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扶植的傀儡政权。11月24日，河北蓟密行政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受日本特务唆使，在通县宣布“独立”，翌日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称现名。管辖冀东22县，后又包括延庆、龙关 [4]、赤城3县，人口500万。以池宗墨、王厦材、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允声、殷体新、殷汝耕等9人为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伪政府机关设于通县，下设民政、财政、外交等厅，并统辖伪政府军5个师、4个保安总队。各厅及伪军各部队，都安置有日籍顾问，掌握实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后，该政府名义上归其领导，实际上仍是一个受日本控制的独立伪政权。 [2]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日本在扶植伪满洲国以后，在关内地区最早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
1931年9月18日，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在1932年3月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5年4月起，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10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分裂中国成为日本侵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开始， 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把策动华北自治、分离华北的目光瞄准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晋绥（山西、绥远）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企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组成一个“华北自治政权”。但这四人都不愿出头，日方的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特务土肥原贤二派到华北。土肥原贤二决定先策动掌控冀东军政大权的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宣布自治，然后再推向整个华北地区。
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批亲日分子，在通县召集会议，通电全国，发表《自治宣言》，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该委员会成为继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卵冀下的伪政权。一个月后，1935年12月25日，殷汝耕发表《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正式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通县为政府所在地。殷汝耕自任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主席）。 [3]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
在军事上，与日本及伪满洲国、伪蒙疆政权先后订立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驻守日军；所属伪军聘用日本教官；乡村实行五家连保制度。
在政治上，分裂中国，出卖主权，在各机关、各县市都聘用日籍的顾问与秘书，军政大权均被日本人操纵；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作亲善访问和其他活动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1936年8月，殷汝耕拨款5万余元，在通州公园建造大规模的“亲善公寓”，专供日本侵略者居住。
在经济上，大肆出卖国家经济主权，勾结日商，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对日本运来的砂糖、石油、杂货与鸦片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由冀东流入内地。这对于天津海关的收入与中华民国的贸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很快摧毁了华北的关税璧垒。据海关统计，仅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10月4日间，经由冀东偷运入境的日货计有9000多万吨，偷漏关税合国币3460多万元，由此造成三分之二的工厂倒闭，三分之二的店铺停业，物价飞涨，失业人数与日俱增。日商还大量掠夺冀东地区的物质财产，据不完全统计，掠夺长芦盐上亿吨、开滦煤2862万吨、粮食166亿斤等，致使冀东地区的宝贵资源大量流失，冀东人民祖祖辈辈者积累的财产被洗劫一空。
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奴化教育，冀东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删去一切带有民族意识的内容，增设日语，鼓吹“中日满亲善”“王道文化”。伪政府还大力推行吸毒、赌博、娼妓“三毒”政策，冀东各地片乌烟瘴气。 [3]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亲日卖国行为，使得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中华民族危机加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声讨与谴责，殷汝耕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热潮高涨。1937年7月29日，驻守通州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伪军冀东保安队官兵数千人，在第一总队长张庆余和第一总队长张砚田的带领下，宣布反正，举行起义，对通州日军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汉奸发动攻击，活捉殷汝耕。不久，日军发起反攻，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起义部队被迫经北平向西转移。此次事件沉重打击了日军。殷汝耕后虽侥幸逃脱，却失去了日方的信赖，被日方关押了三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