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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群体出现于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他们是来自东莞、中山和江门的17位镇委书记。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镇委书记列席省委全会,这在广东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早在2006年,东莞就曾向省里请示,让镇委书记参加省委全会,但因种种原因并未成功。2009年,东莞再度就此向省委提议,省委同意东莞、中山等市的中心镇一把手参会。多位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广东释放富县强镇改革的新信号。
新风
17位镇委书记来自三个市
记者获悉,17名列席全会的镇委书记中,13名来自东莞,3名来自中山,1名来自江门。
这17个镇经济实力均较为雄厚。以中山为例,小榄、三乡、沙溪三镇的党委书记参会,这三个镇的经济总量在中山均居前列。
第一次参加省委全会,不少与会镇委书记表现得比较兴奋。东莞市塘厦镇委书记叶锦河表示:“非常感谢省委给予我们基层干部这样的机会,回去以后将会根据会议精神好好工作。”
刘志庚昨日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称,早在2006年,东莞市曾书面请示省委、省政府,请求允许中心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省召开的、县区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当时省批复只同意参加电视电话会议。2009年1月,刘志庚再次就此请示汪洋书记,终获同意。
据悉,东莞和中山实行市直管镇的行政体制,没有市辖区和县。多年以来,省召开的、县区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东莞和中山只有市委、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结束后,再由参加会议的市领导将会议精神传达给各镇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议精神的迅速落实。
“镇委书记参会具有三层意义。”刘志庚说,首先,这表明省委、省政府对东莞的关心；其次,这对镇委书记是个极大的鼓励,因为参加全会是一种很高的政治荣誉；再次,镇委书记直接聆听指示、参与讨论,可以更为准确地领会上级的精神,对他们结合实际开展工作很有好处。
现场
镇委书记们在会上说什么
在昨日进行的分组讨论中,镇委书记们发言踊跃。
在东莞组的讨论中,叶锦河是17名镇委书记中最早发言的,他表示:“听了汪洋书记的报告,很受启发,非常振奋,但联系到工作实际,又感受到沉重的责任感。”
结合塘厦实际,叶锦河拟从五个方面贯彻落实汪洋书记讲话精神,其中一项是抓好社会管理,“如果社会管理做不好,发展无从谈起。”
然而,如何抓好社会管理,叶锦河又有顾虑。“现在要求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这样怎么能有效震慑黑恶势力呢?”作为一个基层管理者,他表示颇为怀念当年的“严打”:“如果广东执法环境更宽松一些,或许更利于社会管理。”
常平镇委书记尹景辉向与会同志介绍了该镇自主创新、城乡协调、扩大内需等多个方面的工作思路。
谈到城乡协调时,尹景辉说:“有些企业老板反映招工难、留住人才难。的确,人们的生活要求在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提供好的就业平台,还要打造适合打工群体生活的舒适环境,这种舒适环境表现为治安状况良好、交通网络畅通、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等。没有好的城市环境,很难留住高素质人才,也难吸引好的项目。”
石龙镇镇委书记冼周恩说,镇委书记列席省委全会,体现了省委对东莞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基层党委干部能参加高层会议,聆听省主要领导发言,参加小组讨论,能加深对省委工作的理解,第一时间了解省里的工作思路,落实省里部署和谋划镇区工作将更加充分。厚街镇镇委书记黎惠勤则表示,希望借此机会将基层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向上级反映,在讨论中广泛学习先进经验,更好地推动基层工作开展。
信号
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的又一波改革
对于镇委书记列席省委全会,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认为,这是广东探索省直管县的积极信号。而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江则说,镇委书记列席省委全会,这是东莞扩权强镇的积极信号。刘志庚透露,今年东莞将在全市推广石龙、塘厦的强镇扩权试点经验。
去年,东莞向石龙、塘厦两个试点镇下放事权248项,通过直接放权、委托放权、调整派驻机构管理体制、内部调整放权的方式,下放事权、扩大财权、改革人事权。扩权后,中心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试点镇主要领导按县处级配备,市职能部门驻试点镇的派出机构主要领导由镇任免。
镇主要领导级别提升以后,会不会导致管理难度增大?对此,刘志庚笑着说:“完全不用担忧,放权只会增强活力。”
继石龙、塘厦之后,南海的狮山和顺德的容桂两镇也开始了强镇扩权之旅。狮山镇镇长王雪表示,去年11月该镇开始事权下放,第一批下放了区11个部门的116项事权,主要涉及与群众、企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方面。
大批事权下放至镇,对镇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个考验。王雪提出,目前,狮山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在不大量增加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把能承接的县区级行政职能承接好。他介绍,在接权之前,政府对各部门上岗人员进行了57次培训,区主要领导也亲自到狮山进行工作对接。目前政府动作良好,所有工作人员都已到位,办公场所搬迁完成,相关领导也任命完毕,起步较为顺利。
王雪也指出,事权的承接工作仍然存在难点。由于承接时间短,工作人员对各项新工作还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事权下放以后,政府各部门全部重新调整,也要适应新的管理制度,工作上还处于较混乱的磨合期。“一个镇的人力资源与区的人力资源相比还差很多,这次下放过百项事权,人手就显得不够了,因此政府会向社会购买服务,把多项业务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去做。”王雪说。
今年,富县强镇改革的步子将迈得更大。去年12月29日,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表示:“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争取2010年上半年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地级以上市为主进行推广,并逐步在全省推开。”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对记者称,这是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广东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又推出的新一波改革措施。“富县强镇将通过下放权力,减少层次,进一步释放基层活力,激发社会活力。”
县镇一把手眼中的富县强镇改革
镇官责大权小工作难弄得百姓对我们有怨气
县镇一把手和专家如何看待富县强镇事权改革?
记者就此采访了增城市委书记朱泽君和南雄市坪田镇党委书记邓华兴。
权责不一
要创造性用好权力
记:《意见》指出,要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并积极探索实施强镇扩权。目前,权责不一致在县和镇分别如何体现?
朱:我觉得一个县长的权力其实挺大的,关键在于领导会不会用权。实际上,有个别县用不好自己的权力。比如规划权,有些地方没用好,城市规划得乱糟糟,结果却怨天尤人,说是规划权力太小导致的。如果能创造性地用好权力,就是另一番样子。
邓:一些镇的确存在权力过小的问题。比如推农村合作医疗,有些县要求各镇参合率100%,镇领导只能积极去推。但报销额度偏低等问题,镇里却解决不了,弄得老百姓对我们有怨气,这就是责权不统一导致的。
记:《意见》要求严格控制对镇级领导实行“签订责任书”和“一票否决”等事项。您如何看待这一措施?
朱:责任状不能不签,但也不能签得太多,有些硬性责任,比如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就非签不可,而且要签得越明确越好。
邓:签不签责任状得看是什么事,把责任丢了也不行。涉及到基本国策的,比如国土、计生、环保等还是要签。稳定和发展的责任,镇里不能丢。
对镇级政府放权
县里有时对镇里不放心
记:市、县级政府可通过直接放权或委托等方式,扩大镇级政府行政事务管理和处置权限,是《意见》的又一要求。您有没有放权(承接权力)的准备?
朱:一些强镇的确存在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新塘镇就是一例,它工业产值800多亿,但仍然是个镇的建制,所以社会管理往往难以管透。我们下一步会让强镇的权力更加明确,让他们集中在社会管理、规划引领、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四个方面下功夫,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管。
邓:县里有时对镇里不放心,派出不少机构到镇里,像派出所、国土所、财政所等。派出机构越多,党镇领导的权威就越弱,党委与他们关系协调得好,他们就支持你工作,反之则不然,这削弱了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要不镇里开一个会,各所长们都不来开,党委怎么领导他们?
主体功能区政策
不要一谈发展就搞工业
记:《意见》指出要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实施差别性的区域政策。县镇一把手们是不是很欢迎这一举措?
朱:实际上,增城在这方面走得很远。我们规划建设了三大主体功能区,南部定位为重点开发的新型工业区,中部定位为优化开发的文化生活区,北部定位为限制开发的生态产业区。为确保三大主体功能区建设顺利推进,我们建立健全了多项机制。
如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机制,北部山区镇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全额返还,每年把南部镇税收超收分成的10%转移给北部山区,确保北部干部收入与南部干部基本持平,让干部得益；每年安排山区镇专项建设资金各5000万元,加快北部旅游区环境建设。
再如干部绩效分类考评机制。南部重点考核工业总产值和自主创新能力,北部重点考核农业产值、服务业产值和生态保护水平,用科学的制度安排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要走进一谈发展就只有搞工业的误区。
邓:由于地处粤北山区,南雄干部工资甚至不如邻近的江西一些县,干部出现流失现象。很多项目经费,只能争取上面的支持,是“讨饭财政”。如果在税收返还上,对山区有更多优惠政策,山区发展的积极性会更强。
省编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副处长刘光大:
强县强镇不缺钱但缺权弱县弱镇既缺钱也缺权
这次是纵向简政放权
问:近日,省里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曾强调简政放权。这一轮的富县强镇、简政强镇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简政放权”有什么区别?
答:“简政”、“放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应该说这一轮简政放权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简政放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差别在于范围、维度、深度和力度的不同。当时的“简政放权”重点是实行政府与国企相对分开,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权责关系调整和变革。经过从政府与国企分开、再到放开民企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形态逐渐完成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而这一轮简政放权,在范围上从政府向市场的放权扩大到政府向社会的放权,同时通过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减少行政审批许可事项,加大加深了对市场放权的力度和深度。
从放权的维度看,这次简政放权由原来重点进行有限的横向简政放权(即“横向政府职能转变”,如政企、政事分开),开始向与纵向简政放权(即“纵向政府职能转变”,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放权)并重转变,以弥补过去纵向简政放权上力度不够的短板。
问:试点的时候,我们提的是“简政强镇”,现在新出的文件说是“富县强镇”,这一事权改革的定位主要是针对哪些县、镇?
答: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向,其范围是全省性的,将会在全省铺开。关于“简政强镇的事权改革”,拟体现分类指导的原则,以珠三角地区的镇为主,并在全省铺开。
层层报批,企业老百姓有意见
问:有人说,这一事权改革主要是集中在富县、强镇。弱县、弱镇在事权、财权方面的矛盾更为突出。改革对他们有些什么安排?
答:这次富县强镇事权改革既针对强县强镇的问题,也针对弱县弱镇的问题。
强县强镇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起来了,有钱了,但缺权,主要因为经济总量大、人口多、管理盘子大了,管理任务特别重,没有相应的就地处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层层报批,行政效率低下,企业和老百姓有意见,镇政府无可奈何。同时发达县镇也有一个向社会简政的问题,因为发达地区的各方面的基础好条件较好。
弱县和弱镇的问题是既缺钱也缺权。这次改革的措施很明确,汪书记对此项改革的内涵概括最为精准,即“简政扩权增财力”,“服务发展转职能”,我个人的体会是简政扩权是针对全省所有县(市、区)和乡镇的,而增财力主要是解决东西北地区的欠发达县镇的问题的。如我省正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不通过扩大转移支付或其他优惠政策增加这些地区的财力,是很难落实到位的,而服务发展转职能则体现了我们改革的目的。
真正的服务性政府不怕“大”
问:据我们在“简政强镇”试点地区的了解,现在不少权力是下放了,但是基层缺乏足够的人员配备来保证应用这些权力为基层服务。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答:在我国,行政编制由中央来统一核定,现行的编制管理体制还是相对静态的。对我们广东这样发展非常快的省份来说,相对稳定的编制数额和急剧发展的经济社会及管理任务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矛盾。
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破除一个对“小政府、大社会”的认识误区。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政府越小越好,社会越大越好。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说政府工作人员越少越好,而是说政府的权力应该有个限度,不能越位,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一定要放给市场和社会。
政府职能转变后,审批事项少了,社会的权利就会相应扩大,很多原由政府审批许可的事项就转化为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权利”。社会的权利变大,政府的权力变小,社会监督就会有力了,会倒逼政府里的人做好服务,服务型政府就建设成功了。比如说,弹丸之地的香港却有16万3千多名公务员。
从这个角度来说,关键还是看政府公务人员是在做什么。他是在高高在上“当官”呢,还是在给你做服务员?如果他是在做服务员,恐怕抱怨说政府人员多的声音就会少了。（记者雷辉周志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