宗因“收复河湟，廓开土宇”,故“克定旧疆，获成先志，归功祖考，追尊鸿名”。可见宣宗以“河湟”指代“三州七关”,是希望通过这一媒介，进一步宣扬收复三州七关与宪宗之政的联系。对于宣宗的政治意图，朝臣心领神会，“河湟”俨然成为“三州七关”的正式官方代称。杜牧在《谢赐御札提举边将表》中所列举的宣宗功绩，就包括“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诰而降羌寇”。79通过以“河湟”指代唐朝所实际收复的三州七关地区，宣宗的功业在很大程度上被群臣所夸大。

总的看来，本为较为明确的地域概念之“河湟”,在河陇陷蕃之后，泛化为河陇陷蕃失地的代名词。因为武宗君臣曾有收复河陇的筹划，且多将陷蕃失地明确称为“河陇”,所以在三州七关收复伊始也存在以“河陇”代称三州七关的做法。宣宗收复三州七关，距武宗君臣筹划收复河陇的时间未久。为了避免让人联想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宣宗将“河湟”之名代指三州七关。通过在形式上将三州七关等同于河湟，一是可以夸耀自己的丰功伟业；二是通过此举，收复三州七关被打造成秉承宪宗遗志、继绍宪宗之政的重要标志。宣宗颁发《收复河湟德音》及为顺宗、宪宗上尊号的举动，都是希望通过宣扬自己的统治直接继承自宪宗，从而达到消解穆宗一系统治合法性的目的。

四、小结
宣宗即位后肆意打击政敌的行为，特别是郭太后之死，引发政局动荡。论恐热以秦、武、渭等陇右州郡降唐，为宣宗转移内部矛盾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为了摆脱朝臣的限制，宣宗一方面调整宰臣及藩帅群体；另一方面并未收复论恐热所进献的秦、武、渭三州，而是以继承宪宗遗志的名义，收复了秦、原、安三州及七关。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将其收复三州七关与武宗君臣所筹划的收复河陇相关联，宣宗将宪宗等朝所使用的“河湟”代指在地域上与其原本并无关联的秦、原、安乐三州地区。宣宗对外经略的积极性本身并不甚高，这也就是何以周墀因为谏开河湟罢相，继而又被提升检校官的原因。宣宗之所以要接收三州七关，是希望通过对外经略以破解内部统治的难题。既然通过三州七关的收复展现了自身统治的成效，且顺带接续了宪宗元和之政，故此后宣宗对其余陷蕃失地的收复并不热心。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张议潮势力兴起后，虽然其控制区一直在扩大，但宣宗政府与归义军之间始终可以保持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

注释
1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学者多将三州七关的收复归因于吐蕃衰败,而非唐朝自身武力(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9页)。苏莹辉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认为三州七关因吐蕃国乱,自来降唐,而非论恐热所进献(苏莹辉:《唐宣宗收复河湟地区与三州七关的年代略论》,中国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1辑,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王忠认为论恐热杀东道节度使后,惧怕诸城守不服,故以其地献唐。而河陇地区由于长期战乱,吐蕃将士无固守之志,故唐军一出,皆不战自走(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157页)。黄楼认为在吐蕃以三州七关来降之际,唐朝宰相白敏中毫无主动应对之策,仅令缘边藩镇自行收复而已(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191页)。冯培红推测三州七关陷蕃唐人的后裔趁河陇政局混乱之机,奉表以三州七关投归故国(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李宗俊根据《陆耽墓志》,认为唐朝完成三州七关的收复,首先是论恐热献地的功劳,唐朝诸将领只不过是完成了接管而已(李宗俊:《唐陆耽墓志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王永兴则认为应归因于吐蕃内讧和唐边军及时进取两个方面(王永兴:《唐后期军事史略论稿》下编《武功》第五《收复河湟与征讨党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参见《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20《帝王部·功业第二》,宣宗大中三年正月丙辰条,中华书局1960年版。

3参见(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30,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9页。

4《旧唐书》卷177《崔珙传》。

5对于《陆耽墓志》的录文及研究情况,参见李宗俊:《唐陆耽墓志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

6参见《资治通鉴》卷246,唐武宗会昌二年丙戌条下引胡注。

7《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二年十二月条载:“吐蕃论恐热遣其将莽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8参见(宋)王存撰:《元丰九域志》卷3“秦凤路·河州”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4页。

9参见《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宋)蔡沈:《书经集传》卷2“泾属渭汭”条引《地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

10参见《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

11对于“七关”的问题,参见米寿祺:《唐代原州七关述论》,《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

12对于元和年间宪宗力图通过谈判以收回秦、原、安乐三州的谈判情况,参见李军:《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李军:《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3(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59《请罢恒州兵事宜》,中华书局1979年版。

14在三州七关中,唐朝最后收复者乃秦州,时间为《资治通鉴》所载的大中三年七月甲戌(二十三日)。

15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56页。

16对于唐朝西北诸镇分别收复三州七关的时间,参见李军:《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7参见《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二年十二月。

18参见《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旧唐书》卷125《张镒传》。

19牛致功曾利用《白敏中墓志铭》,探讨了宣宗朝宰相白敏中参与大中三年唐朝收复河陇失地之役的具体情况,参见牛致功:《有关白敏中的几个问题——读〈白敏中墓志铭〉》,《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172页。2004年,孙芬惠公布了《白敏中神道碑》的录文,参见孙芬惠:《渭南发现唐〈白敏中神道碑〉》,《碑林集刊》第10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其后,对于白敏中之碑志,李军《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及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均有所利用。对于陆耽墓志的研究,参见李宗俊:《唐陆耽墓志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

20墓志图版参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录文参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又参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3—1034页。

21参见李军:《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2参见李军:《控制、法定与自称:唐宋之际归义军辖区变迁的多维度考察》,《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

23参见李军:《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李军:《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24参见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第50—51页。

25(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67,唐武宗会昌六年三月条引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所载,认为宣宗因会昌年间曾深受武宗迫害,故即位后进行报复,导致“武宗诸子皆不保其终”。王祎所论,显然未触及事实真相。

26参见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第52—60页。

27《资治通鉴》卷149,唐宣宗大中八年正月丙戌。

28(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5—86页。对于郭太后的死亡时间,《旧唐书·宣宗纪》系于大中二年六月己丑(一日),《通鉴考异》引《实录》则系于大中二年五月己卯(二十一日)。

29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97页。

30(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第86页。

31《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

32参见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第238页。

33参见《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二年十一月壬午。

34参见(宋)李昉:《文苑英华》卷430《大中元年正月十七日赦文》,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178页。

35《刘德训墓志》的录文,参见杜文玉、赵水静:《从新出〈刘德训墓志〉看晚唐历史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36张荣芳《唐代京兆尹研究》(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326页)认为韦博西北行“商虏强弱”,是指其于大中五年处置党项、吐蕃事,显然有误。

37《文苑英华》卷453《授高承恭振武麟胜等军节度使制》,第2298页。

38录文参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245页;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033—1034页。图版参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第100页。

39录文参见孙芬惠:《渭南发现唐〈白敏中神道碑〉》,《碑林集刊》第10辑,第146页。

40参见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第304页。

41(唐)杜牧:《樊川文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页。

42《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四月。

43据[日]平冈武夫编《唐代的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大中三年四月为乙酉朔。

44《旧唐书》卷177《崔珙传》。

45参见《旧唐书》卷177《崔珙传》;《新唐书》卷182《崔珙传》。

46虽然两唐书《崔珙传》均将崔铉大中三年入相视为崔珙辞疾请罢的原因,但根据《旧唐书·崔珙传》所载的崔珙分司东都的制文,可知宣宗明显将崔珙辞疾视为对其继续经略陷蕃失地行动的抵制。

47参见《旧唐书》卷125《张镒传》、卷196下《吐蕃传下》。

48参见[斯洛伐克]约瑟夫·科尔玛斯著、阿沛·晋美译:《白居易致吐蕃当局书(公元808—810年)》,《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305页。《旧唐书·吐蕃传》将唐朝始索三州的时间系于元和五年(810)六月。

49(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第1173页。

50(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第1187—1189页。

51对于孟秀荣与宣宗即位的关系,参见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第16—17页。关于高承恭出任振武节度使的时间,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7页)系于咸通二年(861)。但吴氏所依据的只是《文苑英华》所收《授高承恭振武麟胜等军节度使制》位于咸通三年《高璩授东川制》之前,证据显然不足。据《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收《孟秀荣墓志》所载,孟秀荣出任振武、麟、胜等州监军是在大中三年四月十日。参照《刘德训墓志》所载大中三年三月之际高承恭的检校官以及孟秀荣出任振武监军的时间,可知高承恭出任振武节度使或在大中三年三四月间。

52参见(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79—980页。

53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第57—58页;《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

54参见张虽旺:《“河湟”区域的历史变迁》,《赤峰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55参见金勇强:《“河湟”地理概念变迁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56(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33页。

57(唐)李绛:《李相国论事集》卷4《论内库钱帛》,中华书局1985年版。

58(唐)元稹:《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1页。

59(唐)元稹:《元稹集》,第324页。

60《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

61参见(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59,第1243页。

62(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57,第1226—1227页。

63(唐)赵璘:《因话录》卷4《角部之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64《旧唐书》卷144《张敬则传》。

65参见陆离、陆庆夫:《张议潮史迹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66参见(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7《赐缘边诸镇密诏意》,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50—151页。对于刘濛巡边时间的考证,参见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92—293页。

67(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12,第251页。

68参见(唐)康骈:《剧谈录》卷上“李朱崖知白令公”条,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页。

69(唐)张祜:《张承吉文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137页。

70《册府元龟》卷20《帝王部·功业第二》,第216页。对于宣宗于延喜门见河陇遗黎的时间,《册府元龟》《旧唐书》均系于大中三年七月,而据金人元好问《唐诗鼓吹》卷2所收晚唐诗人薛逢《八月一日驾幸延喜楼看冠带降戎》诗,可以明确河陇遗黎在延喜门楼觐见宣宗的时间是在八月壬午(一日)。

71参见(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7《工部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6页。

72(宋)王溥:《唐会要》卷6《和蕃公主·杂录》,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76页。

73据《新唐书》卷225下《逆臣传下·秦宗权传》所载,朱温将秦宗权押送京师之际,昭宗接受献俘的地点即为延喜门楼。

74《唐会要》卷97《吐蕃传》。

75《旧唐书》卷18《宣宗纪》。

76《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二月。

77参见《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十月。《新唐书》卷8《宣宗纪》则记载为“吐蕃以维州归于有司”。

78《唐大诏令集》卷6《大中三年答宰臣上尊号》,第42页。

79(唐)杜牧:《樊川文集》卷15,第221、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