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时光之潮——华夏国家历代都城迁移原因初探(转载） [复制链接]

一部华夏史，就是一部国都迁移史。
使得国都迁移流转的因素可能是无限之多的，各种不同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要想在其中找到某些决定性的因素，就非常要紧。如果我们找到了那些起决定性的因素，或者，是主导性的因素，或者，是起重大作用的素，或者，是起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因素，也就能够略略地解释几千年来国都迁移流转的原因，究竟都是什么。
观念不能先于事实存在，主观的臆想，也不能先期进入对于历史事实的观察，所以，当我们观察历史的时候，不能先有一个主观的框框，然后拿历史往这个框框里套——那样我们得到的仍是自己自以为是的旧有有框框、旧有的成见、旧有的知识，一点也不能帮助我们得到历史的真知。不但如此，反而令自己更加迷惑。

就拿我们公认的七大，或八大古都来看，按它们成为都城的顺序来排：

1． 洛阳（夏代成为都城）
2． 郑州（商代早期成为都城）
3． 安阳（商代晚期成为都城）
4． 西安（西周成为都城）
5． 南京（东晋成为都城）
6． 开封（宋代成为都城）
7． 杭州（南宋成为都城）
8． 北京（元代成为都城）

以上这些古都成为都城的年代，是以其作为中央王朝都城的起始年而定。

如果以这些作为国都流转的一个指标，将它们标在地图上，就可以看到，华夏国家都城的迁移，是从中间到西、到南、再到北，四个阶段，三个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在中原，代表都城是洛阳、郑州、安阳。

第二个阶段，进入西北，主要是咸阳和西安。

第三个阶段，是转向东南，主要是南京、开封（开封位于洛阳东方偏北，但从地理区域上说，是属于东南）、杭州。

第四个阶段，是迈向东北，主要是北京。

请注意，这里所谓的“阶段”，不是连续的，而仅是指华夏国家都城迁移走向的变迁，以这里所提供的界标为标志。

三个过程，也就是：

第一个过程，从中到西，也就是从安阳到西安。是西周灭商带来的。

第二个过程，是从洛阳到南京。是西晋灭亡，晋朝皇族迁移到南京后重新建国带来的。

第三个过程，是从杭州到北京，是元灭南宋带来的。

我们目前的时代，处于上述四个阶段的第四个阶段，上述三个过程中的第三个过程。这一阶段与过程的界标是北京。

以上，是我们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客观的，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稍加分析，就能看出，这四个阶段，三个过程，都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背景的。

我们所说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这四个词，或这四个主题，或这四种指标的顺序，是不能倒置的。一个地区文明的发生次序，是先有基本的经济基础和活动，然后产生文化，然后产生政治，而后有军事。所有这些都作为“文明”的内涵而存在。而文明，其载体有两重：人和大地。是人，在他所生息的大地上，创造了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所以，我们认为，是人、地理，以及由人在他所处地理环境中所造就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活动，主导了历史的发展（或者说，它们是历史发展的表现）。其中，国都的迁移，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是我们观察历史的一个视角，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切入点，是我们寻求历史真知的一条线索。

夏的立国，为什么会位于中原呢？据说大禹并非中原人，而是青藏高原东部的人，位于现在的四川，他为什么不在四川建国呢？也有说夏王朝最初是在江南，富春江流域建国，而后又迁移到中原来。无论如何，不容否认的是，我们能够确认的最早的都城，位于嵩山西北，伊洛河流域：二里头——那儿是夏代晚期都城所在。这里是我们历代以来公认的人文地理的中心，叫作“天下之中”。

我们相信，夏代之所以在中原，在天下之中立国，是因为，从这里最有利于王朝统治者对于当时所谓文明地带进行有效管理。当时即有了“夏夷之别”，夏是文明人，而夷是野蛮人。

考古学告诉我们，夏代立国所在的中原，在夏代之前，在文明的发展程度上，并不优于各地；之所以在夏代，中原完成了对于周边各地的超越性发展，是因为，那些星散于各地的，不同的，被考古学称为“文化”的人类活动，在中原地带进行着接触、交融，而后又被夏王朝的统治者组织利用起来，以国家，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式调动起来，而使它们的运作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提高的效率，开发了潜力，使自身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力量激增，从而形成了对于各地的超越。我们可以视其为一种文明的自组织现象。

“文明的自组织”，这是我们对于国家的新定义。从我们的历史看，黄帝、以及其后的尧、舜，都是文明自组织的先行者，而完成这些预备，集于大成的是禹。禹传位于他的儿子，启，于是，我们的国家由此开始，并最终以伊洛河流域为中心稳定下来。

我们认为，从我们现今观察的视角，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国都，定义为文明的自组织的现象里的中心点，它既是一个文明内聚的结果，也是它发散的原点。内聚，是源于人与人必然的交往：语言的、感情的、思想的、物资的交流；是这些在构成一定规模、达到一定复杂程度后，生活在这个文明内部的人，以集体的，不自觉的意识，认识到，自身的生活必须被组织管理起来，才能够达到更好的状态。这是王权被接受的机理。不然任何单纯依靠暴力试图统治的行为肯定会失败。我们认为，这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基本的道理。

如果这样定意国家和国都，那么也就十分容易理解国都的位置、及它的迁移，是遵循着怎样的规律了。

与以往的定义不同，我们是用“文明”，来作为定义国家的原始材料的，而文明含有人类活动的全部，所以，我们这么定义，避免了任何流于片面的可能。再者，“组织”一词，是中性的，涉及一个国家存在、运作的全部内容，包括它的结构和成员、规则和方法。中间的“自”字，是指它是文明内部一种自觉，既是组织者——也就是管理者，也就是统治者的自觉，也是被统治者的自觉。如果所有这些因素不能协调存在，则国家就不可能存在。

商来自于东部，从东部攻入夏，取而代之，然后在郑州立都。郑州位于二里头夏都的东面。也有说商代伊始是立都于二里头东北不远，洛河北岸的偃师商城的。

这就是华夏国家最高权力更迭中第一次比较明显的都城位址的偏移。商朝晚期，都城迁移往更东、更北的安阳。仍然位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原地带。

以“文明的自组织”这个定意来观察商朝，会看到，这个自组织将组织的意志推移向更远的地方，一直到近乎秦代军事进攻所获最大的广度，仅在南部稍有不及。周，一个西部的部族，就象商在夏代时是夏的一个东部的部族一样，被商的自组织力量所覆盖。

商为什么会灭夏呢？史藉中会说，因为夏代君主桀过于斜恶。从我们观察的视角，我们不会在意这种说法；尽管它可能是事实，我们也相信，个别孤立的事情，不会造成总体走向的改变，总体走向的改变，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不难想象，以“文明的自组织”来观察夏，会发现，它的自组织中，东部方向，在某一个时刻开始失效。它是与夏的伊始类似的现象，是另一种文明自组织的结构的产生。就象一颗恒星旁边又新生了一颗恒星。而这种文明的自组织之所以产生，我们说过了，决不是个别人意气用事之后的结果，它是文明内部所有个体的不自觉、而又必需的意识和行为造就的。这个意义在于，东部，在文明发展的程度上，超越了中央，商超越了夏。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20cdcd0100jmpi.html) - 时光之潮——华夏国家历代都城迁移原因初探_Sirhasirim_新浪博客
我不认为商的文化是优于夏的，但是，毫无疑问，它的区域力量，也许只是生产力，也就是人力与物资，超越了夏。于是，夏的灭顶之灾也就来了。商取代了夏，成为文明自组织中新的组织管理者。这个过程为商西部的周人所终结，其过程、模式，与商灭夏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模式是什么呢？以我们对于商、周两代的崛起来看，可以叫作“同步发展，局部超越”。也就是不同地区同步发展，而一个地区得到了比其他地区更为快速的发展，以至于，在力量上超越其他的地方，如果这个实现超越的地方偏离了当时的王朝都城，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自组织力量，那么，它就必然取而代之。这是商、周取代前朝的原因，也是华夏国家都城迁移的原因之一。

西周的代商，是文明西进的一个结果。因为各地星散的文化聚集、融合于中原，而求得突破性发展后，文明内部的张力使得它向周边再度扩展，就象一种反弹、或回赠，将我们的各种力量：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力量，推移到周边去；不过在形式上看起来，是来自西方的周族战胜了位于东部的商族；其中的机理即“同部发展，局部超越”。商族曾经是位于夏的东部的部族，由于对于夏的攻伐而进入中部，并稳定地居住下来，它最后的都城位于安阳。现在周人又从西方而来，重复着商人曾经的故事。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于商人使得华夏国家的都城最初向东稍有偏移之后，镐，这个位于西部的国都，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史藉里。

周人在夏的故地，伊洛河流域，营建了自己的新都，将寓表天下的九鼎，安置在这里，表示自己对于天下的占有。这表明的是什么呢？表明的是，镐，对于统治一个巨大国家的先天的劣势；不象郑州或安阳，国都仅处一地，即可实施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这是她们位于中原的先天优势。西周的双都制，不是什么别出新载的奇妙发明，只不过是对于镐先天劣势的一种无奈的补偿而已。
王朝更迭的动力，本质是“同步发展，局部超越”。什么超越了呢？力量；是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力量的超越；有时，是全部，有时，是其中的几项。

我认为，商对夏的取代，很可能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超越。而周对于商的超越，可能更多一点，还有文化和政治；或者说，是全面的超越。这是文明形式自从夏代发生转变（被“国家”这种形式组织起来）之后长期积累、酝酿的后果，也是文明的地理扩张的后果。正因为这种扩张是那么的有力，所以，才足以造成华夏国家的国都，在一个地域，也就是中原，猛然偏移到另一个不同的地理区域：西北。我们认为中原和西北的地理分区是有其自然的、人文的客观依据的。所以，我们可以称这些区域力量的综合概念为“区域势力”。区域势力中包含了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四个主要的因素。如果以这个词来对观一个国家，那么，他（国家为阳性的，所以用男他）的势力，也就可以简称为国力。国家势力的增长，称为国力涨潮。也就是说，国都西移，是整体的国力涨潮的自然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区域（周族所在的西部）对于其他地域的简单超越的后果。
然而西周的末期，我们的国家，也就是华夏国家的主体部分，中央王朝，遭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力退潮期。西戎东进，攻入镐京，杀死幽王，西周灭亡。

自评：国都西移，是整体的国力涨潮的自然结果，不是强盛的原因

所以，事实上，与我们以往通常的印象相反，我们的国家，在都城西迁后不是变强了，而是变弱了。因为，我们误将国都西迁后国家的强大视为国都西迁的结果，岂不知国都的西迁，是国家强大的结果呢！用我们刚刚学会的术语说，是国力的涨潮，将我们的国都，推移到西部去；在周朝，是以西部融入中部的方式实现的。

与夏末、商末一样，人们将西周的覆亡，视为幽王的过错，其实，是由于国力的衰落。不过与夏、商末年不同，攻伐周人的西戎，并没有对于周的整体的实力的超越，所以，没有完成对于周的取代。周人东迁，将西周故地留给秦人，一个半开化的部族。

在这里，我要提请各位加倍留意的是，许多人将东周时代列国的纷争、群雄的并起，视为周王东迁洛邑的结果，常用的语汇是：“平王东迁后，王纲不振，天下大乱……”如此等等。我们必须指出，“王纲不振，天下大乱”，不是东迁的后果，而恰恰是东迁的原因。只是因为乱后东迁得十分及时，所以，这个乱象在西周显现得很少，只有幽王被杀前后，而在东周所显示的乱象，却一直绵延约五百年。

同样的道理，“同步发展，局部超越”，使得秦完成了对于东周时代山东诸国的攻伐，天下一统。华夏国家的都城再一次随之略微西移、北移，至于咸阳。但是秦在东周时代与其他诸国“同步发展”，最终实现“局部超越”，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华夏国家自然条件、人文条件整体好转的大背景中发生的，否则，它将无法获得这些发展和超越。所以它本质地属于整体国（国：华夏国家）力，而非秦的一域之力。

就区域势力的对比来说，秦对于东方六国的超越，主要在于其经济、政治、及军事实力的超越，而不含文化的超越；秦给文化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是有目共睹的。汉取代了秦，并且复兴了被秦所敌视、排斥的文化。汉代是华夏国家又一次国力涨潮期，这一增长是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全面的、几何量级的增长。汉的扩张，也奠定了今日华夏国家版图的轮廓。所以，先秦被称为华夏的族群，此时就被称为汉人，这个名称保留至今。

汉代前期主要定都于长安，被称为西汉。长安位于咸阳东南。汉朝的建立者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但是他们将自己最终的都城选定在西部的长安，而非建国伊始，初选的所在地，中央的洛阳，即是因为，华夏国家此时正处于西周末年以来大规模的国力回潮期，这一回潮持续近两百年，在西汉末年中断。

汉朝为刘秀所复兴，而都城并没有选择定于长安，而是回到东周的故都，洛阳。这与周朝东迁是类似的。这是华夏国家又一次国力的退潮，国力的退潮，已经不足以维持国都位于相对较为偏远的西北，而唯有回到中部，这个国家的自组织力量，也就是统治者，才能够足以维持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这个治理不是现代意义上，信息性质的，令行禁止的治理，而是包含了所有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因素。要知道这个帝国有多大，即使以今天的交通工具，以火车，从当时帝国的最西端，到达最东端，至少也需要十天左右。何况古时。所以，华夏国家都城位址的迁移，深刻反映的，不是定都者个人的意志，而有国力因素的必然。其迁移、流转的走向，反映的是不同区域的势力的涨消。

在西汉末年又一次开始的国力退潮为东汉所扼止，东汉恢复了西汉曾经取得的势力范围。而后，魏、晋，继承了东汉。而终于，在于华夏国家国力得以稳定，并缓慢回升的西晋，北方少数民族的力量却在长期的积累中实现了他们的“同步发展，局部超越”；这一超越，开始时，仍仅在于其军事力量的超越；北方“五胡”南下，攻入西晋的心脏地带，攻陷长安，占领洛阳，中原皇族与士族南迁。华夏国家中央王朝的都城，第一次迁移于南方。直到隋代再一次实现国家统一后，中央王朝的都城才重新回到北方。

这一历史时期被我们称为“南北朝”。南北朝，顾名思义，南方是被迫南下的汉人的“文明的自组织”，而北方是由更北方向的胡人南迁于中原后的“文明的自组织”。南朝继承的是原先中原王朝的文明，而北朝具有的是渐渐汉化的北方胡族的文明，这一汉化过程在北魏从大同迁都到洛阳时达到顶峰，直至完全地汉化。在本文中，我们可以将这些历史过程——胡人南下、晋朝南迁、北魏兴起、孝文迁都——解析为北方胡人军事、政治、经济势力对于中原的超越，唯独缺少的是文化的超越，中原汉文明的文化成就仍远远在南下的胡人的文化之上。魏孝文帝迁都于洛阳，而非西汉的都城长安，即是因为，长安，在于华夏国家，仅显示出当国力涨潮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却比较缺乏洛阳所具有的文化感召力；当北方胡人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实现对于中原中央王朝的超越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将中原的中央王朝的“文明自组织”驱逐出这一地区，并取而代之，但他们所缺乏的文化素养，却只能到洛阳去寻找。

我们认为，国家的统一，是需要有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客观的条件的，而不能由一两个有作为的帝王将相克意造就。南北朝时代国家分裂的局面，并不仅仅在于“文明自组织”（王朝当政者）行使自已力量的不当，更在于其自身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力量，及其与周边其他区域这些相关力量的对比、关系。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但我们可以进行观察的视角，无外乎这四个指标：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并“同步发展，局部超越”这一模式。如同制造或修理机械需要工具，这里所示四个指标及一个模式，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工具；在这里，我们想要探究的就是华夏国家都城迁移的奥秘。

有了这个的认识，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华夏国家为什么会在隋代实现统一，并在统一之后立即实施了空前绝后的巨大工程：两个全新的国都大兴（长安）、洛阳先后的建造，并大运河的开凿。你可以将之理解为隋朝统治者的意志，不错，但更加不能忽略的是其背后深刻的国力背景。与此类似的是秦代统一之后大规模地修建长城——那其实表明的不是秦国之强，而是华夏之强。唯有当华夏国家的自然、气候条件变得有利于国力的积蓄与增长时，我们才能具备其码的统一的条件。在于古代的农业文明中，自然和气候条件的变迁对于国家统一、分裂、国都迁移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由于自然和气候条件、及其他所有“不可抗”因素对于国力的影响，总是表现为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势力在于整个国家各个不同区域的涨消，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及都城的迁移，所以，它们只能作为背景因素，在更深入的研究中是必要仔细观察的，而在本文中，仍然仅需观察五个因素——这五个因素（经、文、政、军，及“同步发展，局部超越”）是所有那些背景因素诱发的；其中文明自组织者（统治者）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以前却被我们过高地估计。所以什么“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不过是一些美好的愿望罢了，如果去克意地宣扬它们，那么就是谎言。为什么它们总是会在长安发生，而非在洛阳或别的都城，是很清楚的，那是因为，那些时代，正是华夏国家国力的涨潮时期，而我们的国家，东面和南面都是大海，它们都极其广阔，难以逾越，所以国力的涨潮也总是将我们的势力推移向西、向北，而非别的方向；古代的长安正好承接了这一增长的收获，而观史者往往将它视为长安的力量。这根本是本末倒置。古语所说：“事常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即是“国力潮”——这一真实的历史现象所触发的感悟。

由于隋大兴土木，为后来者唐奠定了物质基础，唐，在于自然气候、人文忿围、硬件设备及时代机缘都较为良好的条件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力激增。所以，在唐代，国都主要位于西部的长安，而短时位于中部的洛阳。不过，唐代长安的饥谨是常常为人所忽视的。这与唐的整体国力的强盛并不协调。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唐朝之强，非长安之强，乃举国之强。国力策源，在于中部、东部、南部，而非已经显然陷入饥饿的西北的长安。

在汉代，华夏国家整体实力的强盛，在各地呈现的特征还是较为平均的；而在唐代，就显示出较大反差，中部、东部、南部的国力资源，维系、支撑着整个帝国迈向北部、西部；一旦这种支持难以为继，国都也就迅疾回落至中部。唐亡之后，国都东迁于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当时，西部自然生态、人文忿围恶化到何种程度？离开封不远，稍稍靠西的洛阳，在五代中，仅有两代被选择为都城。及至宋代伊始，开国皇帝赵匡胤想定都洛阳，却遭臣下反对，不得已而定都于汴京。
为什么？这是国力退潮的后果。也是唐代都城不适当地偏居西北，不愿务实回归于中部的恶劣后果。长安在西部，使得本来已经趋于恶化的自然条件、国力背景，加速恶化。也可以说，宋代的积弱，是唐代的遗祸。长安为我们展示的，是前述“同步发展、局部超越”的反过程，可以叫作“同步发展，局部败落”。

所以，我们不可怀着偏见，以为都城在于长安的唐之强盛，是长安的功劳，而都城位于开封的宋之积弱，是开封的过错。也许她们的历史价值是相反的——长安在我们强盛的时候，在消耗、挥霍我们宝贵的国力资源，而开封，却在我们陷入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们。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看到，“雄汉盛唐，源于长安”的想法、论调，是多么的荒谬，简直是自欺、自虐，简直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罪恶。如果拿这样的妄想来取笑开封，更是可怕，狂妄荒谬，令人无法容忍。如果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那么，这个民族无异于在自杀。

这一次国力的退潮是严重的。而伴随着中原中央王朝国力退潮的，是北方辽、金、蒙古的兴起。最终宋朝在辽、金的相继攻击下，被迫迁移于南方，比西晋南迁后更为靠南——南宋都城，位于比南京更南的杭州。而南宋最终为蒙元所灭。华夏国家中央王朝的都城，也随着元灭南宋，北移于极北的北京——蒙古人由此南下——我们的都城从来也没有那么靠北过。那是在人类生产生活不断积累的经验、能力之后，从相对怡人舒适的中原、南方扩张至北方的后果。这个时代不是汉代；在汉代，匈奴人即使再休养生息，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或物资的积累（这种积累只有是历史性的，而不仅仅是时代性的，才为有效；历史会给予技术，和丰富的、崭新的经验积累，而较短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们的“同步发展”所可能积累的“局部超越”苗头，都被北方肃杀严酷的气候消耗掉了。那是汉朝最终胜过匈奴的决定性原因。但在宋代，或许就是宋人，在千年的积累中，从南方输入北方的各种技术、物资，最终抵消了北方严酷的气候对于辽、金、元的制约，从而引发后者对于自身的攻伐，并最终为其所灭。当然，辽、金、元，也从别处，同时，也靠自身长久的生活经验，维系了自身与其他地区的“同部发展”，并最终完成“局部超越”。

由元所开启的，华夏国家都城位于北方的历史绵延于今。元代之后，明、清继承了这一局面；今天还是这个局面。

有趣的是，华夏国家都城位于北京，算是华夏国家国力的涨潮呢？还自是华夏国家国力的退潮？如果说是涨潮，为什么我们的国境线，比汉、唐，都有所回收，而如果说是退潮，国都却又显然位于较为偏远的北方，却不位于较为容易保守的中部、或南方。

这就不是单一“国力潮”所能说明的问题；还要涉及“同步发展，局部超越”——这一王朝更迭动力来源的道理。

如同长安（今叫西安）是我们西去的路口一样，北京，是我们北上的路口。与长安历史角色不同的是——长安确是我们西去的出口，而北京，却是北方南下的入口；所以，涉及长安的历史，多有我们的光荣，而涉及北京的历史，多有我们的屈辱。有时候西部诸族也借道长安东来，比如西周及秦；而有时候，中原诸族也借道北京北上，比如明代。

历史有其复杂性，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分辨出特征，提炼出价值。以上这些，是对于华夏国家都城迁移史的大略复述，我们从中能分辨出什么特征、提炼出何种价值呢？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都的迁移，或叫偏移，是国家不同区域势力失衡的后果。区域势力失衡直接诱发的是，较为强大的区域势力，对于其他较弱的区域的武力攻击，战领它、消灭它。这不是件好事情。是血的历史，是暴力促就。它所维系的仍是失衡的局面，酝酿的是新的动乱、和区域势力彼此涨消之后新的冲突与整合。我们必需跳出这一怪圈，逃离这一宿命。
假如我们能够有这样宏观的视野，和本质的见地，那么，也不难判断，北京之为当今华夏国家的都城，其身份怎样，意义又何在。

值得关心的是，北京的身份，与唐代的长安何其相似！北京的一切所需，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绝大多数来自中部和南部，不然她就会陷入饥饿和匮乏，而她却又是从来没有满足过——比唐代的长安更甚。这是严重的警迅——我们不想再经历天塌地陷般的北宋和南宋——我们说过了那是唐代的遗祸。但与唐有所不同的是，人类生产生活技术的改良，使得他们越来越适应在北方生存，这是北京在元代之后一直为都，并在其物资、人口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保有其都城身份，迁延至今的主要原因。但是请注意，她一直在拖累我们的国家——不只是物质意义上，还有思想与心性——这涉及到文化和民族感情，我们现在不能过度地批评她。
在于不自觉的历史变迁中，各个古都所具有的地理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政治和军事属性……等等等等，已经表露无遗。无论西去、南下、北上，没有一种，合乎华夏国家自身平衡的需要。唯有中部的洛阳，是无争之地，但却在一片纷争扰乱中被遗忘了。而今，我们就是要发现这一事实，唤醒这种自觉。

用我们观察自身历史的这一方法，观察外国，也可以解释以前我们无论如何都看不明白的一些现象。

例如：日本之所以有“万世一系”的皇朝特征，是因为，日本的国土狭小，使“同步发展，局部超越”受到了抑制，不足以形成完全从中央王朝分离出去的“文明自组织”力量，却使得所有能够参与“文明自组织”的各种势力不得不依附、交织于即定的文明自组织者，也就是天皇，而无法寻求解脱、或改变。同时，日本的国土又足够广大，可以令文明内部各种参与自组织的力量有所迂回、避让，消解过度的冲突，从而使即定的文明自组织者得以保存。还有第三个条件，那就是日本列岛的相对孤立、与世隔绝，回避了各种外来势力的介入。这就是菊花王朝万世一系的本质原因

我们说了，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多重因素的合理后果，如果一样一样去罗列，是述说不完的。语言，不等同于真理，只是阐述真理的一种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归结诸多的因素，从中选取一样不错的来说：“这就是原因”，也并无不当。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历史，其单一王朝的历史，本质原因如此如此等等。其他的人自然会从其他的角度观察，也可以得出他们合理的结论。但如果都出于真理，那么它们也就不会相互矛盾。如果有（看起来有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各种可能产生冲突的，但均为正确的结论，是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这些结论所述的因素，交织融汇而成。所以观点的冲突，常常不是正误之别，恰恰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历史本身，是一个我们未曾建立过的系统模型所主导的，也只能借助于那一模型，才能够理解、和讲说。如果唯有道是无限的，而历史是无限之中的有限，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建立那一模型，是值得期待的。届时，历史学将变得象是物理学一样，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不再是各种无理妄想、有理猜度相互攻讦、抵毁的场所。但是请注意，正确的方法是道（老子之“道”），也来源于祈祷，而不是什么主义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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