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垣租界]清朝满城的一些资料，慢慢完善 [复制链接]

满城一般要求有满洲八旗驻防，有独立的城墙，旗民不混居。汉军八旗驻防的，或旗民混合的，在清朝官方资料中没有列为满城。
但实际上，这个界线并不明显，所以对于满城的数量，是有争议的。也有人为了避免驻防汉军八旗的不算，改称旗城。
以现代角度来说，多数汉军旗人的后代也改成满族了，所以叫满城也没啥问题。

好了，对于我等P民来说，那些破事都是考据党的事，我等只把有驻防八旗的，相对独立的城池，都算作满城。管他那么多操蛋。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两点结论：

　　首先，清代朝廷十分重视渤海的战略地位，始终把控制渤海看成是国家海洋安全的首要任务。因此，清雍正帝开始，就将渤海划入内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的管控。在此我们必须指出，其一，由于渤海以内没有能够设置州县衙门的比较大的岛屿，在此划分内洋和外洋的唯一标准就是距离海岸线的远近；其二，无论是从追究“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里”的失盗疏防责任来看，还是清道光时期规定水师白天津出发径直巡逻到庙岛或天桥厂情况来看，整个渤海均被纳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区，即内洋和外洋。

　　其次，天津水师四次设立，又四次裁撤。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导致天津水师旋设旋撤的最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就局部来说，天津作为京城的海上门户，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为了京师的安全，必须在天津设立水师。因此，朝廷多次酝酿在此设立水师。然而就海防全局来看，只要在军事上控制了蓬莱、庙岛群岛和铁山一线的渤海海峡安全，也就确保了整个渤海的安全。渤海处于安全状态，天津作为海上门户自然是安全的。因此，天津水师的设立就显得无足轻重。一方面是京师门户，必须重点防卫；另一方面是渤海之内的各个海口，与渤海海峡相比，其地理位置显得无足轻重。这正是天津水师旋设旋撤的根本原因，要求设立天津水师，是基于京师安全考虑；要求撤销天津水师，加强渤海海峡的水师活动，同样也是为了京师的安全。二者的着眼点虽然有所不同，但目的却高度一致。如果说，在清前期人们还比较重视天津门户的价值，雍正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设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把天津海口看成是“腹地”，越来越重视渤海海峡的战略地位，天津水师旋设旋废，就是最好的证明。晚清时期，中国海防危机不断加重，尤其是在1860年和1900年外国侵略军两次直接侵入京津地区，震动朝野。尽管如此，人们在思考海防问题时，无一不从宏观战略考虑京畿的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渤海海峡的军事控制。例如，作为晚清国家头等大事，北洋海军的筹建，威海和旅顺军港的修筑，乃是朝野的共识。局部战略必须服从于全局战略，这是最典型的例证。笔者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只是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而人类则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环境包含着各种可能性，它们的被利用，则取决于人类对于环境的认识能力。人与地的关系，并非是天然环境单方面之作用，人类对于天然环境，亦有自由选择与自由活动之余地。在天津设立水师是为了京师海上门户的安全，撤销天津水师，加强渤海海峡的军事力量，同样也是为了京师的海上门户安全。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地理因素。距离天津海口10余公里，有拦江沙一道，水面隐约可见。“沙埂积宽三四里不等，潮长水深一二丈，潮落水仅尺余”。由于这一沙埂的存在，形成天然屏障，大型船只很难直接驶进海口，天津因此处于相对安全状态。同时，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情况，导致天津水师驾驶大型战船出入海口相对困难。清乾隆初期，天津水师官兵无所事事，从不认真巡缉。每遇操演，无不敷衍了事。固然由于八旗子弟积习，同时也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清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由于山东水师和奉天水师控制了渤海海峡，海匪很少进入渤海活动，很少滋扰天津海口，天津水师的兴废因此变得无足轻重。直隶总督方受畴一语中的：“该处海口虽通外洋，第有拦港沙一道，延袤宽广，俨如海沙外卫。如有大船前行，必由沙之东北迂折进口，且须换船守候潮风江盛，方能行驶。”[14]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天津水师或轻或重的位置，是否值得大量投入军费，一直成为直隶总督撤销天津水师或者反对复设的重要因素。唯一的例外是雍正时设立天津水师，当时主要是基于全国军事部署的需要，着眼于训练一支满蒙海上劲旅，并非仅仅为了天津和京师的安全。

注释：

①例如，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闽省奉文承造天津大赶缯船五只。经臣分未福州厂盐法道菩萨保、泉州厂护理兴泉永道厦门同知辆须缏、漳州厂升任汀漳龙道雅尔哈善委员在省立厂办料承造。于本年五月内竣工，六月内委令督标水师参将刘便等驾送天津，交收在案。所有五船工料，按照船身丈尺等则，每船致应准销正项部价银五百九十两四钱零，又加七津贴，并另加三分银五百九十两四钱零。五船正价、津贴，共银五千九百四两五钱零。”参见《福建巡抚周学健奏为闽省奉文承造天津水师大赶缯船不敷银两请仍照实需工料核销事》(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36-0021-08。

【参考文献反而要付费的文档才能复制，所以不列了】

　　1858年(清咸丰八年)春季，英、法等国公使要求驻扎北京，清廷坚决拒绝，双方外交观念尖锐对立，战争风云开始在渤海上空密布。是年4月，英法载有2600多人的军舰抵达大沽口。5月20日，英法联军以炮艇掩护陆战队登陆，清军发炮还击。双方激战的结果是，南北炮台陆续被英法联军攻占，清军大约300多人战死，杀伤联军士兵近百名。5月26日，英法联军沿河到达天津城。6月中旬，清朝大臣被迫与英、法、美、俄公使签订《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舰队撤走，清廷谕令礼部尚书瑞麟署任直隶总督，并谕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天津海口防务。

　　鉴于天津海口清军不堪一击的严峻形势，瑞麟于是年9月7日奏请复设天津水师，以济燃眉之急。他强调：“现在海口大沽两营，仅止额设陆路弁兵一千六百余名，本形单薄。历年防堵，均系临时征调，现在海氛未靖，设或再有警报，仍复仓促调度，既虑缓不济急，且调来陆路之兵，于防海亦不得力。思患预防，因时制宜，惟有复设水师，方可捍卫海疆。”[32]拟设立水师弁兵21300名，步兵800名，马兵200名，合计3000名。除原驻海口二营1300名之外，再增兵1300余名，可从天津镇古北口地方移驻。至于战船4艘，则奏请由广东、福建两省调拨，配带炮械，酌派熟谙海洋将领2名，精选水兵40名，管驾前来，借资教习。一面在天津附近招募土著乡民，补足兵额，发交该提督加紧训练，迅速成军。其经费则由长芦盐政每斤加价二文筹集[32]。

　　清咸丰帝在外患逼迫之下当机立断，谕令：“天津海口原设水师，于道光元年、六年先后将水师总兵及水师营裁撤，现值海氛未靖，自应亟筹复设，以重防务。本日已谕知黄宗汉、庆端等于闽广两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只，备齐器械，派员管带，设水师二千名，与马步官兵共成三千名，除将原额抵补外，共添兵一千三百余名。及添盖兵房等，均照议办理。”[33](P1114)这道谕旨追溯历史，明确指出天津水师在清道光元年和六年两次分别裁撤情况，却并未提及清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天津水师复设情况，由此可以判定，第三次天津水师复设限于公文讨论，并未真正着手实施。

　　同日，清咸丰帝向两广总督黄宗汉、广东巡抚毕承昭、福建巡抚庆端和继任巡抚瑞殡等发出谕令：“瑞麟奏筹办海防善后，请于闽、广抽调战艇各船只，天津现筹复设水师，以备不虞，所需派调各船，自应及早筹备。著庆端、瑞瑸、黄宗汉、毕承昭于各该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艘，配带炮械，酌派熟谙海洋将弁二员，精选水兵个四十名，管驾迅速赴津，以资调遣。”[33](P1115)

　　这一谕旨到达福建时，瑞殡已接替庆端为福建巡抚，闽浙总督为王懿德。王懿德复奏说：“闽省水师各营向无设立艇船，其额设战哨船只间多在洋遭风击碎及被会匪毁失，同[安]小号各艘不堪调派。且闽省至天津水程数千里，必须慎调甫经修竣最为坚固者，方可远涉风涛，以资调用。刻即冬令，北风顶逆，戗维艰，须俟来岁春夏之交南风盛发，始能操驾北上。”[33](P1233-1234)这是说福建当时不仅没有合适的战船可供调派，即使有船，而因为北风盛行，福建船只也无法立即调往天津。不过，他为了应付清咸丰帝的谕旨，还是奏报说已经筹集了经费，饬令加紧修造大、小同安梭船共4只，“赶于明年三四月间南风司令之时，小心操驾赴津，听候调遣”[33](P1234)。

　　1859年(清咸丰九年)夏季，福建派往天津的战船并未按计划成行。拖延至8月，这四只战船终于完成修造任务。是时，闽浙总督王懿德认为财政困难可以通过大量铸钱来解决，在没有铜材料的情况下他下令铸造了大量铁钱，然而这些铁钱在福建无法顺利发行。为此，他将库存的12万串铁钱准备分批运到天津来销售，其中6万串铁钱搭装在4只战船上，6万串铁钱准备雇佣商船运输。清咸丰帝接到王懿德奏折后当即下令阻止其运输计划。他说：“现在天津一带民间并不行用铁钱，若雇觅商船运解，跋涉长途，徒滋靡费，所有师船胯运之铁钱六万串，如业经启程，即毋庸议。其余铁钱六万串，著庆端、瑞殡即饬令停止起解，以节靡费。”[34](P210)但是，在直隶总督庆端等奉旨之前，这12万串铁钱已先后运到天津。清咸丰帝得知这一消息，无可奈何，著令天津道恒福察看情形，“如果壅滞难行，亦可作为废铁暂为存储，预备铸造一切防具，亦有裨益”[34](P250-251)。从这一事件的处理经过，可以看出，福建派拨的天津水师战船于1859年秋季驾驶到天津。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清咸丰时期有关复设天津水师的最后一个公文。

　　清咸丰帝颁发广东督抚的谕旨根本没有下文。1857年冬，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广州沦陷，两广总督叶名琛当了俘虏，广东巡抚柏贵当了傀儡。清咸丰帝任命黄宗汉为新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毕承昭任广东巡抚，要求他们驱逐英军，收复广州。黄宗汉到达广东后，驻扎在惠州(治今惠阳东)。清咸丰帝关于调派四只广东水师战船的谕令到达广州时，黄宗汉已奉谕调任四川总督。因此，我们既没有看到黄宗汉的复奏，也没有看到毕承昭的奉旨情况。

　　1859年秋季，好像被彻底遗忘了一样，复设天津水师一事再无任何公文提及。抑或是战争形势没有给予天津复设水师的机会，抑或是新任直隶总督庆祺对于此事不够热心，不再催促。总之，复设天津水师一事再次如泥牛入海，不能不令人感到当时政治的诡异，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折，完成了公文旅行就结束了任务。此次筹议复设天津水师，自1858年秋季咸丰皇帝谕令调集广东、福建战船开始，到1859年秋季以后，复设水师又被束之高阁，时间不过一年有余。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英国兵舰、商船开始在中国沿海频繁活动，闯人中国内外洋面，京师官员感到压力日益增强。翰林院侍读鄂恒奏请复设天津水师。他认为，天津海口虽然号称腹地，乃是京师之保障，较之闽、广、江、浙诸海口更为重要，从福建到天津，顺风七天就可到达，天津海口尤须重兵防守。请皇帝饬下直隶总督，悉心筹划，“于天津沿海诸营重设水师，以为预防之计”。清道光帝朱批：“兵部议奏”[26]。

　　兵部复奏指出：“那彦成折内所称海口数十里外有拦港沙一道，现在有无塌涨，洋船是否不能进口，有备无患，应否添设水师，抑或天津原有炮兵驻扎陆路弁兵足资防卫，臣等碍难悬断。议请旨饬下直隶总督察看情形，从长筹计，勿惮更张。”[27]

　　1839年7月，昌黎发生一起重大海盗抢劫伤人案件。海盗抢劫赵姓、周姓商人白银41130两，连伤6人，待营兵追至，两只海盗船只已扬帆远去。风闻海盗船只8艘，继续在天津海口一带来往，伺机劫夺，遇货船则劫掠，遇客船则砍断蓬索、舵尾，任其漂流。“似此肆无忌惮，实属愍不畏法。”[28]陆路兵丁望洋兴叹，对其无可奈何。清道光帝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就添设水师之处，剿灭海盗事宜，悉心筹划。

　　1839年11月25日(清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直隶总督琦善经过实地考察，对于复设天津水师提出异议。在他看来，天津海口二十里外的拦江沙，袤延宽广，自然天成，犹如海中外卫。沙中有沙槽一道，闽广商船于夏秋季节乘潮水高涨之时可以内渡。外洋巨舰无法越过此沙，进入内洋和内河。“此外，近接天津，有口门可以通海者，惟顺天海宁沙县属之北塘汛一处，其海口迎面也有拦江沙横亘阻隔，只有赴奉天贩粮商船守候潮汐出入，概无别项船只来往。其余沧州静海、青县、盐山、庆云等县，处沧海而不通海者居多，且其近岸多系流砂。惟该处世居乡民自幼练习高跷，方可循至水滨，捕鱼为业。至于永平府之遵化县所属，除淤塞外现尚有海口十一处，内惟昌黎县之浪窝口，即前此被劫之区，系属滦河尾闾，平日水深四五尺，迨涨潮时深至八九尺不等。凡海船过境，因该处觅水较易，每在距岸数里外洋停泊，另用小船人沙取水，大船亦系不能进口。”[29]

　　因此，他对于复设天津水师一事，明确表示反对。“至应否添设水师之处。伏查永平府一带向未设立水师，惟天津地方从前虽有水师营分，而北人不谙风涛，放洋本非所长，其拦江沙以内无大船前来，是以屡设屡裁，未始不由于此。现在如果议请复设，自系专重防范盗匪。而本年洋盗远来肆劫，除昌黎县一起外，其余均在外洋。纵使查找嘉庆二十二年旧章，添设水兵一千名，战船八只，分为两班轮流巡哨，而东接奉天，南达山东，其间直隶洋面共八九百里之遥，仅借巡船四只，即弁兵均肯实心实力，亦恐势难周匝，仍不免有此缉彼劫之虞。”如果江、浙、闽、粤水师均为劲旅，盗匪无从北上。如果设立水师，水兵需要从南方各省调拨，船只需要福建修造。现在江、浙、闽、粤海防正在吃紧之时，未便抽拨调用。“臣愚昧之见，直隶各路海口应请仍循其旧。臣惟有严督镇将，就陆路严加防范，遇有洋盗上岸，悉数擒拿。”[29]复设天津水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此再次搁置。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谕令沿海各省督抚筹议善后章程。1842年11月14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在善后章程中提出天津海口应当水陆兼防的战略方针——“有陆兵防之于岸，不可无水兵防之于海”。在他看来，天津海口必须复设水师。“向来天津原有水师，业经两次裁撤，此时若以复设，则须增添总兵以下参、游、都、守等官不下数十员，建衙署，造战舰，募教习，旷日持久。无论经费浩繁，其究竟能否得力，尚不可知。”[1](P445)此处，讷尔经额尽管提出复设天津水师的设想，却认为水师复设既需要一定时间，又需要充足的经费，当下难于公开着手筹建。为此，他提出首先训练一支善于凫水的军队设想。“臣愚以为所贵乎水师者，以其能出入海洋，于水中取胜也。现在沿海各营兵丁生长水滨，大半皆习水性。若择其善于凫水者，在海河之内勤加教练，使之由浅而深，由暂而久。其不能者亦以所制水带系之腰间，令其演习。久之，善水者多，即可编为水队。盖御贼于水中，斗力不如斗智。既有熟娴水艺之兵，或扮商渔以诱之，或乘夤夜以扰之，皆可出奇制胜。其船上舵工以及阑头、守桅、牵篷、摇橹、抛碇、炊爨诸色人等，均以水兵选充，如此则不必有水师之名，而已收水师之用。”[1](P445)

　　关于战船，讷尔经额认为应当因地制宜，建造适合在渤海航行的船只。在他看来，奕山进呈的广东成造的五种战船未必适合天津。他说：“南北省海岸、口门深浅不同，即以大沽海口而论，拦江沙上大潮水深丈余，小潮水深仅止数尺。如长十余丈，宽二三丈，高深二丈以外之船，吃水一丈五六尺者，即不能出入。兹就北洋情形度其最稳最灵而北人便于操驾者，莫如本地之商船。”讷尔经额之所以选择本地商船，固然是因为这种船只便于在本省洋面活动，更重要的原因是要服务于他的群狼战术设想，即以众击寡。“盖水上决胜，但宜以小制大，以多制少，以虚制实，以暗制明，较为得力。今拟用商船，不加彩绘，不用战舰规模，惟取其木料坚厚，驾驶灵便，令彼自洋面见之，仍与寻常商船无别。则我可以施其机谋以操胜算。”[1](P446)这种战术设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有很多人提出，事实证明，没有什么作用。在战后继续坚持这种战术，则明显是不识时务。

　　“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则彼之趋避无准；击贼于内洋，而勿使近岸，则我之藩篱自固。”这是明朝人提出的海上战术原则。讷尔经额为此提出了天津水师的巡哨问题。他说：“兹拟水陆兼防，实用其意。”[1](P446)

　　讷尔经额关于上述《天津善后章程》的奏折到达北京后，经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详议，清道光帝于是年12月6日(十一月初五日)发布上谕明确指出，各省水师积习，仅于近海处所虚放枪炮，遇有匪船滋扰，不能出奇制胜，辗转效尤，几成故套。此次所练水兵，要求讷尔经额明定章程，酌筹赏项，务必实事求是，不得装点虚文。关于战船式样以及配兵若干等，著该督详晰核议具奏[1](P535)。针对天津水师巡洋会哨问题，清道光帝是日谕令盛京将军禧恩和山东巡抚托浑布：“奉天、山东原有会哨之例，现在直隶即有巡哨兵船，则三省洋面连为一气，于巡查、哨探自可益形周密。著禧恩、托浑布严饬该兵弁等酌定日期，会同直隶巡洋兵弁一体梭查。倘有洋匪窃发，果能于出洋会哨之时擒捕击获，准予加等鼓励。其有畏怯风涛，仅知泊船近洋，不能驾船远探者，一经查出，即严加惩处。务使稽查得力，洋面肃清，是为至要。”[1](P538)

　　12月18日(十一月十七日)，盛京将军收到上述谕旨后，认为三省水师巡洋会哨连为一体，用意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在他看来，山东水师与奉天水师按例巡洋会哨，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与天津水师会哨？向来奉天水师是夏初出巡，秋末回汛，往东巡至凤凰城与朝鲜搭界处，往南巡至隍城岛以北与山东搭界处，往西巡至与天桥厂与直隶搭界处。1746年(清乾隆十一年)，前盛京将军达勒当阿以金州旅顺口设立水师营，请求于每年六月所派兵船与天津水师官兵会哨于天桥厂，而天津都统复称：天津海口东北至天桥厂900余里，其间有草蒲甸等处沙滩，仅止水际七八尺，大船不能行走，必须往返旋绕2000余里。经户部、兵部会议，奉天玉天津水师在天桥厂会哨应毋庸议。不过洋面浅滩、航道沙线今昔情形不同，如果直隶巡船现在可以巡至天桥厂、觉华岛等处，金州水师自然遵照谕令按期会哨[1](P606)。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初，讷尔经额奏请天津水师营配备战船六艘，分两路巡逻直隶所属内外洋，并与山东、奉天水师定期会哨。“向来直隶与奉天会巡系在天桥厂地方，嗣因沙滩阻隔，曾经奏明停止。今商船日多，沙线熟谙，均由天津直抵天桥厂，并无纡道，是直隶与奉天巡船会哨，自应以天桥厂为便。至山东省蓬莱县之庙岛实为海道咽喉，距天津海口约一千余里，直隶之船必巡至庙岛，始能得南洋有无来船消息，应请以山东庙岛为直隶、山东两省会哨之地……其配带之兵丁，一船或五十名，或六十名，每船以一员领之。每年自三月轮班出洋，至九月以后归坞。惟海洋风候靡常。只可以一月一出入为限，不能定其日期。两省巡船亦未必能克期俱到会哨处所。兹议天津哨船由天津镇给予印照，巡至山东庙岛，即将印照赴该管营汛呈验。该营汛于印照上注写某镇哨船，于某年月日巡至某营汛会哨一次字样，盖用印信，由领哨备弁持回呈镇，以杜匿近避远之弊。其通永镇哨船巡至奉天天桥厂，亦即照此办理。”[5](P89)这是强调天津水师巡洋会哨此次不能沿岸而行，必须在渤海深海区取直线行走，径直到达天桥厂和庙岛。很明显，这是把渤海全部看成是外洋，看成是直隶、奉天和山东三省水师的管辖范围。

　　这一建议经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奉旨讨论，认为：“既书定界址，宽其期限，分班巡还，周而复始，并于哨船到处呈验印照，注明月日，以杜规避，立法甚为周密，应如所议办理。”[5](P89)因此，清道光帝采纳这一建议，下达谕令：“奉天、山东原有会哨之例，现在直隶既有巡哨兵船，则三省洋面连为一气，于巡查哨探自可益形周密。著禧恩、托浑布严饬该弁兵等酌定日期，会同直隶兵弁一体梭查。倘有洋匪窃发，果能于出洋会哨之时擒捕、击获，准予加等鼓励。其有畏怯风涛，仅知泊船近洋，不能驾船远探者，一经查[实]，即行严加惩处。务须稽查得力，洋面肃清，是为至要。其应如何分班轮转及出哨、回哨日期，如何认真稽核之处，并著明定章程，奏明办理。”[30]这就是《清史稿》作者所说的，“定期会哨，以登州、岫岩城、锦州三处为呈票考验之地。有畏避风浪、巡哨贻误者，严惩之。”[31](P4099)

　　就上述君臣之间往返的谕折来看，从1832年开始提议复设天津水师，历经十年酝酿，到1842年冬季正式开始筹议直隶、奉天、山东三省巡洋会哨办法，标志清廷已经决定复设天津水师。此次天津水师营的复设至少在公文程序方面完成了准备工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嗣后的奏折和谕旨中却看不到天津水师营的任何巡哨活动。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次天津水师的复设最终是半途而废。

　　乾嘉之际，中国沿海盗匪猖獗。1799年(清嘉庆四年)，直隶总督梁肯堂奉谕，立即饬令天津镇总兵苏宁阿带领营弁前赴直隶与山东交界海面实力巡逻。并饬山永协副将调派将士前往各海口侦探[16]。由于没有水师，没有战船，直隶官兵显然无法直接进入海洋堵截盗船，无法剿除海盗，京津门户可能遭受严重骚扰，直隶的海防空虚全部暴露出来。

　　为了防范海盗结伙袭扰渤海，为了京津海上门户安全，清廷决定加强天津海防，重建天津水师。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冬季，直隶提督徐焜查阅天津营伍后，奏请复设天津水师。“今天津复设水师，其海内巡缉必须船只合宜，岸上控制亦须炮位得力。所有须用各船，似应仿照闽省大同安梭船式，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成造。其新设水师官兵，除抵裁陆路兵额外，尚须添募若干名。每年需用粮饷亦宜预筹长久之计。”[17]他建议，满洲驻防水兵应由京口、乍浦、福州、广州按其兵数之多寡酌量抽拨。绿营水兵亦由江、浙、闽、广外海水师中酌量抽拨。在各省则衰多益寡，在天津则聚少成多。并以原营抽裁之额粮作为津营移驻之新粮，似此转移，不致糜费帑项。将来水师缺额可以在附近居民中召募。炮台安设大炮以及战船配置大炮则从闽浙收缴的海盗炮位中调拨。“如此酌筹办理，则以江、浙、闽、广抽拨之水兵驾坐各省代造之营船，并将闽省收缴投诚之炮位酌拨若干，装载该省所造船内，一同运送来津，似觉一举两得。”[17]

　　徐焜的奏折到达北京后，清嘉庆帝于12月18日(十月三十日)批交大学士会同兵部议奏。12月29日，兵部官员认为，天津海口一带为内河、外海之冲，地方扼要，“应请如该提督所奏，添设天津水师绿营兵一千名，立为专营。惟天津新城地方，现本设有葛沽陆路营，其大沽海口两处亦设有陆路营汛。此时既设水师，则陆路无需重设。所有该处陆路游击一员、都司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四员、兵四百四十二名应请一并裁汰，即改为绿营水师。此外尚缺兵额五百五十八名，据该提督所奏，请于江浙闽广内河外海水师营分抽裁、改拨来津……臣等查沿海一带居民，向多以出海捕鱼为业，即葛沽等营陆路所裁之兵亦本系生长海滨、狎习风涛。此次新设之水师兵一千名，除葛沽等营裁缺兵内有愿改水兵者，即令带食原粮充补外，其余缺额兵，即于附近地方陆续召募。”[17]

　　“其大沽海口等处原虽设有营汛，此次改设两营，其官弁衙署、兵丁营房俱应添建……臣等查大同安船驾驶海洋，较赶缯船差为便捷。此次新设水师兵一千名，应请设大同安船四只，小同安船四只，各随杉板船一只，已足敷用。应如该提督所请，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承造，所需工料银两由各该省照例报销。”[17]亦应按照该提督所请，饬令闽浙总督查明所贮各炮内将五六千斤、三四千斤之炮两位，再选择大炮六位以备安设大沽炮台之用。此外，再选若干炮位配置大小同安梭船，一同运到天津。

清嘉庆帝看到兵部奏折后认为，安设八旗水师驻防，各项事宜过于繁重，而抽调各地绿营组成天津绿营水师方案简便可行。遂于1816年12月29日(清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谕曰：“著两江、闽浙、两广总督各就该处地方情形，共抽裁名粮一千名，交天津新设之水师营官弁照额募充，分营管辖。”[18]而后，兵部议奏：调漳州镇总兵许松年为天津水师总兵官，并在大沽建造两座炮台。

　　此次设立水师，营房仍在新城地方，部分官兵、大炮和船只由各省调拨，部分士兵在天津召募。水师营房由盐运使陈文骏会同天津道李于培勘估，由长芦盐政嵩年与李于培负责督修。按照设计，在海河入海口南岸改筑旧炮台一座，在原址基础上加高加宽，“俟海运炮位到日，即可安设。”海口附近洋面有拦港沙一道，绵长宽广，俨若海河外卫。海船前来，必须经过拦港沙之东北，方能迂回进口。因此，计划于海口北岸添建一座炮台，与南岸炮台对峙，以为掎角之势。同时，勘得新城地势开阔，可以驻扎天津水师镇营官兵，需要修建营房1800余间。此外，还要建筑船坞、火药局等，工程浩大[19]。

　　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福建、浙江和江苏分别为天津水师建造了大号战船4只，小号战船4只，共8只，陆续驶抵直隶洋面，交付使用[20]。每船派定千总、把总、外委一员，并将福建拨兵84名分派各船，添配新募兵丁，饬令管船之员教习新兵驾船技艺。经过许松年两年督率训练，天津水师粗具规模。除了本处召募的兵丁尚欠娴熟之外，“水陆兵丁骑射技艺可观”[21]。

　　然而，四年之后，即1821年(清道光元年)，新任直隶总督方受畴建议裁撤天津水师。他说，天津水师镇总兵驻：扎新城，距离天津100余里。该处海口虽通外洋，因有拦江沙一道，延袤宽广，俨如外卫。如有大船前行，必由拦江沙之东北迂折进口，且须换船，守候风潮，方能行驶。“该处名虽海口，实系腹地。比来海疆安静，洋面肃清，似无须驻守多兵，徒滋糜费。”[18]裁撤的员弁应回各省候补。先裁闽省派拨104名，再裁本省募兵393名，合计497名，剩余500余名归天津陆路总兵管辖。裁撤大号战船2只，小号战船2只，由裁撤的福建官弁驾驶回闽。其余大战船2只，小战船2只，留津备用。将天津水师镇总兵移驻大名，以资弹压[22]。这一建议得到清道光帝批准。

　　太常寺少卿曹师曾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天津为畿辅左掖，添设水师官弁、炮台、营汛、衙署、兵房，在在悉臻完善，尤为海口扼要至计。现今直隶总督奏请移驻、裁减，不妥。“臣窃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事未具而创始为难，法大备而更张之未便。”[18]在曹师曾反对下，天津绿营水师未能全部裁撤。

　　1825年(清道光五年)，河间协副将克什德代替直隶总督蒋攸铦于5月20日抵达天津海口，查阅天津水师，分列战哨船只，盘旋折戗，演放排枪，俱各如式。船只联络驾驶轻快，兵丁下水，施放鸟枪，演舞刀牌杂技，爬桅兵丁放炮放枪基本精熟，哨船坚固，巡缉得用，旗帜炮械鲜明整齐。蒋攸铦札饬天津镇总兵音登额随时督饬操练，实力巡防，“务期外海内洋一律肃清，以收添设水师之益”[23]。于此可知天津水师营仍保持一定兵力，并负有巡缉任务。

　　是年，清道光皇帝谕令沿海水师保护漕船，提及天津水师。“著山东、直隶各督抚转饬沿海水师提镇，各按汛地，多拨哨船，分派将弁、兵丁巡防护送。”[24](P411)1826年(清道光六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又以大名镇存城兵少，不敷备战，再次奏请将海口水师官兵全部裁撤，改归大名镇管辖。那彦成认为，天津名为海口，实系腹地，与江、浙、闽、粤情形不同。海口之外有沙一道，沙船驶至此处，非熟悉海道者，不能进口。“洋面宴安，无所用其防范。此项水师岁糜帑金，无裨实用。”[25]天津水师因此奉谕全部裁撤。此次天津水师自1816年12月29日谕令复设，到1826年下令裁撤，前后不满10年。

　　1725年(清雍正三年)，鉴于八旗兵不能在海洋作战的弊端，清雍正帝谕令在天津设立满蒙水师营，教习满洲和蒙古官兵操练水战，用意至为深远。“满洲兵丁于技勇武艺俱已精炼，惟向来未习水师，今欲于天津地方设立水师营，分拨八旗前往驻防操演，似属有益。著详议具奏。”[6]旋即经兵部等议准，设立水师都统一员，驻扎天津塘沽芦家嘴(简称“芦嘴”)新城地方，满洲协领4员，佐领24员，防御24员，骁骑校24员；蒙古协领2员，佐领8员，防御8员，骁骑校8员；左右两翼共设前锋甲兵2000人，共有战船32只，大、小赶缯船各16只，分上、下两班巡洋、会哨和演练。所需战船，由福建、浙江和江苏负责修造①。

　　天津八旗水师营房位于塘沽芦家嘴，东边系火药局，西边是民居，北边临海河，墙垣南北226丈，东西260丈，内建官兵房屋、仓廒，共计500余间。1729年(清雍正七年)，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进京朝觐，清雍正帝谕令其捐资修建天津水师营内庙宇。“天津水师营城内官员兵丁二千有余，不可无祀享瞻拜之所，著修建庙宇两座：一座庙供三世佛、龙王海神，一座庙供城隍、土地。其神佛法像配合庙宇之尺寸，酌定式样，交庄亲王自内廷照式装塑送去，建造庙宇著巡盐御史郑禅宝于养廉银内捐修，毋庸记档。”[7]奉旨之后，郑禅宝立即前往水师营，会同都统拉锡共同踏勘。在街北选中地基一座，计划修建佛寺一座，供奉三世佛，两旁列坐罗汉18尊，前供龙牌，东西配殿六间，作为各官瞻拜会集之所，前殿三间供奉弥勒佛、关圣帝君、文昌帝君，背面韦驮，两边耳殿二间，供龙王海神，钟鼓楼二座，旗杆一对，山门三间，左右四天王，门房六间，后院为僧房四间，共盖房二十九间。三尊佛像与龙王海神法身由内廷塑造，其余神像均在天津塑造。在西门选中地基一处，计划修建城隍庙一座，正殿三间供奉城隍、土地，二门外两边盖房四间，庙门一间，共盖房八间。城隍、土地神像，由内廷塑造运来，本地塑造从祀各神。“每岁应支俸饷、马干等银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三两，米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七石四斗五升，截漕支给。”[8](卷10，P2-3)

　　天津满洲水师营从南方调集总领教习1员，教习官16员，水手320名(正舵工、正缭手、正椗手、正阿班、正舢班、副舵工、副缭手、副椗手、副阿班、副舢班，各32名)。“每岁应支俸薪、工食等银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九两一分一厘九毫九丝二忽，米一千九百二十九石六斗，截漕支给。”[8](卷10，P3)

　　1730年(清雍正八年)规定，天津水师营赶缯船制造尺度和材料：身长七丈四尺，板厚二寸九分；身长八丈六尺，板厚三寸；身长六丈五尺，板厚二寸六分。以上每板一尺概用三钉[9](卷40，P37-45)。

　　清雍正后期和乾隆初期，天津水师营装备大小战船20只(其中16只大赶缯船，4只小赶缯船)。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又裁去小赶缯船4只，大赶缯船8只，仅保留大赶缯船8只。满洲水师营仍保持官兵2000人(其中满洲兵1600人，蒙古兵400人)，设有满洲协领4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24员，蒙古协领2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8员，计满洲协领，每员管兵400名，蒙古协领每员管兵200名。满洲佐领每员管兵66-67名，蒙古佐领每员管兵50名[10]。每年自四月起，到八月止，分为两班在海口和内河演练水战技艺。九月至来年三月，在陆地演练旱操。在满洲水师营建立过程中，出现种种弊端。

　　首先，兵部任命水师将领不顾专业技能。1737年(清乾隆二年)，直隶总督李卫对兵部不顾专业技能互相调拨海陆将领的现象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水师将领比较特殊，非经过海洋长期磨炼者不能胜任。“武职官员有水师、陆路之分，非但服官之后职掌不同，盖自本身生长之乡与从初食粮之始，其耳目之所习，即有迥然各异者，非如骑射弓马，凡属武员俱可时常随身操练而不离者也。盖水师之用，非船不行。其在江湖内地，已有风波之险，驾驶敏钝，地势险夷，非平素习惯，即不能深知。至于海洋则茫茫沧溟，一望无际，以言天时，则四季台飓之期候尚有记载，可以预备，而风云星日之占变，狂飚异物应于顷刻，若非阅历之久，不能趋吉避凶。以言地利，必先知岛屿之向背，而后南北风之湾泊可定；必先识沙线之顺逆，而后险礁绝岸，不至触沉。且定盘之针，纤毫哨偏，即内外洋面隔越万里。加以同一战船，而修造如式者驾驶方灵；杠具坚固者，冲激无患；遇敌而占上风，全在折戗借势之巧力；临危而涉波浪，每借片板断木异偷生。凡此，水师技艺皆从艰苦得来。若陆路之员从未出洋者，海道不知径路，登舟即至昏晕，站立不能，饮食俱废，一切巡哨调度焉能洞中肯綮!更为人易欺骗，即欲尽心，而限于知识，措置失宜，不足以收实效。”[11]总之，李卫认为，水师人才应当培养于平时，海防兵制应当预备于无形。水师人员未可轻于改调陆路，“庶紧要海疆咸收得人之效，建威消萌，有备无患”[11]。

　　其次，水师操演走过场。由于国家承平无事，天津水师用处不大，成为养尊处优的处所。“平素操演，甚属懈怠。”水师营都统阿扬阿年已76岁，兼有痰疾，出入需人扶掖。每遇操演之期，多有不能亲身看阅。“以致兵丁技艺生疏，营伍渐致废弛。”由于都统约束不严，养成骄兵悍将。副都统常久抵任之后，稍加整顿，立即引起骚动。“兵丁纷纷怨望，投写无名揭帖。”[12]清乾隆帝于1743年(清乾隆八年)得到天津镇总兵傅清密报，立即谕令副都统常久会同天津镇总兵傅清查明满蒙水师营操演情况。“天津水师营兵丁平素操演，甚属懈怠。自设立以来将近二十余年，至今海内行驶尚未熟知。每年春、秋开操之期，将战船停泊海口之内，逢都统查看之时，略为撑驾，潦草塞责。及至看后，兵丁随在船中吃酒玩钱，并不上紧演习，以致有名无实。著寄字与常久、傅清查明，据实回奏。”[13]

　　常久、傅清会同查阅水操的结果是，不仅各兵所放鸟枪参差不齐，施放炮位亦不便捷，且扯蓬使风、驾船掌舵之类仍借教习之闽兵及雇募之水手，技艺实属生疏。“复又调集官兵，阅其旱操，其间虽然有一二人技艺熟练，然而大半弓箭、鸟枪平常者十居八九，而能射马箭者每一佐领下不过十数人，亦俱未能娴熟。”[12]

　　在天津设立满蒙水师营，清雍正帝的本意不仅在于拱卫京津，而且用意甚远，主要目的在于训练和保持一支属于满洲统治者的海上机动作战力量，一旦遇到军事需要，随时调往各地。但是，担任天津满蒙水师都统的阿扬阿不知皇帝的用意，昏庸无能，不能严格要求将士认真训练，以致满蒙水师“有名无实”。这样的水师可以说是毫无用处。

　　1742年(清乾隆七年)，直隶总督高斌奏请天津满洲水师营扩编，增设副都统，增添满兵1000名，合计旧额，共3000人。清乾隆帝明知满洲水师航海水平太低，而仍对其寄予厚望，当即批准了高斌的扩编计划。但天津满洲水师营是扶不起的阿斗。1767年(清乾隆三十二年)，清乾隆帝东巡，校阅天津水师，大为失望，遂下旨裁撤。“该营官分别罢斥，兵丁概行裁撤，以原驻大沽营之陆路游击移驻新城，改名葛沽营。其中军守备移驻大沽营，分辖营汛。自是海口一带，但有陆路弁兵，不设舟师。”[14]满蒙水师营分为六起，经由运河、江海等水路分别迁移到福建、广东和甘肃等地[15]。天津八旗水师营存在时间为42年。

　　直隶省，地处华北，东临渤海。海岸线北起山海关，南至黄骅港，全长约640公里。约有130余个岛屿，主要有月坨岛(由月坨、腰坨、蛇坨、西坨等7个岛屿组成，距离陆地4.8公里)、石臼坨、打网岗岛、翡翠岛、大口河岛、小王庄岛、灰台子岛、高坨子岛、葫芦头子岛、冯家屋子岛等，均为河海冲积泥沙和贝壳形成，大都靠近海岸，属于近岸岛屿。正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称：“自狼坨子至山海关袤延千余里，均在门户以内，较大洋水面狭窄，故俗称为海袖。中间并无岛屿，仅有近山海关之清风岛、金山嘴，亦系小岛。至于大沽迤南之祁口河、北塘以北之涧河口等处，稍可寄碇避风，无甚障蔽。不似东南洋面岛屿重叠，港汊纷歧，可以设伏藏舟。而各大小口门又俱有拦江沙为之钤束，船只吃水稍深者，出入即不灵便，是以从前水师屡设屡裁。”[1](P444-445)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直隶省所辖的外洋就是本省内洋以外的渤海海域。

　　1793年7月上旬，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船队经过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内外洋，到达山东庙岛附近的外洋。清乾隆帝接到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报，于7月9日传谕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等热心接待，妥为应付。“该贡船行抵天津洋面，船身重大，必须另换拨船，方能收泊内洋。而由内洋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拨运。该国贡物甚多，辗转起拨，尚须时日。看来该贡使前来热河，已在七月二十(8月26日)以外。维时恰值演剧之际，该贡使正可与蒙古王公及缅甸等处贡使一体宴赉，甚为省便。著梁肯堂、徵瑞俟贡使抵津后，即遵照前旨，妥为应付。”[2](P215)

　　山东巡抚吉庆得知英国使船到达山东外洋，立即委派登州府知府登船询问，然后向清乾隆帝奏报：“该国贡船于十四日(7月10日)在登州洋面候风开行，约计六月底七月初方可行抵天津洋面。船身重大，必须另换海船，方能收泊内洋。而由内洋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拨运。该国贡物甚多，辗转起拨，尚须时日。”[2](P132)在吉庆看来，英国使节团乘坐的大船无法直接进入直隶省的内洋，须换乘较小的海船才能到达；在内洋行驶的海船也无法直接进入内河，需要再次换乘小型驳船，才能进入内河。

　　长芦盐政徵瑞得悉英国探水船折返庙岛群岛后，也向清乾隆帝说明，英国贡船船身过大，无法直接驶进天津海口，而直隶外洋又无岛屿可以停泊大型海船，他们只好计划在山东庙岛起旱。他这样奏报说：“六月十六日(7月12日)，有英吉利国探水船一只到口，询据通事称：该贡使因船身过大，吃水三丈余尺，恐天津海口不能收泊。令该头目先来探量，现探得天津内洋水浅，大船不能进口，外洋又无山岛可以湾泊。贡物甚大，又极细巧，不敢冒昧拨运，只好就在登州庙岛起旱。该探水船即于十八日(7月14日)开行，仍回庙岛。已飞札山东抚臣速为料理，等语。”清乾隆帝接到徵瑞的奏报，立即指示：“该国贡船笨重，既因天津内洋水浅，不能收泊；而外洋又无湾泊之所，自应听其即在山东登州庙岛起旱，较为慎重。”[2](P132)

从山东巡抚觉罗吉庆、长芦盐政徵瑞的奏折和清乾隆帝的谕旨，可以看出天津附近的水面划分为三个部分：外洋、内洋和内河。是时，君臣对于外洋与内洋、内洋与内河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由此可知，直隶省的近海也是划分内洋和外洋的。

　　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江、浙、闽、粤洋面海盗活动开始横行，清廷传谕该四省督抚督率各水师提镇大员加紧镇压，同时担心海匪窜扰渤海，又谕令盛京将军琳宁、直隶总督梁肯堂加强战备。特别指出：“天津系属内海，虽向无盗匪，但亦不可不留心防范。至奉天牛庄等处向多盗案，最易藏奸，尤不可不严加堵缉。”[2](P790)这里的“天津系属内海”，是说天津附近的海域属于“内海”。在清前期，“内海”等同于“内洋”。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沧州近海发生多起抢劫案件，直隶总督琦善立即要求天津镇总兵督率地方文武上紧缉拿，并查明劫案发生地界，究竟是何营汛所辖？是内洋还是外洋？旋据天津镇总兵委员会同沧州知州、盐山县知县勘明：船户沙元善在沧州所辖之马相口对出之五十里洋面被劫，船户张怀统在盐山县所辖唐家铺对出之四十余里洋面被劫，寇姓船户在沧州所辖祁口汛对出之一百数十里洋面，均属外洋。事主一致认为，海盗皆操福建口音，属于外来海盗。“海洋失事，地方文武处分向有内外洋之分……应照外洋之例，文职免其参处；至武职，洋面疏防处分，系专指水师而言。天津水师久经裁撤，陆路无巡洋之责，因未便照水师之例开参。”[3]但因系连劫重案，琦善仍认为祁口汛负有一定责任，奏请将祁口汛外委杨殿臣、把总费增泰等一并摘去顶戴，勒限破案。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一艘商船在渤海洋面被劫。事发之后，直隶总督琦善一面委派官员前往洋面查勘，一面派遣官兵出海追缉。他这样奏报：“据委员会同地方文武勘明，被盗处所分隶天津咸山、宁河等州县对出洋面，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余里不等，均属外洋地方。”[4]又加派兵船，在海面梭巡。从这一条史料来看，即使远离海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余里”，也是划入该省“外洋”管辖的。商船在此“外洋”失盗，天津镇官兵仍负有缉拿盗贼的职责与义务。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初，讷尔经额奏请筹建天津水师营，配备战船六艘，分三路巡逻直隶所属内外洋，并与山东、奉天水师定期会哨。向来直隶与奉天会哨系在天桥厂地方，后因沙滩阻隔，曾经奏明停止。由于商船日多，沙线熟谙，均由天津直抵天桥厂，并无纡道，是直隶与奉天巡船会哨，自应以天桥厂为便。至山东蓬莱之庙岛实为海道咽喉，距天津海口约1000余华里，“直隶之船必巡至庙岛，始能得南洋有无来船消息，应请以山东庙岛为直隶、山东两省会哨之地……其配带之兵丁，一船或五十名，或六十名，每船以一员领之。每年自三月轮班出洋，至九月以后归坞。惟海洋风候靡常。只可以一月一出入为限，不能定其日期。两省巡船亦未必能克期俱到会哨处所。兹议天津哨船由天津镇给予印照，巡至山东庙岛，即将印照赴该管营汛呈验。该营汛于印照上注写某镇哨船，于某年月日巡至某营汛会哨一次字样，盖用印信，由领哨备弁持回呈镇，以杜匿近避远之弊。其通永镇哨船巡至奉天天桥厂，亦即照此办理。”[5](P89)这是强调直隶水师巡洋会哨不能沿岸曲折而行，必须在渤海中直线行走，径直到达天桥厂或庙岛。很明显，这是把渤海全部看成是外洋，看成是天津水师的管辖范围。

　　上述事例一致证明，直隶省沿海同样划分为内洋和外洋。无论是说“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里”之遥，还是说天津水师巡洋1000余华里径直达到庙岛，都是强调外洋洋面十分宽广。由此可以推知，被山东、直隶、奉天陆地环抱的渤海全部对应该三省的陆疆划为内洋和外洋。也就是说，渤海在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经全部纳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凡是邻近大陆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为内洋，凡是远离大陆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外洋。

王宏斌

　　内容提要：直隶省同沿海各省一样，在清代也曾将近海水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天津水师曾经四度设立四度裁撤，第一次筹建于1725年，裁撤于1767年；第二次谕令复设于1816年冬季，裁撤于1826年；第三次、第四次分别筹建于1842年和1858年，均半途而废。探索这一奇特现象的成因，我们发现，无论是主张设立天津水师，抑或是奏请裁撤，地理环境的影响都很重要。地理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关键是如何认识它。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能力影响着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程度。

　　清代，直隶省同沿海各省一样，也曾将近海水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管辖。天津水师曾四度设立及裁撤，这是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由于地方史志留下的内外洋划分和水师巡洋制度资料不仅罕见，而且相当模糊，这段历史几乎已经失忆。探索这种奇特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乃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笔者主要依据宫廷档案，构建基本事实，然后寻觅其四度兴废的主要原因。

夕阳西下:都有满族。因为现在汉军八旗的后裔也多半改为满族了。
民国时有些满城的旗人四散，但后来都有一部分回流。不过像银川西夏区（新满城，后简称新城）的满族就很少了。
 (2022-11-13 02:23) 

民国满改汉也很多。有个西安同学祖上是满，辛亥后改汉一直没恢复，他爷还入了国民党呢。

荒州邈县:举一下荆州的例子，有点代表性。
清末荆州满城，包括驻防八旗旗兵和旗民在内差不多有两万五千人。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宜昌民军围攻荆州满城，历时一个月的战事，旗民伤亡惨重，最后，主战的副都统恒龄自杀，将军连魁投降，此时旗民大约只剩下三四千人。民国成立八旗善后局，城内 .. (2022-11-14 19:07) 

荆州满城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两个慈利人屠城了，一个是从宜昌东下的唐牺支，一个是从澧州北上的王正雅，幸存的满族人四散逃离，后来有少数回城，大部分都改姓了，屠城把大部分满族人都杀光了

上下求索:这些地方现在都还有满族吧？尤其那些小县城。 (2022-11-12 20:03) 

举一下荆州的例子，有点代表性。
清末荆州满城，包括驻防八旗旗兵和旗民在内差不多有两万五千人。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宜昌民军围攻荆州满城，历时一个月的战事，旗民伤亡惨重，最后，主战的副都统恒龄自杀，将军连魁投降，此时旗民大约只剩下三四千人。民国成立八旗善后局，城内各行业安置一部分，多数遣散到省内山区农村，还有一部分流散到北京和东北。此后有少数人回流，但在当地备受歧视，所以他们不得以改名换姓。延至今天，荆州市区纯粹的满族已经很少，但有些姓氏如关、郎、傅、余等都与当年的旗民有关。

北京在清代已经满化了，现在已经积重难返

上下求索:这些地方现在都还有满族吧？尤其那些小县城。 (2022-11-12 20:03) 

都有满族。因为现在汉军八旗的后裔也多半改为满族了。
民国时有些满城的旗人四散，但后来都有一部分回流。不过像银川西夏区（新满城，后简称新城）的满族就很少了。

湖南有一处不是满城的满城，那就是城步县长安营镇的那处长安营城址，那里是宝庆理瑶同知驻地，也是长安营游击署驻地，还是横岭巡检司驻地，那里的驻军其实以绿营兵为主、八旗兵为辅，但由于最后一任长安营游击关常兴是满洲镶黄旗人，他带了不少八旗兵驻扎在此，所以也可以算不是满城的满城，这也是今天城步县满族的来历，长安营也因为这些驻扎八旗官兵后裔形成了一处官话方言岛。
而福州的满城附近的三江口水师旗营（今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琴江村）也成为了南方官话分布最东的另一处方言岛

这些地方现在都还有满族吧？尤其那些小县城。

夕阳西下:感谢指正。
那套书玩不起，网上的图片也凑合能看。 (2022-11-04 19:33) 

这套书省市级以上大型图书馆应该有，应该可以借阅。其各府州县城图都出自各地方史志。

多米诺骨牌:应为“指臂吴、越”吧。 (2022-11-04 19:25) 

不是“越”是“粤”。
原文引自《读史方舆纪要》。“吴越”仅仅指东方，“吴粤”则是东南两个方面。

新城镇位于塘沽区西南十公里，与津南区葛沽镇为比邻，晚清时是一座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军事城池，被称为“津门屏障”。

元代时期（也就是距今大约六百多年前），新城是一片草洼地，北连海河，南接荒郊，盛产鱼苇，当时称为“芦鱼港”。明代中期，芦鱼港逐渐露出水面，每到秋冬两季割芦苇的人多起来，他们在那里搭蓬下铺，草铺多得像营寨一样，晚上炊火闪闪如星堕地，成为一道美丽的景观。明末清初（也就是约三、四百年前），这里移民增多，开垦种田，张网捕鱼。

到了清代康熙初年，朝廷为了加强大沽海防建设，扩大军营队伍，由葛沽海防大营的海防军在芦鱼港筑土城一座，康熙四年竣工。城墙南北长二百二十六丈，东西长二百六十丈，每面各有城门一座，名为：东关、西关，南门、北门。内设都统衙署，并将葛沽海防大营部分海防军和城北芦家嘴水师营迁入城内，当时人称“新城”（此名称有一种说法是相对于座落在海河北岸、天津城东，现在还称作“军粮城”的那座旧城池而命名的）。因在城内存储军粮，也有“粮城”之说。

因新城地势低洼，每到汛期，城墙营房常被水冲塌，成为一片汪洋泽国。不久，营裁署废，海防军只好回归葛沽大营。

康熙二十年春季，葛沽海防大营（绿营）的海防军以三合土，在老城墙的外围，再次筑起新城的城垣、都统衙署和营房。在护城河外西北不远，建了一座城隍庙（即土地庙，据此记载可推断此庙不在现西北街中心位置）。后来新城城内居民不断增加，街市买卖日益扩大，有人倡议筹资在城内十字街东北建娘娘庙和火神庙（此处两座庙宇还是没怎么听说过，座落的位置不明确，不似其它都好象能找到旧址。另外原先听人讲新城共有八处庙宇或道观什么的，由此看来每个街的区域内大体各有一至两处），不久，又在娘娘庙对过隔街建三清宫。

康熙三十五年后，在城内西北处又建佛爷庙。如果按当地传说，乾隆皇帝视察大沽海口时，封新城是“废城一座”（这与人们口中“空城一座”有些出入，当然还是以此处提法为准吧），当时降旨拆除，所拆的是土城。

清同治九年（1870）北洋大臣李鸿章调盛军（周盛传的军队）屯卫畿辅。

后面作者太监了。

1，京南。
有所谓的小九处：保定府、沧州，各设城守尉；采育里、良乡县、宝坻县、固安县、东安县、雄县、霸州，各设防守尉。以上九处小城驻防，其上无将军、都统、副都统统辖，而由京城稽察大臣管辖。天津（芦家嘴）曾于雍正三年建水师营，设都统以下官，乾隆三十二年裁。

稽察宝坻等处驻防大臣：官名。八旗特派职官。于护军统领、副都统内特简。掌稽察附近京畿宝坻等九处驻防官兵，检阅骑射技艺，分别优劣赏罚。雍正十年（1732）置，初设一人，稽察宝坻、良乡、固安、东安、霸州、采育里、保定、雄县八处驻防官兵， 每年秋季前往稽察。乾隆三十二年（1767） 复将沧州驻防归其稽察管辖。嘉庆七年（1802）改派二人，分别稽察左翼（宝坻、采育里、东安、沧州四处）、右翼（保定、固安、雄县、良乡、霸州五处）驻防官兵。

2，京东。
山海关，设副都统，兼管设防守尉之永平府、冷口、喜峰口及罗文峪。

3，京北。
密云，设副都统，兼管设防守尉之昌平州、顺义县、玉田县、三河县、古北口。
热河，设副都统，嘉庆十五年改为都统，兼管设协领职喀喇河屯、化育沟及设总管之围场。
张家口，乾隆二十六年设都统，辖设协领职张家口、独石口及千家店驻防。

4，东陵、西陵。
每座帝王陵、后陵均设总管，统旗兵守卫各陵及园寝。
此外，京北至郑家庄，雍正元年设城守尉，乾隆三十二年裁。

　　驻防城，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主要由八旗官兵驻防的军事功能突出的驻防空间。畿辅驻防城是清代畿辅营建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和驻防的设立息息相关，在建设时间上则有先后之分，随着乾隆时期密云驻防城的设立，畿辅驻防城体系得以完全建立。驻防城所在区域往往具有一定的战略形胜，分布在京师周围，形成了重要的驻防城池网络。驻防城形制多样，不拘一格，既有正方形的城池，也有较为分散的驻防空间，许多驻防城和其他城市之间形成了位置上的依附关系，有的位于其他城市之内，有的则是独立的城池，体现出了因地制宜的特点。驻防城的建设规模不一，城垣质地体现出了差异性。规划较为合理，设施类型多种多样。
　　与直省、东北以及新疆地区的驻防城比较，畿辅地区的驻防城与他们之间具有一些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方面，畿辅的密云、天津新城与直省以及新疆的满城一样，都是围有城垣且与汉城之间具有相对位置关系的满城；沧州、保定府的驻防城则又与直省未设立城墙的驻防城形制一样，散处在汉城内：采育里驻防城属于非府州厅县城内或附近专设的建有城垣的驻防城堡。与直省的乍浦、庄浪一样：热河驻防城比较分散，与黑龙江地区的驻防城坐落形制相同。还有一处相同点要说明，即天津水师驻防新城与乍浦、福州两处水师所建驻防城一样，都是为水师驻防官兵而造设的驻防城，城池不仅容纳水师官兵，同时还担负有陆地驻防城的角色。不同点上，山海关驻防城位于临榆县内，但是该处驻防城是因为长城重要关口的军事作用突出而设，所以与一般府州厅县所设驻防城有所不同。

　　总之，畿辅地区的八旗驻防城是清代八旗驻防城的组成部分，是清代营建领域的重要内容。该地区的驻防城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大多和其他城市之间发生了位置或者空间上的联系，是清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领域，同时也是城市历史地理学和军事历史地理学领域值得探讨的内容。

　　畿辅地区驻防城形制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表1）。天津、采育里、密云、山海关等处驻防城为专设之城，筑有特定的城垣，城内建有驻防相关设施，所以是一类比较固定的建有确切城墙的驻防城。沧州、保定府、郑家庄、热河等处驻防城则没有专门建设城垣设施，驻防设施比较分散，前两者位于州、府城内，后两者则位于畿北的郑家庄和热河之地，皆属于一类未设城垣的驻防城。就驻防城的具体形制特点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从城垣本身来说，沧州、保定、郑家庄、热河等处驻防城由于坐落形式比较特殊，都没有建设固定的城墙或者其他隔离性城垣，所以驻防城不具有固定的形状。沧州、保定两城分别位于州府城内，而郑家庄、热河处于畿北之地。这类驻防城的衙署、兵房具有分散的特点。沧州驻防城衙署、兵房主要在沧州城西北隅，集中坐落，但是教场在州城北门外，箭亭、鸟枪教场在城外西北，火药库在州城东南隅，驻防城一些建筑设施分别位于城外或者城内其他地方，这样一来驻防城就由城外的北门外教场、西北箭亭、鸟枪教场和城内东南隅的火药库以及西北隅的衙署、兵房等设施构成，呈现分散的特点。保定府也是如此，衙署营房“俱在府城南门内”，但是“广盈仓一座，在清苑县西北”。教场则“在南门外迤西，周围二百八十九丈”，驻防城也无固定的城垣和形制。郑家庄和热河两处也是如此，前者建有城守尉、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式衙署和1200间甲兵营房，后者则衙署、兵房、司房、教场房、官学房等俱备，“以上房三千九百零九间，俱坐落热河”，十分分散，两者都没有明确的城池建置。 　　与沧州、保定、郑家庄、热河不同的是，天津芦家嘴、采育里、密云、山海关等处的驻防城则都筑造了专门的城垣，其中山海关情况比较特殊，驻防城形制十分不规整。该处驻防初设时仅在临榆县城内设立驻防相关设施，后来副都统衙署仍然位于临榆县城内部，而左翼、右翼协领率领兵丁则转移至北翼和南翼城内居处，戍卫着山海关险要之处，这样临榆县内驻防建筑设施和左翼、右翼两城共同形成了山海关处的驻防城。再加上东西罗城的双重防御城池，山海关形成了以县城为主，左右翼新城为辅，东西罗城为补充的五座城池连环系统，即所谓“五花城”。密云驻防城建有确切的城池。为正方形，正所谓“营形正方”。位于密云县东北三里。“据冶山之阳”，与直省地区一些满城和汉城之间的位置对照关系一样，也与密云县城之间形成了位置上的对应联系。天津芦家嘴驻防城是应水师驻防官兵的居住要求而设、城内主要驻防八旗水师官兵，同时也有少量的绿营水兵，为专驻之城。该城为城堡形式，东西比南北城垣长35丈，堡墙、堡门样样具备，形制也比较明确，城垣平面为长方形。采育里驻防城同样是专门驻防之城堡，建有堡墙、堡门等。因此，畿辅地区的驻防城具体形制又可以分四类，一类是密云驻防城，为十分规整的“满城”形式，一类为专门驻防城堡，分别是天津和采育里，一类为无固定形制的驻防城，包括郑家庄、热河、沧州、保定府，最后一类为长城重要关口山海关驻防联城。

　　（2）就城垣规模来说，沧州、保定府、郑家庄、热河、察哈尔等处的驻防城由于无固定形制，所以具体情况难以推知，而就资料记载详细的天津芦家嘴新城、采育里、密云以及山海关城而言，若“以一百八十丈为一里”来计算的话。各城的周长分别是：5里，6.96里，4里，12里（县城+北翼新城+南翼新城）。山海关驻防联城规模最大，其次为采育里城、芦家嘴新城、密云驻防城，其中芦家嘴新城周长约为天津府城周长的55.5%，密云防城约为密云旧县城的44.4%，新县城的67%。采育里驻防城的规模与其他城池相比还是比较可观的，显示出该区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3）就城垣的建筑材料质地分析，畿辅地区驻防城的城垣质地或为土质结构、或为石质结构、或为内土质而外包砖之质地，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例如采育里驻防城“城墙为土质结构”。密云驻防城城垣“虎皮石垣”，山海关则“土筑砖包”。上述三种城垣质地，石质结构和砖头外包结构要比纯粹的土质结构结实，无论是从军事防御上，还是从城垣的存在时间上都能体现出优势。至于沧州、保定府、郑家庄、热河等处，外围则没有城垣。

　　（4）从驻防城的内部布局来说，大多规划比较合理、井然有序。《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二》称：“自顺治元年（1644），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卫皇居。镶黄居安定门内，正黄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居东直门内。镶白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居西直门内，镶红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居崇文门内，镶蓝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盖八旗方位相胜之义。以之行师，则整齐纪律；以之建国，则巩固屏藩。诚振古以来所未有者也”，阐述了北京内城八旗布局的有序性。按照这种固定格局，清代畿辅地区的驻防城布局也体现了明确、有序的特色，八旗兵都有确切的方位：北为两黄旗，东为两白旗，西为两红旗。南为两蓝旗。以密云驻防满城为例，全城按照八旗方位进行了合理布局，满、蒙八旗布列成16片整齐区域。自北而南，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左翼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等旗。如果从四隅布局来分析，东北主要为镶红、正白旗所在地，东南为镶白、正蓝旗所在地，西南为镶红、镶蓝旗所在地，西北为正红、正黄旗所在地。
　　驻防城相关设施种类多样，大部分与驻防有关，包括衙署、兵房、训练、后勤、教育、祠宇坛庙等。训练设施包括教场、炮场、箭场、操演公所、演武厅等，后勤设施涉及军器库、火药局、粮仓、养牲等类，教育设施分为官学房、义学房等，祠宇坛庙的种类则因驻防城不同而有异。
　　就驻防城设施的分布来说，分为城外、城内两部分。城内设施最为集中，种类数量一般较城外多。衙署、兵房主要集中在城内。其中城内衙署分布具有如下特点：级别较高或稍高的官员衙署往往位于驻防城池或区域的重要街道旁或突出位置，比较醒目，一方面具有标志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有力体现；驻防城级别较低的官员，如防御、佐领等的衙署大都位于驻防城内具体旗营所在地面。兵房方面，共有两种位置形式，一种位于所在旗种的驻防地面内，一种为了保证城内安全而设的堆房和兵房，或位于城门内、或位于各旗所在地面内、或处于所看守设施旁。城外设施较少，仅部分衙署营房处于城外。城外者有的位于驻防城或防城所在城市的城门外，有的则分布在城外其他区域，与驻防主城之间形成了位置上的依赖性，联系紧密。
　　教场主要分布在城外，城内较少。位于城内者，处于某一隅的情况最为普遍，有的则位于靠近城垣的区域。箭厅、箭道大都处于驻防甲兵所在区域的内部或附近。城外者大部分位于驻防城或驻防城所在城市的城门外，离城甚近。后勤设施，城内、城外皆有，城内设施的分布具有不同特点，城外者位置上分为两类：第一类位于驻防城或驻防城所在地方城市的城门外区域，第二类则距离较远。

　　根据上述内容，从设施功能区的划分角度而言，驻防城又可以划分为官署区、兵房区、宫庙区、教育训练设施区等，在规划建设上也体现了规整性和合理性。

　　根据上面论述，除了热河分散型驻防城外，畿辅地区驻防城主要分布在顺天府、保定府、天津府和永平府四府，其中密云、郑家庄和采育里驻防城位于顺天府，保定驻防城处于保定府，天津水师、沧州驻防城位于天津府境，山海关驻防城则坐落在永平府临榆县。若以京师为参照中心，郑家庄最近，其次为采育里、密云驻防城，然后依次是天津府、保定府、沧州、山海关驻防城，共同形成了较为严密的驻防城体系。这些驻防城所在驻防与其他地方的驻防共同构成了畿辅地区的驻防网络，拱卫着京师的安全（图1）。
　　就各驻防城与京师的相对位置而言，位于其南侧区域的驻防城共4座。分别是采育里、天津水师、保定府和沧州，位于东部区域的仅山海关驻防城一座，北部的为郑家庄、密云驻防城。驻防城的设置实际上是这些地区军事重要性的反映。各驻防城中，天津驻防城比较特殊，乃水师力量发展的产物，是为了容纳水师官兵而造设的建置。就畿辅地区各驻防城所在行政区域的类别分析，除了采育里、郑家庄外，大部分位于府州厅县内部或者附近，如密云、天津、沧州、保定等处的驻防城分别分布在密云县北郊、天津府近距离处、沧州城内、保定府城内，长城重要关口山海关驻防城分布在永平府临榆县城内和附近。
　　清朝驻防城的设置与驻防一样，与其所在区域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顺天府作为京师所在区域，“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带”，军事上具有较之他府难以比拟的突出地位。因此清廷在该区设置了很多驻防城以加强对北京的防卫。顺天府内的驻防城所在具体区域也同样具有地理形胜方面的优势，以密云驻防城为例，它的设置即与密云重要的宏观战略位置有关。该区“西拱京陵，与居庸、紫荆相为犄角，北临古北，东控渔阳，西南则为潞河，万艘并下，国计攸关，此要害之地也”，关口锁钥、山川险要，为紧邻京师的显要之地。密云全区地势北高南低，东部、北部群山起伏，拥有居高临下之势；长城穿越其间，竖起了一道军事屏障，重要关口――古北口“两崖壁立，中有路，仅容一车，下有深涧，亘石磊?`，凡四十五里为显绝之道”，更是中原势力屯驻重兵或展开守御或进行出击的前沿阵地和北方民族南下的战略要地。而且，密云还拥有川流险胜，潮白两河贯流其间，尤其潮河，宽处一二里，狭处二三丈，“昔人每以木石纵横布列，以限戎马”，军事上的战略作用不容小觑。密云是北京和承德之间的必经之地，属于连接两地日常防务的重要枢纽。由此来看，密云突出的险要位置足以引起清朝的重视，反过来又促成密云驻防的设立。保定府则“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控雁门之紫塞，引鸡距之清流”，北有重关天险，南有水陆之利，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都相当重要，清朝在此设立驻防并造设驻防城自在情理之中。
　　永平府也是负山带河形胜之地，其四塞险固，“碣石之依，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所以清廷未忘设驻防于此，并在军事位置十分重要的山海关置立重兵，建立驻防城，派副都统进行管理。山海关为长城东段著名关口，关城北倚燕山，南临渤海，为冀、辽间的咽喉要地，雄踞山海狭口之间，军事位置非常重要。天津府则东靠大海，“西眺瀛沧”，“枕漳卫之长流，倚卢白之重阻”，为京城东南“屏翰”，重要性不言而喻；沧州驻防城地处天津府西南方位，能够与府城驻防遥相呼应。是戍卫府之南部的重要防卫要地。故而清朝在此两处地方建立驻防和造设驻防城以满足广大八旗官兵居处的需要。
　　总之，畿辅地区驻防城所在的地域大都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战略位置是驻防城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沧州驻防城
　　《钦定八旗通志》卷117记载，沧州驻防城顺治五年（1648）设，“城守尉衙署一所，防御衙署四所，骁骑校衙署四所，笔帖式衙署二所”，甲兵310名，另有弓匠铁匠共4名，各给住房。“俱在州城内西北隅”，教场在沧州城北门外。“周围七十九丈五尺”，雍正十三年（1735）驻防城增设相关设施，盖箭亭3间，鸟枪教场1座，“在城外西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驻防城火药库在城内东南隅，并未集中在州城西北隅。沧州驻防城与直省广州、福州等处驻防城建置形式一致，相关设施大都集中在一起，另有一些设施位于其他位置，体现出一定的分散性。

　　2 保定府驻防城
　　《钦定八旗通志》卷117载，保定府驻防城顺治六年（1649）设，起初未给衙署，驻防官员俱在圣庙中办事。康熙二十八年（1689），直隶巡抚于成龙奏准建设城守尉衙署1所，防御衙署4所，骁骑校衙署4所，笔帖式衙署2所，甲兵各给住房，都在府城南门，自此驻防城逐渐成型。驻防城内建有广盈仓1座，在清苑县西北，教场在南门外以西。周围289丈。乾隆元年（1736）还增建了火药库房3间，看库堆子1间。

　　3 天津水师驻防城
　　《钦定八旗通志》卷117记载，清廷酌议为天津府水师官兵设建驻防，雍正四年（1726）四月兵部右侍郎莽鹄立等亲往该处踏勘地形，丈量应筑营房地基。自南至北225丈，自东至西260丈，“周围约五里”，并“绘图进呈”。后来，经过工部议准，按照该侍郎所进图式建筑城堡，“内盖兵丁营房四千间，每一连十问，隔作五段，前后量留院落，中分街巷，设立水沟以泄积水，建造桥梁以便人行，建设堡门四座，炮台四座，以备守望”，驻防城正式竣工。防城初设副都统管理事务。乾隆七年（1742），“驻防副都统照宁夏例给衙署二十间”，后经兵部等衙门议定，副都统被授都统职衔，“加建大厅、头门、鼓亭、号房等二十间，住房十八间，共计衙署一所五十八间”，由都统负统辖训练之责：同时还建设理事厅衙署一所，“计二十二间”，教习衙署二所，“内一所十八间，一所十五间”，另有协领、佐领、防御、拨什库、笔帖式等衙署官房以及教习、千总、把总、舵工和水手等房。雍正六年（1728），增设火攻营1座，建火药房24间，在营墙外东北隅；雍正八年（1730），又于北门外建演武厅3间。
　　天津驻防城曾被称为新城，位于天津芦家嘴地方。乾隆三十二年（1767）天津水师营裁撤，驻防兵绝大部分分驻于凉州、福州、广州等府，尚有692名“分别归入民籍三百五十八名”，“改补绿旗营三百三十四名”，驻防城不复存在。同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大沽营游击移至天津水师旧地，驻防之新城（驻防城）改名为葛沽营，将中军守备移驻大沽口，抽拨天津镇200名官兵驻守葛沽存营，调拨正定镇属兵200名驻葛沽存城，至此绿营基本取代该城原有驻防八旗营。

　　4 郑家庄驻防城
　　郑家庄距京约十余公里。雍正元年（1723）五月在该处设立驻防，遣城守尉领之，驻防城随之建成。“郑家庄修改房屋，驻扎兵丁，想皇考圣意，或欲令二阿哥前往居住，但未明降谕旨，朕未敢揣度举行。近弘皙既已封王，令伊率领子弟于彼居住，甚为妥协……”经过考虑之后，清廷明确了郑家庄驻防事宜并遣兵往之。清廷于此设城守尉1员，统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另将满、蒙两旗合为1佐领，汉军四旗合为1佐领，共为2佐领，甲兵600名，匠役12名。
　　郑家庄驻防及驻防城的建立比较特殊，“郑家庄虽庄也，而比屋居者鳞次焉”，虽然负有驻防的使命，为畿辅驻防体系的一个部分，但其军事的作用十分有限。乾隆二十八年（1763）裁郑家庄驻防，城守尉以下官兵拨补福建水师营，驻防最终遭到撤除，驻防城也就不存在了。

　　5 采育里驻防城
　　采育里驻防的建立与城垣的造设时间基本同步。顺治二年（1645），采育里置立驻防，并建驻防城相关建置：防守尉衙署1所，19间：防御衙署2所，各12间，骁骑校6间，甲兵50名，各营房2间，分布在防守尉衙署东西，俱在采育大街。驻防城“中分六段，周围一千二百五十二丈八尺”，“城堡周围俱土墙”，教场在衙署后。

　　6 山海关驻防城
　　山海关，“为边疆锁钥，宜设大员”，顺治元年（1644）设立驻防，由城守尉率领，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设总管，乾隆七年（1742）改设副都统，添设左右翼协领2员，驻防级别上升。山海关驻防城位于临榆县内，“副都统衙署五十八间，左右翼协领衙署各十八间，八旗佐领衙署各十五间”。

　　7 密云驻防城
　　密云驻防城的建立与驻防的设立基本同步。乾隆四十五年（1780）设立密云副都统，派遣满、蒙兵2000进行驻防。并在密云县城北面建驻防城1座。密云驻防城内兵房数量曾达到了4千多间，分布在城内16个小的块状区域内，由不同的旗种驻防。城内还有衙署、宫庙、教育以及训练设施。

　　8 热河驻防城
　　热河驻防城与热河驻防的设立也基本同步。与黑龙江地区布特哈、呼兰等驻防城一样，热河驻防城没有集中在独立的城垣内驻防，而是比较分散的进行防卫。雍正二年（1724）设总管1人管理驻防事务，“乾隆三年（1738）裁总管副管”，“设副都统一人”，改由副都统统辖，嘉庆十五年（1810）则升为都统。总管、副都统、都统衙署坐落在承德府城内，而驻防官兵大部分分布于热河、喀喇河屯、桦榆沟等处。

　　上述8处驻防城，除了保定府顺治六年（1649）设驻防、而驻防城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才开始创建以及热河雍正二年设驻防、乾隆三年（1738）驻防城建成外。其余各驻防城的创建时间与驻防的设立时间基本同步。其中山海关驻防城顺治元年（1644）创建工程就已开始启动，时间颇早；而密云驻防城建立时间较晚，乾隆四十五年（1780）始设。就驻防城设立时期而言，主要建成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其中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为驻防城的主要建立阶段。而乾隆时期密云驻防城的建立是畿辅驻防城体系完全建立的标志。

　　摘要：清代畿辅地区的驻防城包括郑家庄、沧州、保定府、热河、山海关、密云、采育里、天津水师8处，主要建成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其中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为驻防城的主要建立阶段，而乾隆时期密云驻防城的建立是畿辅驻防城体系完全建立的标志。畿辅地区的驻防城呈现了一定的地域分布特征，所在地区往往是地理形胜之地，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驻防城形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比较固定的建有确切城墙的驻防城，另一类则是未修建专门城垣的驻防城。驻防城的城垣规模不一，建筑材料方面体现出了差异性，内部结构上则规划较为合理，布局井然有序。

　　关于清代畿辅地区驻防城的研究目前学界的成果颇为有限，现有的成果或关注八旗军事驻防问题，或关注八旗民族问题，很少从时空结构的角度探讨驻防城的创建以及形制结构等营建领域的问题。清朝在全国设立了很多驻防点，派遣八旗官兵驻防，并为其修建了驻扎兵营。驻防城，就是在驻防营的设立过程中形成的，是以八旗兵为主的驻防功能比较突出的驻防空间。清代的驻防城主要分布在畿辅、直省、东北、新疆四个区域。畿辅地区作为京师的外围防线，是清朝布防的重要区域之一，清代在这一区域的驻防点甚多，形成了八座驻防城，分别是沧州、保定府、天津水师、郑家庄、采育里、山海关、密云、热河。畿辅地区的驻防城具有显著的军防特点，往往经过详细的规划设计。

新疆还没开始做，新疆地图资料不太好找，所以没有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