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鸿生 资深国际经济与国际商务教授，
曾著有《21世纪区域经济学》等著作，
现为辽宁企业管理培训中心教授。
本报记者 仲晓宓
晨报：中国行政体制面临一系列重大改革，“增设更多直辖市”呼声很高，您的看法呢？
仲鸿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第一步是从省一级着手，适当缩小现行省级政区面积，增加省级政区数量和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减少地方政府层级，由现行的省、市、县、乡四级结构恢复为宪法规定的三级结构，由省直接管理市县。
据有关方面披露的最新建议，将在华南、华中、西北和东北增设4个直辖市。其中，东北地区最有竞争力的是大连和沈阳。
晨报：升格为直辖市，能使沈阳快速发展吗？体制状况就能有效改善吗？
仲鸿生：如果沈阳能够升格为直辖市，对于沈阳的发展无疑是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有人认为“沈阳升直”，有利于克服制约沈阳发展主要因素的“计划体制下的潜规则和官本位意识”，这一观点是切中时弊的，也可以说大体是正确的。前几年，沈阳的发展受到慕马等人的干扰，现在仍然不能说已经没有影响了。因此，有一个巨大的外力来推动，对于沈阳无疑是有益的。至于体制状况的改善是长期的，不可能仅仅依靠升格为直辖市就彻底解决。当然，这对于体制状况的改善肯定是有好处的。
晨报：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如果变成直辖市，改制成本如何降低？
仲鸿生：有些人认为，沈阳升格为直辖市，辽宁省省会就必须选择别的城市，从而带来巨大改制成本。其实，当年沈阳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作为直辖市的时候，辽宁省的省会也在沈阳。为什么这一次就必须选择另外的城市呢？晨报：东北地区设直辖市，大连和沈阳谁更有优势？
仲鸿生：大连在最近几年的发展确实比沈阳快，状况比沈阳好。但是必须首先考虑对于地区的辐射力和带动作用。这方面，沈阳是有明显优势的。有人考虑改制成本而选择大连，显然没有多大道理。有人拿上海与大连相比，说上海行，为什么大连不行？我们认为，上海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其辐射力和带动作用是公认的，尤其是江苏与浙江两省公认的，现在，选择大连或是沈阳，也必须是公认的。这个“公认”，是包含市场承认的因素在内的。如果由一两个因素就作出决定，显然是不可取的。
晨报：如果现在升格为直辖市，您觉得时机适宜吗？
仲鸿生：何时升格为直辖市必须从全局出发。4个升格为直辖市的举动，没有必要“齐步走”，应当成熟一个，升格一个。如果允许省会设在直辖市，目前条件比较成熟的是广州，其次是武汉和沈阳，但是，最紧迫的是沈阳。
晨报：辽宁应建立怎样的区域经济理论指导地区经济发展？
仲鸿生：辽宁去年8月提出的划分大沈阳、大连、辽西3个经济区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我们当时就写文章提出了看法，并且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因为辽西经济区没有龙头，无法带动这个地区的发展，人为的痕迹太严重，我们必须尊重市场的规律。大沈阳经济区与沈阳升直是有区别的，但是我认为，升直的沈阳，至少应当把抚顺包括进去。
晨报：如果沈阳升直，我们还需要做哪些事情？仲鸿生：升直的沈阳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管理方式，真正实现政企、政事、政社分开，将政府职能尽快转变到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加强地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部门，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科学规范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实现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
对于沈阳说来，加强和完善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建立健全监督机关的勤政、廉政和责任机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廉洁和高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于任何机构调整，都要触及机构取舍、人员去留、权力交替和利益调整等实际问题，所以，对改革面临的困难必须有深刻的洞察。建立起来的新机构要真正发挥预期的威力，不仅需要通过“磨合”来克服旧体制的束缚，寻找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契合点，而且需要在运行实践中不断完善。
自<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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