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渤海]唐代“两蕃”都督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复制链接]

作者：王丽娟 张祥瑞

摘 要：唐代“两蕃”都督指管辖契丹的松漠都督与管辖奚的饶乐都督，是唐“羁縻”统治策略日臻成熟的重要体现。据考证，松漠都督共有十二位，依次为窟哥、阿卜固、李尽忠、李失活、娑固、郁于、吐于、邵固、李过折、泥礼、李怀秀、李楷落。饶乐都督共有六位，依次为可度者、李大酺、李鲁苏、李诗、李延宠、婆固。“两蕃”都督的向背对唐代北部地区的稳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两蕃”都督的设立对契丹、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意义重大，是“两蕃”与唐之间交往交流的主要媒介。一定程度上，“两蕃”都督是唐代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推动多民族交融互鉴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关键词：唐朝；“两蕃”；松漠都督；饶乐都督；作用

“两蕃”一般指同出宇文鲜卑、活动地域相邻、在唐代互为表里的契丹与奚。唐初，“两蕃”均受突厥役属，难以与唐建立友好往来关系。随着突厥势力的衰落，“两蕃”不失时宜地遣使请求内附，接受唐的统治。唐“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因地制宜地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羁縻”统治政策，在契丹、奚分别设立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南）与饶乐都督府（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店乡西樱桃沟古城），并任命各自首领为松漠都督与饶乐都督。唐设立“两蕃”都督府是统辖契丹与奚的关键一步，也是有效遏制突厥势力的重要环节，对北方地区的稳定发展与各民族和谐交往有显著推动作用。

“两蕃”都督在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对“两蕃”都督的历史较为关注，相关学术成果对“两蕃”的民族认同、与唐关系演变等问题做出了论述。但系统梳理历任“两蕃”都督及其所起历史作用之专题研究，迄今未见。以“两蕃”都督为研究对象，依托史籍与碑刻资料对其历史作用进行考察，对探讨唐朝边疆治理、契丹与奚的民族共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因素等问题有所裨益。

一、松漠都督

唐太宗时期，活动于内蒙古东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契丹逐步发展壮大。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首领摩会举部脱离突厥羁属，转而附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契丹酋帅“窟哥等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自此开始，松漠都督府存续近百年，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和玄宗四朝，共有窟哥、阿卜固、李尽忠、李失活、娑固、郁于、吐于、邵固、李过折、泥礼、李怀秀、李楷落等十二位都督。下面依次对其任职原因、与唐关系等问题作具体考察，分析历任松漠都督在稳固契丹与唐关系及维护唐统治中所起作用。

（一）唐太宗时期的松漠都督

唐太宗时期设置松漠都督府，首位松漠都督为窟哥。早在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就对松漠都督府的设置有所铺垫，曾亲“至营州，会其君长及老人等，赐物各有差，授其蕃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此后契丹依附于唐，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式册封窟哥为松漠都督。据《旧唐书·契丹传》记载，在显庆元年（656年），又封窟哥为左监门大将军。窟哥任松漠都督期间，契丹与唐友好往来。作为首位松漠都督，窟哥在唐对契丹的管辖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唐高宗时期的松漠都督

唐高宗时期任命了一位松漠都督，即阿卜固。窟哥去世后，阿卜固为松漠都督。阿卜固任松漠都督后不久即“与奚连叛”，史书对其反叛原因与经过缺载。《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显庆三年（658年），唐派薛仁贵等人于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大青山）破之，“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诸首领赴东都”。《新唐书·薛仁贵传》记薛仁贵与辛文陵“破契丹于黑山，执其王阿卜固献东都”，而《新唐书·契丹传》记为阿史德枢宾执其献东都。两《唐书》记述存在差异，《新唐书》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当以史源关系较早的《旧唐书》所记为准。

（三）武则天时期的松漠都督

武则天时期任命了一位松漠都督，即李尽忠。唐朝平定阿卜固叛乱后，任窟哥之孙祜莫离为左卫将军、弹汗州刺史，封归顺郡王，任李尽忠为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继统契丹各部。《旧唐书》记载，李尽忠“即窟哥之胤，历位右武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即第三位松漠都督。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年），李尽忠因不堪营州都督赵文翙侵侮，联合妻兄孙万荣起兵反抗武周，自称无上可汗，多次对唐军造成重大打击，后因突厥的劫掠而失败。李尽忠死后，孙万荣代领其众，兵败被杀后，余部皆降于突厥。应该注意的是，李尽忠与阿卜固虽同为叛乱，但动机不同，李尽忠的叛乱是因为唐地方官员统治政策不妥而导致的。

（四）唐玄宗时期的松漠都督

唐玄宗时期任命了九位松漠都督，依次为李失活、娑固、郁于、吐于、邵固、李过折、泥礼、李怀秀、李楷落。李尽忠死后，在契丹各部降于突厥的一段时间内，松漠都督府失去实际统治力，逐渐废置。直到开元三年（715年），李尽忠从父弟失活“以默啜政衰，率种落内附。于是复置松漠都督府，封失活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次年（716年），李失活入朝，唐以公主妻之。开元六年（718年），“失活死，上为之举哀，赠特进”，足见唐对其重视程度。

李失活亡故，其从父弟娑固代统其众，袭其官爵。娑固任职期间，唐与契丹关系友好，《新唐书·契丹传》记：“娑固与公主来朝，宴赉有加。”但契丹衙官可突于骁勇，“颇得众心”，使娑固产生欲谋除之的想法。结果可突于反攻，娑固及奚王李大酺亡于阵前。可突于败亡娑固后，立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玄宗“乃令册立郁于，令袭娑固官爵，仍赦可突于之罪”。开元十年（722年），郁于入朝，唐应允其通婚请求，“并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静析军经略大使，赐物千段”。开元十一年（723年），郁于病故，“弟吐于代统其众，袭兄官爵”。因吐于与可突于有隙，开元十三年（725年）携公主来朝，惧而未还，改封辽阳郡王。可突于另立尽忠弟邵固为主，邵固因随从玄宗至泰山封禅，拜“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妻公主。邵固后派可突于入朝，供方物，因中书侍郎李元纮不够礼遇，怏怏而去。开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杀邵固，并胁奚众降于突厥。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分掌兵马的契丹衙官李过折斩可突于，传首东都。唐“诏封过折为北平郡王，授特进，检校松漠州都督，赐锦衣一副、银器十事、绢彩三千疋”。但不久，可突于余党泥礼杀李过折自立。唐玄宗颁布《敕契丹都督泥礼书》，对泥礼予以承认。

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灭亡，“契丹大酋李怀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即第十一位松漠都督。此时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李怀秀不堪其扰，举部反叛。于是唐“更封其酋楷落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是为第十二位松漠都督。史籍缺乏对其事迹的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以范阳节度为押契丹使，松漠都督府逐渐废置，唐不再册封松漠都督。

综上，自太宗至玄宗朝，共有松漠都督十二位。从诸松漠都督与唐朝关系中不难发现，仅阿卜固、李尽忠、泥礼和李怀秀有过反唐行为，且大多为不得已之举。或是唐地方官员行为不妥，侵扰契丹诸部；或是契丹衙官从中作梗，左右松漠都督的选择；或是受到突厥胁迫，从而影响了唐与契丹的友好往来。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松漠都督都对唐表示依附，为唐有效统辖契丹诸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饶乐都督

唐初，奚亦居鲜卑故地，东接契丹，西邻突厥，南据白狼河（今大凌河上游），北与霫毗邻。突厥强盛时，奚曾在其役属下被迫进犯唐朝。突厥衰弱后，库莫奚便不失时宜地向唐朝靠拢。贞观三年（629年），奚遣使入唐，与唐建立了贡赐关系。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东征，奚酋苏支立从征，立有战功。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奚族内附，唐设置饶乐都督府管辖奚诸部。自太宗至宪宗朝，总计任命可度者、李大酺、李鲁苏、李诗、李延宠、婆固等六位饶乐都督。下面依次对其任职原因、如何处理与唐及契丹关系等问题作具体考察。

（一）唐太宗时期的饶乐都督

唐太宗时期任命了一位饶乐都督，即可度者。据《旧唐书·地理志二》记载，武德五年（622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可知饶乐都督府建置不晚于武德五年（622年）。饶乐都督的最早记载见于《旧唐书·奚传》。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奚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即首位饶乐都督。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又授可度者右监门大将军。可度者在接受官爵不久后便去世。

（二）唐玄宗时期的饶乐都督

唐玄宗时期任命了五位饶乐都督，分别为李大酺、李鲁苏、李诗、李延宠、婆固。可度者去世后，唐疏于对北部地区的管理，奚人出现反唐迹象。调露年间（679—680年），突厥“诱扇奚、契丹侵掠州县，其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年），营州都督赵文翙侵辱契丹的行为，同样引起了奚人的不满，于是一同反唐。这样关系紧张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元四年（716年）八月辛未，奚王李大酺“遣其大臣粤苏梅落来请降，诏复立其地为饶乐州，封大辅为饶乐郡王，仍拜左金吾员外大将军、饶乐州都督”。次年，“大辅入朝，赐物一千五百疋，遣右领军将军李济持节送还蕃”。开元八年（720年），李大酺在助契丹松漠都督铲除可突于的过程中，与娑固一同亡于战争之中。

李大酺战死后，其弟李鲁苏承袭其位。开元十年（722年）入朝，唐“诏令袭其兄饶乐郡王、右金吾员外大将军兼保塞军经略大使，赐物一千段”。开元十四年（726年），又改封为奉诚王，授右羽林军员外将军。开元十八年（730年），因契丹衙官可突于胁迫奚众叛降突厥，李鲁苏无力统辖，出走榆关（今河北省秦皇岛市）。

李鲁苏出走后，幽州长史赵含章及信安王祎讨伐叛奚。次年（731年），“奚酋长李诗锁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唐玄宗“以其地为归义州，因以王诗，拜左羽林军大将军、本州都督，赐帛十万，置其部幽州之偏”，是为第四位饶乐都督。

李诗死后，其子李延宠嗣位。李延宠即位后与契丹一同反叛，为幽州长史张守珪所困。史书中未载李延宠反叛原因与经过。根据《张守珪墓志》推测④，或是契丹王屈烈与延宠并叛，赵含章、薛楚玉等不能拒敌。而后“延宠降，复拜饶乐都督、怀信王”，并迎娶唐公主。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期间“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饮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于是延宠被迫复叛。

李延宠复叛后，唐“诏立它酋婆固为昭信王、饶乐都督，以定其部”，即最后一位饶乐都督，史书缺载其事迹。从奚诸部反叛频率来看，此后饶乐都督的管控力大不如前。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无暇经营，饶乐都督府逐渐名存实亡，唐亦不再册封饶乐都督。

综上可见，饶乐都督共有六位，主要册封于唐太宗与唐玄宗时期，中宗、睿宗时期的饶乐都督府形同虚设，唐也未任命饶乐都督。从诸饶乐都督的具体事迹中可以发现，奚和契丹与唐的关系具有高度一致性。反叛行为的动因也多是唐朝边吏抚绥不当，或受突厥威慑而与唐关系紧张。值得关注的是，大部分饶乐都督都很好地践行了唐交托的使命，取得了唐的信任，巩固和增进了双方友好关系，为唐有效统辖奚族诸部做出了贡献。

三、“两蕃”都督的历史作用

唐在契丹设松漠都督府，在奚设饶乐都督府，使“两蕃”正式纳入“羁縻府州”的管辖范围。“两蕃”都督作为特殊群体，其相关事迹是唐民族政策和“两蕃”与唐关系的生动映射，在接受唐朝封爵、赐姓并积极融入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对唐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他们在促进唐朝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第一，“两蕃”都督是唐有效管理契丹、奚的桥梁，彰显了唐强大的向心力与统治力。贞观年间，唐太宗采纳御史大夫温彦博的建议，对北方民族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扦蔽”的政策，在契丹与奚分别设立松漠都督府与饶乐都督府。册命都督人选，统辖“两蕃”，达到了“革彼犷悍，被之声教，使其奉王略”的政治目的。自“两蕃”都督册立之后，“两蕃”很少侵扰唐，频繁朝贡，“或岁中二三至”，“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引见于麟德殿，赐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为常也”。“两蕃”都督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突厥、回纥等形成牵制，缓解了唐北部地区的压力。这种较为友好民族关系的产生，以及唐长久稳固统治契丹与奚，正是“两蕃”都督价值的体现。

“两蕃”都督接受唐的封爵、赐姓及出兵助唐均显示了“两蕃”对唐强大的归附之心。据两《唐书》记载，松漠都督窟哥册封为左领军将军，后又拜左监门大将军，赐姓李氏；失活册封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娑固袭失活爵，继为左金吾卫大将军；郁于拜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郁于弟吐于袭其爵；邵固封为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广化郡王；过折也“累摭勋庸，特封茅土”，茅土即王侯之封爵，又拜北平郡王；李怀秀封崇顺王；李楷落封恭仁王。饶乐都督的可度者封右领军、楼烦县公，赐姓李；李大酺封左金吾员外大将军；李鲁苏赐左金吾员外大将军、保塞军经略大使，后改封奉诚王、右羽林军员外将军；李诗封归义王、左羽林军大将军同正、归义州都督；婆固封昭信王。根据两《唐书·职官志》及《通典》卷28《职官十》，“两蕃”都督所封官爵均为五品以上，甚至封至郡王等一品官爵。“两蕃”都督主动接受唐朝的封爵、赐姓，是对唐“华夷一家”思想的心理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契丹与奚部众对唐朝统治的认可。同时，“两蕃”都督受赐姓氏为皇室李姓，也可以看出唐对其的重视程度。

唐太宗征伐辽东时，“遣俭率蕃兵先行抄掠”，大军行至辽水而还，张俭进京面见太宗，陈明利害，由是，“太宗甚悦，仍拜行军总管，兼领诸蕃骑卒，为六军前锋”。据《命张俭等征高丽诏》记载，太宗命张俭等“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证实此“蕃兵”与“蕃骑卒”为“两蕃”都督所统辖的契丹与奚。唐玄宗时期，突厥频来侵扰，唐廷委派松漠都督泥礼与平卢使乌知义“临事筹之，若须邀截，亦与之会计”。“两蕃”都督率领部众与唐在军事上同向而行，有效遏制了突厥对契丹和奚的武力威慑。

第二，“两蕃”都督促进了契丹、奚与唐的全方位交流，有效推动了“两蕃”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的互惠互市、互通有无。契丹与唐之间的经济联系以贡赐贸易为主。契丹朝贡唐物品主要是马匹、丰貂及地方特产，唐的回赐多为丝绢、布、银器等。据《新唐书·契丹传》记载，武德中，契丹“大酋孙敖曹遣人来朝”，贡名马、丰貂。开元七年（719年），“松漠都督李娑固遣使献马十匹，帝以其远蕃修贡加宴劳赐锦彩五百疋”。开元十事（722年），唐赐契丹“物一千疋，银器七十事，及锦袍、钿带等”。双方互市贸易的主要场所是营州、幽州等地。安禄山与史思明因“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在营、幽之地与“两蕃”开展互市活动。这一职位的出现也是唐与“两蕃”贸易繁荣的重要标志。

奚与唐之间的设市贸易始于开元四年（716年），玄宗应允“奚使乞于西市货易”的请求。开元五年（717年），营州都督府复置后，都督宋庆礼“集商胡立邸肆。不数年，仓廥充，居人藩辑”。随着奚唐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营州地区在二十年内出现了“部落不耸，安农互商，金帛山积”的景象。至天宝年间，互市依旧存在。通过互市，中原地区生产的棉纺织品、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等运往“两蕃”地区，“两蕃”的畜牧业产品输送到中原农耕地区。在“两蕃”都督的积极作用下，唐朝的中原农耕民族与契丹、奚之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互补，在互通有无的过程中，“两蕃”的经济社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第三，“两蕃”都督是推动唐代民族交融的重要力量。和亲是“两蕃”与唐血缘、文化交融的直接体现。其中，出嫁契丹的公主有四位，集中于唐玄宗时期。据文献记载，开元五年（717年）十一月己亥，“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失活来朝，以宗女为永乐公主以妻之”。这是第一位出降契丹的公主。开元十年（722年），松漠都督郁于入朝请婚，“上又封从妹夫率更令慕容嘉宾女为燕郡公主以妻之”。郁于去世后其弟吐于复以燕郡公主为妻。开元十三年（725年），又“以宗室出女陈为东华公主，妻邵固”。天宝四年（745年），“契丹大酋李怀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后因安禄山对契丹的侵辱而以公主被杀为结束。唐与饶乐都督的和亲始于开元三年（715年），饶乐都督李大酺入朝，“诏封从外甥女辛氏为固安公主以妻之”，由此拉开了和亲的序幕。而后固安公主与嫡母不和，相互诉告，于是唐玄宗诏令离婚，“复以成安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以妻之”。李延宠被张守珪平定后降唐，“复拜饶乐都督、怀信王，以宗室出女杨为宜芳公主妻之”，是最后一位和亲奚族的公主。

唐多次与“两蕃”都督和亲，前后有七位公主出降“两蕃”，客观上推动了唐与“两蕃”的文化交流，对于加强唐对契丹、奚的统辖有着重要意义。例如，饶乐都督李鲁苏的牙官塞默羯曾试图谋叛，固安公主发现后“置酒诱杀之”，避免了契丹内乱与反唐活动，达到了“蕃屏唐室”的效果。联姻“两蕃”的公主，既是政治意义的体现，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对于民族交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唐代诗人陈陶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诸和亲公主前往契丹、奚，在与都督共同治理过程中，必然也会学习“两蕃”的文化思想，从而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两蕃”都督与唐公主和亲，共同起居生活，有的还一同来朝留居，是熟悉、了解唐文化思想的直接途径。同时，“两蕃”都督也会将唐的风俗文化带回本民族之中，在部众中逐渐传播，最终促进多民族之间的交融发展。

综上所述，“两蕃”都督作为扮演多重历史角色的群体，不同程度地捍卫着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唐对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策略日臻成熟的重要体现。在“两蕃”都督的积极作用下，契丹、奚与唐之间往来较为频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两蕃”都督对唐的归附和文化认同是唐多民族凝聚力的充分体现，是唐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可忽视的细节。

【注】文章原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開元十八年以後，由於契丹、奚復叛，此後大概平盧節度使包括押契丹、奚兩蕃工作當有幽州節度使兼領。

至天寶末安祿山叛，又有短暫的平盧節度使獨立設置。

在唐朝的历史文献中,“两蕃”即契丹和奚,这一称号出现在武则天时。两蕃与唐朝的关系虽然比较复杂,但无非是和与战。两蕃归附唐朝,得到唐的扶持,与唐往来密切,同时也不断产生矛盾与冲突,较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来说,战争次数多,持续时间较长(长达50多年),而且也相当激烈,双方关系一度出现僵化。从整体上说,两蕃对唐的态度比较一致,得到唐的回应也大体相当。因此,论述两蕃与唐朝关系的变化和构成这些变化的内外因素以及对双方的影响,对我们研究地域相近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规律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两蕃与唐朝发展友好往来,主动尽义务,包括断断续续贯穿于唐朝始末的归附与朝贡、唐中期以前的助唐立功、派遣质子等,这些都促使两蕃与唐的关系向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归附是两蕃与唐结束冷战或敌对状态,建立臣属关系的前提。武德二年(619年)契丹内稽部、武德四年(621年)别部酋帅孙敖曹、贞观四年(630年)“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1]6082贞观二十年(646年)别部大酋曲据率众内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两蕃主部首次内附,“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2]61;开元四年(717年)与唐结束对峙状态后内附;开元二十年(732年),奚别部大酋李诗锁高降唐;天宝初年,两蕃新任首领李怀秀与李延宠同叛,被唐击破后又降;会昌二年(842年),“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3]6172光启年间,奚不堪契丹的役属,举部内附。两蕃通过定期朝贡巩固与唐的友好关系。武德六年(623年),契丹“君长乃遣使者上名马、丰貂。”[3]6168奚于“武德中,遣使朝贡。”[2]5354贞观二年(628年)和三年(629年),契丹大贺氏君长摩会两次率部来朝,奚也于贞观三年来朝。据《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载,贞观五年(631年)至贞观七年(633年),契丹四次朝贡,奚“阅十七岁,凡四朝贡。”[3]6173唐中宗至睿宗时,两蕃与唐的关系并不好,但也有朝贡的记载,如中宗时,契丹“削摧异俗,归诚本朝,频献封章”,[4]201景云元年(710年),奚首领李大辅“遣使贡方物”[2]5354。契丹“在开元、天宝年间,使朝献者无虑二十”[3]6172,奚“终帝世,凡八朝献”[3]6175。安史之乱后,契丹每年选酋豪数十人入长安朝会,“至德、宝应时再朝献,大历中十三,贞元间三,元和中七,大和、开成间凡四。”[3]6172咸通中,其王习尔之两次遣使入朝;奚在至德、大历年间朝贡十二次,德宗时二,宪宗时四,首领匿舍朗于大和九年(835年)来朝;咸通九年(868年),其王突董苏使大都督萨葛入朝。


两蕃助战立功,集中在唐太宗、唐玄宗时期。他们“输忠保塞”有几种原因:第一,感恩于唐的扶持,应唐征召,积极出兵。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陀攻打突厥,唐太宗“诏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与奚、霫、契丹乘其东。”[3]6135唐太宗支援受高丽、百济攻打的新罗时,“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营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讨。”[3]6189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伐高丽,“悉发(契丹)酋长与奚首领从军。”[3]6168贞观二十年(646年),跟随张俭将内外交困的薛延陀一举歼灭。显庆三年(658年),在营州都督程名振的指挥下与高丽交战,“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1]6309两蕃在开元初年内附后,随唐将出兵突厥,“期八年秋并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连。”[3]6052开元八年(720年)契丹反叛,营州都督令薛泰帅骁勇五百人,“又征奚王李大辅者及娑固合众以讨可突于。”[2]5352第二,受物质条件的诱惑。肃宗时,与唐交战多年、受重创的两蕃转而助唐平叛,“今兵马乘胜,便取东京,平卢节度使兼领奚契丹五万,又收河北。”[4]465从中换取以物质为主的答谢。第三,受唐官员的劝诱或胁迫。奚酋长李诗锁高在唐信安王祎的劝说下来降,助唐攻可突于。天宝四年(745年),奚两次在安禄山的胁迫下随唐讨契丹。
两蕃派遣上层子弟入质唐都城以表不叛之心,这些质子往往被加授以禁卫军郎将、将军、大将军等职,尽侍卫天子的义务。后来叛唐的孙万荣在武则天时作为质子入侍,“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3]4170万荣还蕃后又以子入侍,两蕃在开元二年(714年)欲派质子入朝,但由于京师质子太多,唐下令“契丹及奚延通质子,并即停追。”[4]299几年后,契丹首领李失活“遣子入侍”[4]309。开元八年(720年)契丹新首领“邵固以子入侍”[3]6171。


两蕃对唐朝虽然不断地尽义务以发展友好关系,但他们与唐的冲突和战争也此起彼伏,“如果抛去契丹与唐没有直接交往的时间,那么,双方50余年的战争占双方交往时间的一大半……而战争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5]110两蕃与唐的战争被古今许多史学家说成侵略或归结为“本性”,据《旧唐书》卷199《北狄传》载:“北狄密迩中华,侵边盖有之矣……非惟势使之然,抑亦禀于天性。”[2]5364岑仲勉也认为“既属托庇,自应服从主人,若其诡谋弄兵,阴谋夺国,直是侵略举动。”[6]268事实是否如此?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全部推给两蕃。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按时间划分四个阶段来看两蕃与唐的战争史实。
第一阶段,唐高祖时期:或单独或跟随突厥、地主武装侵犯唐边境。虽然唐高祖先后在柳城郡设营州总管府、置辽州总管府镇抚两蕃等东北少数民族,但两蕃基本上没有接受其管制。契丹“数抄边境,二年,入寇平州。”[2]5350五年(622年),“契丹寇北平”[1]5956。三年(620年),两蕃在突厥的带领下入寇幽州,并与地主武装窦建德会师于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等地;六年(623年),奚向地主武装高开道借兵两次入寇幽州。
第二阶段,唐高宗时期:联手反叛。显庆五年(660年),两蕃首领窟哥、可度者死,契丹“与奚连叛,行军总管阿史德枢宾等执松漠都督阿卜固献东都。”而“奚惧乞降,斩其王匹帝。”[3]6174调露年间,突厥“诱扇奚、契丹侵掠州县。”[3]2978
第三阶段,武则天至安史之乱时期:联合加深,与唐战事连绵。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与松漠都督李尽忠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据营州作乱,侵犯唐边州。奚归属突厥,也成为契丹的援军。尽忠死后,突厥助唐讨契丹,夜袭松漠部,但万荣很快收散兵重振旗鼓,“万荣锐甚,鼓而南,残瀛州属县,恣肆无所惮。”[3]6169短时间内攻占了唐边境四州,杀略官民。总体来说,契丹胜多于败,唐不断增加兵力讨伐,但收效甚微。后来“奚人叛万荣”[1]6521,与突厥一同介入败契丹。
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奚、霫犯塞,掠渔阳、雍奴,出卢龙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讷追击之,弗克。”[1]6659—6660延和元年(712年),奚酋李大酺与幽州都督孙佺带领的十二万唐军战于冷陉(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西北坝后),歼灭唐军,俘获孙佺、唐将周以悌献于突厥使。开元二年(714年),契丹与薛讷率领的六万唐军战于檀州,唐兵大败,薛讷与数十骑突围才免于被俘。
开元八年(720年),契丹大臣可突于与其首领娑固起冲突,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营州。可突于杀来拒的两蕃首领,生拘唐将薛泰,另立新主后遣使谢罪。开元十八年(732年),可突于杀首领邵固,胁奚投奔突厥。奚首领李鲁苏走投渝关(今山海关),其妻东光公主与契丹邵固妻东华公主投奔平卢军。开元二十年(734年)唐军出塞击讨。奚对唐的态度并不坚决,在可突于引突厥兵来拒时,降奚出于自身考虑,在战斗中逃散,致使唐军大败。可突于诈降,暗地里却派人去联络突厥。但他与牙官李过折的矛盾被唐利用,李过折被说服举兵起事,乘夜斩可突于及其党羽后率余众降唐。不久出身于可突于一族的泥里杀李过折,接受了唐的册封后很快与奚背叛,转向突厥。因此,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前,每年都有唐对两蕃的征讨。
天宝四年(745年),两蕃首领杀和亲公主叛唐,在安禄山的攻打下次年失败,但“自是禄山与相侵掠未尝解,至其反乃已。”[3]6172奚仍动摇不定。天宝十年(751年),奚出骑兵二千为向导跟随安禄山讨契丹,趁唐军疲困时反,联合契丹夹攻禄山营;此后几年里,两蕃经常遭安禄山征讨,甚至在安禄山反叛的半年前,仍上奏破两蕃。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两蕃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安禄山的带领下在范阳起兵反唐。在参加的少数民族将领中,两蕃的将领占了近一半。[5]347他们对唐的反叛也比较激烈,如奚王阿笃孤“初以众与正臣合,后诈言请以万余骑同收范阳,至后城南,中夜反攻”。[2]3940被李忠臣讨破。
第四阶段,安史之乱后至唐末:主动挑起战争。契丹于“贞元四年,犯北边”[7]951;奚在贞元四年(788年)与室韦侵扰振武;宪宗时勾结回纥、室韦进犯西城、振武;大和四年(830年)侵唐边境,被唐将攻破,其帅茹羯和二百多将领被擒。唐末,契丹实力远远超出奚,“两蕃”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东北少数民族都被纳入了契丹的役属范围。


从以上论述中可看出两蕃与唐朝关系的一个特点,即“和”与“战”交叉进行,和中有战,战中亦有和,之所以如此,既有两蕃的发展需求与其民族特性这一内因,也有来自唐朝与突厥、回纥的外部影响,两蕃与唐朝关系发展受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一)两蕃自身的发展与游牧民族的特性是其调整对唐关系的根本原因
首先,一个民族或政权必须不断地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两蕃也不例外。两蕃尤其是契丹在唐朝获得很大发展:隋末唐初,两蕃进入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时期,各自的主部结成了永久性的军事部落联盟,“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会。”[3]6167自隋文帝至唐高宗,“征战皆在辽东,辽西远于锋镝矣。至武后之世,奚、契丹之获休息,盖已历百年,故其势渐张。”[8]151长时间的休整使两蕃实力增强,契丹早在高宗初年就独立抗击了高丽的进犯。两蕃军人善于战斗,在唐调派的战争中培养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能力的同时,对唐军的作战方式渐渐熟悉。两蕃派上层子弟到长安学习汉族文化,同时渐渐掌握了唐内部的国情及地理,“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及还,并为边害”、“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3]4170契丹和奚在唐的管制下联系不断增加,背唐后主动联合,号称“两蕃”,牢牢占据辽西地区。涅里成为契丹首领后,遥辇氏取代了实力衰竭的大贺氏,这是契丹又一次大的发展。“频繁的对外战争,使得阶级分化明显地加强起来。世选制度加强,部落联盟公共职能逐渐消失。一个新的、保护私有制的机构正在迅速形成中。”[9]276由于周边的高丽、突厥与回纥相继败亡,唐朝政权也摇摇欲坠,没有强大政权的羁绊,契丹于唐末已成为北方强权,单从人口上讲,“至唐,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及太祖会李克用于云中,以兵三十万,盛矣。”[7]395兵力增长了近十倍!一些藩镇势力也向其乞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如“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7]2实力的增强使两蕃有了更大的获得需求的欲望和能力。其次,两蕃虽然不断发展,但直到唐末,仍以游牧为主,“射猎居无常处”[3]6167。因缺少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旦自身的生存得不到保证,则易归附唐朝。唐朝初年,两蕃在突厥的控制下发展步履维艰,纷纷附唐。文明程度低,尚未进入较文明的圈子,“普遍视掠夺财物高于其他一切,因为在他们看来,发动战争掠夺财物是获取财富的最简单最迅速的手段。”[5]118被唐礼待时则诚心归附,如摩会得到唐太宗所赐鼓纛后,“由是有常贡。”[3]6168契丹大酋骆务整、李楷固被俘后,狄仁杰奏言:“若抚之以德,皆为我用矣。”[1]6547他们被册封后,在歼灭契丹余党时屡有战绩;睿宗时幽州都督裴怀古“绥怀两蕃”[3]5626,将举落内属;反之便滋生反叛之心,不会通过战争外的方式解决,开元十八年(630年)可突于入朝,同平章事李元纮不以礼相待,左丞相张说一语道破之:“若不优礼縻之,必不来矣。”[2]5352不久,可突于反。
(二)唐朝稳定的农业经济、唐统治阶级的民族思想及唐国力的强弱是影响两蕃与唐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与两蕃接近的营州,历史上是前燕、后燕和北燕的都城,魏晋南北朝以来就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发达的农、牧、商业和雄厚的社会基础设施,是东北民族融合的中心。两蕃自北魏时起就和营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不断,其稳定的农业经济吸引着处于游牧经济状态下的两蕃,武则天时两蕃叛唐后占据营州也大概是这个原因。
唐高祖“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4]24;唐太宗内外兼修,形成“爱之如一”的民族思想:“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1]6022摩会首次来朝后,突厥索要契丹的控制权,被唐太宗拒绝:“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2]5350到贞观十四年,“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1]6156高宗“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1]6270两蕃在唐太宗、唐高宗初期与唐基本上没有大的冲突,史籍中很少唐官员引发两蕃反叛的记载。反面的例子也很多。唐高宗、武则天没有形成完善的民族思想,“战争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如果算上唐高宗对辽东用兵,几乎每年都有战争”[5]255,唐军出征动辄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然自太宗时,本无近切之外患,而开边不已,高宗已后,国力日衰,而终不肯有所弃。”[8]157唐玄宗虽然推崇“中外无隔,夷夏混齐”[4]442,认为应积极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他在位期间也曾出现过开元盛世,但他的“多事四夷思想”[5]272以武力为基础,势必引起战争。收复营州时,“上亦以冷陉之役,欲讨契丹”。[1]6695为挽回“面子”,把私怨掺入其中。他无视契丹的实际情况,对“众情所望”的可突于态度冷淡,这早已使可突于不满,开元十八年的反叛酝酿已久。武则天与唐玄宗在处理两蕃反叛时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对其进行侮辱。武则天“更号万荣为万斩,尽忠为尽灭”[3]6169,玄宗竟在诏书中用“狂胡”、“贼”、“小寇”等侮辱性字眼,谴责其“背恩”、“负德”;二是以杀少数民族叛军数量定奖励标准。如突厥默啜攻契丹后册封他为立功报国可汗,张守珪、安禄山在与两蕃的交战中屡立战功,玄宗竟欲立他们为丞相,在唐官员的劝说下才作罢,但仍赏赐甚厚,如安禄山被“赐铁券,封柳城郡公。又赠延偃范阳大都督,进禄山东平郡王”[3]6414,并“更赐实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余如故。”[4]289此后“安禄山职位的升迁与诱杀契丹人的数量成正比。”[5]322这些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愈加严重,唐朝国力不断衰退,给契丹的扰边提供了可乘之机。
统治者民族思想出现偏差,影响唐官员对两蕃的态度,这在武则天至唐玄宗时尤其严重。他们或鄙视两蕃,或为立功而采取过激行为,直接引发了两蕃与唐的冲突。武则天时营州都督“(赵)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济,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1]6505曾受到唐太宗优待的契丹首领此时却屡遭侮辱,遇上天灾却没被及时上报朝廷给予赈给,长时间积下的怨恨一触即发。睿宗时,新任幽州都督孙佺声称“薛讷在边积年,竟不能为国家复营州。今乘其无备,往必有功。”[1]6672—6673薛讷为迎合玄宗收复营州的心理,主动奏请出击契丹。收复营州本没有错,但他们为自身的立功而引发,忽视了战争以外的方法。开元八年(720年)营州都督保护契丹首领的做法是对的,但反攻可突于却成了插手少数民族内部事务。天宝年间两蕃的反叛完全是安禄山一手造成的。据史书载:“禄山幸邀功,肆其侵,于是两蕃贰。……自以无功而贵,见天子盛开边,乃绐契丹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斩其首,先后杀数千人,献馘阙下。”[3]6412-6414唐官员的行为使两蕃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反抗心异常强烈。两蕃反叛有一个特殊情况,即被安禄山蓄谋已久的叛唐野心所利用。安禄山“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乃于范阳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10]12两蕃从开元年间起就开始被安禄山收买,“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2]1527而营幽二州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两蕃等东北少数民族。这里有一个问题,之前安禄山对两蕃的绞杀与两蕃跟随乱军反唐是否冲突?回答是否定的。据《安禄山事迹》载,“后禄山数诈称破奚、契丹”[10]20,多是其假报军情来博得唐玄宗的赏识,真正出兵的次数有限,俘获的战俘实际上是阿布思的部落,实际上借出兵为幌子搜罗反叛之众,发展自己的势力。[5]375安禄山对两蕃等少数民族软硬兼施,“禄山专制河朔已来,七年余,蕴蓄奸谋,潜行恩惠,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蕃人归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劲兵讨之,生得者皆释而待,赐以衣资,赏之妻妾。……禄山悉解九夷之语,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而况幽蓟之士乎?”[10]25
(三)突厥以及回纥的强弱是两蕃调整对唐政策的外部条件突厥与回纥兴起,两蕃既可以跟随他们在抢夺中快速聚敛财物,也为背唐后有新主可投铺设“退路”。尤其是奚,更接近突厥和回纥,更易受他们的控制。突厥始毕可汗继立后,“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3]6028两蕃跟随突厥侵扰唐边境;唐高宗调露年间,突厥又开始复兴,“其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2]2978;武则天时期,助唐讨契丹所得的赏赐与从契丹、唐边境所掠夺的人口和财富使突厥迅速壮大,“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征役,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2]5172默棘连取得政权后,突厥内部团结一致,实力又一次恢复壮大,“年七十余,众尊畏之”[3]6051。两蕃在默啜至默棘连在位期间又多次与唐起冲突。开元末,回纥骨力裴罗继立,联合拔悉蜜、葛逻禄击溃突厥,占有其地,并很快破拔悉蜜、葛逻禄,杀突厥白眉可汗,扫除其扩张的障碍,“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3]6115两蕃叛唐后不久就归属了回纥,“皆有回鹘监护使,督以岁贡,且为汉谍。”[2]4677只要突厥或回纥对两蕃实行暴虐或势力衰退,两蕃便易于附唐。如贞观初年,突利可汗“敛取无法”[3]6038,唐贞观四年(630年)突厥破亡,开元初默啜可汗“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3]6048。天宝初年,突厥内乱,会昌二年(842年),回纥破亡,两蕃向唐内附。
综上所述,两蕃与唐朝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双方的战争是内外因合力的结果,如果说发动战争是两蕃的本性,那么“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3]6172。可见,战争发生一方面是两蕃本身的发展需要;而另一方面则是唐统治阶级错误的民族思想所引起;还有一方面是突厥与回纥从中的掣肘。因此,两蕃与唐的战争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蕃的“专利”。

两蕃向唐靠拢,得到唐的安抚,通过获得的权利与所尽义务相互作用,推动与唐的关系的发展。反之,则受唐打击,经济发展缓慢,在东北地区的地位下降。(一)对唐朝的影响营州一直都是唐政府边境防御的重要地区,“国家往有营州,兹为虏障,此北狄不敢窥觇东藩,由其辑睦者久矣。”[4]309两蕃东南接营幽二州,北毗靺鞨等东北少数民族,东距高丽,西临突厥,对营幽一带边疆的稳定以及对唐管理东北地区、牵制突厥至关重要,正像唐玄宗所说:“两蕃归我,因用御边。”[4]403两蕃归顺,通过向唐朝贡马、牛、羊等土特产和互市,解决了中原农民的耕种问题;下层民间交往频繁,两蕃文化也进入中原,如“奚车,契丹塞外用之,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2]1957;开元初两蕃内附后,唐政府得以在营州“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数年之间,仓廪充实,市邑浸繁。”[1]6727纳入唐的行政建置,则便于唐“把辽西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1]这样,唐军通往高丽的道路畅通无阻,而且参与对高丽的战争大大减轻了唐军征讨高丽的压力,进而掌控高丽;也便于唐与东北腹地的少数民族建立君臣关系;突厥对唐的侵扰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难怪唐太宗拒绝突厥对契丹控制权的索回,高宗时突厥煽动两蕃叛唐也就不难理解了。两蕃叛唐,首先会扰乱边境政局,给中原百姓带来灾难。武则天时契丹反叛后,“河朔不安”[2]3109,而且“会契丹作乱,山东不安”[1]6517。而魏州前刺史独孤思庄“悉驱百姓入城,缮修守备。”[1]6510中宗神龙年间,“沧州刺史姜师度于蓟州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2]2113开元八年(720年)可突于拒唐将,使“营府震恐,许钦澹移军西入渝关。”[2]5352两蕃跟随安禄山叛唐后,“数出北山口至于范阳,俘劫牛马子女”[10]31。唐末,契丹骚扰唐边境河东地区,“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7]2猛烈的反叛使唐不得不借回纥兵来镇压。其次,唐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机构被迫后移,使唐对东北地区的防御能力大大降低。武则天时两蕃叛后,安东都护府于圣历元年(698年)六月改为安东都督府,被迫撤到幽州地区,到开元二年(714年)移安东都护于平州(今河北卢龙),营州都督府被迫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今天津蓟县),开元五年(717年)才复置柳城,归顺的两蕃别部被迫迁至中原内地安置。唐朝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固有领土不断遭到新罗的兼并,一些高丽的残存势力也趁机与东北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脱离了唐的管辖,靺鞨的首领大祚荣趁机建立渤海国。天宝初,两蕃归附前,唐东夷都护府移于辽西故郡城(今辽宁义县)[2]1526,安史之乱时,唐对东北地区的管理也只能任命幽州都督或内地官员兼任,作用甚微。再者,壮大了唐劲敌突厥的实力。大祚荣建国后,遣使与突厥结交,由于契丹反叛阻隔了唐征讨的队伍,唐对此也只能听之任之。契丹失败后,“其余众及奚、霫皆降于突厥”[1]6522,他们在突厥的指挥下,增加了对唐边境的威胁。(二)对两蕃的影响两蕃附唐,会得到唐的安抚,包括册封、设羁縻府州与和亲。册封使两蕃首领“加以侯王之号,申以封拜之宠,备物典册,册以极其名号,持节封建。”[12]11326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13]284设置羁縻府州即允许两蕃在原居住地生活发展,并接受唐行政机构的统一管理。这些都有利于两蕃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册封与和亲,一般是唐与较大少数民族结成友好关系的方式。两蕃首领起初多被封为都督、刺史,武则天时起开始被封王,级别不断提高。不但生前得到唐的重视,死后也得到唐的册封,如玄宗时“失活死,赠特进,帝遣使吊祠”[3]6170。两蕃的首领“皆得世袭”,窟哥的孙子李尽忠继任为新首领,李失活死后,其弟李郁于、李邵固袭松漠都督之位,同样,奚首领李大辅死后,其弟李鲁苏袭饶乐都督。这种父死子继、兄终弟即制,减少了首领推举中产生的矛盾,有利于两蕃社会的转型和文明化进程的加快。两蕃接受唐的册封,往往得到丰厚的物质赐予,如两蕃首领在开元初被封王后,获赐“食邑三千户”[4]250。李过折在助唐灭可突于后,接受册封的同时“赐帛一千匹”[4]272,奚酋李诗锁高被册封后,“赐物十万段”[2]5356。唐玄宗与少数民族的和亲有12次,与两蕃的和亲就有7次,占这一时期和亲的一半以上,除契丹首领李郁于主动请婚外,其他都是唐主动与两蕃和亲,这本身就说明两蕃在东北地区地位的提高。和亲时两蕃从唐得到丰厚的陪嫁,如契丹首领李郁于、奚首领李鲁苏与唐和亲时,接受赐物千段;奚首领李大辅娶固安公主时,“赐物一千五百疋”[2]5355,永乐公主再嫁契丹的继任者娑固后入朝,“宴赉有加”[3]6170。之后还有诸如答谢等活动,如开元十二年(724年),玄宗颁赐大量绢锦给两蕃,并下诏曰:“……奚有五部落,宜赐物三万段,先征行游弈及百姓,余一万段与东光公主、饶乐王、衙官、刺史、县令。契丹有八部落,宜赐物五万段,其中取四万段先给征行有游奕兵士及百姓;余一万段与燕郡公主、松漠王、衙官、刺史、县令。”[12]11500—11501可见“以和亲为纽带的友好关系的缔结,无疑会给双方政治上的频繁接触,经济上的广泛交流,文化上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渗透、汲取与相互模仿,提供广阔的空间与平台。”[14]两蕃所在地被设为羁縻府州,契丹所在地被设为松漠都督府,八部分为十州。八部之外的别部,也都得到安置:武德二年(619年)内稽部所在地被设为辽州,贞观元年(627年)改名威州;昌州于贞观二年(628年)置,领松漠部;师州于贞观三年(629年)置,领室韦部;带州于贞观十年(636年)于营州界内置,处乙失革部落;玄州以曲据部所在地置,“并玄州为十州”[6]379,赐酋长曲据为刺史;弹汗州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以内属别帅析纥便部置并被归入契丹大贺氏八部十州内。奚所在地被设为饶乐都督府,五部分为六州。这些羁縻府州“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3]1119。唐政府把营州入安东道列为唐管理少数民族与对外交通的七条大道之首,两蕃被放置于营州附近,使一直以来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的两蕃有了稳定的发展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契丹仅在唐前期就已经“城池郡邑,冠盖相望”[4]201,经过不断发展,契丹由完全游牧状态向半牧半农转变,“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7]377同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3]1119两蕃各部基本上皆隶属于营州都督,且唐朝在营州重置东夷都护府,所置的东夷校尉“多由营州都督兼任,主要负责协调契丹、奚各部事务。”[11]以中原先进的行政管理方式管理本民族,促进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融合,如契丹归诚州与松漠部的联姻以及两蕃之间的联合。唐高宗于总章年间将新罗降户迁入奚别部归义州归德郡,增加了奚的人口,壮大了其力量。另外,两蕃从所尽义务中也能得到丰厚的赏赐。朝贡后往往得到唐“计价酬答,务以优厚”的回赐,如奚于景云元年(710年)朝贡后,睿宗“宴赐甚厚”[3]5355。立功也会得到丰厚的赏赐,如唐太宗因契丹助唐讨伐高丽有功,路过营州时“差赐缯采”[3]6168;奚助唐讨可突于,唐玄宗“命裴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2]3080。两蕃叛唐,破坏了唐太宗时建立的良好的君臣关系,招致唐的讨伐,实力严重受损,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两蕃每次叛唐后都会重新接受突厥和回纥的奴役,如契丹在武则天时受唐打击后,“不能立,遂附突厥。”[3]6170在其游牧民族的管理模式下生存,远不及在唐先进的封建制度下的发展。开元末的叛乱平息后,“契丹中衰,大贺氏附庸于奚王”[7]951,大贺氏联盟不久就灭亡了。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没有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和官员对两蕃进行管理,只是委派一些内地官员兼任,这对两蕃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唐末,契丹侵唐,唐将刘仁恭每年都将塞下草烧掉,契丹的牲畜没有饲料来源,大多饿死,契丹乃乞盟。奚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叛,被唐将张仲武“烧帐落二十万,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万,辎贮五百乘,献京师。”[3]6175两蕃虽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专以羊马为侯”的游牧经济一旦遭遇重创,损失是相当惨重的。回鹘灭亡后,奚“未尝受封印如契丹,则其势已削弱于契丹矣。”[8]436以至于“咸通以后,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复抗。”[7]481奚原本就较契丹弱小,此后就更加受契丹奴役了。两蕃与唐朝关系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他们既对唐尽藩臣义务,同时又与唐不断发生冲突。他们向往唐朝稳定的农业经济的扶持,这是两蕃被唐吸引的主要原因。由于一个民族是将本民族的发展放在首位的,两蕃在自身利益发展的前提下,当唐朝统治阶级民族思想开明、民族政策正确时则易于附唐;当唐朝统治阶级民族思想出现偏差、民族政策不再满足他们的发展要求时,加上突厥、回纥的介入,就容易对唐起反叛之心。这些内外因素推动着他们与唐关系不断变化。两蕃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对唐态度的变化不但影响唐朝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也影响着唐对高丽和东北腹地少数民族的掌控与对突厥、回纥的牵制。这种民族间关系的变化也对两蕃本身经济的发展和其在东北地区政治地位的变化有很强的联系。

可突于 (又称可突干) 是8世纪上半叶契丹族大贺氏部落联盟政权中的实力派首领, 时任大贺氏汗国衙官, 非大贺氏成员。他崛起于唐开元 (713～741年) 初, 开元六年 (718年) 见于史籍记载, 史称其“骁勇, 颇得众心”, 唐开元二十二年 (734年) 被唐将张守珪杀害。史载开元六年到二十二年期间, 可突于与唐之间进行了四次战役。对于四役起因、过程、结果及性质, 学界至今没有仔细研究。本文将对此进行一定的探讨。
一
开元前期契丹与唐朝突厥的关系、唐朝对契丹的民族政策及其实施无疑是四次战役发生的时代背景。
当时, 中国境内局势是一南一北的两个强国——唐和突厥掌控整体大局, 唐朝处开元盛世前期, 突厥 (后突厥) 为著名的毗伽可汗主政 (716～734年) , 双方势均力敌, 关系以和平友好为主。两强之外其他弱小势力只能依违于唐与突厥之间, 唐强归唐, 突厥盛归突厥;受到强国欺凌后或忍气吞声, 或被迫逃离, 另投他处。此外, 唐与突厥每逢归属自己的部族或小国遇到外来威胁时均不予以保护, 这使得很多势力弱小部族名义上归属于某一方, 实质带有半独立性, 不得不独自面对种种生存困境和威胁, 还要避免被唐、突厥消灭。总之, 他们对于唐朝和突厥的归属感都不强, 生存形势极为严峻。
契丹就是如此。在开元初期十五六年中, 可突于与唐战争不断, 契丹与唐、突厥关系就经过了几次反复。开元三年, 契丹首领李失活“以 (突厥) 默咄政衰, 率部落内附”, 自突厥归唐;唐玄宗赐以铁券丹书, 以示安抚。不久, 突厥毗伽可汗即位, 对原突厥属部进行大规模征服, 开元六、九、十年多次东征契丹和奚族, 契丹均未投附突厥。开元十八年 (730年) , 因备受唐吏欺凌, 契丹可突于率众叛唐, 降于突厥①。开元二十二年, 突厥政局不稳。登利可汗年幼, 其母“与其小臣饫斯达干奸通, 干预国政, 不为蕃人所伏。登利从叔父二人分掌兵马, 在东者号为左杀, 在西者号为右杀。其精锐皆分在两杀之下”②。混乱不堪的政局促使契丹再次归唐。这么频繁的转换说明, 一个弱小民族在强邻环伺局面下, 谋求自保是多么困难。
唐玄宗朝对契丹政策及其执行。唐在边疆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县进行管理, 对少数民族首领采取怀柔政策, 授予羁縻府州县官职, 册封可汗、王、公、将军衔爵, 给少数民族首领及子弟以优待, 使边疆少数民族首领臣服归心, 以稳定边疆地区的统治。唐玄宗时期的民族政策也大致如此。“开元三年, 其首领李失活以默啜政衰, 率种落内附……于是复置松漠都督府, 封失活为松漠郡王, 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其所统八部落, 各因旧帅拜为刺史, 又以将军薛泰督军以镇抚之。明年, 失活入朝, 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以妻之。”开元十年, “郁于入朝请婚。上又封从妹夫率更令慕容嘉宾女为燕郡公主以妻之, 仍封郁于为松漠郡王, 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静析军经略大使, 赐物千段。郁于还蕃, 可突于来朝, 拜左羽林将军, 从幸并州”。开元十三年冬, “车驾东巡, 邵固诣行在所, 因从至岳下, 拜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 改封广化郡王, 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以妻之”③。不论是羁縻还是怀柔, 唐朝都只是因势利导, 对契丹内部首领的现有地位和更替传承予以承认, 并不直接插手契丹内政, 尤其是不干涉其首领人物的更替, 只承认更替后的结果, 并给予册封。但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 号称开元、天宝盛世, 朝廷开疆拓土, 战事较多, 加之其“多事四夷”④思想, 民族政策执行中也经常超出常规, 插手内政, 既侵害了边疆民族的利益, 迫使这些民族背唐而去, 也使唐朝深陷纷争之中。这是玄宗朝的弊政之一。


二
关于可突于与唐朝的第一战。综合“两唐书”《契丹传》的记载:“明年 (开元五年) , 失活死, 赠特进, 帝遣使吊祠, 以其弟中郎将娑固袭封及所领。明年, 娑固与公主来朝, 宴赉有加。有可突于者, 为静析军副使, 悍勇得众, 娑固欲去之, 未决。可突于反攻娑固, 娑固奔营州。都督许钦澹以州甲五百, 合奚君长李大酺兵共攻可突于, 不胜, 娑固、大酺皆死, 钦澹惧, 徙军入榆关。”⑤“都督许钦澹令薛泰帅骁勇五百人, 又征奚王李大辅者及娑固合众以讨可突于。官军不利, 娑固、大辅临阵皆为可突于所杀, 生拘薛泰。营府震恐, 许钦澹移军西入榆关。”⑥“可突于奉娑固从父弟郁于为君, 遣使者谢罪, 有诏即拜郁于松漠郡王, 而赦可突于。郁于来朝, 授率更令, 以宗室所出女慕容为燕郡公主妻之。可突于亦来朝, 擢左羽林卫将军。”⑦首先是契丹内争, 唐朝营州都督支持了争斗的一方, 引发战争。失活死, 弟娑固袭位, 与手下可突于产生矛盾。娑固欲除之, 被可突于反攻, 娑固不敌, 逃奔唐营州都督府。营州都督许钦澹派薛泰带兵五百, 联合了奚王李大辅共同出兵扶持娑固, 结果战败。许钦澹率兵西逃。可突于扶立郁于为首领, 向唐朝请罪。唐朝册立郁于, 并赦免可突于之罪。战役过程中涉及的人物、兵力、地点、结果及唐朝的处理都是一致的。
但战役进行的时间有不同说法。“两唐书”均含糊地记载是开元六年, 娑固袭位与可突于产生矛盾。《资治通鉴》记载是开元八年, 并记“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帅骁勇五百与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讨之, 战败”⑧。《辽史·世表》记载虽不是确切开元八年, 但七年十一月娑固朝唐, 回去后方与可突于矛盾激化, 投奔营州许钦澹, 战争发生于开元八年, 是合理的。“开元七年十一月, 娑固与公主来朝。衙官可突于勇悍, 得众心。娑固欲除之;事泄, 可突于攻之, 娑固奔营州。都督许钦澹及奚君李大酺攻可突于, 不胜, 娑固、大酺皆死。”⑨所以, 第一战发生时间是开元八年, 其他细节一致。
可突于与唐朝的第二战细节考证。与《两唐书·契丹传》相比, 《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全面。此引《资治通鉴》。开元十八年五月初, “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 同平章事李元纮不礼焉。左丞相张说谓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 专其国政久矣, 人心附之。今失其心, 必不来矣。’己酉, 可突干弑邵固, 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 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来奔。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 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 丙子, 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 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 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可突干寇平卢, 先锋使张掖乌承玼破之于捺禄山。秋, 九月, 丁巳, 以忠王浚兼河东道元帅, 然竟不行”⑩。
此战, 关于可突于降突厥的原因 (受唐侮辱) 、时间 (开元十八年五月) 、唐朝动员力量及结果 (师竟不行) 等记载一致, 但有些细节和战争结果的记载有所不同。《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了“诏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事赵含章击之”,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可突干寇平卢, 先锋使张掖乌承玼破之于捺禄山”, 这些都不见于《旧唐书》。
关于“诏令赵含章出战”之事是符合事实的。“五月, 契丹衙官突可汗杀其主李召固, 率部落降于突厥, 奚部落亦随西叛。奚王李鲁苏来奔, 召固妻东华公主陈氏及鲁苏妻东光公主韦氏并奔投平卢军。制幽州长史赵含章率兵讨之。”(11)不过, 赵含章似乎并未出战, 或是秋天与奚族作战。“十八年, 奚众为契丹衙官可突于所胁, 复叛降突厥。鲁苏不能制, 走投渝关, 东光公主奔归平卢军。其秋, 幽州长史赵含章发清夷军兵击奚, 破之, 斩首二百级。自是奚众稍稍归降。”(12)“清夷军, 在妫州城内, 管兵万人, 马三百匹。”(13)
关于“乌承玼破契丹于捺禄山”事也存在, 见于本传。“乌承玼, 字德润, 张掖人。开元中, 与族兄承恩皆为平卢先锋……契丹可突于杀其王邵固降突厥, 而奚亦乱, 其王鲁苏挈族属及邵固妻子自归。是岁, 奚、契丹入寇, 诏承玼击之, 破于捺禄山。”(14)不过, 乌承玼仅仅是平卢先锋, 所破之敌似乎只是零散契丹、奚民众, 应该与可突于没有什么关系。《文献通考·四夷考·契丹》中所记唐兵战胜显然是把此次战役与开元二十一年战役混淆了。“后三年, 格图肯 (可突于) 杀实古 (邵固) , 立库哩 (屈列) 为王, 胁奚众共降突厥。诏幽州长史、范阳节度使赵含章等八总管兵击之, 大破其师, 格图肯走。眀年复寇边, 幽州长史张守珪围之, 格图肯为其下所杀, 支党皆散。”(15)张守珪杀可突于一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唐兵胜可突于事, 应该是可突于与唐的第四战, 而不是第二战。
故开元十八年可突于背唐降突厥, 唐兵动员准备一战, 但并未付诸行动。同年只有小规模的作战发生, 与可突于无关。所以, 可突于与唐的第二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可突于与唐朝的第三战的细节。此战《资治通鉴》记载详细, 仍以此书为主。“开元二十年春, 正月, 乙卯, 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 将兵击奚、契丹;壬申, 以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信安王祎帅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奚、契丹, 含章与虏遇, 虏望风遁去。平卢先锋将乌承祎言于含章曰:‘二虏, 剧贼也。前日遁去, 非畏我, 乃诱我也, 宜按兵以观其变。’含章不从, 与虏战于白山, 果大败。承玼引兵出其右, 击虏, 破之。己巳, 祎等大破奚、契丹, 俘斩甚众, 可突干帅麾下远遁, 余党潜窜山谷。奚酉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祎引兵还。”(16)《旧唐书·本纪第八》记载了事后朝廷奖赏:“二十年三月, 信安王祎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山。五月戊辰, 信安王献奚、契丹之俘, 上御应天门受之。六月丁丑, 单于大都护、河北东道行军元帅、忠王浚加司徒, 都护如故;副大使信安王祎加开府仪同三司。”(17)《新唐书·乌承玼传》记的时间为开元二十二年, 此错误, 其他大部内容相同(18), 《两唐书》记载十分笼统, 未谈赵含章挫败和乌承玼的劝解、战功。
对比之下, 此战时间、参战将领、过程、地点等没有太大异议, 只有战役原因、结果大有可疑之处。
关于战役起因, 文献记唐诏令军队出塞击契丹、奚, 这应该是唐军主动发动袭击的。张九龄《请东北将吏刊石纪功德状》中清楚谈及此役起因, 是玄宗发动的意图消灭契丹和奚族的战争。对契丹“臣庶常情, 惟欲防御, 所谓长策, 无出此者。陛下独断宸襟, 高多群议……因利乘便, 一举遂平……且令大兵临之, 凶徒必溃, 不出此岁, 当并成擒。臣等初奉圣谋, 高深未测, 及闻凯捷, 晷侯不差, 而两蕃遗噍, 莫不稽颡”(19)。
关于战役结果, 赵含章中伏、乌承玼获胜的大小和“己巳, 祎等大破奚、契丹, 俘斩甚众”, 记载不一。赵含章中伏一事, 还见于上引《新唐书·乌承玼传》(20)和“两唐书”的《张守珪传》:“先是, 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 契丹衙官可突干骁勇有谋略, 颇为夷人所伏。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 竟不能拒。”(21)所以, 赵含章战败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乌承玼当时只是平卢先锋使, 所带兵力有限, 不可能取得太大的胜利。《新唐书·乌承玼传》夸大其功绩, 是史籍常用手法。赵含章与乌承玼的小规模战役, 应是唐兵出击过程中, 与零散契丹、奚族部落进行的战斗, 绝不是与可突于之间的战役。有异议的是信安王的胜利。其相关情况诸史记载非常含糊。作战地点, 作战人员, 作战过程, 史籍均一笔带过。而对“可突干帅麾下远遁, 余党潜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祎引兵还”这样的大捷, 诸史语焉不详的做法不符合唐廷大事张扬武功的行事习惯。这似乎更应该是奚族随可突于降突厥后, 又转而主动来投奔唐朝的行动。因为, 奚族首领“帅五千馀帐”来降显然不是作战胜利, 更应该是他们主动归降。另外, 开元二十年六月丁丑, 忠王浚和信安王祎均因此战获赏(22), 此后第三天, “庚寅, 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 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 并于朝堂决杖, 流瀼州, 皆赐死于路”(23)。对赵含章极力贬低和仓促加害不是对待大破契丹功臣的正常做法, 这种杀人灭口的做法, 似乎也表明唐廷急于遮掩着此战的重大内幕。所以, 信安王的战功应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或者信安王及乌承玼曾经杀降也未可知。
可突于与唐朝第四战细节。“两唐书”《契丹传》、《郭英杰传》与《资治通鉴》对此役记载大致相同。“开元二十一年, 幽州长史薛楚玉遣英杰及裨将吴克勤、乌知义、罗守忠等率精骑万人及降奚之众以讨契丹, 屯兵于榆关之外;契丹首领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拒战于都山之下。官军不利, 知义、守忠率麾下便道遁归。英杰与克勤逢贼力战, 皆没于阵。其下精税六千余人仍与贼苦战, 贼以英杰之首示之, 竟不降, 尽为贼所杀。”(24)《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一年 “闰三月, 癸酉, 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 败死。时节度使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 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 奚持两端, 散走保险;唐兵不利, 英杰战死。馀众六千馀人犹力战不已, 虏以英杰首示之, 竟不降, 尽为虏所杀”(25)。《新唐书·契丹传》:“明年, 可突于盗边, 幽州长史薛楚玉、副总管郭英杰、吴克勤、乌知义、罗守忠率万骑及奚击之, 战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来, 奚惧, 持两端, 众走险;知义、守忠败, 英杰、克勤死之, 杀唐兵万人。”
以上在时间 (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 、人物、地点 (都山, 即今河北省青龙与宽城之间的都山) 等方面都是一致的。战役原因和细节有疏漏。《新唐书·契丹传》补充原因是“可突于盗边”;唐兵损失人数, 《新唐书·契丹传》记载是“万人”, 其他史籍记载是六千余人。应该是《新唐书》所言错误, 因为唐兵总数是“精骑一万”, 中有“知义、守忠率麾下便道遁归”, 所以阵亡的应是六千余人。
经过对四次战役的细节进行考证后发现, 可突于与唐进行三次战役, 而非四次。第二次是有计划没行动的虚张声势。另外, 还可以发现, 凡事实确实发生的事件, 史料记载详细合理;虚假捏造的战役, 记载前后矛盾之处多, 也缺乏细节, 使人难以信服。


三关于可突于与唐之间三次战役性质及其转变。
开元八年第一次战役的性质。契丹一直是部落政治体制, 八部酋长选举部落联盟首领来统帅诸部, 联盟首领和各部首领都接受唐朝册封。唐朝对契丹实行羁縻政策和怀柔政策, 唐朝不直接插手契丹内政, 更不能直接扶植某部首领做契丹联盟的首领, 只对契丹内部首领现有地位和更替传承予以承认。但唐玄宗时期处于开元、天宝盛世, 朝廷对契丹政策执行过程中, 经常摆出强国姿态, 与以往政策相比出现了偏差。如, 为扶植娑固转而对可突于率先发动军事打击, 明显属于插手内政的性质。当时就有人指责:“然其原状, 本是夷戎君臣不和, 自相诛戮耳…… (唐) 因其所欲立酋长而便定之, 或可不战二定也。”(26)这种做法既侵害了契丹民族的利益, 迫使契丹民族背唐而去, 也使唐朝陷入契丹内争之中, 唐兵损失惨重。娑固来投, 保护其人身安全是必要的, 但把保护转为扶植, 出手打击其对立面, 就超出了允许的范围(27)。因此, 开元八年唐与可突于的战争, 是朝廷对契丹民族的压迫引起的, 可突于一方既属于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反抗, 也属于对民族压迫的反抗性质。开元二十年第三次战役的性质。此次战役是唐玄宗命令唐军主动出击投降突厥的契丹、奚族而发生的战役。这次战役, 不论是从契丹与唐朝关系的角度出发, 还是从突厥与唐朝关系进行衡量, 都完全是唐朝对契丹、奚族的民族压迫和掠夺。出击过程中, 契丹小败赵含章, 奚族则举部降唐。而乌承玼的胜利和信安王祎的大大战功, 应该是对奚族投唐部落的杀降和收编。唐朝出击具有侵略、非正义性, 契丹和奚是正义自卫的一方。
开元二十一年第四次战役的性质。这次战役从起因、作战地点和结果等判断, 的确是可突于入侵。《新唐书·契丹传》补充了原因“可突于盗边”;作战地点都山和唐兵驻屯地点榆关 (今山海关一带) 都是唐辖境内;战役结果, 唐兵六千余人被杀, 可见契丹兵力之盛。所以, 此役仍然是契丹来侵, 唐兵抗击防守。契丹是非正义的。综上, 可突于与唐四次战役 (实际发生只有三次) 发生在唐对契丹实行羁縻怀柔政策的大时代背景下, 第一次战役是唐朝营州都督干涉契丹内政, 对契丹实行民族压迫, 可突于则属于反抗民族压迫;开元十八年可突于投降突厥后的两次战役, 一是唐朝出击已经投降突厥的契丹, 属于唐朝侵略行为, 一是契丹入侵唐朝, 唐朝属于抗击侵略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