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大西北，早在七十多年前也曾被提上议事日程，但那时政客与军阀当道，加上战争的压力，致使开发计划纷纷流产。回顾当年的历史，更使我们对今天与明天充满信心。
七十年前的西北开发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燃起战火，南京受到了震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度迁到洛阳办公。当时国民党中央曾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以洛阳为行都。同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以期引起国人对西北建设的关注。
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边疆建设决议案》，决定设立西北拓植委员会，西北诸雄如杨虎城、傅作义、马麟、马鸿逵等人忝列委员。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通过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内容洋洋洒洒，对西北的水利、公路、畜牧、农村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作了一番筹划。
当时，社会上谈论西北问题盛极一时，不少人认为，西北是中国未来生命之所系，纷纷呼吁开发边疆，用西北作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关注西北的社会人士纷纷成立团体，全国有37家之多，如开发西北协会、中国边疆协会、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西北问题研究会、新西北社等等。一批关注西北的刊物，如《开发西北》、《西北研究》、《新西北》、《西北问题》等相继创刊出版。各种资源、实业、水利、交通、教育考察团纷纷到西北去考察。
1934年4月，蒋介石先派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到西北，名义上是视察交通、水利、农业和教育，为开发、建设西北作准备，而实际上是为了安慰和笼络西北诸马。戴季陶在西宁各界数万人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到了西北，认得是我们的老房兄弟，老房的亲戚，要知道应该帮助老家，发展家务。”
1934年5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视察西北，宋子文还送给西北诸马一笔开发经费，以增强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
1934年10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北，在兰州单独召见了马麟和马步芳，再由甘肃飞赴宁夏，安抚马鸿逵。
西北诸雄口头上也附和着要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开发西北，心里面却打着自己的算盘，惟恐蒋介石打着西北开发的旗号，向他们割据的地盘里渗透，彼此都心照不宣。于是，西北开发在虚虚实实、推推搡搡中时断时续。
到抗战前夕，西北开发成果寥寥。约略算来，陇海铁路从潼关艰难地延伸到了宝鸡，西北总算是有了一小截铁路；从西宁到兰州的公路建成了，无奈路况太差，被戏称为“稀烂公路”；上海到迪化的空中航线沪新线一度也开通了，但盛世才上台后，一意阻挠，使之只能飞到兰州。
对于西北诸雄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局面，蒋介石无可奈何。他派出嫡系将领胡宗南率中央军精锐部队“天下第一师”进驻甘肃天水，震慑西北诸雄，以图将来。
抗战中建起玉门油矿
当年的西北开发被丑陋的政客和军阀们当成了一场政治游戏，倒是有一群务实的科学家踏进了大西北，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一丝现代工业的气息。
1932年11月，蒋介石决定组建国防设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网罗了一批社会名流、实业家和科学家列名委员，对西北的边情、矿产、交通、水力和森林资源进行了调查。
1933年，地质学家孙越崎奉派到陕北一带调查油矿资源分布情况。抗日战争期间，孙越崎又转战开发甘肃玉门油矿。油矿位于甘肃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上，原本向美国订购了一套炼油设备，由于中国港口被日军封锁，钻机只能从缅甸仰光转运，千里迢迢抢运到玉门后，只拼凑成了三套。炼油设备没能运到，由自己设计制造，只能从原油中炼出16%汽油。就连一些普通的车床、水泵、油泵、炼油釜、闸门等设备配件，也要从重庆订购，经2500公里的长途汽车运到矿区。国民党政府把酒泉、玉门、金塔三县每年征兵名额拨给油矿，充作工人，有铁匠、木匠、泥瓦匠、裁缝等，这些人正好是孤悬在戈壁滩上的油矿所需要的，后来不少人成为油矿的技工，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铁人王进喜就是来自玉门油矿的技工。
1942年8月，蒋介石在胡宗南的陪同下，来到玉门油矿视察，看到昔日荒凉的戈壁滩上建成了一座万人规模的大油矿，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蒋介石的这次西北之行，并不完全是为了巡视西北开发寥寥无几的成果，着力点仍在收服西北诸雄。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将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大西北，计划“从事于西北之建设，并将新疆与青海之全部铁路一气呵成。盖战后20年内，如有外患，则我必取守势，仍欲引敌至我内地决战”。他甚至有迁都西安的打算，认为“南京与北平皆近海，最初30年必不能建立强大之海军为之掩护，故首都地点不能不在西安，以其地位适中，介于东北与西北之间，足以控制全国”。
移民计划不了了之
蒋介石十分推崇清末陕甘总督左宗棠，曾发专电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委托薛在长沙买几部《左文襄公全集》，分寄给朱绍良、谷正伦、胡宗南等驻扎西北的嫡系大将，要他们效法左宗棠，学会剿抚并用，收服西北诸雄。西北地区的中央军达13个军之多，收服西北诸雄的时机渐已成熟。
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从重庆启程，飞赴兰州，开始了对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历时一个月之久的巡视。
8月28日，蒋介石飞抵嘉峪关，拟亲往迪化屈尊面晤盛世才，得知新疆机场有苏军把守，一时未敢成行。他要求盛世才到兰州来会面，盛世才一向多疑，以边情复杂、不便分身为由，怎么也不肯应命。次日，宋美龄在朱绍良的陪同下，携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迪化，抚慰盛世才。经过宋美龄的一番游说，盛世才最终决定投向蒋介石，同意国民党派遣党务人员和中央军部队进入新疆。
9月3日，蒋介石在视察了宁夏马鸿逵部队后，由宁夏飞抵西安，召集长江以北各战区高级将领，一连开了五天的会议。蒋介石先听取各军师长的汇报，然后自己作了两天的讲评。驻扎西北的军事将领普遍向蒋介石反映人马补充困难，士兵吃不饱肚子，部队药品缺乏，疾病流行，要求中央解决。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批评各级将领不要事事依赖中央，要西北驻军体谅中央的困难，力行勤劳俭约，凡事自动自理，来解决一切补给困难。他指示西北驻军除了军事训练以外，更重要的是建设西北，即屯垦、畜牧、兴办水利、植树造林、发展交通运输五大任务。他告诫胡宗南等人，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不可视为边疆而言辛苦。
西北巡视归来，蒋介石针对西北人口稀少，地利废弃，提出要奖励移民，所有不必留在内地之机关，可迁往西北以充实边地社会活力。他为此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写了一道手令。但是，行政院秘书处在接奉他的手令后，很快就拟出了一份签呈，提出：“关于裁减人员部分，党政军机关所担负工作之性质不一，员额亦各不同，公务人员在年龄、经验二方面究有几分之几宜于开发边疆，凡此皆应详加考虑。”对公务人员移民西北的可行性提出了疑虑。
对于“移民西北”手令的执行情况，蒋介石并未深究。
当时，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问题，仍然是国民党党务人员与中央军部队如何顺利进驻新疆，以控制盛世才的问题。1942年年底，国民党党务机构开始选拔、培训党务人员，蒋介石亲自对赴新党务人员训话。行政院颁布了《赴新工作人员登记办法》和《待遇办法》，对赴新疆人员予以保留原薪的待遇，以示优待。
蒋介石初步收服了西北诸雄，可是，移民与开发的设想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于右任的桑梓情
在国民党中央要员中，对大西北最有感情的当数出生于陕西三原县的于右任。他位至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德高望重，在西北民众中深孚众望。较之于蒋介石复杂的西北梦，于右任的桑梓情显然要真切得多。在他离开家乡刚到上海滩站住脚跟之际，就听说西北发生了大旱，以致人相食。于右任利用他所创立的《民呼日报》大声疾呼，要以“人饥己饥”为宗旨，发起募捐救济灾民的活动。一时间，关于西北灾情的报道连篇累牍，篇篇催人泪下，感动了十里洋场，纷纷向灾民捐款。这些善款对灾区百姓而言，不啻是雪中送炭。中国媒体参与社会赈济就是由《民呼日报》开始的。
赈济只是治标。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在于右任看来，出路只有两条：一为兴修水利，二为培育人才。
在他的主持下，着手成立了渭北水利委员会，请来了水利专家李仪址，制定了开发泾河的规划，修成了灌溉三原、泾阳、高陵、礼泉、临潼五县的泾惠渠。
在兴办水利的同时，于右任还致力于民智开发，其家乡三原民治小学，就是由他一手创办的。
1931年，于右任回陕西视察，与担任省主席的杨虎城谈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在靖国军时代，于右任和杨虎城驻节陕西武功，戎马之余，两人畅想未来。于右任熟稔家乡的人文掌故，对杨虎城说：武功是周武王伐纣用武成功而命名的，土地肥沃。周的先人后稷，就在这个地方教民稼穑，武功原有后稷庙，纪念这位农业的创始人。只要局势平稳，我们在这里创办一所农学院，以纪念这位农学专家，就更有意义了。十几年过去了，于右任往事重提，杨虎城听罢，当即表示：“现在咱给人民还愿去。”说罢两人一同前往武功考察，选择校址。于右任回到南京后，向国民党中央会议提出成立“筹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获得通过，后来改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由于右任亲自担任校长。1939年4月，改为国立西北农学院。
1941年10月，时年63岁的于右任又一次回西北视察，经西安、兰州，到达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四顾瀚海茫茫，古寺寂然，另一个美髯翁张大千正在洞里临摹壁画。中秋之夜，在张大千的住处，于右任邀众把酒赏月，谈到外人窃夺，洞窟濒于坍塌，有些壁画大块脱落，而官方漠不关心，座中人无不痛惜。
于右任完成丁西北考察，返回重庆，当即向国民政府呈上建议书，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收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战争年代，于右任为西北文化建设办成了一件大事，殊为不易。
于右任的桑梓之情延续了他的终身。晚年，他身处台湾，仍念念不忘西北家乡，将对家乡的无限思念化作了一首《无题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望！……
摘自《感悟苍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孙武 著文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