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马孟龙：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迁律》所见汉初冀县、绵虒道地望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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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孟龙

摘要：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迁律》简321、322所排列的县道地名，带有鲜明的地域分布规律。基于地名排列规律，汉初冀县应在今甘肃省通渭县。元鼎三年，汉武帝置天水郡，将冀县迁徙至今甘谷县，而在原冀县县址设平襄县，作为天水郡治所。汉初绵虒道应在今四川省彭州市丹景山镇，古文献中的玉垒山即今彭州市北部的玉垒山支脉主干。西汉所置汶山郡所属县道中，并不包括湔氐道、绵虒道。
关键词：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迁律》；冀县；襄平县；绵虒

受传世文献缺乏限制，秦汉县址定位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难题。目前对秦汉县址的认识大多基于魏晋以后文献，其可信度存有争议。即使传世文献记录信而有征，考虑秦汉县址常有迁徙，也难判定文献记载是什么时期的状况。20世纪以来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为秦汉县址定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堪称秦汉县址研究的重大机遇。[1]
新近公布的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汉律十六章》是汉文帝初年的律条汇编，其中蕴含丰富的政区信息。特别是《迁律》第二条律文，集中排列大量县道，对秦汉政区地理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公布伊始即引起简牍研究者注意。该律文简321、322从“成纪”开始，至“蜀六道”，集中排列了16个县、道。除蜀郡6个道，其余10县道地名被逐一记录。由于这些县道依照一定空间分布规律排列，可以利用简文判定它们的地理方位。本文首先介绍《迁律》简321、322县道排列的基本特征。

一、对《迁律》简321、322所见16县道空间排列规律的解析

为方便后文讨论，现将《迁律》第二条律文引录如下：

诸当䙴（迁）者，巴[2]䙴（迁）涪陵；成都、新都、雒、涪、梓潼䙴（迁）阳陵，郫、临邛、武阳䙴（迁）葭明，葭明、阳陵各调处320之其偻竘（句）褆（是）阳乡。它郡皆䙴（迁）上郡，上郡守处广衍。广衍、云中郡、涪陵、下隽、成纪、冀、襄武、321狄道、临洮、氐道、羌道、武都道、葭明、阳陵及蜀六道、涪之氐部民也，令赎䙴（迁）。诸当䙴（迁）322者皆包妻子、同居，入其田宅县，䙴（迁）所县予田宅。其女出为人妻、数虽在父母所，勿包。323[3]

关于这条律文的制定年代及立法内容，笔者已有专文讨论[4]。主要结论是该律文制定于文帝元年，是汉朝直辖区域“迁人”迁徙地的规定。律文要求迁人必须迁徙至边塞安置：巴郡的迁人迁徙到本郡涪陵县，蜀郡的迁人迁徙到本郡葭明、阳陵二县，其他汉郡（不包括云中郡）的迁人迁徙到上郡广衍县。“边县道”迁人不需要迁徙，要赎迁。简321、322广衍至涪县氐部的20个县、道、部，以及云中郡的迁人之所以不用迁徙，是因为它们地处边塞，已无再迁的必要。而从“成纪”开始，至“蜀六道”的16个县道，均为陇西郡、蜀郡边县道。1993年，胡平生曾公布简322首端“狄道、临洮、氐道、羌道”4个地名释文。[5]笔者指出4县道均地处陇西郡西部边塞，而且是按照从北至南的方位顺序，依次排列。[6]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迁律》简321、322的公布，完全验证了笔者的判断。不仅如此，简321、322从县名“成纪”开始，直至蜀六道，完整排列了陇西郡、蜀郡沿边的16个县道，并且它们是从陇西郡最东部的“成纪”开始，由东至西，再由北至南，最终到“蜀六道”全部排列完毕。
由于这组地名带有鲜明的空间排列规律，使得讨论这些县道的具体方位成为可能。正是遵循这一思路，笔者讨论了阳陵县和涪县氐部的地理方位，指出秦汉阳陵县位于葭明和“蜀六道”之间的蜀郡边塞附近，即今四川省青川县城区；涪县氐部即《汉书·地理志》广汉郡刚氐道，位于涪县以北的蜀郡边塞附近，即今四川省江油市武都镇。[7]凭借《迁律》简321、322，笔者将以往众说纷纭的阳陵县地望予以确定，同时对刚氐道做出更为精确的定位，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错误，真切反映了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迁律》在秦汉县址定位上的重要价值。
延续这一思路，还有一些县道的地理方位可以继续讨论，笔者接下来利用《迁律》简321、322分析汉初陇西郡冀县、蜀郡绵虒道的地理方位。

二、汉初冀县地望

秦汉冀县历史沿革十分悠久，堪称秦国最早置县。《史记·秦本纪》曰：“（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8]。此后，冀县建置延续不绝，直至西晋末年废除。冀县方位在《汉书》留有线索。《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天水郡冀县自注“《禹贡》朱圄山在县南梧中聚”。[9]又《五行志》曰：

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鸡皆鸣。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旁著岸胁，去地二百余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鸣，有兵。[10]

《水经·渭水注》载石鼓亦在梧中聚朱圄山（见后文引录）。朱圄山即今甘谷县朱圉山，[11]可见冀县在今甘谷县境。《水经·渭水注》详细记录了冀县的地理方位：

渭水自黑水峡至岑峡南北十一水注之。……次东有衣谷水，并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击自鸣，鸣则兵起。……其水北迳冀县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镇戎，县曰冀治。[12]

这里的黑水峡和岑峡分别是今甘谷县上峡和下峡，两峡之间的衣谷水是今海子沟，位于衣谷水沿岸的秦汉冀县应在今甘谷县城区附近，隋唐伏羌县亦治于此。[13]《中国历史地图集》对秦汉冀县的标绘也在甘谷县城区附近。[14]
关于秦汉冀县方位，史籍载录丰富，本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张家山336号汉墓《迁律》的公布，却颠覆了上述认知。前面提到，《迁律》简321、322载录的陇西郡县道全部是“边县道”，即分布在边塞附近。西汉初年，陇西郡以秦昭襄王长城（故塞）为边塞。关于今甘肃省境内的秦昭襄王长城，建国以来历经数次考古调查，其走向基本明确。总体而言，乃从今甘肃省岷县（秦汉临洮县）发端，沿洮河向北延伸至今临洮县（秦汉狄道）北之新添镇，再折向东南方向延伸，至今渭源县庆坪乡，再向东横穿今陇西县，至今通渭县榜罗镇再折向东北，穿越通渭县经今静宁县西界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15]（图1）。秦至汉初陇西郡故塞东段也基本止步于今静宁县，由此再往东，便进入北地郡辖域。
《迁律》简321、322之成纪、冀、襄武、狄道、临洮皆为陇西郡边县道，自然分布在秦昭襄王长城沿线。然而根据以往对秦汉冀县的定位，其位于今甘谷县城区，距离最近的秦昭襄王长城，也就是通渭县榜罗镇的长城，直线距离约45公里（图1），考虑到两者之间多为山地，实际道路里程要更多。秦汉冀县距离陇西郡边塞，未免过远。
为了说明冀县距离秦昭襄王长城过远，不妨看看同属陇西郡边县的成纪、襄武、狄道、临洮与秦昭襄王长城之间的里程。秦汉成纪县在今静宁县治平乡刘河村。[16]《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对静宁县境的秦昭襄王长城走向标绘有误。据同杨阳实地调查，今静宁县境内的秦昭襄王长城主要沿葫芦河东岸由北向南延伸，至城川镇附近转而沿葫芦河支流甘沟河向西延伸，最终进入通渭县境。[17]根据这一调查结论，秦汉成纪县距今静宁县甘沟镇的秦昭襄王长城约18公里。秦汉襄武县在今甘肃省陇西县巩昌镇汪家门村[18]，秦昭襄王长城在其北部10公里处的云田镇唐家寺村穿行而过。秦汉狄道即今甘肃省临洮县城区，秦汉临洮县即今甘肃省岷县城区，两地就在秦昭襄王长城脚下。相对于秦汉临洮、狄道、襄武、成纪四县，冀县距离陇西郡边塞的距离过于遥远。
若基于《迁律》简321、322陇西郡“边县道”排列规律，冀县应在成纪、襄武之间的秦昭襄王长城沿线，而且距离边塞的距离不应太远。秦汉成纪县在今静宁县南部，秦汉襄武县在今陇西县，位于秦汉襄武、成纪之间的冀县，自然要在今通渭县寻之。今通渭县境内的牛谷河是一条东西交通要道。牛谷河是渭河支流散渡河上游，顺河而下可至今甘谷县；在今通渭县碧玉镇翻越分水岭可进入葫芦河谷地，直通天水市区，即秦汉上邽县；向北经陇川镇可至今静宁县治平乡，即秦汉成纪县。而溯牛谷河西行，翻越华家岭可进入关川河支流之东河，顺河谷而下可至今定西市、兰州市，乃至河西走廊。汉武帝开拓河西走廊后，由长安前往河西走廊有南、北两条交通干线，其中南线便利用了牛谷河。[19]对于牛谷河如此重要的交通路线，汉代在其与边塞交汇处，自当有一座城邑加以扼守。否则一旦匈奴突破边塞，将顺牛谷河直驱陇西郡治所上邽县。[20]
根据传世史料，汉代在今牛谷河谷地置有平襄县。平襄县，为《汉志》天水郡首县，即郡治所在，其方位见于《水经·渭水注》：

渭水自黑水峡至岑峡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则温谷水注之，其水导源平襄县南山温溪，东北流迳平襄县故城南，故襄戎邑也。王莽之所谓平相矣。其水东南流，历三堆南，又东流南屈，历黄槐川……则通川注渭。[21]

这里的温谷水即今牛谷河。位于温谷水北岸的汉代平襄县应在今通渭县境，明清方志皆主此说，但具体方位仍有分歧。[22]20世纪90年代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一枚道路里程简，其中载录悬泉置至天水郡平襄县的里程是“二千八百卅”。[23]学者们通过推算，都确认汉代平襄县在今通渭县境内。[24]20世纪80年代，定西博物馆官员何钰在通渭县城区东北一处建筑遗址发现大量汉代建筑构件，一件绳纹板瓦有“平”字印戳，结合通渭县城区多次发现战国至汉代的文物，周边分布大量战国至汉代的墓葬，何先生判定通渭县城区附近古城即文献记载的汉代平襄县。[25]
今通渭县城区古城遗址距离秦昭襄王长城仅9公里（图1），显然两者有紧密联系。将其判定为汉代平襄县可以得到传世文献、出土简牍、出土文物的三重印证，应属可信。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平襄县如此重要，却没有出现在《迁律》简321、322罗列的陇西郡边县名单。作为迁人迁徙地的法律规定，《迁律》对陇西郡边县道的罗列，一定是完整的，这意味着文帝初年没有设置平襄县。无独有偶，完整载录吕后元年汉朝直辖区域280余县道的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也没有平襄县。[26]可见，汉初的确没有设置平襄县。
何钰通过对通渭县古城遗址的调查，发现大量战国至汉初文物，例如城内出土绳纹兼凸弦纹板瓦残片与附近的战国秦长城出土者极为相似，由此确认该城“早在战国时期为秦的军事要地之一，且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然而，直至西汉初年这里尚未设置平襄县。那么战国至西汉初年这座古城又是什么性质？结合《迁律》简321、322所透露的冀县地理方位，以及通渭县城区古城与秦昭襄王长城之间的位置关系，有理由相信古城乃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冀县。也就是说，冀县本设置在今通渭县境内秦昭襄王长城附近，后来迁徙至今甘谷县，而原县址改置平襄县。
因县邑迁徙，原县址改置它县的情况在汉代并不罕见。根据王红星、朱江松研究，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的南郡江陵县在今荆州市城区东部的郢城遗址，汉武帝时期江陵县迁至今荆州市城区西部的嵠峨山城，原城址改置为郢县。[27]西汉时期的冀县应该也发生了类似的县址迁徙。
《汉书》之《地理志》《五行志》的记载表明，汉成帝时期冀县已在今甘谷县境。冀县发生迁徙，应在汉成帝之前。笔者推测，冀县的迁徙，以及平襄县的设置都与天水郡建置有关。天水郡于元鼎三年（前114年）由陇西郡分置，同年还由北地郡分置安定郡。[28]天水郡、安定郡析置的背景，是陇西郡、北地郡的辖域扩张。元朔、元狩年间，汉武帝接连出兵征伐匈奴，夺取“河南地”，将陇西郡、北地郡边塞由原来的秦昭襄王长城推进到黄河一线。由于两郡辖域扩张，故于元鼎三年析置天水郡、安定郡。不仅如此，为了便于控制故塞以外的新领土，陇西郡、北地郡治所皆迁徙至故塞沿线。如陇西郡治所由上邽县迁徙至狄道，北地郡治所由彭阳县迁徙至马岭县（今庆城县马岭镇）。新设置的天水郡、安定郡，郡治也设置在故塞沿线，如安定郡治所高平县，即原故塞之萧关（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天水郡治平襄县设置于故塞沿线的冀县县址，而冀县则迁徙至甘谷县。
至于汉武帝为何不把冀县直接设为天水郡治所，而是将冀县迁走。笔者推测可能与冀县特殊的性质相关。冀县乃秦国伐灭冀戎所设置，再加上地处秦国边塞，其人口当以戎狄为主，或许就是冀戎。西汉初年冀县的冀戎当与狄道、氐道、羌道的狄、氐、羌一样，分布在陇西郡边塞，为“保塞蛮夷”。而当汉武帝击退匈奴，将陇西郡边塞推进至黄河一线，乃至河西走廊，便再无利用冀戎守护边塞的需要，反而冀戎所处的牛谷河成为沟通新占领地区的交通要道。为了强化对这条交通要道的控制，元鼎三年以天水郡的设置为契机，汉武帝将冀戎迁出，重设冀县，利用原冀县县址新置平襄县，作为天水郡治。汉武帝把冀县迁走，而不是直接作为天水郡治，可能因为冀戎的缘故。
冀戎原本分布于散渡河流域，汉武帝把冀戎从散渡河上游，迁徙至下游与渭水交汇处的今甘谷县城区附近。这种沿河迁徙戎狄的做法，在秦代亦有先例。秦国曾在渭水上游置邽县管理邽戎。战国时期又在渭水下游与黄河交汇处置下邽县。颜师古注《汉志》京兆尹下邽县曰：“取邽戎之人而来为此县”[29]。笔者推测，秦人将邽戎迁徙至渭水下游，可能与陇西郡建置有关。即秦置陇西郡，以邽县为郡治，故将邽戎迁徙至渭水下游，另立新的邽县。为了与原来的邽县区别，故称下邽县，而原邽县改称上邽县。就此而言，汉武帝迁徙冀县的做法与秦国迁徙邽县的做法无异。稍有区别的是，汉武帝将冀县迁走后，并没有在原县址保留冀县之名，而是新立平襄县。
根据以上分析，传世文献载录位于今甘谷县的冀县，应是汉武帝元鼎三年之后的冀县。元鼎三年之前的冀县在今通渭县城区。元鼎三年冀县迁走后，原县址改置平襄县，作为天水郡治所。获益于张家山汉简《迁律》，揭示了秦汉冀县迁徙的历史。

图1 今甘肃省境内秦昭襄王长城沿线县乡分布

地图说明：1、图中今县乡地名括注为汉代县道地名。2、图中秦昭襄王长城走向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标绘，静宁县境内长城根据同杨阳《再议甘肃静宁段战国秦长城走向及防御形式》标绘。

三、汉代绵虒道（县）地望

《迁律》简321、322从葭明开始，按照从北至南的顺序，依次排列蜀郡边县道。由于蜀郡的六个道全部位于阳陵县以西、以南，所以律文没有依次列举六道的名称，而是泛称“蜀六道”。若与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秩律》对照，可知“蜀六道”为《秩律》简459之青衣道、严道，简465之阴平道、蜀氐道（《汉志》作甸氐道）、县遞道（《汉志》作绵虒县）、湔氐道。[30]六道中，青衣道在今四川省芦山县城区[31]，严道在今四川省荥经县六合乡古城村[32]，阴平道在今甘肃省文县城关镇鹄衣坝村[33]，蜀氐道在今四川省九寨沟县双河乡[34]。关于湔氐道方位，清代方志认为在四川省松潘县，《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据此标绘。[35]今按，此说有误，湔氐道应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城区。[36]以上五道的地理方位目前看来较为明确，接下来谈谈绵虒道相关问题。
《汉志》蜀郡有绵虒县，《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写作“绵虒道”。前人有据《续汉书·郡国志》以为《汉志》“绵虒”省略“道”字。[37]张家山汉简《秩律》“县遞道”似乎验证了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汉代“道”常与“县”相互转化[38]，不能据汉初《秩律》，记录东汉政区的《郡国志》，否定《汉志》之“绵虒县”记载。
《汉志》蜀郡绵虒县自注“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39]。《说文·水部》《水经·江水注》《华阳国志》（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所引）也有同样记载[40]。湔水即今彭州市境内的湔江，[41]汉代绵虒县约在今湔江源头附近。关于汉代绵虒县具体方位，最早见于《元和郡县图志》。该书茂州汶川县曰：“本汉绵虒县地”[42]。唐代汶川县即今汶川县治地威州镇，后世皆以为汉代绵虒县所在。[43]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宣德年间把汶川县治由今威州镇迁徙至今绵虒镇，直到解放后又迁回威州镇。清代地志不察，仍称汶川县是汉代绵虒县。后世学者沿袭清代地志，把汉代绵虒县定位在清代汶川县治地，也就是今天的绵虒镇。[44]《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如此标绘。[45]这一错误应当予以改正。
关于绵虒县方位，清代以来还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在清代保县[46]。这是因为清代设置保县（治今理县薛城镇）后，把今威州镇划归保县。其实与唐代以来的主流说法并无区别。另一种说法出自任乃强。他认为《晋书·地理志》汶山郡所辖八县中，升迁、兴乐、平康三县为蜀汉设置，其余五县皆为汉旧县，五县中有“广阳”而无“绵虒”，所以汉代绵虒县就是西晋广阳县，在今茂县。[47]今按，任氏看法建立在西晋广阳县就是汉代绵虒县的基础上，然而这种看法仅是猜测，并无任何证据。况且西晋广阳县距离玉垒山、湔水源头十分遥远（图2），所以此说不可取。
总结传世文献，目前关于汉代绵虒县方位的看法，都源出于《元和郡县图志》。然而，唐人对秦汉县邑方位的记述常有错误，其说法是否可信，很值得怀疑。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很难检验唐人对绵虒县方位的记录。
出土文献的出现，使这一局面发生转机。2001年公布的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秩律》简465表明吕后元年已经设置了绵虒道。而根据传世文献记载，今都江堰市以北的岷江谷地，在秦汉时期为西南夷之“冉”“駹”聚居地，要到汉武帝时期才渐被开拓。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48]这里明确提到冉、駹聚居的区域在边关以外，汉初绵虒道不应设在此地。不过考虑到湔氐道就设置在岷江峡口，再加上司马相如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49]。既然秦代曾在这里设置郡县，“汉兴而罢”时，在岷江峡谷内保留一个绵虒道似乎也有可能。
张家山336号汉墓《迁律》的公布，终于解开这个谜团。《迁律》简321、322载录陇西郡、蜀郡边县道均分布在汉初边塞、边徼沿线。如果绵虒道确实位于今汶川县，那么汉初蜀郡边徼就在今汶川县以北，位于岷江下游的湔氐道就不属于边道。反过来讲，因为湔氐道是边道，汉初蜀郡边徼应位于岷江峡口，并未深入到岷江峡谷，绵虒道不可能位于岷江峡谷内的冉、駹聚居区（图2）。
根据《汉志》记载，湔水源头在绵虒县境内，而湔水（今湔江）发源于今彭州市北部（图2）。这就把汉代绵虒县指向今彭州市境内。《汉志》蜀郡有繁县，《中国历史地图集》把汉代繁县定在今彭州市西北，并不准确，应修正于今彭州市濛阳镇[50]。既然汉代繁县位于今彭州市东南，那么位于汉初边徼附近的绵虒道，就应位于今彭州市北的湔水上游地区。成都平原北部的道址分布有一定共性，湔氐道位于成都平原边缘的岷江峡口。由此类推，绵虒道应地处湔江峡口的今彭州市丹景山镇附近。
今丹景山镇，故称关口镇。湔江出山峡口处有牛心、寿阳二山对峙，世称彭门，地势险要，历来为成都平原进入湔江上游山地的重要关隘，关口镇即因此得名。关口镇因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上多次作为州、郡、县治地。《彭县志》介绍关口镇历史沿革如下：

历史上宋、齐、梁、西魏各代置东益州、南晋寿郡治于此。古人筑堰称堋，北宋一度于此设堋口县，遗迹犹存。其后，有称作三郎镇者。清于此设汛驻防。现为山、坝物资交流的集散地。[51]

考虑到今丹景山镇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历代常作为各级政区驻地，将其定为汉代绵虒道，可以符合《汉志》、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秩律》、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迁律》相关记述，应是目前最合理的结论。
由于以往把唐代汶川县视为汉代绵虒县，因而玉垒山所在也被定位于汶川县附近[52]。现在明确汉代绵虒县在今彭州市丹景山镇，那么玉垒山自然应按照《汉志》的说法，定在今彭州市北部湔江源头山地。《彭县志》对其境内的玉垒山脉介绍如下：

玉垒山支脉主干有五峰，即太子城南2.5公里的仙人峰，又东南2.5公里的长年峰（又名黄龙峰），又东南5.5公里的天牙峰和与其相对峙的火焰峰（亦名九峰山）及背光峰（即三口锅，亦名玉垒山）。五峰皆险峻，一般海波4000米以上，春秋亦积雪。晴日从平原远眺，雪峰如玉垒浮云。故杜甫《登楼》佳句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53]

左思《蜀都赋》有“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54]，可证玉垒山距离成都不远，甚至可以望见。如果把玉垒山定位在汶川县，那么《蜀都赋》与古代描述成都周围景象的诗歌就不容易理解了。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开拓冉、駹聚居地，置汶山郡。《史记·西南夷列传》曰：“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55]《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前67）“省文山郡，并蜀”。[56]汶山郡前后存在不到50年，《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认为，位于岷江峡谷内的《汉志》蜀郡汶江县、蚕陵县、广柔县、绵虒县、湔氐道，即原汶山郡所属县道。[57]上述判断乃建立在一系列汉代县道错误定位基础上。湔氐道位于今都江堰市，并非《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的今松潘县。绵虒道位于今彭州市丹景山镇，也非《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的今汶川县绵虒镇。两县道都不在岷江峡谷内，不可能是汶山郡属县。笔者已指出，秦汉“道”皆地处故塞、故徼之内，汉武帝开拓的“初郡”并不置道。[58]湔氐道、绵虒道的重新定位，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判断。目前看来，能够归入汶山郡的只有汶江、蚕陵、广柔三县。
张家山汉简《迁律》使得今人能够对冀县、绵虒道、玉垒山，以及汶山郡属县有了更为精准的认识，可谓出土文献推动秦汉史研究的又一例证。

图2 今四川省成都平原北部县乡分布

地图说明：图中今县镇地名括注为汉代县道地名。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简牍文献与秦汉县邑定位研究”（22BZS013）阶段性成果。

注釋：
[1] 陈侃理.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379.
[2] “巴”，整理者释作“已”，今据网友“崧高”意见改释（简帛网“简帛论坛”之“简帛研读”版之《张家山汉墓竹简（336号墓）〈汉律十六章〉初读》帖，2023年3月18日）。
[3] 彭浩.张家山汉墓竹简[336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208—209.
[4] 马孟龙.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迁律》所见政区地理研究[J].出土文献.
[5] 胡平生. 中国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概述. 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M].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271-273.
[6] 马孟龙. 从张家山336号汉墓一枚法律残简谈汉代氐道、漾水、嶓冢山方位—兼谈古代汉源地理思想史变迁[J].复旦学报，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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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发于《中国文字博物馆馆刊》第五辑（中州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194-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