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后，“工商食官”格局破坏后，私营手工业与私营商业兴起。由于城池拥有最多的人口聚集和消费，因此城市成为了最为固定的交易地点。因为军事原因，里坊内的居民都不允许向街开门，出入总于里门。因此市场就集中于少数几个固定的地方，比如城门口，秦代咸阳城，就有“市南门”与“北门”。《史记·吕不韦列传》载他以其所写《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求有增损其书者。城门是人们出入必经之地，故可自然形成为固定市场，至今宁波的“东门口”亦是宁波城最为繁华的地方。
为了方便统治者管理和收税，中国的城池管理者们很早就开始“规范市场”：《华阳国志》载秦惠王命张若在成都“广营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据此，知市场之内有“列肆”即排列整齐的许多店铺，又有“里”有“阓”即门禁，还设有专门官吏主管之。秦代对“市”和乡里的管理极为类似，秦代的“市”设有市长管理市场，第一副官称市丞，也和“乡”一样设“亭”，长官叫亭校长，属吏叫求盗。云梦秦简《金布科》云：“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这更证明诸店铺，也同一般居民一样按什、伍组织编制户口，并设有“列伍长”，还实行连坐之制；另外有官吏经常巡视、监督。
汉代继承了秦的固定市场制度，例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无泽，曾为“汉市长”②；《续封泥考略》有“广陵市长”封泥；《汉印文字征》有“临菑市丞”封泥。可是，在城门口的市场必定无法正规化，只要一场战争就可以毁于无形（战争期间，城墙附近的树木和房屋等障碍物将全部清除），“市门”必然不可能长久，因此市场开始逐渐集中到城内，汉初，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便在长安“立大市”。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夏六月，又起“长安西市”。由此可见，汉代的长安不止一个固定市场。后来，长安城内还发展到九个固定市场：“长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由于市场的日益增多，规模开始分化，因此“市”也开始分级：
第一级是全国级的“市”，大致就是长安东西两市，“市”的长官称为市令，副官仍然叫市丞，武官由都尉出任
第二级是区域性的“市”，一般是州郡或一地（如曹地、陈地）的大型市场，“市”的长官叫市长，副官叫市丞，武官为旗亭长
第三级是县级的“市”，“市”的长官叫市啬夫，副官市掾，武官仅为市监门
另外还有野市，县可能会派市吏收税，但是仅为临时，不是常设。此外，汉代在边境关隘还设有关市，亦称胡市，从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驻军之处有时亦立军市，设有军市令掌等官职，收军市租。
新莽改制，行五均赊贷之法（见五均六筦）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和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收税烦苛，处罚严酷，给中小工商业者及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新莽败亡前一年（地皇三年，公元22年）废罢。
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形成了许多城池之外的许多中小型城镇，这些城镇常常是商业性的，东汉时"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市邑就是定期市集的小邑。这些市邑的出现使得“市”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偏转，从“市场”泛指为“商业城镇”，这在地名中有大量反映，如浙江余慈地区有三七市，秋收起义中有文家市等等，这为city等城市型区划被翻译为“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辛亥以前，中国的“市”在行政区划意义上未能演进到聚落自治体的地步上，而长期作为地方政府收税管理的机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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