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嘉浜的变迁
◆秦维宪
肇嘉浜：苦难中国的缩影
古代的肇嘉浜，曾是碧波荡漾的通航河道，宛若一条翡翠飘带，蜿蜒于上海滩。它东起朝宗门(今大东门)水门，黄浦江水由此入内，横亘全城，出仪凤门(今老西门)水门后南下，流至斜桥改为西行，直奔地处徐家汇的蒲汇塘，长达十余华里。两河交汇称蒲肇河，向西可通航至七宝、泗泾、佘山达松江县境。当时的肇嘉浜两岸，一派江南水乡风光。大地回春之际，市民驾着马车，经天钥桥去龙华踏青、观桃花，于悦耳的风铃声中，走进柳浪闻莺、农夫耕耘的恬静画面；金秋桂子飘香，游人坐上画舫，于桨声灯影里，欣赏农舍炊烟、渔歌唱晚……
自1845年起，英、法、美等国先后在上海强建租界。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李秀成部攻打上海，列强又找借口越界筑路，扩大势力范围。其中，法国殖民者沿肇嘉浜开设许多工厂，还将浜的北岸划为租界，在贝当路(今衡山路)、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一带建了大批花园洋房。然而，“法租界”没有污水管道系统、污水处理厂，法国殖民者及其奴仆为了自己的舒适和清洁，把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通过雨水管道，全部排放到肇嘉浜。同时，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大批难民流入上海，他们沿浜垒了简易窝棚和“滚地龙”(用竹子、油毡、草席搭成)，向浜内倾倒生活垃圾。从此，肇嘉浜开始变脏、变臭、变黑。
至清末民初，肇嘉浜东段被填没，浜水从打浦桥处折入日晖港(今已填没，变成了瑞金南路)。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水浜，即指打浦桥至徐家汇这段小河道，实际上，它已成了“法租界”的界河。
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日本侵略军与中国军队激战之际，在肇嘉浜西段的徐家汇一带断浜截流，修筑战略公路。这样，一条活水河终于变成了死水浜，上海西南地区的自然河道系统被破坏殆尽。
1925年，法国殖民者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南边尽头、徐家汇广场的圆草坪西边，筑了一个北欧式大碉堡(现已炸毁)。这个椭圆形的古堡，上下有8个大嘴巴似的洞穴，活像一个中世纪的灰色恶魔。他们派安南(越南)巡捕驻守，划定了“法租界”与中国地界的界点。土地的主人竟只能在铁丝网边开扇小门进出。每天清晨，法国侵略者挺胸凸肚，口叼雪茄，骑着高头大马，沿着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向南遛圈子。他们只要看见中国人在甬道上行走，便挥鞭猛抽，然后发出狂妄的浪笑。中国的流氓、地痞则沿岸分段筑垄，敲诈勒索过往船只。打浦桥角上有一个大茶馆，店老板是黄金荣的徒弟。在这个乌烟瘴气的流氓窝里，不知道演出过多少鱼肉贫民的恶作剧。
肇嘉浜两岸破烂不堪的棚户、“滚地龙”、“吊楼”(水上竹棚)、破船、桥洞窝棚里住着成千上万的贫民，其中有拾荒者、乞丐、黄包车夫、小摊贩、包身工、扦脚匠、淘旧货者、妓女、舞女等。黑臭的河水里漂着死小孩、死狗、死猫、死老鼠，令人望而生畏。盛夏，这个长达2.7公里的“露天化粪池”臭气熏天，蚊蝇成群；严冬，破棚里不时倒下冻饿而死的穷人，引得收尸车频频光顾……
陈毅：“哪有老百姓住污水沟的！”
1949年5月27日，苦难深重的大上海，终于获得了新生。
7月的一个黎明，旭日东升，绚烂的霞光照亮了苏醒的上海城。几辆吉普车悄然停在肇嘉浜沿岸，车里走出陈毅、市委常委李干成(主管城建)、市建委主任刘季平、副主任兼工务局(现市政工程局)局长赵祖康等。他们仔细地观察这条上海最大的臭水浜，缓缓走到打浦桥一隅。浜里袭来阵阵恶臭，窝棚内传出婴儿的啼哭。陈老总含着热泪，盯住浜里浮着垃圾的黑水、浜边的破烂屋子，深深地叹气。他宽阔的胸膛急剧地起伏，眼前这条臭水浜好像黑色的大蟒，正无情地爬过自己的胸膛。少顷，陈老总沉重地说：“我好难过呃，哪有老百姓住污水沟的！”
1951年，陈毅在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指出：“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服务。”会后，陈毅在市政府大厦(今汉口路市劳动局)多次召集工务局领导研究改变旧上海贫困、肮脏、落后的面貌，希望搞一个上海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抗战胜利后，市政局局长赵祖康曾搞过一个规划，但很快被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击得粉碎。这次他和市政局副局长徐以枋专程从北京请来苏联著名城建专家莫辛，着手制订了新的上海发展蓝图，其中决定填没肇嘉浜，建成通车干道和街心花园。
同时，工务局也成立了城建规划小组，以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徐鸣挂帅，率领高津浦、高河图等人赴实地考察。很快，规划小组制订了《城市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投资2200亿(合新币2200万元)，沿肇嘉浜埋设合流沟渠后将该浜填没。
奇迹：臭水浜变通衢大道
1954年，浩大的肇嘉浜工程正式上马。
工程前期，共拆除房屋23065平方米，拆迁工厂、作坊、住宅20 00户，动迁居民8000人，无一“钉子户”。工务局先在漕溪路划出3万平方米土地，兴建两层楼的“漕溪新村”，后又在龙华营造一批平房，安排肇嘉浜两岸的劳动人民居住。
9月份，工务局选调第一批共400多名青年工人，开赴肇嘉浜工地，成立了肇嘉浜工区。工务局党委任命高津浦出任总指挥兼党支部书记。高津浦1946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以后在山东解放区搞公路、桥梁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初曾主持了北站改造、人民广场花岗石大道工程。当时，他年方27岁，风华正茂，精力充沛。他们在高安路一片荒地上，搭了一个大草棚，整装待发。不久，局里又调来1200 名工人，壮大了施工队伍。高津浦一上任，首先成立了以党、团员为骨干，按工种特点组成的打桩、木工、电工、钢盘混凝土等青年突击队。具体施工，则实行区域管理工段制。第一段，从徐家汇到谨记桥；第二段，从谨记桥到太原路；第三段，从太原路到日晖港。1955 年底，成立了肇嘉浜泵站工段，称第四段。
厉兵秣马已毕，高津浦和十几名党员干部，率领1600名“和尚团”战士，以猛虎下山之势，直扑肇嘉浜工地。
抽干恶臭的浜水，便全面铺开了艰巨的挖泥埋管工程。尽管每人一天平均挖8方土，已创造了奇迹，但挖泥的劳动量太大，非工区工人力所能及。高津浦认为，要加快进程，必须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采取挖干土填污泥的方法。
适逢许多大、中学校师生从报上看到改造肇嘉浜的消息后，纷纷来工区联系义务劳动。高津浦大喜，立即指派专家和青年干部带领学生。每逢周末和星期天，同济、交大、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外语学院的校长、教师率领学生，浩浩荡荡地开来了；南洋模范、徐汇、龙华等中学的师生也不甘落后，倾校出动……
苍凉的黄土一点一点地覆盖上肇嘉浜皱褶的胸脯。
填没淤泥后，工程进入打桩阶段，在长达3公里的浜底，要打下无数长20英尺的钢板桩。由于当时尚无打桩机，全靠人工。如果让一个人挥动12磅铁锤打桩，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打不深，影响施工质量。工程师庄煦堂经反复试验，设计了一个“拉辫子”方法，将一柄特制的50磅大铁锤串入木框架，然后十几个工人拉着粗长的麻绳，由班长喊口令，集体拉绳，锤砸钢桩。从早到晚，钢钎大锤奏响的英雄乐章不绝于耳。
打桩完毕，全线协同作战，在浜底做小泥沟管的基础和底部，用混凝土浇筑6米长、2.8米宽、1.9——2.8米高的巨型拱形管。施工期间，拌混凝土不能停，一天的定额非完成不可，否则，水泥结不了缝，会功败垂成。因此，工人们日以继夜，每天苦战十几小时。
当年，尚未发明“小太阳”灯，晚上照明除几盏电灯外，主要靠月亮和星星的自然光，管道里用的是煤油灯；也没有搅拌机，由人工调和混凝土。长龙似的工地上，工人们推着装满混凝土的独轮车，欢快地跑过十几道跳板，将混凝土推入浜底。工序临近路面时，工人们便排成一字长蛇阵，将混凝土装入畚箕，传入管道……
1956年元旦前后，肇嘉浜上的徐汇桥、天钥桥、谨记桥、东庙桥已被拆除。春节前夕，高津浦率领39班去“围剿”最坚固的枫林桥。
旷野里，朔风怒吼，宛如暴烈的雄狮竞相长啸。高津浦率先操起一柄大榔头，“咣，咣，咣——”向桥墩砸去。工人们遂分成梯队，轮番挥动大榔头。不一会，大伙就大汗淋漓，脱得只剩一件衬衣。整整一天，他们才将桥身切割成若干块T形梁。傍晚，工区派出增援部队，用几十根杠棒，硬是将这个庞然大物一截截搬掉了。
1956年夏，顺利地完成了工程填浜战役。据统计，工人们一共从郊区运土15万立方。倘若用这些土堆在市中心，它可以垒成一座超过国际饭店2倍的高山！1956年12月25日下午，工人们完成了街心花园的最后冲刺，肇嘉浜工程全部竣工，一共种植了常绿乔木和灌木13 9586株。
4天后，上海市人委在这儿安上了第一批新路牌，正式命名为肇嘉浜路。至此，这条全长3000米、宽40米(以后扩展到63米)的大道正式通车，大道中间成了上海最大的街心花园。整个工程费时2年零3个月，提前9个月竣工，实际投资754万元，开创了市政建设史上的奇迹！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派牟森、钱厚祥专程赴上海拍摄改造肇嘉浜的纪录片。他们边拍边感叹：“这条臭水沟真比北京龙须沟长哩！”这部纪录片，现存中央档案馆。
1974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城建交流会上，中国代表介绍了改造肇嘉浜的施工过程。当各国代表看到肇嘉浜今昔对比的照片时，大为惊讶：“中国工人靠两只手，居然造出如此漂亮的大道，简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1999年，上海市政府又投资3亿多元，重新改造了肇嘉浜大道。如今，它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四方的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