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东南地市分家内幕 [复制链接]

1985年夏，著名的晋东南地区在持续36年后，突然不复存在，其广袤的版图一分为二，被两个属下瓜分，晋城市脱颖而出，由一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含晋、高、阳、陵、沁；长治则由小角色变成了大哥大。据笔者观察认为，这在20世纪的晋东南，为少数几件甲级事件之一。其造成的巨大震撼，沉淀于亲历者的心灵里，酸甜苦辣至今无法厘清。
　　001“撤地设市”的风声在地区引起轩然大波
　　事情的原委大致如下：　　1985年4月，省里要在晋东南“撤地设市”的风声传到长治城里，立刻在地区和长治市官僚系统引起轩然大波！——这就是俗话讲的“分家”啊！俗话说：“树大分杈，子大分家。”分家虽是常见事，但问题在于，作为家长的地委并未有这个思想准备啊。前一段地委还开大会，高喊为完成1985年的经济指标而奋斗云云，怎么就说分就分了呢。何况，此举关系到地区存亡和职工各自的命运啊，已经习惯的生存方式突然改变，那是多大的不适应啊。可以说，在地区范围内，自上而下是抵触这个由上面主导的“分家”计划的。


　　干部们都知道，此举与上面的形势有关。1982年，中央决定撤销地区，实行市领导县体制，行政区划层级由“虚四级”变为“实四级”。几个月后，江苏省就撤销了所有地区，设置了11个地级市领导属县，开始引领区划改革的新潮流。而后这种改革逐步在全国铺开。然而，这毕竟是江苏，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治城却并不积极，驻城的晋东南地委几位资深观察家经过冷静分析后认为：传说中的山西在晋东南的这次改革，虽然是在向江苏学习，但明摆着的是，这里与人家江苏的情况不一样！说白了，这里的分家条件很不成熟。其理由能够列举许多条。如果硬分，一定会带来一场动乱啊！上面不可能不知道后果。因此，上级不会“出此昏招”！于是，观察家得出的结论就比较乐观。
　　“不会分的！回去吧！”“但愿如此呵！”干部们私下里互相议论、安慰着，仿佛找到了精神寄托。　　然而，就在大家疙吵吵、自我安慰的时候，接二连三的事情让地区干部目瞪口呆——5月21日上午，地委在大楼五层小会议室，召开副秘书长以上高层会议，正式传达了国务院65号文件，正式宣布地市分家和人事变化，最震惊的是撤销晋东南地委行署，专员衣耀光调升运城地委书记；晋城市由县级升格为地级，市委新领袖由原地委副书记崔光祖担任，市长由大同来的薛荣哲担任；长治市新任书记、市长分为省里下来的武玉鸣、张泽宇。细心人注意到，晋东南地委书记祁英的去留没有提及，如何安排，这是一个谜。
　　下午，地委又在位于长治市长兴路的地委礼堂，召开地区副处以上干部大会，祁英正式宣布地区解体，换句话说，他自己终结了他的地委书记职务。而地委、行署这个框架则自动转换成晋城市委、市政府；次日，在地委主楼五层会议室，新任晋城市委书记崔光祖主持召开各部委局领导会议，祁英宣布地区人财物全部冻结，基建暂停，地委这条台庞大的机器限于瘫痪。而此时祁英的身份，从行政角度讲，似乎有些可疑。


　　连续三个会议，把地区官僚集团击懵了。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紧接着，一个来自省城的40人分家工作组，“空降”长治城，徐徐入住地区条件最好的太行宾馆。大家这才如梦方醒，意识到“不可能发生的事终于要发生了”！
　　据原地区行署秘书长平良德老人回忆，干部们都不办公了，三三俩俩聚在一起，议论纷纷，仿佛塌了天了。寻思当时气氛，地委如炸了窝，干部仿佛是“如丧考秕”啊。
　　对于上级的分家决策，晋东南干部震惊之后，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个好理解，地区好比是老子，让它把权利、财产分给两个儿子，一个独立的大儿子，一干新生儿，他们老大的不愿意！——毕竟老子还不老，还没有到退休年龄。还忒能干哩，这么个年龄，谁愿意拱手让权呢？！于是，机关推举出地委、专署4个秘书长去与省里工作组谈判交涉，反映问题，做最后的努力，——自然是希望促使上级收回成命。而地委司机班拒绝为工作组出车，等原地委领导勉强派出一辆上海车，司机竟然不配合，小车也被涂得成了花脸……有几位干部想不通，就趁夜幕来临，联合找见了专员衣耀光，他行将到临近的运城地区赴任，职务是地委书记。说到痛处，一位大个子还大哭了一场。其他人跟着赶火，说你走了，不管我们了？又哭诉：“有人把地委折腾了，让我们去长治、去晋城，人不人鬼不鬼的，好好个地方，都给了人家了。”衣专员好言安慰了一番，说要相信组织。这是发生在那年5月初的一幕——哭谏。其背后的原因都是对地委的感情太深了，太深的地委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亲历过；太熟悉了，熟悉的地委行署一砖一瓦都清楚！对于这场突然的改革，他们一下子接受不了。
　　但努力已经太晚，事情无法挽回！早知当初，何必如此呢？！此前，并非没有症兆，譬如长治、地区在1983年都曾派出县级干部到苏南挂职锻炼，学习人家发展乡镇企业之举。这些人里，其中就有阳城县委书记田霍卿，长治郊区副区长程前等等。回头思忖，这可是早期的迹象呵，地区干部应该有所察觉呵。




原地委书记祁英遗孀张健宏女士谈分家
地点：晋城市委家属区时间：2008年6月1日　　我老头1924年生，临汾市襄汾人，28岁担任芮城县委书记，从那时在晋南当过八个县的书记。他是1981年由临汾调到晋东南的，先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来是书记。开始，我不愿跟着他，怕人觉得我沾他光，后来才从临汾司法局调到长治。当时晋东南有两个框架，一个市，一个地区，我不想与老头在一起，就去了长治市民政局当局长。可同在一个家，我们俩人竟然能3个月见不着面，我要求回地委，照顾老头，条件是安个部局副职就行。因此，老头与长治市协调了3次，长治不放，后来李惠春（注：长治市委书记）才同意。我找陈有根（注：长治市委组织部长）办的手续，这才松口气。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就是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5月23日，过了一天，书记、专员就到省里开会去了，开了一天会回来，5月25日就撤销地委。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　

002晋东南地区最后的谢幕
　　



4天后的下午，在省委工作组主持下，原晋东南地区、长治市、晋城市三方处级以上干部云集地区礼堂，共计千余人，接受分家的事实。事后明白，这种联合会议，在两地历史上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据地区行署窦副秘书长回忆：那日下着大雨，许多与会者心里都不好受。在压抑的气氛里，大家这才望到主席台上“省里钦差”的面孔，组长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白清才，副组长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功勋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玉明。两个副省级，一个正厅级，阵容强大呵！从中可以感受到上级的决心，想不分大概也没戏啦？！一位与会者这样想。
　　除了省里领导，台上就座的还有地委书记祁英，长治市委书记李惠春。他俩作为分家领导组副组长在座。据一亲历者回忆，这两位地方领袖的心情是大不一样的，李惠春打伞来后，等一宣布就高高兴兴走了；而祁英则有些闷闷不乐，枯坐于台上。还有人回忆，等宣布了任免名单，发现没有安排祁英时，他好久未反过劲来。我私下分析，前后的两个宣布可能不是一回事。这几个细节虽小，却能折射出两个政府领导的际遇，颇令人回味。


　　这次会议写入了晋城市历史，成为其奠基之会。会议传达了国务院批复和晋省省委常委纪要，正式宣布地市分家，新的晋城市由此而诞生。分家移交工作从即日起实施。白清才组长从机构改革、地理环境等方面谈了“分家”的合理性，要求“全体干部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做到生产、交接两不误，不折不扣地执行省委省政府决定”；长治市、新组建的晋城市领导分别也作了就职表态。会议程序化地进行后，大会宣布解散，在座的上千人纷纷起立，在嘈杂的座椅碰撞和哀声叹气声中各奔东西。而少数高层干部，他们跨过长兴路，来到不远处的地委主楼前，在这座见证地区兴亡的巨型建筑前合影留念。他们是省里钦差、地委及两个市委的主要领导、秘书长及有关人员。他们脸上露着礼节性的微笑，但各自的心里却是酸甜苦辣，心里发生着化学反应。许多地委人却似心里吞下一枚苦果，“有苦无处诉说”。
　　与会者心里明白，大势已去呵，这是晋东南地区最后的谢幕！

003 分家最棘手的事情
　　相对于形式上的会议，幕后运作却是实质性的。工作组作为“分家”主持人，力求“一碗水端平”，在方方面面作了考虑。当省里、地区、长治市三方代表坐到一起时，主持人抱着“秉公办事”的使命。但面对如此重大决策，心里也异常复杂。尤其是白清才副省长，几年前，这位五台籍人还是晋东南地委书记，在这里曾经工作了许多年，山水人文极为熟悉啊！望着在座的长治、晋城市几方大员，这些面孔他都很熟悉啊，好比“母舅看外甥，个个一样亲”。现在，他作为省里特派大员，充当了“分家兄弟们的母舅”。经多次会议，产生了一份《纪要》，作为分家协定来规范几方行为。　　
分家最棘手的事情有二：一是人员归属问题；二是财产分割。而人的归属最为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地区干部都把留长治看成是个人的最大愿望，一旦获悉自己留下，其兴奋之情，就如同抓彩劵中奖，少数夫妻就差点对着大伙儿拥抱了！而听说划去晋城，其心里的感觉如同发配。许多人守在会议室外，等着会议结果，有几个年轻人曾痛哭流涕，而20年后，他们已是晋城、长治的市级大员。


　　那么地委究竟有多少人被分割呢？


经过一段探秘，笔者才从原地区行署秘书长平良德老人保存的记录里知道了大概：
　　地区行政事业干部共计9352人，其中行政干部2868人；移交给长治市4133人，包括行政干部1000人（含老干部约200人），事业3133人；移交给省里7个单位共1947人；晋城剩下3272人。分家后又从长治过来250人，晋城过去25人。
　　这里有自愿的，也有被迫、无奈的，也有欢喜的。晋城籍人重回晋城就可能自愿，如果再被提拔一下，就会大喜过望。地区归了省里的人，办公地方原地不动，那也自然满意。惟独长治籍贯的人、且家又安在长治城乡的，调入晋城就意味着家庭分居啊。——有人叹息：地区这个大家分开了，我们的小家也要分离了。据晋城市人事局调查，1987年，晋城50个单位中，夫妻两地分居的有466人，要求回归长治的256人，南调晋城的157人，其中女性140人。接下来，许多人长期处在“孔雀南北飞”的生存状态。还有不少人开始了“回调”的努力。　　
而对于地区、长治、晋城领导人，家当才是最关心的。现在让我们看看地区积攒的这份家当——地区管辖着多大的地方啊，土地21940平方公里，之前已割出长治、潞城2县给长治市，余下的14县啊，有9县切给长治；5县划出一个晋城市。共有301个乡镇，5260个大队，22591个核算单位；全区人口有861854户、3581968口人啊，其中农村人口3274941人；加上上两县计有406万人！分离的直属单位里，还有近2万职工、5万家属，10所大中专院校，有最好的宾馆、医院，还有文艺团体（俗称“三团一校”），这些在一夜之间统统被两市瓜分了！地属的39个大小企业，26个留给长治，其余给晋城。分配原则是企业在那个市就属于哪个地方，从理论上讲，这叫“属地主义”；农林水部门，学校、医院、文艺团体，多数给了长治，晋城要下了宾馆、党校、地区机关报——太行日报社；著名的和平医院归了省卫生厅，长治医专、晋东南师专归了省教育厅，后来医专、师专分别改为长治医学院、长治学院；而这个地区礼堂在充当了最后的聚会平台后，也归到晋城账下，无意间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　　
这样，统计下来，共有59个单位归了晋城，其中45个有财产，有44个单位归了晋城，7个归省里。这里需要指出，晋城暂留长治的单位动产、不动产，其产权并未解决，只是《纪要》规定暂归晋城使用，等3-5年后再决定其所有权。因为产权未能最终确定，这就为两家争端埋下了伏笔。这种情形与国际间的许多纠纷类似，我会在下篇叙述。　　

004 作品《太行山断裂》在长治、晋城引起轰动
　　渐渐的，那栋象征地区权力的标志——苏式蛋糕式五层建筑，开始门庭冷落，比起往昔的威严，变得有些憔悴。毕竟权力解体了，地委“易帜”了。据有人回忆，那些天，大楼乱混混的，处在无政府状态，谁也找不着谁了。楼前聚满了话别和留影的干部，他们就像没落贵族一样，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咏叹。最终，楼内640余工薪人员各奔东西；而楼内到处是废弃的文件，其场面如同国军打了败仗后撤离南京。唉，回想起来，老地委们都在摇头。说那种场面实在没法子说。

　　就在地委领导纷纷合影留念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姓王的地委离休领导，突然间冲到祁英前面，用大手封住了祁的领口，气咻咻地要求“把问题说清楚”，旁边人赶紧上来拉架，而后又是激烈的吵骂。——我现在明白，这一幕与分家并无直接关系，但这次冲突，为纷乱的局势又凭添了不安和郁闷，也使这两位地委老人心里结下了疙瘩，此后双方再未重新握手。
　　接着，大楼被新组建的晋城领导机构入住。几年后，又被闲置起来，重新被许多单位、个人瓜分。用本地文化人陈福通先生的话讲，“一度沦为七十二家房客云集的‘大栅栏’。煤球炉在走廊上吐烟，尿布和内衣迎风摇曳好似万国旗”。后来这座楼又划归了长治，现在俗称“长治市政府南大院”。


　　哈哈，无可奈何花落去！众多的不满抗拒不了上级的决定，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特征——家长体制。用一句官话讲，“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7月底，省里工作组在做完“大切割手术”后，也打倒道回府复命去了，终于能“不辱使命”。当然，长治坊间也有说法，说面对没完没了的棘手问题，工作组只好半途撤走。用一句话总结为：来了40人，住了70天。
　　此刻，一个叫赵瑜的原晋城文联的年轻作家抓住此现象，写了专篇报告文学《一个著名地委的消亡》，审稿后，中国作家杂志编辑徐刚先生将篇名作了修改，改为“太行山断裂”，没想到这竟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名词！然而，手稿几经波折，在辗转两年后才于1988年在广州《花城》杂志上发表！此文一旦在晋东南传播，民间争相传阅，一时晋城、长治是洛阳纸贵，满地区竟传“断裂”。2008年初，老赵告我，晋城某机关在大量复印此文时，把一台复印机也累坏了！分家这件事稍稍平息，这篇几万字的文章又再掀波澜，造成了区域性的轰动。就连省里某主要领导也有些恼火，认为是“添乱”，这不禁让周围人为赵作家担心了一番。


　　据传，某省领导看到此文后，大为震怒，说：此人是哪里的？！手下一查很快就明白，这个赵瑜是晋城文联的秘书长，专业作家，之前已写过《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洲同》等，稍后又推出《强国梦》等力作，被认为是专门揭露体育疮疤的人，把当时中国体委主任李梦华也得罪了。据说有属下帮腔说，哼，把这小子撵出山西！这样一来，晋城官方因他的“添乱”而倍感麻烦，但对此事处理起来又颇为棘手！一位宣传部长曾几次约赵瑜谈话，谈话间也曾动了肝火，但最后处理下来，这位33岁的青年竟然毫发未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进步！相反，他借此举名声打仗躁，在晋东南近乎于敢说话的英雄。同年，又出人意料被调入省作协，据说这与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维庆提携有关，这位具有北大哲学底子的高官，对此事件有不同于旧式干部的看法。
　　笔者也是在此时听闻了赵瑜，但从未看过其内容；10余年后我们又成为哥们文友，这才从老赵送我的《赵瑜自选集》里看到这部作品，而后多次研读。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仍然感慨了一番。那么，我如何看待这篇长文呢？我觉得，此文看上去虽然略显粗糙，但却切中要害，勇气过人，表达了地区干部集团想说又无处诉说的痛苦与不满，这就是本文轰动的原因呵！因为此，他的名字镌刻在晋东南人的记忆里！

005长治、晋城分家大盘点
　　然而，震撼也好，尊重也吧，都挡不住事情的发展！我们再回来分家的几个主体上——　　长治市的辖地扩大，由4县区增加到13县区，其分别是城区、郊区、长治县、潞城、长子、黎城、襄垣、沁县、屯留、武乡、平顺、壶关和沁源，想起当年被地区代管，1975年独立，今日做大，终于是“媳妇熬成婆”，终成正果了；长治的新掌门是书记武玉明，代市长张泽宇，人大主任郭大唐，政协主席郭贵琳，而原书记李惠春调离，市长谢拴贵“因年龄偏大”被动员任专职副书记；稍后还有一位副书记到任，这就是后来在山西省委副书记位上“出事”的侯伍杰。借着这股喜气，长治市立刻在其控制的会堂——潞安剧院聚会，成员当然包括这刚刚“收编”的9个儿子。

　　晋城市由县级市升格为省辖市，如愿地恢复了其历史上州府治所的地位，那个高兴呵，儿子终于能自立门户了。其实早在1948年，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从河南焦作路经晋城时，就看到晋城的地理位置、物产资源及发达的手工业，曾建议设市。——这大概是最早的“晋独”倡议者。于是，晋城就建市，但很快又昙花一现。实践证明，陈老总，那是慧眼独具啊！现在，晋城市终于在地委大楼里脱颖而出，领有城、郊二区（拟由小晋城市组成）及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四县，这就形成今日晋城市之区划。7月，小晋城市又实施进行城、郊二区分家活动，在此，本人称此为“小分家”。在小晋城市基础上，一下产生了两套领导班子，譬如城关镇办事处主任成育廷先生一下成为副市长（小市）兼城区筹委会主任，19天后正式成为城区区长。2008年7月12日，在晋城大酒店，成先生告诉我，如果没有分家，他也许没有这样的快速升迁机遇。




　经此分家机缘，晋城梦寐以求的独立终于获得了成功！
　　同年7月中旬，在晋省召开的人大会议上，省委书记李立功、副省长白清才强调晋东南“分家移交”要在本月下旬结束，并督促晋城市首脑要尽快从长治移到晋城办公。这样，在上级的催促下，晋城领导班子依依不舍地离开长治市而南下晋城，并于8月1日在新市东街挂牌办公。在仪式上，班子成员们第一次与晋城人民亮相。他们是晋城市委书记崔光祖，代市长薛荣哲，副书记任清海，市委常委有纪友伟、成葆德、程延龄。同时，晋城市城、郊区也正式挂牌。新任城区书记为吴广隆，区长为成育廷；郊区书记为范堆相，区长为张天奎。原小晋城市长李才旺升任晋城市副市长。此前，市邮电局已于6月6日最早下来晋城办公。



　　从最新出版的新政区图上，晋城市出现在晋省东南角，其面积达9490平方公里，超过上海市的面积；含29镇、87乡，3054村；人口有1812802口人，其中城镇人口仅19。3万；版图虽然仅占长治的2/3，但其财政收入足有全区之一半啊。——其特点是面积虽小，但经济强势啊。但其面临的问题是没有一座像样的中心城市和相关的设施。


　　晋东南地区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不复存在。祁英这位戈尔巴乔夫式的末代人物，出人意料地被“闲置”起来，其工资由晋城市财政支付，只兼任了省顾委委员、晋城顾问和省市联络员的虚衔，偶尔出席一下那里象征性的政治活动。——这种安排大大出乎观察家们的意料，原来大家分析，他可能担任副省长或者省委党校校长等要职，最起码也选择长治、晋城一市主政，可等来等去，结果颇为意外。其中之谜，我想大概只有晋省高层个别要人心里清楚吧？这种失落对他的打击就够受的了，还有“非礼”行为，一些地区干部安排不好的，都把怨恨归结到他身上，坚持认为是“他把地区卖了”。一个民间的理论是：“不是他，地区能分开？！我们能成了这个样子？省里还首先想在大同、雁北搞这套，但人家不同意，后来才选择的晋东南，就是他答应的。如果他不答应，地区能分开？！”于是，这番推论后，有人就把怨恨归到他一个人的头上。据说这位书记在地委平房寓所里，一坐就是15年，——他不属于长治市，也不去晋城，平时蛰居于他的老院里，然而，这个老院的归属权也归了长治，他就是一个寓公。世事变迁的令人感叹呵！有人戏说后来的地委大院就是晋东南之“故宫”，里面住着末代领袖。据说，这位老人平时很少出门，喜欢在家读书作诗，其活动经常局限于宿舍之内，一直到他2000年11月去世，其处境很令人同情，也让后人不由的唏嘘感叹一番官场之冷热。




与张健宏女士谈地委书记祁英
地点：晋城市委家属区时间：2008年6月1日　　张：我老头内向，退下来，很少参与事，他喜欢安静，爱写书法、写诗、看书。（注：我看过他的题词，书法写得与他的长相一样，很秀气。张女士带我上楼看书房，一排书柜前放满了书，我注意到，书柜是八十年代风格的，书都是政治类、文史类居多。）　　张女士多少有些激动和伤心，她指着书柜说：“你看，我老头的，这些我都带来了！”　　冯：退下来，你爱人落差大吗？　　张：落差感觉不大，他出门配有专车。晋城人到太原，路过长治就要过来，家里人不断；长治市慰问老领导，也来看我们，阎爱英、谢栓贵（注：两任长治市委书记）来看过我们。（冯：对外界呢？）市民一个，出去买菜，要咋嘞？！　　冯：分家时，你爱人没有安排职务？　　我也说不清，我也奇怪。这（注：指不安排）不是李立功的意思，有人出的主意。我们在临汾时共过事，关系好的呢。曾让他去省委党校，他说不去了；冯芝茂（注：当时为晋省副省长）让他去省里整党办，他也不去。　　此后，地级干部也各奔东西，如副专员阎根锦改任长治市副市长，多数地级领导去了晋城，譬如副专员杨月生平调晋城，几年后又升任长治市长，等等等等，其中有太多的人事更迭。而地委大院除了地区老人看守外，也逐渐挤进了不少长治新贵，而当年，他们还仅仅是祁书记麾下一个个干事！真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就这样，晋东南地委行署作为一个著名的党政机构，随风而去，不复存在。

006 三方的微妙心里
　　 那么，分家几方的心理是个什么样子呢？　　
长治方面可以猜到，突然由小角色变大，获得自己原来8倍的土地，几倍人口，那欣喜异常呵，为什么不乐呢？！原来长治城里有两个山头，现在终于成了一个了！那能不惊喜吗？天大的惊喜呵！这不，宣布前，它们提前把新市的行政地图都印好了。事隔23年后，长治一退役官员还八卦一番，说：行署解体是迟早的事，它只是一派出机构，并非一级政府，从时代发展看那是必然的结果。　　
晋城方面也很遂愿啊，一个小兄弟能独立出来，不再受地区家长的管制，能与长治老大哥分庭抗礼，也不用再把辛苦积下的财政上缴，用以补贴北边长治的那些穷县，那是扬眉吐气，近乎“翻身农奴得解放哇”，岂能不把歌唱。有人形容晋城独立是“带走了希望，留下了包袱”。还有，许多晋城干部，也因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升迁机会。自然，从体制到个人，晋城方面是一片欢呼！　　
地区方面则最为凄惨，许多干部无限伤感，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财产分割或者版图得失，而是个人归属。面对何去何留，竟有些左右摇摆，难以抉择。到长治吧，那里已职数超编，你是去“插队”，人家并不欢迎，安排一个合适职位很难，局长去了也只能做个书记，副局长就更惨，经常会排在第八九位；而去晋城呢，虽然相对好安排，但人家腾出空缺来可以安插亲信，你爱来不来。从居留环境，大家最难以割舍的是长治这里有家，有老婆、孩子，有明显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在这里，他们已经形成习惯，他们不愿离开经营了几十年的这座老城；再说家庭的另一半也坚决反对赴晋，有的甚至以离婚相威胁；从选择工作环境，他们更认同晋城，原因是晋城与晋东南地区在天然联系上更近——他们普遍有一种潜意识，看不起长治干部，觉得他们的素质低，作派小气，——有人说长治选拔处级干部从乡镇选，而地区就不一样，从16个县级选，这样，那素质就差多了。对于何其去何从，他们不论如何绞尽脑汁、兼顾权衡，有一点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已经没有“父亲”了，地区正一去不复返了，新爹是一后爹，他们正成为一群弃儿！　　
而有些执著的地委人，他们秘密交流，不愿就此罢休，而是秘密整理“告状”文件，再潜行到壶关、安阳、平遥等地投信或拍电报，向中央反映他们的不满……显然，他们作为“地区良心”，在尽着最后的怒力！他们之所以不敢公开名字，是怕被省里看成是“破坏团结”的不安定分子，或者是文革“三种人”，——一旦与文革挂钩，这个定性是要付出代价的！从事情的发展看，这种努力如同竹篮打水，未达到预期效果。


　　而对于300万出头的农民和县属科级以下干部来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突然改制，并不了解，也似乎不太感兴趣！用当时一位老农言：我管他狼吃羊，羊吃狼，与俺们有甚瓜葛？！我们只关心有粮吃、有钱花！许多下级官吏也有类似心理，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眼前利益！地区对于他们只是一个空洞之物，还不如多打点粮食来得实惠。从心里学角度分析，自私最符合人性。
　　逐渐的，情况还在变化。长治方面渐感不妙，一是发现新入伙的多数是穷县，——9县全部是补贴县。它现在成了小马拉大车，负担沉重，“一个讨吃的带着十三个要饭的”（赵瑜语）；二是地区约1000名干部分配过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3000人的庞大干部队伍，依照当时体制吸收能力，根本无法消化，那负担没得说！在随后的几年里，长治经济一直拮据，唯一的建设成果，据说是盖了一座8层市委综合楼（人称裤衩楼），我1988年分配回长治那两年，就听说，市里干部大量积压，年龄偏大，包括那个从苏南挂职一年回来的程前，回来仍然是副区长，六七年不变，长治县的乡镇书记王伟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为本省独有。1990年代初，一市委书记离开时，民间有个说法，他在位三年只提了两人，一个秘书，一个女婿。嗬嗬，是否有些夸张？不得而知！　　

007 晋城是一市两地，长治是一地两市

　　晋城方面是“未来光明，眼前难走”。他们本不愿把机关搬走，但在省里催促下，知道无法拖延，就硬着头皮去了晋城，选择在老干部家属区建立了建市指挥部。当年8月1日，晋城市的首脑机关正式在晋城市一个小院挂牌办公。60间办公室、200张床，一个数百人就餐的大食堂，晋城市的掌舵人就这样，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县城构架上着手“建市”。平地起家，万事开头难呵！　　
由地区舒适的城市生活重新跌落到“住帐篷”的艰苦中，下来的干部们其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为了鼓舞士气，市领导召开了动员大会，给属下们鼓劲说，要有“住寒窑”的思想，用老区精神来把晋城建设成太行山上的“特区”。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习惯了城市生活的的干部们一下子是无法适应小县城环境的。他们无心恋战，人心思归，想100公里长治的老婆孩子、亲朋好友，想那里熟悉的一切。他们经常是慢慢去晋城，等虚晃一下，就要急归长治，嘣——，那情势像回收的皮筋一样迅即，归心似箭呵。据李才旺先生（当时是副市长）多次告我：就是85年冬天那场动员大会，市委指定市直各部门大小负责人来工地，并为大家准备了上党人爱吃的炉面（又名焖面），结果，计划200人开会，结果到会不足一半，等会散后还走了一半；炉面留下那么多，让留守人员吃了好几天都未吃完！市政府秘书长平良德自嘲说：白天吃炉面，晚上当“团”长。关于“团”长的含义，我接着会讲。

　　分家之后的至少5年时间，晋城干部奔波于太洛路上。长治距晋城，在盆地、山岭间逶迤着一条很次的三级公路，约120公里，汽车只能踽踽而行。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处级干部坐小车也需要三四个小时，而科级以下干部只能乘公共汽车，随车颠簸于长晋路上，穿村走镇，逢点就停。你很难想象，120公里的路竟然能走六七个小时，从上午走到天黑呵！其心里的苦衷、怨恨会有多少，但他们无法倾诉，又能向谁诉说呢？！从1985年后半年开始，上千辆汽车来回往返，油耗无数呐，对于这座新建的城市财政是项不小的开支。本来城建就严重缺钱，领导四处化缘，结果跑车又凭填损耗。于是民谣又起：“小钱买了油，大钱盖了楼，提起搬家发了愁。”

　　 提及这段创业经历，他们无不说吃尽了苦头呵。私下里，他们只能用自嘲来安慰自己。他们称自己是伙倒霉的“军官”——上班当“旅”长，（周一从长治出发，周末才能回来。）睡觉当“团”长，（住房简陋，因没有好的保暖设备，晚上只能缩着身子睡）；工作当“营”长（因为新建大楼，就把办公基地扎在工地上，支起帐篷）；建设当“连”长（因为城建，需要丈量土地，就成了“量”长）；吃饭当“排”长（吃饭上大灶，需要排队）；搬家当“班”长（因为长治的办公设施需要往晋城搬运，于是就成搬长）。呵呵，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吃了二茬苦，也产生了山地人的幽默。　　许多下属机构仍然留滞于长治市，原因是由于缺乏办公设施。晋城市级几大班子也是两地办公，仍占据着地委大楼，机构的布置仍然与地委时代一样，三楼为首脑办公区，五楼为会议室，对面新楼是市人大、市政协，新楼东侧三层楼为档案局，西侧为劳动局，地区公安处改成晋城市公安局，防空院地区报社改成太行日报社。那时，一问晋城市委在哪里？回答：在长治!由于晋城市委在晋城有办公室，在长治的地委楼里也有一套设施，于是，有人风趣说：“中国是一国两制，晋城是一市两地，长治是一地两市。”在这点上，归属了长治市的干部没有多大损失，麻烦的是这些晋城干部啊。对于这种情况，晋城市委领导也是无奈啊，崔广祖书记曾给同僚总结自己的生活是：“上午晋城开会，下午长治开会，中午车上磕睡！”



　　就这样，一城两市的局面维持了5年左右。接下来就是两地对地区遗留房地产的争夺，并愈演愈烈，最后由省里出面仲裁，才瓜分了这块最后的蛋糕。回头我会用专章叙述。

　008 “复区梦”的破灭及“晋长家庭”出现

　　一些调归晋城的地区干部职工们，他们并未就此了事，复区梦仍然汹汹燃烧于他们的心中，在两三年的岁月里，他们强烈盼望着能重新地市合并，而后再返回长治城执政；后来又风传说，国务院要成立“太行地委”了，他们翘首以待，等待理想的实现，小车司机甚至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在车尾挂上那来长的鞭炮，边走边放，让它从晋城响到长治！有些人私下甚至组成了“还乡团”。　　然而，他们终究没有盼来这种情况。　　
许多人最后的一点希望破灭后，就放弃念头，开始想尽办法作回调努力。据后来统计，前后有750人返回长治市工作，市委其中有司机老田、傅清平，他俩都给晋城市委书记王耕溪开过车，回来长治市政府后，都作过我父亲的司机。还有一些人则因为两地分居不能合拢而离婚。曾经的海誓山盟，最终却由于分家而葬送在两地的隔离中。晋城文化人吉某测算，约100对这样的家庭解体。晋城市政法部门刘某就是受害者。为了分房需要，“假离婚”的家庭更多，有人预测不下几百户。提及这段历史，刘先生总是情感涌动，泪水曾经怦然而出，他感慨说：“太行山断裂了，我的家庭也完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分家的殉葬品!

　　当然，也有人在逐渐习惯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乐此不疲往来于晋东南两极，反而不愿意过那种沉稳的生活，他们的总结是：“晋城工作，长治安家”。我所熟悉的警察丁治先生、工会秦志铃先生就是例证。而八旬年龄的平良德先生仍然奔跑于两地，过着旅行的生活。他从晋城市政府秘书长位置离休后，仍然在晋城经营他的市老促会，忙碌的与离职前没有两样，双休日，他总要回来长治，陪伴“地委院”里的老伴，周一他又乘专车回晋城，与儿女们在一起。这种工作、生活交错两地的现象，在晋东南随处可见，我称之为“晋长家庭”。
我的了解，广州、佛山两地之间的这种情况也很多，媒体称之为“广佛家庭”。现在，因为路程时间的大大缩短，“两地分居”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个当年深深刺激着两地居民的的词汇，正在渐渐淡化为一个历史名词。

009 老地委走了，地委院还在

　　而那个老地委呢？飘散得早已无影无踪，这些年，在网上连“晋东南”这个名词也找不见了。那么，寻找这个地委，去哪里寻呢？　　
地委构架，一分为三，但以晋城为主，经过这么23年的发展，这批老地委多数已经脱离社会、处在休闲状态，他们中的顶尖人物已经分散到各地，以太原、长治为多；而长治市呢，原本就有一个框架，地委干部不占优势，对它仅仅是一个补充。翻阅长治志书，你从里面看不到多少地区的历史，有也只是寥寥数语。当然，长治方面也抱怨，说晋城家把地区的档案都弄走了。　　
我去哪儿寻找地委呢？何处是他们的灵魂归属？我还是从晋城寻到了处在长治城的地委大院里来，虽然“领土易主”，牌子上“晋东南”换成“长治市”，但这里仍然弥漫着一股老地委的气场，地委大楼、友谊小学、东家属院、部长楼……我把脚步停留在公安处大楼附近，目视着周围，我知道其下面的基座曾经是教堂的根基，这大概是院内最古老的建筑！关于其历史、如何被毁，已经很少有人说的清楚。有一位目击了这些，这就是楼前那两棵老柏树，树龄已经有300年，它见证了潞安城的变迁，目睹了大院发生的惊心动魄……每天有许多老地委糜集于这里，活动于这里，譬如绕树三匝，譬如树下絮语，似乎这里就是他们的心灵所系和地委灵魂所在？！我只能从这里来寻找晋东南！老地委走了，地委院还在；教堂走了，老柏树还在！
这棵老树仍然活着，仍然枝枝杈杈，分出一个个后代；如同地委走了，孕育出晋城。正应了一句民语：20年后，俺又是一条好汉！



　　010 总结与思考
　　如今，20余年过去，一切皆为历史。冷却之后，我们回望这桩事件，自然要理性一些。这也是历史的诡异之处_就近一片模糊，拉开来，模糊才逐渐清晰。市管县，大致符合历史潮流，也是城市打破乡村围困、走向强大的尝试，用今天的思维解释，也是适应城市化运动的结果。它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只是需要提醒后人注意的是操作手段与时机问题。这些，赵瑜先生早在他的那部作品里点透，如行政硬伤、缺少民主运作、后遗症过多等等，在此我不作赘述。但这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黄河东流去。消亡就消亡吧，谁也挡不住；既使不是上级的巨手，它也会结束！因为历史、时间的力量无敌于天下，无人、无物可抗。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尘间的偶然存在就罢了。套用《三国演义》的开篇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规律。

　　如果把赵瑜的《太行山断裂》作为晋东南地区消亡的一曲挽歌，那么本文就算作对这个逝去体制的一个小结。我们无法拴住过去，却能顺应时代，展望未来！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地区虽然结束了，但它从文化上是不可分的。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历史上看，经常是一伙的，都由春秋末年的上党郡开宗。虽然分分合合，但其内在联系从未打破。晋东南文化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我郑重提出这个课题，提请国内外同仁关注，研究它，就是为了触摸我们这块山地上的历史和现在，使我们活得更加明白和有趣！



来源：头条号 晋南道

那个年代的区划调整和老百姓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影响不是非常大，只要把干部安排好就行。现在嘛，老百姓利益已经和区划捆绑了，很容易把区划调整弄黄了，武都百姓就成功阻拦了迁治成县

赵瑜是名人啊，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都是他写的

整篇用词，呵呵了，无非一个流氓文人为一个逝去的事物写挽歌罢了，毫无客观性可言

另外这个祁英有问题吧，我查到的资料是1940年生人，晋东南解体1985年，他才45岁，就被闲置了。仅仅是政敌使绊子说不过去吧。说的就好像各级干部的培养国家就没有付出，全靠个人本事一样，如果这个人没有问题，怎么可能45岁就被雪藏

zhaohz:那个年代的区划调整和老百姓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影响不是非常大，只要把干部安排好就行。现在嘛，老百姓利益已经和区划捆绑了，很容易把区划调整弄黄了，武都百姓就成功阻拦了迁治成县 (2025-03-08 18:25)

那时候很煞笔，不是在几个县上面”新组建地级市“，而是县驻地县级市“升为地级市”，撤销地区行署。而晋东南地区驻地长治还是地级市，地市并存，晋东南地委、行署这个框架转换成晋城市委、市政府，要让晋东南地区的官员大量平移去落后的晋城，安排起来比较复杂混乱，也自然会引起抵触。

比较江苏的扬泰分家：在几个县市上面新加一个地级泰州市，原县级泰州市翻牌改为海陵区。不存在任何干部人心惶惶，只有很多人有升官机会的喜悦，扬州市的干部去泰州都是升官。

但现在，还有煞笔坛友主张地市并存，地区驻在地级市。或者省会驻在直辖市。

李清:那时候很煞笔，不是在几个县上面”新组建地级市“，而是县驻地县级市“升为地级市”，撤销地区行署，安排起来比较复杂混乱。
比较江苏的扬泰分家：在几个县市上面新加一个地级泰州市，原县级泰州市翻牌改为海陵区。不存在任何干部人心惶惶，只有很多人有升官机会的喜悦。
 (2025-03-08 20:52) 

文字如何表达是一回事，实际人事安排是另一回事。
杨泰分家不需要撤销谁，是新增一个地级政区，当然好办。
长治和晋东南是地市并存，无论如何表述，长治两套地级班子只能留一套，晋城则新增一套。即便表述为“新组建”，也得消化晋东南地区的人事安排

当时应该分两步走。

第一步：新设地级晋城市，从晋东南地区、地级长治市调人为主（当时地级长治市的官员没动），去了普遍能升官，自然很多人愿意去。

第二步：晋东南地区、地级长治市合并。（可提前放风，留着可能不如去晋城有机会）

关键是：当时地级长治市的人没有动！

leexiaoqi:赵瑜是名人啊，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都是他写的 (2025-03-08 18:51) 

兵败汉城是一个伪问题。洛杉矶奥运会第四太水，因为前三中有西德和罗马尼亚，罗和中是没有抵制84奥运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汉城奥运会，美、西德、罗的名次也严重下滑，是不是兵败汉城。而且中国优势项目乒羽、跳水、举重、跆拳道等也是洛杉矶汉城奥运会以后才进入奥运会或扩军。

另外我奇怪的是，南宁地区翻牌变成崇左市，从省城迁崇左，竟然没有引起大的抵触。

李清:另外我奇怪的是，南宁地区翻牌变成崇左市，从省城迁崇左，竟然没有引起大的抵触。
 (2025-03-08 21:19) 

因为当时的规定是，要么去崇左，要么留南宁，二选一。
既然有选择，就不会有太多抵触。反正去崇左的人，留在南宁的房子也不会贬值，在南宁还是有家啊。

中南海:因为当时的规定是，要么去崇左，要么留南宁，二选一。
既然有选择，就不会有太多抵触。反正去崇左的人，留在南宁的房子也不会贬值，在南宁还是有家啊。 (2025-03-08 22:39) 

        所以后来广西衍生出一个“星期五干部”的官场说法，也就是来宾市级干部上班在来宾而家在柳州、崇左市级干部上班在崇左而家在南宁、贺州市级干部上班在贺州而家在梧州……星期五下班就离开工作地回家，周一早上再跨市来上班。
       你指望这些穷地方挣钱去富地方消费的干部会努力把新地级市发展好是不可能的，人家只是熬资历的“候鸟公务员”，等时机成熟还不是会想办法升回原来的城市。

李清:当时应该分两步走。
第一步：新设地级晋城市，从晋东南地区、地级长治市调人为主（当时地级长治市的官员没动），去了普遍能升官，自然很多人愿意去。
第二步：晋东南地区、地级长治市合并。（可提前放风，留着可能不如去晋城有机会）
....... (2025-03-08 21:07) 

对头儿，受长晋分家风波的影响，后来山西的朔州和大同刮分雁北地区就是这样进行的。

1988年合并朔县、平鲁县设地级朔州市，朔县、平鲁县分别改设为朔城区、平鲁区。

1994年撤销雁北地区，所辖各县分别划属大同市和朔州市。

李清:当时应该分两步走。
第一步：新设地级晋城市，从晋东南地区、地级长治市调人为主（当时地级长治市的官员没动），去了普遍能升官，自然很多人愿意去。
第二步：晋东南地区、地级长治市合并。（可提前放风，留着可能不如去晋城有机会）
....... (2025-03-08 21:07) 

看他这个是太急了，最简单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行署直接迁到晋城。

晋东南行署迁晋城，人员去留在长冶市和晋东南地区之间进行。长冶市多划入几个县。迁移后的晋东南再翻牌成晋城市就行了。不要太急，花个5年10年的慢慢消化就行

还不如不分呢。地市融合，少一套地级机构，地级财政的钱都用在长治，长治城区能比现在壮大不少。

jshliu:还不如不分呢。地市融合，少一套地级机构，地级财政的钱都用在长治，长治城区能比现在壮大不少。 (2025-03-09 17:57) 

          现在山西发展最好的城市除了太原就是晋城、人均GDP高居第一、人均财政收入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第2，不比长治差。

youyuan:整篇用词，呵呵了，无非一个流氓文人为一个逝去的事物写挽歌罢了，毫无客观性可言
另外这个祁英有问题吧，我查到的资料是1940年生人，晋东南解体1985年，他才45岁，就被闲置了。仅仅是政敌使绊子说不过去吧。说的就好像各级干部的培养国家就没有付出，全靠个人本事一样，如果这个 .. (2025-03-08 20:14) 

80-90年代整个官场就是流氓遍地走，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政治牺牲品很多。

我说1个，赖昌星案最大的背锅者李纪周，因为两派斗争，最终涉及赖案的两派的人，一个也没有被拿下，反而一个与赖案无关，且多次拒绝了赖贿赂的小派系人物李纪周成了替死鬼，撸职坐牢加上被污蔑为幕后保护伞的一整套小作文，至今这些小作文还在被广泛流传，成了“铁棺材”。

闲置真是政斗中棋子最好的结果之一了。

youyuan:整篇用词，呵呵了，无非一个流氓文人为一个逝去的事物写挽歌罢了，毫无客观性可言
另外这个祁英有问题吧，我查到的资料是1940年生人，晋东南解体1985年，他才45岁，就被闲置了。仅仅是政敌使绊子说不过去吧。说的就好像各级干部的培养国家就没有付出，全靠个人本事一样，如果这个 .. (2025-03-08 20:14) 

祁英的遗孀说他是1924年生人
1985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