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划规律]一个惊讶的发现，古代的州制也如今天的市制混乱。 [复制链接]

    一个惊讶的发现，古代的州制也如今天的市制混乱。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一些经验，毕竟这个州制比今天的市制合理多了。

            明朝“州”的建设与特点

郭润涛 刊《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作者提供。 　　本文试对明朝“州”的制度建设、变化状况和时代特点作出考察。 　　以往对州制的考察，一般从职官的角度作出，强调的是州与县的差别。州县官品秩的高下，表明州与县行政级别的高低。明代知县的品秩为正七品，知州则无论是直隶于布政司的直隶州，还是隶属于府的属州，皆为从五品。此外，州、县佐贰官和首领官的品秩，也都存在明显的差别。[1]自唐代改郡为州之后，地方行政设置或州郡并称，或州县连述；前者因为州由郡改，而以“郡”称州，后者则表明由州领（统或辖）县的行政隶属关系。降及明代，地方行政的主要隶属体制为“司――府――州――县”，由州领县，州县之间行政层级有高下，官员的品秩也就有高低之别。在讨论明代州制之时，通常会引述《明史·职官志》的话：“知州掌一州之政。凡州二，有属州，有直隶州。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而品秩则同。”[2]其中所谓“品秩则同”，是说“属州”和“直隶州”的官员品秩相同。然而，既然品秩相同，又为何说“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呢？“直隶州视府”，说的是直隶州与府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建置，但其在上下隶属的行政体制（上隶布政司，下领县）相同，或者说，在地方行政体制中，二者处于同样的行政层级（都是省与县之间的层级）。属州与直隶州官员的品秩相同，高于县；但属州的上下隶属关系是隶府领县。正是属州隶于府，所以它与直隶州有区别，属州与直隶州分属不同的行政层级。属州领县，这与直隶州以及府相同，但怎么又说“属州视县”呢？显然，如果仅仅以职官的品秩高下和由州领县的笼统观念，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对明代州制的进一步研究，尚需将其放到上隶下属的行政关系中加以考察。 一、明代州制建设：属州与直隶州 　　“州”是明代地方行政体制的一个重要建置，其制度的成形与确立，是在整个地方行政系统的建设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明朝立国之初，沿袭元朝的制度，仍以行中书省统领地方，直到洪武九年（1376），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3]是为一朝定制。至宣德年间，明朝定十三个布政司（浙江、江西、福建、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云南和贵州）。[4]此外，明朝于洪武元年（1368）建都南京，仿元朝的腹里制度，以应天、镇江、常州、苏州等府直隶于中书省。这个制度，后来又为永乐年间设北京行部所采用。[5]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迁都北京，同时保留南京的建置，即形成所谓“南、北直隶”之制。[6]南北两直隶的“直隶”，是直隶于朝廷的意思。明朝初期，京畿地区直接由中书省管辖；洪武十三年（1380）废中书省，京师诸府州改由“六部”直辖。显然，南北两直隶与布政司的设置有所不同。不同点在于领属关系的不同。在直隶地区，诸府州直隶于朝廷；在各省，诸府州则隶属于布政司，再由布政司隶属于六部。这样的建置，与元朝的腹里和行省制度一脉相承。 　　元朝在行省之下设“路”或“府”，明朝代元而起，随即实行改革，废“路”而统一称“府”。尚在明朝立国之前，这种改变就已经开始。朱元璋率部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间，引帆渡江，胜拔太平。[7]这是他在江南攻占的第一块地盘。元朝在此置“太平路”，领当涂、芜湖、繁昌三县。[8]朱元璋攻占太平路之后，即“改路曰府”。[9]这是朱元璋对元朝地方行政体制实施变革的先声。此后，他率部攻占集庆、镇江、广德诸路，相应地改为应天府、江淮府、广兴府。“改路曰府”，成了他领地易帜在政制变革上的旗号。在立国之前，朱元璋基本控制了元朝江浙行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江西、湖广等行省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大部分的“路”，都相继改成为府。立国之后，在新设的山东、山西、北平、福建、广东、广西等行省，统一实行了“改路曰府”的建置。后来在四川、云南等省，也实行了这一制度。 　　府的建置始于唐代，扩大于宋代，到元朝有“府三十三”。[10]元朝的府分“府”和“属府”两种体制。所谓“府”，直隶于行省，与“路”处于同一层级。“属府”则隶属于“路”，系属路之府。再加上元代的州也有“州”和“属州”的区别，“州”指直隶于省部或行省的州，“属州”则指隶属于“路”或“府”和“属府”的州。因此，元代地方行政领属关系较为复杂。元朝在省部和行省之下的建置主要是“路”。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分镇藩服”，路有一百八十三个。与之平级的“府”为二十四个，而“州”有六十个。[11]明朝在改革前朝的行政体制时，对路、府、州都作了调整，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对“路”的改置。由于改路为府，府成了省与州县之间主要的建置，元代“府”和“属府”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因此，比较而言，明朝地方行政的领属体制，比元代要简明。 　　改路为府的变革，势必造成州、县在领属关系上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原来“省――路――县”的领属关系，改成了“省――府――县”。由省统府，由府统县，这是明代最主要的地方行政领属体制。以这种体制为主体，明朝还厘定以下两种体制：（一）“省――州――县”和（二）“省――府――州――县”。在这两种体制中，“州”保留了元代“州”和“属州”区分。其中直隶于省部或行省的州，其领属关系比较清晰，入明之后，先继承元朝的中书省和行省制度，后废中书省，行省则改设为布政司，所以所谓“州”就是指直隶于六部或布政司的州。在明代的典志中也保留了“州”的这种定义。元朝的属州比较复杂，有属路之州和属府之州，还有属“属府”的州。但到明代，在省之下，除保留好一部分直隶于省部或行省的州之外，原来的路、府、属州统一为“府”的设置，于是“属州”的内涵简单化了，它仅指“属府之州”。在实际情况中，“省――州――县”是一种独立的体制，而“省――府――州――县”与“省――府――县”两种体制一般结合在一起。如山东济南府领州四、县二十六。其中历城（附郭）、章丘、邹平、淄川、长山、新城、齐河、齐东、济阳、禹城、临邑、长清、肥城、青城、陵县十五县，直接隶属于府；其它十一县则为四州所领，其中新泰、莱芜二县为泰安州所领，德平、平原二县为德州所领，阳信、海丰、乐陵、商河四县为武定州所领，利津、沾化、蒲台三县为滨州所领。[12]由此可见，在府的政区内，如果有属州，且州又领县，在“府――县”主体领属体制之外，又存在“府――州――县”的领属体制。 　　元代在大体相当于后来明代的疆域内设置了一百七十余路、二十四个直隶于行省的府和六十个直隶于省部或行省的州。[13]在这一层面的政区，明朝到弘治年间，分置为145个府和41个直隶州；[14]至明末，据《明史·地理志》记载，计明朝府有一百六十、直隶州三十。可以看出，在这一政区面上，明朝大致安排了一百九十个左右的分区。[15] 　　明朝的府，大部分由改路而来。将路改为府之后，原来隶属于路的州，也就直接成了属府之州。元代的属路之州，是明朝属府之州的第一个来源。元朝腹里大都路，明朝于洪武元年（1368）八月攻取元大都后，即改置为北平府，隶属于山东行省（时未置北平行省）。[16]洪武二年（1369）三月，置北平行中书省，北平府及先属山东、河南的保定、真定诸府还属本省（洪武九年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北平行省改为北平承宣布政司）。永乐元年（1403）建北京于北平，北平府改为顺天府。[17]《元史·地理志》记载，大都路直领县六，州十，州领十六县。[18]其十州：涿州、霸州、通州、蓟州、漷州、顺州、檀州、东安州、固安州、龙庆州，龙庆州于洪武初划归太平府，三年（1370）还属北平府，寻废，[19]属北京行部（永乐十八年改直隶京师）。顺州、固安、东安三州，洪武元年十二月皆降为县；同时，改檀州为密云、怀柔二县，皆直属于府。[20]洪武十四年（1381），又降漷州为县。[21]于是，顺天府仅保留了四个属州：通州、霸州、涿州和蓟州。此四州皆领县，计十二县（府直领十一县）。[22]顺天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旧都新京皆建于此；户口和土地在改朝换代之际变动很大，因此州县的裁设升降并析变化也较大。然从上述建置情况看，以县为单位的基层政区大体上维持了元朝的布局，变化较大的是“属州”一级，其变化的方向是降州为县。府州县建置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府、州、县之间的领属体制没有改变。在改路为府之后，原来的属路之州变成了属府之州。 　　元朝腹里地区的行政领属关系，除上述“路――州――县”的体制之外，还有“路――府――州――县”的体制。腹里的府皆为“属府”，分别是上都路顺宁府、真定路中山府和晋宁路河中府。顺宁府元代领三县二州，州又领六县。[23]入明之后，顺宁府因为地处边疆，户口丧失，府县俱废。但所属蔚州被保留下来，洪武四年（1371）将州治灵仙县省入本州，领广灵、广昌（飞孤县改名）、灵丘三县，划归山西大同府。[24]永乐二年（1404），明朝于原来顺宁府所属保安州地置保安卫；十三年（1415），又复置保安州于卫城，属北京行部；十八年（1420），直隶京师。[25]保安州的情况，与上述龙庆州（延庆州）一致。中山府领三县（安喜、新乐、无极），无属州。洪武二年（1369），中山府改曰定州。[26]原来的属府变成了属州，这与真定路改为真定府相配合。次年，原来定州所领的安喜县省入本州，无极县在洪武元年被裁，原属保定府的曲阳、行唐二县来属。洪武四年（1371）复置无极县，属定州，但于七年（1374）改属本府。行唐县后来于正统十三年（1448）改属府。于是定州领新乐、曲阳二县。[27]河中府的情况与中山府相同。洪武元年，改晋宁路为平阳府，即于次年改河中府为蒲州，属平阳府。河中府元代领六县：河东、万泉、猗氏、荣河、临晋、河晋。明初改府为州时，省州治河东县入本州，而领其它五县。[28]明朝在元代的腹里地区分省而一分为三（北京、山西和山东），其中将原来顺宁府属蔚州划归山西大同府，仍为属州；中山府和河中府，则因为改路为府，属府相应改成为属州。这后一种情况，是明代属州的第二种来源。 　　明代属州的第三种来源，其实最为显而易见，是直接从元代的地方领属体制中保留下的的“省――府――州――县”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府”直隶于行省，不是属路的“属府”。元代河南行省在领路之外，还直领南阳府、汝宁府、归德府、高邮府、安陆府、沔阳府和德安府七府。其中南阳、汝宁、归德、德安四府，领县之外，又领州，州皆领县。南阳府领属州五，州领十一县；汝宁府领属州四，州领十县；归德府领属州四，州领八县；德安府领属州一，州领二县。[29]这四个府，南阳、汝宁二府保留了府的建置。南阳府原属五州：邓州、唐州、嵩州、汝州、裕州，嵩州于洪武二年降为嵩县，往属河南府[30]；唐州于洪武十三年（1380）改为泌阳县，仍属南阳府；[31]汝州则于成化十二年（1476）升为直隶州。[32]于是南阳府属州为邓州和裕州，各领县。汝宁府原领州五：颖州、息州、光州、信阳州，颍州于洪武四年（1371）往属于南京临濠府。[33]息州于洪武四年降为县，改属颍州，一并往属于临濠府；[34]洪武七年（1374）还属汝宁府，十三年凤阳府属光州还属汝宁府，息县改属光州。[35]信阳州则于洪武元年升为直隶州，原治所在罗山县，迁至信阳县，而废信阳县入州，领罗山一县；洪武四年往属于临濠府，七年还属汝宁府；洪武十年（1377）降为县，成化十一年（1475）复升为州。[36]光州的情况与信阳州相同，洪武四年往属临濠府，十三年还属汝宁府，后领四县。[37]汝宁府所属州县在洪武年间往属临濠府，是因为明朝初年在临濠府建中都，[38]后来因为领属距离太远，还属河南，这也就最终确定了河南省与京师（南直隶）之间的分界。也因为河南分省，德安府划归湖广省管辖。与南阳、汝宁二府一样，德安府保留了原属的随州，随州在元代领二县，洪武二年裁随县入本州，而领应山一县。[39]从以上情况可见，明朝初期，即使是直接从元朝沿袭府制的建置中，属州的建置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但“属府之州”的体制被保留下来。“省――府――州――县”的体制，是明朝直接从元朝的旧制继承而来的。 　　在河南分省而引起的归属问题中，归德府的变化最大。归德府在元朝直领县四：睢阳、永城、下邑、宁陵；领属州四：徐州、宿州、邳州、亳州。[40]洪武元年，降归德府为州（睢阳县裁入本州），其府原领之徐（领萧、丰、沛、砀山四县）、宿（领灵璧一县）、邳（领宿迁、睢宁二县）三州及宁陵、鹿邑（原亳州属县）、夏邑（原下邑）、永城、亳（同年降为县）五县一并往属于开封府。洪武二年，山东济宁府属虞城县，来属归德州。[41]洪武四年，又将徐州及所领之萧、丰、沛、砀山四县，邳州及所领之宿迁、睢宁二县，宿州及所谓之灵璧县，一并划归南京临濠府。[42]六年（1373），又将亳县划属于临濠府颍州。洪武十四年（1381），徐州升为直隶州；十五年，邳州往属于淮安府；[43]之前原属于汝宁府的州县已经还属，于是河南与京师（南直隶）的州县归属成为定局。在归德府降州一百七十余年之后，即嘉靖二十四年（1545），归德州复升为府，原来降州时裁入本州的睢阳县地，复置商丘县为附郭县；其原由归德州所领的宁陵、鹿邑、永城、夏邑、虞城五县，仍属归德府；开封府属睢州（领考城、柘城二县）来属。[44]归德府由府降州，复升为府，其间作为开封府的属州；升府之后，原属开封府的睢州来属，充分表明了属州与府之间的领属体制，以及属州在府州升降过程中所明确的层级位置。 　　上文述及的北直隶保安州、河南汝州和南直隶徐州，在明代皆为直隶州。保安州是元代的旧置。《元史·地理志》记载：“保安州（下）。唐新州。辽改奉圣州。金为德兴府。元初因之。旧领永兴、缙山、怀来、矾山四县。至元二年，省矾山入永兴。三年，省缙山入怀来，仍改为奉圣州，隶宣德府。五年，复置缙山。延佑三年，以缙山、怀来隶大都。仍至元三年，以地震改保安州。领一县：永兴（下。倚郭）。”[45]元明之际，保安州隶属于上都路顺宁府，只领一倚郭永兴县。改朝换代之时，这里是新旧两朝交兵之处。洪武四年，中书省右丞相徐达奏称：“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徒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集之。”[46]这个意见得到了朝廷的同意，于是顺宁府及所属保安州和兴州所属宜兴等县的设置被废弃。永乐初年复置保安州，直隶于北京行部，后直隶于京师，是为直隶州。这种情况，可以视为废州复置，也可以视为新置州，是明代直隶州建设的一个来源。 　　明代在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后来建立的许多直隶州，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因为都发生于边远地区。保安州在明代是先置卫，后改置直隶州，有一个从军事建置转为地方行政建置的过程。这种情况在广西、云南等省也存在。[47]在云南、广西等边远省分，还存在以土司（长官司等）改为直隶州的情况。与前者相同，这些直隶州多不领县，或领一两个县。这都表明这些直隶州具有特殊性。在这些省分，明朝继承元朝的制度，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军民府和长官司等。这些设置，或属于布政司管理的地方行政系统，或隶于都指挥司麾下的军政系统，因而具有土流相杂、军民兼顾的性质。土司土官的设置，实行的是自治政策，因此，改土归流意味着国家对这些地方直接控制力的加强。云南新化州，原为马龙他郎甸长官司，洪武十七年置。弘治十四年改为直隶州。[48]《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改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为新化州，设流官知州同知各一员，以原设长官司吏目为州吏目。时长官普源死无嗣，土人争袭，他杀不已。巡抚等官请改为州。从之。”[49]显然，改长官司为州，是因为其不能自治，朝廷不得不设流官加以管理，长官司也就改为州的建置。而直隶于布政司，表面上看因为这个长官司原本如此，但在云南、贵州、广西等省设置土司土官，本身就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设置。 　　在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直隶州始终是较为特殊的设置。这主要是由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欠发达所决定的。按照发达地区成熟的地方行政建置，府州县的设置不仅由朝廷命官任职，在政府职能上除要维持一方治安之外，还要编审户口、土地，征收相应的赋役，并设立学校，分配一定的学额等等。质言之，在户口、土地等国家财政资源尚无法管理的情况下，建府置县反而是一种累赘。在明朝，这些土司土官间或向朝廷贡献方物，但这是赋税体系之外的事情。明朝在这些地区设置土司土官，是在这些地区表示臣服的前提下任其自主自治。虽然土司大都由府和直隶州，甚至布政司领属，但与县的行政管理体制相比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事实上，许多以府、直隶州、属州、县建置的地方，其官员多用土官；即使改土归流，其所谓流官实际上也多由当地人担任。当然，明朝对这些地区在政治管理上也一直体现了贯彻国家意志的努力。首先表现为用府、州、县的建置来取代土司的设置，其次是改土归流，从制度安排和职官任用两个方面，来加强中央对这些地方的政治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平定云南，“更置云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为府五十有二”[50]，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从后来云南省府州县和土司土官的调整情况看，府最后减少到十九个[51]，一方面是因为府级管理职能的强化，可以管辖更多的州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明朝不得不对一些地方采取自治的老办法。两个方面交互作用，使得明朝对云南省的府、州不断地加以调整，其中形成了以布政司领直隶州、再由直隶州领土司的与当地政情相适合、又与整个地方行政系统的建置相匹配的体制。在云南，明代还有布政司领府、府领土州或长官司并亲领编户的情况。如镇沅府“洪武末置镇沅州，永乐初升为府，亲领编户五里，领长官司一”；广南府“洪武中置广南府，亲领编户六里。领州一”；景东府“元置开南州，隶威楚路。本朝洪武中，改为景东府，亲领编户八里”。[52]景东由路改府，而镇沅则于建文四年置为直隶州，[53]永乐四年升府。《明太宗实录》记载：“升云南镇沅州为镇沅府，合土官知州刀平为知府，置经历知事各一员。时刀平从征八百有功故也”。[54]可见镇沅升州为府是明朝对土知州的一个奖励，[55]因此这种府的建置有特殊性，镇沅直隶州原本不领县，升府之后也不领县。又如顺宁府，《明一统志》记载：“元置顺宁府，并置庆甸县。本朝洪武十五年，仍置府，后省县入府，编户二里。”[56]府制保留，但属县裁省而亲领编户。显然，这种府的设置，与直隶州的设置相比，似更不成熟。因为直隶州的一般制度是领有“本州”（亲领编户），府则不亲领编户，而将治所设在属县而形成附郭县。 　　在明代，直隶州的建置的特殊性，不尽限于边远省分。在内地省分，由于在直隶州一级，明朝主要是府的建置，因此，直隶州的建置与府的置相比而言显得特殊。终明之世，明代有一百六十个府，直隶州则只有三十个。在这一层级的建置中，直隶州的设置仅占16%的比率。在制度安排上，直隶州似乎是介于府与属州之间的一种协调性设置。在一些地方，置为属州显得不足，设为府则又不够格，两相协调，就是直隶州的设置。一个府领若干县，一般而言，领县愈多，幅圆愈广，境内的政治形势也就愈复杂。县与县之间的交界地区，往往因为自然环境的阻隔和人烟的稀少，是政府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明代对这样的地区所存在或出现的问题，后来在行政建置相对稳定之下采取设巡检司巡捕，或用州县和知府的佐贰官分防的办法来解决。但在明代初期主要是通过调整府级建置，即采取设置直隶州，由直隶州兼领若干县，从而减轻府的行政负担的办法来解决的。 　　在内地省分，作为一种制度，明朝直隶州的设置沿自元代，但其直隶州的具体建置并不直接承继于元代的设置，而是经过调整后形成的。明代湖广省区，由元湖广行省析出广西省，加上元属河南行省的中兴路、襄阳路、蕲州路、黄州路、峡州路、安陆府、沔阳府、德安府和荆门州等构成。区内从元朝接收了五个直隶于行省的州：荆门州、归州、茶陵州、耒阳州和常宁州。茶陵、耒阳、常宁三州，在改朝换代之际已降为县，虽茶陵县后复升为州，但未升成直隶州。[57]明朝对湖广等省府州县较大规模的调整，是在洪武九、十年间做出的。洪武九年（1376），降荆门州为县，将所属长林县併入，而与当阳县往属荆州府。[58]洪武十三年（1380），荆门县复升为州，仍属荆州府。[59]嘉靖十年（1531），置承天府，而将荆门州及所属当阳县和荆州府潜江县改属承天府。[60]归州则在洪武九年的调整中被裁省，其地併入秭归县，属夷陵州。十年（1377），秭归县改名长宁县；十三年（1380），长宁县复升为州，又改名归州，仍隶荆州府。[61]至此，原来从元朝接收的五个直隶于行省的州，或降为县，降为属州，都未保留直隶于布政司的建置。在洪武初期的府州县调整中，湖广省还出现一些直隶于布政司（明初为行省）的州，至弘治时尚有四个州保留直隶布政司的建置。正德《明会典》记载：湖广布政司的直隶州有沔阳州、安陆州、靖州和郴州。[62]在洪武九年的调整中，沔阳府、安陆府、靖州府和郴州府皆改为州，直隶于布政司。[63]这四个直隶州中，安陆州因为明世宗的原因于嘉靖十年升为府，改名为承天府；沔阳州则于同年改属于承天府而降为属州。所以，终明之世，湖广省只有两个直隶州。显而易见，湖广省的直隶州是在府的升降中形成的，而这些府又是由元代的路改制而来。 　　再看以下情况。《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九年四月，“革湖广汉阳府，以所属汉阳、汉川二县隶武昌府。改兴国府为州，隶武昌府；革所属永兴县。改蕲州府为蕲州，隶黄州府；革所属蕲春县。改德安府为德安州，随州为随县，隶黄州府。改峡州为夷陵州，归州为秭归县，隶荆州。改澧州府为澧州，隶常德府；革所属澧阳县。改全州府为全州，隶永州府；革所属清湘县。改道州府为道州，隶永州府；革所属营道县。改武冈府为武冈州，隶宝庆府；革所属武冈县。改沅州府为沅州，隶辰州府；革所属卢阳县。改岳州府为岳州，革所属巴陵县。改安陆府为安陆州，革所属长寿县。改沔阳府为沔阳州，革所属玉沙县。改郴州府为郴州，罢桂阳府以其地益之，革所属郴阳县。改靖州府为靖州，革所属永平通道二县，俱隶湖广省。”[64]其中汉阳府被裁省之后，不久于洪武十三年复置。[65]兴国府、蕲州府、德安府、澧州府、全州府、道州府、武冈府、沅州府，俱降为属州；桂阳府被裁之后，置桂阳县，于洪武十三年升为州，仍隶衡阳府。[66]。这些降为属州的府，除德安州于洪武十三年复升为府，岳州直隶州于次年复升为府之外，其他州终明之世皆为属州。[67]显而易见，湖广省直隶州并不直接来自元代的设置，而是在将元代的路改府之后，经过重新调整府、州（包括直隶州和属州）、县的领属建置而形成的。 　　南直隶的情况也是如此。明代南直隶地区，在元代为河南行省或江浙行省的领地。尚在明朝立国之前，当朱元璋控制了部分江浙地区之后，即置江南行中书省（1356），元代属于江浙行省的集庆路（时已改为应天府）、平江路、镇江路（时已改江淮府）、常州路、广德路（时已改为广兴府）、太平路（时已改为太平府）、宁国路、徽州路、池州路和松江府、江阴直隶州，河南行省的安丰路、庐州路、安庆路、扬州路、淮安路和高邮府，以及河南汝宁府之颍州、归德府之徐、宿、邳、亳四州和腹里济宁路济州之沛县等先后来属。[68]明朝在立国前后，将江南省皆改路为府；元朝建置的松江府仍旧，高邮府则降为属州，属扬州府。[69]在这个明初称为江南行省的地区，元代有州一、属州二十六。[70]其中江阴直隶州在明立国之前已降为县，往属常州府；[71]二十余个属州则在改路为府之后或成属府之州，或降为县，也有升为直隶州的。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升和州、滁州为直隶州之后，京师（洪武十一年改南京为京师，原所领各府均直隶京师）有四个直隶州，终明之世未改。这四个直隶州，除广德直隶州系由广兴府降改之外，[72]其它三州皆由属州升成。徐州，上文已经述及，元属河南行省归德府，领萧县一县。[73]吴元年（1367），分中书省济宁府[74]（济宁路改）属砀山、沛、丰三县来属。鱼台县一度往属徐州，后还属济宁府。终明之世，徐州领萧、沛、丰、砀山四县。[75]洪武元年，降归德府为州，所属徐州及所领四县，往属于河南开封府。洪武四年，徐州及所领四县改属临濠府。洪武十四年升为直隶州。滁州，元属扬州路，领清流、来安、全椒三县[76]。洪武初，滁州仍属扬州府，所领三县全部裁省。[77]和州，元属庐州路，领历阳、含山、乌江三县。[78]洪武初，裁省所领三县；洪武二年，又改和州为历阳县，复为和州，仍隶庐州府。[79]洪武七年（1374），和、滁二州改属凤阳府。洪武十三年，复置全椒、来安二县，属滁州；复置含山县，属和州。洪武二十二年，和、滁二州升为直隶州。[80] 　　值得指出的是，在明代的典志上并没有“直隶州”这一名称。正德、万历两个版本的《明会典》和成书于天顺年间、后（至万历年间）又有所修订的《明一统志》，都没有用“直隶州”的名称，而是以“州”这个汉唐以来就有的名称“笼统地”称谓。《明会典》的“官制”部分，记载州官只言“各州”，并无直、属之分；记载“州县”部分，各省之下开列府、州、县的数目，也未明确区分直隶州和属州。不过，《明会典》在记载“州县”的卷首云：“国初沿元制，立行中书省于外，以统府州县。州县俱隶府，县或又隶州，州或直隶省。”[81]在各省的记述中，如山西布政司，总述“州二十”，其中开列的汾、辽、沁、泽四州，与诸府同列，与其它的属府之州是分开的。《明一统志》的记载与之相同，如山西布政司，总述“本朝置山西等处承宣布政司，领太原、平阳、大同、潞安四府，泽、汾、沁、辽四州”，各府之下又分别说明领州县的数目，如太原府“领州六，县二十二”。[82]对汾、辽、沁、泽四州[83]，则分别说明其“直隶布政司”，如辽州，元属平阳路，“本朝以辽山县并入，直隶山西布政司，编户二十七里。领县二。”[84]可见，明代州制之一分为二，其意义在当时的典志中是很清晰的，只是未用“直隶州”之名而已。这种记载或叙述的体例，与明朝所修《元史》完全相同。《元史·地理志》总述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分镇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云云，其对州也是笼统言之，但在分述各省情况时，又将“州”和“属州”分别载明，如中书省所统之“腹里”，“为路二十九，州八，属府三，属州九十一，属县三百四十六。”[85]此外，《元史·地理志》在记述“州”与“属州”的沿革情况时，除有规定的格式外，[86]对“州”的记述，行文之中多所言明“直隶省部”或“直隶行省”。明朝人之所以用“州”来指称“直隶于布政司”的州，系基于唐宋以来“州”的本来意义，因此也是一种习惯用法。而所谓“属州”，倒是元明时代产生的“新事物”。 　　在典志中将明代的直隶于布政司的州径称为“直隶州”，是清人的做法。影响最大者，自然是清朝所修的《明史》。在《明史》的《地理志》和《职官志》中，将明代的州明确分别为直隶州和属州。《明史·职官志》云：“凡州二：有属州，有直隶州。”《地理志》也相应将直隶州和属州分别记载，如山西布政司“领府五，直隶州三，属州十六，县七十九”[87]。《明史》定稿于雍正十三年（1735）。就在雍正朝，清朝对州的设置发生了新的改革，直隶州与属州（散州）的体制区别更大。因此，在当时以及此后所修的典志和其他文献中，虽“州”作为指称二者的总概念仍被沿用，但直隶于布政司的州则一般都用“直隶州”一词称之。在典志中，系直隶州者一般都表明“某州直隶州”，而所谓“某州”则往往指属州（散州）。 　　在明代，“直隶州”与“属州”的区分很明确，虽然在典志中没有用“直隶州”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已经出现。《明宪宗实录》记载：“免四川诸州县官吏并各府、直隶州首领官朝觐，以频年灾荒及各边军饷劳顿故也。”[88]这里所谓“直隶州”，即指直隶于四川布政司的州。仕学全书》也说：“至本州城下无属县，凡钱谷皆自理，则直隶州、属府州一也。”[89]因此，《历代职官表》云：“至明代，诸府之外，领县而视府差小者，以直隶州称之”[90]，诚系确论。 二、明代州制的变化：制度安排与政情因素 　　从湖广和南直隶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直隶州的建置，是在“府――属州――县”的主要领属体制下，在府、属州和县之间经过调整而形成的。 　　有两个特别的例子，可以说明制度安排的主导因素。洪武年间的凤阳府和嘉靖年间的承天府，因为帝王的关系而置，置府就需要有属州属县，因此会改变往属于此的附近州县的建置。凤阳府由安丰路改置而来，但其间经过一番曲折。首先是安丰路改为寿春府，又降寿春府为寿州，同时升濠州（朱元璋老家所在的州）为临濠府，而将淮安府所属的泗州及所领盱眙、天长、临淮、五河、虹五县划属于临濠府。洪武二年立中都，又将朱元璋老家所在的钟离县改名中立县，后再改中立县为临淮县。洪武四年，朱元璋有荣归故里之举，提出将“以傍近州县通水路漕运者隶之”，分别从河南开封府、汝宁府和江南庐州府划九州十八县往属于临濠府。[91]此后又从开封府、扬州府和庐州府划了几个州县归属，并于洪武七年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并析府治所在临淮县地为凤阳县，为附郭县。于是，凤阳府蔚为大府。但终因管理不便，后来又将部分州县划归河南省，凤阳府所属之徐州、滁州、和州则升为直隶州。承天府的情况则更说明问题，为了建承天府，而将沔阳直隶州划属，其体制也有只能降格为属州。这两个府的建置，都是因为帝王的意志，但在制度安排上，既然建府，就需要有领属的州县，相应的调整也都必须符合府的建置，因此制度要素在地方行政领属体制的建设上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徐、滁、和等州最后升为直隶州的情况看，帝王意志也非无远不届。嘉靖年间设置承天府，世宗的意思也是想仿照中都而设都，却被大臣“于典礼无据”的意见所阻。[92]然而，制度因素是一个方面，归根到底，府州县的建置或调整，还是要根据地方行政的实际情况而作出。徐、滁、和三州最后升为直隶州，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具体说来，府、州、县的设置，在行政管理的层面，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户口和赋税的多寡，二是地方治安的情况。 　　中国自古就按照户口的多少，将郡县分出上下不同的等级，并根据不同的等级，配置相应的职官。降及元代，路、州、县皆因户口的多少而定出不同的等级。路分上、下，“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州分上、中、下三等，“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江南地区，则“又定其地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县也分上、中、下三等，江淮以北，“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江淮以南，则以“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府（散府）则未分等级。[93]这种将州县分别等级的制度，也为明朝所沿袭。但明朝在等级的标准上作出了改变，不再按户口而是按田赋的多少来分别府、县的等级。洪武六年，明朝分天下府为三等，税粮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二十万石以下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县则在立国之前的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已定为三等，税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六万石以下为中县，三万石以下为下县。[94]明代在区别府县等级的标准的改变，当是偶然原因所致。立国前一年，朱元璋虽已控制了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但“元季丧乱，版籍多亡”，[95]明朝对户口的登记，事在立国之后，而当时军需孔亟，地方官的职责也以税粮为重。所以，当时所定的制度是，“各县为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之下者为上县，知县从六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之下者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之下者为下县，知县从七品，丞、簿如中县之秩。”[96]这种规定，是用品级高下不同的职官来承担轻重不同的税粮征收任务，可谓是位（权）与责的一致。明朝立国之后，在将路统一改为府之后，又以税粮的多少，分别府的等级，是这一做法的沿用。其后洪武八年（1375），明朝调整府县的等级，就“以税粮多寡为例”。[97]洪武十年（1377），对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属的十二州改为县、六十县合并于邻县的改革，也是因为“户粮多不及数”。[98]这说明当时仓促间的做法，很快成了一朝定制（这或可称之为“路径依赖”）。这种制度与以前朝代的制度有所不同，但并非本质上的不同。以户口或税粮作为府县等级的依据，二者实质上一样，因为户口、耕地与税粮之间是正比例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与元朝未对府分别等级一样，明朝对州也未分等级。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民户不及三千”的三十七个州“皆改为县”，[99]没有用当时已成定制的“田粮”标准，而以原来标准即“民户”的多少为依据。是时，全国性的登记编户、土地和赋役数量的《黄册》已编制完成，所以明朝可以利用当时已获得的户口数来改置州县。但它并未对州采用与府、县相同的“田粮”标准，这与当时州的设置状况或者说元代以来州设置的复杂性有关。元代州的设置太复杂，路、府、州、县四个行政领属层级上都有州的建置，州的政区大小、户口多少、赋税的轻重，极为悬殊。明朝在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和调整上，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州的设置，它需要与府、县体制相配合，作出全面的调整。因此，一时也就难以“田粮”或者“户口”来分别等级。就像元代“散府”不分上中下等级，而有“府”和“属府”的分别一样，明朝在州的建置上也不分上中下的等级，而以“州”和“属州”分别来解决州的等级问题。当然，“州”和“属州”的体制在元代已形成，明代的“直隶州”和“属州”的体制，是直接从元代继承而来。但在整个地方行政体制中，明代的州制与元代的府制一样，处在一个较为特殊的位置。在明代，州的设置成了府县领属体制的一种补充。而在唐宋时代，府的设置具有特殊地位，可视为以州领县为主要领属体制的一种补充。经过元代的变化，再经明朝的调整，州的地位特殊化了。这是州制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明朝虽然没有直接将州根据税粮的多少而分等级，而是分别为直隶州和属州，但这两者的设置，还要参考户口或赋税的标准。在元代，陕西是设置直隶州最多的行省，计二十七。[100]然而到明末，陕西省只有一个直隶州（兴安州），且新安州是在万历二十三年升为直隶州的。[101]明朝自洪武二年建陕西行省，尚存十八个直隶州，其中十三个元属鞏昌总帅府，五个直隶于陕西行省。十三个属鞏昌总帅府的州，在明初先后往属于凤翔、庆阳、平凉、鞏昌和临洮诸府，其中多数州都降为县，如兰州在明初降为县，到成化十三年（1477）复升为州，仍属临洮府；只有陇州、静宁州和秦州三个州仍保留州的建置，但系属州。[102]直隶于陕西行省的五个州：邠州、庄浪州、宁州、泾州和开成州，在明初的改置中也分别改属于西安、凤翔、庆阳、平凉诸府，其中庄浪州于洪武三年改属于凤翔府，八年再降为县，往属平凉府静宁州；开成州则于洪武二年裁省，而以州治所在的开成县往属平凉府，成化三年废开成县，弘治十五年将固原卫改置为固原州，隶平凉府。[103]显然，明初在陕西将原来直隶于行省或鞏昌总帅府的州全部降为属州，且大多数直接降为县的建置，不再有直隶州的建置，与当地户口稀少的状况有关。以平凉府属固原州为例，这个地方元代为开成州，领开成一县和广安一州，属“六千户之下”的下州。[104]开成州及所领之广安州，于洪武二年即被裁省，只留下开成县，而开成县在成化三年又被裁废。此前于景泰三年，在以前的原州城设置了固原守御千户所，成化四年升为卫。[105]从《明一统志》的记载看，固原州不领县，亲领“编户一十里”。[106]按照《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的编制，也就一千一百民户。按照洪武十七年将“民户不及三千”的州皆改为县的规定，固原尚未达到置州的条件。当然，这只是为了说明固原州地区的户口情况。洪武十七年的规定，是有明确针对性的，不适用于后为固原州的设置，但这条规定提示了置州有户口的因素。户口或者税粮的多寡，在陕西州的升降裁改中，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明代并不单纯地按照户口多寡来置州，而是分别设置直隶州和属州，来建设其上下隶属的行政体制，还与当时置州地方的治安状况，以及与府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直接相关。明代陕西平凉府属固原州，由卫所改置而来，即这个地区出现了从军事管制到地方行政管理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联想到上文述及的京师北边的保安州的设置。事实也正是如此，明代中期，北方蒙古部族对明朝的威胁和压力，也主要在陕西北边的河套地区。河套迤西的盐池一带，又是内外勾结走私食盐的活跃地区，而固原就处于一条重要的通道之上。明朝在景泰之后在此设置卫所，就是为了加强对这一通道的控制。而弘治中叶设置的固原州，则是连续不断地用兵之后的一个产物。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将军事管制改为行政管理，制度安排也相应由军事建置转变为行政建置，这是历代以来国家统治地方的一个规律。明代的陕西和山西是西北边疆省分，尤其是陕西，边境线漫长，沿长城一带，驻有大量的卫所军队，以稳定北部边疆。西北地区的情况，与西南边远省分有所不同，这里在明代也属于边远地区，但自秦汉以来，政治发达，郡县管理体制早就深入人心。只是在宋元时代，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迅速发展，这个地区才出现人口减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在明代，由于边境定在长城一线，卫所军队的戍守屯驻，西北边疆地区出现了军事化的特殊状况。然而，一旦社会相对安定，便可以顺利地从军事管制转换为行政管理，不需要像西南地区那样实行自治政策。这一点也以从上述鞏昌总帅府属州一改而县的情况得到说明。 　　固原州没有置为直隶州，与它境内的发达程度，以及与周围的关系相关。终明之世，固原州一直没有属县，即是明证。而地处秦岭之南的兴安直隶州的设置，则可以说明另一种情况。元代兴元路金州，不领县。明初改兴元路为汉中府，金州仍为属州，先后置平利、洵阳、石泉、汉阴、白河、紫阳六县来属。万历十一年（1583），金州城重建，州名易为兴安。万历二十三年（1595），升兴安州为直隶州。[107]兴安州属平利、洵阳、石泉、汉阴四县，本是唐宋的旧县，元代裁併入金州，明代复置。[108]这说明元代这个地区户口丧失严重。明代复置县，政府所掌握的户口也较少。《明一统志》记载：平利县编户八里，石泉县编户八里，洵阳县编户一十七里，汉阴县编户七里；明朝新置的白河和紫阳二县，编户也只有八里和五里；兴安本州编户较多，有二十二里。[109]从户口情况看，兴安州并没有需要升为直隶州的理由。然而，兴安州所在的地区，在明代中叶是社会治安出现严重问题的地方。作为汉中府的属州，兴安州与湖广和四川接壤，属三省交界地区。省与省交界，甚至府与府交界、县与县交界的地区，一般是政治控制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是各地民众逃避赋役、寻求生活的“化外”之地。至明中叶，这一地区有所谓“流民百万”。[110]自正统年间始，政府已开始着手对这一带流民的治理。但问题也随着政治力量的到来而愈益严重。成化年间，政府出兵剿抚。成化十二年(1476)，政府决定在三省交界地区设置郧阳府，分湖广襄阳府属郧阳、房、竹山、上津四县来属，新建竹溪、郧西、白河三县属府。[111]其中白河县系分兴安州属洵阳县地析置，次年因“县民以南北水土不同，人不安习，请复如旧”，又还属兴安州。[112]是时(成化十二年)，又设郧阳巡抚(抚治郧阳都御史；万历二年，因事权不专而再添提督军务衔)，抚治流民，并节制三省边务。万历十五年(1587)，明朝遣陕西布政司右参议驻兴安州；[113]十七年(1589)，又派陕西布政司右参政，到兴安州抚民；[114]就是在升兴安州为直隶州的万历二十三年，朝廷还遣陕西布政司右参议驻劄兴安州。[115]而兴安州因为三省边务所关，布政司参政或参议又常驻于此，“州人以十不便条议，复以兴安直隶陕西布政司”。[116]显而易见，兴安州之升直隶州，事出特殊，与当地的流民问题和参政、参议常驻州城、郧阳巡抚等设置有关。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广东。明朝建立广东省，辖区内的直隶州在洪武十五年以前，先后降为属州、县，或升为府。[117]终明之世，广东的一个直隶州――罗定州，是万历五年（1577）由肇庆府德庆州属县泷水县升成。[118]泷水县与广西交界，明中叶“猺贼”屡乱，政府不断出兵镇压。万历五年，明朝“剿平罗旁叛寇”，即升泷水县为州，改名罗定，直隶广东布政司，并新置东安、西宁二县属之。[119]与陕西兴安州一样，广东的罗定州，还有福建的福宁州等，都是在省与省的交界地区设置的。显然，这与当地的社会治安情况与关。在明代，省与省之间的交界地区，以及一省内府与府、县与县之间的交界地区，随着“流民”的进入和开发，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这给明朝政府带来了新的问题。政府力量的跟进，不免引发进一步的动荡与不安，但最终为政府的编户齐民措施所控制。设县置府，或者说以省领府，以府领县的行政领属体制，则是这种控制力量的稳定的体现。而与府平级的直隶州的设置，显示了行政领属体制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变通性。从发展的进程看，直隶州似是走向府制的一种过渡形态。 　　从州制的沿革史看，直隶州是历代州制的直接发展，属州则是州制的一种变化形态。自唐代中叶改定以州领县的领属体制之后，州隶于道；至宋代，州县领属体制不变，州则隶于路；元代在大体上保持宋代的路、州、县体制的同时，又在路之上加设了行省，行政层级增加，州也就形成了属省之州和属路之州两种领属体制。明代承元朝之制，置直隶州和属州，虽因改路为府，又改行省为布政司，但领属关系不同的州制得以保留。以直隶于地方最高行政层级（元明为省，宋为路，唐为道）的州为直隶州的意义看，明代的直隶州制度不仅与唐、宋的州制一脉相承，而且保留了州制在唐宋时代的意义。然而，直隶州在明代的建置上却特殊化了。其特殊性，既表现在与主要领属体制的府制的比较上，又表现在设置直隶州的原因上。一种原本属于“一般性”的制度，变成了一种“特殊性”制度，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州制的沿革史上，明代的直隶州发生了由一般到特殊的变化与转型。 三、明代州制的特点：既领县又有“本州” 　　《明史·职官志》说：“凡州二：有属州，有直隶州。”所谓“属州”，即“府属州”[120]或“属府之州”[121]。在行政领属关系上，属州由府所领，隶属于府。其关系式可表达为：“府――州”。直隶州则指的是直接隶属于布政司（省）的州。其关系式为：“司（省）――州”。《明一统志》记载：河南汝州，“元属南阳府。本朝初，以梁县省入，仍旧属。成化十二年，增置宝丰、伊阳二县，直隶河南布政司。”[122]这段记载表明，汝州原属南阳府，系“属州”；成化十二年（1476），改变其隶属关系，直接隶属于河南布政司，而成为直隶州。这就是隶州与直隶州之间的不同。 　　明代用布政司代替元代的行省制度，同时继承了元代的“腹里”制度，建立了南、北两直隶，其行政事务直接由六部（明初由中书省）管辖；而此外的十三布政司（省），则为地方最高行政层级。直隶于省部和直隶于布政司的州，统称为直隶州，其行政层级与隶属于省部或布政司的府平列。这就是《明史》所谓“直隶州视府”的其中一个意思。与此一致，“属州视县”，意指属州与县为同一行政层级。明代地方行政体系，以“省――府――县”为主要领属体制，属府之州或由府所领的州，即与县平列，关系式为：“省――府――州”。当然，这也只是“属州视县”的其中一个意思。 　　所谓“属州”、“直隶州”，皆系就其“上隶关系”而言。作为一个行政层级，无论是直隶州或属州，还存在“下属关系”。明代的州，有“领县”和“不领县”两种体制。《明会典》记载，各州有“有所属县分者”和“无所属县分者”。[123]“不领县”就是“无所属县分”。没有属县的州，就与县一样，成了地方行政体系中最底下的基层政府。这一点不难理解，用关系式表达： 　　（1）“司――府――县”； 　　（2）“司――直隶州――县”； 　　（3）“司――府――州”； 　　第三式中的“州”，不领县，与县等同。可是领县之州，包括直隶州和属州，其行政领属关系，可以表达为“司――州――县”，于是州就成了一个中介的或高于县的行政层级。 　　明代的州，无论直隶州或属州，不领县的州与县一样，直接面向民众，成了基层政府；而领县的州，包括直隶州和属州，同样也直接面对民众，也是基层政府。这是明代州制中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领县之州的行政隶属关系，可以这样表达： 　　司―→（府）―→州……→(编户) 　　县……→(编户) 在这个关系式中，带箭头的黑线，表示行政隶属关系，虚线则表示统治关系。显而易见，州和县都是基层政府，二者都直接面对民众，都是“亲民之官”或“牧民之官”。在这一点上，领县之州与不领县之州一样，二者与县同等。这个共同的特点，用《明一统志》的话说，就是“亲领编户”，[124]用地方志等文献的话说就是有“本州”。弘治《夷陵州志》卷三记湖广荆州府夷陵州及所属长阳、宜都、远安三县户口云：“户四千四百九。本州一千八百一十三，长阳五百七十五，宜都一千二百七，远安八百一十四。口二万五十四。本州六千九百九十五，长阳三千二十四，宜都六千六百七十九，远安三千三百五十六。”[125]显而易出，所谓“本州”不是指包括所领属县在内的整个州，而是指由州直接管辖的那个政区。州的属县所辖的政区，对州而言是间接管辖，而它直接管辖的政区内的民户，就是所谓“亲领编户”。这与它的属县是完全一样的，当然也与其他隶属于府的县是一样的。总之，州在明代无论是直隶州还是属州，都是一级基层政权的设置。这是明代以后“州县”并称的意义所在。 　　由州“亲领编户”，或者说有“本州”，是州制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在地方行政体制的沿革史上，曾经州、郡并列，唐代中期以后，以州领（统）县，这也是宋元时代的主要地方行政领属体制。宋代以后，虽然还保留“郡”的名谓，但它主要是州或府的别称。在明代，知府和知州称之为“郡守”或“太守”，已是雅称而已，不是正式的官名，但这说明当时是将府与以前的郡（州）视为同等的建置。在制度史上，也是从郡至府作为一个层面（同级行政设置）来叙述其沿革的，这是历代一致的看法。明代的“府”确实保持了前代郡或州的地位，是地方统领县的一级行政建置；但明代仍然称“州”的一级行政建置，虽然也保留了“领（统）县”的位置，但同时因为“亲领编户”而降到与县相同的地步。“州”而“亲领编户”，这与唐宋时代的州制不同。从变化趋势看，州出现了在行政层级上下降的情况。从明代的地方行政体制看，州既领县又有本州的情况，仿佛是“府”与“县”的一种混合体制。 　　明代的州，包括直隶州和属州，就其下属关系而言，大都既“领县”又有“本州”。所以，鲁论《仕学全书》如此说：“凡州务，直隶州上视府；府属州下视县。若州属于府而所属又有县，则在府视县而在县。”[126]这前一句话，与《明史》的说法一致。在明代和清代，人们说“直隶州视府，属州视县”，强调直隶州与属州的区别，而且是以“司――府――县”这个主要行政隶属体制作为参照标准的。直隶州与府一样，直接隶属于布政司或六部，所以直隶州在行政层级上与府相等同；而“属府之州”，因为隶属于府，而与同属于府的县可以等量齐观。将直隶州与属州分别比附于府和县，确实说明了二者的高下不同。但还有问题，鲁论话中的下一句，说明的是属“属州”之县的情况，府领州而州又有属县，这是“府――州――县”的领属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属州”又怎么“下视县”呢？而所谓“在府视县而在县”一语，颇为费解。本文怀疑文中有手民之误植，应当是“在府视县而在州”，意思是属州所领之县，在府看来也是本府的属县，但归属于所属之州领辖。这样就将“府――属州――县”之间的隶属关系说清楚了。然而，在这样的关系中，“属州视县”一说何以成立呢？在此，只要将“本州”考虑进来，问题就迎刃而解。 　　“本州”与“属县”不同，它是州的“直辖区”，也就是所谓“亲领编户”。以“亲领编户”而言，“本州”与“属县”是一样，皆是直接面对民众的基层建置。这样的制度安排，似乎不容易理解，因为从自汉代有“州”之名以来，尤其是唐代将郡改州，由州统县之后，一直到明代，以至清代，州一直是高于县或领辖县的一级行政建置。而州在辽、金、元时期的变化，多所忽略。因此，由州“亲领编户”的情况，也就不易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由州亲领编户的情况，在辽、金时已出现。《历代职官表》说：“惟金代始以府统州者，其州多不领县，则遂与诸县同列。”[127]州“多不领县”，便形成“亲领编户”的情况。在元代，州而亲领编户，除继承了金朝的一些无领县的州之外，主要由以下两个途径形成的：一是将属州之县“省入本州”。如在腹里地区，卫辉路属辉州，“至元三年，省苏门县，废山阳（县）为镇，入本州”；东平路属恩州，原辖清河、武城、历亭等县，“元初割清河县隶大名府，以武城隶高唐，惟存历亭一县及司候司。至元二年，县及司俱省入州”；益都路属峄州，系金代在兰陵县所置，“至元二年，省兰陵县入本州”。[128]二是升县为州，元朝在至元二十年（1283），对江南等地重定州县的等级，“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于是升县为州者四十有四。”[129]无论是将原属州的县“省入本州”，还是“升县为州”，结果都使州成了“亲领编户”，“与县同列”的基层建置。虽然到了明代，原来由元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实行的升县为州，又都恢复了县的建置，但将原来州所在的附郭县省入本州而由州亲领编户的做法，为明朝所继承。 　　明朝的州在制度建设上，追溯其渊源，大体上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由州领县，这条线索在唐中叶以后十分清晰，可以往前追溯到东汉；另一条是辽、金、元三朝在州的设置上的变化，尤其是元朝将州的附郭县“省入”或“裁入”本州的变化，对明代的州制建设同样具有深刻影响。从历史的实际发展看，明朝代元而起，直接继承的是元朝的遗产。明朝的州制建设就是在元朝的地方行政体制基础上进行的。元朝在地方行政体制的建设上，显得较为复杂。明朝则化繁就简，使地方行政隶属关系统一化。于是形成了既领县又有本州的州制。 　　明朝的州，无论是属州还是直隶州，大多既领县又有“本州”。据《明会典》记载，计州240，其中不领县的州为65，占州总数的27%。不领县的州，又多在广西、云南二省，计47个，占州总数的19.6%。而在京师、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广、河南等沿海和中原省分，州数为89，不领县的州只有4个。[130]可见，明代中期以前，在较发达的省分，极大多数的州皆领县。而无论是领县或不领县的直隶州和属州，都有直辖区的“本州”。前文引述过鲁论《仕学全书》以下的话：“至本州城下无属县，凡钱谷皆自理，则直隶州、属府州一也。”“凡钱谷皆自理”，即所谓“亲领编户”，这是直隶州和属州都一样的。 　　从鲁论“本州城下无属县”一语，可以说明明朝的州与府之间的明确区别。此所谓“城下无属县”，是指州治城所在不置属县，而为“本州”，即直辖区；而府则一般要建一个属县，通常称之为“附郭县”。进而言之，府是一级完全的管辖县的行政建置，州则不完全如此，它既是属县的管辖建置，又因为有“本州”而与县一样。是否拥有“直辖区”，是州制与府制之间的明显区别。 　　对明朝州制的特点的考察，当然首先要看明朝的地方行政体制，在此不能光顾州而不及其他，而是要全面考察州的上隶下属的具体关系；同时需要与前代的州制相比较，考察州制的源流沿革。明朝的州领县体制，系承前代旧制，是隋唐时确定下来的制度。纪昀《历代职官表》说：“隋唐之罢郡置州，宋之以朝臣权知州事，皆以州领县。”[131]明代的州制就是在这一制度的延续。显然这不是明朝州制的特点。而明代州制中“亲领编户”的“本州”，又是在辽、金　尤其是元代已大量出现，因此也不能说这是明朝州制的特点。然而，既领县又有本州，或者说将唐宋以来州的主要体制与变化结合在一起，才是明朝州制的特点。本州制度虽然在元代已蔚为大观，但元朝将附郭县省入本州的州，往往不领县；升县为州的州，则其实不过改名而已（当然，职官的品秩提高了）。 　　简言之，明朝的州制是继承了由州统县的老传统，又发扬了元代将州分为“州”和“属州”的新传统，同时统一地建立了“本州”制度。这些因素的结合，便是既领有属县而有领属关系，又有本州而亲领编户，这是明朝州制的特点。 -------------------------------------------------------------------------------- [1]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吏部九·稽勋清吏司》：各州知州，从五品；各州同知，从六品；各州判官，从七品；各州吏目，从九品。各县知县，正七品；各县县丞，正八品；各县主簿，正九品；各县典史，未入流。 [2]《明史》卷七五，《职官四》。 [3]《明太祖实录》卷一〇六，洪武九年五月甲午。 [4]《明史》卷七五，《职官四》。 [5]《明太宗实录》卷一七，永乐元年二月庚戌。 　　[6]《明太宗实录》卷二五〇：永乐二十年七月“癸酉，皇太子免南、北直隶并山东、河南郡县被水灾粮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四十石有奇，马刍三十八万一千三百余束。” [7]《明史》卷一，《太祖一》。 [8]《元史》卷六二，《地理五》。 [9]《明史》卷一，《太祖一》。 [10] 《元史》卷五八，《地理一》。 [11]此据《元史》卷五八――六三《地理志》开列路、府、州统计，腹里和行省累计的数据为路183、府24、属府11、州60、属州300、县1125。这与《元史》卷五八《地理一》“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的记载有出入。 [12]《明一统志》卷二二，《山东布政司》。 [13]文中云170余路，系减去辽阳行省的路数（7）之谓。 [14]正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二》；卷一八，《户部三》。 [15]此仅就地方行政系统中府和直隶州而言。在明朝的疆域内，各省在行政建置中，边远省份还有安抚司等土官的设置；军政系统的卫，也控制一定的地域。 [16]《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壬午。 [17]《明史》卷四〇，《地理一》。 [18]《元史》卷五八，《地理一》。 [19] 《明史》卷四〇《地理一》：“永乐十二年三月置隆庆州，属北京行部。十八年十一月直隶京师。隆庆元年改曰延庆州。” [20]《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丙戌。案：密云、怀柔二县系明初新置。洪武元年十一月，二县并入檀州；十二月，即裁檀州而复置密云、怀柔二县。 [21]《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洪武十四年二月己未。 [22]正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二》。 [23]《元史》卷五八，《地理一》。 [24]《明史》卷四一，《地理二》。 [25]《明史》卷四〇，《地理一》。 [26]《明史》卷四〇，《地理一》。 [27]《明史》卷四〇，《地理一》。案：《明会典》载真定府属定州领县三，还包括行唐县。正德、万历两版本同。《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三年十月）“戊午。直隶真定府定州行唐县知县金鼎言：本县在府南七十里，在州东北九十里，路隔沙河，凡有事赴州，夏月河涨，冬天冰冻路阻，转往新乐县绕行，往反二百余里，动经数日，方得到府。乞将本县径属府辖。从之。”可见《会典》所载未能改正。 [28]《明史》卷四一，《地理二》。 [29]《元史》卷五九，《地理二》。 [30]《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甲戌。 [31]《明史》卷四二，《地理三》：泌阳县“元为唐州治。洪武二年二月省入州。十三年十一月，州废，复置县。” [32]《明一统志》卷三一，《河南布政司·汝州》。 [33]《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二年四月癸酉。 [34]《明史》卷四二，《地理三》。 [35]《明史》卷四二，《地理三》。 [36]《明史》卷四二，《地理三》。 [37]《明一统志》卷三一，《河南布政司·汝宁府》。案：光州原领光山、固始二县。洪武十三年还属汝宁府，改息县属光州。成化十一年析固始县地置商城县。 [38]《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二年四月癸酉：“上谓中书省臣曰：‘临濠为朕兴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县通水路漕运者隶之。’于是省臣议以寿、邳、徐、宿、颍、息、光、六安、信阳九州岛，五河、怀远、中立、定远、蒙城、霍丘、英山、宿迁、睢宁、砀山、灵壁、颖上、泰和、固始、光山、丰、沛、萧一十八县悉隶中都。”案：吴元年（1367）升濠州为临濠府。洪武二年（1369），立临濠府为中都。六年（1373）改临濠府为中立府。七年（1374）改中立府为凤阳府。 [39]《明史》卷四四，《地理五》。 [40]《元史》卷五九，《地理二》。 [41]《明太祖实录》卷三二，洪武元年五月戊戌；《元史》卷五九，《地理二》；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第98页（开封府）。 [42]见注38。 [43]《明史》卷四〇，《地理一》。 [44]《明世宗实录》卷三〇〇，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庚子；正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二·开封府》。 [45]《元史》卷五八，《地理一》。 [46]《明太祖实录》卷六二，洪武四年三月乙巳。 [47] 如广西奉议州，《明一统志》卷八五《广西布政司》：“奉议州。洪武五年省入来安府，七年复置，二十八年改置奉卫，寻罢卫，复置州，直隶广西布政司。”“向武州。元隶田州路，洪武间改置向武军民千户所，三十三年罢所复置州，直隶广西布政司。”又，云南北胜州，《英宗实录》卷九六，正统七年九月癸亥：“改云南都司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北胜州，隶云南布政司，设流官吏目一员，以州夷苦于卫司官军侵渔也。” [48]《明一统志》卷八七，《云南布政司·新化州》：“本朝初马龙他郎甸长官司，直隶云南布政司，后升为新化州，仍直隶焉。” [49]《孝宗实录卷》一七八，弘治十四年八月丙辰。《明史》卷四六《地理志》记为“弘治八年”，有误。 [50]《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闰二月己未。 [51]《明史》卷四六，《地理七》。 [52]《明一统志》卷八七，《云南布政司·镇沅府》。 [53]《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丙辰。 [54]《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己卯。 [55]另外的例子是永宁州升府。《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癸未：“升永宁州为永宁府，仍隶云南布政使司，命土官知州各吉八合为知府，盖嘉其能修职贡也。” [56]《明一统志》卷八七，《云南布政司·顺宁府》。 [57]《明史》卷四四，《地理五》：茶陵州于太祖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降为县；成化十年十月复为州，仍隶长沙府。耒阳州、常宁州洪武三年皆降为县，隶衡州府。 [58]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四月甲午。案：《元史》卷五九，《地理二》：元代荆门州“领县二：长林，当阳”。 [59]《明史》卷四四，《地理五》；《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五月辛卯。案：当阳县于洪武十年裁併于荆门县；十三年荆门县升州，复置当阳县。 [60]《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九，嘉靖十年八月辛丑：“湖广归川南逻口巡检徐震请于安陆州建立京师，下礼部议。京师之建于典礼无据，太祖发迹濠州，改州为府，较之安陆，事体相同，宜升为府治，以隆根本。于是户部请钦定府县名。行吏、礼二部，铨官铸印，令其赴任管事。割旁州县以为治属。诸应行并未尽事宜，悉听湖广抚、按等官酌议以闻。诏俱从之。乃定府名曰承天，附郭县曰钟祥，割荆州之荆门州、当阳、潜江二县及沔阳州、景陵县隶之。” [61]《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四月甲午；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五月辛卯；《明史》卷四四，《地理五》。 [62]正德《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三》。 [63]《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四月甲午。 [64]《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四月甲午。 [65]《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五月辛卯。 [66]《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五月辛卯。 [67]《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壬申：“以湖广全州及灌阳县，隶广西布政使司。”全州往属广西省，仍为属州。 [68]乾隆《江南通志》卷四，《舆地志》。 [69]《明史》卷四〇，《地理一》。 [70]《元史》卷五九，《地理二》；卷六二，《地理五》。 [71]《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吴元年四月壬申。 [72]《明史》卷四〇，《地理一》。 [73]《元史》卷五九，《地理二》。 [74]吴元年（1367）改济宁路为济宁府。洪武十八（1385），升济宁府为州，升原济宁府属兖州为兖州府。 [75]《明史》卷四〇，《地理一》。 [76]《元史》卷五九，《地理二》。 [77]《明史》卷四〇，《地理一》。 [78]《元史》卷五九，《地理二》。 [79]《明一统志》卷一七，和州；《明史》卷四〇，《地理一》。 [80]《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庚戌；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二月戊午。 [81] 万历《明会典》卷一五，《户部二》。 [82] 《明一统志》卷一九，《山西布政司·太原府》。 [83]《明史》卷四一，《地理二》：“汾州府，洪武九年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升为府。”案：《明一统志》卷二一，《山西布政司·汾州府》已作相应改动，其云：“本朝以西河县省入，直隶山西布政司，编户九十五里。领县四。”其中所领汾阳县，为附郭县，系汾州升府之时“新设”。显然，这是后来的改动，且与总述部分不尽一致。在《明一统志》成书之时，汾州还是直隶州，上引之文亦系直隶州制的表述。 [84] 《明一统志》卷二一，《山西布政司·辽州》。 [85] 《元史》卷五八，《地理一》。 [86] 《元史》卷五八，《地理一》注明其格式云：“凡路，低于省一字。府与州直隶省者，亦低于省一字。其有宣慰司、廉访司，亦止低于省一字。各路录事司与路所亲领之县与府、州之隶路者，低于路一字。府与州所领之县，低于府与州一字。府领州、州又领县者，又低于县一字。路所亲领之县若府若州，曰领县若干、府若干、州若干；府与州所领之县，则曰若干县，所以别之也。” [87] 《明史》卷四一，《地理二》。 [88]《宪宗实录》卷二〇二，成化十六年四月乙卯。 [89] 鲁论：《仕学全书》下编卷一〇，《各省文官考·省直府州县》。 [90]纪昀：《历代职官表》卷五三，《知府直隶州知州等官》。 [91]《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癸酉。 [92]见注60。 [93]《元史》卷九一，《百官七》。嘉靖《浙江通志》卷六六，杂志(历代官制)：“中统元年，併立州县，未有等差。至元三年，定万五千户之上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以下者为下县。” [94]《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吴元年十二月；卷八四，洪武六年八月壬辰；《明史》卷七五，《职官四》；卷七八，《食货二》。 [95]《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96]《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吴元年十二月。 [97]《明太祖实录》卷九六，洪武八年正月辛未：“升开封府为上府。初开封户粮数少，为下府。至是以税粮数及三十八万有奇，遂升为上府。”《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二，洪武八年十二月壬子：“吏部言郡县之上下，以税粮多寡为例。今岁粮增者，太原、凤阳、河南、西安，宜升上府；扬州、巩昌、庆阳，宜升中府；明州之鄞县，升上县；其莱州税粮不及，宜降中府。从之。” [98]《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二，洪武十年五月戊寅。 [99]《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四，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 [100]《元史》卷六〇，《地理三》。案：《元史·地理志》陕西行省下开列的直隶州为二十六个。 [101]《明史》卷四二，《地理三》。案：《明神宗实录》卷一四〇，万历十一年八月壬子：“改陕西金州为兴安州。”金州元属兴元路，明改兴元路为汉中府，金州仍属。 [102]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第60―62页。 [103]《明史》卷四二，《地理三》。 [104]《元史》卷六〇，《地理三》。 [105]《明史》卷四二，《地理三》。 [106]《明一统志》卷三五，《陕西布政司·平凉府》。 [107]《明史》卷四二，《地理三》；雍正《陜西通志》巻五，《建置四》。 [108]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八，《舆地考·陕西》。 [109]《明一统志》卷三四，《陕西布政司·汉中府》。 [110]《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111]《明宪宗实录》卷一六〇，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己丑。 [112]《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一，成化十三年九月戊辰。 [113]《明神宗实录》卷一八八，万历十五年七月丁巳。 [114]《明神宗实录》卷二〇八，万历十七年二月庚辰。 [115]《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一，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壬申。 [116]雍正《陕西通志》卷五，《建置四》。 [117]参见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118]《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丙午。 [119]《明一统志》卷八一，《广东布政司·罗定州》。 [120] 鲁论：《仕学全书》下编卷一〇，《各省文官考·省直府州县》。 [121] 纪昀：《历代职官表》卷五四，《知州知县等官》。 [122] 《明一统志》卷三一，《河南布政司·汝州》。 [123] 正德《明会典》卷五，《官制三》。 [124]《明一统志》卷八六、八七，《云南布政司》，在述及蒙化府、景东府、广南府、镇沅府、永宁府等沿革时，因其无所属州县，而用“亲领编户”说明其当时的设置。其中述蒙化府：“本朝仍为州，属大理府。正统间，复升为府，亲领编户三十里。” [125] 弘治《夷陵州志》记述其他田赋、公署、学校、兵卫、惠政等记述也是本州和属州分别言之。嘉靖《福宁州志》卷二，户口、田赋、课程、贡办等项，也分“本州”与“福安”、“宁德”分别记述。福安、宁德二县系福宁州的属县。 [126] 鲁论：《仕学全书》下编卷一〇，《各省文官考·省直府州县》。 [127] 纪昀：《历代职官表》卷五四，《知州知县等官》。 [128]《元史》卷五八，《地理一》。 [129]《元史》卷九一，《百官七》。案：由《元史·地理志》所载看，在江南等地升县为州，是在上引规定的十一年之后的元贞元年（1295）。 [130] 正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二》；卷一八，《户部三》。案：当然，明代直隶州和属州“不领县”的情况，或许可以视为“例外”。不领县的州，可以解释为只有本州而无属县，在行政级别上，因为有直隶州和属州的区别而有所不同，但在“亲领编户”方面，与县的体制一样。 [131] 纪昀：《历代职官表》卷五四，《知州知县等官》。

首先，你题目就不对，是明代州制比较混乱，清代基本大体厘清了
第二，明代州制再混乱，也没有X州辖X州的吧

“古代的州制”——这个题目的时间跨度也太大了吧，任何建置名称经过几千年的变迁，都会变得纷繁无比，当然显得混乱了。

引用第1楼chuoshi于2010-02-01 18:21发表的  :
首先，你题目就不对，是明代州制比较混乱，清代基本大体厘清了
第二，明代州制再混乱，也没有X州辖X州的吧

今天也没有X市辖X市吧，“代管”罢了

乱就乱在府属州可以辖县，而府本身就直辖县。

以前关心“省制”的时候，以为明朝的布政使司（俗称省制）是从宋朝的路制中变过来的。原来，经过元朝的一搅和，府和路还有这么一个关系。
路管州，变成了府管州。

引用第3楼zhuilang于2010-02-01 19:49发表的  :
今天也没有X市辖X市吧，“代管”罢了

在实际的行政中，“代管”和“辖”有区别吗？

有点小长，有空来看

引用第6楼chuoshi于2010-02-02 14:24发表的  :
在实际的行政中，“代管”和“辖”有区别吗？

有区别，在执行省委托“代管”的职责时，就相当于是省的派出机关了

引用第7楼临津渡客于2010-02-02 14:25发表的  :
有点小长，有空来看

直隶州 和 散州

直隶州我觉得类似直筒子地级市 散州类似县级市

不过直隶州还是会管俩仨县的，不大一样

引用第4楼到此一游于2010-02-01 20:42发表的  :
乱就乱在府属州可以辖县，而府本身就直辖县。

也就是明朝特色

引用第8楼zhuilang于2010-02-04 23:34发表的  :
有区别，在执行省委托“代管”的职责时，就相当于是省的派出机关了

这不过是理论上的吧

其实某些只辖有一个区地级市可以借鉴明“本州”的模式

明朝的州制，不应怪怪明朝，而是有金以来逐步形成的。

宋朝的州有很多州格，不同的州格有不同的地位，如节镇州、防御州、团练州等等。辽国学了些，没学全，金国在占领北中国，大力学习和改造，形成节镇州、防御州、刺史州三种，官员也不再是知州，而直接是节度使、防御使、刺史。很多刺史要接受节镇州或防御州的代管(不是现在的代管，比清朝总督管外省巡抚的代管性质要强一些，可以支配一定的军事权)。事实上对形成了州管州的原型。

元朝，哦又是元朝，在北方由于战争，元朝把金国的路拆分还不是很厉害，例如金国的太原府路(河东北路)在元朝直接是太原路(后改冀宁路)，金国的平阳府路(河东南路)也只分成平阳路(后改晋宁路)和怀孟路(后改怀庆路)。由于金的路行政长官直接兼驻地府的行政长官(总管兼尹)，所以元朝连个兼职也合并，路直接府原驻地府的县，只是在路后面带上总管府的头衔。
但南宋长江以南、三峡以东的区域来得很快，人口本身又比北方多，结果形成几乎宋朝一个府州就是一路。路的上中下分等也按北方区和南方区来分。北方的路大致还相当于宋金的路(有增析)，南方的路大致就只相当于宋金的府州军了，为此元朝又把南方大量的县升格为州，以免南方的路和北方的路一样，形成路管州的体制，但大量的县仍直属路管辖。
所以在有元一代就形成了：

路——县
路——府(州)——县
府(州)——县
路——府——州——县(只有一两例左右)

引用第3楼zhuilang于2010-02-01 19:49发表的  :
今天也没有X市辖X市吧，“代管”罢了

重庆直辖市有段时间是正式管辖四个县级市的，应该不是代国务院管的吧，好像也有9年时间

你把现在跟南北朝的行政区划对比就不觉得混乱了

旅大直辖市管旅顺市，不是代管。比重庆要早。

地方行政区划太复杂了不好分类~~~

直隶州我觉得类似直筒子地级市 散州类似县级市

现在有直辖市、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较大的市、书记为省委常委的地级市、地级市、省直辖县级市、省辖地级市代管县级市、县级市、县辖市、还准备搞副县级市

楼上说得情况，当比照古代的州县分等，跟那种名称并不一样，相当于民国时期县分等。从一些资料反映，实际共和国初期，县市也是分等的。

另提，如一楼所言，我也记得古代应该没有上位州管下位州的印象，但不知道西南地区的“土州”“土府”算不算。刚刚查了一下，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云南省有出现这种情况：

永昌府，除领保山县、永平县和龙陵厅（散厅）外，另有湾甸土州、镇康土州、孟定土州。一说孟定土州是土府，那么就出现府管土府了。
永北厅，直隶厅，领永宁土府，道光朝时又增设蒗渠土州。

清一般是府管厅（散厅），厅管府就希奇了。当然这里都是土府土州。

引用第11楼hig801于2010-02-07 17:25发表的  :
也就是明朝特色

各位还是看看元朝的再说吧，明朝的已经是对元朝的进行了简化处理啦。当然，这一切的源头，应该追索到渤海。渤海的府就已经有辖州州辖县和直辖县这两种情况，同时还有府和直隶州的存在。当然，因为各地社会进化的不均衡，行政区划本来也就因随之而复杂化。辽朝灭了渤海后，吸收了她的行政区划制度，又糅合了中原节度、防御、团练、刺史等州的分级，于是出现了节度州一方面直接管县，另一方面管各其他各等级的州。更甚者部分节度还有受到各京府的管辖（各京府本质上与节度州相同），于是元朝行政区划混乱境况的范本大体上就已经出现了。金朝进一步向中原学习，行政规划基本上恢复成3级制。到了元朝，鉴于统治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基本处于部落制度（比当年的契丹更落后），所以分封更滥。在中原许多原来实行郡县制的地方建立了变相的头下州，于是很多县的地位上升为州，为了管辖这些州，很多州府也跟着上升为府路，同时根据当时的进军路线设立了行省，于是元朝的行政区划便出现了从2级制（行省——州/县）到5级制（行省——路——府——州——县）不等的乱象。接着建立的明朝，对这种乱象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于是出现了楼主所介绍的那种状况。到了清朝，这种整理继续，于是在清朝的中后期，终于形成了事实上的四级制（省——道——府/州——州/县）。

引用第22楼keating于2010-11-21 08:11发表的  :
楼上说得情况，当比照古代的州县分等，跟那种名称并不一样，相当于民国时期县分等。从一些资料反映，实际共和国初期，县市也是分等的。
另提，如一楼所言，我也记得古代应该没有上位州管下位州的印象，但不知道西南地区的“土州”“土府”算不算。刚刚查了一下，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云南省有出现这种情况：
永昌府，除领保山县、永平县和龙陵厅（散厅）外，另有湾甸土州、镇康土州、孟定土州。一说孟定土州是土府，那么就出现府管土府了。
.......

在清代雍正朝改土归流后。土府、土州就只是名字上的事了，已经丧失了府、州本身的职能，和其他土司只有品级上的区别，没有权力上的区别了。

蒙古元朝是最亂的，明朝開始整理，清朝才整理大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