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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fo.tibet.cn/info/tibetology/200411/t20041129_2920.htm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发布时间：2004-01-29 来源：中国藏学 作者：陆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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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尔蒂斯坦，我国汉文史籍中亦译为巴勒提、巴尔替、罢蒂，等等，波斯文及乌尔都文史籍多以波斯语名称Tibet i- Khord相称，译为“小西藏”或“小图伯特”，当地一些波斯文手抄本则径称其为Tibet.该地在唐代为大勃律，与我国有过密切的关系。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该地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本文据乌尔都文史籍和作者的实地考察，对该地作了简要介绍，并据有关满文档案和国外史籍，对乾隆时期该地与我国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乾隆时期；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 (2004） 01-0028-20
巴尔蒂斯坦(小西藏）是一个与我国山水相连，但我们知之极少的地区。该地与我国的往来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缺乏记载，到清朝乾隆时期，该地同我国又有一段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偶然的机会，笔者接触到了有关巴尔蒂斯坦的一些材料，并有幸4次访问该地。在吴元丰先生协助下，笔者还得以了解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满文档案的一些情况。现略述于下，希望能引起学术界更多的重视。
一、巴尔蒂斯坦简介
巴尔蒂斯坦(Baltistan），清代史籍称巴勒提或巴尔替，为Balti之音译。当地居民亦称其所居之地为巴尔蒂域(Baltiyul）。Baltistan系Baltiyul之波斯语译名，波斯语stan与藏语yul同义，皆为“地方，之意。有关乌尔都文和波斯文史书亦称该地为Tibet i7 Khord或Tibet i7 Saghir ， Khord与Saghi：意为“小”，汉译小西藏或小图伯特。
巴尔蒂斯坦现隶属巴基斯坦联邦直辖北部地区。从地图上看，该地处于查漠一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之北，与我国新疆毗邻。今巴基斯坦所属巴尔蒂斯坦，行政区划屡有变化，现划分为斯卡杜（Skardu）、甘且(Ganche）两县，县以下共辖斯卡杜、克尔门(Kharman）、希格尔(Shigar）、哈伯罗（Khaplu，《新疆图志》译作“哈普隆”）、玛夏布洛姆(Mas he rbru m）五区。
巴尔蒂斯坦位于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这里一片崇山峻岭，拥有包括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在内的许多海拔七八千米以上的世界著名山峰，山高谷深，雪峰林立，冰川纵横。冰川面积之广，据说仅次于南北两极。整个喀喇昆仑山系的冰川面积，达18009平方公里，长度超过10公里的冰川约有102条。①巴尔蒂斯坦境内喀喇昆仑山区的冰川面积达6160平方公里。②这里的河流主要是发源于我国西藏狮泉河的印度河，以及希格尔河、希约克河(Shyok）等多条支流。印度河及其支流，形成隆多（Rondu）、斯卡杜、希格尔、哈伯罗、克尔门、古尔德里(Gultari ；旧称Shingo Shigar，汉译“欣库希格尔”，）等6个主要河谷。这些河谷地带海拔较低，可以居住与耕作。因此，尽管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人类在这里仍繁衍不息。
旧时，巴尔蒂斯坦地方统治者所控制的疆域或势力范围，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别。现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巴尔蒂斯坦，面积25017平方公里，各河谷共有229个村庄，有人口223296人(1981年人口普查数）。③但当地人认为该人口普查数偏低，实际人口远不止此数。另外，有人估计有10万余人在巴基斯坦其他地方和海外谋生。另据吉尔吉特政府研究生院地理系主任曼祖姆?阿里(Manzum Ali）教授编绘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自然与人类地理图》图一1，该地面积为26227平方公里，1998年人口为317271人。④
巴尔蒂斯坦居民多数可算是藏族的远裔。巴尔蒂斯坦及其周围地区很早便是古羌人游牧之地，后来这些羌人融入藏、维吾尔等民族之中。巴尔蒂斯坦也在象雄的范围之内。因此，该地很早就是藏族先民游牧和繁衍生息之地，也是藏族形成、发展的地区之一。吐蕃占领大勃律后，更有大量军队和随军人员进入该地。吐蕃王国瓦解时，那里尚有大量藏人，但由于吐蕃政权的崩溃以及群山阻隔，交通困难，再加上冰川下滑引起的特大洪灾，使他们同西藏本土及藏族社会联系的主渠道就此中断。但他们不畏艰难，世世代代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了巴尔蒂人的主体。在漫长的岁月里，若干其他民族的游牧部落从不同方向来到这里。长期的混居使当地居民混入了达尔德人、克什米尔人、突厥人、伊朗人等多种其他民族成分，但这些与本土隔离的藏人依仗人数的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始终没有被外来者所同化。相反，外来者却被他们同化了，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和许多风俗习惯。就笔者考察所见，当地最热心于研究、宣传巴尔蒂文化传统的朋友，就其血统而言，都不是真正的巴尔蒂人(藏人），但他们将巴尔蒂斯坦视作自己的家乡，热爱这里的土地并为巴尔蒂文化而自豪。
巴尔蒂斯坦91%的居民操巴尔蒂语(Balti），属藏语西部分支。⑥但藏文早已失传，只有残存于各处的古代藏文岩刻，证明藏文曾在此流传。
巴尔蒂语保留了许多古藏语的因素。王尧先生认为，“西部藏语更接近于书面—古典藏语，或者说西部藏语发展的形态上来说更为原始一些……西部藏语跟安多方言的关系可能更为接近。”⑥黄布凡先生从来华参加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的S.M.阿巴斯?加兹米先生处录得300个巴尔蒂语词，分析后认为，“巴尔蒂话较之于我国任何一个藏语方言都更接近于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语音结构。它的语音保存的古老成分较多，有的语音现象还反映了藏文规范前甚至创制前的某些语音特征”。⑦巴尔蒂语也受到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克什米尔语、希纳语(Shina）、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乌尔都语(Urdu）、英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①巴尔蒂斯坦伊斯兰化以后，阿拉伯语，尤其是波斯语，对当地语言影响尤大。藏文失传后，波斯文曾长期成为该地官方文字。巴基斯坦独立后，乌尔都语成为国语和初级学校教学用语，其影响正日益增加。
巴尔蒂斯坦雨量稀少，资源贫乏，交通困难，但它地处南亚、西亚、中亚和中国的西藏与新疆相交之处，许多山口和古道沟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伊斯兰文化、中亚突厥文化和藏文化汇聚和互相影响之地，受到袄教、苯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各种古代信仰的影响，最后形成了独特的巴尔蒂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尔蒂文化，其突出特点一是藏文化遗存，二是伊斯兰教和伊朗文化的影响。
巴尔蒂斯坦的藏文化遗存，除语言外，还存在于地名、民歌、《格萨尔》说唱和各种民俗现象之中。巴尔蒂斯坦至今仍保留着许多藏语地名，但也存在着以伊斯兰名称取代旧地名的现象。该地的民歌，题材广泛，且大多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多方面地反映了该地的社会生活。②《格萨尔》的传说更是广泛流传，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们以听《格萨尔》说唱来度过冬季的长夜。巴尔蒂斯坦流传的《格萨尔》，其语言和形态都很古老，值得深入研究。③该地还有很多地方，被认为与格萨尔大神及其妻子有关，甚至认为格萨尔就出生在那里。伊斯兰教传入前，苯教、佛教都曾在巴尔蒂斯坦流传。该地至今仍可见到若干佛像和率堵波的岩刻，甚至还有佛教寺院的遗址。最有名的佛像岩刻在斯卡杜附近的门特尔(Manthal），那里有一块巨大的独立岩石，岩石有一平整垂直的侧面，显然经人工雕琢而成，上面刻有一组佛像。据杨恩洪女士观察，正中为一等身释迎牟尼坐像，周围刻有20尊较小而形制相同的释迎牟尼坐像，构成一正方形，正方形左右两侧各刻有一尊未来佛立像，从而构成了一个曼陀罗(坛城）。④岩石一角还刻有藏文。笔者曾持此藏文岩刻照片请教王尧先生，王尧先生认为其字体、拼法同我国敦煌藏文写卷一致，保留了公元826 -827年间明令废除的古拼写法，岩刻内容为宗教祈祷文，文字可解。⑥巴尔蒂斯坦还广泛存在着左旋和右旋两种雍仲符号。“在巴尔蒂斯坦，自古以来就将雍仲作为吉祥的符号。在佛教时代，人们在一块白布上用麦粒组成雍仲符号，让新郎新娘坐在上面。人们相信这能使他们生活富足、平安、美满。在巴尔蒂斯坦的古代宫室、修道院、清真寺和堡垒里，特别是门和房顶上，雍仲符号至今仍到处可见。”⑥现在，人们更是将雍仲符号当作当地文明的标志。S.M.阿巴斯·加兹米先生的名片上，就赫然印着雍仲符号。当地学生会的传单和旗帜上，也印着41符号。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传入后，雍仲符号又成为清真寺和伊斯兰修道院的建筑装饰图案，成为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融合的极好例证。这种现象在巴基斯坦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教建筑上是见不到的。除以上所述外，在巴尔蒂斯坦的饮撰、服饰、器具、节日等诸多方面，都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藏文化色彩。
在巴尔蒂斯坦，伊斯兰教和伊朗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伊斯兰教于14世纪末开始由伊朗传教士传入该地，至18世纪末，该地全部伊斯兰化。现该地居民均为穆斯林，分属逊尼、什叶、努尔巴赫希亚等不同教派。巴尔蒂斯坦自藏文失传后，再无文字。伊朗传教士带来了波斯语和波斯文，使该地再次有了文字。笔者在该地见到《希格尔志》等多种波斯文手抄本，是研究该地历史和宗教的重要文献。现在通行的Baltistan和Tibet i7 Khord的称呼，也都是波斯语。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波斯语成为其官方用语。乾隆时期该地统治者致清廷的呈文，均以波斯文写成。伊斯兰传教士还给巴尔蒂语带来了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以及新的诗歌主题和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巴尔蒂语文学。伊斯兰教的传入还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带来了伊斯兰教节日和各种人生礼仪。不过，该地受伊朗文化的影响，远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很久便已开始了。①
二、古代巴尔蒂斯坦地区与中国的关系
巴尔蒂斯坦地区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早在汉代时，巴尔蒂斯坦及其周边地区已包括在中国在西域的有关属国的疆域之内。《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图所示之难兜国，即包含今巴尔蒂斯坦部分地区。②苏北海先生则将巴尔蒂斯坦部分地区列于皮山国境内。他认为，“它(皮山国）的辖境却特别迢广，南面直接和天竺国即印度接壤，而当两汉的四百多年间印度国力从未达到克什米尔地区，因此皮山国南面境界就包有现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西部及巴勒提斯坦部分地区，即喀喇昆仑山的南麓。”③他还指出，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一带在两汉时代及其以前早已游牧着众多的羌族部落，后来，这些羌族融入维吾尔、藏各族中。④由于史料不足，流传至今的史料又十分简略，我们无法确知今巴尔蒂斯坦所在地区当时和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汉书?西域传》称皮山国“南与天笃接”，则无论领土是否接壤，自皮山往南越喀喇昆仑山，有道路通往印度，当为不争之事实。古希腊地理学家也了解有一条自喀什噶尔越喀喇昆仑山和克什米尔通达印度的道路。⑥这条道路，显然要经过包括今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在内的广阔地区。
从北魏至唐代，我国汉文史籍有《高僧传?智猛传》之“波沦”，《魏书》之“波路”少不冬”少钵冬”，《洛阳伽蓝记》之“钵卢勒”，以及《大唐西域记》之“钵露罗”等许多记载。波路、不冬、钵冬、波沦等显然为同名异译，学者们将其还原为Bou In或Po l o。该地曾多次遣使向北魏朝贡，《魏书》有明确记载。⑥钵卢勒与钵露罗也系同名异译，学者们将其转写为Po Lu L。并还原为Bol or。也有些学者将以上名称均还原为Bol or。但关于这些名称的语源和地望，是否包含巴尔蒂斯坦在内，歧见颇多，一直没有一致的看法。但《大唐西域记》之“钵露罗”，许多学者认为即巴尔蒂斯坦。⑦
巴尔蒂斯坦的一位当地学者古拉姆?哈桑?罗布桑(Ghula m Hassan Lobsang）认为，" Bolo：和Pol。是两个不同的国度，Bol o：指西喀喇昆仑山脉及相连的帕米尔地区，而Pol。系指东喀喇昆仑山区，包括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⑧他还认为，Pol。一名系源于地名Khaplu(哈伯罗）。他指出，哈伯罗所在之希约克河谷，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早在斯卡杜和列城兴起之前，该地就是这一带的中心地区。Pol。与Khaplu的差别，主要在第一个音节。该音节可能在传播过程中失去，当然也可能是后来增加的。⑨《新唐书》卷二二一称，“大勃律或译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袭0”此处明确指出大勃律即布露，因此布露也应是Khaplu之音译。
就笔者两次访问哈伯罗河谷所见，该地自然地理条件确实优于其他河谷，古拉姆?哈桑?罗布桑所言不虚。哈伯罗的名称十分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及《册府元龟》记述了天宝十二年(753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事，证明唐军曾到达哈伯罗。《资治通鉴》称，“是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至菩萨劳城。”①《册府元龟》称，“段秀实，天宝十二年为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判官。讨大勃律，师次贺萨劳城，一战而胜。”②今本史籍中的这两个地名均有蚌误，元胡三省作《通鉴音注》时已指出该地应名“贺菩劳”。苏晋仁编《通鉴吐蕃史料》也引用胡注，在正文之下以小字注出。③贺菩劳显然就是今哈伯罗河谷。其时尚未有关于斯卡杜的记载，哈伯罗河谷就是当时大勃律的中心地区。哈伯罗河谷不仅与拉达克相连，与我国新疆之间也有古老的通道，民间往来不绝。就连Khaplu这个名称，也有可能与新疆有关。
关于Bol or，巴基斯坦历史学家A. H.达尼教授根据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霍杜尔(Hodor）及吉尔吉特附近阿拉姆桥(Alam Bridge）发现的古代铭刻，认为这里曾有过一个叫Polola Shahi或Patola Shahi的王朝，汉文Po- Lu L。的起源可能基于Patola(实际上应念Pal of a），即国家的名称源于统治王朝的名称。因此，Bol or一名可能与此有关。④达尼教授还提出，该王室可能是取哒的一支。⑥
唐代时，随着吐蕃的强盛和向唐朝西域地区扩张，大、小勃律成为唐朝与吐蕃争夺的重要地区，大勃律即今巴尔蒂斯坦地区，小勃律在吉尔吉特与亚辛(Yasin）一带。该地区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勃律和分化后的大、小勃律，不仅有一些国王受到唐朝册封，有的还不远万里亲自来朝，使臣、贡使络绎于途。唐朝和吐蕃的军队还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战争。这一时期是中国史籍中有关这一地区记载最多、最详的时期，史家论述极多，兹不赘述。
大勃律为吐蕃占领并成为其属国后，特别是吐蕃瓦解后，史籍便鲜有关于该地的记载。唐朝衰落后，汉文史籍也很少有关于吉尔吉特地区的记载。但该地仍为中国通往印度之要道。北宋乾德年间僧行勤等一百多人赴印度求经时，曾经过此地，称其为“布路沙国”。⑥
《魏书?世宗纪》永平四年(511年）载，“六月乙亥，乾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辛未，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诸国并遣使朝献。”⑦以上记载中“达舍、越伽使密”应断为“达舍越”和“伽使密”。伽使密即克什米尔，乾达无疑是健陀罗。至于阿婆罗，笔者怀疑系Khaplu之音译。如此推测可以成立，则哈伯罗河谷与中国之关系，可明确上溯至北魏时期。
上述《魏书》之“不流沙”、唐代之“勃律”、宋代之“布路沙”，以及藏文的bru sha或bru za，均为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l一词之音译。布
鲁沙斯基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它处在印欧语、藏语和突厥语的接壤地带，而又不属于任何一种语族，因而很可能是雅利安人到来之前的一种语言体系的残余。布鲁沙斯基语现仅分布于罕萨河右岸的罕萨中部地区和左岸的纳格尔(Nagar），以及亚辛河谷，使用者主要为雅希昆人(Yashkun）。这一语言原先曾流布于相当广泛的地域。据巴基斯坦学者介绍，在布鲁沙斯基语中，“布鲁体”（Burush。或Burushai）指民族，Shal指定居的地方，Burushal即指布鲁体人的国土。巴基斯坦学者认为它包括吉尔吉特、纳格尔、阿斯托尔(Astor）、戈尔(Gol）、达丽罗（Darel）、布尼亚尔(Punial ）、古比斯(Gupis ）、亚辛及奇特拉尔北部等一片广阔的地方。对比现在的地图，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除去巴尔蒂斯坦后的全部地域，此外还包括毗邻的奇特拉尔地区的一部分。据以上分析，上文所引《魏书》中同时遣使的几个国家的位置就比较清楚了，它们疆域相连，互有往来，故同时遣使，或一国首先遣使，沿途诸国闻讯后相继派出使臣，结队而行。尚有疑问的是达舍越的位置，如果推测它位于这几个国家之间或与它们相邻的某个地区，应该没有问题。
概言之，巴尔蒂斯坦与我国西藏关系密切。那里是藏族繁衍、发展的地区之一，很早就生活着藏族的祖先；它是古代象雄的一部分，是苯教流行地区之一，甚至被认为是苯教的发源地；它曾为吐蕃属国，并同黎域(1 i7 yul，于闻一带）、祝夏(bru sha，即勃律）一起构成阿里三围之一。①在元明两代，巴尔蒂斯坦处于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辖境范围之内，惜未见具体记载。巴尔蒂斯坦同我国新疆地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叶尔羌汗国时期，这种关系曾有很大发展。但直至乾隆二十五年，该地才再次发展了同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
三、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遣使中国的历史背景
巴尔蒂斯坦于乾隆二十五年遣使中国，并同清廷建立官方联系，是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新疆的直接结果。
清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朝出兵远征准噶尔汗国，迅速平定了该地区长期的内乱。但叶尔羌、喀什噶尔一带伊斯兰教白山派的波罗泥都(史称大和卓）及其弟霍集占(史称小和卓）又公开发动了反清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派出大军讨伐大、小和卓，战事异常激烈。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方向曾受到清廷高度关注。巴尔蒂斯坦第一次进入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视线。
由于新疆南部有多处山口通往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并进而通往印度，为防大、小和卓经该地外逃，乾隆帝多次谕令前方将领严防各处隘口。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月甲午日上谕说：
“今思和闻待援甚急，富德即宜前往，就近堵截痕都斯坦之路。”②同年五月己亥日上谕说：“痕都斯坦一路，似与克勒底雅相通。克勒底雅为和闻六城之一，富德等宜详加询问，派兵防范。”③同年六月庚申日上谕又说：“如霍集占走投喀什噶尔，则前后攻击，自必成擒。或布拉呢敦知要隘已塞，弃城逃来叶尔羌，必兄弟会合，往投痕都斯坦、巴达克山、喀喇土伯特。览伊等所奏地图，富德图内，则有英额奇盘山伯克呼尔满岭，通巴达克山。兆惠图内，则有通巴达克山之玉鲁克岭，通巴勒提之裕勒阿哩克，及通喀喇土伯特之萨纳珠等路。驻兵堵截，甚关紧要。”④
上述上谕中之“喀喇土伯特”的‘喀喇”系突厥语词，有“大”少雄伟”之意，“喀喇土伯特”意为“大土伯特”，即拉达克。对西藏阿里及拉达克方向，乾隆帝还多次谕令西藏章嘉呼图克图协助擒拿。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壬戌日上谕说：“霍集占势极穷暨，着寄信章嘉呼图克图，令传谕拉达克人等：倘此刻布拉呢敦、霍集占为大兵所迫，逃往彼处，即擒解前来。联必厚加恩赏，断不可容留疏纵。”⑥同年十二月庚申日上谕又强调：“联前降旨，若贼匪霍集占逃往拉达克等处，即行擒拿解送，原指拉达克而言，其词甚明。”⑥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庚申日上谕说：“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回众归降，逆贼布拉呢敦、霍集占二人潜逃未获。着寄信章嘉呼图克图，除通行晓谕藏地人众外，并传示阿哩、拉达克等处，如霍集占逃往彼处，即可缚献。”⑦
拉达克汗凛遵清廷旨意，频频派人至叶尔羌探信，并多次奏报。大、小和卓叛乱平定后，拉达克立即派遣使臣从萨纳珠山口入境奉书称贺。《清实录》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辛未日载：“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据萨纳珠卡座，送到土伯特使人达什佳木撮等十人，称系拉达克汗所遣，贵书呈送。臣会同大臣官员等传见。达什佳木撮云，我系管辖右界五千户头目，闻大兵平定回部，特奉书称贺，请通贸易，以番缎回带为赞。臣等宣慰筵宴讫，授以复拉达克汗书，及蟒锦缎匹，并分赏来使缎布，令其起程。”①
巴尔蒂斯坦诸河谷统治者，从拉达克商人处得知清朝大军平定南疆的消息后，也派出使臣至叶尔羌大臣处称贺，并求通贸易。巴尔蒂斯坦遣至叶尔羌的首批使臣，距上述拉达克汗使臣到达之日，仅晚4个月左右，反应是很快的。从此，巴尔蒂斯坦同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联系。
四、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间巴尔蒂斯坦与中国的往来
乾隆二十五年开始的巴尔蒂斯坦同中国的官方往来，是有文字记载的勃律及大勃律同唐朝之间官方往来之后该地再次同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交往，其间相隔已近千年之久。
这一时期巴尔蒂斯坦同中国的官方往来，已刊布的记载极少。《清实录》仅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丙寅日有一条记载：“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奏：库克雅尔卡座送到巴勒提部落头目乌苏完遣使爱哈玛特至叶尔羌贸易，臣等因该部落上年屡经遣使，恭顺诚切，加以抚慰。报闻。”②
据吴元丰先生核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间巴尔蒂斯坦同我国交往的满文档案材料，包括该地首领若干波斯文呈文的原件。由于巴尔蒂斯坦的历史文书已在火灾和战争中毁损殆尽，当地人对这一段历史已一无所知。笔者所见当地学者有关巴尔蒂斯坦的论著与文章，对此均未提及。因此，这些档案文书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对于巴尔蒂斯坦来说，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经查，自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除乾隆三十七年外，巴尔蒂斯坦每年都遣使至叶尔羌大臣处请安、贸易，叶尔羌大臣每次均有详细奏报。据《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③主要文书有以下一些：
1.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驻叶尔羌办事侍郎海明等奏巴勒提汗派使臣到叶尔羌贸易情形折，叶尔羌办事侍郎海明奏向巴尔替汗所派使臣询问其部情形片；[ 382 ]
2.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驻叶尔羌办事侍郎海明等奏巴勒提部汗遣使到叶尔羌贸易情形片；［389」
3.乾隆二十六年元月二十八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闻巴勒提部落乌苏万汗遣使到叶尔羌贸易情形折(附札付呈文2件）；[ 442 ]
4.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喀什噶尔大臣舒赫德等奏巴勒提部乌苏万汗派到叶尔羌贸易之使臣返回等情形片；[ 444 ]
5.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二十八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报巴勒提部乌苏万汗来文请求通商折(附来往文书2件）；[497]
6.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报巴勒提部乌苏万汗派商人到叶尔羌贸易情形折；[500]
7.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巴勒提汗乌苏万遣使贸易并请送给兵器等情形折；④
8.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初五日叶尔羌参赞大臣新柱等奏报巴勒提乌苏万汗派人到叶尔羌贸易并请派商人到彼处贸易等情形折(附致乌苏万汗札付1件）；[ 560 ]
8.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报巴勒提乌苏万汗使臣爱哈玛特自叶尔羌返回片；[570]
9.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巴勒提胡斯彦汗为请叶尔羌额敏和卓派商人到克什米尔贸易事呈文；[ 573 ]
10.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巴勒提乌苏万汗为请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派商人到克什米尔贸易事呈文；[574」
11.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巴勒提胡斯彦汗为请叶尔羌办事大臣派商人去克什米尔等处贸易事呈文；[574」
12.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巴勒提乌苏万汗为请支援兵器事呈文；[ 574 ]
13.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为告知巴勒提伯克乌苏万不能赏赐买卖兵器事札文；[611]
14.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巴勒提伯克乌苏万派遣使臣来叶尔羌贸易及严禁其买卖武器折(附呈文译稿2件）；[ 627 ]
15.乾隆三十年七月初九日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巴勒提哈帕隆地方伯克请求贸易折，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巴勒提伯克遣使来叶尔羌问安并与商定贸易税收事宜折(附呈文等5件），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巴勒提伯克遣使来叶尔羌进贡马匹并回赏片；[ 698 ]
16.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巴勒提伯克派人到叶尔羌贸易并请准带回兵器归还鄂通苏等两村折(附有关来往文5件）；[ 753 ]
17.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涟额理等奏巴勒提哈帕隆伯克迈哈玛特遣使来叶尔羌通商折(附来往文书3件），叶尔羌办事大臣涟额理等奏巴勒提伯克迈玛迪散遣人来叶尔羌通商等情形折(附来往文书3件）；[ 804 ，805]
18.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涟额理等奏闻巴勒提部遣人至叶尔羌请安贸易情形折；[856]
19.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涟额理等奏巴勒提伯克遣使来叶尔羌贸易折(附来往文稿2件）；[900]
20.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叶尔羌办事大臣涟额理札谕巴勒提伯克为所遣使臣抵叶尔羌贸易完毕并回赏物品事；[ 924 ]
21.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等奏报巴勒提伯克遣使至叶尔羌请安贸易折(附来往文书7件）；[ 945]
22.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等奏报巴勒提伯克买玛第散遣使呈文请安并献马折；[982]
23.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九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等奏闻巴勒提伯克派人前来叶尔羌贸易等情形折；[1148]
24.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叶尔羌办事大臣玛兴阿等奏巴勒提伯克派人请安贸易等情形折(附帕尔西字呈文及译文5件）。[ 1202 ]
上述奏折及其附片和往来文书，绝大多数尚未译成汉文，无从得悉详情。但仅就上述目录来看，内容已十分丰富，反映了当时该地的情形及其同我国的友好往来。
巴尔蒂斯坦遣使一事还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埃伦?赛克斯和拍西?赛克斯在《穿过中亚的一些沙漠和绿洲》（E. Sykes ，and P .Sykes ：Throo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中提到此事时写道：“中国的威信在她光辉胜利之后，显然是很高的，而且促使了她的进一步扩展。吉尔吉斯人，先是中支，以后是小支，尽管他们同俄国人有联系，向中国人表示顺从并被接受。随后接踵效尤的还有浩罕、巴尔蒂斯坦和巴达克山等的国君。”①
应笔者请求，吴元丰先生译出数件文书见贻。笔者据之与《查漠史》①等外文史籍对比，证明有关满文档案对重建该地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我国满文档案为该地历史提供了准确的年代参照系。由于当地档案文书早已荡然无存，当地学者只能依靠传说、民歌和莫卧儿王朝有关波斯文史籍中一些片段的记载，以及少数西方人的游记来重建该地的历史，年代错讹甚多。满文档案则有勿容置疑的年代记录，有利于匡正现有史籍的谬误。第二、满文档案提供了新的史料。有关档案虽仅译出数件，但其中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许多内容在现有当地史籍中毫无记载。如档案文书提到巴勒提汗乌苏万曾多次派遣使臣到叶尔羌大臣处，但当地史籍中没有与乌苏万其人完全对应的记载，如能将有关档案全部译出，当可填补当地历史的空白。另外，有关文书详细记录了当时该地与我国的贸易往来和友好关系，有利于我国边疆史、外交史的深入研究。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同我国的友好关系，对发展中、巴友好合作关系还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对乾隆二十五年有关文书的初步分析
巴尔蒂斯坦正式向清朝驻叶尔羌大臣处派遣使臣，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终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现将乾隆二十五年的有关文书刊布如下，由吴元丰先生译出。
文书一：
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奏巴勒提遣使呈文请安并贸易情形折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奴才海明、额敏和卓谨奏，为奏闻事。
五月二十五日，驻玉喇里克卡伦巴勒提部汗等所遣两名使臣至叶尔奇木。奴才等召集众官员，迎见使臣。据使臣等告称，我等系温都斯坦这边巴勒提部之人，在我处有汗两位，努尔默特我系默默斯帕尔汗所遣使臣，阿西默特我系乌苏万汗所遣使臣。我处两位汗获悉天朝将军、大臣等驻扎叶尔奇木信息后，特遣我等二人，向大臣等问安，呈文献礼。等语。臣等遂询问，尔等之两位汗好否，尔等在路途行走好否，带来几人，因何而来，有无口陈之言?而后，据努尔默特、阿西默特告称，我等之汗身康安，我等前来时，在路上雪大，刨挖冰雪，徒步行走，历经三个月，方抵达此处。我等之汗，原先曾遣使到叶尔奇木，相互贸易。后闻霍集占居于叶尔奇木妄行，且我处亦有战事，故近几年无人来往。适才经前来我处贸易之图伯特人告诉获悉，天朝皇帝派遣将军、大臣、兵丁，勘定回子地方，霍集占等败逃，叶尔奇木等部人众皆归附天朝，现在叶尔奇木等地驻扎大臣。当闻此消息，我等之两位汗甚为欢忻，遂派遣我等二人，以投诚皇帝之礼，来见驻叶尔奇木大臣等。我等携来者有，与我等一起前来之商人十八名，由我部那边克什米尔地方来贸易人三名，去年由叶尔奇木跟图伯特人一同到我处贸易安集延人二名，在七八年前赴麦加朝拜未能抵达而返回之叶尔奇木人三名，布哈尔地方哈林达尔一名，共二十八人，各自带来稍许货物。等语。而后，进呈默默斯帕尔、乌苏万汗致奴才等人文书及礼品阿提拉斯绸一匹、冰糠(糖）一包。奴才等即告努尔默特、阿西默特曰：尔汗等获悉皇帝勘定叶尔奇木等地消息后，即从远道遣使呈文，恭顺投诚，甚属为是。今皇帝之兵收复叶尔奇木、哈什哈尔、和闻、阿克苏等诸城，勘定所有回子地方，追剿逃亡之布拉呢敦、霍集占，收降几万人口，巴达克山苏勒坦沙擒拿两贼，进献其首，且巴达克山、博罗尔、安集延、布鲁特、霍罕、玛尔噶朗等诸部皆为皇帝臣仆。嗣后，将永无战事，各部皆赖皇帝之恩安逸生活，相互通商，理所当然。尔等从远道辛苦而来，体息数日，支给盘费等项，而后再返回。等语。言毕，给饮茶水，送到住地，酌量拨给羊、面、米、茶等项，令其下榻体息。再，经逐一查看努尔默特等所带货物，并无贵重物件，且又甚少。是故，臣等晓谕使臣努尔默特、阿西默特曰：原在噶尔丹、车零时，从各地运到叶尔奇木贸易牲畜、物品内，均抽收二十分之一税；由叶尔奇木到他处贸易带回牲畜、物品内，均抽收十分之一税。今皇帝勘定回子地方，悯爱尔各部人众，施给恩惠，从各部所带贸易牲畜、物品内，改抽三十分之一税；由叶尔奇木到他处贸易带回牲畜、物品内，改抽二十分之一税。尔等初次前来贸易，我等宣扬皇帝仁德，免征尔等携带货物之税，看护尔等出售毕，即可返回。等语。当言毕后，努尔默特等立起再三作揖，并欢忻告称：我等系地处广野之小部落人，因遇霍集占之乱，本地所产稍许物品，这几年间，未能带到叶尔奇木贸易。今赖皇帝之恩，平定地方，我等得以前来贸易，即属荷蒙皇帝无量之恩，且又减征货税。因我等初次前来贸易，免征货税，实系皇上鸿恩，本部人众不胜感激，而且所有闻此事宜之人，俱争先恐后，纷纷前来。等语。是以，将默默斯帕尔、乌苏万呈进帕尔西字文书，由奴才处粗译，连同原呈文书及另缮汉字货物清单，一并恭呈御览。伏乞圣主睿鉴。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好。即有旨。钦此。文书二：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奏巴勒提来使所告本地情形片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再，经奴才等询问使臣努尔默特等：尔两位汗相距甚近，由谁为首？统辖多少人？与何部交界？何以为生？先前与何部交战？遂据告称，在我两位汗内，乌苏万汗之祖势力强大，凡事作主办理。乌苏万汗之妹嫁给默默斯帕尔汗。今已年久，默默斯帕尔汗势力逐渐强大。去年秋季，会同乌苏万汗协商办事之人格泽尔，跟乌苏万汗失和，扭乌苏万汗送给默默斯帕尔汗囚禁后，乌苏万汗潜逃到邻界之哈普伦部落，借兵来复仇，两位汗相见，哈普伦部落人从中劝和，停止战争，各管各地，哈普伦部落人将格泽尔带回彼处。后至河水结冰时，默默斯帕尔汗又率兵征战乌苏万汗，两汗又相见，念及}日情体战，返回各自地方。现默默斯帕尔汗势力强大，凡事均作主办理。我两部之间，以河为界，每部各有近八千人，种地为生，牲畜内仅无骆驼。我巴勒提地方，下接克什米尔，再往下即温都斯坦；南邻哈普伦部落，有十日里程；东至图伯特有二十余日里程；北有一小部落，称之为博罗尔，因山高无路，向无人员往来。等语。又将莫罗萨帕尔哈普伦因何逃避到巴勒提之处，询据叶尔奇木噶纳齐伯克萨里等告称：先前，原叶尔奇木阿奇木伯克霍吉等将货物、牲畜，率尔交给莫罗萨帕尔哈普伦，遣往巴勒提等地贸易。后霍集占来到叶尔奇木，杀死霍吉等，占领叶尔奇木地方，为押解杀死莫罗萨帕尔哈普伦，没收牲畜、货物，派人到巴勒提索取，巴勒提未送回莫罗萨帕尔哈普伦。等语。为此，一并谨具奏闻。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文书三：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奏巴勒提使臣返回情形片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再，于五月二十五日，业已奏闻，巴勒提汗默默斯帕尔、乌苏万汗获悉圣主勘定回疆消息后，遣使投诚贸易，其呈给奴才等回字文书，粗译恭呈御览。又将询获巴勒提地方生活状况及所带货物，皆缮片谨呈。等因。后努尔默特、阿西默特带来货物贸易完毕，告请奴才等返回。故奴才海明、额敏和卓即行酌赏盘费，于七月初四日，由叶尔奇木起程返回。为此，谨具奏闻。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以上是关于巴尔蒂斯坦首次正式遣使的几份文书，有关史籍如《西域图志》(卷四十四藩属三）等关于巴尔蒂斯坦之记载，皆本于此。现对其略作分析。
1、关于巴尔蒂斯坦之疆域
据上述文书，当时两位使臣所说的‘巴勒提”地方，主要指希格尔河谷和斯卡杜河谷两处土王管辖之地，不包括哈伯罗河谷土王辖地。
据上述文书中来使所称“我巴勒提地方，下接克什米尔，再往下即系温都斯坦”等语，该地与克什米尔相邻。据此，德沃萨依(Deosai）高原当在其辖境之内。德沃萨依高原人烟稀少，高原西部之阿斯托尔（Astor）及隆多河谷的统治者，据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著《查漠史》第4部分《小西藏史》所载，均为斯卡杜默格本(Maqpon）王室之分支，故使臣未予提及。来使又称“北有一小部落，称之为博罗尔”，，博罗尔系指吉尔吉特一带，巴勒提与之毗邻，表明隆多河谷亦在其辖境之内。从斯卡杜至吉尔吉特，现在的公路仅长241公里。但旧时交通困难，从斯卡杜经隆多河谷至吉尔吉特，虽有路可通，但极其艰险。旅客多经德沃萨依高原，由阿斯托尔绕道而行。从希格尔河谷至博罗尔，或经斯卡杜而行，或越喜士帕尔(His-par）冰川，经纳格尔(Nagar）而行，行程更加艰难。故使臣称“因山高无路，向无人员往来”。使臣所称，当是指当时巴勒提与博罗尔之间没有官方往来。在历史上，两地之间往来不少。据《小西藏史》，在斯卡杜默格本王室盛期，其统治者曾征服过吉尔吉特等地，并带回一些战俘安置在巴尔蒂斯坦。默格本王室同吉尔吉特统治者之间还有过婚姻关系。
使臣称巴勒提“南邻哈普伦部落，有十日里程；东至图伯特有二十余日里程”，哈普伦即哈伯罗河谷，图伯特系指拉达克。实际上，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许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均将包括今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在内的这一广阔地区统称为Tibet，从而充分证明了该地区与我国西藏之间悠久而深远的关系。
哈伯罗河谷是巴尔蒂斯坦地区开发最早的河谷。希格尔河谷与斯卡杜河谷均与之毗邻。据《巴尔蒂斯坦一瞥》，从斯卡杜至哈伯罗的程站为：斯卡杜—戈尔(Gol ）—基里斯(Ki ris ）—戈罗(Ku-ru）—达古尼(Daghoni）—哈伯罗。①从希格尔至哈伯罗有两条路：一条须先至纳尔(Nar），再至基里斯，走斯卡杜—哈伯罗道；另一条须经塔莱(Thalay）山口，再经枯苏米克(Khus omik）和达古尼，最后到哈伯罗。②现在，从斯卡杜至哈伯罗，公路里程仅103公里，乘吉普或巴士，半天即可抵达。但古时全靠步行，翻山越岭，道路崎岖，十日里程，所言非虚。
从巴勒提去图伯特即拉达克，可自斯卡杜沿印度河上溯，亦可自哈伯罗沿希约克河上溯，有好几条路可达拉达克首府列城(Leh） 0 20余日路程，也是符合实际的。
2、乌苏万汗和默默斯帕尔汗的统治地域
据巴勒提使臣报告，该地由乌苏万汗及默默斯帕尔汗分别统治。他们互相联姻，又互相争战。在争战中，哈普伦部落(哈伯罗）又起了调停作用。此类关系，在巴尔蒂斯坦历史上屡屡发生，十分平常。
乾隆二十五年双方共同遣使后，可能很快又发生了矛盾，故乾隆二十六年仅乌苏万汗遣使臣爱哈玛特至叶尔羌。爱哈玛特之满文拉丁转写为Aiha mut，显然是Ah mad的音译。另一方未再遣使，很可能系战事所致。
乾隆二十七年的有关文书尚未译出，故不知其详。但据吴元丰先生核查，该年亦仅乌苏万汗遣使。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有关文书，证明双方确已发生战事。
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及额敏和卓奏称，巴勒提乌苏万汗所遣使臣爱哈玛特等携带巴勒提商人50名，会同叶尔羌、安集延、巴达克山等处商人6名，携带日用杂货，来到叶尔羌贸易，并呈送文书。①乌苏万汗致新柱的文书称，“我等原属叶尔羌……因我祖原归属叶尔羌，故我将奉叶尔羌之命效力”②。该文书还称，“巴勒提之额斯喀都地方，原属克什米尔，其人众依靠克什米尔之力度日……原先额斯喀都人与我众不和，今发生战争。将军若悯爱敝伯克，则请赏给若干马匹及枪支、弓箭等武器，我不胜感激。是故，以爱哈玛特为使臣，遣往将军处请援。”③。
额斯喀都，即斯卡杜，其满文拉丁转写为Askadu。该地名正确的写法应是Skardu或Skardo，因波斯人、突厥人和印度斯坦人不习惯在词的开头紧靠硬辅音的前面发S音，故写成Askarduo . Skardu为一藏语名称。据《小西藏史》，斯卡杜在布迎王(Bogha/ Bokha，突厥语词，意为“野牛”）时期(1490-1515）才得到开发。《小西藏史》称，“布迎王建立了现在以斯卡杜之名著称的村子，在巴尔蒂语中，du用来称呼群山环抱之中的低地……可以推测，Askardu之名系由该族先祖阿斯卡尔甲布(Askar gyalpo）之名而来。”⑥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斯卡杜一名源于Skaramd。一词，意为“干旱荒凉之地”。因为11世纪时喀喇昆仑山脉的利莫(Ri mo）冰川下滑，阻塞了河道，随后冰坝的溃决又引起希约克河的严重洪灾，几乎摧毁了巴尔蒂斯坦的一切。斯卡杜一带原来被称为甲域(Rgyayul），意为“很大的王地”，也因这场洪灾变成一片荒漠，东边的藏人便给了这样一个称呼。⑥
据此，乌苏万汗所统之地，当为希格尔河谷，默默斯帕尔汗所统之地，则为斯卡杜河谷。两部之间以河为界，该河即印度河。1992年笔者访问希格尔时，须过印度河上的木桥，过桥后沿希格尔河左岸上行。1994年，新疆路桥公司在该处建了一座铁桥，颇受当地人好评。
3、希格尔河谷与叶尔羌及喀什噶尔等地之关系
乾隆二十八年乌苏万汗致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的文书中所称“我等原属叶尔羌”少因我祖原归属叶尔羌，故我将奉叶尔羌之命效力”等语，反映了该地与叶尔羌之间密切的关系。
由于希格尔河谷本身有通道直达叶尔羌河上游，也可经哈伯罗沿希约克河上溯，与列城—新疆间的交通干线会合，因而与叶尔羌的关系十分久远。
叶尔羌地区很早便有移民迁往希格尔河谷，《小西藏史》的“希格尔史”一节引用当地传说，指出“该地区的早期居民是中亚人”⑦，这很可能来自中国新疆地区。该书还指出，在加兹里(Gazri）王统治希格尔时期(约1490 -1520），“希格尔河谷的人口一直发展到丘尔加(Chorka）和纳亚利(Nyali），他(指加兹里王—引者）还清除了往下一段的森林，把叶尔羌、罕萨和纳格尔的人安置在那里”。⑧在斯卡杜以北20英里希格尔河左岸海拔7644英尺处，有一古城堡，旧名Khoryul o (}） Khoryul可译为“霍域”，意为“霍尔人之地”，而Khor，正是当地对新疆地区突厥人的称呼。
希格尔河谷与叶尔羌的关系在叶尔羌汗国时期得到极大发展。公元1532年，叶尔羌汗国军队征讨拉达克，赛义德·汗亲率1000余人进攻巴尔蒂斯坦，《中亚蒙兀尔史—拉失德史》载，“汗在天秤座月令的末期(译者按：应为阳历十月末）到达巴尔提。当地头人八合兰?如本臣服于汗……这位汗在八合兰?如本的引领之下一鼓攻占希加尔堡(该堡是巴尔提的首府）。当地所有男子都被砍杀，血染宝剑，而妇孺财物则成了虏获物。”①《小西藏史》的“希格尔史”称，“加兹里之后，由其子阿卜杜拉·汗(Abdullah Khan）继位。据普遍传说，喀什噶尔王苏丹·赛义德·汗进攻巴尔蒂斯坦是阿卜杜拉·汗时代的事。《拉失德史》虽然提到了苏丹征服希格尔之事，但未提希格尔王公的名字。不过当时哈伯罗的王公是莱易?巴哈拉姆(Rai Beharam）。”②
由此，帮助叶尔羌军队征服希格尔的八合兰·如本就是莱易·巴哈拉姆。“如本”（Chh。或Chu）为藏语词，系当地对统治者的一种称呼。《小西藏史》的‘希格尔史”有以下记载：
阿卜杜拉·汗之子海德尔·汗(Haidar Khan）进一步发展了巴拉尔杜(Bral du）河谷的居民点，并从叶尔羌迁来游牧民安置在河谷最后的村子代斯东(Testun）和艾斯戈里(Askole）。他通过他们同叶尔羌王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决定了希格尔和叶尔羌的边界。科希斯坦(Kohistan，波斯语/乌尔都语词，本义为山地—引者）和喀喇昆仑山脉成为界限。
叶尔羌的使节和100名士兵驻扎在希格尔，希格尔的代表也驻在叶尔羌。此后，叶尔羌的商人便开始来到巴尔蒂斯坦，希格尔人也到叶尔羌去。
与此同时，果树如杏、桃、葡萄、苹果、核桃等也从叶尔羌、罕萨、纳格尔引入希格尔。从这些国家输入果树的枝条在希格尔扦插，使这些果树在这个国家广为种植。这个国家的气候于杏尤为相宜，其味道远胜于其故乡。现在，巴尔蒂斯坦的杏已有数十个品种，有几种晒干后像伊拉克椰枣一样质优味美。
巴拉尔杜河和巴夏(Basha）河的最后的村庄之上，各建了一座防卫塔，里面驻了士兵。这些堡垒的废墟至今仍存在于代斯东和阿兰杜(Arandu）附近。和叶尔羌的外交关系一直持续到穆罕默德·汗(Muhammad Khan）统治时期。由于叶尔羌人的缘故，希格尔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文明得以传播。这使巴尔蒂斯坦在其周围部落中获得了突出的地位。③
乾隆二十八年乌苏万汗致新柱的文书中还有“因叶尔羌伯克十分悯爱我祖，拨给两块地方”等语，这两块地方，大概是当时叶尔羌统治者拨给希格尔使臣及商人等居住的地方。现在虽然无法查明此事发生的时间，但联系上述历史背景，足以证明希格尔和叶尔羌之间悠久密切的关系。
希格尔同喀什噶尔也有过密切的关系。据《小西藏史》所载，伊玛目·古力·汗(Imam Quli Khan）是希格尔历史上一位强有力的国王，在他统治时期，希格尔和喀什噶尔往来颇多。有一次，斯卡杜统治者穆拉特·汗(Murad Khan）向他求助以对付吉尔吉特人的反抗时，他因有喀什噶尔的客人而无法亲自前往，只派了手下人去。对此，他解释说，“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况喀什噶尔王的妹妹正来到了我这里，还带着一大队人马。她想尽快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喀什噶尔王也给我来了信，要我赶紧安排他们启程。所以我只能派艾米尔·汗带着军队去，他会对付你的敌人。”④希格尔堡的一座门就叫“喀什噶尔门”。1637年，莫卧儿皇帝沙·贾汉(Shah Jahan）派克什米尔总督进攻巴尔蒂斯坦时，守卫希格尔堡的王子便打开此门逃往喀什噶尔。⑥以残暴著名的国王阿卜达尔(Abdal）曾将臣民的子女和亲属抓起来，送到喀什噶尔当作奴隶卖掉。⑥
另据《古拉达克—历史与文明》，伊玛目?古力·汗死后，其子阿扎姆·汗(Azam Khan）继位。他曾派其弟阿里·汗(Ali Khan）出使叶尔羌，一方面恢复了同叶尔羌的外交关系，同时也摆脱了弟弟的捣乱。①《小西藏史》提到了阿里·汗和大臣穆罕默德出使叶尔羌后返回时援助落难的斯卡杜王子穆罕默德·扎法尔·汗的事。②这位穆罕默德·扎法尔·汗就是后来遣使叶尔羌的默默斯帕尔汗。
希格尔统治者的王号为“艾玛贾”（Amacha）。关于这一称号的渊源，当地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近乎神话传说，学者们的观点也不一致，兹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学者阿巴斯?加兹米援引托玛斯的观点指出，Amacha一名可能同7世纪时统治于闻的Amacha王室有关，该王室和Bol o：王国之Polola Shahi王室关系极好，互相支持并通婚。后双方均败亡于727年吐蕃赤德祖赞之进攻。③
Amacha作为一个称号，在汉文史籍中早有记载，译作“阿摩支”。《新唐书?疏勒传》称，“疏勒，一曰沙。……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居伽师城”④。该名号亦见于敦煌出土文书《唐大历三年(768年）毗沙都督府六城质逻典成铣碟》，该文书中有“六城质逻刺史阿摩支尉迟信”字样。据我国学者研究，该名号应源于于闻文a maca，而于闻文amaca又源于梵语a matya。在于闻，该词很早就是一种荣誉称号。该词还以藏文形式a- ma- ca和a7 ma7 cha出现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文书中。⑥鉴于希格尔的古代历史已不可考，希格尔王公的这一称号，究竟是使用了藏语/巴尔蒂语中自吐蕃时期已有的称号，还是后来从于闻地区重新输入，已不可知，但其源于于闻语，当无疑问。
4、关于默默斯帕尔汗与乌苏万汗
分统斯卡杜河谷与希格尔河谷两地的默默斯帕尔汗和乌苏万汗，其名号的满文拉丁转写为Me me s-par Han和Usuwan Han。这两个名字显然来自穆斯林的经名。其时巴尔蒂斯坦早已伊斯兰化，人名受到伊斯兰教的影晌，经名的使用已十分普遍，但藏语及其他语言的名字仍有所保留，至今犹然。
据《小西藏史》，乾隆二十五年遣使叶尔羌时统治斯卡杜的应是苏丹·穆拉特(Sultan Murad），其在位时间为1745 -1780年。死后由其子穆罕默德·扎法尔·汗(Mohammad Zafar Khan）继位，在位时间为1785 -1787年。但据《古拉达克—历史与文明》，弗兰克引用拉达克王德炯南嘉（de- skyong-namgyal）的文书，认为苏丹·穆拉特的统治时间应为1700 -1730年，其子穆罕默德·扎法尔·汗在位时间为1730一1760年。⑥据此，1760年遣使叶尔羌的默默斯帕尔汗应是穆罕默德·扎法尔·汗。穆罕默德·扎法尔·汗之后由其子阿里·谢尔·汗二世(Ali Sher Khan 11）继位，弗兰克认为其统治时间为1760-1790年。⑦当地学者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研究了当地有关波斯文手抄本后指出，穆罕默德·扎法尔·汗可能活到1765年。⑧据此，导致斯卡杜于乾隆二十五年后未再遣使的原因不会是他的去世和王位的更替，而只能是战争了。
《小西藏史》没有与Usuwan Han一名完全对应的希格尔统治者的记载，该书著者编制的王族谱系中连这个名字都没有。据《小西藏史》所载，其时统治希格尔河谷的是阿扎姆·汗(Aza m Khan），时间为1705 -1784年。我们已经确定1760年遣使叶尔羌的默默斯帕尔汗是穆罕默德·扎法尔·汗，而与穆罕默德·扎法尔·汗同时代的希格尔统治者不可能是阿扎姆·汗，因此这一年代显然不准。据《小西藏史》，阿扎姆·汗谋害了斯卡杜王公苏丹·穆拉特，但阿扎姆·汗的王后正是苏丹·穆拉特的姐姐(或妹妹），她对丈夫此举十分不满，便离开了丈夫，随后又发动政变，阿扎姆·汗在政变中被杀。这一系列变动的结果，是阿扎姆·汗的幼子苏莱曼·汗(Sulaiman Khan）被立为希格尔王公，而苏丹·穆拉特之子穆罕默德·扎法尔·汗被立为斯卡杜王公。苏莱曼·汗未曾亲政便被摄政的大臣所杀，此后，阿扎姆·汗的兄弟—曾出使叶尔羌的阿里·汗一度短暂执政。阿里·汗死后，希格尔的王位传给了儿子侯赛因·汗(Husain Khan） o①苏莱曼·汗和阿里·汗在位时间很短，侯赛因·汗和穆罕默德·扎法尔·汗正处于同一时代。因此，乌苏万汗有可能是侯赛因·汗的译音。乾隆二十五年出使叶尔羌的巴勒提使臣曾告称，“在我两位汗内，乌苏万汗之祖势力强大，凡事作主办理。”据《小西藏史》，希格尔王公中，势力强大的是伊玛目?古力·汗。流传至今的文体波斯文《希格尔志》，主要颂扬了伊玛目?古力·汗的功绩。据《小西藏史》所载希格尔王室世系表，侯赛因·汗正是伊玛目?古力·汗的孙子之一。另据上引《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乾隆二十八年遣使叶尔羌的巴勒提统治者，除乌苏万汗外，还有一个胡斯彦汗。胡斯彦汗也可能是侯赛因·汗的译音。当然，要完全弄清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有关档案的汉译和进一步的研究。在《小西藏史》中，希格尔河谷诸统治者的年代(伊玛目?古力·汗，1634-1705年在位；阿扎姆·汗，1705 -1784年在位；苏莱曼·汗，1784-1787年在位；阿里·汗，1787 -1789年在位；侯赛因·汗，1789 -1790年在位），疑问甚多。对有关满文档案的研究，必将有助于这些疑问的解决。
一个重要的矛盾是：哈桑?沙(Hasan Shah）的《哈桑史》（Tarikh-i- Hasan）②和穆罕默德·乌丁?福格（Muhammad u1- Din Fauq）的《克什米尔全史》（Mukamal Tarikh-i-Kashmir）都记述了克什米尔省省督哈吉格里姆·达特·汗(Haji Karim Dad Khan）于1779年派遣穆尔塔扎·汗(Munaza Khan）征讨斯卡杜之事，穆尔塔扎·汗经激烈战斗，征服了斯卡杜统治者穆拉特·汗，带着战利品和俘虏返回。当时克什米尔处于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统治之下，省督给国王帖木尔·沙(Timur Shah）送去捷报，并因此获得Shuj a'- u1- Mulk的称号。③《小西藏史》作者认为穆拉特·汗即苏丹·穆拉特。但据以上满文档案及弗兰克的研究，此穆拉特·汗已不可能是苏丹·穆拉特。据弗兰克，1779年统治斯卡杜的是阿里·谢尔·汗二世，名字又不相符。因此，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若能将有关满文档案全部译出，也许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5、希格尔与斯卡杜的关系
乾隆二十八年乌苏万汗致叶尔羌大臣新柱及额敏和卓的文书，有“巴勒提之额斯喀都地方，原属克什米尔，其人众依靠克什米尔之力度日……原先额斯喀都人与我众不和，今发生战争”等语，该文书还要求援助其马匹及枪支、弓箭等武器，但为叶尔羌大臣婉拒。
这里涉及斯卡杜与希格尔两个河谷及王室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他们同克什米尔甚至同莫卧儿王朝的关系。
据《小西藏史》的‘斯卡杜默格本王室暨隆多与阿斯托尔史”，斯卡杜政权的缔造者为布迎王，叶尔羌汗国军队入侵巴尔蒂斯坦时，统治斯卡杜的可能是布迎王之子谢尔?沙(Sher Shah），斯卡杜的堡垒建在印度河边的山上，称克尔福久堡，易守难攻，故叶尔羌军队没有攻打堡垒，掳掠了一番后便走了。④斯卡杜默格本王室在阿里·谢尔·汗(Ali Sher Khan）统治下(1595 -1633在位）达到盛期。他在当王储时便率军战胜拉达克、吉尔吉特等地，扩大了疆域，发展了经济，并同莫卧儿王朝发展了关系。阿里·谢尔·汗的妹妹(或女儿）嫁给了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之子萨利姆(Sali叫王子。但就在那个时代，双方也曾发生过严重冲突。①阿里·谢尔·汗死后，斯卡杜政权内部、斯卡杜与希格尔之间，以及希格尔王室内部，纷争不已，战事频繁，各方关系复杂。两地失势的人物，都曾投奔过莫卧儿王朝，并招致了莫卧儿王朝通过克什米尔进行的干涉。在穆拉特·汗(Murad Khan）统治时期(1634-1680在位），斯卡杜进一步发展了同克什米尔和印度的往来，但《小西藏史》说他也发展了同喀什噶尔的关系。因此，乌苏万汗的指责，尚无佐证。实际上，在这之后不久的1779年，斯卡杜还遭到了克什米尔的入侵。②
六、两件波斯文呈文及哈伯罗的情况
因有关文书尚未全部译出，目前尚不清楚哈伯罗与清朝往来的详情。
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初九日，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和玉素布奏报巴勒提哈帕隆地方伯克遣使请求贸易。这是清朝平定南疆后哈伯罗河谷王公首次遣使。现将该王公所呈两件波斯文文书刊布于下，由张鸿年先生译出。
波斯文文书之一：
以真主的名义
论富国强兵(他）与法里东比肩，
(他）像贾姆希德大帝一样伟大威严，
像阿努席尔旺国王一样播扬正义，
伟大的摄政王为国主宰江山。
谨致当代之主Jink Jon大汗：
在下穆罕默德·阿里·汗谨致函王权的杰出继承者、开疆拓土的元勋、慷慨的赐予者、国王的出鞘之剑、王座之主宰、洪福当头之王、矛锋之光、无往不胜的旗手、奇思妙计之主、敌人的克星Jink Jo大汗：
谨祝大王福寿康宁!
在下世代承恩受惠，蒙大王及大王的众臣关怀照应，深感荣幸。
在下愿按以往成例，重开途经我土之商路，律使我方得以为护路效力，为过往客商服务，使我辈
列入为大王效力者的名册之中。若此愿果能实现，我等不胜荣幸之至。
因相距路途遥远，谨派出译员一名哈桑?贝克(他系可信赖之人）面呈一切，并表示我辈竭忠效力之诚意。如蒙召见，不仅是他本人之荣幸，实亦体现大王慷‘慨好客之德。略备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愿大王关怀照顾之恩永世不衰。
波斯文文书之二：
以真主的名义
敬启者在下穆罕默德·阿里·汗谨致函至高无上、仁德慈爱、除灾祛祸、无限崇高、战无不胜的大军统帅、伟大的Yusuf Wan大王阶前：
在下历承先王及先王后之隆恩厚德，于今敢不竭忠效力于阶前。故此，还望施恩关怀，视为子民，律得效命。在下愿尽忠尽力，在力所能及之情况下维护由贵方经我方过境之商路，愿竭尽全力为护路养路尽责。现谨派译员哈桑?贝克携函往渴，面呈诸事。如依例准予朝见，不胜荣幸之至。
祝愿大王江山永固，福寿绵长。
呈文表明，当时统治哈伯罗的土王是穆罕默德·阿里·汗(Muhammad Ali Khan）。这是已译文书中惟一能与《小西藏史》记载完全相符的国王。
呈文之一所称的Jink Jon大汗，苗普生先生来信指出，Jink Jon可能是“清军”，的音译，“清军大汗”当是指清朝皇帝。呈文之二所称之Yusuf Wan， Yusuf系当时正在南疆任职的哈密维吾尔封建领主玉素布，亦译玉素甫或玉素福。清军平定南疆，玉素布效力甚多，故深受乾隆帝赏识，获郡王品级，授为参赞大臣。名称中的Wan，当是汉文“王”的音译。呈文词藻华丽，多颂扬之词，呈文中“法里东”少贾姆希德”、“阿努席尔旺”等均为波斯史诗《列王纪》中的帝王，可见波斯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另据当地学者初步鉴定，由于该地与伊朗相距甚远，有关文书的文字风格，同伊朗已有所不同。
据《小西藏史》的‘哈伯罗及基里斯之叶护王室史”一节，叶护穆罕默德·阿里·汗于1765至1800年在位，但有关事迹却语焉不详，只说“这是一位很能干的王公，他大力发展了人口，建立了新的村庄，扩展了许多村子。出于权欲，他攻打了克尔门，但没有大肆杀戳，言和以后便回来了”①。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涟额理等奏哈帕隆伯克迈哈玛特遣使至叶尔羌通商，这位迈哈玛特可能还是穆罕默德·阿里·汗，迈哈玛特为Muha mmad之另一译音。若能将该奏折及所附来往文书译出，当可获得更多的了解。
种种材料证明，哈伯罗地区同我新疆之间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小西藏史》作者引用普遍的传说，认为哈伯罗河谷也是由早期来自中亚的人们开发的。“他们或经萨尔托洛从叶尔羌而来，或经罕萨和热斯卡木(Raska m）从吉尔吉特而来，或经拉萨和拉达克来到这里。”②《小西藏史》所说的中亚，实际上就是我国新疆，特别是新疆南部。
《巴尔蒂斯坦史》在介绍哈伯罗早期情况时称，早先有一个叫贝格·门特尔(Beg Manthal）的突厥人经贡杜斯(Kundus）河来到哈尔迪(Hal di）村，随后便为占领周围地区而打仗。哈尔迪村周围，至今仍有突厥人建立的工事，称作Khori- brangsa，意为“突厥人体息之处”。③哈伯罗的杜姆苏姆(Du msu叫村曾为突厥人占领，贡杜斯税区的一个村庄就叫Khorkundo，在巴尔蒂语中，Kho：指突厥人，而d。指河谷，合起来就是‘霍尔人的河谷”。④该书作者引用拍西?赛克斯(Percy Sykes）的说法，称他在突厥斯坦的一份地图上见过一个叫塔利斯(Talis）的村名，因此，哈伯罗的塔利斯(Talis）村可能是跟随后来统治哈伯罗的叶护家族来到此地的突厥士兵起的名字。⑥不仅如此，就连Khaplu这个名称，也可能与新疆有关。哈伯罗王公法塔赫?阿里·汗(网a Fateh Ali Khan）提出，" Khaplu一词由Kha和Bol。两个词组成，在巴尔蒂语中，Kha意为‘雪，，而Bol。意为‘丰富，才多，，合起来意为‘多雪的地方，。但多数人认为Bol。和Pol。并非‘多，的意思，这也许是新疆叶尔羌附近一个叫Khaplu Lung的村庄。Lung或Lungba指位于溪流边的极小的地方，如希格尔的Bral d。或Basha村。哈伯罗的Kundus和Saltor。村，同建在低地的镇子相反，被轻蔑地叫作Lungba，实际上，Khaplu似乎是第一个移居于此的人的名字，该地也因此被叫作Khaplu的Lungba"。①
哈伯罗统治者王号“叶护”' （Yabgu），但该叶护家族始于何时，来自何处，已不可考。今版《查漠史》中有一段由上述哈伯罗王公法塔赫?阿里·汗补入的文字，引用白沙瓦大学穆兹赫尔?乌丁(Mazhar u1- Din）教授的研究，认为哈伯罗的叶护王室可能源于突厥的叶护伊斯拉亦耳一支，经喀什噶尔来到哈伯罗河谷。②
叶尔羌汗国苏丹穆罕默德·赛义德·汗征讨巴尔蒂斯坦时，哈伯罗首先成为攻击目标。当时的哈伯罗王公巴哈拉姆投降了入侵者，并引导他们攻打了斯卡杜和希格尔。《小西藏史》的作者说，当地还有哈伯罗王公巴哈拉姆被叶尔羌军队俘虏并被带回叶尔羌的传说。鉴于《拉失德史》并无此种记载，《小西藏史》作者认为，当叶尔羌苏丹返回拉达克后，斯卡杜王公便向哈伯罗发动进攻，以图报复。哈伯罗的叶护戈尔戈尔(Ya吨o Korkor）和叶护巴哈拉姆(Ya吨o Behra叫战败后逃往拉达克找叶尔羌苏丹求援，但苏丹已离开拉达克回去了，他们便在后追赶。又因为苏丹病逝于途中，他们的目的无法实现，只好去了叶尔羌。后来，哈伯罗河谷的人们不堪斯卡杜王公的统治，派人到叶尔羌找到巴哈拉姆，要他回去。巴哈拉姆取得拉达克人的支持，恢复了自己的统治。③
哈伯罗河谷不仅是巴尔蒂斯坦自然条件最好、开发最早的河谷，从哈伯罗经萨尔托洛(Saltoro）河谷，还有古道与列城—新疆间的交通干线相连，因而在巴尔蒂斯坦与我国新疆地区的交往中具有重要地位。该地同叶尔羌的往来尤为密切。《小西藏史》说，“从哈伯罗去叶尔羌的道路要经贡杜斯河谷和锡亚琴(Siachen）冰川，从冰川西部分支下到叶尔羌河河谷。从这里或者经喀喇昆仑山口，或者经叶尔羌河河谷，便可到达叶尔羌国。”④在巴尔蒂斯坦各河谷之间的战争中，失败一方常常逃往叶尔羌。一些伊斯兰传教士，或者经这里去新疆传教，或者从新疆来这里传教。当地学者称，“伊朗传教士和谢赫⑥经突厥斯坦来这里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才因突厥斯坦发生的动乱而停止。”⑥在锡亚琴冰川尚未发育到现今这样巨大的时候，不仅商旅队来来往往，叶尔羌的土匪还不时经此道到巴尔蒂斯坦抢劫。《小西藏史》称，“后来，由于(锡亚琴）冰川向下生长，这条路便不通了。同样，该冰川北部分支在哈姆丹湖（Khamdan）也向希约克河谷发展。其结果，从努布拉(Nobra）经希约克河谷去叶尔羌的古道也不通了。此后，渡过希约克河后，要绕一个大圈才能抵达这条古道。在锡亚琴冰川上，至今仍可看到人类驻留的遗迹。”⑦
据《小西藏史》，冰川的发展封住了古道，人们由此摆脱了叶尔羌土匪的骚扰。当地人把这件事归功于当时居住在哈伯罗的伊斯兰传教士沙?纳赛尔?杜西(Shah Nasir Tusi），认为是他的功行所致。沙?纳赛尔?杜西是17世纪初从新疆经萨尔托洛冰川进入巴尔蒂斯坦的，⑧因此，在此之前，这里曾是一条重要的通道。上述呈文表明，至18世纪中叶，从哈伯罗至叶尔羌的商道依然存在，但路途艰难，商旅稀少。哈伯罗王公此次遣使，信誓旦旦地以护路为己任，其主要目的正是“重开途经我土之商路”，以获取经济利益。
七、贸易关系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乌苏万汗的呈文还提到叶尔羌伯克原先曾派伯德尔格等赴该地贸易，但是，“……今有数年未派来伯德尔格等，究其原因，据闻，先前叶尔羌之伯德尔格等来到巴勒提贸易时，虽然上头款待有加，但下属人使其甚受累苦，并不善待，故伊等不前来贸易。此并非我所经历之事。若将军”h1W7爱，嗣后派来伯德尔格等贸易，我将十分欢忻，不胜感激。”①
伯德尔格一词的满文拉丁转写为Be aerge，其语源及含义待考，据文意推测，可能是一种官派商人，或者是由官方任命的商贩领袖。
巴尔蒂斯坦与新疆间的贸易往来，古已有之，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交通条件和物产，以及克什米尔、拉达克和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等等。
从克什米尔至西藏、新疆的交通路线，有一横两纵的总体格局。自斯利那加经佐吉山口(Zuji-la）至列城并进而通往西藏的道路，是连结克什米尔和西藏的交通干线，构成“一横”；斯利那加—吉尔吉特—新疆线和列城—喀喇昆仑山口—新疆线是通往新疆的两条交通干线，构成“两纵”。而巴尔蒂斯坦主要河谷所处位置，恰恰不在这几条交通干线上。特别是锡亚琴冰川的发展使哈伯罗经该冰川至叶尔羌河上游的通道无法通行后，从该地主要河谷到这三条交通干线，还有很艰巨的路程。正是这一个原因，途经该地的商人也就较少。无论是税收，还是土产的输出和必需品的输入，均受到影响。这是希格尔统治者请求清廷派伯德尔格至该地的主要原因。
巴尔蒂斯坦山高地少，土地贫瘠，气候严峻，可供输出的物品甚少，因而对商人的吸引力也很小。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海明、额敏和卓奏文的附件罗列了巴勒提使者及其他人员携来的货物：
巴尔替来使两名，所带货物：杏干大小十四包，每包约二十斤；口口(原文不清—引者）一小包，约六斤(系海内所出红虫，染物所用）；冰糖一小包，约三斤；烟一包，约五斤；香羊皮靴六双；香羊皮一张；花绸一个。跟役及贸易人等所带货物：香羊皮一百七十一张、香羊皮靴十九双、花红古戎八十七正、印花布二半正、漂布三十七正、荡子花布二正、紫檀木六斤、凤鲜花四斤、干姜一十八斤、各样药七十三斤八两、冰糖八斤、白糖七斤、杏干七十五斤、胭脂七十三卷、白锡九斤八两、松香一小包、檀香木五斤、红花一斤八两、蓖子一千四百张、胡椒十四斤、羊皮金一千六百张、黄蜡九斤、草果一百六个、科子六斤八两。
上引清单表明，来使及众商人所带货物品种、数量确实很少，因而叶尔羌大臣等决定给予优待，免征货物税。
从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海明、额敏和卓奏文来看，尽管路途艰险，仍有商贾及朝勤者途经该地，人员范围亦甚广泛，安集延、叶尔羌、拉达克等地商人都很活跃。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乌苏万所遣使臣携来的巴勒提商人达50名，可见其积极性之高。
因档案文书记载颇简，加上相关文书尚未全部译出，我们还无法得知巴尔蒂斯坦使臣及商人来新疆的具体路线。但据上引海明等人奏折及《清实录》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丙寅日之记载，巴尔蒂斯坦使臣均由玉喇里克卡伦及库克雅尔卡座入境，其所取路线为列城—新疆道无疑，可惜未载明具体程站。
纵览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的有关文书目录，巴勒提使臣赴叶尔羌，主要为通商贸易。在这一段时间里，双方关系十分密切，清朝驻南疆大臣对有关事务的处理，亦甚得体。可惜的是我方无人员赴该地作一考察，否则当有更真切的了解。
八、巴尔蒂斯坦与清朝官方往来的终结
据吴元丰先生核查，有关巴尔蒂斯坦的满文档案中，最后一件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叶尔羌办事大臣玛兴阿等奏巴勒提伯克派人请安贸易等情形折”，现将吴元丰先生的译文刊布于下：
叶尔羌参赞大臣玛兴阿等奏巴勒提伯克遣使贸易并请商人贸易等情形折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七日
奴才玛兴阿、雅德、鄂对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六月二十日，巴勒提伯克额依默特所遣使臣社克尔携带巴勒提等处商人到叶尔羌贸易，进上额依默特致奴才等帕尔西字呈文一封，礼品有花巴布提一个，致奴才鄂对帕尔西字文书一封，礼品巴布提。奴才等接收礼品，并经译看文书记载：额依默特我派遣属下人社克尔为使臣，率领商人前往大臣处。侯社克尔贸易完毕，请令与前来我处之商人一起尽快返回。至商人行走之道，我均已妥善修葺，极为平安。由叶尔羌赴克什米尔等处贸易之人，若经我处道路行走，则额依默特我毫不劳累伊等，尽力看护通行。现派遣使臣社克尔向大臣等请安，进献礼品花巴布提一个，请接收。请大臣等悯爱，乘商人往返之便，赏给文书一封，额依默特我不胜感戴，欣然奉读。等语。致奴才鄂对文书之言辞，皆为类同。奴才等查得，原先巴勒提伯克之名为迈玛提沙，后仿照经名改称额森阿里，现呈文内又缮为额依默特。或文书内写错，或另行更换伯克，有无口头转告之事，理合询问核实。据告称，额依默特系额森阿里之胞兄，现额森阿里将伯克位让给其兄额依默特后，已移住巴勒提所辖另外一城，并无他故。社克尔我前来时，伯克交给文书、礼品，并言抵达叶尔羌后，向大臣等请安，别无口头转告之言。臣等伏思，巴勒提伯克每年遣使携商人到叶尔羌贸易时，给大臣等呈送文书、礼品，实为荷蒙圣主恩惠，通商贸易，以利于其部众生计。又呈文内称：赴克什米尔等处地方之商人，若经其地之道行走，则毫不劳累商人，并尽力看护通行。核其此言，实系招来商人增收税项之意。经奴才等会同商议，在札行额依默特之复文内缮写，惟尔等每年遣使向我等问好，呈文送礼，尚属尽恭顺之道，我等十分赏识。而商人赴各部落贸易，皆视道路之近便自愿前往，并无强迫贸易之例。我等宣谕众商人，若有自愿取道尔处前往贸易者，则可自便。尔惟应更加感戴圣主之恩，妥善管理本地人众，与相邻各部和睦相处，互相通商，以期世受恩惠。等语。除此之外，查得，每年巴勒提伯克所遣使臣抵达叶尔羌后，其所带货物，广施圣恩，皆免抽税。在案。现此次来使社克尔所带玛舒鲁巴布提、杏干等货物甚少，奴才等照例免抽货税。其余商人所带货物，饰交办理粮晌事务官员，照例抽收货税。侯使臣贸易毕返回时，将奴才等札文及回赏绸缎一并交给带去。是以，所有额依默特致奴才等帕尔西字呈文二件、粗译呈文稿二件，恭呈御览，乘便又将奴才等札行额依默特文稿一并恭呈具奏，仰祈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据上述奏折及所附巴勒提伯克呈文，还无法确知这一次是巴尔蒂斯坦哪一个王公派出了使臣。
上述奏折中的迈玛提沙，其满文拉丁转写为mai madisa，当是Muhammad Shah之音译；他改名为额森阿里，满文拉丁转写为。senali，当是Hassan Ali之音译；后让位于其兄额依默特，额依默特之满文拉丁转写为。i mete，应是Ah mad之音译。
据查《小西藏史》，以上名字及事件在斯卡杜、希格尔、哈伯罗三处王室历史中均无法得到印证。因此，满文档案中的这些材料，对研究该地的历史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乾隆三十九年的材料看，巴尔蒂斯坦地区的情况尚属正常，未有大的变故。但自此年后，与清朝往来中断，清朝档案中再无有关该地来使的奏报。究其原因，可能同该地政治局势发生严重动荡有关。
巴尔蒂斯坦诸河谷统治者同清朝官方的最后接触，是在1841年查漠军队入侵我西藏阿里地区失败之后。1834年，查漠统治者古拉伯·辛格(GLllab Singh）派其亲信大臣佐尔阿弗尔·辛格(ZorawarSingh，旧译楼色尔）率军入侵拉达克，并于1839年将拉达克吞并。1840年，查漠军队又侵占了巴尔蒂斯坦。随后，佐尔阿弗尔·辛格又裹挟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两地的王公贵族和大批壮丁，于1841年入侵我西藏阿里地区。在我西藏军民奋力抗击下，侵略军全军覆没，包括斯卡杜王公艾哈默德?沙（Ahmad Shah）在内的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王公贵族又落到藏军手里。他们和藏军将领合谋复国，并派出人员回去发动起义，以夺回自己的国土。可惜的是，藏军后来在拉达克作战失利，被迫与查漠当局签订停战协议并退回西藏，艾哈默德?沙等人又成为查漠军队的俘虏，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人民的起义遭到镇压，两地均为查漠占领，随后成为查漠一克什米尔土邦的组成部分。④外来的侵略使巴尔蒂斯坦与中国的官方关系就此中断。
1947年印、巴分治时，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人民揭竿而起，自己推翻了查漠一克什米尔土邦摩诃罗块的统治，并宣布加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特别是喀喇昆仑公路建成通车后，古老的往来得以恢复，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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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水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尔都语部译审，中国南亚学会理事。(北京100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