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信息报》2009.03.27
http://www.zgxxb.com.cn/news.asp?id=15884地名文化：印记在时间长河中的文明
□ 本报特约记者 曾露/文
自宇宙混沌初开，能够记事起，就有了名字的由来。小到一条溪流，一个山包，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土地，作为人类生活的处所，自然也根据不同范围的划分，有了其独特的名字，统称地名。据定义，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几千几百年的延续，让每一个地名，不仅仅只是一个称呼，更多的被雕刻了历史的印记，渐渐流淌成为一条文化的大流，脉脉不息地奔腾在时间的长河里。
今年两会上，北京市人大代表唐荻等9名代表联名提出“美化北京地名”的建议，建议规划部门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规划、确定北京的地名，应包含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俗专家等共同商议。然而紧接不久，就有不少北京史专家指出:违反当地人文特征的地名理应修改，但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叫得响的、当地群众认可的地名，是“北京城市的记忆”，不能抹杀，城市记忆应当保留。
“怪”地名其“怪”何来
北京被人称怪的地名很多，奶子房、骚子营、铁狮子坟、上地、豹房、八王坟、公主坟、菜市口、造甲村、黑庄户、小西天、祁家豁子、大北窑、九棵树……各式各样，数不胜数。单从字面意思上联想会令人产生疑惑、惊讶、尴尬等多种情绪，其中“最负盛名”、堪为榜首的便是“奶子房”。“奶子房”是望京北边的崔各庄乡里一个小村庄，从望京过去的944路、939路公交车终点站就设在“奶子房”。北京的很多怪地名都与历史、文化、著名人物或事件有关,奶子房的来历便和这里原来是片养马场有关。据说，在元代辽金时期，蒙古人爱喝马奶酒，因此这里是专门养马产奶供给蒙古贵族饮用的地方，久之这里也就称为“马奶子房”。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村子才发展成东西两村，称为“马奶子东村”、“马奶子西村”。1979年此处地名改为“奶子房”，但仍分“奶东村”和“奶西村”。
至于位于现在圆明园西侧骚子营也不出其右。这个词的来源和元朝有关。当时汉人称呼蒙古族人为鞑靼，元朝建立，鞑靼入侵之后，大批的鞑靼和汉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汉人发现这些人身上有异味(有人说与饮马奶有关)，于是就在从前的称谓之前加了一个“骚”，变成了“骚鞑靼”。可老百姓总觉得这么说不顺嘴，渐渐就演化成了“骚鞑子”。由于当时圆明园曾是驻扎大量蒙古兵的军营，改朝换代之后，老百姓就叫这里为骚鞑子营，久而久之，变成了现在的骚子营，这就是现在“骚子营”的由来。除了北京的骚子营之外，天津也有一个骚子营，位于武清区，来源和北京骚子营一样，只不过在1984年的时候，有关部门意识到村名不雅，有悖民族团结政策，便改成了“稍子营”。
再说公主坟，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为什么叫“公主坟”，里面究竟葬有哪一位公主，却很少有人说得清。传说中，玉渊潭西边不远处的这座大坟头，涉及了一个十分凄婉的故事。故事无非开始于乾隆皇帝的一次江南行，偶遇一位身世清贫的小女孩，玩笑中收来做了干女儿，让随行的刘墉做了见证。多年后，干女儿上京寻“父”，乾隆将之收入宫中不管不顾，让干女儿抑郁而死，在刘墉的一再坚持下，才草草以公主之名葬下。老百姓便称为公主坟。年长日久，坟包周围长满了杂草，直到解放前，这座孤坟还孤单单地立在那里，就像姑娘生前在皇宫里一样凄凉、冷清。当然，故事只是故事而已，这个公主坟，实际上自从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开播后，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对公主坟内埋葬的公主究竟是谁兴趣颇浓，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乾隆义女，有的说是奇女孔四贞。其实早在1965年修地铁时，文物部门就对公主坟进行了考古挖掘，并参考历史资料考证，谜底早已揭开。在复兴门外，复兴路和西三环路交界处的街心花园，因过去曾葬有清仁宗嘉庆皇帝的两位公主而得名公主坟。因清朝祖制，公主下嫁，死后不得入皇陵，也不能进公婆墓地，必须另建坟茔，故北京郊区有很多公主坟，有的地方现仍叫公主坟。因和硕公主和固伦公主是同年而亡，仅隔两个月，所以埋葬在一处。公主坟的墓地原有围墙、仪门、享殿等地面建筑，四周及里面广植古松、古柏和国槐、银杏等树木，显得古色古香。地宫均为砖石结构，非常坚固。两墓均为夫妻合葬墓，陪葬品有兵器、蒙古刀及珠宝、丝绸等物。
《ONE NIGHT IN北京》里头有句词——“你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这句歌词被唱遍了大江南北，但有很多人并不知道，“百花深处”并不是单纯的诗意描写，而是北京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名。“百花深处”位于西城区东北部，被人们称做北京最具有“青春和诗意”的地名。除了这个地名，还有几个名字也能体现出北京地名的美——芳草地、杏花天、木樨地，以及地铁十号线开通后开始被人们注意的“金台夕照”。
北京地名的趣味首先就在于字面本身。这些像是出自故纸堆的地名和现代社会之间有一种文化的距离，喜爱历史文化的人们说起来“爱不释口”，但也有不少人为这些复杂的地名发愁。相声名家刘宝瑞把北京的地名编进了相声，用北京的地名传成了一段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网上也流传着不少“戏说”北京地名的帖子。例如，有人把一些地名做对比：紫竹院——白石桥，草桥花市鲜鱼口——牛街马甸大羊坊，长巷——宽街，甜水井——香河园，七圣庙——八王坟……真是无奇不有，妙趣横生。
一个名称对应一个故事，北京的所谓怪地名，很多都是有据可考，颇有文化渊源，不能说改就改。但是北京的这些地名却是以何为名，从何而起呢？
北京地名因何而来
日本著名学者山口惠一郎曾说：“地名保存了它所代表的土地的形状”，反映了“形成这样的地名的人文上的各种条件，要作为一种文化财富来补充修整”。地名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命名、演变始终都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总是由少数人为广大社会成员所公认，其中要经过一定的传播和筛选过程。地名的命名通常反映命名时代的特征，不同民族分布区域内的地名，一般总是由生息在当地的居民以其语言命名。地名的命名依据还能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和其他文化特征。地名的许多内容都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人类思维方式、心态等密切相关，可以说地名就是人类创造自己文明的历史过程中留下的一个个足印，有的古老，有的新近。
北京是中国的心脏，他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更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历经沧桑。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有帝王将相的更替，也有寻常百姓的流离迁徙。从辽、金的南京、中都，到元大都，一直到当代的北京，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度的人都在这儿留下了他们的行踪；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都在这儿有过碰撞、交融。到今天，能说明这一切的其中一个见证就是地名，北京的街巷地名留下了种种历史文化的丰富印记。
当您查看北京市城区地图或乘坐公交车时，或许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许多地名和站名由数字打头，如一亩园、二龙路、三里屯、四道口、五棵松、六铺炕等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无所不包，大约有200来个。这些地名由来已久，其中以元、明、清时期出现的居多。这些以数字打头的地名各有来历，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涵盖宽泛，或有掌故，或有传说，或有趣闻，既有趣味性，又各具特色。
其实仔细分析，这些地名的得来，也是根据地标物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种类。最初一些地名的产生多以林木、河湖等可见的地上标志命名，如“五棵松”因曾有五棵古松，人们常在此歇脚，地名由松而得。“九孔闸”因曾有一座九个孔的水闸，形成村落后，村名由闸而得。“四槐居”也是因曾有四棵古槐树，有人在此定居后便以四棵槐树而得村名。另外，由某一景观的面积大小或长短而得地名的，也有很多，“一亩园”是清代举行耕礼的地方，每年清明时节皇帝都象征性地在此进行耕种，以祈求五谷丰登，“一亩园”取“一亩三分地”之意，地名由田地的亩数而得。“二里沟”因曾有一条二里长的土沟，地名由沟而得。还有因地形、地貌的特点而得地名，如“八道湾胡同”因曲折多达八个弯，故此得名。因古建筑而得地名的，如“万寿寺”。因甲乙两地距离而得地名，多是从某一城门到某地的距离，如“八里庄”。因纪念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位名人而得地名，如“五四大街”因纪念1919年发生在此地的“五·四爱国运动”而命名。“六郎庄”最早叫牛栏庄，相传北宋时杨六郎与辽兵交战受伤，曾在此村养伤，人们仰慕他的英名，所以把村子叫成了“六郎庄”。
北京作为政权中心由来已久，有趣的是，历史上在北京建都的辽、金、元、明、清5个朝代，有4个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带进内地。所以在北京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街巷名称很自然地保留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接触的痕迹。北京在历史上受满族的统治达260年之久，因此有不少受满语影响的地名。例如：案板章胡同（昂帮章京胡同）、牛录坟，是满语中与官职有关的地名。“索家坟”的得名源于清初四大辅丞之一索额图的家坟。
作为一个将近千年的古都，北京地名常常能看到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及其政治理想。北京的通衢大道、北京的城门最能体现这个特点了。如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德胜门、广安门和永定门。这些城门的命名或表达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安定、永安；或表达封建正统观念：正阳、顺承；或表达政治教化：和义、崇仁、齐化；或表达武功政绩：肃清、宣武。这种渗透了统治阶级长治久安愿望的地名和人民求安祈福的心理并不矛盾，所以，此类性质的很多地名历代传承。统治阶级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寻常老百姓也有自己的生活愿望，比如祈求幸福平安、盼望吉祥如意、希望福寿通达、期待富贵荣华等等，在地名中都有所反映。
北京地名里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用少数民族称呼命名的地名。如“回回营”、“高丽营”……还有许多以外省县地名命名，如：苏州胡同、苏州街、四川营、河南新营、安徽义园等。但是这些地名与天津、上海以全国省区和重要城市为街巷命名的情形不同。如天津的“河北路”、上海的“南京路”等大多数此类地名是辛亥革命国民政府时期改的新名，而北京的这类地名主要是从明清继承下来的。其中一些地名和一定的史实相联系，如“四川营”就是历史上秦良玉率蜀军驻扎的地方，“安澜营”是明代南方少数民族俘虏获得赦免以后的安置地。
北京的地名千百年延续而来，有些与风水地貌有关，有些与风俗人情有关，还有些得益于统治阶层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向，有些却是融汇了各民族的生活习惯。看这些北京的地名，如同游览了北京的历史，沉淀出北京的文化底蕴，那是怎样的庞杂，怎样的大度与雍容？
星罗密布的北京胡同
提起北京的地名，便不能不提北京的胡同。“胡同”是北京最富游览价值的胜景之一，享誉国内外。“胡同”始见于元代，盛于明清。从明代到现代，一直占很大比例。关于其语源问题有几种观点，有学者认为是蒙古语huto（水井）的借词，因古代水井在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水井，“胡同”原义就是有水井处，后转为街巷通名。
大凡居住已久的老北京人，对于常年相伴的北京胡同似乎已经见惯不怪，没有时间与心力去研究它们的故事。更多的是一些外国友人好奇中国传说，热衷去研究北京的地名，甚至著书立说。20世纪70年代，一个名叫竹中宪一的日本人，凭他在北京生活8年的经历，写了一本《北京历史漫步》的书，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北京街道的变迁。
北京的胡同总有种独特的京味文化。北京的通衢大道、城门命名要经官方和文人之手。但是一个小胡同、一条窄巷子，居住的都是寻常人家、叫什么名儿或不叫什么名儿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所以取名时似乎信手拈来，很有些约定俗成的味道。地名用词不出老百姓日常用语，是什么就叫什么。胡同里住一家经营棺材生意的，这条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里环境差、臭气冲天、蚊蝇遍布，就索性叫臭胡同、蝇子胡同；胡同形状两头尖、中间大，就叫嘎嘎胡同、嘴巴胡同；死胡同，有进处，无出口，就叫闷葫芦罐儿、口袋胡同。取名求形象生动，亲切自然，好称说，易区别。恶、俗、贱都不忌讳，恶名：蝎虎胡同、后白虎胡同、棺材尚家胡同；俗名：裤子胡同、裤裆胡同；贱名：巴巴胡同、粪厂大院、臭皮胡同、王寡妇胡同、闷葫芦罐儿、小羊圈等，以及若干以“坟、墓”作通名的地名。
这些地名所反映的内容，不外乎表明街巷居民身份、街巷形状、环境等，多形象生动，与客观环境条件相关联。据查，旧北京小街窄巷的居住条件是非常恶劣的，像“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种关于北京环境的谚语很多；另一方面与平常老百姓那种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心态也有关系。这种地名是老百姓生存境况的反映，是一种市民心态，是北京文化中的俗文化。北京地名中这部分独具北京乡土风味的地名，为北京的地域文化增添了另一种意趣。
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会长、中国地名研究所所长刘保全曾认为，北京的胡同是一排排四合院间的通道，由它连接起所有的院落而组成了规模宏大的北京古城。北京胡同经历了几个朝代，其形状宽窄、长短、曲直不一，两侧既有高门显贵居住的四合院，也有百姓陋宅，实体文化底蕴相当深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遗产是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保护、挖掘、利用好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遗产，对北京文化名城的发展和国际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过在地名雅化的大趋势下，这种地名不断被修改，原来地名中的那种韵味也随之消失。许多地名弄得不知何义，只剩下一个代号，例如：筹胡同、库司胡同、朋奖胡同，对一个不了解北京地名变化的人来说，这样的地名确实是莫名其妙。有人统计，星罗棋布的街巷胡同，在北京就有7000多条，但随着城建的需要，不少街道、胡同的老房子被拆迁，这些地名也从此消失，再过上一代更可能被人们所遗忘。如位于地安门东大街的火药局胡同，据说是历代皇朝藏军火的地方，随着扩建成平安大街，火药局胡同也已不复存在了。诗人朱湘在散文《胡同》中写道：“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烂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表达了作者对地名更改而失去的乡土味儿的惋惜。
改地名还需慎之又慎
地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一定的地名语词是和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地名的命名，可以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愿望和他们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趣。是北京城千百年来历史的活化石。“名字有其内在的文化，不能迂腐粗浅地理解，更不能大一统地殖民化，有些地名虽然现在听着有些怪，但起码有特色，让人过耳不忘。”
早在2004年伊始，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就与刘保全几次讨论、磋商，燃起了“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火炬。他们认为，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地名包含了人们灵性对地理实体的感悟和寄托，因而它承载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因此，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决议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2005年公交公司确定公交站名时，曾对1660个站名中的35个“坟”犯起了犹豫。然而原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之子舒乙却强烈抵制改地名。他说：“地名包括站名都属于老北京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名称背后都是一段历史。”
今年两会上，唐荻代表指出，地名是一个地方的名片，也具有一定社会意义，与地区文明文化程度、美化环境与语言、提高民族精神和自豪感都有关系。他建议，城市地名的选择要慎重，应有长远性和规划性，特别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对地名选择既要考虑实际位置，还应从社会意义、美化语言、地方特色等方面考虑。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地名中有很多“村”、“营”类的字眼，这样的反差形成了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国际化的“时尚风标”，忽略了本身内涵的挖掘，北京这些地名所对应的文化背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对于唐代表提出的要有利于语言美化和上口的建议，北京市规划委的建议回复指出，命名、更名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符合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记好找”的原则。
地名就像是一个城市的代表，它包含着城市曾经的传统文化以及审美观点，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文化底蕴之一。现在的北京地名中，原汁原味的已经少之又少，大多经过了各个时代文人雅士的改造。国际化的大流让现今普遍的欣赏水平愈来愈趋雅舍俗，我们不能否认，雅致大方的地名更能昭显中国泱泱古国的大气，但是，我们更不能舍本逐末。追本溯源，城市，从远古时期就被定义为人们居住的处所，只是因为人数聚集数量较大，才被规划被整治。我们不能忘了最初的方便本意，反向繁杂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