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级体制、县级工作量、市级要求”成为这些强镇体制运行的一个真实写照。于是，摆脱体制的羁绊，向上要“权和钱”成了这些强镇发展的内在诉求
《 瞭望东方周刊 》 记者钱亚平 | 浙江温州报道
时隔三年后，温州再提强镇扩权。在乐清市柳市镇、瑞安市塘下镇、永嘉县瓯北镇、平阳县鳌江镇、苍南县龙港镇，老百姓茶余饭后都在议论一个话题：以后我们是叫镇还是市？
今年2月下旬，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表示要把上述五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这被外界解读为温州开始锐意推进小镇城市化进程，强镇扩权再次提上议程。
然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温州当地采访获悉，邵占维提出“镇级市”概念后，塘下镇的试点镇身份仍未获得瑞安市批准。同时，知情人士透露，“镇级市”改革尚需经过温州市委常委会议通过，个别细节也许还会发生变化。
“镇级市改革还有待时日加以检验。”龙港镇党委书记林万乐告诉本刊记者。塘下镇g-over-n-ment的一名工作人员则直言不讳：“镇级市改革与2007年开始的小城镇试点没有太大区别，换汤不换药。”
在温州“强镇扩权”冲动的背后，试点镇与县市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好比“大人穿小孩衣服”
温州苍南龙港镇，狭窄的车道传出嘈杂声浪，人力车、摩托车和私家车争相抢道，货车毫无秩序地停靠在市场和商铺门口。
然而，这里任何一个貌似普通的行人，都有可能是个身价几千万甚至过亿的生意人。
龙港镇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已将近40万人，规模与温州泰顺、文成两县相当，而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则分别是泰顺、文成两县的两倍多。
软环境与经济实力倒置，龙港镇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其他试点镇。在塘下镇，20多年前建成的塘川街路面破损不堪，但因缺乏资金未能动工改造；在柳市镇，物流货车因为道路狭窄连掉头都很困难。
“以经济实力作比照，温州这些乡镇的城市化建设水平绝对位列全国末尾。”在温州本地论坛上，网友甚至如此感慨。
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落后成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2003年起，柳市镇的许多企业开始外迁，一些企业把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迁到了上海等地；更有甚者，整体搬迁离开了柳市。
计划经济体制沿袭至今的乡镇g-over-n-ment权能已无法满足强镇的社会发展需求。环保问题、村镇规划、安全生产、用水供电⋯⋯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切问题，乡镇因囿于权限均无法解决，只能上报上一级主管部门。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林万乐说出了乡镇g-over-n-ment的无奈。
更要命的是，乡镇缺乏独立财政权，直接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及其他社会保障建设严重滞后。
2007年柳市镇财政总收入达到10.87亿元，但留给镇里的却只有9500万元，还不够人员工资(包括教师)和办公经费开支。捉襟见肘的镇级财政根本无力负担大量公共建设，更别提扩大发展。
“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设施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需要有公共财政作为保障，但原先的财政体制束缚了乡镇的权力。”温州市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室教授金勇兴告诉本刊记者，“这就好比人长大了，但总不能一直穿小孩衣服吧。”
“镇级体制、县级工作量、市级要求”成为这些强镇体制运行的一个真实写照。于是，摆脱体制的羁绊，向上要“权和钱”成了这些强镇发展的内在诉求。
屡次夭折的强镇扩权改革
温州强镇扩权改革，肇始于十多年前。
当时，龙港不锈钢、柳市电器等早已是全国闻名的经济集群。但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这些强镇的社会管理却仍停留在农村小集镇层面。
1996年，作为农民自费建城样本的龙港镇，被国家11个部委列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
龙港镇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小金库”和县里“委托授权”的部分管理权限，迅速跃升为温州第一强镇。迄今在龙港的高楼大厦中，很大一部分仍是那时候建造的。
然而，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定伴随着矛盾，县(市)镇之间传统的条块分割体制并不那么容易理顺。“听镇长的还是听局长的”，始终是个问题。
几年后，苍南县g-over-n-ment全面收回了曾经下放给龙港的“部分县级管理权限”，所谓的“改革试点城镇”被架空，镇金库也成了一个只有外壳没有储备的空架子，龙港的经济水准陆续被其他镇区超越。
同样的尴尬也出现在其他强镇。在塘下镇，2003年设立的乡镇级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曾被授予相应的审批权限，瑞安市相关职能部门均派驻窗口工作人员。但不久，审批中心的权限相继被有关部门收回，窗口成了收发室和咨询室。
县(市)镇、各职能部门间的利益之争，最终让“放权”流产。
2007年，浙江开始自上而下推动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温州强镇扩权再次提上日程。
当年4月，浙江省g-over-n-ment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要求财政、土地、投资项目核准等10项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141个中心镇，柳市、塘下、瓯北、鳌江、龙港五镇均位列其中。
《意见》用八个字来表述扩权的基本原则：依法下放、能放就放。
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意见》仍停留在文件阶段，温州及各县市既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和细则，也没有下放县级权限。塘下镇一名官员对此十分愤懑：“所谓的中心镇试点并没带来任何成效。”屡试屡败，温州市强镇扩权再次回到原点。值得一提的是，同批作为浙江省中心镇试点的绍兴钱清镇，因为获得了独立的财政权、行政审批权等，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强镇扩权一年后，该镇可用资金从6000万元激增至近3亿元。
“穷爸爸”是否愿意放开“富孩子”
各个强镇发展趋缓、外市乡镇迅猛超越，让温州各级g-over-n-ment不得不临危思变。今年2月，“镇级市”的提法迅速引起广泛关注，也被认为是温州开启强镇扩权的明示决心之举。
实际上，2009年6月底，温州就已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规定：试点镇的党政一把手将“升级”，试点镇的书记进入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g-over-n-ment常务会议。
“镇长第一次被明确为副县级干部，是此轮改革最大亮点。”龙港镇党群办主任吴绍周认为，行政级别的上调将保证改革的稳定性。
此外，县(市)派驻强镇的机构要建立分局。在权限方面，实行分局审批、县局备案。2010年1月，龙港镇率先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涉及26个部门137项行政审批项目可以就地办理。
然而，放权仍被质疑并未触及体制框架本身。塘下镇组织委员陈晓峰告诉本刊记者：“所谓放权，是下放到县(市)职能部门在强镇的派驻机构，并没有真正下放到镇里。”也就是说，是通过县(市)部门领导兼任或“升级”派驻部门负责人，来解决镇级管理部门缺乏执法、审批等权力的问题。
即便是此类并不彻底的“放权”，也是强镇与县(市)多次激烈谈判的结果。
据了解，龙港镇要求苍南县下放88项权力，但批复通过的只有49项，镇里得到的权力仅有8项；在鳌江，40多项放权要求只批复了20项，权力依然集中在分局和便民服务中心。
塘下镇的强镇扩权试点至今仍未得到瑞安市委市g-over-n-ment的批复，这不禁让人担心此番改革会不会重蹈2007年的覆辙。
“穷爸爸富孩子，没有哪个爸爸愿意把这些利益拱手相让。”金勇兴对此颇为担忧，五个试点镇都是当地的经济中心，其财政收入几乎占据各县(市)的半壁江山。如诸多鞋革、服装品牌企业云集的瓯北镇，更是贡献了整个永嘉县70%以上的财政收入。“改革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县(市)的实际。”
“如果县(市)自身的权力和实力都不够大，强镇扩权怎么可能一步到位？”林万乐对此也不乐观。
浙江财经学院讲师姚莉认为，要使乡镇一级获得相匹配的财权和事权，“权力下放的主体不应局限于县级g-over-n-ment, 它必须向上扩展到市级甚至省级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