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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误解，廓清歧义，甫一开篇，先声明一点：本篇的“不作为”并非全称指代，而是仅仅用鼠标、键盘点击出“不作为”的个别现象，希望有关人士不要对号入座。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地名工作管理机关和广大的地名工作者，对地名的各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进行了全国性的地名普查，编纂了许多关于地名的图、录、典、志，更正了部分不合理的行政区域专名，在国道两侧设置了地名标志……但是，就现在的地名工作而言，仍然与时代的要求、群众的期望相差甚远，称其为“不作为”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却绝非毫无道理可言的任意夸张，更不是耸人听闻的新闻炒作。
我国是法制国家，行政管理呼唤法治。地名工作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离不开法制建设。然而，有点怅然若失的是，关系着经济发展、城镇建设、国防事业、户籍管理、邮电通讯、民族团结、交通运输、群众生活的地名法制化工作，却远远滞后于社会进步的前进步伐。斯事此景，使人扼腕，令人顿足，让人嘘唏。
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以国发11号发布了《地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志着地名工作的法治化管理初步步入比较正常的轨道。不可否认，该《条例》的颁布执行，与以往关于地名管理的通知、意见、报告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是质的飞跃。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它还明显地存在着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线条较粗，不便操作，让从事地名管理的实际工作者有手足无措之感；二是有少量缺项，未将全部的地名管理业务纳入《条例》之中，如行政区域简称的管理就告阙如；三是缺乏预见性，从而导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条款不得不退出行政管理的舞台；四是将原本属于地名行政管理范畴的业务人为地划分出去，无形中形成了十羊九牧的局面。本人拙见，此类不妥之处，囿于当事人的认知水平，似乎应在情理之中，好象是在所难免，还可称之为瑕不掩瑜，当然不需要犬儒们无事生非般的随意诟病。
鉴于《条例》中的些许不足之处，需要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经过长时间的翘首企盼，我们终于未迎来待望已久的《地名管理规定》，却意外地获得一份关于地名管理的珍贵礼物－1996年6月18日民政部以民行发〔1996〕17号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如果认真地对照、检阅、研读《条例》与《细则》，就会明白无误地发现，确实还有点滴不尽人如意的地方，主要是：一是立法速度较慢－《条例》颁布以后，本该“立等可取”的《细则》却姗姗来迟，出台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这不能说是有所作为的正常表现。二是《细则》与《条例》有相互矛盾之处－如，《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全国范围内的县、市以上名称……不应重名”；而《细则》第八条第（五）款却规定“人民政府不驻在同一城镇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其专名不应相同。”三是缺少应有的内容－受《条例》的局限和困囿，《细则》规定的地名管理仍旧不够全面，尚存在着明显的缺漏款项。四是未通过《细则》的发布、执行理顺地名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条例》第六条第（五）款规定，“各专业部门使用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名称，在征得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后，由专业主管部门审批”，此种“大公无私”地自愿放弃“主权”、让使用地名的单位自行管理地名的行为，不仅保留了一国三公的紊乱状态，也实在令人百思得不解。我真的不明白，区区几页文字，怎么可以留下这类瑕疵呢？难道不是尸位素餐的结果吗？！吾侪的想法可能过于小器、幼稚，是杞人忧天，对别人而言权当“耳旁风”，一笑了之可也。事实上，许多理论研究人员和地名工作者也提出过类似的质疑，只不过未见下文罢了。对此，很多县级政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依照《条例》和《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本辖域的地名管理办法，但囿于母法的先天不足，仍然于事无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致使我们的地名管理工作要时刻面对新的课题。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使商品经济逐渐拓展到各个领域，地名作为人们交往的工具逐渐显现出商品化的倾向。地名商品化的来临，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知难而进的挑战，更是大显身手的最佳选择。可叹的是，值此百年不遇的黄金时刻，我们的从业人员有如千年佛像般心如止水，无动于衷，置之不理。如此漠不关心、袖手旁观，不去规范买卖地名的各种行为，真不知商品地名将流向何方？是泛滥成灾，还是东倒西歪，或者上天入地，我们不得而知。在下为下官者，由于没有“红头文件”这把尚方宝剑，真不知怎样处置这项新生事物，在茫然不知所措之时，只好在黑灯瞎火之中，盲人瞎马般地“摸着石头过河”，反正办好干坏亦没有切实可行、能够把握的标准，都得听天由命地放任自流。更何况还有给自身保驾护航的独家本领，即使有好事者对地名管理的相关事项提出疑义，甚至对错误的地名管理进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那也是公家的事，本人使个能金蝉脱壳的法子，个人就完全脱去了干系！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名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言文字法》）已于2001年1月1日起执行，它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因公共服务需要，招牌、广告、告示、标志牌等……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语言文字法》的实施，为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和工作的原动力，给地名的三种表现形态－字义、字形、字音的科学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遗憾的是，据我管中窥豹似的观察，我们管理地名的各类“长”官们，似乎以为过去做过类似的事情，就可对其置若罔闻、作壁上观，来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仿佛井水不犯河水，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少说为佳”的味道。这样讲似乎有些冤枉，因为2000年4月25日民政部、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民发（2000）102号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全国省、地。县、乡四级政区名称及其简称进行审音定字。但该通知是在《语言文字法》实施之前发出的，是否需要针对《语言文字法》中的规定重新定位，有针对性地开展这项工作，值得好好研究。确实，如果设身处地好好想一想，制定一个规定、出台一个办法、补发一个通知，也真的找不出与个人有何关系，既然不为稻粮谋，干吗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如果说实施地名的立法管理受方方面面的制约、影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步伐，尚且有个托辞外，那么对地名的日常管理仍旧采取充耳不闻、爱答不理的态度，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就目前的情况看，涉及地名管理的事项可谓种类繁多，特别是与公安、建设、交通、航空、邮政等管理部门的关系，都需要花大力气去联系、沟通、办理。如，理顺楼（门）牌的管理权限，协调大型建筑物名称的命名问题，协商解决飞机场名称的标准化，规范行政区域名称的标准读音等，诸如此类，都是关系着地名事业的发展，均不可等闲视之，应及早行动起来，如其不然，可能会使我们的地名业务陷入萎缩的尴尬境地。就上面而言，可以将行政区划的部分业务并入地名工作，而下面却无法吃到“嗟来之食”。为此，鄙人请大家原谅，恕我不甘寂寞，为五斗米计，只好早早地去作另谋他图的准备了。
1999年4月19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中华人名共和国国家标准《地名标牌 城乡》（GB17733.－1999），并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随后，民政部、交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城市设置标准地名标志的通知》，要求各地贯彻落实新颁布的国家标准。应当承认，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城市地名标志的设置工作，经过多年地名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取得长足的进步，达到很高的水准，显然远远好于农村的实际情况，甚至有很多城市地名标志的设置，在数量、质量、规格、款式等方面均超过或好于国家标准。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主管部门要避重就轻，把《地名标牌 城乡》中的“乡”字抛弃，不予理睬乡村地名标志的设置任务，草民实在莫名其妙，知难而上又有什么不好呢？说句老实的真心话，对于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乡村下级官员而言，我们不畏惧重担加身，那样的话，干起活来就师出有名了，无所事事、闲极无聊地混日子－“不作为”，不是我等所愿。所以，我们郑重地向当轴中处的人们呼吁：彻底放弃“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陈旧观念，请尽快下达任务书吧。
还有，迄今为止，我们只颁布了6种外国语的汉语译写规则，而世界上的外语岂止上述几种，尚有很多外语需要有明确的汉语译写规则加以规范。说起来让人惭愧，不知是我们从事地名工作的外语水平太低，还是过于懒惰，抑或不知请人帮忙，反正其它语种的汉语译写规则过了多年仍没见一点踪影，搞得需要译写6种以外的外语地名的相关部门或单位无章可循。小人担心，长此以往下去，肯定不会“国将不国”，但难免要出现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其译写的地名必然会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奇特景观。还好，今生今世我很难出一趟国，不会碰巧在小语种国家遇上外国语地名的译写问题，所以也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更让人一头雾水的是，2000年11月27日民政部、国家测绘局发出《关于协同做好1：5万地形图地名更新及数据库建设的通知》（民发〔2000〕249号），明确要求：“民政部门负责提供本地区地名及行政区划的有关资料；测绘部门负责进行数据库的采集和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必要的实地核查工作。”我们通过通知的通知接到通知后，第一感觉是，可能肉食者们“高瞻远瞩”，非比小厮们目光短浅，把自己的工作交给旁人去做，是为了“确保任务圆满完成”。（据传，这内中有金钱交易。后经查证，确实如此！）但我早就晓得，民政部自己就有一家很不错的科研单位－中国地名研究所，完全有能力、有责任承担该通知要求的数据库的建立工作，实事求是地讲，这正是该所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工作，也是当初成立该研究机构的初衷之一。而且我听说，该所正在紧锣密鼓地运作这件事情，且已初见成效。以我井底之蛙的迂见，无论如何要“肥水不流外人田”，让本系统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可以考虑，将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和测绘局地名研究所予以合并算了。窃私下忖量，如果地名在民政系统真的无事可干，我将申请重返测绘部门。事实上，我们民政局地名办公室的全体人员按上述通知的要求，正“全力以赴”地为测绘部门打工。
不仅如此，地名研究也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包括地名在新时期的对策，地名的系统规划，地名的有效管理，地名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地名作为一种新的传媒形式所起的作用，地名数据库的开发与应用等，都亟需进一步加强。如果没有超前意识，不进行前瞻性的研究，不把握地名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的地名工作就会导致失去前进的方向。那时，心安理得地当伴食宰相的后果就会自然地显露出来，与其亡羊补牢，还不如防患于未然，要不然则悔之晚矣。顺便说一句，对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报刊上却偶尔读到某人的“高见”，甚至有似曾相识之感。假如有人热衷抄袭、剽窃活动，在无为之处“大有作为”，没事就“炒剩饭”、“喝馊粥”，那么我要自不量力地管一下闲事，忍无可忍地棒喝一声：请君手下留情啊，您还是靠边歇着——“无为而治”吧。
从这些年来地名管理机构的变化情况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地名工作确实存在“不作为”的蛛丝马迹。1977年7月成立中国地名委员会；1988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划归民政部，民政部成立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司，但仍保留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的名义；1993年国家机构改革，撤销地名委员会，其职能纳入民政部，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司内设国内地名和国外地名2个处；1998年国家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区划地名司的地名管理业务并入该司办公室。显然，抛开其它因素不谈，假如地名工作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就不一定会出现只有半个处专门从事地名工作的局面。不瞒您说，我所在的基层地名办公室尚有2名专职地名工作人员，不晓得上边是否太忙，假如机构改革之后真的“拉不开栓”的话，我这里愿无偿往上借调1人帮助工作。
我所在的小单位由于过于清闲、无事可做、权责均无，成了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无奈之下，只得清心寡欲地在机关里品品清茶、玩玩扑克、聊聊闲天、上上网络、套套关系、看看报纸、打打电话、读读闲书、干干私活，这样泡下去“确实”比忙得团团转觉得实在，混着舒服，活的自在。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由于我们二人的两双手的确没啥用处，不得已来个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的结果是百分之百地不犯任何错误，没想到最具代表性的“机关泡”，却被别人误认为是一丝不苟，成为清正廉洁的典型，也获得上级领导的错爱，不仅我本人有幸歪打正着地当上了先进个人，地名办公室亦不幸被评为“廉政模范”科室！——真乃滑天下之大稽。此外，我还有个小小的担心，下一步县级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之时，我这里地名工作的职能、编制、人员、机构将走向何方？我想，现在溜之大吉还来得急。
说几句题外话：据媒体报道，某警务人员面对街头的人身攻击，竟不如普通的老百姓，未履行自己份内的职责，不去予以劝阻，导致某公民身心受到伤害。事后，该公民一怒之下将这位铁石心肠的警察告上了法庭，罪名是“不作为”。结果，法律是公正的，该“新闻人物”不得不脱下警服，在监狱中蹲上半年。要知道，见死不救亦是罪过。幸运的是，地名工作的对象不是个人，因而地名工作者就是“不作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不会引来刑事诉讼。所以，我等自然可以高枕无忧、安之若素了。
作为一名“老地名”，我虽然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气话，发了些无关痛痒的牢骚，来点无可奈何的自嘲，还有阿Q式思退、转岗、调离等不负责任的打算，但“我心依旧”，与地名相依为命10余春秋，怎么会一下子就割舍了呢？说句心里话，我与地名虽不会“生同衾、死同穴”，但我真挚、綦切、悃诚地希望，由民政部门管理的地名工作，要有所作为，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要在新世纪的曙光里“更上一层楼”。
我们期待着！众人希冀着！！大家企盼着！！！
（原载《中国方域》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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