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摩诃：第一个可以废除的，就是省这个行政层级。中国人说什么都喜欢讲究一个历史悠久，讲究一个自古以来，说到省
关于行政成本，看了一下网友的留言，感觉大家把它和财政支出混为一谈了，其实并不是，行政成本就是单纯的政府部门自身的运作成本，在中国主要就是人大、政协等“六套班子”的办公费和非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连归口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都不包括在内。其它诸如医疗、教育、卫生、环保这些公共开支是另算的。
所以中国衙门的行政成本没有什么借口好找的，就是太费钱，这么可怕的占比，是已经剔除了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各种楼堂馆所的建设资金的，如果把上面这些也加进去，这个行政成本简直会吓死人。
其实财政部自己也清楚（废话，他管钱能不清除吗），所以每年的预算报告里，医疗、教育、卫生、环保这些开支都是单独列明，唯独行政成本混在一大堆费用里，让你通过各种曲线手段去算、去猜，不像其它发达国家那样，在预算就列得一清二楚。这样欲盖弥彰其实挺滑稽的。
至于为什么行政成本这么可怕，其实大家都知道：官僚体系太庞杂了。各种条条和块块交错混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约束机制，一方面是使整个权力架构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就是消耗了大量的成本。
这里不想评价这个体系的优劣，毕竟，除了太过烧钱，这个体系总体来说运作还算不错，特别是在新冠期间表现出来的动员能力让人刮目相看。这里想讨论的是，能不能在保持效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在哪些环节能砍掉一些费用。
首先声明，下面的文字都是我的电脑中了病毒以后自动打出来的，如果您要是觉得是胡说八道那您就说对了，我也觉得是胡说八道；如果您觉得还有点道理，那也完全是电脑病毒歪打正着，和鄙人毫无关系。
第一个可以废除的，就是省这个行政层级。
中国人说什么都喜欢讲究一个历史悠久，讲究一个自古以来，说到省，就喜欢扯到南北朝时代的行台上去，说什么行台是行省的起源。其实两者基本上没有关系，在历史上没有传承，在职能上也南辕北辙，只是碰巧都有一个“行”字而已。
蒙古的行省，全名叫行中书省，顾名思义，好像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但实际上，元朝的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关系比较复杂，我们这里不展开说，只说行中书省一开始并没有行政管理职能，它最初的职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征税。
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一面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一面按照漠北的规矩重建秩序，使整个被征服地区都陷入了黑暗和倒退。在中原地区，这种倒退就表现为州县体制完全被打破，那些投降的汉人和女真化汉人世侯接管了社会秩序，政府消失了，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化和碎片化。
这个局面，显然是不利于征税的，所以在1230年，模仿宋和金的转运使制度，设立了课税所，专职征税；而这些课税所兜兜转转，最后归了大断事官府——而这个大断事官府的汉名就是行中书省。
那么这个大断事官府又是什么玩意呢？它是成吉思汗的天才发明，是蒙古人对社会秩序的简单理解应付不了复杂的被征服世界的产物。简单来说，大断事官府不是行政机构，而是监督机构，一个裁判机构；断事官府的下级——达鲁花赤，也不是地方官，而是地方官员和军队的监督者和裁决者。
所以通过上面的沿革，我们就可以知道，各地科税所就是行中书省，也就是行省，是汉人对大断事官府的下级机构的称呼而已。
而燕京的大断事官府，也就是行中书省，事实上也无事可断，因为国家的权力分散在世侯的手里。这是一种极其粗糙的治国理政的模式。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蒙元是懒政，并不想真的治理好打下来的江山，而只是想着竭泽而渔，能捞就捞，剩下的什么都不管，捞不下去了就提桶走人，马鞭一挥，溜回蒙古高原。事实上他们后来也正是这样做的。
所以省这个层级，从一开始就来路不正。
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区划之一，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无论是管理幅度还是数量，几千年来没有多少变化，可以说是高度成熟了。因此没有改动的必要，关键是县上面那几级应该怎么设置，以及下面怎么设。我们先讲上面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行政层级是三级制，也就是秦始皇开辟的郡县制，从中央到郡（州）再到县，一共3个层级。也就是朝廷直接管一百个左右的州/郡，每个州/郡管理十几个县，事实证明这样的管理幅度，是最能平衡央地关系的，地方权力不至于太膨胀，和中央分庭抗礼，中央也不至于应接不暇，陷入太过细碎的具体事务当中去。
历史上任何试图挑战郡县制，增加或者改变这种层级架构的做法，最后都死得很惨。东汉末年设州，以及中唐以后设道，搞大区制的下场，我们都很清楚了。州和道原本是监察区，运行得好好的，结果改成行政区以后，权力一膨胀，马上就不听朝廷调遣了。这是深刻的教训。
所以明朝吸取了元朝的教训，虽然也参考行省搞了类似的行政区划，但是权力分散到“三司”当中，互不统属，布政使的权力也有限，所以整个明代，地方和朝廷分庭抗礼的事情并不多见。
到了清朝，乾隆朝以后，布政使逐渐成为总督和巡抚的下级官员，于是省一级的权力再次集中，省也就事实上成了中唐以后的道，而总督和巡抚就变成了节度使。所以在晚清，督抚向朝廷发难的事情屡见不鲜，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东南互保，根本不甩朝廷。这都是督抚辖区太大，权力太大的结果。
当然，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行动基本靠走的年代，朝廷管这么多下级单位，确实也有些鞭长莫及，所以有的时候会在州郡之上再设一些监察区，比如汉朝的刺史，唐朝前期的观察使等等，宋代也会在州郡上面设路，但是路也不管行政，而是管司法、漕运这些。
总而言之，州郡以上可以设监察区，可以设司法管辖区，可以设大军区，但是就是不能设大行政区。地方行政区划就是不能太大，大了就会滋生想法，就会跟你不是一条心。这是人性。
至于我朝，一开始不信邪，在建国初期搞了六个大区，结果立刻（真的是立刻）就被事实教育了，大家都知道了，东北出了东北王，华东出了华东王，最后两个人一个自杀，一个关到死。说白了都是权力膨胀造成的，可是他们哪来的权力呢？还不是一个人管好几个省造成的权力！
既然层级太多的问题确实存在，所以一直以来都有人希望简化它，回到中央→州郡→县的三级体系。所以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不久，就颁布《划一令》，废府存县，从省→州府→县改成省直管县，把州府一级废除，恢复了汉唐以来的三级体系。
但这样一来，中央只管了20几个省，而每个省平均管一百多个县，中央的管理幅度太小，而省的管理幅度又太大了，行政成本确实节省了一些，但省一级尾大不掉的问题没有解决。说白了，这就是清末以来省一级权力膨胀的结果，袁世凯也搞不定各省的督军，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既然撤不了省，那就分拆省。所以常凯申大权独揽立以后，就着手分拆省份，从22个省分拆到28个，后来又分拆到35个，甚至一度打算拆分到70个左右。如果这个方案实行，那么就等于是变相实现郡县制了。但这个70省方案没有推下去。
更糟糕的是，在分拆省陷于停滞的同时，常凯申又发明了一个叫行政专员公署的机构，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地级市，这等于说，省最终没有拆成，袁世凯千辛万苦裁撤的州府，却被常凯申换了个名字恢复了。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四级行政区划的由来。
总结一下就是：省从一开始就来路不正，不但消耗大量行政成本，而且不负责任何具体工作，只是一个中间商，一个上传下达的管道。当下国家治理的很多乱象，都和省这个中间商卡在中间不作为、乱作为有关。
古代交通通讯那么不发达的情况下，朝廷尚且可以直管100多个郡县，现代科技加持下，完全可以同时精细化管理100个左右的直辖市，每个直辖市再管辖十几二十个不等的区县，行政效率会高很多。省就可以回归它的本来意义，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大区监察机构继续存在就好了。
基于撤省同样的道理，城市里头的街道办其实也是一个管道型部门，没有存在的意义，县/区政府直管社区工作站就可以了。
第三个可以撤销的是乡，改由县直管行政村。这个就更好理解了，未来随着农村人口会大幅度减少，一个乡就千把来人，甚至更少，你还设一个百十号人的乡政府有啥意义？
把省、街道办、乡三个机构撤了，中国的干部队伍应该会精干不少，层级也会显著降低，从而效率会显著提高。至于行政成本必然会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