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立.秦及汉初三川郡(河南郡)东界变迁考述[J].秦汉研究,2024,(02):72-83.
三川郡地处连接关中与关东的中枢地带,是秦打开关东之门的钥匙。因为三川郡重要的战略地位,秦在统一进程中致力于拓展三川郡辖域。相关研究表明秦及汉初河南郡东界发生过变化①,不过以往研究往往聚焦于秦统一之后的三川郡边界、幅员、属县,对秦及汉初三川郡东界演变关注较少且观点各异。秦秋月认为三川郡界址与秦灭韩、魏两国有关②,而陈堃认为河南郡郡界在汉初发生两次改变③。本文拟结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通过考证公元前249年初置三川郡与《秩律》所示公元前187年④河南郡的东界,分析秦及汉初三川郡东界的具体变动过程及原因,阐释郡级政区辖域变动与政治地理的关系。
一、公元前249年三川郡东界秦东进因信陵君窃符救赵而受挫,被迫调整战略,选择从三川地区东收周室。据《史记》记载“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①。公元前249年,秦占领巩(今河南巩义市西)、成(城)皋(今河南荥阳市西北)、荥阳(今河南郑州市西北)后初置三川郡。学界尚没有系统梳理三川郡初置时的东界②,本节以荥阳为界将三川郡东界划为南、北两段,考证其具体走向。
(一)公元前249年三川郡东界北段首先是卷(今河南原阳县西),秦昭王三十三年(前274),“客卿胡(伤)[阳]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③公元前245年,“麃公将卒攻卷。”④卷城两次被秦占领表明卷曾被魏国夺回,秦置三川郡时尚不包括卷。公元前242年,秦将蒙骜率军“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⑤。酸枣(今河南原阳县东北)、燕(今河南延津县东北)、虚(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在河、济之间,是东郡属县,卷与酸枣相邻,应隶属东郡,后改隶三川郡。
卷城西南是釐城,今出土有韩国兵器“六年釐令戈”,此戈铸造于韩王安六年(前233),表明直至此时,釐城仍属韩。⑥据《水经注》记载,济水“东南迳釐城东……京相璠曰:今荥阳县东四十里有故釐城也”⑦。荥阳县在今郑州市西北古荥镇,釐城在此地以东四十里。张调元认为“釐音来,今以地势里数考之,即今郑州北来同砦,在黄河大堤旁”⑧。按北来同砦即今郑州市金水区北来童寨村,与古荥镇相距25千米,而釐城位于荥阳县以东四十里(约17千米),两者相差太大,按道里计,釐城位于今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东北八堡村附近。釐城当在韩亡后入秦。
釐城以南是管城(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管城原属韩,后被魏占领。“魏安釐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卫)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①有学者考证魏攻韩拔管发生于公元前247年信陵君合纵五国攻秦之后②,所以秦置三川郡时管城属韩。
(二)公元前249年三川郡东界南段首先是京(今河南荥阳市东南),战国初期京属郑国,后入韩。今出土韩国兵器有“九年京令戈”③,《中国
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以下简称《先秦卷》)据兵器铭文认为韩王安九年(前230),秦灭韩,至迟此时京县又属秦④,可见其认为此戈铸造于韩王安九年,苏辉则考证此戈铸造年代未定⑤。《秩律》简460记载:“□□、中牟、颍阴、定陵、舞阳、启封、闲阳、女阴、索、焉(鄢)陵、东阿、聊城……大行走士、未。”⑥有学者分析索(今河南荥阳市)是京县前身,汉初属河南郡⑦,《中国
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以下简称《秦汉卷》)指出汉初索属颍川郡,后因故省并⑧。由于《秩律》同郡属县存在集中排列的规律⑨,简460鄢陵之前应是颍川郡属县,再者,京、索在成皋、荥阳之南,未见有公元前249年之前秦占领京、索的记载,京、索当是韩亡之际入秦,属颍川郡。京以西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等地。秦昭王四十六年(前261),“秦攻韩缑氏、蔺(纶氏),拔之”I0。公元前256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I1。可知秦置三川郡前已攻占缑氏、纶氏(今河南登封西)、阳城、负黍,至公元前249年,四城隶属三川郡。
新城是否属三川郡仍需考证,今洛阳伊川县西南之新城在阳城以西,当于公元前256年之前已被秦占领,《先秦卷》则认为公元前230年,秦灭韩时新城入秦I2。秦昭王十三年(前294),“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①。《编年记》记载:“十三年,攻伊阙。十四年,伊阙。”②整理者指出新城、伊阙两地相近。③可见秦昭王十三、十四年,白起率领秦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击败韩魏联军所占五城,当位于伊阙周边,新城应在此时入秦。战国时期韩国另有一处新城,《中国
历史地图集》将其定位于密县(今河南新密市)东南④,此新城是郑国在春秋时期所筑。《水经注》记载洧水“东迳密县故城南,春秋谓之新城,左传僖公六年,会诸侯伐郑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⑤。应是此处新城在公元前230年隶属颍川郡。
公元前256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⑥。可知秦占领西周后,将西周公迁至惮狐。秦庄襄王元年(前249),“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⑦。秦迁东周君于阳人,表明阳人已入秦,至公元前249年,惮狐、阳人两地属三川郡。今出土兵器有“二年梁令矛”,有学者考证其铸造于韩王安二年(前237),韩国的“梁”地又称“南梁”,在今河南汝州市,表明直到韩王安即位初,韩国一直据守汝水上游的“梁(南梁)”地,使之成为保卫南阳地、都城新郑的前哨。⑧如此,三川郡东界位于惮狐、阳人与梁之间。
图1 公元前249年三川郡东界示意图
资料来源:底图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韩·魏》,第35—36页。
公元前249年三川郡东界在荥阳以东,卷、垣雍、釐、管、京、索以西,阳城、负黍以南,惮狐、阳人以东。三川郡初置辖域主要由二周、韩故地组成,东至荥阳与魏国接境。
二、公元前187年河南郡东界汉初河南郡是承袭秦三川郡而来,《秩律》显示高后元年(前187)河南郡东界已东扩,本节以圉县为界将河南郡东界分为南、北两段。
(一)公元前187年河南郡东界北段学界考证河南郡东界北段基本在酸枣、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圉(今河南杞县南)一线①,不过仍存在争议。首先是酸枣,公元前242年,秦以酸枣、燕、虚等地置东郡。《秩律》记载“西陵……鲁阳、朗陵、犨、酸枣(简457)、密、长安西市、阳城、苑陵、襄城……许(简458)”②,简457记载酸枣位于南阳郡属县与颍川郡属县之间,显然酸枣不是南阳郡、颍川郡属县。有学者认为简457最末之“酸枣”排列在南阳郡属县之后是因为当抄手抄完简457之后,复核简文,发现在简455、456所抄写的河南郡县名中,遗漏了“酸枣”,故补抄于简457最后。③倘若酸枣是抄手在抄写河南郡属县过程中遗漏的,当抄手复核时应补在简456之后,不至于补抄在简457末尾,简458颍川郡属县遗漏“许”,则是直接在简458末尾补抄。另据学者指出《秩律》六百石律文简459墨点“·”之后的县名是后补入律文的内容。④《秩律》中东郡属县除八百石之濮阳、简457酸枣外,其余集中在简460,“东阿、聊城、燕、观、白马、东武阳、茌平、甄(鄄)城、揗(顿)丘。”⑤并且酸枣与密、长安西市相连,由此推测抄手抄写六百石东郡属县时,与颍川郡属县、长安西市混淆,为补充完整,便在简459墨点之后将东郡属县补抄完整。汉初酸枣县应隶属东郡。
其次是阳武户牖乡,《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关东南部诸郡”图中阳武属三川郡,户牖乡则属砀郡①。汉初丞相陈平即阳武户牖乡人,高祖六年(前201)十二月于阳武之户牖乡置户牖侯国,李开元便将陈平籍贯定在砀郡户牖乡②,故阳武户牖乡地望仍需再考。《郡国志》记载陈留郡有东昏县,刘昭注补“陈留志曰:故户牖乡有陈平祠。”③可知户牖乡已改隶东昏县,杜预认为东昏县城即户牖乡即外黄西北东昏城④。《陈丞相世家》中《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东昏故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九十里”⑤。《元和郡县图志》“陈留县”条下也记载“东昏故城,本汉县,县东北九十里。即阳武之户牖乡,陈平之故里也”⑥。可以认定户牖乡在陈留县(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东北九十里。《太平寰宇记》“东明县”条下记载“东昏故城,在今县西北”⑦。可知东明县在今兰考县东北,那么东昏当位于兰考县以西。另据《太平寰宇记》“阳武县”条下记载“陈平墓,在县东三十里户牖乡陈相村。兼有庙存”⑧。阳武县(今河南原阳县)以东三十里有户牖乡陈相村,那么户牖乡位于阳武、东明之间,即今封丘县陈桥镇一带,汉初河南郡东界当在此地以东。
(二)公元前187年河南郡东界南段河南郡东界南段的争议主要是中牟、武强、故市、密、京、索、解陵等地归属。
首先是中牟,《秩律》简460记载“中牟、颍阴、定陵、舞阳、启封、闲阳、女阴、索、焉(鄢)陵……大行走士、末”⑨。简460记载的大部分是颍川郡属县,其中,中牟的归属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考证中牟属河南郡I0,晏昌贵、马孟龙则认为中牟属颍川郡I1。战国至汉初有两处中牟,一处位于河内郡,战国时期属赵国,赵献侯曾徙治中牟I2,《赵世家》记载:“《索隐》此赵中牟在河北,非郑之中牟。《正义》按:五鹿在魏州元城县东十二里,邺即相州汤阴县五十八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此山侧也。”①河内之中牟与牟山相近,在今河南鹤壁市西②。《汉志》记载还有一处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东)位于河南郡③,战国时期,河南郡中牟是魏地,秦置三川郡时,中牟仍属魏国,秦灭魏后应将其纳入三川郡,汉初仍属河南郡而不是颍川郡。以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规律分析,《秩律》简460之中牟与相连的棘蒲、简459之隆虑(今河南林州市)、馆阴(陶)(今河北馆陶县)、共(今河南辉县市)④,同属河内郡,因为《秩律》不载录侯国⑤,汉高帝十二年(前195)所置中牟侯国应位于河南郡中牟。
《汉志》记载河南郡中牟县有筦叔邑,颜师古注“筦与管同”⑥,筦叔邑即管叔邑,也是《郡国志》所载中牟县管城⑦。战国时期管城先属韩后入魏,秦灭魏,将管城划入中牟县,故市(今河南郑州市北)、武强(今河南中牟县北)⑧在管、中牟以北,应同属河南郡。管城以西的京、索两地仍隶颍川郡。《秩律》中密县位于简458之首,长安西市之前⑨,密县在京、索以南,汉初当属颍川郡。
密县以西是阳城,《秩律》记载阳城属颍川郡I0,前文可知公元前249年,阳城属三川郡,阳城何时改隶颍川郡尚需考证。颍川郡置于秦灭韩之际,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I1。秦以韩地置颍川郡,因阳城是韩国故地,为便于
管理,由三川郡改隶颍川郡。
此外,《秩律》简458有“解陵”,介于颍川、云中两郡属县之间,整理者认为地望不详。①有学者指出解陵是颍川郡属县②,还有学者考证解陵位于当阶城,约在今伊川县水寨镇,西汉初年纶氏县一度并入解陵县,此后纶氏县恢复,解陵县则撤销,降为纶氏县之乡聚③。按当阶城在纶氏以西,处于新城、伊阙之间。秦昭王十三年(前294),“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④。秦于公元前294、前293年占领新城、伊阙一带五城。公元前256年,秦攻占阳城、负黍,阶城当至迟在这时被秦占领,至公元前249年,阳城以西属三川郡,倘若解陵为颍川郡属县,则应在阳城以东。
图2 公元前187年河南郡东界示意图
资料来源:底图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山东南部诸郡》,第7—8页。
综上,汉初三川郡东界北段在卷、阳武、陈留、岐、圉以东;南段位于中牟、管城、荥阳以南,纶氏、阳人、惮狐以东。三川郡初置辖域与汉初相比,东扩至陈留、圉一带,河南郡作为连接关中与关东的中枢地带,东扩河南郡可加强对关东管理,但是东扩导致在荥阳以东形成一个突出部,造成政区东西狭长,不利于行政管理。
三、秦及汉初三川郡东界变迁原因探析秦及汉初三川郡东界变迁深受关中、关东之间地缘关系的影响。虽然三川郡初置辖域由二周、韩故地组成,但是秦置三川郡意在攻魏,尤其是占领魏都大梁。《秦本纪》记载“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⑤。秦置三川郡之前多次进攻大梁,均未占领,初置三川郡使秦无需“过两周,践韩而以攻梁”①,可直接经荥阳东出进攻大梁。
秦在战国晚期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合纵,为消灭六国扫除障碍。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②,被称为“关东之要”③“关东之脊”④,魏都大梁一带更是“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⑤。因此,魏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倘若秦控制魏国,便能打破合纵东进。只是魏乃“多变之国”⑥,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邯郸之际,信陵君矫令代晋鄙,率领魏军破秦救赵,使原本有利于秦的形势发生逆转。魏国随即趁破秦之势急剧扩张,“魏安釐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卫)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⑦。秦围攻邯郸失败,损失惨重,赵国也被严重削弱,相比之下,魏国实力大增成为秦东进的主要威胁,于是秦昭王“新说蔡泽计画,东收周室”⑧,秦改变东进战略,转而东收周室,至公元前249年,占领荥阳后初置三川郡,对魏都大梁造成威胁。不过魏国缺少抵御秦军东进的统帅,主持公元前257年攻秦的信陵君已“留赵十年不归”⑨,故“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I0。公元前247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I1。这次合纵标志蔡泽计划失败,迫使秦放弃由三川郡攻魏,三川郡东界也止步荥阳。
三川郡初置时的辖域与《秩律》记载相比,东扩至陈留、圉一带的魏国故地,魏之“南国”I2如启封、鄢陵、许、舞阳等地则划入颍川郡,说明三川郡与颍川郡都东扩至魏国故地。那么三川郡、颍川郡何时东扩?《秩律》反映的是高后元年(前187)政区I3,两郡东扩只能在此之前。公元前196年,刘邦封“子友为淮阳王……罢颍川郡,颇益淮阳”I4,刘邦将颍川郡益封淮阳国,表明当时颍川郡与淮阳国相邻。公元前202年,淮阳郡是楚王韩信封地,“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①,陈即淮阳郡郡治所在地,陈县距离郡境不远。“五年春,遂与剖符为韩王,王颍川。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②。刘邦以颍川郡封韩王信,其封地东有淮阳,可知当时颍川郡和淮阳郡相连,魏南国地已被划入颍川郡。
秦末局势动荡,各方无暇调整政区,魏南国地划入颍川郡只能在此之前。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③。此时魏南国地尚不属颍川郡。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④,据此推测秦灭魏后调整政区,将魏南国地改隶颍川郡。公元前208年,项羽、刘邦“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⑤,雍丘(今河南杞县)地处砀郡与三川郡交界处,李由身为三川郡守,在雍丘与楚军作战是为阻止其攻入三川郡,表明秦时三川郡东界已在雍丘一带。三川郡东扩时间应和颍川郡相同,发生在秦灭魏之后,《秩律》记载的汉初河南郡辖域即秦灭韩、魏后东扩的三川郡辖域,由于秦屡攻大梁而不得,此时将魏都大梁、陈留一带划入三川郡,占据天下之冲。
秦利用三川郡防备合纵的主要方式即控制豫西通道,豫西通道(又称三川东海道或成皋路)⑥,是连接关中与山东的重要通道,其贯穿三川郡东西,从地缘控制角度出发,秦东扩三川郡至鸿沟一带,即可控制豫西通道上的荥阳、大梁等水陆
交通枢纽,便能在东西对峙态势下占据优势,随后又大力经营三川郡,使其成为控驭山东的中枢之地。秦在荥阳修建敖仓,为水运转输方便,将鸿沟引水渠道西移至敖仓较近的荥渎河道,与敖仓连通,并在荥口设置水门以控制航运。⑦“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⑧秦营建敖仓非一时之用,而是有着战略考量,从荥阳沿鸿沟可至山东各地,“天下转输久矣”⑨,故敖仓“藏粟甚多”①,敖仓也因存粮成为当时各方争夺的焦点②。李开元认为荥阳的屯军和敖仓的粮食构成秦帝国控制关东地区的战略要素③,敖仓沿用到西汉,与洛阳之武库一同作为汉中央的战略物资集转中心④。秦对三川郡的经营巩固了地缘优势,使三川郡成为连接关中与山东的中枢,关中控制三川郡便可压制山东,反之,山东控制三川郡则足以压制关中,秦东扩三川郡正是基于战国中后期形成的东西对立地缘态势。
尽管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引起关东纷纷起兵反秦,刘邦击败项羽后,在关东广封诸侯。关中在汉初面临着与战国晚期类似的政治地理形势,关东诸侯跨郡连城,随时可组织合纵挑战汉廷,汉初河南郡辖域沿袭秦灭魏东扩的三川郡辖域,通过三川郡将触角(即三川郡外围的砀郡、东郡、河内郡、淮阳郡等)伸至山东各地。便可继续发挥占据天下之冲、控御关东的战略作用。
刘邦在山东分封异姓诸侯,山东再度和关中形成东西对立态势。“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疆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⑤为消除隐患,刘邦大封同姓子弟代替异姓诸侯,消除秦末以来形成的东西对立格局。至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关中面对“亲属益疎”⑥的山东诸侯,实行以亲制疏之策,此时东西对立转变为汉廷与诸侯的对立。“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⑦历经文帝、景帝打压山东诸侯势力,至汉武帝时期,关中已树立对山东的绝对优势,东西对立的格局日趋瓦解,河南郡失去往日的地缘价值便被析置。东部魏国故地陈留、圉、浚仪改隶于元狩元年(前122)新置的陈留郡,《秦汉卷》怀疑因河南郡连续被析地,遂将颍川之开封(启封)、苑陵、新郑改隶河南郡⑧,密、京、梁等县也一同改隶。但因敖仓、鸿沟、武库的重要性,析置后的河南郡仍直属汉廷。
四、结语秦三川郡初置辖域由二周、韩故地组成,秦灭魏后又东扩至魏国故地。秦初置三川郡是出于攻魏以控制天下之冲的需要,除三川郡外,秦先后“初置”有南阳郡①、太原郡②、东郡③,推而广之,秦初置郡均有其承担的特定战略任务。秦平定天下,推行郡县制管理六国故地,力图打造以关中为主干、关东为枝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不过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战国以来列国并立争雄的地理形势及观念。秦为防范关东六国故地的潜藏威胁,便在调整政区过程中采取一些措施以占据地缘优势,受此影响,三川郡等与六国故地接境的“初置”秦郡郡界会根据战略需求而调整,此举影响直至汉初。三川郡等郡级政区辖域的变动不但能揭示秦东进统一六国的具体进程,而且也是秦汉中央政权构建政治地理格局的时空体现。
注释(1)秦三川郡即汉河南郡。文中涉及三川郡、河南郡两个郡名,除西汉时期称河南郡外,其余均用三川郡之称。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3页。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页。马孟龙:《张家山汉简〈秩律〉与吕后元年汉朝政区复原》,《出土文献》2021年第3期。
(2)秦秋月:《秦汉时期河南地区政治地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3)陈堃:《西汉河南郡军事地理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页。
(4)据马孟龙考证,《秩律》记载的是高后元年(前187)政区面貌。详见马孟龙:《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1)李晓杰指出巩为东周属邑,公元前249年,韩献于秦的是城皋、荥阳。《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19页。李晓杰:《战国时期韩国疆域变迁考》,《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本文主要考证三川郡河南县至新城县一线以东东界变化。
(3)《编年记》记载“卅三年,攻蔡、中阳”,整理者认为《秦本纪》蔡阳系蔡、中阳之误,中阳位于今郑州市东,蔡即上蔡。根据秦军事行动分析,秦军是由北向南依次占领卷、蔡、中阳、长社,四城均位于韩、魏边境,其中蔡可能是祭城,蔡、祭字形之误,祭城位于今郑州市东北祭伯城遗址,符合秦的进军路线。倘若蔡是指上蔡,上蔡与卷、中阳、长社相距甚远,即使是距离最近的长社也有上百千米,秦军战线断不会拉长至上蔡。《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3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8-9页。
(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4页。
(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4页。
(6)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1-132页。
(7)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七《济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195页。
(8)张调元:《张调元文集》卷一二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1)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2)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58-459页。
(3)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第160页。
(4)周振鹤、李晓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1页。
(5)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第160页。
(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7)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第47页。
(8)周振鹤、李晓杰、张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61页。
(9)晏昌贵:《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10)《史记正义》认为纶、蔺声相似,字随音而转作蔺,蔺即纶氏。见《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第2333页。
(11)《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8页。
(12)周振鹤、李晓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第322页、第376页。
(1)《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2页。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页。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页。
(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韩·魏》,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5-36页。
(5)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二《洧水》,第518页。
(6)《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68-169页。
(7)《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9页。
(8)吴良宝:《战国晚期韩国疆域变迁新考---以兵器铭刻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辑。
(1)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第50页。周振鹤、李晓杰、张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47页。马孟龙:《张家山汉简〈秩律〉与吕后元年汉朝政区复原》,《出土文献》2021年第3期。
(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4页。
(3)马孟龙:《张家山汉简〈秩律〉与吕后元年汉朝政区复原》,《出土文献》2021年第3期。
(4)马孟龙:《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第91页。
(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4页。
(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山东南部诸郡》,第7-8页。
(2)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171页。
(3)《后汉书》卷二一《郡国三·兖州》,中华书局,1965年,第3448页。
(4)[魏晋]杜预集解:《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31页。
(5)见《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第2051页。
(6)[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177页。
(7)[北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二《河南道二》,中华书局,2007年,第34页。
(8)[北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二《河南道二》,第27页。
(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4页。
(10)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第48页。
(11)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第47页。马孟龙:《张家山汉简〈秩律〉与吕后元年汉朝政区复原》,《出土文献》2021年第3期。
(12)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796页。
(1)《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796页。
(2)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韩·魏》,第35-36页。
(3)见《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1555页。
(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4页。
(5)马孟龙:《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第94页。
(6)《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1556页。
(7)见司马彪撰,刘昭注补:《续汉书》郡国志一,《后汉书》卷一九《郡国一》第3389页、第3392页。
(8)《水经注》记载管水“分为二水……北入圃田泽,分为二水,一水东北迳东武强城北。汉书曹参传:击羽婴于昆阳、追至叶,还攻武强,因至荥阳。薛瓒云:按武强城在阳武县,即斯城也。”可知武强城位于圃田泽东北,《中国历史地图集》依《括地志》记载“武强故城在郑州管城县东北三十一里”,将武强城定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贾鲁河北。武强城址应依据《水经注》记载,在今中牟县北雁鸣湖镇一带。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二《渠水》,第505页。[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175页。
(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4页。
(10)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4页。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2页。
(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4页、第77页。
(2)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球》第21辑,第51页。
(3)马孟龙、杨智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
地名校释四则》,《历史地理》第3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2页。
(4)《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2页。
(5)《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9页。
(1)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1年,第54页。
(2)《史记》卷七○《张仪列传》,第2285页。
(3)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第925页。
(4)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第925页。
(5)《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2693页。
(6)《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第2410页。
(7)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84页。
(8)《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第2425页。
(9)《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第2383页。
(10)《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第2383页。
(11)《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第2383-2384页。
(12)信陵君将魏国大梁以南的舞阳、许等地称为“南国”,文中出现的“南国”都是指大梁至舞阳之间的魏国南部疆土。《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58页。
(13)马孟龙:《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第89页。
(14)《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72页。
(1)《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第2057页。
(2)《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第2632-2633页。
(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4页。
(4)《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64页。
(5)《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2页。
(6)宋杰:《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25页。
(7)肖冉、何凡能、刘浩龙:《鸿沟引水口与渠首段经流考辩》,《地理学报》2017年第4期,第711页。
(8)《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1407页。
(9)《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2694页。
(1)《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2694页。
(2)李开元在其著作《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多次提到秦军在与各诸侯作战时,依靠从敖仓转运粮食补给,在随后的楚汉争霸中,刘邦也取食敖仓以距项羽,汉初敖仓也被多次提及,足见秦经营敖仓的重要性。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
(3)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第118页。
(4)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5)《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2页。
(6)《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2页。
(7)《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二》,第395页。
(8)周振鹤、李晓杰、张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53页。
(1)《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3页。
(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9页。
(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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