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各省按察司副使、佥事本有分道巡查之责,既巡查民政、财政、学政等,也巡查军政。明代中后期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明廷开始在一些要冲之地,或加强分巡道、分守道的军事职能,或者增设整饬兵备副使或佥事,当地及附近的卫所官军听其节制,从而最终导致了“兵备道”的设置。
虽然,后来兵备道遍布全国各地,然而史籍中关于兵备道的记载却只是只言片语。在这些仅有的记载中有的说法却相互抵牾,使人迷离。近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始终是明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然而,很少有文章涉及兵备道的研究。兵备道在明代的军事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是研究明史不能回避的。关于兵备道的疑问目前存在很多,本文仅就其设置时间作一点初步的考察。
一、关于兵备道设置时间的不同说法的辨析
第一种说法出自《明史》。《明史·职官志》云:“兵道之设,仿自洪熙,以武臣疏于文墨,遣参政沈固、刘绍等往各总兵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未尝身领军务也。”[1]查《明仁宗实录》(卷9),洪熙元年夏四月甲子: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请促遣山西行都司高山等四卫官军诣大同屯守。仁宗认为徙兵大同屯守事乃是郑亨等未及时催督以致于延误时机。而此时移动会使军士因误了农时而失去生计。遂决定“于文职内简重厚有才识者,各遣一人来专理文书,惟文书尔与之计议而行。文书有漏泄也,稽误责在彼,若军机调度一切之事彼无预焉”。[2]五日后,又将此措施推广到各总兵官处。文臣领敕行事。敕书中规定:“凡其军中机密文书,从总兵官同尔整理,必谨慎严密,不可泄露。其总兵官调度军马发号施令等事,尔一切不得干预。”[3]那么,此事是否如《明史》所说是兵备道之始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要先确认兵备道的职责。关于此事的不同记载中其主要职责是明确的,即“整理文书”。而实际上,兵备道是为军务而设的。虽然其职责明廷并无统一的规定,而是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在敕书中作出具体的规定。然而,军事为其主要职责却是明确的。例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规定,兵备副使、佥事考满,由“吏部转行兵部,查其操练、修筑、屯种果有成效,堤备、调遣果无疏失者,升二级,照旧供职;平常者,照常迁叙”。[4]在上述诸项考察标准中并没有“整理文书”的职责,所以郑亨事件仅仅可以看作是文官参赞军务之始。据此可以确认,《明史》将此事作为兵备之始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第二种说法来自于《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认为兵备道始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八月:“兵备官之设,始于弘治十二年。其时马端肃为本兵,建议创立此官,而刘文靖在内阁,则力阴以为不可。马执奏愈坚,本年八月始设江西九江兵备官一员既管江防,又总辖鄱阳湖防,故特以专敕领按察司官领之。继则湖广之九永、广西之府江、广东之琼州、四川之威茂,皆添设兵备。盖皆边方,多属夷地也。其时事奇本不轻,此后以渐添设。在正德间,流寇刘六等起,中原皆设立矣。至嘉靖末年,东南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为分巡者无不带整饬兵备之衔”。[5]可以说,沈德符关于兵备道设置过程的叙述与明代兵备道的设置大致是相吻合的。为了控制南京上游及鄱阳湖区,遂有九江兵备道之设;为弹压少数民族地区的民变,遂有九永、府江、琼州、威茂诸兵备道之设;为镇压刘六等的流民起义,遂有中原各地兵备道之设;为抵御倭寇,遂有江南各省的兵备之设。关于此事,《明史》也认为:“至弘治中,本兵马文升虑武职不修,议增副佥一员,敕之。自是兵备之员满天下。”[6]显然,《万历野获编》和《明史》对于此事在兵备道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万历野获编》认为是兵备道之始,而《明史》认为此事只是起到了促使兵备道迅速、大规模发展的作用。
在《明实录》中我们查到了与此事相关的记载。《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十二年十月戊子,监察御史陈铨等劾奏兵部尚书马文升:‘前以王越之故而添设总制三边都御史,以杨时敷之故而添设清理军册员外郎,又徇沈晖之请添设湖广九永等处兵备佥事李宗泗,今又以欧钲旧属于腹里地方,添设江西九江兵备副使。乞裁革此二处兵备,并黜钲及文升等,以正朋比之罪。’上命二处兵备官俱革去,钲等二人俱调用。文升等已之吏部,以钲虽升副使,未到任,又被劾不可复任副使,请仍调知府,与佥事李宗泗俱侯缺听用。从之”。[7]在此条记载中,很明确地表明:马文升遭到弹劾,兵备副使陈铨还未到任便被革除职务。所以,《万历野获编》认为兵备道始于弘治十二年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相比较而言,《明史》对于此事的看法可能更符合实际。
二、兵备道的设置时间考察
据目前所见资料,明代第一位被冠以“整饬兵备”的按察司官始于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的“整饬松潘兵备四川按察司副使王用”。[8]时明英宗“以其勤劳于外故”,赏赐了南京参赞机务并各处巡抚、镇守、守备内外文武官一批人。而冠以“整饬兵备”者仅王用一人,与其同样受赏十五两白金的均为武臣,包括都指挥使、同知、佥事及指挥同知等。王用何时开始“整饬松潘兵备”虽未见记载,但《明英宗实录》中却有一条这样的信息:天顺六年三月,升“四川道监察御史王用为四川按察司副使,松潘等处抚治羌夷”。[9]可见,王用作为按察副使“整饬兵备”的时间应该在天顺六年到天顺八年之间。由此可以说,明代按察副使及佥事“整饬兵备”也应始于此段时间,即天顺六年到天顺八年之间。
由于兵备道并非明朝的“祖制”,它从产生到最后基本定型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曲折过程。在兵备道设置之初,其实并没有“道”之说,它们都被称作“整饬兵备”。也就是说,“兵备道的设置与内阁、巡抚一样,都是由一个临时性的权宜到永久性的定制的过渡”。[10]
“整饬兵备”始于天顺六年到天顺八年之间,那么,兵备道就应在其后的某时产生。可以证实这点的是,史料中第一次出现“兵备道”记载的时间是在正德四年,《明史·曹雄传》载:“正德四年,雄上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备道臣文移达总兵官者,率由都司转达。”[11]这段话说明在至迟正德四年之前兵备道就已经产生,其中“故事”一词暗示它产生的时间可能更早,但不会早很多。这可以从另一条史料中得到证明,《明史》载:“(正德十年)而请复饶、抚二州兵备,不得复,则请敕湖东分巡兼理之。九江当湖卫,最要害,请重兵备道,兼摄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及湖广兴国、通城,以便控制”。[12]正因为兵备道设置时间不长,所以,才会有“重兵备道”之请。据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兵备道的产生时间应在天顺六年至正德四年之间。
明代的兵备道是属于按察司的一级军事权力层级。由于明代中后期以后,军事斗争逐渐成为明廷的主要任务,兵备道遂在明朝的军事和政治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按察副使或佥事“整饬兵备”始于天顺六年到天顺八年之间,最迟到正德四年之前,整饬兵备已发展成为一级常设机构,即兵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