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瞭望周刊：地级市对县级的吸血权力！》介绍的防城港市与东兴市的矛盾为例，大家认为目前广西最应该撤消的是哪几个地级市？
目前广西区内综合经济实力被公认较弱的几个地级市分别是防城港市、崇左市、河池市和百色市等这几个，这些市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经济实力都相对比较弱小，不仅对周边县域经济缺乏应有的带动作用而且还对其它县市的发展形成不少阻碍，所以，如果有可能，广西应尽快对这些地区行政区划进行重新调整，如果情况允许，甚至可以撤掉某些地级市。
我国地级管理层从上世纪80年代始，由派出机构逐步演变为一级行政区划，目前全国332个地级机构中，大部分都实行了市管县的体制。最初，省会城市和大城市领导县，或地市合并之后，由于地市本级经济实力强，对县级经济有明显拉动作用，推行比较顺畅。而90年代以来进行的大规模撤地设市、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则由于地级市本身的经济实力弱，因而收权收利，形成“漏斗效应”，削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对地级市而言，有一级政府设置，相应就有一级权力机构、审判机关、检察机构等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对口设置，人员、机构成本很高。如福建南平市本级去年的财力是3．8亿元，财政供养人员11295人，包括公检法、行政、教育、离退休、事业单位人员等，这3．8亿元财政预算除保工资和基本运转外，无力顾及其他支出。
广西地级市防城港规模较小，情况类似。防城港只有80万人口，市本级财政供养人口3221人，2003年财政支出1．64亿元，主要支出为教育经费、离退休人员工资和各类机构运转经费。
投入高额成本维持的庞大地级市架构，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这被概括为三大“漏斗效应”：
一是“财政漏斗”。
由于一些地级市本身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每年拿出几个亿的资金维持地级市运转，只能靠行政手段对下“抽血”、对上截留，下级县市敢怒不敢言。
广西的东兴市是防城港市“代管”的县级市。东兴市财政局一位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由于防城港市本级的财政收入难以维持其自身的运转，财政收入较好的东兴市就被防城港市“抽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东兴市收缴的地税中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给防城港市。如2003年东兴市财政总收入1．9亿元，上交中央税收2800多万元，上交防城港市180多万元。
其次，采取各种办法截留上面划拨下来的资金。如2003年国家民委给东兴市民委80万元的项目资金，被防城港市截留30万元。去年上面拨给东兴市的各种专项资金有3000多万元，都要经过防城港才能转到东兴，到去年年底还有900多万元的资金没有划到东兴市财政账户上来。
第三，行政划拨东兴市的“财源”到防城港市“管理”。东兴市是对越南经贸口岸，到越南的游客每人可收取旅游服务费145元，每年有几千万元的收入。去年7月，防城港市用行政命令将这个收费权划到防城港市，东兴市的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影响。
二是“权力漏斗”。
福建省晋江市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位人士私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晋江市去年初在深沪镇建一个化工储罐区，工程建好了，营业证却还没有办下来。泉州市港务局帮助协调让这个化工储罐区“试运行”，条件之一是晋江市每年要向泉州市港务局上交50万元的“货物港务费”。
争权和争利益的事情不断在一些地级市和县级市之间发生。福建省的武夷山风景区原来一直归武夷山市（县级市）管理，但从前年开始，南平市设置了“南平市委武夷山风景区工作委员会”，南平市一位副市长任“一把手”，人事权收归南平市，形成武夷山市管旅游促销和日常管理，南平市管决策的局面。由于南平市的这位副市长分管工作太多，常常“十天半个月才来风景区上一次班”，很多事情要等他来上班时才能拍板。
三是“效率漏斗”。
福建晋江市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达700多家，企业进口商品要到省里面办理“自动进口许可证”，晋江市外经部门审核完后，企业还要经过泉州市外经部门审核才能报到省里。晋江市外经局一位副局长抱怨说：“泉州市外经局分管这一业务的只有几个人，他们不了解下面企业的具体情况，也不负责验货，却一定要盖上他们的章才行。”企业来回办手续耽误了大量时间。
让晋江市企业恼火的还有泉州市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晋江是县级市，尽管经济规模远超过福建山区的一些地级市，但是金融机构的管理权限还是县级行的权限，每笔贷款都要到上级行严格审批，尤其是首批贷款，至少要过七、八道手续，经过十几个人手，没有两个月时间根本办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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