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商奄史迹与价值
刘 岩 鲁 凤
商族，源于东夷部落，所谓“东夷”是在夏代立足中原，后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对周边地区的贬称，随着称谓的惯性，历史性地保留至今。
东夷先商部族是强盛的,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推翻了夏建立商王朝。商代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朝代，从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自天乙（汤）至帝辛（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经历了将近六百年。据史料文献记载，商朝始都于亳，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有的都地没有定论，学术上颇有争论，但其中的第四次迁都说，南庚“自庇迁于奄”之奄都，则被史学界认同为山东曲阜。
一、关于奄国的起源及史籍中商奄问题的想考
早在上古时代，就有人类在曲阜一带生息劳作，开拓了早期的物质文明，古代东夷许多族部落在这里生活居住过，并呈现出相对集中的地域，从大量的史籍文献中可窥一斑。
1、奄国的起源问题。奄国起源于何时一直困扰着史学界，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仍在探讨疑惑之中。然而，奄地在商王朝没有建立形成以前，是这一时期势力较强的东夷方国，则毋庸置疑，也被大多数史学家所认可。
《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
据《竹书纪年》、《史记》等古籍记载，在六、七千年前，这里即是炎帝神农氏营都聚居的“大庭氏之墟”。杜预注释中说：“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上作库”。《帝王世纪》记载：“神农氏，姜姓也，……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复徙鲁”。炎帝神农氏，又称赤帝，号烈山氏、历山氏，姜姓部落的首领，曾都山东曲阜。后在河北涿鹿同黄帝部落融合成一个部落联盟，成为以后的华夏族。
《帝王世纪》又载：“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黄帝，是原始社会晚期部落族群生成于曲阜地域，曾迁徙居住在西北黄河流域、渭水支流姬水（今黄陵县沮水河）一带的部落首领，因在姬水时部族的壮大，故黄帝姓姬。《晋书·地理志》曰：“黄帝生于寿丘，而都于涿鹿”。说明黄帝率领其部落几渡黄河，跨越山脉，纵横驰骋，南征北战，飘渺不定，曾到河北北部涿鹿一带活动，并建都下洛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矾山镇西侧古城村）。
继黄帝之后，少昊曾在曲阜营建都城。少昊是远古时太昊部落的后裔，也有学者认为是黄帝的儿子。《帝王世纪》载：“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又一说法，少昊最初建立的的国度在山东省东海之滨的日照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儒帝颛顼，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生甘渊，甘水出焉”。面对多种史籍记载，我们不应在点与线上作过多思维坐标，应在点与面的层次上分析思考。结合本地域大汶口文化考古资料成果，少昊氏族的活动区域应在这一板块，且延续时间较长，在位84岁，寿百岁，崩葬曲阜城东北寿丘云阳山。
《史记·五帝本纪》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子孙而昌意之子也”；《帝王本纪》云：“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从以上关系看颛顼在曲阜一带活动的史实，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按《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之说，帝喾高辛是玄嚣的孙子，由此则可证实黄帝—少昊—颛顼—帝喾的先后承袭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之父曰瞽叟；瞽叟之父曰桥牛；桥牛之父曰敬康；敬康之父曰穷蝉；穷蝉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由此可见舜是黄帝的第九代孙，颛顼第七代孙。从记载中可以认定舜在曲阜一带活动频繁，且德行兼备贡献巨大。《孟子》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认为舜是东夷人。现有许多实料可证舜与曲阜的关系，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恕不赘述。
我们认为，由于曲阜地域有着史前时期的文化底蕴，且有着极宜人类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它一直是早期人类生活活动的中心。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道：“三代（夏、商、周）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斗争，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1]夏与夷无论从史学的角度还是当前的考古成果上看，他们没有大范围的交融，特别是在文化上。夏王朝的建立并没有对这里形成过多的干涉，故史学上有“西夏东夷”之说。虽然此说有失偏颇，对三代文化的连续性上缺乏客观，若说其中仍包含了相当多的夷夏对立因素，应该不算过分。且这一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夏的遗存，与其时间相对应的则是独具地方特色的岳石文化的产生。这是因为这里的东夷氏族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且势力较为强大，也由于夏朝与东夷氏族在血缘、文化的渊源（后期另文在述）。夏统治者的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能力还是意识上都没有对它造成大的威胁和影响。因此，可以推测奄国的产生，不是夏朝所封方国，该地出自少昊后裔，以皋陶、伯益为代表的东夷氏族中一势力强大的原始部落族群。宋罗泌著《路史》记载，大业娶黄帝父亲所属的少典氏族之女女华为妻，生子名叫繇，即历史上著名的传说人物皋陶。《帝王世纪》上说他生于曲阜少昊之墟。皋陶名繇，字庭坚，在舜帝时，当上了大理之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曲阜为偃地，舜帝因而赐皋陶为偃姓，因“偃”、“匽”、“赢”与“奄”古代音讹相通，故皋陶氏族与伯益的后裔运奄氏生活之地被后人称为奄地。伯益是皋陶的长子，又称“费侯”，“费”地即今曲阜之东费县。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由于居住在这里的东夷族与商族的渊源关系，在商朝建立之初，该地就为方国，名曰：“奄”。何光岳先生在谈到奄国的来源时也认为：“南庚在继位为商王之前，就有可能以经先前封在奄国，后来南庚继承王位，便以奄国故地为都。”[2]在殷墟遗址发现的甲骨文中的“贞今如奄”、“王入于奄”等亦为早商封国的佐证，这也是最早文字记录关于奄的文字。
奄地作为商都仅为三朝不满：十七代的南庚，《史记》曰：“帝南庚在位二十九年，崩，立祖丁之子阳甲。”《纪年》曰：“南庚，自庇迁于奄。”十八代的阳甲，《史记》曰：“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诸侯莫朝。帝阳甲在位十七年。崩，弟盘庚立。”《纪年》曰：“阳甲即位，居奄。”十九代的盘庚迁殷，《史记》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在位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纪年》曰：“盘庚旬，自亳迁于北蒙，曰殷。”虽然当代史学上没有考证出早商的具体准确年代，这样算来奄地作商都时间不长。根据李济先生《安阳》一书得知，盘庚（公元前1398—前1371年）在奄地即位14年，在殷14年。南庚迁奄的准确年代无法考证，这样三朝在奄的时间相加大约40年上下。按现行夏商周年表，史称“商奄”的曲阜地域据今已3300多年，历史已淹没了许多本象，但从史籍资料和文化史迹中存有其素地，留下的蛛丝马迹也需要史籍与考古资料密切相连，在望疑中探寻，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求索，对分散凌乱的资料线索进行理性的客观分析。
3、曲阜的史前及商周文化。中国古史相传的“三皇五帝”中，有多人曾在曲阜一带留下了活动的踪迹。太昊虽然没有在曲阜的确切活动记载，但他是东夷祖先、首领为史学界共识，他的活动范围也理应包括广义上的曲阜地域，他们都带有一定的东夷文化色彩。特别指出的是少昊，少昊时期相对应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这一地域被大量发现。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王青教授在《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一文中表明：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少昊氏的迁移过程是不断发展壮大和文明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到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
此说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少昊氏的动态有一定的道理，曲阜一带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为数不少。有西夏侯遗址、少昊陵遗址、野店遗址、王因遗址、天齐庙遗址、尹家城遗址等数十处；岳石文化遗址数处；另外还有大量的商周遗址百余处：屈家村遗址、彭家村遗址、东郭遗址、章枣遗址、西郭遗址、孔村窑厂遗址、古柳村遗址、陈庄遗址、西孔村遗址、夫子洞遗址、前宣西村遗址、前西庄北遗址、前瓦村遗址、马家村遗址、刘家庄遗址、钓鱼台遗址、小朱家遗址、中册遗址、故县遗址、下芦城遗址、尧王坟遗址、寺台西南遗址、小于家遗址、城子顶遗址、北坛遗址等等。由于许多没有科学系统的发掘整理，不能做出科学、精准地分析判断，但从宏观上看，大致可得出文化遗存丰厚的结论。同时，商周文化遗存的大量发现，为商奄都曲阜提供了一定的佐证，也为研究曲阜早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商奄对商后期及我国史学上的影响
甲骨文中的“贞今如奄”、“王入于奄”，就是如实记录了商王进入奄国实料，说明了奄在盘庚西迁殷地后，虽然仅是一附属方国，仍与殷商王朝的关系密切，来往较多。《史记·殷本记》中在盘庚迁都时称：“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即说明当时奄都已成为商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说明了被迁殷时民众对故国奄地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一直延续到商朝灭亡。虽然，《左传》昭公四年载：“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吕氏春秋·古乐》载：“商人服象为虐东夷”。晚商甲骨卜辞中也有“葵巳，卜贞，王旬亡猷，在二月，在齐次，惟王来征人(夷)方”的记载。（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这表明晚商王朝与东夷的紧张关系，但是否包含奄国，却值得商榷，从后来的奄君主谋反周来看，殷商与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商奄与商殷的关系。甲骨文中的“大邑商”是对殷都的称谓，即指商王朝中心都邑及京畿之地，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大邑商”就应有与之对应的卫星邑商，或曰陪都。盘庚西迁殷地后，奄国理所当然地成为它的小邑商。丁山先生《商周史料考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08-12-1）一文中也曾推测奄的地位类似于殷的东方陪都。另外，《左传》昭公九年：“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还有《韩非子·说林上》、《墨子·耕柱》等也有“商奄”连称，史籍中为什么会“商奄”连文呢？试想，商朝的五次迁都都有记载，而只有“商奄”与“商殷”连文。其一，说明了奄与殷它们文化、生活相通，有着密切的传统承继关系。其二，也表明了奄在商后期是一势力较强的方国，有着突出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尚书·大传》：商末周初“周公摄政，二年东征，三年践奄”中“践奄”记载事件，原因和内容也说明了奄与殷商根深蒂固的渊源关系。胡秉华先生在《奄国史之初探》也指出：“奄是商周之际一个举足轻重的方国，在西周初年尤为活跃”。（《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
2、商奄对我国历史的影响。“奄”，在我国三代历史上最为闪耀的亮点，也最能说明奄的历史影响力、历史地位，当属盘庚奄地迁都与周公东征践奄历史事件的记载。许多史籍和当代史学论集中都有许多记述与评论，亦表明了史学界对奄地的认识与重视。盘庚迁殷，是对盘庚个人人格力量的展示，迁殷事件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贡献所起的作用，史实突显，应该做充分的认定。因为它是商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显著确立了我国历史上纪年的起始坐标。在商代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社会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进入繁荣时期，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被史学界称为青铜时代；政治制度趋于完备，有了明确的社会分工；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展，都邑里有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并出现了成熟的文字，天文、数学运用于社会活动中。它明确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趋势、确立了历史地位，是划时代的一笔。盘庚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其殷都的辉煌是建立在奄都的基础上，故而商奄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较为厚重的积累，才有了殷商的先进与璀璨，从而造就了后商政治上统治阶层分工细、责任明、结构完备、信仰统一的统治制度。故它是商代历史亦是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商朝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直接统治区的进一步扩大，也是在盘庚迁殷以后实现的。因而，商奄作为商朝的前期故都及奄、殷的承继关系，其对后期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在史学上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和相应的历史地位。
3、“盘庚迁殷”的社会原因。盘庚为什么迁殷，其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大体有：躲避自然灾害说；生活习性说；原始德行说；政治斗争说。各种说法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看待历史问题，应回归到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并加以统筹观察分析，以避免线性思维的干扰与危害。政治、经济、文化以曲阜为中心的奄都坐落在山东的西南部，北依泰山山脉，东北有鲁、沂山川，呈以东北为高点扇形丘陵与平原相间地带。气候潮湿温暖，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湖泊、河流众多，纵横交错，水资源丰富。植被茂盛，极具人类居住和其他生物生存。在曲阜小南庄遗址中就有大量象骨象牙的发现。因而，这里一直是人类生活活动的重要区域，其表现为史前文化丰富，不然商都不会迁于此地。迁殷有一定的自然灾害、游农习性、去奢行俭的因素，但都不足以造成迁都的主要原因，从《尚书·盘庚篇》三篇中分析，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关系，这一观点也得到史学界的认同。盘庚迁殷时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由于奴隶社会性质的原因，“胥怨”主要来自于贵族阶层，而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没有自由，更没有发言权。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为维护最高统治者的合法性溯源于天和天命的思想，以回归之势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所谓“天命”，即盘庚迁殷之前进行占卜的结果与当时信仰的定论：“非敢违卜”。随后盘庚发出威胁：“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如有不端不正，心存邪念，狡诈不顺的人，我就用酷刑把他们灭族，斩草除根，不遗留此种患在新的邑都中蔓延滋长，可见盘庚是通过迁殷来打击贵族势力。即使迁之后，盘庚又说：“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你与商王血缘关系的远近，无论是谁，有罪就立即处以死刑，有贡献的便便可得到褒奖与赏赐。这说明通过迁都的战略实施，镇压了异己，稳定了政局，使得商王权力更加巩固。同时也改变了当地贵族的利益优势，缓和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最主要的还是表现了盘庚非凡的政治才能，较好地处理了集团利益和各人利益的关系。那么，盘庚在奄地的作为与迁殷后的作为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他的思维逻辑和思维定势使我们看到了迁殷后商文化的绚丽灿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迁殷前的商文化是什么态势？盘庚从奄地带去了社会精英和先进的文化理念元素，在奄地留存有什么？未来曲阜的考古发现将会给我们带来明确清晰的答案。
4、周公东征践奄的历史意义。周公践奄史籍中对此事件多有记载，此时，据南庚在奄建都已经360年左右。1927年宝鸡戴家湾出土的西周时期“周公东征方鼎”与“禽簋”的铭文，是最早记载此事的文字资料，确凿可信。“周公东征方鼎”内有铭文34字：“隹周公邘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咸□。公归荐邘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记述了周公东征征服东土四国获胜回归后在周庙进行的祭祀活动（参考柯昌济《金文分域编》1934年）。“禽簋”内铭文23字：“王伐（盖侯），周公郑ㄖ），禽，禽又敐（有振），王易（锡）金百寽（鋢），禽用乍（作）宝彝”。禽簋的器主人为伯禽，伯禽是周公之长子，铭文记载周成王征伐盖侯的史事，铭文中的“盖”，就是指奄国，两件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周武王灭掉商王朝后，不久染病身亡，其子成王姬诵继位，当时成王年幼，不能主持政事，由周公摄政。此时，商纣王之子武庚聚集商朝残余势力，串通周朝贵族管叔、蔡叔和霍叔，联络淮夷、徐、奄、薄姑等邦国起兵叛周。《尚书大传》载：“武王武，成王幼……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就是讲的这一事件。于是周公兴师伐殷，其结果是武庚北逃，管叔自缢，蔡叔被流放。然后，挥师东进向以奄国为代表的殷商残余进行围剿。奄为商遗属国，在东方的势力较大，因此成为周王朝建立之初社会动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奄君”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主要发起者，他直接鼓动纣的儿子禄父并以其为招牌并积极的参与其中。《今本竹书纪年》记曰：“（成王）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四年……王师伐淮夷，遂伐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周公率军平叛历经三年，扫清了威胁周王朝的外围势力。可以这样说，周公东征的最后胜利，稳定了周初政治局面，既解决了武王死后周内部的王位争夺问题，又是商周两大势力的再次较量，对于西周王朝的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武王时的分封，到成王时周公之子伯禽的就任之时，“奄”地名称在此地域消失，以“周鲁”著称于世。周公东征践奄是对统治者及地域名称称谓的泯灭，它依然保留了此地的传统文化根基和生活习性，因为它是商代一强大的地方势力。周王朝曾努力地把它改造，但它却以不同于其他封国的风范（“亲亲”、“尊尊”在这里获得完备的、严格的体现，成了宗法制的精神支柱）呈现在我国历史的画卷里，表现为：周文化是在先周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商及其他民族的文化，含有明显奄地东夷文化的素地，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政治特色鲜明、社会概念完备的周文化。在殷周递嬗过程中，周人对天命观念进行了改造，使传统的天命正统观念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内涵，奠定了后来中国文明发展的基础，成就了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成为我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儒学思想的源头，影响了周以后近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
盘庚迁殷与周公东征践奄两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奄地，即以曲阜为中心的地域范围。曲阜是商奄的起始点，亦是我国历史有馄饨走向清晰的分水岭，对后世的影响及我国的历史发展趋势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