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两会”之前召开的2010年地方“两会”上，各省(区、直辖市)2009年的“成绩单”也陆续浮出水面。纵观各地公布的数字，2009年我国又有1个省份——安徽加入“万亿GDP(国内生产总值)俱乐部”。各地经济年报数字显得格外“炫目”，大多数省份2009的GDP增速超出预期，万亿GDP成员增至14家。
近年来，中国的GDP先后超越数个G7国家，直逼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眼瞧着GDP翻着跟头往上涨，国内不少经济界人士不禁感喟称“让人欢喜，让人忧”。在华丽数字的背后，这些GDP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呢？
GDP三分之二为投资拉动
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衰退，对外需求骤减，严重影响到以外向经济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速。随着中央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投资热浪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早在去年7月16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称，2009年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4%，仅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1%。不仅增速较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上升至67%，意味着仅仅投资就占据了GDP的三分之二。
据了解，受巨额投资的驱动，钢铁、水泥、纺织等行业产能出现了严重过剩，使资金和能源造成极大浪费。加上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着“时滞”，投资过热问题没能及时抑制。中国经济依然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
事实上，GDP所能见证的，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要从全局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的素质，离不开对质量和效益的关注。
有关专家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中国经济在结构和布局上的“软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内需“三驾马车”中，存在内需疲软和过度倚重投资的问题；在三个产业梯次中，存在第三产业比重长期过低的问题；对于能源和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消耗，亦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明显弊病。
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让经济增长速度与所付出的资金、能源、环境代价保持在一个科学而合理的范围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更加良性和健康的轨道，依然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长期考验。
GDP里应有哪些“含金量”
“依据‘科学发展观’，我们不仅要追求GDP增长，更要提高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增加社会财富，努力提高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环境综合指标等，让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认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的成就也要靠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来验证。
程恩富的观点，隐含着一个目前炙手可热的新词汇——GDP含金量。
对于GDP的含金量，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表示：单位GDP牺牲的环境越小，对生态的冲击越小，GDP含金量越高。现在的GDP在统计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消耗并没有考虑进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GDP的含金量。
杨开忠强调，GDP的大小跟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越大，其含金量越高。这种方法是用“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各省GDP的含金量。
据了解，目前我国GDP的统计主要采用的是生产法和支出法。所谓生产法，是从生产过程中的工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加起来的总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2009年GDP是按生产法计算出来的。所谓支出法，是由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房地产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调整等)，以及净出口(顺差)三大部分组成。但是支出法得出GDP数字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前中国的支出法大概要两年以后，现在中国的支出法是一年以后就可以得到GDP数字。
就支出法而言，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GDP的增长比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得快。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我们GDP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包括投入和产出的效果不太好。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的目标只是想靠投资拉动GDP增长，投资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而增长方式又不合理，其结果是很多的投资才能生产出比较少的产值。同时，这种投资大部分投向对居民收入提高没有直接效果的大项目上，虽带来了巨大的GDP增长，但减少了资源可利用性，居民收入也没有太大提高。”袁钢明解释说。
袁钢明认为，“跟GDP含金量直接相关的指标就是居民收入。”而到底居民收入占GDP的多少才算合理？
“目前，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剩下的非居民收入应该占GDP的40%；但是中国刚好是倒过来的，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40%，剩下的60%是非居民收入。比较合理的结构，应该是居民收入占GDP的60%。”袁钢明介绍说。
此外，还有专家认为，就业乃民生之本，在关注GDP增长之外，更需要采取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就业增长点等促进就业的措施，实现就业率与GDP的同步增长。
上海GDP含金量最高
那么，我们怎样能计算出GDP的含金量呢？
杨开忠提供了对应的计算公式：先计算出“人均GDP”，即用“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然后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
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没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关指标。这些指标又将如何计算出呢？统计学专家说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是近似值，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
根据杨开忠提供的计算公式，《中国经济周刊》计算得出了全国各省区市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并按照先后顺序予以排列(如下图所示)。对此，有关专家认为，这大致可以看作是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
通过该表格显示，GDP含金量排名依次为：
上海、北京、海南、黑龙江、浙江、安徽、江西、西藏、广东、重庆、贵州、广西、云南、湖南、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山西、甘肃、辽宁、天津、宁夏、江苏、陕西、青海、河北、河南、山东、新疆、内蒙古
排名靠前的东部省份居多，排名靠后大都是中西部省份，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基本吻合。在这里，人均GDP是分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是分子，也就是说，人均GDP高的反而不一定好，还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的高低。
数据还显示：GDP高的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不靠前，很多还很靠后。2009年，GDP总量前5名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8位、第23位、第28位、第5位、第27位。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海南省的GDP总量排28位，其GDP含金量则为第3位。
用居民收入衡量GDP含金量的高低，这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龚六堂的观点“不谋而合”。龚六堂认为，“GDP含金量应强调收入指标，这个收入不仅包含财政收入，更要包含居民收入。在经济增长中，更要强调居民收入的增长，这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龚六堂列举案例指出，1995年—2007年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9.6%，而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长8.8%，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长5.5%；美国经济在1995年—2008年GDP平均增长2.9%,居民收入平均增长5.4%。因此，虽然美国经济增长远低于我国GDP的增长，但是人均收入的增长是GDP增长的两倍左右。
再如鄂尔多斯和香港。鄂尔多斯在2008年的人均GDP是10万元，而香港是20.9万元，在2008年GDP的增长率分别是22.9%和3.9%。可以想象，不用5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会超过香港。但是我们比较这两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08年鄂尔多斯是1.9万元，而香港是18万元。这正是为什么居民虽感觉到GDP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原因。
争议GDP
实际上，GDP反映的仅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比如一个企业生产了一些伪劣产品，这些伪劣产品又在市场上出售，这个是要算GDP的。一个建筑公司建造了一座大桥，过几年这座大桥坍塌了，那重修这座桥仍然要算GDP，因为它已经生产出来了。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事故，它会创造GDP。如果把桥栏撞坏了，就得维修，维修时就要用到一些建筑材料，这就拉动了建筑材料的生产，这样又创造GDP。如果有人员受伤，受伤人员送到医院，医院给他提供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就是创造GDP的。
“从社会角度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的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务青少年、老年人的劳务所得，与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样的价值。尤其是它把有损国民福利的‘非法生产’(例如性服务、毒品生产与交易等)隐性地内含于社会财富之中。”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副教授曹立村认为。
曹立村指出，GDP只反映经济增长的“流量”，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存量”。因而，容易产生牺牲存量，追逐增量的愚蠢行为，出现灾害、事故等损失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荒诞怪论。
“在现实经济中，坚持唯GDP论，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标杆。然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GDP的高企，必然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造成GDP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严重背离。”程恩富代表强调。
据介绍，目前国内对GDP批评最多的集中在两方面，第一，GDP生产过程要大量的消耗资源，所以人家提出来，创造GDP过程消耗了这么多资源，应该把资源的损失从GDP里扣掉。第二，创造GDP的过程对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希望在GDP中把环境的损失从GDP里扣掉。
同时，以GDP作为代表的SNA(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总量指标只测算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成果，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如:各种各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GDP中；各种各样以逃税漏税为目的、产品合法的非正规性生产价值在GDP中也无法加以反映，尽管它们实际能够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所得。
因而，程恩富代表认为：“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建立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以引领经济的科学发展，现行的GDP难以担此重任，因为GDP存在严重的福利缺失。”
据介绍，当前各地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热衷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仍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完全摆脱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拼资源、拼人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还没有完全转变到依靠科技自主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
同时，由于上级对下级的考核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GDP增长率成了衡量各级政府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此外，由于改革还不完善，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制约制度，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利益一味追求GDP增长。
程恩富代表认为，这些都为GDP增速“造假”制造了动力，他建议应把GDP指标从地方考核指标中“删除”。
事实上，GDP“诟病”并非GDP指标本身，而是某些地方政府对GDP的“顶礼膜拜”。
有专家指出，某些地方官员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便不顾及民生与环境，不顾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因为GDP指标在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人们才学会在评价指标的指挥棒下，如何通过看得见的GDP指标去表现自己的功绩与成绩。虽然认识到GDP统计并不全面，应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标。
以2006年为例，全国GDP增速11.8%，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7个地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仅有三个省、区低于平均增速，另有一个与平均增速持平。在2007年，全国GDP增速12.2%，多达29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增速，只有一个黑龙江省，以12%的水平“垫底”。
而2008年，全国GDP增速开始公布为9%，后调整为9.6%。全国31个省、市、区的最初数据没有一个低于全国增速的。即使以后来调整的全国增速9.6%为依据比较，也仅有一个四川省略低于全国增速。
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全国29个省市区中，除山西外，其余28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都高于8%，都“顺利”完成了“保八”任务，其中26个省市区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不应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核。我们应该构建GDP指标、效益指标、公平指标、环境指标以及幸福指标等一系列指标来综合衡量，而不是简单地以此代彼，这样势必会造成新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建议。
曹和平认为，各省GDP排名应该有个加权矫正系列指数，使其指数能够首先反映区域经济的存量规模，作为基础参数排名。但是，在增量速度上，应该加上速度调整系数。在速度调整系数中，应该区分短期调整系数和长期调整系数。比如，环境保护、水和其它资源系统的可持续与否。
据了解，目前，中国GDP核算采取分级核算体制，存在地区GDP核算易受地方干预等弊端，地方GDP之和常常大于全国核算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将抓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DP方案。
SNA体系
它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据，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认为创造的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都是创造价值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