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非枷索 刻舟求剑几时休？
在各种
行政区划改革的意见中有一 类主张历史、文化区、方言区、划分行政区的意见。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文化
分省论” 。这一 观点受到坛友广泛批评，我也坚决反对这种意见。
（1）行政区划改革不是一刀二断！
首先，观察一下海南和重庆建省后对传统文化有何影响？
四川省和重庆市同属于川文化，虽然有川巴之差，但是差别不大。那么，重庆建市是不是“割裂”了川文化呢？
重庆建市后，方言照样讲，川剧照样唱，变脸照样演，重庆火锅照样吃；龙门阵照样摆；麻将照样耍；一切文物古迹照样保护。重庆和成都的
经济文化往来一如既往。重庆建市的实践证明：行政区划改革不仅没有割裂川文化，而且促进了川文化的发展交流。
同样，海南的建省对粤文化也没有任何损失。
再来看一下河北省：河北省千里平原，历来就是开放地区。北部是京津文化圈，南部是中原文化圈，方言与河南接近。而西部是晋文化圈。所以，河北地方文化是融合型的。
文化比较特殊的是张家口，张家口原是察哈尔省会，1955年划入河北。他们的察哈尔方言特别难懂, 他们喜欢听二人台, 喜欢吃山西刀削面，与河北其他地方差别较大。但是，这丝毫也不防碍张家口其他方面的工作。例如: 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民间交流， 一切正常。所谓地域差异，仅此而已。
前新日子我们这里来了一辆张家口的卖煤的汽车，那个张家口人叫卖的怪腔怪调把我们本地的一群妇女笑得前仰后合！真的笑出了眼泪！结果他们那车煤转眼之间就卖完了！（可惜，张家口语言的艺术价值还没有被相声演员发现，滦河人做一个大胆预测：下一个在相声里大出风头的方言就是张家口话！等着瞧吧！……跑题了！）
河北各地文化水乳交融。河北省内，从来没有什么文化差异之类的话题。我们这里有一位张家口的架线工人,工作几十年乡音不改，和本地人相处融洽。
重庆海南和河北的实践证明：行政区划的变动不是一刀二断！不论是各类分省方案还是
流域方案都不会在任何意义上损害历史文化。
（2）大发展、大交流、大融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今天的文化交流吧：
普通话以空前的规模普及，南方从电视上看南方的普通话水平一点也不低，南方中小学学生讲的普通话相当标准, 比北京毫不逊色； 农民讲的普通话也能够听得懂 。南方和少数
民族的普通话已经相当普及。
今天，新疆的歌舞、西藏的民歌、蒙古族的音乐、安徽的黄梅戏、青海宁夏的花儿、广西的刘三姐、
东北的二人转以及众多的地方艺术早已唱遍全国，而且进入中小学的教材。
全国到处都在吃兰州抻面、四川火锅；还有加州牛肉面、肯得鸡、麦当劳、比萨饼……。
少数民族姑娘穿高跟鞋，蒙古小伙骑摩托放羊，马背上的民族已经变成摩托民族！汽车民族！
中国人试着吃西餐、穿西装；外国人学习用筷子、吃饺子、学武术。
在大发展、大融合、大团结的新形势下，所谓“地方文化认同”已经大大淡化，那些曾经的世外桃园的人们既走出山门，甚至走出国门，又开门迎接客。今天，哪里 人不外出？哪里没有外地人？浙江商人跑遍全国，走向世界！新疆、西藏、内蒙的旅游区正在用英语迎客。
今天，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真是史无前例！
世界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行。世界各国都在互相学习。
另外，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大，各民族的居住地域也越来越相互渗透，相互包容了，单一民族、民系的地域越来越少，所以单纯按照民族分布来划分行政区的做法是没有前途的。
今天如果哪个地方、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还封闭自守、孤芳自赏，那么他就必然落后于时代。中华民族正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互相学习交流融合而发展进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文化要继承保护，更要发展融合。
（3）洞中方几日 世上已千年！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历史，同样是中华文化，虽有差别，但绝对不是互不相容！
一些学者看不到历史进步，脱离现实，发思古之幽情，煞有介事，故做深沉，片面强调历史文化的形成和传承，过度渲染、甚至垮大地方文化差异，而看不到地方文化的兼容并存；看不到空前规模的文化融合：
一些学者片面强调历史地方文化，只讲地方文化，不讲中华文化，既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刻意强调地方文化，主张在行政区划改革中，建立所谓文化区，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小生产意识，这是一种井蛙式思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上，封闭的小生产环境产生了方言和地方文化。今天在高科技的信息时代，方言已经没有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各种方言必然融合，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还用行政区划的手段去保护封闭落后。适应方言呢？
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和以历史文化划分行政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洞中方几日 世上已千年！时代巨轮破浪前进！别人走出家门闯世界，你还在历史的书斋洞穴里摇头晃脑，之乎者也，孤芳自赏，坐井观天！
一位山西作家讲得好：乔家大院已经成为历史！山西人还是好好看看：我们挖煤炼焦把汾河折腾成为什么样子了吧！
（4）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你要哪一段？ “历史文化分省论” 受到坛友广泛批评后，又有人主张“适当考虑历史因素” 那么怎样才算“适当考虑历史因素” 呢？
如果对这里“适当考虑”，那么也要对那里“适当考虑” ！大家都要“适当考虑” ，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
办法“适当考虑” ！ 就会陷入永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样有完吗？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
哪里没有历史？
哪里没有辉煌？
哪里没有名人？
哪里没有文化？
哪里没有特色？
如果你要求所谓“适当考虑历史因素” ， 那么，我们要问：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你要哪一段？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差别能够有多大？
你能够学习英语，为什么不能学学普通话？
你能够吃意大利的比萨饼，为什么不能尝尝蒙古奶茶？
你能够唱美国的流行歌曲，为什么不能听听外地民歌？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
变化！历史就是某个瞬间！历史可以定格，但是不会停止前进！
什么叫历史沿革？历史沿革就是变化的历史！就是不断演化！难道封建时代能够不断变革，在改革的年代反而不能改变？事实上，历史上的区划变动早已突破当时的“历史沿革”。研究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而不是刻舟求剑、作茧自缚。
（5）要重视流域文化研究 周振鹤先生指出：
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有几位网友建议的客家省受到很多批评，我也不赞成方言省。但是，后来发现韩江是客家聚集区，韩江称为客家母亲河，大家建议的客家省就是韩江流域。可见，流域区、文化区、行政区是基本吻合的。
但是，周振鹤先生同时也指出：
所谓文化区并且没有明确分界线，不同文化区互相渗透，交融，潜移默化，形成方言衔接过渡地带，不可能与行政区完全吻合。 山西运
城市民歌河南味，河北涉县唱山西民歌，承德爱听二人转。
这说明文化是互相渗透融合的，不可能划分出来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又怎么能够按照文化区划分行政区呢？
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行政区划的变动不会损害传统的地方文化。不论是同一文化区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还是不同地方文化重新组合，都不会影响地方文化保护和发展。
即使对民族区域及文化方言区域进行一些不可避免的拆分与拼合，也不会对民族、文化、方言等特性造成多大的影响。流域区划有利于文化融合
行政区划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背景。纠缠历史就会是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跳出历史才能轻装前进。
在空前的生态压力下，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自然与社会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彻底抛弃违背自然规律的“犬牙相入”的区划摸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再去埋怨古人！
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
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face=黑体]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face]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
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
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
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
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
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
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
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
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
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
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
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寖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
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
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
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http://yugong.fudan.edu.cn/article/list.asp?id=29 真正有生命的地域文化会成为人类共同文明一部分 葛剑雄 ■整理 陈 苏 朱静燕 朱梁峰 摄影 袁培德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好食面食，湘西吊脚楼，客家土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什么是地域文化？有什么特点？怎么形成？有什么价值？对未来有什么影响？
12月15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多年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研究的葛剑雄做客南湖文化论坛，为你一一解读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什么是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特点的文化类型
近年各地都很重视文化建设，特别珍惜本地文化。大家都知道，往往本地文化有独特的魅力。
什么是地域文化？
所谓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特点的文化类型，和周围其他区域相比，是有明显差异的。两千年前的人就已经注意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提到一句谚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简单地说，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它只是“风”，往往走出一百里，就是另一种“风”了，但如果它已经成为“俗”，那么它可能就是更大的范围，才能体会到那里有不同的“俗”。
“风”，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流行，或者风尚，所以它的特点是不断地更新，它是多变的，
“俗”，就是习俗、习惯，它就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传统。
光是“风”，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文化，一般来讲，要是“俗”，才能成为地域文化，我们现在讲风俗，并没有把两者严格地区分开。
大的文化区域，汉文化区或者说华夏文化区，这就不仅包括大部分以汉族为主的区域，也包括现在已经在国外，但历史上长期通用汉字，以汉文化为主的区域。
一般讲的地域文化区，往往是以古代的一个国或者古代的一个地名来命名。比如吴文化区，就是春秋战国时吴国的核心区。再往下，称之为文化样区，或者直接叫文化区，一个文化区里还可以再继续分，这些分得比较细，更有特色。有时一个省，甚至一个县，包含多个不同的文化区。
还有些特殊的情况，我们称文化岛。它周围都是其他文化，就那一小块地方有种特殊的文化。比如近代有些租界，比如青岛、庐山牯岭这一带。西南还有些地方，明朝曾经在那里建过营，人口都是来自其他地方，并且不与当地通婚，时间长了，就形成了屯堡文化，这些文化往往既不是来自于迁来的母地，又跟周围不同，这也是一种特色文化。
地域文化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空间范围内跟周围不同，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它有几个重要因素是共有的。
地域文化有什么特点？通过方言、饮食、民居、婚丧节庆和民间信仰体现
第一个特点是方言。
中国的方言千差万别，特别是南方。以浙江为例，杭嘉湖以前称为下三府，其他叫上八府，下三府的话，即使有些发音差别，但基本还能听得懂，但上八府的话，就听不懂了。
讲地域文化离不开方言。方言产生于人际的交往。大家都用同样的语言，没有阻碍地交往，有这样一种媒介，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文化心态。文化最大的妙处就是它离不开人的活动，即使是物质文化，也是跟人，跟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才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方言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南方方言多于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大于北方，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传播，不断形成新的方言区。许多南方城市，方言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现在的普通话，保留的古音不如南方方言。我们做个实验，念首唐诗，用普通话会有许多不押韵的地方，用嘉兴话往往是押韵的。吴方言比普通话更加接近唐朝话。古音有平上去入四声，普通话入声已经没有了，嘉兴话则分得很清楚。
方言既然是人际交往的媒介，往往以方言为基础形成地域政治集团。政治家也是人，他如果跟人讲话，老听不懂，中间还得加个翻译，他还能讲最核心最机密的话吗？所以他总要用至少能听得懂自己话的人，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个个地方或地域政治集团。维系这些政治集团的当然是共同利益，方言则是媒介。比如西汉，汉高祖刘邦老家江苏丰县，后来迁到沛县，他手下大多是丰沛故人；近代北洋军阀则按地域划分为直系、皖系、奉系。
现在很多人说要恢复地域文化，保护方言，当然没有错，但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过分强调地域文化，也有不利的一面。如果当初秦始皇不统一文字，可能今天就没有中国，而是分裂成很多小国了。
地域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饮食，指的是民间日常饮食，而不是官方的、富人的、特殊场合的饮食。一般老百姓只能就地消费，民间饮食才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特点。它是以当地的环境为基础的。比如北方以面为主，南方以米为主。现在不少有地方特色的饮食，往往是长期物质极其匮乏的结果，是早期偶然的或者不得已因素造成的，到后来逐渐形成特色风味饮食。
我们说的饮食文化，不仅指饮食本身，而且包含进食的方式。比如北方很多民族蹲着吃饭，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保留着这一习惯。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了，也就不同了，现在不少地域文化都已经消失了。
地域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民居。和饮食一样，官方建筑、公共建筑、祭祀建筑不能算，都是有一定规格的，不能反映地方的实际。我们讲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都是指民居。民居要满足两个条件，要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要为平民所能够承受。马家浜和河姆渡这一带的干栏式建筑、湘西吊脚楼、北方窑洞、客家土楼，都是如此。
也有将外地建筑引进来，适应地方特点，成为地方民居的一部分，像上海的石库门。石库门实际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太平天国时，很多难民逃到上海，租界人口大增。英国人根据英国连排式的建筑来设计，考虑中国人的特点，这就成了上海地域文化的一个特点。
再一个能够反映地域文化的就是婚丧节庆。虽然日常生活大家尽量保持传统，但一到婚丧节庆，往往不惜工本。再穷的人，一到这个时候不得不花点钱，来保持这个传统。时间长了之后，这些礼仪已经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了。
有的人迁到了很远的地方，他们还要保持原来的婚丧节庆习俗。2007年，我到吉尔吉斯斯坦，遇到一支东干人。一百多年前，陕甘回乱的时候，有一万多人逃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现在已经有十几万人了。我们去一个村，他们给我们看录像，嫁女儿的时候，一切还是陕西的风俗保留下来。为什么在异族的地方，语言基础都没有了还把它保存下来？他们把这些作为一种信仰。
民间信仰是第五个特点。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确，中国的宗教信仰基本都是外来的，道教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宗教。但民间是有信仰的，简单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北方蝗虫成灾，人们就想出来，蝗虫多的地方就供奉刘猛将军；黄河泛滥，就要祭河伯；山洪多的地方，比如山西就祭祀许真君；四川也有地方神，二郎神据说是李冰的儿子，就祭二郎神；江南养蚕，供奉蚕花娘娘；福建的妈祖，专门保佑海上平安，妈祖在上海、天津也有，但脱离了海运，名称也有所变化，越南的灵姆庙，其实就是妈祖庙。
地域文化靠什么传播？移民是地域文化传播的主力
嘉兴的地方特色与湖州不同。有个日本学者专门到嘉兴调查，他发现太平天国以后，嘉兴来了一批外来人口，有的没法和当地融合，就做了渔民。他们信仰刘将军，造刘将军庙。这样的神，信仰就是很小的圈子，这就反映了地域文化的产生过程。
现在一种文化它的范围往往就比较大，以前范围较小，主要是因为交通条件和自然环境。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方言调查、民间文化调查，往往不能在大城市找到，一定要到最偏僻的地方，或者少数民族地方，最好不要通公路的。孔子把这叫“礼失求诸野”。礼，你已经找不到了，野外远的地方还有。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旧景观保护得较好，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周庄，以前周围都是水路，它和上海隔得近，但中间都是大的湖泊，交通不便，东西就保存得比较好。
这种地域文化，如果它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你想要人工保护，是保护不住的。很多移民，移来移去大多数改变了，就是这个道理。
文化靠什么传播？到目前为止，最主要还是靠人，现在手机、电视、网络这些也能传播文化，但最重要的、最活跃的还是人。古代移民就把一地的文化带出去了，尤其是其中杰出的移民。移民来自发达地区，那么它就会很快改变整个地方，改变土著的文化。嘉兴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就是来自两宋时期——南宋初期的北方的移民，那个时候江南沿海一带还没有好好开发，而从南京下来到杭州，到绍兴、宁波这一条线，开发比较早。
如果移民多元，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地方文化，比如说近代的上海。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大批移民去了，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也有其他地方，还有外国人。大多数人是拥有相当高的技术、文化管理能力或技能的人，把西方的艺术都带过来了。而且它是多元的，任何一种移民集团都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到别人头上，就互相吸收优势，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在说上海
“海纳百川”，你不纳行吗?迫使你一定要开放，一定要吸收，否则你就站不住脚，你就不能够发展。
地域文化产生的原因还受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的影响。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往往是通过地域文化形成制度，甚至是强制推行的。另外，还受民族、宗教、外来文化的影响。印度、巴基斯坦的佛教，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多雕塑和希腊的雕塑没什么区别，不少都是裸体的，但到中国就变了，印度的飞天是裸体的，到敦煌就半裸了，到了洛阳就穿上衣服了。
地域文化能全部保存吗？一部分会消失，趋同不可避免
地域文化构成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伟大的生命力。这么大的国家，若仅仅只有一种文化，不可能适应这么复杂的地域范围，也不能适应各种民族。
所以，我们现在生产、生活如果都能因地制宜，也符合低碳环保的理念。地域文化就是这样，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有很多智慧在里面，有利于保证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读的儒家经典《尚书》，《尚书》是如何保存下来的？秦始皇将《尚书》都烧了，有一个姓傅的老先生，在秦朝当博士，靠自己的记忆把它背下来，等到汉朝时征集民间典籍，朝廷请他将《尚书》背出来。
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如果有，不管怎样，我们先保存下来，这就是地域文化的价值。
地域文化会怎么发展？结论是不乐观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运输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加快、信息手段的进步，一部分地域文化将消失，地域文化趋同不可避免。现在高铁那么快，嘉兴与上海形成半小时圈，文化产业搬过来，相互定居，到最后差不多同城化了，能保留什么特色呢？有的人很天真，全部要保存。我说全部保存不可能的，包括方言，有的上海人要保卫上海话，你保得住吗？有很多词汇就是外来的，你能不用吗？人接触多了，共同语言总是需要的。实在没办法保存怎么办？用技术手段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方言用录音保留，或者拍成录像，至少比完全消失好得多。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以前的保护是消极的保护，我们今后要积极地保护。但是我们要明白，新的地域文化还是会形成的。真正有生命的地域文化，会转化成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一部分，对这一点我们也要有信心。举个例子，中国的豆腐，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时，没几个人知道，但现在我去美国超市，一说买豆腐，大家都知道。可乐、功夫都是这个道理。
有些东西却不同。我去一个美国教授家里，挂着一幅中国书法，我告诉他挂倒了。他说，没关系啊，挂着很好看。还有的美国人家里供一把夜壶，他觉得造型很漂亮。
你要相信，真正有生命的文化，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它是会传播的，甚至包括宗教。
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的地域文化当中可能蕴藏着我们今天还没发现，还没了解的财富。如果我们理性地对待，相信一定能够使当地的地方文化既得到充分保存，又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