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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转:十年磨一剑——记地级泰州市诞生的历程(程起瑞)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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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07-27

(一)一场风波

      1982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开始酝酿进行体制改革。在考察学习辽宁省实行“市带县”的经验之后,着手研究制订方案。起初考虑分两步走:在经济比较发达、中心城市已经形成的地区,撤地建市实行“市管县”;暂时保留扬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将邗江县与扬州市合并,同时适当扩大泰州市郊区,待条件成熟后,再撤地建市。省委的这一改革思路,11月中旬传达到泰州,干部和群众都表示衷心拥护。可是,到了12月中旬,从扬州不断传来消息,说扬州地区也将撤地建市。还传说,不久前胡耀邦总书记在南京视察时,对江苏省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希望江苏改革的步子迈大一点,苏北地区的改革可以一并进行;扬州地改市后带10县太多,可由扬州、泰州两市各带几个县。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体制改革成为泰州全城议论的热门话题。
       当时,群众中谈论得比较多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是:泰州在历史上就是苏北沿江的“三州”(通州、扬州、泰州)之一,解放后一度是苏北行署和泰州地专机关驻地,这几年工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对国家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条件不比盐城镇、清江市差,为什么他们都能升格为省辖市,泰州却要成为扬州市的辖市?!
        许多机关干部则认为,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按照自然经济区域,解决经济生活中城乡分割、条块分割、流通堵塞、运输浪费、领导多头、互相牵制等不合理现象。扬州和泰州本来是两个自然经济区,如果泰州市隶属于扬州市,势必不能充分发挥泰州在这个经济区中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同志就更为担心。他们认为扬、泰两市原来都是地辖市,因为扬州是地委、行署所在地,在重点项目的定点、物资和资金的分配等方面,得到许多优先照顾,但地区毕竟在两市之间还得考虑一些平衡。如果改为“市管市”,扬、泰两市将变为上下级关系,今后泰州市的经济发展必将受到更大更多的制约。
此外,还有不少同志认为“市管市”的体制不符合宪法,因为宪法中只有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的条款。
       在群众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些部门和基层的负责人因为不了解底细,纷纷向市委、市政府查询,并强烈要求市领导要从四化建设的全局、从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着想,如实向上级反映群众的意见。市委当时由于不了解上级党委的意图,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很难向群众解释。直到12月31日,市人大副主任张晓明列席省人大常委会议后归来,证实了“泰州市将隶属扬州市”之后,市委觉得有必要将干部群众对体制改革的反映向上级党委作一汇报,便将市委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情况》(第五期)上报扬州地委并报江苏省委。市委办公室同时将这一材料送中共中央办公厅10份,请分报给**书记、赵总理等中央领导参阅。
       1983年1月4日,扬州地委召开体制改革动员会议。有些同志唯恐市委向省、地委反映问题不够尖锐,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于是在市委书记黄扬去扬州开会期间,个别部门便直接向上级主管部门发电报、写报告,反映意见(如今在市档案馆还可以查到当时市计委发给国家计委和省、地计委的《按照地理经济条件,扬、泰两市分别管县的建议》)。
同时,民主党派人士王石琴等,也自发地联名向中央和省的四套班子发了电报。据当时担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赵守楚同志说,民主人士的电报稿拟好后,曾有人拿到机要室想用传真电报传出,他没有同意,因为传真必须由书记签发。
       1月5日上午,市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地委体制改革动员会精神,经认真讨论形成了四条贯彻意见: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服从上级党委的决定;二是按正常渠道积极反映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干部和群众在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方面采取耐心说服,积极疏导,另一方面又允许干部群众提意见,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的不同意见和要求,可直接向市委、市政府反映,由市委办公室负责综合上报,如有人为此上访,将采取积极措施,坚决劝阻;三是稳住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当前生产和工作方面来;四是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适当扩大郊区,以增加三个公社为宜(1月20 日,市委正式以泰委发[1983]8号文件向地委报告, 请求将寺巷公社的城南大队与泰东、泰西、朱庄三个公社一并划归泰州市)。
       就在常委开会的这一天,民盟的王石琴、农工民主党的韩钟泉、民建的章定甫和民革的李友诚去宁准备向省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和意见。市委得知后,即派统战部副部长董学诗专车赶往南京进行劝阻。
       1月6日,市委书记黄扬奉召去省委。待黄扬回泰后,8 日召开市委常委会,10日下午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11日下午又召开了全市基层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省委的指示,主要有四点:一、苏北三个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是省委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从全省的战略布局出发,参照外省的先进经验,经过反复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二、省委在作出扬州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也曾反复考虑过泰州市是否升格的问题,鉴于目前处于省、地两级机构体制改革的大变动时期,牵涉面已经很广,无论“地市合并”或“地改市”,任务都很艰巨,如果要把象泰州这样的地辖市新建为省辖市,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作难度较大,而且目前泰州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还是等以后各方面条件更成熟了再考虑为宜。三、省委肯定了泰州这些年来工作的成绩。并指出,泰州过去是苏北棉粮油集散地,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泰州仍然是一个经济中心,但这个中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今后如何发挥这个经济中心的作用,大家还没有研究清楚。四、不能以老概念看待地改市以后的扬州市,地改市决不是只换了一块牌子,更不是为了保存地专机关,而是按中央指示精神,把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的一次大改革。
经过逐层逐级的传达动员,而且省委的决策已上报中央,大局已定,干部群众的思想波动不久便平静下来。
       1983年3月,扬州地区正式撤地建市, 开始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属扬州市领导。
如今人们谈论起当年的这场风波,常常会提及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召见黄扬这一节,都说黄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所以后来的市委领导人在行政区划问题上,都变得谨慎小心起来。当年许家屯召见黄扬,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1996年3月14日,我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丽珍去扬州看望黄扬,他给我们谈起了这一段往事:
       1983年1月6日,黄扬接到地委书记傅宗华的通知,说许家屯要找他谈话,要他第二天一早去省委书记办公室。黄扬按通知准时到达,看到许家屯、省委常务副书记柳林和扬州地委书记傅宗华同志等三人已在座。许家屯说这次谈话是“交换意见”,于是黄扬便谈了泰州多数干部、群众对这次体制改革的看法,主要有三点:一、扬州带10个县、市,范围太大,是小马拉大车;二、地管县(市)改为市管县(市)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三、通、扬、泰三个城市是历史形成的,各有特色。扬州和泰州历史上就是两个经济区,人为地把它们捆在一起,不利于经济发展。许家屯对黄扬阐述的意见甚为不满,说:“这是你编出来的一套理由”,“你们是对盐城升市不服气”。许家屯一再强调,这次对苏北三个地区行政体制的改革,省委是出于战略的考虑。黄扬对此又作了一番争辩,他从泰州的历史地位、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物资流向、工业基础、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影响,作了简要的阐述,并认为,从战略上考虑,泰州也应是这一地带的中心城市。许家屯对此不同意见大为不满,说:“不用说了,情况我比你清楚,早在抗战期间,我就在那里当过县委书记。泰州过去是里下河地区的粮油集散地,有所谓‘买不完的东南,卖不尽的西北’之称,可以说是那一带的中心城市,但自从实行统购统销后,泰州就不再是一个中心城市了。你说泰州是一个中心城市,你调查过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还说,“原来你就是这种观点,怪不得泰州干部群众的意见那么多,来信、来访如雪片飞来!”这时,傅宗华同志在一旁插话:“无非就是想水涨船高嘛”!?
        黄扬认为,反映民意、争取有利于发展的区域条件,是为公;想水涨船高、图升官晋级,是为私。谁是谁非,任人评说。于是他又申述了两点意见,其大意是:一、向上级党委如实反映群众意见是我职责所在,是符合组织原则的,至于民主人士上访,我们事前并不知晓,知道后是坚决劝止,积极去做思想工作的;二、泰州如上升为省辖市,干部是由组织上安排,不可能都水涨船高,只要对经济发展、四化建设有利,对泰州干部怎样安排,我们决无怨言。这次谈话成了辩论,气氛有点紧张,已不能心平气和。辩论的结果,谁也未能说服谁。看来谈话已无法继续下去,柳林同志说:“这次省委工作中也有不周到的地方,事前没有跟你们通一通气,使你们没有思想准备,工作有些被动,但现在省委已经作了决定,并已上报中央,老黄,你就表个态吧!”黄扬表示:一、服从组织决定,回去做好工作;二、保留意见,让历史检验。许家屯不高兴地挥挥手,说:“好,让历史检验去吧!”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谈话。
据了解,当年市委办公室将泰州干部群众对体制改革的意见反映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是重视的。
       198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函告泰州市委:“去年12月31 日来函及所附材料收悉,并已送中央领导同志。请你们对干部和群众做好工作,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了,在省委没有改变原来的决定之前,大家应集中精力把今年的生产进一步搞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此函同时抄送江苏省委。
1992年为高港港对外开放一事,我陪副市长李强、曹金泰与高港港务管理局局长李伯和去江阴会见国务院口岸委主任时,在长江饭店巧遇省民政厅民政处处长夏如山和民政部的朱孝庆处长,谈起泰州的区划问题,朱处长说,这个问题完全在江苏。1983年批准江苏地改市实行市带县体制的文件就是他起草的,一直到国务院文件付印时,他还奉命给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挂了电话,询问江苏省委对方案是否有变动。回答“没有变动”之后,国务院批准文件才正式下达的。
        江苏地市合并全面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不久,民政部发觉其中淮阴、盐城、扬州三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不具备管县的条件,建议国务院考虑将其再改回来。国务院要民政部派人下来看看,考察一番以后再作研究。据此民政部派主管政区划工作的民政司陈继远副司长来江苏,省民政厅派民政处夏如山处长全程陪同。第一站到扬州,听取了汇报后,陈副司长根据国务院批文下达前泰州民主党派在这方面反映强烈的情况,提出去盐城时想顺道在泰州稍作停留,以便听听看看,并请市里派人参加。扬州市民政局刘霞龙副局长请示后奉命答复说:因情况复杂,以不看为好。陈副司长的设想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在途经泰州时,陈副司长还是要夏处长引路将车子开进市区,看了主要干道和市容市貌。陈副司长回京后,曾给夏如山同志来过电话,告诉他:民政部已再次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让江苏试行一下。于是此事到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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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起学术界关注

  泰州在历史上就是苏中地区的一个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如今已不作为政治中心,但地区性的经济中心的地位是否还存在呢?学术界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时,正好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在寻找研究课题,省社联和省社科院便委托他们就这个问题作一番调查。1984年4月,李振坤副教授和徐正佑讲师完成调查任务,写出《关于以泰州为依托发展三泰地区经济问题的调查报告》,刊登在《江苏社联通讯》1984年第六期上。

调查报告首先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详细的分析,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泰州具有省以下中心城市的基础和条件:

第一,高港是里下河地区进出长江的要冲,泰州和扬州同为苏中的水陆交通枢纽,扬州是京杭运河东侧里下河西部通向长江的门户,而泰州则系里下河腹部大部分地区通向长江的门户。泰州作为水运中心,早就在历史上形成为物资的集散中心。建国以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以及交通条件的变化和行政区划的几经变动,确实影响了泰州在交通方面的地位,但它仍不失为交通的中心。根据南水北调工程,从长江到泰州将修建一条二级航道的引江河。引江河通航后,则将会加强泰州作为交通中心的地位。

第二,交通是形成经济中心的必要条件,而经济中心,首先应当是商业中心,即商品流通的中心。商品购进和调入的总额以及销售和调出的总额,反映了泰州商品流通的规模和交换的发展程度。而从商品流通的关系以及银行的货币投放量和回笼量的关系来看,泰州市的购买力约有40%是来自外地。由于现有的体制妨碍了商品的自然流向,限制了泰州作为商业中心的作用,因而不能完全反映泰州作为商品中心的客观性质。如果对现有体制按照客观要求进行改革,泰州作为商业中心的作用将更大,而不是更小。

第三,经济中心,必须以工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才会有活力和吸引力,保持其经济中心的地位,泰州工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并有一些骨干企业和比较先进的设备,掌握一定的拳头产品和部、省优产品。1982年的城市人均产值,泰州除低于南通外,高于苏北其他所有城市,还高于苏南的镇江。因此,不能低估泰州的工业实力。

第四,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省以下的经济中心同时必须是科技的中心。就泰州同周围地区的比较来看,泰州的技术力量较邻县为强,而且泰州在科学技术和科技信息方面已经成为邻县的中心。泰州随着在智力投资和开发上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在科技方面发挥更大的中心作用。

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泰州作为省以下一定地区的经济中心,是客观存在。但是,在发挥它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以加快苏北经济的发展上,存在着某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几十年来,泰州在作为经济中心和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上,一直是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现存的体制则妨碍着它发挥中心城市的应有作用。因此,建立以泰州为中心的经济区和经济区为基础的行政区划,不仅势在必行,而且迫不容缓”。
后来李振坤教授来信告诉我,他们这次到泰州调查,实际上是省经济研究中心委托的,这篇文章是在向省政府汇报后形成的。当时,张绪武、李寿章两位副省长都参加了汇报会。她在信里写道:“如果说,我们的集体成果有了一些社会效益,那首先是泰州──这个苏中的明星,确实引人注意,她的干部和人民那样的艰苦奋斗,那样的顾全大局。我们只作为省有关部门派出的社会调查队,如实地反映了情况,给省领导决策提供了参考”。

1984年6月26日到30日,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省社科院、省社科联联合在盐城市举办了“江苏省加快发展苏北经济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省级机关、11个市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代表,共90人。这次会议,是对苏北发展战略的再探索。与会者各抒己见,提出了各自的战略设想和有关具体建议。我们也以泰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的名义提交了一篇题为《城乡必须结合  经济才能起飞──试论泰州在开发苏北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参加了交流。

在讨论中,与会同志一致强调在加快发展苏北经济中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重要性。会间有一种说法:苏北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一般不如苏南,市带县在苏南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而在苏北却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苏北市管县是“小马拉大车”,搞得不好,只会产生“市刮县”的情况,起不到市带县的效果。针对这种说法,有些同志认为,有必要研究苏北城市的特点,探索强化和发挥苏北中心城市的合理途径。

许多同志着重议论了加强苏北与苏南城市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问题。他们认为,要进一步打破按行政区划管理经济的框框,坚决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组合城镇群体。有些同志提出:行政区域不变,经济区划可以交*组合或适当调整。可以根据条件,以经济基础较强的县城为中心,组织一些较低层次、较小范围的经济区和经济网络。同时,趁农村发展大规模商品生产的机会,通过为专业户提供各种服务和流通渠道等的实际努力,推进小城镇建设。这样,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以及小城镇之间,分层次地组合,分工协作,加上苏南大城市的助力,“小马力”可以转化为“大马力”。
会上,有人提出设置泰州经济区的专题建议;也有同志提“三、二、三”方案:即南线以通、扬、泰为中心,中间以淮阴、盐城为中心,北线在徐、连之间重点发展一个城市,以便城乡网络的形成。


          

      继南师大李振坤教授为首的调查组之后,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又于1984年10月31日来泰州考察。他对泰州辖区范围之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形象地把泰州市比喻为“有核无肉”。以后,他在公开发表的《小城镇  新开拓》一文中,有一段专门写泰州:“在泰州,我听到了一个值得引起注意并应加以研究的新问题,那就是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当前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之间还存在着不相适应的地方。具体地说,一是扬州市在经济上带不动它属下的泰州市,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小马拉大车’;二是泰州市作为一个县级市划归扬州市管辖以后,它就与早先作为其经济影响范围的周围几个县处于同等的行政地位,它们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就或多或少地受到行政区划的制约,因而泰州市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它在区域发展上的中心作用,而且它本身的经济发展也就陷于没有后方、没有余地的局促状态。”

“从历史上看,扬州与泰州可以说是长江北岸毗邻的一对孪生子,这对同胞兄弟各自在自己影响所及的地区起着商品流转中心的作用。解放后,两市均属扬州地区,在事实上扬泰之间虽有亲疏,但属同级。1982年江苏省撤销地区一级行政建制,领有原扬州地区的范围,泰州市变成了县级市,归扬州市领导。原来的同级关系一下子变成了上下级关系。然而一个城市对其影响区域的经济联系,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有着必然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并不能人为地加以割断或干预,因而就出现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

费孝通认为,“总的说来,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对于打破行政区划,实行合理的区域经济联系,加速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并取得了实际的收效。但是由于当时实行新体制时,时间急促,不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作深入的研究,象泰州那样新问题的出现是难免的”。

他在苏南与苏北的调查中,发现苏北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相对弱小和缓慢一些。他分析,“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类似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那样的经济实力较强的中等城市。因而苏北的有些县城升格为市以后,‘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较为突出。在苏南则相反表现为一些原先有一定发展特点或规律的城镇,失去了它所影响的区域”。他说,“这一问题在苏北与苏南的不同表现,在泰州与扬州的关系上集中体现了出来。对此我们应当认识到,问题既然是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引起,就必须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去解决”。

最后,费孝通教授“建议江苏省能进一步开展社会经济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并根据实际的情况对现有行政区划作适当的调整”。

1993年初,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在苏北视察时,又进一步指出:江苏的经济发展不能离开苏北的发展。他还针对苏北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提出了“三二三”网络建设的构想,即北沿东陇海铁路线建设好徐州、新沂、连云港三个中等城市,中间发展淮阴、盐城,南沿长江北岸建好扬州、泰州、南通三市。以这8 个中等城市为龙头带动一批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以形成现代化城镇网络。后来,在全国人代会期间,他在江苏代表组又详细阐述了这一构想。


(四)拓宽了视野

怎样看待泰州城市的地位?在1984年7 月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技术鉴定会上,这是专家们集中议论的一个话题。专家们一致认为,不能就泰州论泰州,而应该把它放在一定的区域规划中来看泰州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要从发展苏北经济,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这样一个整体当中来看泰州这个城市。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丁景熹认为,泰州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城市,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经济上几经盛衰,解放后体制也几经变动,但是它依然存在和发展,这说明泰州市的城市发展有它存在的客观依据和发展的条件。泰州城市的发展基础,一个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一个就是广大的农产品地区。翻开江苏的地图来看,泰州市的位置,好象就处在人的脐部这个位置上,它处在里下河通向长江,长江通向里下河这个通道上,处在江苏省五个大的农业区的交点上。这就是它的地理特征。

丁景熹对江苏长江沿岸城市的经济情况作了一番分析:南岸有苏、锡、常,有南京,中心城市比较发达,经济实力很强,只有在镇江这个地段,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薄弱,但是镇江现在有它发展的有利条件;江北的几个比较大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实力都比江南差一点,南通以西、扬州以东形成了苏北地区经济上的软弱地段,在这个地段中间没有一个有力的中心城市。如何把这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加强中心城市的建设,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因此,要使泰州成为一个中心城市,行政区划也要有所调整。从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泰州市的行政地位要和它的经济区域和繁重的任务相称。

南京大学吴友仁副教授也认为,在当前努力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充分利用长江水运,发展长江两岸经济的形势下,泰州市将是进一步改变江苏省生产力布局不平衡的状况的前沿阵地之一。因此,以泰州市为中心,根据经济实力和经济联系,实行市管县,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吴友仁和丁景熹都不主张我们继续把泰州称作“里下河的门户”。因为,在历史上,泰州曾经是“里下河的门户”。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它在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上所处的地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由物资的集散地变成中转地又变成通过地。目前,里下河的“门户”在高港。他们认为,泰州市领导的战略思想要有一个转变,必须从江苏省生产力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出发,充分发挥背负江淮平原,面向江、海和太湖平原的地理位置和优势,采取各种各样的途径,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面向苏南,面向国际市场,为发展社会经济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没有战略思想的转变,就很难把泰州市建成一个象样的中心城市。

南师大副教授李振坤指出,推广搞经济区,发挥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作用,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她通过调查,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泰州确确实实具有作为中心城市的基础,应该明确建立这个地区的经济中心。

至于泰州这个经济区的范围,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三泰一兴”比较合适。
参加这次鉴定会,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正是这一次会议,把我的注意力开始引向研究高港、研究区域经济和行政区划上来。

过去我们由于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比较肤浅、片面,在较长时间里,一直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小型工业城市”作为目标,没有从经济发展的连因互补关系考虑,重视发挥城市的多种功能。由于种种原因,泰州原有的某些功能反而被削弱。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视野不够宽阔,在泰州、高港修建船闸以后,仍然把泰州看作里下河的“门户”,而对如何利用长江和加强对外联系,却没有很好地研究。1984年,我在《重视高港  研究高港》一文中,发出了“要重视高港”的呼吁。高港虽在泰兴境内,但位于泰州正南方,是南官河的入江口,也是未来泰州引江河的引水口,与泰州市区相距仅23公里,它的经济腹地是里下河地区,就经济上的联系来说,它与泰州的关系要比泰兴密切得多。高港港是长江下游北岸的一个重要中转港口,兴建万吨泊位后,将成为苏北地区又一个可承担远洋海运的转口港。城市离不开港口,港口也必须有城市为依托。这篇文章里曾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组织力量对高港进行调查研究,撇开行政区划,从经济区的角度提出规划和设想,积极与有关方面联合起来,共同开发高港。

1986年初,高港港务管理局委托中国港口开发咨询服务公司研究高港港发展战略,王晓波经理来泰调查时,我们对高港港的发展前景曾作过一次讨论。从统计资料来看,该港1985年的货物吞吐量已达379万吨,但其中属于苏北地区进出口的货物比重很小,乍看起来,内河船队可从长江直达苏北各地,高港只不过是一个通过地而并非中转地,似乎建设高港港对苏北经济发展关系不大。但该地河势稳定,深水贴岸,水域宽广,并且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一旦具备条件停泊海轮,情况必将大大地改观。基于这一考虑,我在《发挥高港优势  振兴苏北经济──关于开发高港港的探讨》一文中,提出了在高港建设深水泊位、扩大海轮进出口中转业务、创造条件争取对外开放等设想,同时还建议港口建设与城镇建设进行总体规划,有计划地沿江沿河布置工业,形成“T”形产业带。这篇论文除分发市领导和本市有关部门参阅外,同时还送给了省计经委、省交通厅、高港港务管理局和中国港口开发咨询服务公司。不久,中国港口开发咨询服务公司组织的高港港发展战略课题组来泰州调查,他们表示赞成我的观点。1986年6 月下旬在泰兴召开了“高港港发展规划论证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高港港具备建造深水泊位的有利条件,应不失时机地开发高港港。会议结束时张绪武副省长讲了话,他说:“高港的开发本身是为三泰地区以及整个苏北服务的。除了对高港港的论证以外,作为三泰地区,作为港务局本身,应该对苏北地区和社会发展情况要有更多的了解,更深的研究”。他十分赞成代表们提出的建议:三泰地区和高港港务管理局应迅速联合起来,成立开发高港港领导小组,设立日常办事机构,负责联合开发高港港的工作。

在交通厅老厅长周赤民的亲自指导下,三泰一港联合开发高港港领导小组很快成立,并且设立了办公室。虽然三泰都有一名政府负责同志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但其性质仍然属“民间组织”,且碍于行政体制,并没有能真正发挥领导作用。我也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前后共参加过5次会议。这期间由于政府负责人变动频繁, 每次会议往往都成为礼节性的会晤,研究实质性的问题较少。如果讲成绩,由于打出了“三泰一港联合开发”的旗号,应该说对过驳平台的建成、口泰公路的改造、疏港公路的建设和高港港的对外开放,还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尽管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不可能作出重大的决策,但不应该让联合开发的气氛冷下来。1989年12月12日,我曾建议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回顾一下自上次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商量确定下一步的工作。以“三泰一港”的名义近期至少可以开展以下几项工作:1、协助港务局落实疏港公路的建设资金和有关施工前的准备工作;2、协助港务局扩大宣传,四方组织货源,充分发挥过驳平台的作用,并积极创造条件实现远洋货轮的挂港作业;3、积极争取深水泊位工程项目的列项。遗憾的是,上述建议没有能得到实现。不清楚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自1989年起这个领导小组的活动便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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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的动向
体制改革时,市委书记黄扬在动员大会上说:“地改市以后,其任务、要求、工作内容和领导方法等方面,按中央指示精神都将比过去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今后,新的扬州市委、市政府,将按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总原则,在城乡经济布局、建设投资、工业项目定点和商品流向等问题的处理上,做到因地制宜,统筹全局,合理安排,继续发挥扬州城区和泰州市两个经济中心的作用,并更好地发挥各县城和农村集镇的作用”。显而易见,这是传达的上级领导讲话精神,目的是要大家提高认识,消除顾虑。
1984年10月,扬州市经济研究中心提交讨论的《扬州市发展战略设想》也是这么写的:扬州市拟采取“开发提高,东进西靠,外引内联,城乡一体”战略。要“把扬泰两市建成为多功能的中心城市,使扬州与六圩港、泰州与口岸港,联成两个带形的江河海联运的港区,以此为双翼,通过科学、教育、生产、流通等多线条的联合协作,建立市、县、镇三层次的梯度经济,连接小集镇向农村推移,逐步形成网络,不断提高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并说,“扬泰两市和沿江带形地区,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工业集中,城镇繁荣,有条件向新技术、新产品进军,走技术、知识密集的道路,成为全市对外引进吸收对内消化转移的核心经济区”。
这一战略构想,后来没有能够真正具体贯彻实施。最早人们是从扬州市工业生产发展规划中看到了一些重大转变的迹象。1984年扬州市公布的“六五”后两年和“七五”期间的规划中,全市拟组建42条专业协作“龙”,扬州市区占48%;规划形成的63个拳头产品,扬州市区有33个,占52.4%;准备集中力量着重抓好在行业中有影响的42个项目,扬州市区就有21项,占50%,而泰州只有8项,仅占19%。扬州市84 年第一批更新改造措施计划,共计24个项目,投资额为1847万元,国家拨款 312万元。其中扬州市区10项(其中上年结转2项),投资额为1064万元,国家拨款175万元;而泰州市仅有2项(均为上年结转),投资额为140万元,国家拨款40万元。扬州市个别领导曾讲:“泰州有的产品,扬州都要有;扬州已经生产的产品,泰州不能重复上”。厚此薄彼,已显而易见。在非正式场合的交谈中,扬州市的同志也流露了他们的真实思想:“你们不是说‘小马拉大车’吗?这是为了把马养肥了好拉车呀!”
1985年,扬州市政府曾把扬州东部几个县的负责人召集到泰州,商讨东部地区今后的经济发展问题。会后,扬州市政府根据这次会议商讨的精神,于九月三日发了一个通知:“为了搞好我市东部地区的城乡横向联系和经济协调工作,经研究决定建立扬州市东部地区经济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由虞振新、吴元康、吕光国、陈在均、潘家礼、翟祖芳六同志组成。虞振新同志任组长,吴元康同志任副组长”。通知下达以后便无声无息了。后来谁也没有再查问过。
江苏省在研究制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采纳了专家们的建议,把全省划分为四个经济区,即:宁镇扬经济区、苏锡常经济区、徐淮连经济区和通盐泰经济区。宁镇扬经济区是由南京市牵头的,活动颇有成果,后来安徽省的滁州地区主动提出要求参加,因而改称宁镇扬滁经济区。通盐泰经济区是由南通市牵头的,泰州市曾派代表参加了经济区研究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以后有各地党政负责人参加的经济区的第一次正式活动中,便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扬州市不同意泰州市作为扬州市东部地区的代表,强调扬州市行政区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扬州市地跨两个经济区,通盐泰经济区应称通扬盐经济区。弄得南通市的同志感到很为难,这个经济区的活动后来也就偃旗息鼓了。
  在1986年6月29日《经济参考》报上,扬州市交通局张华副局长发表了一篇题为《下好卞港一粒子,搞活淮河一盘棋》的文章,竭力抬高尚未建设的卞港,贬低已初具规模的高港,说什么高港港规模不大,只有一些简易码头,建大港条件欠佳,似乎唯有在卞港建港才是最佳选择。为了答复当时部分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扬州市交通局于1986年7月6日给扬州市政协的报告也断章取义地引用专家的论证,断言高港港介于剧烈冲刷与严重淤积的两者的过渡段上,上游嘶马河段的崩强最大的地段,随时间向下发展,直接威胁到扬湾段江岸的稳定。至于对高港港是否值得投资,怎样做到投入小、产出大等等,要与其他地点相比较才能确定。然而,是不是卞港的江岸比高港的江岸稳定呢?上海航道设计研究所和上海市科协航道科技咨询服务部专家的意见是明确的:六圩弯道从本世纪初以来平面摆动达5公里左右,北岸由凸咀演变成凹岸。近几年虽然做了些防护工程,但仅起到了局部防护作用,远不能抵御宏观河势的变化(即使在局部地形如龙门口继续坍塌,瓜洲边滩不断淤涨及世业洲北汊的发展等,均会使河流曲率半径变化而导致顶冲点上提下挫,已建工程有被包抄后路之危险,或者将需付出更大的工程代价与之抗衡)(见《关于对“苏北沿江电厂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会议纪要”的看法的函》)。可是扬州市仍然选定在卞港投资。1991年洪水期间,卞港发生严重坍塌,建筑物遭受严重破坏,证明了专家意见的正确性。当时,扬州市在港口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扬州,依靠长航,联合上海,合并高港。邹杰、钱进、催古首等同志提出的具体建议是:申请管辖水域,建立扬州港务管理局,向国务院口岸办申请一类开放,并要求将高港下放给扬州市,利用其与长航的密切关系,管理江港的经验和一定的领导力量、技术力量,与高港合并后,组建开放式的扬州港。按照这一策划,扬州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正式找高港港务局的负责人通气,以提供办公大楼和职工子女在扬州入学等方便为优惠条件,动员将高港港务局更名为扬州港务局,并将机关迁往扬州,高港港改为扬州港的一个作业区。这一计划遭到高港港全体职工的反对。鉴于高港是国家港,卞港是地方港,交通部对这一方案也是否定的。
不难看出,当时扬州市的部分领导,在思想上是不愿意承认泰州也是一个经济中心的。他们的理论依据是:扬州市是一个行政区,一个行政区只能有一个中心。如果把扬州城区作为主中心,泰州市为副中心,那是搞多中心。
  把两个不同的经济区人为地捆在一个行政区内,一切都得以扬州为心,由于行政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其结果必然是挤掉泰州作为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的位置。不能按客观规律办事,种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现行体制下,不理顺行政区划的关系,要想真正发挥经济区的作用,看来是不现实的。


(六)谋求计划单列

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后,在泰州出现了两大主要矛盾:一是计划管理体制上,由原来省对泰州单列户头改为省不列户头,这样泰州市与扬州市已经处于完全不能相比的地位,很难发挥泰州这个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经济中心的作用。二是财政体制上,既不享受县级财政体制待遇(如不享受县属工业企业留成40%的规定),又不享受省辖市财政体制待遇(如不享受省辖市按工商企业税提成5%的规定),地方财政分成无几,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连旧城改造都难以进行,实质上限制了泰州市的发展。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工业生产处处受到压抑,技术改造列不上项目(1984年第一批更新改造措施计划,扬州市区的项目数是泰州的5倍,投资额是泰州的7.5倍。国家拨款是泰州的4倍多;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项目,扬州市区的项目数为泰州的7倍,总用汇额为泰州的15.39倍,国拨外汇为泰州的11.39倍,总投资额为泰州的14.67倍,而泰州唯一的一个项目还是部属企业泰州林机厂的)。利润上交多,固定资产投资少(1983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扬州市区占30%, 泰州市占30.36%,上交利润扬州市区占33.3%,而泰州市则占45.6%)。在生产安排上,优质、畅销的产品得不到择优安排(例如泰州市棉纱和棉布产量均大于扬州市区,当时泰州市的涤棉产品已具特色,华夫格、涤棉凉爽绉、涤棉纱罗等都是畅销产品,但这些经济效益高的涤棉纱、布产品,分配给泰州市的计划,其比重均低于扬州市区),而高能耗的产品(如合成氨)反而给泰州增加了生产任务,却又不相应地增加能源供应,多生产了化肥,便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在物资分配方面,省指定分配给泰州的指标,往往也不能如数到位。虽然扬州市的领导同志曾表示过:今后在计划、物资等方面一如既往,按十一块分配,绝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扬州市的一些部门并不是按领导的讲话精神执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州市自然希望能摆脱这种困境,可是出路在哪里呢?当时有两则报道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注意:一是《人民日报》1983年10月28日登载国务院批准江苏省撤销扬州地区,将扬州市改由省直接领导,将江都等九县划归扬州管辖,泰州市为“省辖(县级)”的消息;二是有关重庆、武汉、南京等城市进行综合改革的试点情况,中央决定给这些城市实行计划单列。由此,我们有不少同志产生了争取“省辖省管”的念头,如暂时不能省辖省管,则希望仿照中央对重庆、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办法,由省对泰州市实行计划单列。在这一方面,市审计局局长沈庆棠同志(沈庆棠曾任市经委副主任),他根据亲自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于1984年5月份整理了一份材料──《现行管理体制影响了泰州市工业生产的发展》。在泰州城市总体规划鉴定会议期间,他把这份材料送给了来泰参加会议的张绪武副省长。接着,他在7月10日和7月24日,又先后给韩培信书记、顾秀莲省长和《经济日报》编辑部写了信,除这份专题材料外,同时还寄去李振坤、徐正佑写的《初论设置泰州经济区的问题》和市经济研究中心写的《城乡必须结合,经济才能起飞──试论泰州在开发苏北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两篇文章。
张副省长对沈庆棠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返宁后便让秘书将材料复印,分送各位副省长和省委常委。8月24日,省建委副主任梁浩群便向泰州市市长吴元康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行政体制未解决前,计划单列问题在省长办公会上讲过,基本上定了。
梁浩群和秦庭栋两位主任对泰州的行政体制,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为解决问题一直在省里做工作。梁浩群当时满以为泰州的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问题很快便可能得到解决,他对吴元康说:“当前关键就是行政体制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行政体制省政府委托我们省建委牵头,有计委、民政厅等参加,准备研究草拟一个报告。这个问题未解决前,计划体制先单列,不要提省辖省管了。”
10月18日,市政府正式发出要求将泰州市国民经济计划由省列户管理的报告,请扬州市转报省政府。
10月29日,省政府以苏政复[1984]160号文件批复扬州市人民政府:“原则同意泰州市从一九八五年起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关于单列的有关具体问题,由省计经委会同有关部门和你们商定办理”。此文抄送省计经委、建委、科委、财政厅、物资局、统计局,同时抄送泰州市政府。从报告发出,经过扬州市政府转报,到正式批复,前后只有11天时间。文件所以能处理得这么快,得感谢省计委副主任郁冠和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薛金鳌,如果不是他们亲自操办,也许还要多费时日。
接着,省计经委根据省政府批复的精神,经调查、磋商,进一步明确计划单独列户管理的有关事项。12月7日,省计经委发出通知:泰州市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实行计划由省单独列户管理,省各部门在安排计划时,分别计算扬州、泰州两市的指标。下达计划时,在扬州市的总额中,列出其中泰州市的计划指标数。计划单列内容包括经济、科技、社会事业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计划。同时还明确,泰州市计划由省列户管理后,享有与扬州市同等的计划权限(包括各项审批权限),承担应尽的义务。同时,要求省级各部门积极支持,并对下属单位交待有关事宜。
计划体制的这一改革,为泰州市创造了一个稍微宽松的政策环境,给泰州市增加了一些活力,对以后泰州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争取实现计划单列这个问题上,市长吴元康做了大量工作,当时许多材料都是他组织有关人员整理撰写的,并亲自审定,亲自介绍汇报。吴元康在1987年2月调任扬州市轻工业局局长,不久病逝于任上。至今谈起这段往事,人们还都深切地怀念他。


(七)“市管县”好不好

  1985年,省委研究室开始对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下发了调查提纲。这份调查提纲虽说是“供参考”,但从其所列八项内容可以看出,省委对市领导县的体制是肯定的。省委研究室这次调查,拟从经济、社会事业方面和政治、组织等领域分析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前后的变化情况,听取各级领导对改进和完善市领导县体制的设想和建议,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城市生产中心、流通中心、交通枢纽、科技中心、人才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的作用,逐步形成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如何将市对县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结合好,正确处理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当时,正好报刊上也在开展关于“市管县”问题的讨论,对于这种新的行政体制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在管县的市看来,市管县这种体制形式好得很,它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发育成长,可以促进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在被管的县看来,则不完全一样,中心城市实力强的,县可以从多方面得到市的辐射和支持,也说市管县好;中心城市实力弱的,则认为“市管县”是“市刮县”。
为了回答省委研究室的调查,市委办公室要我参加准备材料,是年9月4日以《关于市管县(市)体制问题的情况反映》为题,归纳整理了一份书面意见,重点讲三个问题:
首先,我开门见山地写道:从泰州市的角度看,“实行市管县(市)的体制,并未显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的局面,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但是,扬州市和泰州市原来都是地辖市,当时地区在计划安排、项目确定、物资分配等方面,考虑到扬、泰两市的各自特点,注意了平衡。实行新体制后,则矛盾增多,有些甚至相当突出。有的同志比喻说:“扬州市带泰州市,就好象八岁的哥哥带七岁的弟弟,见到好吃的便抢着吃”。“扬、泰两市同为地辖市时,两市在政治上地位是平等的,经济上是相互竞争的。实行新体制后,是扬州市管泰州市,政治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由于行政对经济的干预,市管市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泰州经济的发展”。“实行计划单列以后,泰州市享有与扬州市同等的计划管理权限(包括各项审批权限),这给泰州增加了一些活力,对泰州的经济发展无疑将起促进作用。但是这方面还有许多衔接工作需要进一步去做,而且各业务部门因在安排计划时要先分别计算扬、泰两市的指标,下达计划时又要在扬州市的总数中列出其中泰州市的计划指标数,感到在业务上增添了麻烦,常常由于工作同志的疏忽而漏列。特别是还有许多矛盾不是计划单列所能解决的”。
在列举若干具体事例说明种种制约因素之后,接着阐述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问题不在市管县的体制本身,而在于一个行政区内客观存在着两个经济中心,经济实力与管辖的范围也不相适应”。“市管县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需要,也是发展区域经济的需要”。为什么在泰州却未能显示它的优越性呢?这与1983年进行体制改革时,对扬州地区客观上存在两个自然经济区的特点重视不够有关。采取“一刀切”,实行地市合并后,扬州市得到了加强,泰州市的发展受到抑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而且,扬州市管九县一市二区,城市的经济实力与管辖范围不相适应,“小马拉大车”自然就无法显示新体制的优越性了。
如何进一步完善市管县的体制呢?“从全省来看,苏南地区大中城市管的县(市)数量较少,苏北地区城市中小型的居多(只有徐州一个大城市),管的县(市)反而比较多,这是一个矛盾。按理在苏北地区城市较少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发挥现有城市的作用”。因此,建议:“最好先研究一下经济区划,在经济区的基础上再来确定行政区划”。我倾向于对扬州市的行政区划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其‘小马拉大车’,倒不如‘小马拉中车’或者‘小马拉小车’”。
省委研究室主任朱通华来泰州,市里要我去乔园向他汇报情况。在谈到行政区划和体制时,朱对泰州的情况好象十分清楚。他也主张对行政区划作适当调整,他认为体制阻碍了经济发展,就应该变革。交谈中,对涉及到的问题未能作深入的探讨。
1986年初夏,省体改办、省机械厅、省纺工厅、省电子厅组成联合调查组,来泰州调查城乡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情况,又一次涉及到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问题。省政府办公厅以[1986]13号《参阅文件》摘要转发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的最后部分,调查组建议:第一,适当扩大郊区和理顺管理体制。鉴于泰州市所处的地位,经省政府批准实行计划单列,市里比过去多了一些自主权,这对促进泰州市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泰州市既不享受县级经济的优惠,财政留成又没有按大中城市的比例分成,这种介于县、市两者之间的经济体制影响泰州市的经济发展。另外,郊区的面积太小,集体企业和乡村企业比例太小,这种“大马拉小车”的状况也影响泰州市经济的发展。为有利于泰州市的建设和发展,使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对行政体制作些必要的调整,进一步扩大郊区范围,看来是必要的。第二,尽快开发和建设港口城市。从经济发展战略考虑,泰州市政府提出了与泰兴县、泰县联合扩建和开发高港港口,以逐步形成港口城市的建议问题。据了解,1985年高港的客货运载量分别达到145万人次和379万吨,发挥着连接江海河运输的枢纽作用。据初步探测,高港向上沿岸有3.6公里的深水线,深水区水深10至15米,航道宽阔,水面平稳,避风性能好,建成深水泊位以后完全可供2.5万吨的轮船作为深水区过驳平台之用。交通部认为,要尽快开发高港,搞江海直达运输,为此,拟请省交通厅、水利厅等有关部门会同扬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积极指导和参与开发高港的进一步论证工作。

划入泰西、朱庄,经上报批准后,1985年正式接管;1986年才同意将泰东划入,从1987年起归泰州市领导。但是在移交衔接过程中,当时扬州市的主要领导人却指出:“泰州市今后不得再提出扩乡的要求”。并且要泰州市政府的代表签字画押。
以泰州为中心的经济区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泰州市的郊区究竟扩大多少为宜呢?为了进一步做好论证,1988年省建委又委托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进行调研。调研小组在吴友仁教授领导下,经过半年的辛勤工作,年底提交了《关于泰州经济区问题》和《关于扩大泰州市郊区的建议》两份报告。
“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其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特征的生产地域综合体。它是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广泛发展的条件下的产物”。报告在绪言中说,“不同于行政区的是,每个经济区都拥有自己的经济中心。这些经济中心往往由一个多功能的工业城市或一组工业城市组成,因为城市都拥有其特定的经济辐射和吸引范围,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区域物质基础;同时,城市也为相应地域内经济发展及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活动进行有效的支持和服务,行使区域‘据点’的职能。经济中心的发展总是推动着整个生产地域综合体的发展,而综合体的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又会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在全国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二者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
党的十三大文件中指出,要建立我国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经济区网络,逐步改变以往靠行政体制和行政手段组织经济的作法,运用经济杠杆调节生产和流通,并按照经济区来组织生产。江苏省“七五”计划中也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为基础的城镇体系,统一组织城乡之间的生产和流通,建立各种经济文化网络,以协调城乡发展。调查报告主张建立泰州经济区作为江苏一个二级经济区,泰州市为中心城市,并提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相应措施和建议。
调研小组经过广泛调查以后,认为泰州经济区的区域范围包括泰州市、泰县、泰兴、兴化、靖江以及江都东部地区(樊川─宜陵一线以东几个乡)。他们着重分析了泰州市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技术流、金融流等方面的联系情况,既分析了历史上的联系,具体调查了现状的“流向”和“流量”;又预测了今后的发展变化趋势。这五“流”基本上反映了泰州与周围地区经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是确定中心城市辐射吸引范围的重要依据。此外,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各县市共同开发资源的迫切性,也是考虑确定经济区范围的重要因素。
为了更好地发展泰州经济区,使其能够担负起苏南向苏北扩散的“二传手”重任,调研小组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调整行政区划,将泰州市升为省管省辖市,并适当扩大郊区的范围。
2、为了开发“黄金水道”,必须实现港城结合。港口依托城市而发展,城市借助港口而提高,世界上港口都是与城市结合而共同繁荣的。
3、从广泛的历史联系考虑,本着瘦肥搭配、平等互利的原则,建议把里华、叶甸、马庄、俞垛、淤溪、港口、杨庄、鲍徐、塘湾、寺巷、野徐、白马、田河、口岸、刁铺、许庄等作为今后扩大泰州市的郊区范围。
通过计算,这样调整后,城郊人口比为1:78.9,城郊用地比为1:62.8。虽然上述的比例大大超过规定,但调研小组认为:“泰州与扬州同为繁荣苏北经济的‘生长点’,因其加速发展的现实意义,以及本身发展的需要,能视特殊情况作为特殊过程。况且,此范围是利于城市发展的最佳模式”。
吴友仁教授在这次调查研究之前,是主张泰州市和泰县合并的。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考虑到这一方案没有多少优越性,执行起来难度也大,效果不会好。我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泰州与姜堰原来虽属一个行政区,市县分治后,姜堰镇已成为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姜堰的城镇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把泰州与泰县合并起来,势必影响姜堰镇的发展;第二,泰州与泰县曾经有过两次合分,机构、人员的变动对工作造成很大的折腾,对泰州、对泰县都没有带来好处,教训是深刻的;第三,港城依然分离,不能互为依托,对港口和里下河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不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对这个意见,当时吴教授没有表态。但在去泰县调查之后,他对我说: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看来泰县的同志对“两泰合并”的方案,大概也是不赞成的。后来,调查组在《关于扩大泰州市郊区的建议》中,便没有再提泰州市与泰县合并的方案,而是从泰州市将成为江苏省二级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出发,强调“必须实现港城结合”;从满足蔬菜等副食品和粮食的需要,城市支援郊区的需要和实现城市化的需要考虑,提出了扩大郊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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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泰市”方案的由来

  1984年以来,人们对扬州市东部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先后已提出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最早的方案也是最理想的方案,就是按照经济区来调整行政区划,以泰州为中心,三泰一兴一靖组成一个地级市。这一方案,扬州市是反对的。当时,扬州市的工农业产值在全省居第三位,东部5 个县市占了“半壁江山”,而且东部的工业基础较好,经济总量有超过西部的趋势,扬州自然不会愿意因此而削弱其“大市”的地位。许多知情的同志都认为,如果1983年体制调整时就将扬州地区一分为二,如今也就不会有这些麻烦,泰州这座城市的发展也就不致处处受到制约。
第二个方案,是将泰州以南、口泰公路沿线直至江边的几个乡镇划归泰州市管辖,使泰州市成为一个带状的港口城市。这一方案是1986年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和空军政治学院经济研究中心帮助我们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在咨询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但究竟划哪几个乡镇,当时未作具体考虑。不久,当时任省开放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何仁华来泰,曾去高港考察,在谈到高港港的归属和行政区划时,他也主张将口泰路以西直至高港的几个乡镇划归泰州。何仁华曾在扬州地区和连云港市工作过,对这里的情况十分熟悉,并且深有体会,他也认为一个港口如果没有城市为依托,这个港口是难以发展的。他说,他这次回去以后准备给省委写个报告,并且还要附一张图。我曾向他建议将许庄和田河两个乡镇一并考虑进去,他似乎不太赞成。后来我们便没有再联系过,也不知他的意见向省委反映了没有。
1988年夏,吴友仁教授和他率领的研究组去高港、口岸、刁铺考察,凡是接触到的同志几乎都有这么一种看法:这个地区最好能划归泰州市,这样南有港口,北有城市,连成一片,互为依托,这块地方可能发展得更快。在回城途中,与吴教授交谈时,一个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开始在我头脑里形成。吴教授本来是倾向“两泰合并”的,我在讲述了两泰再度合并的方案不可取的见解之后,谈了组建“三泰市”的轮廊设想。吴教授当即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可是过了两天,他又鼓励我把这一设想整理成文,他说:“不妨作为一种方案提出来”。
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之后,我便撰写了《行政区划和体制要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关于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一文, 发表于1988年10月5日的《经济研究与经济参考》(第118期)上。当时比较客观地作了一些分析:
第一,将口泰公路沿线的乡镇划归泰州市管辖,可以使高港有明确的城市为依托,有利于该港的发展。同时也使泰州有了向南发展的余地,港口与城市结合,泰州可以在一定区域内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理想的方案。但是,口泰公路沿线的几个乡镇,工业比较发达,经济上比较富裕,实施这一方案将会影响有关县的目前部分利益。
第二,两泰再度合并,形成一市两区的格局,这虽可使城乡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同步发展,但港城仍然分离,对港口和里下河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不到更大的促进作用。由于历史上的两度分合曾产生不少后遗问题,这一方案在人们的心理上也不易被接受。
第三,若由泰州市带几个县,由于泰州城市过小,邻县的经济实力也不相上下,将来市县之间的矛盾亦难避免。从现行市管县的体制来看,如果城市的经济实力不强,市领导县往往形成“市刮县”,并不能真正体现市带县的优越性。
第四,三泰地区已有20多个建制镇,从姜堰、苏陈经泰州、寺巷、刁铺、口岸、马甸到泰兴县城,沿公路一线就有8个城镇,城镇之间的平均间隔距离在8公里左右,而且工业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在口岸镇之南1.5公里处便是高港港,这里正好处于一个“扇面”的轴心,与泰兴县城、黄桥、姜堰、泰州联系都十分方便。初步设想:可以在三泰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市(是否命名为“三泰市”,可以再议),撤销原有县市建制,设置3-6个县级区,市行政中心设在高港港邻近的适当地点,形成一个“群星拱月”的组合式城市。
这篇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方案进行了论证。
(一)三泰合一建市,可以做到港城结合,加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经专家论证,高港港区的上游和下游均为深水岸线,上游新港区3.6 公里岸线具有良好水深和冲刷强度不大的优点,是建造万吨泊位的理想地点。该港的主要服务对象是6个市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高港港的发展前景已越来越明朗。三泰合一建市,将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港城分离的问题,可以抓住机遇,合力开发高港港,使其迅速从江河中转港过渡为海江河中转枢纽,并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型的港口。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使该地区真正成为对外贸易的基地和对外联系的窗口,而且可以推动苏北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二)三泰合一建市,可以合理布置生产力,联合开发资源,组合新的优势。三泰地域相连,各有优势,近几年,相互之间虽然也在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经济技术协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毕竟受行政区区划阻隔,许多优势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从工业方面来看,三泰的门类基本相同,因为力量分散,许多具有优势的产品没有能形成拳头,虽然拥有一批名优产品,但多数批量不大,市场占有率不高,一些具有优势的行业未能组成企业集团,非但优势未能得到发挥,还存在着相互争原料、争市场的矛盾。三泰合一建市,行政区与经济区大体一致,可以理顺关系,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把分力变为合力,重点加强城乡交通网络的建设,建立沿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能源等重大项目,组织化工、机械、食品、纺织等企业集团,组合成新的优势,加快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三泰合一建市,是实施江苏省发展战略的需要。苏北经济较之过去已有很大发展,但与苏南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沪宁线工业带已呈透过港口沿长江带向北推进的态势,在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新形势下,无疑地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苏北沿江带的作用。三泰位于苏北沿江带中部,与苏、锡、常隔江相望,背后腹地是以鱼米之乡著称的里下河地区。水陆交通干线呈“井”字形布局,西有卤汀河、南官河通江入海,东有盐靖公路经八圩渡口与江南相通,江平公路与328国道一南一北横贯东西,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十分优越。计划中的宁通一级公路和江阴长江大桥建成后,对外交通将更为便捷,与江南的联系将更加为密切。三泰合一建市,可以成为苏北沿江带的一个加强点,有利于沿江工业带的合理布局,可以成为进一步改变江苏省生产力布局不平衡状况的前沿阵地,对促进苏北腹地的开发将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三泰合一建市,具有良好的基础。从历史渊源来看,自西汉设置海陵县至南唐升海陵县为泰州的1054年间,这个地区是古海陵的一部分。公元939年始析海陵之南五乡为泰兴县,其名取自“因泰而兴”之意。泰州市和泰县,则是解放后由原泰县城乡分治而成。三泰地区早在1925年春就有了党的活动和组织,1930年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发祥地和活动基地,1940年秋又是新四军东进北上、打开苏北抗日局面的战略地区。在长期的交往和革命活动中,三泰人民建立了亲密战斗的情谊。从经济联系看,历史上泰州一直是里下河的门户和商品集散地,同时这里也是江南的工业品和里下河地区的农副产品交流的重要通道。群众中一直流传着“买不尽的东南,卖不尽的西北”的说法。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三泰之间的联系更为广泛、密切。现在已经不仅是农村向城市提供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城市向农村提供工业品,而且已经从相互之间进行广泛的物资协作、工艺性协作、零部件加工配套协作,发展到联合开办企业、联合开发产品、联合开发港口,提供技术、金融、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三泰合一建市,顺其自然,合乎民心,对任何一方都是有利的。



(十)不同的反应

  《关于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一文印发不久,常务副市长朱寿林便查询分发的范围,特别关心曾否发扬州市,并交代不要再扩散。他对文章的内容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这份材料当时分发的范围很小,除市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外,发给了省级机关的十几位领导同志:包厚昌、汪海粟、陈克天、柳林、田蓝田、杜文伯、高黎光、郁冠、朱通华、梁浩群、顾定祥、何仁华、莫珊、陆荫等。莫珊阅后“很感兴趣”,认为该文提出的设想是“颇有战略眼光的”,但“因牵涉到敏感的区域建制,需要得到各方支持才行”。他在1988年11月19日来信中说:“我意可以民间、半官方,推动到官方(主要是扬州市)。能否由泰州市政协、经济研究中心牵头,通过邀请省市政协、经研中心、学术团体代表,以研究泰州市发展规划的题目进行酝酿,或者借泰州解放40周年也即是泰州建市40周年之际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邀一些在泰州市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支持泰州市工作的同志聚会商讨。究以何种形式为宜,请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
这期间,省政府曾派出由省体改委牵头,有省政府办公厅、省计经委、省民政厅派员参加的调查组,来泰调查有关行政区划的问题,组长是徐觉副主任。市里临时确定要李强副市长负责接待。徐觉曾问:“你们说朱书记和朱市长都不在家,我刚才在餐厅里见到的那不是你们的书记么?”第二天汇报、座谈,市体改委主任谢光按政府办准备的材料将泰州市的情况回报后,李强介绍说:“程起瑞同志准备了一个意见,下边请他讲”。李不知道朱克昌书记和朱爱群市长已派驾驶员胥建军特地赶来传达了指示:关于三泰联合建市的方案不要往外讲。但是李副市长说已准备了意见,当时我又不好讲,于是在发言时仅从理论上一般阐述了“行政区划必须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这个观点,没有讲具体的设想,正好已到午饭时间,我便刹住了话题,下午没有再发言。民政厅的沈秉钧副处长和体改委的陈处长都表示,他们赞同我上午讲的观点,但感到话好象还没有讲完,希望听听具体的建议。晚饭后,沈处长邀我到他房间去聊聊,我便较详细地谈了个人的一些想法。沈处长说,他们这次出发之前,省里有关的几个部门曾商量过,也提出了几个方案,但都不太具体,希望我们能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办公厅的李处长见到我时,则讲了一番颇有感慨的话,他说:“这次调查组是顾省长亲自派的,调查组的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来时特地给扬州打了招呼,不要他们派人陪同,以后再专门去扬听他们的意见,就是为的让你们畅所欲言。过去省里不考虑你们的问题,黄扬那么积极;现在省里主动来研究解决泰州问题,你们倒反而表现得很冷淡,实在不可理解。”遗憾的是,1989年4月顾秀莲便调离了江苏,这次调查未能取得成果。
因为有了以上这段经历,鉴于当时市里主要领导人的态度,所以对莫珊同志来信讲的几点意见,便没有再向书记和市长反映。
后来,我接受了倪华根同志的建议,将《关于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一文不用“红头纸”重新打印,作为学术论文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了交流。
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反应是不一致的,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赞成的同志认为,“三泰”联合建市的方案有“特色”,“若得以实施,则起码可为江苏省内的行政区划调整打下一个突破口”。高港港务局的同志也是明确表示赞同的,因为高港、口岸地区的人民一直盼望划归泰州,而泰兴又舍不得割去这一块“肥肉”,“三泰”合一建市之后,这块地方就不存在“你的”、“我的”之争,不仅有利于加快沿江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港口的依托也有了归宿。高港港务局局长陈乐在省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港口发展问题的研讨会上,曾公开提出建立“三泰市”的建议。1989年春,我和倪华根去泰兴拜访县委副书记顾鸿林,谈到高港时,他说:“搞联合开发可以,要想划这块地盘,泰兴人民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划调整的难度。有人说,“削平山头,泰州人民也不会同意”。但是在社会上很少这样的反应,在浴室、茶馆里,或是在晨练的人群中,一度谈论得较多的是“马上要建立三泰市了”,情绪是兴奋的,而不是沮丧的。正好在那个时候,泰兴啤酒厂打出了“三泰啤酒”的新品牌,传闻似乎有了佐证,“三泰市”也变得“煞有介事”了,一时间沸沸扬扬。在市一级领导人中,流露出来的却是:“这么一来,市长不都成了区长了?!”据我了解,当时无论在泰州还是在泰兴,比较多的人关心的是将来的中心城市设在哪里。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沿江地区也有人从统一开发江阴水道及其港口出发,建议兴建长江下游的“武汉三镇”。据说,江阴、张家港和靖江在酝酿组建“三江市”。为了了解上级主管部门对组建“三泰市”和“三江市”的看法,市民政局局长魏华玲陪我专程去了一趟省民政厅,有机会认识了主管区划工作的夏如山处长。他首先感到奇怪的是:“有关行政区划问题,别的县、市都是书记或县、市长出来跑,你们怎么是经济研究中心出面?”于是他也就只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与我谈谈他个人的看法。从谈话中得到证实,确实有关于组建“三江市”的建议,但夏处长未作评论,他只是说,“三泰”联合建立“三泰市”,将来也许有这种可能,但近期还不太现实,因为这个地区城镇的发展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提出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只是从这一地区的特点出发,探索进一步解决行政区划不合理状况的途径,并没有认定这一方案的想法。再说,组合式城市在全国并不多见,人们往往习惯于按一种模式办事,要创新是不容易的。其实,这种模式并非我杜撰,山东淄博就是一个组合式的城市。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本地区的具体特点,把一些相对独立而联系密切的城镇组成一个行政上统一管理的城市呢?据说,贵州六盘水也是一组合式城市。市规划办副主任袁慰侪曾与我商量准备出去作一次专题考察,可惜未能实现这一计划。
1989年夏,省委党校20多位教研人员在校委委员、副教育长李真教授的带领下,在泰州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研究,后来他们将我的一些观点也写进了考察报告,但总的设想改成了“三泰一兴一港合一建市”(即泰州、泰兴、泰县、兴化、高港合并,联合建立一个新市),撤销原有县市建制,设立若干个县级区。(详见胡福明、李真主编的《古郡新篇》)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原意了。原来设想,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若能付诸实施,则兴化和靖江可划由“三泰市”代管。“三泰一兴一靖”仍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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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访问华师大




1990年11月26日,市政府收到省政府办公厅的书面通知:“根据民政部建议,为深入研究探讨新形势下行政区划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现安排从现在起到明年上半年,对苏锡常和‘三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行政区划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并委托华东师范大学承担此项研究课题。届时请认真配合,提供协助,以便此项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封函是主送扬州市政府,抄送泰州市政府的,但它明确地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三泰”地区行政区划问题,民政部和省政府已开始列入议事日程。这对泰州来说是件大事,必须认真对待。为了做好配合工作,我们首先从省民政厅了解到,具体承担此项研究课题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接着,便请刚当选为市人大副主任的石林与我同去上海进行联络。

1990年12月5日,华师大地理系刘君德主任接待了我们。交谈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民政部在这里建了一个咨询机构——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刘君德兼任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有不少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他们都参与了研究。当时他们正在准备“三泰”地区的调查提纲,在我们到来之前,泰兴的同志已去访问过他们。当即商定,第二天下午把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同志聚集到一起,听取我们的介绍。

刘教授是泰兴宣堡人,与我们同去的孔祥济是同乡。孔祥济建议:在我们介绍情况时,最好把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战请来,请他也发表一点意见,这样也许更有说服力。在征得刘教授同意后,便连夜登门邀请。

第二天听我们介绍的有刘君德教授、李天任处长、金鼎馨高工、罗祖德副教授、丁金宏博士、翟胜福和张亚群讲师。

会上,我着重介绍了泰州的地理位置与概况、建置沿革、专家学者有关泰州行政区划问题的论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在介绍中,着重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一、行政区划变动频繁,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二、行政区划的设置不考虑经济地理规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受影响的不仅是泰州城市本身,而且涉及周围一大片区域;三、泰州城市空间过小,特别是缺乏农村为依托,城市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四、港城分离、政区分割,沿江岸线不能充分利用,港口发展也受到限制;五、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扬州主要考虑扬州市区的发展,而对全区的发展缺乏规划和实际的措施,对所辖市、县是“刮”的多、支持的少。最后,介绍了各方面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几种设想,供他们参考。

王战原是经济学副教授,当时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1986年曾应邀帮助泰州市研究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泰州的情况很了解。他在介绍了泰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之后,还着眼于苏北地区的发展战略谈了一些看法。他认为,从江苏省的发展情况来看,苏南和苏北经济社会的差距,相当程度上是两地城市化程度的差距。苏南城市多,规模大,已形成了城市带和产业带,用经济地理学的术语说就是已经形成了经济增长极;苏北城市规模小,水平低,还没有形成城市带和产业带。在苏北城市较少的情况下,应该说城市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把泰州长期置于港城分离、城乡分割的状况,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损失。

从发展的战略考虑,江苏省在苏北应先启动沿陇海线和沿江地区,尽快形成两个城市和产业带。北边由徐、淮、连向南带动,南边由扬、泰、通向北带动,南北夹击,带动中部地区,整个苏北就发展起来了。沿江的几个城市,南北要贯通,东西要呼应。在扬州和南通之间使“三泰”地区发展起来,就会逐步形成沿江城市带动腹部的县,沿海开放城市带动内地城市,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以强带弱。现在实际上是与此相违背的,行政区划没有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他说,去年在扬州研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规划,扬州市提出要大力发展卞港,在西部与仪征建成工业小区。按照这样的方案,扬州也可能有较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这种发展是以牺牲东部(泰州市及以东地区)利益为代价的。

王战指出,“三泰”的体制是在不稳定之中,各方面议论较多。解决的办法,大体上有三种方案:小方案是在泰州南北两个方向再划进几个乡;中方案是泰州与高港结合,搞港城组合城市,讪头和湛江等地都有此例;大方案是“三泰”联合建市。第一、第二两个方案都有一定的弊端和难度,“三泰”联合建市方案是最佳的。“三泰”建市,在扬州与南通之间增加一个城市实体,可向北带动里下河地区的发展。否则,泰州今后还要走下坡路,泰州的相对地位还要下降,也必将影响这块地区的发展。

因此,妥善解决“三泰”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有着紧迫性,它关系到这个地区如何形成合力利用高港和长江沿岸,借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好机遇,更好地发展外向型经济。

我们讲了一个下午,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同志只是听和记,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在共进晚餐时,大家已不那么拘谨,而且谈得比较投机。他们说,有好多情况他们是第一次听说,像泰州这样情况在全国是不多见的。我想,这一次访问,至少已经让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同志们对泰州有了一个轮廓的印象。

(12)准备接待调查组



我们由沪返泰后不久,华师大便传来了信息:调查组的工作计划业经民政部区划司批准,调查组已于12月10日出发,先到无锡,估计1991年1月20日左右来泰州。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寄来的要求提供资料的总提纲。提纲所列的内容涉及面极广,计分八个方面57个条目,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工作量很大,而且有些资料不是一时就可以收集齐全的。

为认真配合这次调查,并尽可能地提供协助,我考虑了一个意见准备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请示。考虑的意见是:

一、建议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一个工作小班子,立即着手搜集整理有关资料,争取在调查组到达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个班子由市委办、政府办、计委、经委、财办、建委、体改委、农水局、统计局、规划办和经济研究中心等部门派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政府办负责牵头。

二、除搜集整理有关数据、图表和有关历史资料外,还要研究起草几份专题材料,如:①泰州行政区的历史演变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②如何看待泰州这个城市在一定区域内的作用;③实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存在哪些矛盾;④现行行政区划制约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表现;⑤近年来各方面对泰州经济社会发展调研的情况和涉及行政体制、行政区划的意见。

三、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这次调查,看来已经不是纯学术性的研究,很可能是决策前的论证。因此,对方案的设想,我们应该发表比较明确的意见。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建议市领导能安排一定的时间,在适当的范围内做一番讨论,集思广益,求得共识。

四、关于这次调查的事,最好能在会议上给各个部门打个招呼,要如实反映情况,积极认真地做好配合工作,但不要随便议论,弄得满城风雨。

这时候正好市委安排一次常委扩大会,通知我也参加。这次会议研究的内容较多,等到下班铃响我才有机会发言。区划调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但对于前一阶段所做的工作,多数同志是不太清楚的,于是我在讲具体工作建议之前,先扼要地把有关情况介绍了一下。至于如何向调查组谈我们对调整方案的建议,李强同志支持我的意见,他也认为最好在小范围内议一议。但书记态度很坚决:“我们不讨论!”由于一把手已明确表态,其他同志也就不好再发表意见。最后决定由政府办牵头组织一个工作班子,着手按提纲所提要求准备有关资料。

会后第三天我就病了,遵照医嘱不得不请假休息。在病中,我把手头尚未完成的《泰州行政区划建置简史》一稿整理出来,作为征求意见稿付印。

调查组在苏锡常调查结束时,考虑到有许多资料需要消化,决定推迟来泰。这样,我们搜集整理资料就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

由于参加临时工作班子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这次收集的资料是相当充分的,除满足提纲所需要的内容外,档案馆还提供了解放以来历次行政区划调整批准文件的复印件,规划办突击整理编印了不同时期泰州市行政区的地图册。

这次组织编写的文件材料有:《泰州市概况》、《泰州市自然条件情况》、《泰州市主要名胜古迹简介》、《泰州工业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泰州市流通领域情况及与周围地区的联系》、《泰州金融事业与周围地区的联系》、《泰州市社会事业与周围地区的联系》和《专家学者关于泰州行政体制问题的意见摘要》。此外,还给市的领导准备了一份《关于泰州现状及其建议和要求的汇报》。

这份汇报材料,从体制、区划多变,城市地位沉浮不定,行政辖区过小,城市环境局促,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分离,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等方面,反映了现行体制和区划对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后在建议和要求部分是这么写的:

我们认为一定的经济区域是自然形成和客观存在的,中心城市和经济区域是相互依存共兴共荣的,像目前这样的城乡分割、港城分离,行政区与经济区不相适应的状况,不仅制约着泰州城市功能的发挥,而且影响了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江苏今后的战略重点首先是沿江地区,而泰州及其周围区域正处在沿江地带,并且是南通与南京之间相对薄弱的一块,如能从实际出发,尽快对行政区划作适当调整,对振兴这块地区,是十分重要和极为迫切的。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的要求是:给予泰州市应有的行政地位,以发挥其在省政府1985年批复我市城市总体规划文件中明确指示的“要重视发挥泰州市在当地的经济中心作用”。为此,这个区域的行政体制必须调整。调整的意见是:

(一)从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考虑,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大体一致,给泰州有充分发展的余地,可在扬州市政府批准建立的东部经济协作区的适当范围内,考虑泰州的行政区划,以利发挥这一区域的总体经济优势,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发挥泰州在一定区域内的城市功能作用,促进沿江和里下河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从泰州市的自身区域来看,有两种考虑:

1、泰州与泰县合并,并增加1952年泰州曾明确管辖的口岸、刁铺、许庄三个乡镇(笔者按:根据当时苏北行政公署的文件,1952年刁铺与口岸应一并划归泰州市,但不知因何缘故,后来正式交接的只有口岸镇、龙窝镇及高港。接管后成立口岸区,但不包括刁铺。许庄也没有归泰州市管辖过),使港口与城市结合,互为依托,以解决泰州载体过小的问题,有利于加快这个区域的发展。

2、恢复1952年和1962年期间曾管辖过的乡、镇,即增加寺巷、刁铺、许庄、口岸、野徐、塘湾、白马、港口、淤溪、里华、罡扬12个乡镇,这样可以适当扩大泰州城市载体,使港口与城市结合,加快沿江对外开放,促进这一行政区域的发展。

这份材料不知是谁执笔起草的,我只知道在调查组到来后还匆匆忙忙地作过一次修改。

(13)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调研后的结论


华师大调查组一行4人,由省民政厅区划处夏如山处长陪同,于1991年5月27日来泰,在泰州活动了四天,听汇报,参观市容,考察工厂,并与市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老同志和市级领导分别举行了四次座谈,广泛地了解了情况,听取了意见。6月1日离泰,继续去泰兴、泰县调查。1991年10月30日,调查组写成了三泰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查研究报告,执笔人是金鼎馨、周克瑜。

为了想尽早地了解他们调查研究后的结论意见,在他们起草报告的过程中,我们曾两次去华师大访问,接待是客气的,但对调查报告的内容只字不肯透露,他们一再声称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有严格的保密制度,这次调查的结论只向民政部和江苏省政府报告。

1991年11月21日,李强在启东遇到夏如山,看到了他们调查研究报告的汇报提纲。提纲中,专门写了一节“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及其评析”,在“一步到位”方案中列了5个子方案,在分阶段实施的方案中列了6个子方案。在研究过程中,这样进行分析对比是必要的,但如果正式报告也这么写,领导同志看起来就太吃力了。李强同志回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感到有必要提一点意见。李于25日给夏处长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1、方案过多,使人看了难以理出头绪,应突出1-2个方案为好。

2、有关泰兴的部分叙述过多,既影响突出主题的研究,又使泰县与泰兴失衡,形成厚此薄彼。

3、把新建黄桥县与划出高港地区互为条件,不十分科学,而且建黄桥县可行性很小,这样就使高港地区划出成为不可能。而解决泰州行政区划是突出的问题,是解决港城结合,给泰州出江入海的通道。

4、把人为的思想问题看得过重,有不可逾越之感。

建议:

1、解决泰州行政体制,不管采取哪种方案,必须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城市升格,二是划进高港地区,港城结合。在此基础上,可选择多种方案。

2、泰兴建市与划出高港地区,应同时解决,否则增加难度。是否划出泰兴东部地区建立黄桥县,方案可以研究,但千万不能与划出高港地区作为交换条件,否则就堵死了划出高港地区这一关键问题。

3、对泰县与泰兴的研究,应放在一个梯级上,不宜过分突出泰兴,他们在国土规划中是同一等级的城市。

从夏处长12月3日的复信来看,调查提纲早已讨论过了,所好的是李与夏的意见“不谋而合”。信中说:与调查组经过三天讨论,有些问题已经取得了共识。具体讨论的内容,他没有透露。

1993年6月,刘君德主任陪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等来泰考察时,给我捎来一份调查研究报告的复印件。这大概就是最后上报的文本。

研究报告题为《加快苏中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合理调整“三泰”地区行政区划》。报告分两大部分,第一部份的标题是《扬泰分治,势在必行》。这一部分着重论述了苏中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三泰”地区行政区划体制关系的不适应性。报告首先从江苏省沿江产业带交通布局、沿江产业带生产力布局的总体设想、城镇体系的结构与空间布局、国土开发的区域协调与分区实施角度,分析了为实现江苏省的宏观战略,苏中“三泰”地区客观上的地位和作用。接着,通过大量的数据对比,分析了三泰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报告说,江苏省沿江地区是全省精华所在,也是近中期全省国土开发与整治的重要地区。目前,沿江地区南岸产业密集带已初具规模,北岸产业带相对薄弱,随着今后苏北沿江地区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宁通铁路与一级公路的建设以及沿江港口的进一步开发,必将大大加快西起六合,东至南通的宁通铁路与干线公路沿线地区及港口地区产业密集带的建设与形成。“三泰”地区地理位置,正处在这一产业密集带的中部地段,以区内的泰州、口岸(高港)、姜堰为开发“据点”,形成三泰地区内部泰州至姜堰、口岸(高港)的产业密集带,并作为上述沿江北岸地区产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利用现有基础,充分发挥区内其他中心城镇的集聚规模优势,在口岸(高港)至泰兴、姜堰至黄桥之间形成二条产业副带。届时,“三泰”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地位将大大提高,并极大地改善苏北沿江扬州至南通之间经济的薄弱状况,这对提高整个苏北沿江产业带的总体实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报告认为,从国内外区域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看,苏北地区的开发战略应采取由沿江地带向北梯级推进、纵向深入的空间模式。在这一空间开发模式中,苏南沿江产业密集带是向北梯级推进的后方基地,包括“三泰”地区在内的苏北沿江地带则成为向北梯级推进的前沿阵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位于沿江地带东、中、西部的三个经济中心城市南通、泰州、扬州,理应成为向北纵向深入的三个扩散极,分别通过南通港、高港、扬州港经通榆运河、南官河、京杭运河以及逐步完善的公路网和今后将建成的苏北铁路和宁通铁路伸入到苏北广大腹地,产生不同程度的空间扩散效应。从全面加快开发苏北的角度看,重点发展这三个中心城市作为向北纵向深入扩散的“据点”完全必要。三者相互呼应,各具特色,各有自己的影响范围。因此,在加快开发苏北的过程中,三者都具有相应的战略地位,但各起各自不同的战略作用,从这一意义看,把泰州建成苏北沿江地区的一个二级经济中心则十分必要。

研究报告认为现行行政区划体制已严重制约“三泰”地区经济发展和泰州城市功能的发挥;现行体制造成港城分离,既影响港口发展,也不利于“三泰”地区经济发展。报告说,既然存在着不完善的宏观前提,那么也说明已达到非改变不可的地步了。理顺三泰地区的行政区划体制,扬泰分治也就势在必行了。扬州市与泰州市是两个客观存在又相对独立的中心城市,各有自己的地域关联与影响范围。前者属宁镇扬城镇网络与体系,主要通过京杭大运河对里下河西部地区有较强的吸引与辐射作用,后者属通泰盐城镇网络与体系,主要通过南官河对里下河东部地区具有较强的吸引与辐射作用。因此,二者之间的自然、经济上的内在联系不甚紧密。基于这一点,研究报告认为,实行“扬泰”分治,并不会对其经济发展内涵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实行扬泰分治后,对于进一步完善扬州市市带县的合理性,对促进三泰地区经济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实行扬泰分治,调整现有行政关系与区划体制,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理。此外,从行政管理角度看,鉴于现有扬州市与三泰之间这个特定区域内市带县体制下产生种种市县间矛盾,实际上已给行政和管理带来了许多困难,并常常导致行政上对经济的一些不合理干预。因此,如果及早实行扬泰分治,则对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促进行政管理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必将十分有利。

研究报告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区划调整,不宜再缓》。报告在这一部分,主要是研究“三泰”地区的区域内部,在行政区划体制方面所涉及的相互关系如何加以理顺的问题。

报告认为,解决三泰地区内部的行政区划体制问题要以高屋建瓴的客观指导思想指导实践。泰州作为一个中心城市的地位与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中心城市和经济区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以泰州为中心的经济区也是客观存在的,其区域范围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力与辐射范围,区域内部的传统经济联系与密切程度以及各种潜在的自然、社会经济关联等因素直接影响。为确保泰州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在行政区划上应有必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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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份《内参》的产生




1991年,在陈敬毓副书记和江正保副市长的支持下,通过市委秘书顾维国与《经济日报》记者阎卡林联系,约请了《经济日报》主任编辑冯并、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培新、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李忠凡局长、国务院研究室黄小祥博士和国家计委郭志山处长等一行7人,来泰作过一次考察。

他们于3月30日经南京抵泰州。安排活动日程时,他们提出只准备看一看高港,然后主要是座谈,边听边议。当天下午,我们介绍了泰州概况,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陆续反映了一些有关行政区划制约经济发展的情况,31日上午着重介绍了泰州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近期安排。他们当中,除阎卡林是泰州人外,其他都是第一次来泰州。他们说,这次来泰之前还不知道有个泰州。春兰是有点名气的,春兰空调现在已经家喻户晓,但不知道春兰就在泰州。介绍情况之后,根据他们的要求又增加了两天参观工厂的活动。

他们这次在泰州虽然仅仅逗留了4天,但印象是深刻的。他们说,想不到泰州这样的一个小城市会有像春兰、石化这样的一批企业;想不到在泰州这样的小城市会有这么多技术水平较高的名牌产品;更没有想到在全国经济滑坡的形势下,泰州的工业还能取得如此的效益。他们认为,泰州提出“不与大企业比规模,要与大厂比特色”,走内涵发展提高工业水平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结构调整工作着手较早,像空调器、程控电话交换机、摩托车三大件泰州都有了,这说明泰州在产品结构的调整方面是比较敏感的。

在座谈时,黄小祥说,这几年江苏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基础上的。泰州不一样,泰州市农村范围小,全民、大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所占比重很小,结构是正宝塔型,这几年没有能享受到国家政策倾斜的好处。泰州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也是比较成功的道路。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要进行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带来扩散的冲动,而要扩散客观上又受到行政体制和区划的制约,这就必然导致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只有当行政体制适应经济的发展时,城市的潜在能量才能释放出来。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调整,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区域内结构的调整。泰州市处于沿江地区,实际上也是沿海地区(万吨轮可以直抵高港港,港口具有海港的功能),要对外开放必须解决对外的通道。

李忠凡则认为不一定要改变区划和体制,只要中央给政策,这样的城市就可以搞活。但杨、黄、冯三位都不赞同这一意见,他们认为我国的国情和西欧不同,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泰州这样的小城市,很难发挥它的作用,行政区划和体制问题还是要解决。

杨培新教授说,泰州过去是苏北商品的集散地,在苏中作为苏南、苏北的连接点,是值得很好发展的。泰州市有这股干劲,已发展到有很多高档新产品,现在只需要给她创造一点条件,给她一个机遇,让她打出去,泰州和苏中地区就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泰州已发展到这一步,现在主要是要理顺行政关系,行政区要与经济区相结合。他认为,行政区对经济的发展关系很大,只是从行政区划上解决对泰州的制约,并不要花太大的气力。

黄小祥说,他离京前曾向袁木同志请示,袁主任说先弄几份材料回来再说。

他们在商量回京后如何向中央反映泰州的情况时,杨老建议由这次来的几个部门联合写份材料。李忠凡局长说,杨老是权威,在中央是有影响的,可以直接向总书记和总理送报告、提建议,这份材料还是以杨老的名义来写比较好。

最后,还要我们再提供一些材料:(一)建国四十年泰州工业一直发展较好,有哪些好的做法和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泰州在调整工业结构、提高工业企业素质、提高工业水平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二)目前泰州市工业经济在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方面有哪些优势?哪些产品在国内、国际具有领先水平?(三)“八五”和今后十年,泰州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是什么?(四)泰州经济发展面临那些问题(主要指行政区划、管理权限)?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哪些必要性和可能性?冯并主任说,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反映问题。

按照要求,我在半月之内给他们寄去了有关的素材。后来,我又以《搞活一个城市可以带动一个区域——泰州之行引起的思考》为题,起草了一篇稿子,供他们作参考。文章的思路是从“一个颇有特色的城市”写起,接着分析“这个城市为何会‘衰落’”,扼要地论述了“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最后讲泰州的行政区划问题“不宜久拖不决,应该及早决策”。

1991年9月12日,经济日报编辑部以《经济内参清样》第231期,印发了由杨培新、李忠凡、黄小祥、郭志山、冯并和阎卡林联合署名的调查报告:《行政区划必须适应经济区域——泰州之行引起的思考》,报送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人大常委会,中办、国办,有关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领导同志。

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历史上扬州、泰州、南通并称为江苏长江北岸的“三州”。直至解放前后,“三州”规模和水平基本相当,各具特色,扬州为文化古城,泰州商业繁荣,南通纺织工业发达。解放初期,泰州先是为苏北行署所在地,后来为泰州专署所在地,管辖11个县市。然而,60年代之后,泰州却令人婉惜地“衰落”了,与扬州和南通比较,差距越拉越大。泰州的“衰落”主要应归咎于行政区划上不合理的切割:一为“城乡分割”,1964年将泰州分为泰州市和泰县(注:应为泰州市所属寺巷等10个公社及郊区、泰东、泰西3个公社部分生产队划归泰县);二是“港城分割”,将高港先划给泰州市(注:报告中误为泰县),后划属泰兴县,港口则由省、部共管。被两次分割的泰州市失去农村依托和港口的支撑,顿时成为“孤岛”,一度城市面积减为38平方公里,人口由43万减至13万。其结果,不但窒息了这个城市的活力,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削弱了区域中心的作用,而且使高港港口和辽阔的里下河地区也深受其害。

报告说,泰州行政区划不合理问题曾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1985年以后曾陆续从泰县划入泰州3个乡。同时,江苏省还对该市实行了计划单列。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况且,区划不合理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及由此造成的各种矛盾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上下级党政管理关系不顺,屡屡出现许多影响安定团结的磨擦,对此泰州的干部群众意见大,反映多。

报告根据“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行政区划必须适应经济区域”的客观规律,在列举了这几年来各方面先后提出的几种调整方案之后,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我们的意见倾向于‘城港一体’的方案,同时建议由省直辖。这个方案不但使行政区划大体符合经济区域,有利于振兴泰州,带动沿江和里下河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区划变动涉及面不大,社会震动小,操作上比较容易。更何况‘城港一体’是泰州的心愿,也是高港的要求,两厢情愿”。

在此之前,杨培新教授曾写过一篇题为《春兰产自泰州引起的思考》的短文,当年在北京我们得到了此文的打印稿。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推荐了“三泰合一”的方案,他说:“泰州归来,我们深为泰州人的进取精神所感动。我们殷切盼望国务院、民政部和江苏省领导,体察民意,首先在行政规划方面采取措施,给泰州人以支持和鼓励”。从以后联合署名的调查报告来看,这篇文章后来大概没有发出。

国庆过后不久,阎卡林从北京传来信息,说那份《内参》政治局委员宋平同志已阅,并有批示:“此事不宜久拖不决”。如果真有这一批示,对泰州问题的解决将是有力的推动,所以当时我们十分重视,便及时将这一信息转告原省政府副秘书长潘祝平。潘托副秘书长许京安查询,后来他又与戴顺智副省长、段绪申秘书长和陈必亭副秘书长谈起,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薛金鳌同志在办公厅只查到那份《内参》,但上面并无批示。究竟是批件没有转下来,还是信息有误?后来我们也没有再去查考。

(15)增添紧迫感


最早促使我增添紧迫感的,是几位教授的提醒。记得是在1989年,吴友仁、丁景熹、郑弘毅三位教授在南通参加一学术活动后,返宁时在泰州停留,规划办的同志乘机安排了一次座谈。建委曾约请分管副市长参加,请示后的答复是“你们以民间形式活动吧”。在座谈中,三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讲述了一个观点:江阴长江大桥的建桥方案已定,一旦大桥建成通车,泰州的战略地位将发生变化,如不能尽快解决行政区划的调整,泰州的地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我以为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由于交通航道、路线的变迁而影响城市兴衰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这一番话,使我们在思想上增添了几份危机感。

最早促使我增添紧迫感的,是几位教授的提醒。记得是在1989年,吴友仁、丁景熹、郑弘毅三位教授在南通参加一学术活动后,返宁时在泰州停留,规划办的同志乘机安排了一次座谈。建委曾约请分管副市长参加,请示后的答复是“你们以民间形式活动吧”。在座谈中,三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讲述了一个观点:江阴长江大桥的建桥方案已定,一旦大桥建成通车,泰州的战略地位将发生变化,如不能尽快解决行政区划的调整,泰州的地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我以为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由于交通航道、路线的变迁而影响城市兴衰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这一番话,使我们在思想上增添了几份危机感。

1991年下半年,省委曾要省体改委研究泰州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陈鸿昌副主任专程来泰州布置过调查。陈到省体改委工作之前,是常州市的市长。当时他主张将武进县的5个乡划入市区,以解决城市发展空间过小的矛盾,但在任内未能实现。由于对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敏感度和难度有亲身的体会,所以他对当时泰州的处境深表同情。他曾向省委建议,不妨通过扩大管理权的过渡办法,最终实现对常熟、泰州等市实行省辖省管。因为考虑昆山有国家级的开发区,而且又是江苏与上海毗邻的一个城市,所以1992年4月15日省委在《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中,写入了“授予常熟市、泰州市、昆山市省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的内容。可是在酝酿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泰州一时成了“参照系”,许多县级市根据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情况,也纷纷要求对其扩大管理权限。后来经过权衡,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常熟、泰州、昆山、江阴、张家港、无锡县、吴县、武进8个县(市)省辖市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6月30日,省政府以苏政发[1992]88号文通知组织实施。由于泰州市早在1985年就已开始享有与省辖市同等的计划权限(包括各项审批权限),所以这一决定对泰州并未带来新的实惠。

1992年4月26日,刘君德教授来信说:“上月初去京汇报工作,部、司领导对我们的研究成果极为重视。在当前改革步伐加快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期望有关部门能早日解决。看来,上下看法还是较一致的,解决也是有希望的。”6月21日又来信说:“关于‘三泰’问题,近日接部里来信:正催促省厅尽快按专家意见上报。据说崔(乃夫)部长前几天在‘三泰’考察。我看,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接着,邓忠泉也传来信息:区划司张文范司长告诉陈传康教授,他曾与陈焕友省长谈过泰州的区划问题。后来,民政厅朱德功副厅长也告诉我们说,民政部在催江苏上报“三泰”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从得到的这些信息分析,当时我们满以为泰州问题很快便可获得解决。但后来夏如山同志给我来信所讲的情况,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乐观。华师大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对苏锡常和“三泰”地区社会经济情况和行政区划调研结束后,向民政部汇报时他是参加的,崔部长听后对区划调整方案未置可否。崔部长那次来“三泰”,是耿保和副厅长陪同的,是纯为泰兴建市而进行的考察。他还说,有关行政区划的调整,民政部一向是根据省里上报的意见进行审批,“上催下”、“上压下”是不可能的。

尽管泰州行政区划的调整还处在酝酿阶段,究竟何时才能决策,当时谁也没有底。如果进行调整,我想,不论是否带县,泰州市本身辖区范围都必须适当扩大,至于扩大到什么范围,也应该及早考虑。1992年6月,我根据多年来的研究提出了三个方案,并画出示意图,曾在市领导层中非正式地征求过意见。第一方案是将泰县的寺巷、鲍徐、塘湾、白马、野徐和泰兴县的口岸、刁铺、许庄、田河等乡镇划归泰州市。理由有五:①港城连成一片,有利于在长江北岸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可以促进苏北腹部地区经济的发展;②解决泰州城市发展环境局促的矛盾;③口泰公路、南官河以及计划开挖的引江河,将置于一个行政区内,便于规划和管理;④贫富搭配,基本保持了乡镇行政区划的完整性;⑤这样调整既符合城市发展的空间指向,也符合当地人民群众的愿望。第二方案是在第一方案基础上再增加里华、罡杨、港口三个乡镇。主要考虑里华、港口、罡杨等乡镇在经济上与泰州联系密切,划过来对这几个乡镇今后的发展有利。第三个方案是以第一方案为基础,增加一个永安洲乡。因为永安洲有一部分深水岸线,与高港港今后的发展关系极大,而且高港港规划中的危险品码头就在永安洲乡境内,增加这段岸线,不仅对高港港今后的发展有利,对滨江地区的开发也是大有好处的。与以前的各种方案比较,我认为这次考虑的意见要成熟得多。

199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泰兴撤县建市。民政部和省民政厅原拟“先解决泰州问题、后批泰兴建市”的意图,没有能实现。

10月28日,刘君德来信说:“本月初得知泰兴建市,心中实在不安。第一,‘三泰’问题未同时解决,泰兴单方面设市为以后问题的解决大大增加了难度;第二,对‘三泰’地区(应当说是苏中地区)的整体利益(实际上也是对江苏全省的利益)不利,尤其是对泰州的发展不利;第三,对泰兴的高港、口岸地区发展也不利,因为港城分家,港口失去城市依托,而泰兴另辟沿江开发区,其投资重点也不在高港;第四,大部分专家学者和相当多数的领导都认为扬泰分治、港城一体,是解决‘三泰’地区行政区划的合理方案,为什么不能得到正常贯彻实施?!那么还要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干什么?!”行政区划调整毕竟不是纯学术性的问题,决策者不下决心,专家自然就“无能为力”了。难怪刘教授要说:“对目前的结果,只能表示深感遗憾”。

1992年11月,省委办公厅巡视督查组刘温泉、高家标、束慧敏来泰调查时,我再次建议:要从苏中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适当扩大泰州的区划,充分发挥泰州这个城市的作用。后来他们把这一意见写入了《部分县(市)享受省辖市经济管理权限落实情况的续报》(1992年12月25日省委办公厅《情况摘报》第29期)。

8月4日,李强和我第三次拜访孙颔同志,同去的还有市民政局局长蔡锦云。我们刚坐下,孙颔主席就说:“你们不要讲了。常委昨天开会已决定下周讨论你们的问题。解决泰州的行政区划,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与姜永荣、李炳才都谈过,他们也认为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为避免干扰,所以准备到中山陵5号去讨论。上次讨论财政体制也是在那个地方。这件事我现在已经泄密了,你们在这里不要活动了,回去也不要讲”。接着,孙颔同志说:“调整行政区划的问题,我很早就提过意见,不调整就会制约苏中经济发展。有人说‘兴、高、宝’是一个整体,苏南不也有一个‘锡、澄、虞’吗?江阴属无锡,常熟属苏州不是很好吗?无锡如果没有一个宜兴,就要困难得多。宜兴的同志一直自称是‘小三子’。我对他们说,‘没有你老三,也就没有老大’。所以我主张三泰加一兴一靖作为一个行政区,不久前我就提了这个方案。为了适当给予一些补偿,可以把金湖划给扬州。现在还不知道这次拿出来讨论的方案是什么具体内容”。孙颔同志还说:“各省的情况不一样,广东增加了许多不带县的省辖市,江苏的无锡县、张家港市都比他们强,如果江苏也搞独立的省辖市,就不便于管理,就容易造成分散”。

8月9日,省委常委扩大会(扩大到四套班子的党员负责人)讨论了一天。据说所有到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对调整扬州地区的行政区划、增设泰州为省辖市的方案,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只是宿迁升格好还是新沂升格好,盐城地区是否也一分为二,尚需进一步做一些调查研究。这次会议结束以后,民政厅厅长张秉铎开始介入这方面的工作。

此时,社会上有一种传闻,泰兴提出要求以泰兴为政治中心,“理由”据说有四点:1、泰兴的工农业总产值高于泰州;2、泰兴是革命老区;3、泰兴有对外开放港口;4、泰兴的城市骨架已经拉开。此说不论确否,看来并未影响省委的决策。

调查研究之后,省委对调整方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准备了一份汇报材料。10月23日,省委副书记许仲林和副省长姜永荣进京,25日下午由张秉铎、陈洪斌陪同去民政部汇报,阎明复副部长接见后,李宝库副部长、区划司司长、区划处和审批处的处长参加了汇报会。江苏这次对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出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考虑的,在汇报时特别解释了这么几点:鉴于明年各地领导班子换届,希望调整问题年内能获得批准;为了减少实施难度,淮阴和扬州两个地区必须同时调整;为避免干群思想造成波动,方案的研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希望部不再派人下去调查,如果需要什么资料,由省负责报送。可是民政部认为城市升格必须坚持标准,泰州市可以批,但宿迁市除工农业总产值达到设立地级市的标准外,其他指标均存在一定差距。而且国务院有规定,县改市每年批20个,县级市升格每年批5个,今年的指标已经用完。这次汇报,未能取得最后结论。

11月23日,得知李宝库副部长到达南京,我和蔡锦云陪同刘励副市长赶去,想邀请李部长来泰州。李副部长在丁山宾馆接见了我们,但张秉铎厅长要我们不要提区划调整问题,他说郑省长与他已经向李副部长做过汇报。我们只作了一次礼节性拜访。

1996年1月26日陈洪斌来泰,为起草报告核实有关数据资料,并要我帮助绘制一份调整后的泰州市行政区划图和泰州市乡镇调整图。这时,对泰州市的方案基本没有变化,城市主要还是向南发展,与高港联成一体,形成以老城区为依托,以长江港口为新的经济生长点的“哑铃状”结构,除原来考虑划归的6个乡镇外,已将塘湾和永安洲增加进去。但这个“哑铃”的“把子”太细了,这里东西宽度只有5公里左右,引江河、南官河和口泰公路都从这里穿过,可供城市发展的余地太小了。于是我向他们建议,最好能把白马、野徐和许庄一并考虑进来。

这时候,民政厅区划处的汪雷处长和刘科长正好也来泰州。1月27日,我陪他们察看了塘湾、白马、寺巷、刁铺、鲍徐5个镇(许庄那里因在修路,未能去成)。并向他们谈了上述建议,他们表示赞同。请他们回宁后,将我们的意见也向张厅长汇报一下。

谈到正在秘密进行中的行政区划调整方面的工作,汪雷同志颇有意见,他说:“我们是专门从事区划调整工作的,了解的情况毕竟多一些,也应该听听我们的意见嘛!既然不要我们介入,我们也不去打听。据说陈焕友书记曾为此事向总书记当面汇报过两次,江总书记是支持的”。

我从另一渠道得到的信息是:省委的调整方案已由陈焕友先后向总书记、李鹏总理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已原则表示同意。可能是为了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李鹏说不要提“泰州升格”,改为“扬州市一分为二”比较好。

2月9日,张秉铎、陈洪斌等再去北京向民政部区划司汇报,并请示有关报批的手续。按照文书处理的规定,要求“一事一报,一事一批”,而且每个报告均需备齐必要的附件。我曾经见到民政部提供的范本,一份报告和附件加在一起的厚度简直像一本书。他们回宁回报后,便紧张地开始了起草正式报告的工作。

2月12日得知:关于泰州的方案,许仲林书记已同意增加塘湾、白马、野徐、许庄4个乡镇。至此,对调整方案的研究方告一段落,工作重点开始转入有关报批手续的进一步落实,这方面的工作最后主要落到了民政厅厅长张秉铎的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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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争取外界的推动




1991年6、7月间,朱爱群、江正保、李强等带领各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业负责人在北京跑项目,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也去民政部活动一下,一方面反映情况,一方面了解动态,必要时还可请市的负责同志出一出面。于是,7月初我和民政局蔡少堂也赶去北京。当时考虑市长还不宜直接出面,便由李强和我们同去民政部区划司。那天,不巧张文范司长出差去东北尚未回京,孙伟林处长接待了我们。

我们在介绍情况时,一位工作人员进来说:“陈丕显的‘秘书’来访”。孙处长让他去接待一下,并对我们说:“你们的邻县泰兴要改市,此刻陈丕显的秘书来了,你们讲话声音放低一点,我们继续谈。现在许多地方都是找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出来讲话或是给部长写信,我们感到很为难”。这次我们都属初次见面,但谈得比较投机。我们除了口头汇报外,还递交了几份书面材料。孙处长很同情泰州的处境,他和张司长都曾到过泰州,对这里的情况很清楚,他们也认为泰州的问题要解决,但民政部不好直接来处理,关键是省委和省政府要有具体方案上报。

这次访问,使我们明确了工作的方向,民政部那一头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后来在与刘君德教授通信时,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要解决泰州的行政区划问题,关键在省委,阻力在扬州。

怎样才能促使省委早下决心作出决策呢?在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态度一直不明朗。李强是政协副主席,不是政府负责人,说话还得注意场合和分寸,我即使能反映一些情况,发表个人见解,也是“人微言轻”,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我和经委乔瑞应、交通局芦临元去找省计经委副主任、口岸委主任于广洲谈高港港的对外开放时,于主任就问:“你们代表谁?”是呀,我们代表谁呢?!第一,这不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事;第二,组织上并未正式委托,充其量只是反映民意而已。针对这样的情况,李强同志与我商量要设法利用外界力量来进行推动。我们这一想法,得到了陈敬毓、江正保和朱琏瑞等同志的支持。

泰兴要撤县建市,这对我们谋求港城结合十分不利。其实,谋求港城结合,绝不是从泰州一城一地的私利出发的。1990年11月30日,在省开放办见到省开放领导小组副组长顾定祥,谈起他们最近对沿江港口的一次调查。顾主任就说:“行政体制服从于经济,经济是基础,行政体制是上层建筑。但现在是经济服从行政,关系不顺”。他介绍了他们沿江港口开放调查组给省政府的报告,其中就提及泰州行政区划问题,主要意见是:1、泰州市郊区只有5个小乡,城市空间狭小,经济实力难以施展;2、建议将泰州以南的几个乡镇直至口岸高港划归泰州市。顾主任说:“这是小改小革。因为体制问题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文字报告中只能写这么多,将来口头汇报和研究时可以详细讲”。我想,泰兴建市后,要实施上述方案,势必也会增加难度。

如果讲条件,泰兴撤县建市是无可非议的。兴化在1987年就被批准撤县建市了,泰兴为什么不能建市呢?但是如果从合理调整行政区划的角度考虑,最好是先解决泰州的问题,然后泰兴建市,或者两者同步进行。于是我们便通过夏龙山同志与民政厅侍云诗厅长联系,曾两次去宁向他当面汇报。据了解,当时民政部区划司和省民政厅也是这么考虑的。可是民政厅毕竟不是决策部门,而且泰兴的工作力度很大,加之有省顾委副主任周泽同志在催办,尽管侍厅长也赞同我们的想法,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将泰兴撤县建市的问题先行报批。

后来,李强同志交给我两份信件的复印件,都是关于泰兴县改市的事,一份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1991年7月3日写给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的,一份是陈丕显1991年2月27日写给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这两份复印件是康荫玖提供的。康是泰州人,在武汉部队某干休所任政委。经介绍,我们才知道:那天在民政部没有和我们照面的陈丕显的“秘书”,原来就是他。

1991年11月7日,李强、蔡明聪、夏龙山和我一起先后拜访了省委常委、省党校校长胡福明和省政协主席孙颔,想请他们关心一下泰州的行政区划问题。

陪同我们去拜访胡福明的是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李真。李强简要地汇报了泰州的情况。在汇报中,还特别谈到省委党校组织编写的《古郡新篇——泰州市情考察》一书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书中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行政区划调整提出的设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部门和同志所重视,对省委党校的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汇报后,我递上了《泰州现状与亟待解决的问题》、《复旦大学王战副教授关于苏北发展战略的一点意见》等三份材料。

胡福明同志说,泰州市的情况他是了解的,84年李振坤去泰州调查的事也清楚。泰州市管辖的范围太小,后来虽然从泰县划入三个乡,但由于港城分离,农村又太小,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很大的制约。苏北地区中等以上的城市太少,像泰州这样的城市又没有被很好的利用。李真同志多次给他谈过泰州的情况和问题。据他了解,现在各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关键是决策。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常委会也曾经议论过,不过没有决策。行政区划的调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泰州的条件较好,应该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时机成熟了问题是能解决的。最后他说:“你们的材料我看一看,待省委研究时,我会帮助你们讲话的”。

孙颔同志接见我们时,在座的还有卜承祖、潘祝平和胡益贤。孙颔同志说,“我对区划调整一直是比较关心的。我的观点很明确,我认为行政区划要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还要便于领导和管理。谈论区划问题,不要就泰州论泰州,要从全省统盘考虑。

“全省现有十一个市,其中有两个市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淮阴市,太大、带不动,管不了;另一个就是扬州市,虽然经济实力比淮阴强一点,管的范围也太大,也带不动。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市郊的矛盾。无锡市郊是无锡县,常州市郊是武进县,苏州市郊是吴县,许多县都已先后改市,可是这几个市郊仍然是县。

“刚才参加新华社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与焕友同志坐在一起。我告诉他会后还要回机关去接待泰州来的同志,我估计是谈有关泰州的行政区划问题。焕友同志说,江苏的行政区划要作适当调整。现在泰州的条件比较成熟,要做一点调查研究,要从全局考虑。行政区划的调整,省政府已经放到议事日程上,泰州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过热,张扬过多可能会引起思想波动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区划问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送一点材料,最好不要用组织的名义,个人名义也同样能起作用。

当孙主席听说有人把我们积极鼓吹按客观经济规律适当调整泰州行政区划的同志称做“泰独分子”时,他笑了。孙颌同志说:“不是泰州要独立,而是泰州要发展。”接着,他又说:“你们的想法是好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区划的调整要经过充分的论证,不能草率行事。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问题,我跟曹鸿鸣同志曾交谈过,他也非常赞成。

“解决泰州的问题条件比较成熟。我这是随便说说,三泰一靖可以划一个市。有人建议把靖江划给无锡,我是不赞成的。兴化是扬州的粮仓,从地貌考虑,兴、高、宝还是连在一起好。我与淮阴黄斌书记也曾随便议论过,金湖、盱眙可以划给扬州,灌南可以划给连云港,宿迁也可以带几个县。他是表示赞成的。不过还有个洪泽湖统一管理的问题要考虑。

“现在县改市成了一股风,这股风还在刮。县都升为市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必要?县改市以后,无非是多了一点城市维护费,另外名称好听一点。但是,市与县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县改市以后,工作重点偏重于城市和工业,这对发挥县的职能是不利的。另外,县改市现在也没有一个规划,究竟准备改多少个市?

“关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调查研究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行动一定要慎重。我不主张搞主席会议建议案,因为主席建议案政府必须要答复,行政区划问题逼着政府表态不好。什么事都有个时机问题,如果八三年地改市时,一下子把泰州问题解决,也就罢了。现在行政区划要调整的,不只是一个泰州。泰州的条件比较成熟,现在解决泰州问题,其他地区的问题怎么办?要统盘考虑,选择适当的时机,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研究解决泰州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我会做积极分子的。”

大家为何如此关心泰州的问题?潘祝平说,因为这一利国利民、势在必行的大好事拖延太久了,已经给泰州市和泰州地区造成了很大损失,给我省江北沿江经济带的建设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一些老同志对此感慨不已。

潘祝平同志根据许多同志的意见,对泰州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几个相关问题,再次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高港(包括口岸)划归泰州市,实现“港城结合”,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是合情合理的,……建议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说服泰兴市从全局考虑。

二、不久前国务院规定地级市市区人口要20万以上,而目前泰州市区人口尚不足20万。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因此而影响泰州改为省辖市。一是解放初期扬、泰二市市区人口基本相当,泰州历来就是与通、扬齐名的区域中心城市,近几十年来市区人口增加缓慢,是不确当地将泰州限制为县级市(郊区只有5个乡)的结果。二是目前泰州市区人口虽不足20万,但经济实力早已大大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地级市的指标。去年(按:指1992年)工业产值即达44亿元,今年将猛增至70多亿元,据说明年可望超过100亿。经济效益有多项考核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整体素质好,其中“春兰”已成为全国百强之一的大企业。由于空间的限制,虽然经济总量小于11个省辖市,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接近9000元。

三、泰州地区的行政单元要与泰州经济区一致起来。泰州、泰县、泰兴、靖江、兴化已经是扬州地区东部的经济协作区,应以此为依据调整行政区划。主张“三泰”加靖江或“三泰”加兴化,都是不完整的。

以后,潘祝平同志又向陈焕友省长、高德正副省长及后来的郑斯林省长口头或书面继续反映过几次,并在历次省政府领导召开的老同志迎春茶话会上一再提出建议。戴为然、莫珊等老同志也跟沈达人、姜永荣等领导面谈过,他们都说泰州的问题要解决,但要等待时机。

会后写成《座谈会纪要》报省政协,请省政协转报省委、省政府,但是孙颔主席不同意以省政协的名义转报。潘祝平只好受参加座谈者的嘱托,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份请省委、省政府考虑泰州市行政体制和泰州地区行政区划问题的建议,反映了有关的情况和意见,请省委、省政府将泰州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这份《建议》是1992年1月1日发出的,直接报送沈达人书记、陈焕友省长并省委、省政府。他本来希望争取这一问题“年内得到解决”。

1993年10月15日,潘祝平又给陈焕友书记并省委、省政府诸领导写了《关于泰州市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问题的再一次建议》。

潘祝平写道:十多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机关的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媒介以及众多的专家学者,到泰州调查论证数十次……比较一致的结论都是“泰州升级、扬泰分治、港(高港)城结合,势在必行,宜早不宜迟”。国家民政部早就等我省上报,省民政厅上报省政府已一年多。泰州的问题引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如此关注,牵动这么多人的心,经历的时间之久,都是罕见的,也是很感人的。他们为了泰州市、泰州地区,为了我们江苏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渴望省委、省政府能够尽快采纳,早日改变泰州地区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极不合理状态,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大家为何如此关心泰州的问题?潘祝平说,因为这一利国利民、势在必行的大好事拖延太久了,已经给泰州市和泰州地区造成了很大损失,给我省江北沿江经济带的建设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一些老同志对此感慨不已。

潘祝平同志根据许多同志的意见,对泰州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几个相关问题,再次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高港(包括口岸)划归泰州市,实现“港城结合”,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是合情合理的,……建议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说服泰兴市从全局考虑。

二、不久前国务院规定地级市市区人口要20万以上,而目前泰州市区人口尚不足20万。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因此而影响泰州改为省辖市。一是解放初期扬、泰二市市区人口基本相当,泰州历来就是与通、扬齐名的区域中心城市,近几十年来市区人口增加缓慢,是不确当地将泰州限制为县级市(郊区只有5个乡)的结果。二是目前泰州市区人口虽不足20万,但经济实力早已大大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地级市的指标。去年(按:指1992年)工业产值即达44亿元,今年将猛增至70多亿元,据说明年可望超过100亿。经济效益有多项考核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整体素质好,其中“春兰”已成为全国百强之一的大企业。由于空间的限制,虽然经济总量小于11个省辖市,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接近9000元。

三、泰州地区的行政单元要与泰州经济区一致起来。泰州、泰县、泰兴、靖江、兴化已经是扬州地区东部的经济协作区,应以此为依据调整行政区划。主张“三泰”加靖江或“三泰”加兴化,都是不完整的。

以后,潘祝平同志又向陈焕友省长、高德正副省长及后来的郑斯林省长口头或书面继续反映过几次,并在历次省政府领导召开的老同志迎春茶话会上一再提出建议。戴为然、莫珊等老同志也跟沈达人、姜永荣等领导面谈过,他们都说泰州的问题要解决,但要等待时机。

(17)难得的热心人



潘祝平原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是省政协第五、第六届常委、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潘老是东台人,没有在泰州工作过,但对泰州的发展非常关心,对解决泰州行政区划问题也十分热心,有许多材料都是他帮我们送到省委、省政府各位领导手里的,他常戏称自己是“义务宣传员”。

通过潘祝平、汪洋的积极活动,1991年9月22日,以省政协经济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约请部分政协常委和曾在省级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在南京中山东路307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咨询性的座谈会,主题是“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合理调整行政区划,促进江苏经济发展”。会议由潘祝平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戴为然、莫珊、李维、陆荫、季解、丁伯仁、郁冠和汪洋,泰州方面李强和我应邀参加了会议。

这次座谈,取得了以下几点共识:

一、行政区划的合理与否,往往会影响一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考虑,应尽量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一致,而不能只考虑管多管少和地盘大小。

二、江南、江北是一个自然的地理概念,江苏省按苏南、苏北来统计经济数据(有时也把南通市算作“苏南”),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地处江北沿江地区的几个县(市)并不比地处江南的南京市周围的几个县差。在划分经济区域时,应该增加一个苏中的概念。通、扬、泰应算作“苏中”,而不应算作“苏北”。

三、从宏观上看,苏北中心城市太少。苏南2200万人口,有5个中心城市,平均400多万人口有一个中心城市;苏北是4500万人口,7个中心城市,平均650万人口才有一个中心城市。从有利于经济发展出发,对苏北现在的行政区划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需要调整的地方较多,不可能一下都解决。哪里最迫切?泰州首当其冲。泰州是解放战争后期在江苏最早建立的一个市,现在则是全省最小的一个市。长期不重视泰州这个中心城市,是一个重大失着,对苏北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过去解放战争是“渡江南下”,现在发展经济,技术要“过江北上”。在苏北沿江地区,产业带还没有形成,在“三泰”这个地区是断裂的,技术要北上,没有桥头堡,跳板搭不起来,南北不好呼应,经济就不能加快发展。扬州与南通之间,应该有一个中心城市来填补空白。

四、解决“三泰”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宜早不宜迟,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否则经济发展要受损失。在考虑“三泰”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方案时,一定要把行政区划向经济区划靠,适当扩大泰州的辖区范围,不管城市是否升级,港城分离的问题必须解决,如果考虑市带县,还是按扬州东部协作区的范围来划比较好,即“三泰一兴一靖”形成一个整体,这样可以加快沿江带的开发和里下河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泰州的体制不仅是泰州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全省经济发展的问题,出于公心,从全局考虑,还是要大喊大叫。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还要做一些疏通的工作。

会后写成《座谈会纪要》报省政协,请省政协转报省委、省政府,但是孙颔主席不同意以省政协的名义转报。潘祝平只好受参加座谈者的嘱托,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份请省委、省政府考虑泰州市行政体制和泰州地区行政区划问题的建议,反映了有关的情况和意见,请省委、省政府将泰州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这份《建议》是1992年1月1日发出的,直接报送沈达人书记、陈焕友省长并省委、省政府。他本来希望争取这一问题“年内得到解决”。

1993年10月15日,潘祝平又给陈焕友书记并省委、省政府诸领导写了《关于泰州市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问题的再一次建议》。

潘祝平写道:十多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机关的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媒介以及众多的专家学者,到泰州调查论证数十次……比较一致的结论都是“泰州升级、扬泰分治、港(高港)城结合,势在必行,宜早不宜迟”。国家民政部早就等我省上报,省民政厅上报省政府已一年多。泰州的问题引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如此关注,牵动这么多人的心,经历的时间之久,都是罕见的,也是很感人的。他们为了泰州市、泰州地区,为了我们江苏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渴望省委、省政府能够尽快采纳,早日改变泰州地区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极不合理状态,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只看该作者 7 发表于: 07-27
(18)截然不同的观点



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对“三泰”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期间,泰兴县政府办公室于1991年7月14日印发了一篇题为《对高港地区行政区划之管见》的文章。文章说:“高港地区自古以来一直归泰兴县管辖”,“高港港与泰兴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高港港在泰兴境内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他们针对一些专家学者和高港港务管理局先后发表港口必须要有城市为依托、泰州与高港必须港城相结合的意见,阐述了四点看法和建议:

一、影响泰州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在于没有港口。他们认为,为了充分发挥高港对泰州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泰州充分运用港口使其更好地为泰州经济发展服务,可以通过以下办法解决:⑴拓宽浚深高港至泰州的航道(即南官河)。国家已决定开挖泰州引江河……可以通航1000吨以下运输船只。⑵在高港北边设立开发区,为港口腹地县、市提供土地等条件,投资建筑仓库、中转站场,甚至办厂,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二、制约高港港口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港口行政管理体制多变。文章说,港口建设是非常费钱的,单靠所依托的政府不行,以三泰各家之实力,均无力提供港口建设的全部或大部分资金,必须一方面依靠腹地县、市的支持,另一方面稳定港口行政管理体制,进入国家港口建设计划的“笼子”。

三、泰州市如升格,则高港更不宜划入市区管辖。其理由是:如将高港划入市区,关系更为不顺,其市区经济实力更不能与泰兴匹比。

四、待条件成熟时可以“高港”作为主要依托城市之名。鉴于高港目前港口设施尚未达到预定要求,港区市政建设较差,建议待条件成熟时,以港口命名,改“泰兴市”为“高港市”,泰兴镇仍为全市政治、经济中心。

可是,高港、口岸地区的人民却是另外一种呼声。

大概在1986年,泰州市委和政协曾经收到一封由口岸建工厂邹叙铭、杨洛生、潘兆生代笔的《口岸镇广大人民书》,责问:“口岸镇为什么不划属泰州市?!”他们在信中写道:1、从历史渊源关系来看,公元九三七年以前,泰州称海陵,口岸称柴墟,一直属海陵县;公元一一三一年,柴墟镇直属泰州,泰兴县其他地方属扬州;一九五二年以后,国民经济大发展时期,口岸曾划属泰州市。“口岸划属泰州是古已有之,现在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划属泰州呢?”2、从经济、交通看,口岸距泰兴城21公里,距泰州城南也是21公里。泰兴县有过船、口岸两个港口,而这么大的泰州工业区没有一个港口能行吗?泰州与口岸除公路相联系外,还有南官河直通高港码头。据不完全统计,高港每年进出口吞吐量中,泰兴县的不及泰州的五分之一。泰兴县的物资主要由过船港出江。由此可证,口岸高港是泰州市的南大门,是泰州与上海等大工业区相通的唯一大港,“泰兴县有什么理由要与泰州争夺口岸高港?”3、从口岸人民的感情分析,泰兴一直将口岸当成抱来的儿子,对口岸的市政建设、码头建设、经济管理,从不重视,好像口岸是晚娘养的。泰兴县一直提心吊胆,深怕有朝一日口岸仍属泰州。而过去口岸属泰州之时,泰州市对口岸人民留下了深情厚谊。口岸广大人民群众早就希望口岸划属泰州市。

这封信错投了地方,高港与口岸的归属问题泰州市怎能处理呢?

同年四、五月间,吴元康市长转来了另一封人民来信,写信人是泰州弹力衫厂一名叫姜华的青工。他为了了解民意,曾自发地多次自费去高港、口岸进行调查,先后访问的人数不下百余人,其中有干部、工人、店员,也有一般居民。他得出的结论是:高港、口岸地区70%以上的人都希望该地区能归属泰州市。后来我约见过姜华,对他鼓励了一番,并告诉他这类问题不是泰州市所能解决的。

1994年,泰兴县口岸地区的省、市、县三级人民代表姚恒才、李宝如、张寅生等七人,在酝酿联名上书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再次反映当地人民群众呼声的时候,姚恒才老校长曾来泰州访问我,后来捎来一份信稿的复印件。这七位代表在信里说,众多学者、专家均以为理应扬、泰分治,泰州另立地级市,管“三泰一靖”或“三泰一兴”,扩大市区至口岸(高港)。但由于这一地区是大市或县范围内的发达地区,市、县两级不可能完全从解决这一地区生产力大局出发,而难免要从各自利益考虑,因此,这一地区行政区划问题显得十分敏感,而且扬州市、泰兴县对这一地区既舍不得丢,又不肯花真功夫重视发展,对口岸,尤其是高港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该管的不想管,能帮的不来帮,想帮的又不敢帮”的局面。

他们认为,沿南官河、口(岸)—泰(州)公路线的城镇均应划归泰州市。因为:从自然条件看,被誉为苏北“经济线”的南官河,贯穿口岸、刁铺、寺巷、泰州。口岸处在南官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为苏北里下河地区的门户,是泰州的南大门;泰州则为里下河地区的咽喉。“门户”和“咽喉”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两者必然相互关联,相互统一。
从经济联系看,苏北里下河地区为高港港的直接经济腹地,而这一腹地的经济中心是泰州市。该市历来既是面向里下河农村供应工业品的二级批发站所在地,也是里下河地区农副产品的最大集散地。因此,泰州市的物资集散枢纽功能与高港港的物资中转流通作用,不能因人为地割断而丧失其合力,口岸的行政区划问题对港口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关系到泰州及里下河地区。

从港城关系看,“港为城用”,“城以港兴”。港口的发展需要商业互为伴生,更需要与大工业的发展互为依靠,互为促进,也就是说必须有工业中心为其依托。同时,港口作为社会化、城市化的公共设施,是城市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的渠道,当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港口成份,必将如虎添翼,因此,港口与城市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充分说明了口岸(高港)与泰州合而为一的必要性。

从地区发展看,尽管有现行体制的束缚,但泰州市仍历史地充当了扬州东部中心城市的角色,从而形成了里下河经济区。如果在行政体制上彻底解决泰州市的城乡分割、港城分割的问题,那么对这一地区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原动力。

从历史看,历史上口岸镇曾几度隶属泰州,最近的一次是在1952年,这几段时期内,口岸、泰州的发展情况有史可查。

他们认为,口岸、刁铺、寺巷等镇划归泰州市后,一方面泰州与高港的发展相得益彰,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带动整个南官河流域经济的发展,完全有可能影响到苏北经济的启动。这一变更有利于泰州建成多功能中心城市,有利于苏中地区建成苏南苏北经济发展的连接地带,有利于高港港建成有城市依托的江海河换装港口,有利于落实省委、省政府“三沿齐上,接轨浦东”的战略。

信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口岸的繁荣,高港的开放,泰州实力的增强,对国家,对江苏,对苏北,对扬州、泰兴,都是一件好事,因此迫切希望各级政府部门从大局出发,抓住机遇,大胆决策,这是历史的要求,发展经济的需要,广大人民的愿望。”

据省民政厅区划处汪雷处长说,在他们的档案室里至今还保存着这封确有见地的信件。

在民间热烈议论高港、口岸地区归属的时候,口泰路与江平路在口岸交叉路口北边的一块路程指示牌不知为什么被卸掉了。有人说,北边的那块指示牌上标的是“至泰州23公里,至江都35公里”,而南边的一块指示牌上标的是“至泰兴24公里”。虽然口岸至泰兴和口岸至泰州的路程仅有1公里之差,却也变为敏感的问题。此事,一时成了当地群众谈论的话题

(19)牵动学子的心


泰州人关心泰州的前途,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专家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泰州,为的是尊重科学、探求真理;老同志和领导机关的同志关心泰州城市的发展,则是出于全局的考虑。但是很少人知道,泰州问题还牵动了一批年轻学子的心。

早在1986年,上海空军政治学校的卢根鑫和扬州商业专科学校的张毅明,就曾先后寄来研究泰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文章,内部刊物《经济研究与经济参考》给以发表,向市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作了介绍。

张毅明同志是兴化人,他在1986年7月20日的来信中说:“我深知写好这篇文章不是易事,而且有些问题很棘手。但是,我作为里下河地区的一员,理应对包括泰州市在内的里下河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而且泰州市的发展也是振兴里下河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的写作动机,也是我的目的。”且不论文章的深度如何,一个非泰州籍的还在上学的青年,能够花费精力到处搜集资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泰州的发展献计献策,这种精神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1991年3月,市经济研究中心又收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研究生邓忠泉寄来的《泰州发展战略》一文。他说:“我将这篇文章寄给你们,目的是表示我的观点,以期引起争鸣,使泰州的发展问题(关键是泰州的行政地位问题)能得到应有的关心、重视,最终目的是能促成上级有关方面尽快决断解决这一问题”。邓忠泉是东台人,这又是一个非泰州籍的还在上学的青年!我对原稿提出了一些修改、补充的意见,并寄去一些参考材料。后来,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泰州经济发展战略初探》,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杂志92年第一期上刊出。

邓忠泉认为,靠扬州的经济力量不能带动泰州的发展,泰州有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区域中心城市,与周围数县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泰州市30多年来,未能像江苏省的多数城市(尤其是苏南各市)那样,得到相当规模的发展而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主要原因有:⑴行政区划多变,泰州的地位经常变动,或为省辖市,或为地辖市,现在则为“市辖市”,其间又与泰县两合两分。因而未能得到稳定发展。⑵苏北的交通(主要是铁路建设),一直未得到根本改观,泰州也没能确立在该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这是泰州经济发展受阻的症结所在。因此,他建议:调整行政区划,将泰州划为地级市,下辖兴化、泰县、泰兴、靖江四县(市),或以此区域恢复泰州地区建制,恢复泰州作为区域行政中心的地位,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开发高港,使它成为泰州市的重要依托,泰州将过渡到具有港口城市的性质。从远景看,高港可形成10-15万人口的工业区,与泰州旧城构成“哑铃式”城市格局。

1991年12月下旬,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来泰考察,派邓忠泉先期来泰做了一些调查,回京后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最早见之于《地名知识》杂志(现名《中国方域》)1992年第3期,标题为《泰州—高港现象及其解决设想——行政区划制约经济发展的实例研究》。后来,他们对这篇文章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将标题改为《行政区划掣肘经济发展的研究——以泰州及其港口—高港为例》,发表于1993年7月《地理学报》(第48卷第4期)。该文详细论述了由于地区行政区划的不合理,使得中心城市及长江骨干港口—高港难以突破旧有规模,形成了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泰州—高港现象”,并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泰州经济区发展的对策。

文章说,现行行政区划人为地将泰州市与其影响范围相割裂,各县级行政单位着重谋求自身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而以中心城市泰州为中心的整个经济区域的基础设施则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这不仅束缚了中心城市的各业发展,也为腹地区域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泰州市这一区域性“增长极”的作用似乎被忘却了。他们认为,单纯扩大泰州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不能解决中心城市与腹地相脱离、区域发展受制约的根本问题。况且江苏新设县级市纷纷计划单列,泰州问题的特殊性又给淡化了。要使泰州市摆脱困境、经济区增添后劲,恢复该经济区地级市行政管理体制最为关键。他们还就“调整地区行政区划,与精简机构是否相符”、“个别县认为划归泰州与归属扬州效果等同”、“泰州市与江苏其它县级市的区别”、“泰州目前规模有限,设地级市似乎不够格”、“目前体制下,泰州经济保持增长势头,似乎行政区划对泰州没有多大制约作用”等认识问题作了澄清。他们预言:随着区划的调整、泰州的振兴、高港的拓展,一个港城协调发展的中等城市将在长江下游北岸中部崛起,苏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形成良性循环。这对实现我国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意义深远。

这篇文章得到了许多同志的重视。张文范司长在向江苏省有关领导谈及行政区划调整问题时,特别强调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希望省里加以考虑。潘祝平读过这篇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对解决泰州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讲得深刻透彻,是最新一次对泰州问题的科学论证。文章虽长了一些,但值得一阅”。他来信委托代为复印20份,后随同他写的《再一次建议》,一并分送给省委、省政府的各位领导。

邓忠泉的毕业论文,也是以泰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主要采用斯坦福研究所的一套方法,首先对泰州的区位进行分析,回顾自然经济的历史演变,然后对产业群进行评估,再根据目前的“大气候”对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途径,作了一系列讨论。邓忠泉认为,解放初期的“苏北”以江淮地区即“苏中”为主体,泰州处于枢纽地位。建省后,徐州、连云港地区加入,若仍以长江为界,则淮阴成了“苏北”的几何中心,空间衡量尺度变大,似乎泰州处于不重要的位置,扭曲了事实。在江苏沿江经济带与泰州区域,泰州肩负带动里下河腹地的历史任务。泰州虽不在海岸线上,但长江可进海轮,因此泰州与沿海地区有着类似的机遇。泰州与周围城镇的联系基本符合“中心地理论”的六边形模式。以泰州为中心,半径20公里左右,次级市场中心有姜堰、溱潼、周庄、宜陵、口岸、张甸等城镇;半径约8公里范围内更次级中心有寺巷、塘湾、苏陈、港口、郭村、二姜等镇;若半径增至50公里左右,从更广范围看,泰州则处于兴化、东台、海安、泰兴、江都、高邮等苏中6大县构成的六边形核心部位,是潜在的层次更高的区域中心,而历史上泰州也确曾起到这一作用。

市经委蒋继章同志在1986年在工业干校学习期间,曾写过一篇题为《城市最优管理幅度计算方法初探》的论文。他依据前苏联科瓦廖夫院士在研究乌克兰地区均匀分布人口来均匀分布生产力的理论及公式,加以必要的修正后,计算出泰州市“第二管理幅度”的半径为53.37公里,相当于以泰州为中心包括泰兴、兴化、泰县等4县的范围。他计算的泰州“城市最优管理幅度”与邓忠泉计算的城市辐射半径是非常相近的。

邓忠泉在1992年10月8日来信中写道,用泰县计委一位领导的话说,目前,“三泰”是三足鼎立,谁也不服谁。但这种鼎立在各自所占据空间上是不平衡或不平等的,泰州是一个“点”,另二泰是“面”,不可比。况且泰县原本属泰州辖地,另设县城,而泰州又不作为地级市,相当于将泰州划为县级直辖镇,失去了原有县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职能,似乎任其自生自灭。陷入这步田地是泰州的不幸。为了促进泰州行政区划的调整,他不仅写文章,而且通过陈传康教授的引见,多次走访民政部,与区划司的张文范司长,朱孝庆、浦善新处长等先后都有过接触。为了高港港的对外开放,他还通过关系与国务院口岸办取得了联系,了解了不少信息,也为泰州和高港作了宣传。他对我说,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可算是尽可能挽回损失,能挽回多少算多少,即使不成功,也无愧于泰州的未来。

邓忠泉在北大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岛工作,仍经常来信、来电了解泰州的情况。他说:“不管在何时何地,泰州的发展对我来说始终是热点问题,尽管作为无名小卒,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将其作为一种乐趣”。一个外乡年轻学者,对泰州的前途、泰州区域的发展竟如此地投入,实在令人感动!

只看该作者 8 发表于: 07-27
(20)未能发出的报告




1993年5月25、26日,我们去南京先后访问了薛金鳌、朱通华、潘祝平和卜承祖。他们都说解决泰州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省委、省政府认识是统一的,现在已经没有阻力。从几个渠道得到的信息证实:两会结束后,将着手安排解决泰州问题。

孙颔同志曾对卜承祖说,省委、省政府打算在两会后处理,问题还没有解决,要继续努力。薛金鳌同志讲话、办事历来是谨慎的,虽然他也很关心家乡的事,但以前我们找他谈区划调整问题时,他总是说目前没有这种可能。这次可不一样,他告诉我们,常委已议论过,两会后着手解决泰州问题。但是他又说,省里的事太多,这类事不像要解决农产品收购资金等问题那么急,如等省里主动办,还不知要等到哪一天。他给我们出主意,叫我们打个报告,有了由头有关部门就好催办,不然只能“敲边鼓”,进不了决策程序。他说:“现在给了你们省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从经济发展考虑要求扩大行政辖区,一点嫌疑都没有,你们回去向书记、市长汇报,不要有顾虑,市里要积极主动一点”。薛金鳌同志甚至连报告怎么写都提出了具体建议,写报告不要涉及历史问题,只讲辖区太小制约经济发展。向北是低洼地区,不宜布置工业;向西紧靠江都重镇——宜陵,向东已与泰县苏陈接壤,没有发展余地,今后唯有向南发展。目前已有一些项目无法安排,举几个例子。报告可以提两个方案,最理想的是港城结合,把理由讲充分;第二方案两步走,先扩两个乡。体制问题不要涉及,泰州也不好提,这个问题省里会考虑。他说:“你们打这样一个报告完全没有问题。什么时候我再给朱书记挂个电话,不要有什么顾虑嘛!”最后他还说:“报告打好了,你们派人送给我,我来做安排”。

我们将上述情况向张厚宝市长作了汇报,张市长说:“问题在于如何操作。打报告的事,可以先准备一个腹稿”。
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可以把泰州建设“袖珍式城市”,特别是春兰集团崛起之后,便以为“花盆里也能长出参天大树”,因而他们只盼望能早日实现“省辖省管”。市里主要领导对争取将泰州划为二类市,也比对行政区划的调整要积极得多。

根据中编办[1993]3号和苏编办[1993]22号文件的精神,按1991年市区总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面积、建成区面积、市辖区个数、财政预算内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达到285—183的为二类市,小于183的为三类市。按照这一标准测算,我市的综合指数只达158.702。即使将城区和郊区视同两个市辖区,建成区面积由12平方公里扩大到32.87平方公里,这样计算的综合指数仍然达不到二类市的标准。他们说:“你们把行政区划争取解决了,这些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省政府秘书长段绪申的态度很明朗。他说:“凡是能争的都立足于争,你们把能够提出的理由都提出来”。6月15日我们在南京,段秘书长与我们共进晚餐时,有人提到关于要求扩大郊区打报告的事,段秘书长对朱爱群说:“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来努力,你们在下边也要活动,不要不吭声。我准备到扬州去找李炳才书记,希望他在这个问题上做点好事。泰州问题拖了十多年了,一直没有能解决……要大动目前有困难,给泰州划几个乡是可以办到的”。朱爱群书记说:“区划调整好像成了我们的私事似的!”我们在座的几个同志都感到,秘书长这样关心泰州,为什么不能讲几句感谢的话呢?

这次在南京,我与薛金鳌同志通了电话。他说:“从这次城市分类划分来看,也说明了打报告的迫切性,如果郊区扩大了,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跟陆镇余同志去省政府办公厅查问筹建海军纪念馆的审批手续时,潘春林副主任也问:“怎么没有看到你们(要求扩大郊区)的报告?”他说,“我已经查了几次,都没有查到。有了报告,我们就好安排办公会议讨论”。

返泰后的6月21日,市委几位领导在西平房会议室碰头,听了我们汇报后,一致意见这个报告要打。朱爱群书记并就如何写这个报告讲了几条意见:1、以城市分类为由头;2、文字要简炼;3、强调扬州市委、市政府对泰州的关心;4、不涉及邻县;5、除了现状的制约,还要讲一讲今后的规划和发展。张厚宝市长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他说:“这个报告最好能在省委扩大会议前发出去,这样我们在会议期间还可以活动活动”。但是他又说:“我是从扬州来的,报告发出前最好与李炳才书记先通一通气”。

因为早有思想准备,起草报告没有费太大的功夫。现根据保存的草稿,全文抄录如下:

《关于要求适当扩大辖区的请示》

江苏省人民政府:

最近,根据中编办通知精神进行城市分类试算时,我市主要由于总面积和总人口所限,所得综合指数偏低,不仅只能划为三类市,而且在全省排列于各县市之末。对此,全市上下震动很大,心理上感到难以承受。

我市行政区面积原为539平方公里。后因国务院曾有规定,城市农村人口不得超过总人口的20%,于1964年9月将农村12个公社划归泰县,仅留下一个郊区公社和泰东、泰西两个公社所属的7个生产大队,后来调整为3个小公社。从此,泰州市一直局限在37.9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前后延续了20多年。为缓解辖区过小严重制约泰州城市经济发展的矛盾,在扬州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于1985年、1988年先后划入了泰西、朱庄和泰东3个乡。我市现有面积为119.5平方公里(东西最长处16.6公里,南北最宽处11.4公里),总人口26.07万,其中城市人口15.96万。

省政府批准的泰州城市总体规划,确定我市城市性质为“以工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1992年我市一、二、三产业的比重,按增加值计算为3.2:70.3:26.5,按从业劳动者人数计算为16.06:56.05:27.91,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超过了第一产业。由于新通扬运河以北地区地势低洼,河沟密布,交通不便,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标定为“不宜建设区”。因此,我市的主要道路、工厂、银行、商店、居民住宅区和其他服务性设施,都集中在南部宽度只有5公里左右的狭长地带。建成区面积已达32.87平方公里(东部已跨过斜桥;西部扩展到九龙桥,再向西1公里许便是即将动工开挖泰州引江河的河址;南部已抵与泰县接壤的边缘,锋陵动力公司的生产基地已经越界建到了泰县寺巷镇境内),发展空间十分局促。

由于辖区太小,市区道路无法合理布局,勉强只能形成一个小内环,规划中的外环路则须借道于泰县的鲍徐、寺巷;我市自来水厂急需扩大供水能力,经多方调查论证,在境内至今未能找到可用的水源;有一些较大的项目,如外商来泰洽谈投资办发电厂、化工厂等,也因我市空间太小无法安排而告吹。

我市虽有不少人均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但总量毕竟有限。人均指标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反映了水平,并不能形成真正的实力。经济总量与辖区大小成正比,而泰州市的辖区、经济总量与城市功能很不匹配。泰州不是名义上的中心城市,但它在一定区域内一直发挥着中心城市的作用,它的辐射半径已达100公里左右,远远超出了本市的范围。如:城市的购买力有40%以上是来自在周围县市;各大医院诊治的病员有60%左右来自周围县市;火葬场每年火化的尸体则有70%来自周围县市。另据公安部门统计,目前外地在我市从事工业生产、建筑安装和第三产业的常住人口,正式登记注册的就达6.41万人,相当于城市户籍人口数的40%。很小的辖区,有限的财力,却要承担中心城市的功能,仅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传达贯彻以后,不仅工业生产发展迅猛,而且商品流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市场更为繁荣。199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43.86亿元,比上年增长58.6%;利税3.1亿元,比上年增长97%,产品销售率达96.4%,已形成16个企业集团和联合体,其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5.79%。今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可望实现70亿元,亿元产值以上的企业可达16家,“三资”企业可达100家,商品集散的规模将超过50亿元。*p;B!b/i%a:j“春兰”已经从一个专业生产空调器的厂家,发展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除继续优化空调系列产品外,正在着手开发摩托车、集成电路、家用电器等产品,并向金融、商贸等领域拓展。预计到“八五”期末,春兰集团的产值将超过60亿元;全市工业在向规模经济发展方面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产值过5亿元的企业集团至少达5家,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达100家。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行政区划作必要的调整已显得越来越迫切。

泰州是江苏省沿江经济带的重点开发城市之一,与开放港口高港相距仅23公里,泰州城市照理应逐步向南发展。在开始筹建开发区时,省人大经济工作委员会调查组和省开放办都曾建议我们在城南开辟开发区,以便与重点发展沿江经济带的全省总体战备接轨。可是在我市现有辖区内,城南实在无法找到可供建设开发的地盘。为了抓住机遇发展现有的大好形势,才不得不挤占部分原规划的文化、娱乐用地,有选择地向东摆布工厂。对于我市目前这样的处境,扬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同志也都表示十分同情。

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特作如上陈述,恳求省政府尽早决策,对我市行政区划作必要的调整。根据我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江苏省国土规划综合报告》中有关沿江城市发展的设想,从实际出发,建议适当扩大我市郊区,将辖区扩大到500平方公里左右,总人口50万左右。

以上请示当否,请示复。


6月23日,我将拟好的报告稿送市委,原想请朱书记先看一看,不符合领导意图的地方还可以再作一些修改,然后再送张市长。报告稿在办公室副主任王佩兰处搁了三天,朱书记未看,让先送给张市长审阅。我只得遵命将文稿送给张市长。后来不知是何缘故,这个报告没有能发出。我将这一情况告诉薛金鳌同志,他说,现在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我们也无可奈何。

(21)最后一篇论文


1993年9月5日,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齐康教授与殷俊博士由盐城来泰州,陆镇余同志约我一起去看望他们,并要我介绍一些泰州的历史和有关行政区划方面的问题。交谈后才知道,他们与清华、同济共同承担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的研究任务,他们作了分工,同济研究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上海,清华研究苏、锡、常,东南大学负责研究宁镇扬地区。齐教授听了我们的介绍很感兴趣,并做了详细记录,他打算把泰州也列为他们研究的范围。

隔了几个月,齐康应市文化局的邀请再次来泰州,同来的有他的研究生朱竞翔。在研究梅兰芳影剧院改造方案的间隙中,又特意安排了半天时间,邀我进一步作了详细的情况介绍。原来他们已经选定,将《行政区划对泰州城市形态的影响及对策探讨》作为《南京地区城市群体环境保护与发展研究》的子课题,同时也作为朱竞翔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一举两得。

1995年,朱竞翔的论文写成,东南大学聘请我担任评审老师,于是有机会仔细地阅读了这篇论文。论文共分五章28节,全文约4万字,通过剖析行政区划在泰州城市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整体上探讨了当前行政区划阻碍泰州与高港发展的现象,并得出结论:“这一现象是目前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并存时期的特定产物,只有通过协调经济区、行政区和地域三者的关系,才可最终解决之”。在有关论述泰州的文章中,这篇论文的内容比较丰富、全面。

文章的绪论部分有这样一段理性的论述:经济的增长是全球城市化现象的原动力。城市的经济功能构成了城市运转的基础,改变着城市空间。现代城市的生长主要是由经济结构中不同产业的发展与调整所推动,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大规模集聚和第三产业的转型,为近代和当代城市面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就地区而言,一方面大城市需要寻求分担其部分职能的卫星城镇,另一方面,中、小城市也在试探更加宽广的协作经营,以获得更佳的效益。由于不同的城市所处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有差异,变化的快慢、相互关系的改变,必然使区域发展经常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因而在区域与城市巨大系统的开放与复杂的运行过程中,它们客观地存在着相互协同的要求。

文章通过对泰州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与探讨,提出了对行政区划合理调整的建议。作者在论文中写道:各地无论是在组织指导经济活动开展时,还是县镇竞相升格具体的风潮中,却存在着城市基本概念的误区。每谈及城市,是指原有的市区,还是指所辖的行政区域,在各地各部门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我国发布的统计数据主要依靠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通过逐块综合统计、逐级汇总上报编制而成。但由于城镇含义不明,统计口径不一,势必造成数据的混乱和不可靠性。例如“凡是撤县改市后的市区面积不分市域与城区,全部归在市区内,于是扬州地区新设市的市区面积均达到上千平方公里,而区内最大城市扬州的政区面积也只有148平方公里,这样就会推导出上述地区被城市地域所覆盖,乡村空间似乎完全消失的结论,这是很荒谬的”。但他又认为“就城市本身而言,它的确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于是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城市边缘区的确定上。他运用边缘区理论进行分析,作出了泰州城市边缘带内缘带的界线,1983年城市的边缘区在东、南、西向已超出原有区划界限;1990年边缘区在西、西南、东南向有所发展,但西向界限已贴近拟开通的引江河,城市发展在此遇到“门槛”;而开发区建成后将重新使原有城市发展方向折向东,说明对于区划的调整势在必行。

文章说,1989年以后,扬州市提出大力开发与镇江港相对的卞港,在西部建成工业小区。依照这样的方案,扬州会有较大的发展,但却是以牺牲泰州及以东地区利益为代价的,并且有可能加剧其与南通之间无中心城市的断裂现象。而这一中心城市不仅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更是苏北区域空间开发“Ⅲ”字型模式的重要结点,未来将起到沿纵向铁路带动里下河核心地带发展的作用,这一使命理应由泰州市的发展来负担。目前可以在升泰州为地级市的基础上将泰县、兴化划为其辖市,将高港港与口岸镇作为飞地形式拨予泰州。这样调整可避免目前对刁铺等富裕乡镇的争夺所带来与泰兴的矛盾,同时由于泰兴已着手开发过船港,因而高港重新归属泰州对泰兴影响不大。这样在内有腹地(泰县、兴化),外有港口(高港)的条件下,泰州外向型经济将有更大的发展。至于泰兴与靖江两市县,目前仍可归扬州市领导,在江阴长江大桥落成后,靖江划归无锡经济区可能更合理,而泰兴可在泰州中心城市优势较为明显时再划归泰州领导,或与之合并成市,组成扬州、南通之间巨大的城市实体,填补体系空缺并向北推进。

对这一方案,我提出了商榷的意见:高港和口岸镇在1952年曾经以飞地的形式划归泰州管辖过,因中间还隔着一个刁铺(当时寺巷属泰州市),管理不便,一年之后又不得不划归泰兴,现在研究方案时,应该考虑历史上的这个教训。再说,如今引江河即将开挖,沿河一线全长24公里,分属三市县管辖,也不便于统一规划。

这篇文章中,有几处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推敲。主要的如:①城池、城厢和建成区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有关的数字并不完全可比;②清代后期泰州的辖地不是比明代大而是比明代小,明代泰州领如皋县,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如皋改属通州后,泰州才无属县,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又将州东北境划出分置东台县,泰州辖区越来越小;③泰州城市中心向北漂移,并非起始于民国和建国后恢复时期,而是从明代起城心即已逐步北移,至清代北门月城和城外坡子街已是泰州最繁华的地段;④随着旧城改造以及青年路拓宽工程结束,说“‘凤凰城’的单椎变成了双椎”还可以,说“城心有西移的倾向”似值得研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应该说“城心有南移的倾向”较为符合实际;⑤在“行政因素对泰州古代发展的影响”一章中,把“城市行政等级提高时,其辖地(区划)和建成区面积一并增大,反之则一并缩小”说成是一种“规律”,也似欠妥。古代人口少,经济不发达,县的行政辖区都比较大,随着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为方便行使国家政权和管理,县的行政辖区逐步划小。但城市的规模(或建成区)总是不断扩大的,只有遇到战争或特殊自然灾害等因素可能例外。城市行政等级提高时,其辖地(区划)和建成区面积有可能一并增大;反之,辖地(区划)可能缩小,但建成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会逐步扩大的,只不过发展的速度会受到影响。

论文答辩后,我给作者谈了这些意见。他说准备对论文再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待重印后再寄一份给我。但至今未见到修改稿。后来省委组织工作班子,着手研究起草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时,我便将这篇文章也送给他们作参考。

只看该作者 9 发表于: 07-27
(22)寻求突破




1995年1月中旬,李强同志和我去南京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先后接触了戴为然、潘祝平、薛金鳌、朱通华、吴【此处缺失】、张秉铎和汪洋等同志。所有接触到的同志都认为,省委换届工作已结束,现在是争取解决泰州问题的最佳时机,千万不能再失去这次机遇。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启动。

朱通华、薛金鳌和汪洋准备牵头,分别在政协和人代会上再提提案或建议案。民政厅准备起草报告,提出解决泰州问题的方案正式报省政府,建议在省委原则通过后,立即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着手进行筹备。吴容、朱通华和薛金鳌还认为,在两会召开前需要造一点舆论,他们打算挤时间来泰州联名写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苏中崛起“动力城”——新春泰州行的思考》(见1995年2月10日《新华日报》)一文的写作背景。文章中原来还有一段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建议,由于涉及敏感的问题,因而未能见报。

这次在南京,还就有关具体方案进行了磋商,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认为,江苏的城市分布不均匀,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管理的方便考虑,苏北要培育中心城市,扬州、淮阴两个市要划小,这在理论界、学术界、一些党政单位和一些关心泰州的同志中已经有了共识。目前,扬泰分治、泰州升格的条件已经成熟,泰州问题可以先一步解决。现在搞提案或建议,均不涉及苏南的城市,以免节外生枝,干扰决策。至于具体方案,一致主张泰州升格,带泰兴、靖江、姜堰和兴化。大家都认为,回避矛盾,泰州原地升格的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第一,泰州的地盘太小,原地升格不能解决泰州发展的实际问题;第二,不能提高泰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第三,地域比泰州大、经济实力比泰州强的县级市,苏南有好几个,苏北的泰兴、靖江也不差,如仅原地升格,容易引起连锁反映,不利于安定。

1月13日,李强、夏龙山和我第二次拜访孙颔同志,想请他对解决泰州问题再帮助促进一下。孙颔同志说:“你们不要给我宣传,我也是积极分子。这件事大概前年就开始酝酿,沈(达人)、陈(焕友)曾要我做点调查,拿个方案,民政厅也把一些调查材料复印给我”。

“经济发展了,行政区划需要调整。从管理方面考虑,有些市管辖范围太大,也需要调小。泰州不是孤立的问题,还涉及到扬州。我接触过扬州市的领导同志,他们还是比较开明的,并不因为东部是肥肉而不肯丢。”“泰州解决了,淮阴怎么办?全省需要通盘考虑。”他接着说:“区划调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江苏一直是求稳怕乱,换届那个当口不可能动。”

关于调整方案,孙颔同志这次也说:“泰州这一块最好是三泰一兴一靖,一定要带兴化,不然吃粮的问题无法解决。”他说,“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会经常提。调整行政区划最难的工作,一是调整班子,二是财政问题。不是作个决定,下个文件那么简单”。

最后,孙颔同志说:“如果正式报告你们不好打,我给你们转个有关情况和意见的材料总可以吧!”

回泰商量后,我们便以综合反映情况的形式起草了一份报告。在介绍泰州概况之后,着重从市区道路无法合理布局、城市供水水源已成问题、许多大型工业项目无法安排和载体小负担重影响城市健康发展等四个方面,讲述了由于辖区过小,对城市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在发展,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空间太小形成的制约也显得越来越突出。为此,我们殷切希望能及早对泰州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必要的调整。接着,综述了各方面先后提出的一些建议:

⑴从全省加快发展苏北和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全局考虑,苏北必须加快培育和增加中心城市。理顺泰州地区的行政区划,充分发挥泰州中心城市的功能,对苏北特别是苏中经济发展将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⑵泰州历史上就是苏中的区域经济中心,是长江下游北岸的三个中心城市之一,与南通、扬州共同驰名于苏北大地。随着泰州经济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发育,城市的辐射力日益增强。把泰州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好,将如虎添翼,对实现江苏长江经济带的外向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

⑶泰州周围地区产业结构大体雷同。按生产力布局调整好行政体制,充分发挥泰州人才、技术、管理、信息、产品的优势,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发展企业集团和规模经济,形成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优势,这将是江苏不花投资而新添的一个经济增长极。

⑷省委、省政府已决定,泰州引江河即将开挖,这条河开通后,高港港与泰州城市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据高港的地理位置和功能,泰州是它依托的城市。行政区划问题一旦解决,便可立即着手在泰州与高港之间进行统一规划,南有港口,北有城市为依托,沿河一线的鲍徐、寺巷、刁铺、口岸4个镇工业基础也比较好,很快便可形成一条产业经济带,对苏北特别是里下河地区,将产生很强的辐射力。

吴容本来还建议我们在这份材料里提两个方案,一是“三泰一兴一靖”划为一个行政区,二是泰州升格。我们在撰稿时,还是有意回避了。

稿成,经陈敬毓、李强审阅后,一月二十六日用“政协泰州市委员会”的名义印发,报孙主席,并请转报陈书记、郑省长。在正式印发前,我曾将清样送朱爱群书记过目,他点头认可。

(23)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声


人代会和政协委员会是反映民意的两个重要渠道。1992年,全国人大代表、副市长裴靠恩去北京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我给她准备了一份《关于完善江苏省市带县体制及调整行政区划的建议》,文中明确地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实行扬、泰分治,并本着港城一体化的原则,适当扩大泰州市的辖区范围”。会议期间,裴靠恩从山东代表团找到了支持者秦云,最后她们联名提交了这份建议。7月8日,省政府办公厅给她们的答复是这样写的:“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在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你们所提建议很重要,省政府已责成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按照促进经济建设、方便行政管理的原则,提出进一步完善市管县体制的意见。有关泰州市行政区划调整和相应问题,也已请省有关部门作专题研究。”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提出有关泰州问题的情况。

1992年,陆荫、郁冠、丁伯仁、潘祝平、叶春生、孙鹰、董晓敏、吴慈生、卞春及和汪洋在省政协会议上,也提出了“泰州改为省辖市,泰州、泰县、泰兴、兴化、靖江5个市县建立一个经济区和行政区”的提案。他们在提案中最后是这么写的:“泰州的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问题,已经引起上下左右各方关注。近10年来先后有省级有关单位,南京、上海的大专院校,中央国家机关的有关单位,到泰州作过调查研究。凡是到泰州作过调查研究的单位和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将泰州市改为省辖市,将泰州地区几个市县建立一个经济区和行政区,非常必要。去年9月省政协经济委员会邀请戴为然等老同志和省政协委员座谈时,也一致认为解决泰州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问题势在必行。本着中央领导同志近期谈话中有关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精神,对这一问题宜及早解决。”

1993年3月中旬,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为了解我省工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问题,组织潘祝平、赵骥、吴伯修、丁伯仁、杨玉、鲍惠康等委员来扬、泰两市视察。在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该视察组以这次的《视察报告》作为发言材料提交给大会。《视察报告》的“问题与建议”部分写有这么一段“泰州市的行政区划不合理,不仅影响泰州市本身的发展,而且也阻碍了泰州附近地区乃至里下河地区的经济发展。泰州市自古以来就是里下河地区和沿江地带地区的中心城市,对该地区的发展起极为重要的辐射作用,但现在的状况是,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分离,城港(高港)分离,城乡分离,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泰州市自身所辖的区域太小,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如建开发区本应放在城南(离高港仅23公里),但出城向南100米就是泰县,因而只好违心地放在城东;又如,有不少外商来泰州洽谈建电厂,也由于空间太小,没有建大电厂的条件而告吹。建议省委省政府从泰州市周围地区和泰州市本身的经济发展出发,重新考虑调整该地域的行政区划。”因为这份材料发给所有出席会议的委员,所以影响是比较大的。孙颔主席曾问潘祝平:“你们怎么搞了个材料在大会上发了?!”潘老说:“这次主要是视察经济发展,泰州区划问题只是提了一下,不是专门写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写得还不够。”
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汪洋等7位代表提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合理调整行政区划,改变泰州、高港现状,促进苏中经济“起飞”的建议》,其主要内容为:

1、泰州市幅员虽小,但工业比较发达,现已成为苏中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极”。……合理调整行政区划后,当可恢复泰州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

2、泰州位于通、扬二市之间,地缘居苏中之中,南与隔江的苏、锡、常直接毗邻,北则贯通里下河地区,乃至沿海的东台、大丰。因此,泰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经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具有战略地位,突破一点,可推动全盘。

3、高港自清末以来即是苏中甚至整个苏北客货运的出江口或转运地,历史上曾高度繁荣。如合理调整行政区划,仍以泰州为其依托城市,当可港城结合,货畅其流。

4、扬州市现管辖十个县(市),以其经济实力,颇似“小马拉大车”,难于适应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此,建议:

①扩大泰州郊区,升格为省辖市(或称地级市)。按照经济发展、人文相连,可辖泰县、泰兴、兴化、靖江四县(市)。……行政区划如采纳建议调整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当会促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苏中经济就能进一步搞活,在原有基础上“起飞”。

②为了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的良港和苏中的出江门户高港,使其现有的设施得以充分使用,使其固有的能量得以挥发释放,使其原有的吞吐能力不因货源或其他人为因素而每况愈下,促请在江苏境内的长江北岸似可不必重复建设新港,这于国、于民、于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因为,任何港口的发展,均是以有无腹地、有无货源为前提的。关键是要调整好适宜港口发展的行政区划和理顺有关行政关系。按经济地理思考,高港距泰州只有23公里(与张家港的港城距离差不多),高港和泰州北面的腹地都是里下河地区。因此,高港与泰州港城结合、互为依托,必能促进长江北岸的更大开发,必能促进苏中地区经济的“起飞”。

对于这份建议,只见到交通部4月29日给建议人的答复:“我部十分重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港口建设,为搞好该地区港口建设的宏观调控,避免重复建设,国家计委与我部已联合发文通知有关部门、省、市开展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总体布局规划的研究工作,预计1994年年中将完成最终报告。你们的建议有助于港口总体布局规划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部将在研究工作中予以充分考虑”。此外,答复函中还提及:“为配合江苏省人民政府提出的‘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解决高港港没有杂货泊位、不能适应苏北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我部已批准高港杨湾港区一期工程立项,拟建设15000吨海轮泊位1个、100吨级内河泊位4个,目前正在按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深入开展前期工作。它的建成将为苏北里下河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但关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没有见到有关部门的答复。

1995年,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声更为强烈,在省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期间,汪洋委员和朱通华、杭长涌分别提出了第5010号和第5012号提案。5月20日,省民政厅给提案人分别作了答复。朱通华和杭长涌对答复不满意,提出了意见。7月15日民政厅作了再答复:“你们对于我厅5月20日的答复不够满意,我们予以理解”。“行政区划调整问题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多年来,人大、政协的同志十分关注,这是很可喜的。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1991年我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曾就全省行政区划所存在的问题一事,分别向省委、省政府写出《关于我省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汇报》。近几年我厅又就上述问题多次作过口头汇报。省委、省政府对区划的调整设置很重视,我们将以你们的提案为驱动力,扎实有效地做好有关调查、论证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议,以尽快解决目前行政区划设置上实际存在的问题”。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也是有苦衷的,因为民政厅毕竟不是决策部门,要他们作出明确的答复,也真是勉为其难了。

在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王菁、刘统关、李自慧、洪宗礼、石林、董木森、王一美、范锡林、葛玉明也提出了《关于扩大泰州市郊区的议案》:1、请省政府将泰州扩大郊区一案列入省政府1995年议事日程;2、尽快作出决定,划出10个左右的乡镇,归属泰州市。经大会主席团决定,此议案作为建议办理,并请民政厅会扬州市政府研处。5月3日,扬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首翔批示:“请泰州市府办理”。并要泰州市政府在5月10日前“将会办意见直接报省民政厅”。经与省厅联系,厅里的同志也感到可笑。这样的问题泰州市怎么能处理呢!最后还是由民政厅给代表们作了答复。

这几年,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关于泰州行政区划的提案和建议,可能还不止上述这一些,尽管每一次答复都未能有圆满的处理意见,但却起到了舆论的作用,让领导同志不时地听到这方面的呼声,这对最后决策也是一种推动。

只看该作者 10 发表于: 07-27
(24)见到了“曙光”



1994年春,侍云诗同志调农工部,张秉铎同志继任省民政厅厅长。侍厅长是很同情泰州的,虽作过一番努力,但在任期间未能促成泰州问题的解决。为了使继任者了解泰州地区的情况,5月21日,陈敬毓、李强和我去南京拜访了张厅长。交谈后方知道,张秉铎原任省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多次到过泰州光孝寺,到民政厅之前就很关心泰州问题。他说:“我还没有来民政厅上任,戴为然、潘祝平同志都找过我。姜永荣副省长去医院看我,也谈起泰州问题,他认为泰州问题要解决。所以,我到民政厅上任后,首先了解的就是有关泰州行政区划方面的情况。泰州问题如今已不是什么秘密,省级各部门认识是一致的”。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如今广东已有20个地级市,山东有17个地级市,我们江苏迟迟未动,至今还只有11个地级市。现在省厅已经给省政府写了报告,建议将泰州、常熟、江阴升格。张厅长说:“解决泰州问题的不利条件,是泰兴在前建市;泰县撤县建市,很快也要批下来了。现在不是我们要加快节奏,而是你们要加快节奏。泰州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多次机遇”。他还说:“要解决泰州问题,单有老同志呼吁不行,省委常委内部要有人出来做工作。你们工作的力度不够,没有一个专门攻关的班子,只有沈达人、陈焕友等领导去泰州时你们才提一提。我是关心泰州问题的,我也不可能成天考虑你们的事。不能等批下来再开展工作”。

1994年8月,省政协副主席童傅、秘书长吴镕受省政府的委托来泰考察引江河工程,并召集有关市、县的领导同志进行最后一次论证。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也向他们汇报了泰州市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谈到行政区划调整问题,吴秘书长与童副主席商量后,他们表示可以给省委、省政府写一个建议。11日上午,李强和我就建议的内容与他们进行了研究,吴秘书长要我们代为起草一份稿子。关于调整方案,他们开始认为“三泰一靖”为宜,暂不考虑兴化。我估计这一方案可能来自孙颔同志,或是出于扬州不愿放兴化的考虑。但我们认为,兴化还应包括在这一行政区内,主要理由是:第一,兴化与泰州同属一个经济区,经济联系历来密切;第二,泰州、泰兴都是粮食差进地区,只有姜堰能基本自给,若不包括兴化,粮食需要调进,将来会增加不少困难。他们采纳了这一意见。于是当晚我便把稿子起草好,第二天交给了他们。

不久,我们便收到了正式报告的复印件。全文如下:

关于调整泰州市行政建制的建议

孙颔同志并报

省委、省政府领导:

最近,我们去扬州市考察泰州引江河工程,在泰期间,顺便了解了泰州市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泰州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和群众都反映,泰州辖区过小,严重束缚着城市的发展,盼望能及早给予适当的调整。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我省在行政区划方面需要作局部调整,但各地情况不一,一次性全面调整有不少困难,似宜本着“成熟一个调整一个”的原则来处理。我们认为,泰州的情况比较特殊,解决问题的时机也已经成熟,建议省委、省政府尽快作出决策。

一、泰州在历史上就是苏中地区的一个经济中心。在长江北岸,通、扬、泰三市曾经齐名。后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把行政区与原来自然存在的经济区分离了,泰州便成了全区最小的一个县级市。近几年来,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引人瞩目,26万人口,1993年创造出73.8亿元的工农业产值;今年1-7月份,工业产值已达75.77亿元,预计全年可超过110亿元。不仅速度快而且效益好,今年上半年工业产值增长73%,利税增长达103%。特别是春兰集团的形成,已经把泰州市的地方工业推上了规模经济发展的轨道。专家们把泰州称作苏中的“经济增长极”。

二、泰州市的辖区太小,必须增加回旋的余地。泰州市现有面积119.5平方公里,城市的主要经济活动都局限在南部宽度只有5公里左右的狭长地带。城市在发展,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空间太小形成的制约也越来越突出。市区道路无法合理布局,许多大型工业项目无法安排,甚至连自来水厂的水源都难以解决。

三、泰州城市要发展,必须港城结合。泰州是里下河的门户,泰州和里下河地区的发展,在交通方面必须依靠港口。高港港在泰州的正南方,港城相距23公里,处于南官河入江的河口,也是未来泰州引江河的河口。高港港的直接经济腹地是里下河地区,而港口的发展又必须以城市为依托,高港港以泰州市为依托合情合理。高港地区的人民代表曾经联名上书,为了加快苏北沿江地区的发展,建议将高港划归泰州市(此信民政厅有存档)。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今天,由于行政体制的原因,可以成为增长极辐射中心的泰州和已经对外轮开放的高港港,至今尚未能获得应有的发展。

四、解决泰州问题的时机比较成熟。自1984年以来,许多专家学者、老干部和省级有关部门的调查组,都不约而同地建议,为了加快苏北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希望早日改变泰州地区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不合理状态。这方面的呼声,近两年越来越高,各级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也不断有提案和建议案,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对如何解决泰州的行政区划问题,各方面酝酿时间较长,民政部和省政府也委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作过专题调查和论证,各有关部门的认识也基本一致。此次了解,扬州市的领导同志也已有思想准备。

五、关于调整的方案,各方面比较倾向的意见是“扬泰分治,泰州升格,港城结合”。至于泰州地区的管辖范围,有“三泰一靖”和“三泰加靖江和兴化”等方案,看来,还是采取后一种方案为宜。兴化与泰州的关系至为密切,原属同一经济区。这样,新泰州市的建制面积为4300平方公里,人口约520万,工农业产值1993年为400余亿元。这样规模,可为泰州城市向南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在港城之间可规划建设一个开发区,前有港口,后有城市依托,当会促进苏北沿江带的发展,不仅可以进一步搞活苏中经济,对泰州引江河的开挖和管理也将带来许多方便。
以上建议,祈能及早研究决策。

童傅吴镕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

(分送: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秉铎同志)


10月22日,南京传来了可喜的信息,陈焕友书记对上述报告已有批示,大致内容是:①这个报告很好,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解决;②此事待换届以后研究;③注意严格保密。

只看该作者 11 发表于: 07-27
(25)水到渠成




1994年省委在筹备张家港现场会期间,一个星期天,顾介康副秘书长和研究室的两位处长陈洪斌、刘福林突然由张家港来泰州,柳生荣和我在宾馆接待。顾秘书长这次来说是“了解经济工作情况”,在交谈中并希望我们能组织写一篇有关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文章,实际上此行的任务主要是约见市委书记朱爱群。柳生荣同志负责联系,朱爱群约定下午三时来宾馆。那天下午,顾秘书长没有安排其他活动,便在宾馆里坐等,但朱爱群未能按时赴约,顾秘书长曾对柳生荣说:“你们书记忙,那就算了罢!”不知是何缘故,朱在五时过后方才到达。书记问我秘书长这次来泰州的意图,我说可能是听听您关于行政区划的看法。朱笑了笑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说完,便进了秘书长的住房。后来,他们两人单独进行了谈话,谈话的内容没有向外透露。

1995年,省人代会和政协委员会结束后,陈焕友书记便把研究可供操作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任务交给了顾介康。据说,早在省党代会一结束,陈对顾即已经有交代。制订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本来是民政厅的事,现在要秘书长亲自办,不要民政厅参与,而且起草班子只有三人,有关情况初期只向陈焕友书记和梁保华秘书长报告。这主要是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议论和波动,在方案实施前,知情范围越小越好。

得知省委已将行政区划调整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之后,我和柳生荣同志便与省委研究调整行政区划研究小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有关的资料。在每次接触时,除了注意收集信息外,我们都要介绍一些情况,或是申述一些我们的观点,也许起到了一定宣传和咨询服务的作用。由于接触多了,相互之间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谈话也就不那么拘谨了。因为事关机密,即使涉及到一点内情,回来后我们没有汇报的任务,只能“守口如瓶”。
4月6日,我们得悉研究小组已完成《关于我省部分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初步方案(第二稿)》,并经梁保华秘书长审阅后报陈焕友书记。

合理调整行政区划,是贯彻省委提出的区域共同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省委认为,今后一段时期,苏北经济的发展在全省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苏北的小康就不会有全省的小康,没有苏北的现代化也不会有全省的现代化。通过合理调整苏北部分地区的行政区划,对加快苏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江苏经济再上新台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目前,苏北大部分地区城市功能不强,辐射作用较弱,特别是淮阴、扬州两市所辖县(市)较多,“小马拉大车”的状况更加明显。这些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中心城市设置偏少,很有必要选择若干个基础条件较好、地理位置适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作为新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这样做,既有利于减轻淮、扬两市的领导压力,又有利于增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新的动力。

研究小组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主张采取“扬泰分治,城市升格,港城结合”的格局。初期对增设泰州市为省辖市的设想,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方案下辖泰兴、姜堰、靖江三市;第二方案下辖泰兴、姜堰、靖江、海安三市一县;第三方案下辖泰兴、姜堰、靖江、兴化四市。他们认为第三方案比较好,同时应考虑扩大泰州城市规模和城市功能,将现属姜堰市的鲍徐、寺巷和现属泰兴市的刁铺、口岸、田河、永安6个乡镇划归泰州市,与东郊、西郊、泰东、泰西、朱庄5个乡共11个乡镇联合组建为泰州市郊区。

研究小组还对调整部分行政区划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行政区划调整问题议论已久,而且又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调整动作较大的扬州、淮阴两市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很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意见。如扬州原来经济总量已排全省第三,在国内外已有一定的知名度,现将扬州一分为二,经济总量将大大减小,特别是一批有较高知名度的规模企业以及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市)将划出去,冲击和影响较大。在这次调整中,还可能出现相互攀比的现象,一是城区规模和经济实力不相上下的县市对选定做为中心城市的市可能会不服气,二是苏南一些实力和规模明显优于苏北的县级市这次没能升格,也会感到不服气。此外,重新组建地级泰州市的领导班子也是一件相当重要而又具体复杂的工作,由于体制上的衔接和各项工作短期内难以很快到位,经济工作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和负面影响,区域经济不能迅速进入有序状态。从社会上看,由于涉及自身利益的关系,干部和一般群众对这次区划调整也会有不同的反映。如果在区划调整中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预见不够,措施不力,则可能造成人心浮动、思想混乱、工作消极、生产下降、集体上访等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建议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采取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规划论证、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对策措施。

书记办公会讨论过两次,方案有所变动:未来的泰州市设城区和港区,不设郊区。城区以泰州原有的地域为主,可考虑从寺巷、鲍徐再划入一部分。8月3日获悉这一情况后,我便向研究小组提出,希望能将塘湾一并划入,因为市区的外环路已经规划到塘湾境内,否则将有碍城市规划的实施。他们随即查阅了地图,认为我们的意见有道理,答允待总方案确定后,将来再作微调。

只看该作者 12 发表于: 07-27
(26)瓜熟蒂落




1996年2月13日晚,我们在南京听说,今天省委许仲林副书记已把李炳才和施国兴找来,就扬州地区行政区划调整问题与他们通了气。这就是说,行政区划调整问题经过多年的酝酿和调查论证,省委终于作出了决策,下一步即将进入实施阶段。当我们听到这一喜讯时,内心感到莫大的宽慰,多年的奔走总算没有白费。但是,这时候我们还得注意保密。

因为省政府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需要明确未来泰州市政府和海陵区政府的驻地,起草文件的同志征求我们的意见。这一问题事前没有研究过,我们无权擅自作主,于是第二天一早,李强、柳生荣和我便赶回来向市委市政府请示。那一天已是腊月二十六日,书记、市长们正在准备去慰问解放军,听了我们的回报后,匆匆商定了一个意向:市政府驻府前街26号,区政府驻人民路一号楼。15日,我去南京作了回报。

春节过后,据说省里又讨论过一次。当时,陈焕友书记和郑斯林省长都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为了抢时间,省里派专人于3月6日去京,将拟好的报告送请书记、省长审阅签发。报告定稿时,把扩大泰州城市规模的内容划掉了。陈焕友考虑,为了减少阻力,顺利地完成这次调整,还是分两步走比较好,先解决市一级的区划问题,扩大泰州城市范围的方案,可留待地级泰州市组建后再实施,那时候许多思想工作要好做得多。

3月13日,省政府给国务院的报告送出。4月26日,从南京传来了消息:江苏关于调整部分地区行政区划的报告,总理办公会议已通过。这时候,我们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有一次,朱爱群书记跟我开玩笑地说:“老程啊,竟然给你画出来了”!我想,如果没有“春兰”的崛起,如果没有外界那么多热心人的努力,我所写、所画的可能只是空想。

批准文件还没有正式下达,消息已从北京和省级机关纷纷传出,一时间成为泰州及其周围地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有的同志去扬州联系工作或参加会议,常常会听到“今后我们将平起平坐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开会了”之类的话,甚至还有人说“新的泰州市已定于七月一日挂牌”。说得那么确凿,许多人便信以为真。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总理办公会议对调整方案认可了,还不等于正式批准,还不好立即宣布执行。

5月17日,张秉铎厅长和省政府办公厅张晓玲处长陪同国务院四局的鲍学会处长和民政部区划司张明亮副司长、审批处张炘处长来泰考察。这是审批过程中必须经过的程序。考察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实地了解一些情况,看看这个城市的基础,考察它能否起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同时听一听当地对行政区划调整有哪些意见。考察组听取了情况汇报之后,一致认为泰州是扬州东部的经济中心,已接近或基本达到发展中等城市的条件,基础是扎实的,前景非常好。张司长说,“面积只有119.5平方公里的市,全国少有。行政区划制约了泰州经济的发展,城市应该向江边靠,区划应作适当的调整。按两个区的格局形成一个中等城市,这样的设想可以考虑,调整是必然的。民政部原先主张一步到位,但省的意见一步一步来。未来的泰州市是大家的地级市,不是泰州的地级市,规划现在这样做,将来实施可能更容易些”。考察组还一再交代:“虽然这么说,近期还要保密,限在今天这个范围,不传达,不外传,一切听省委招呼”。

国务院的同志,对江苏这次采取先汇报,在上下对方案取得统一认识之后,再正式报批的做法,表示赞许。工作做得比较细,实施起来就比较顺当。

按照规定,关于调整我市行政区划、新组建地级泰州市的文件中,在省政府的请示报告后面,应附扬州市政府、泰州市政府的逐级请示报告和有关县(市)对调整方案表示同意的报告,在泰州市政府的报告后面还要附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省里本来想争取请国务院先批下来,这些附件以后再补报,为此事张连珍副省长和张秉铎厅长曾多次去北京做工作,最终还是未能得到同意。国务委员李贵鲜说,报告文件不齐全本来是不可能提交总理办公会讨论的,已经给你们变通了。原来想争取早一点把问题解决,这一来反而拖延了一些时日。据说,湖北、福建两省在进行区划调整时,曾发生过国务院批准文件下达后迟迟不能实施的情况,例如湖北荆州地区与沙市合并成立荆沙市,就由于事前工作没有做好,荆州人说,“三国时是关云长大意失荆州,如今是×××出卖荆州”,意见一直反映到中央,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所以,国务院不得不坚持必须按规定程序办。

7月3日下午,省委许仲林副书记、陆军副秘书长、民政厅张秉铎厅长和扬州市施国兴市长一起,约泰州、泰兴、姜堰、靖江、兴化的市委书记到扬谈话,通报扬州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布置各市打报告,同时宣布人事、财政暂时冻结。4日一早,市委开会传达布置。市政府的报告好办,省里已经代为拟好稿,只需市委常委通过,即可编号打印;比较麻烦的是城市总体规划。

泰州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还是1983年编制的,那时城市面积只有37.92平方公里。1985年、1988年先后划入了泰西、朱庄和泰东三个乡,城市总面积已扩大到119.5平方公里,而且现在的建成区早已超过了原来的市界,现在的城市总体规划已不能真正反映泰州城市现在的面貌。虽然早就打算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但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迟迟未定,整个修编工作尚未开展。加之,当时负责城市规划工作的袁慰侪出差在外,而报告最迟须在5日送到扬州,时间十分紧迫。为了应急,临时研究决定:以原城市总体规划图为基础,加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规划,由建委负责组织专业人员按同一比例绘图,我则负责改写城市总体规划的简要说明。因为事关泰州城市的前途,人民印刷厂的职工在承印城市总体规划图时,发挥了空前的积极性,绘图人员于5日午后交稿,他们随即派专人专车送无锡电子分色制板,连夜返回上机印刷,6 日早晨顺利完成任务。我市的报告,最后一个送达扬州。
7月24日,汪洋给李强挂来电话:国务院的批文已由张连珍副省长带回南京。接着,我便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张厚宝市长。7月27日,见到了蔡锦云从北京带回来的国务院批文的复印件。批复的时间为 1996年7月19日。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调整扬州市行政区划。撤销县级泰州市,设立地级泰州市,将扬州市代管的泰兴、姜堰、靖江、兴化4个市划归泰州市代管。

二、泰州市设立海陵区,以原县级泰州市的行政区域为海陵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人民路1号(按:应为人民路一号楼,系原报告有误。人民路1号在一号楼之东,是磁电机厂的门牌号。)

三、泰州市人民政府驻海陵区府前路26号。

四、调整后的扬州市辖广陵、郊区2个区和邗江、宝应2个县,代管仪征、江都、高邮3个县级市。

上述行政区划调整和机构设置均应本着“小政府、大社会”和“精简、效能”的原则,在不增加编制规模的情况下进行,所需费用由你省自行解决。
8月2日,省委、省政府召开行政区划调整会议,宣布国务院的批复,决定立即贯彻实施,并对有关工作作了部署。

省委决定:成立泰州市筹建领导小组,由陈宝田、丁解民、翁振进、邵军、朱爱群、陈克勤、陆余文、黄龙生、吕振霖、万门祖等组成,陈宝田任组长,丁解民任副组长,下设9个办公室,并于8月12日来泰驻乔园正式对外办公。

在筹建领导小组领导下,经过近3个月的紧张运作,11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一个新的地级泰州市宣告正式成立了。
只看该作者 13 发表于: 07-27
扬泰没在83年分家的确有点儿奇怪。
移动:小心😆电信🤣诈骗
电信:小心😳移动🙄支付陷阱
只看该作者 14 发表于: 07-28
泰州如果83年设地级市应该发展比现在好,最可惜的是常熟,按83年的规模妥妥的一个小地级市。
虚省
建州
分大县合小县
乡镇市自治
市分二等:县辖市、州辖市
首都设中央直辖行政区
只看该作者 15 发表于: 07-28
可咨参考一下当年常熟差了些什么
常熟没升地对苏南苏中的城市格局影响巨大
Sold my soul broke my bones
Tell me what did I get
I kept my promise man
Show me the promised land
只看该作者 16 发表于: 07-28
看完全文,可以感觉到地方对长江港口的重视。扬州发展经济的一个难处,就是在长江边没有合适的港口岸线,目前扬州只在江都有少量3.5万吨码头,其它没有超过1万吨的码头。
只看该作者 17 发表于: 07-28
没太大必要成立地级泰州市。
山川形便
地理区域划分为基础,大地市、大县为主体,村居为单元
废省改郡县制(都市圈、统计区)
虚设监察区(大选区)
城乡分治,乡村县管,适域市(城)有限自治,分街坊,大城设区
反对民族自治和联邦制
只看该作者 18 发表于: 07-28
泰州以攻击扬州小马拉大车起家,成为小马拉大车的最佳案例。
为了满足蕞尔海陵的野心,废掉长江以北一大都会。
泰州升地的决策者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欢迎全国人民来抚州市知名古县南城县旅游
南城县的一切优质资源应该迁往抚州,才合乎政治格局
只看该作者 19 发表于: 07-28
同时建设海陵和高港两个城区,远远超过了当时泰州的实际能力。
至今海陵都是江苏规模最小的地级市主城区,甚至比宿迁昆山还小一圈,得和江阴去比比了。高港在省内同期起步的新城中,成果也不是特别亮眼。
硬要一挑二,结果就是两个都不成。
Sold my soul broke my bones
Tell me what did I get
I kept my promise man
Show me the promised land
只看该作者 20 发表于: 07-28
坚决支持撤销地级泰州市。
山川形便
地理区域划分为基础,大地市、大县为主体,村居为单元
废省改郡县制(都市圈、统计区)
虚设监察区(大选区)
城乡分治,乡村县管,适域市(城)有限自治,分街坊,大城设区
反对民族自治和联邦制
只看该作者 21 发表于: 07-28
泰州一面抨击扬州市管市,结果自己不也一样?讽刺。
山川形便
地理区域划分为基础,大地市、大县为主体,村居为单元
废省改郡县制(都市圈、统计区)
虚设监察区(大选区)
城乡分治,乡村县管,适域市(城)有限自治,分街坊,大城设区
反对民族自治和联邦制
只看该作者 22 发表于: 07-28
地级泰州市确实是被搞成了,但恐怕已成省内内斗最严重、最“散装”的了
只看该作者 23 发表于: 07-28
回 炎黄剑 的帖子
炎黄剑:泰州如果83年设地级市应该发展比现在好,最可惜的是常熟,按83年的规模妥妥的一个小地级市。 (2021-07-28 00:44) 

83版方案的问题就出在泰州、常熟上,如果当初没有操之过急的话,能避免掉后来江苏省的很多矛盾
只看该作者 24 发表于: 07-28
回 山川形便 的帖子
山川形便:泰州一面抨击扬州市管市,结果自己不也一样?讽刺。 (2021-07-28 10:35) 

时代不同了。83年的市还是狭域市,市县是平行的。最明显的是泰州市和83年县改市的常熟不同,基本没有农村地区,农村全给了泰县。至于后来县改市泛滥,全国大面积普及,再说市管市完全没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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