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到宽版
  • 2951阅读
  • 1回复

[个人区划理念]建议将“海南、大连、赣南、陕北”列为中国的政治特区!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06-03-07


建议将“海南、大连、赣南、陕北”列为中国的政治特区!




海南是一个海岛,大连三面环海,风险较易控制。


赣南、陕北均是革命老区,有较好的民意基础。

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是个好主意


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深圳市对反腐保廉体系的探索,其更本质 的意义是立足于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间”。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政治体制改革先发也成为必然。“这样,不仅可以巩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同时可以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扎实深入的向前推进。”他由此得到启发说,“我们有理由也有条件,像当年建立深圳等经济体制改革特区那样,着手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包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内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就在于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特区。而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改革尝试,之所以浅尝辄止,不敢深入推进,也在于对这方面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失败,没有像当年经济特区的改革那样,有人敢于出面‘埋单’。”


笔者认为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是个好主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几个经济特区的试验圈。继续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这样几个‘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内民主制度发展、党内监督的强化、改革与完善纪律检查体制,都可以放在这些特区中来进行试点。特区就是改革的‘孵化器’、‘试验场’,可以最大限度控制风险。”


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其风险程度要大的多。然而,害怕冒风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又会丧失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够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深入,也不能有效防止腐败和社会不公。因此,不要让改革的成果落到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的益处,使人民群众都支持改革。为了避免全面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是好主意。一项政治体制改革举措首先在特区进行试验,就是失败了,影响面、波及面也不大,重新设计,采取新的措施再进行试验。如果试验成功了,逐步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这样,一方面要稳妥的多,另一方面能够切实地、实质性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紧迫感。政治体制改革搞成功了,对经济建设,国家的安全、稳定,特别是长期的安全稳定非常有意义。反腐专家李永忠建议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进行先期探索和试验,是个不错的主意。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06-03-07
(2003-03-06)

复旦教授浦兴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

● 李永乐(上海特派员)

  上海的复旦大学政治学、公共行政学教授浦兴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80年代中期以前第一阶段的改革,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成功。

  浦兴祖是针对本次中国“两会”关注的课题,接受本报专访时,提出上述的看法。

  浦兴祖指出,50多年以来,国务院的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政革经历过三个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第一阶段的改革,处在计划经济,以及计划经济刚刚开始起步转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成功。 

  他指出,历史上国务院下设机构最多的时候有100个,人员5万多,是在1981年。那时副总理是18位,个别部里的副部长28个。背景就是文革结束了,一是要开展经济建设,加强经济管理,很多班子、机构重新恢复。

  另一个是政治上的因素。文革结束,原来被“打倒”的人,政治上得到平反,官复原职。不少人受过迫害,身体较差,年纪也大,真正干事的还要有一批人。人员自然就多,副职也多。

  后来,1982年就搞了一次机构改革,当时邓小平说了一句话:“精简机构就是一场革命”,试图用革命的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分析道,在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计划经济痕迹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强调政府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是全能政府的观念。政府既然要管得相当广泛和具体,机构和人员就不可能真正精简,精简了也会反弹。

  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到90年代初,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越来越明显,给后来的机构改革,提供了新的背景。改革进入第二阶段。

  中共十三大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 ”这一新思路,也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浦兴祖说,“这样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在80年代中期之所以能提出来,动因倒不是在行政系统本身,而是经济体制向行政体制提出了要求。”

政府职能转变不够有力

  浦兴祖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够有力。

  他表示,转变不够有力,人的因素是关键。行政职能背后就是权力,权力背后是利益。政府权力应该是谋公众利益。但实际上,同时可以为官员谋取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职能很可能触及官员的个人利益。所以存在这样的障碍。

  1998年,中国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当时的决心是很大的。但考虑到前述的各种因素,就不是个别领导人主观上下定大决心就能解决。

  1998年改革以前,国务院是3万2000人,后来改掉一半,达到1万6000人。

  现在部委机构29个,连直属机构也就40多个。部委机构减少了,直属机构是副部级。接下来肯定还要精简。

入世对政改推力大

  浦兴祖指出,十六大后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进入第三阶段,以加入世贸组织(WTO)为起点。第二阶段主要是由内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现在是加上外部的推动。外部的推动,比内部的推动力度更大。

 他说,“政府是国内的特殊权威,你对政府提出的改革动力、压力,政府要改革他自己,革自己的命,触及一系列观念、方式与利益,那是相当痛苦的。这样的话,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消减、化解、回避、绕开国内市场经济向政府提出的动力与压力。这种例子很多。”

  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上可不是特殊权威。在WTO中,一个国家的政府只是一个成员国,不能去支配WTO,不能独自修改国际通则,不能绕开它阻挡它、化解它,否则就会受到国际组织的制裁。所以外部的压力比起内部压力更大,也许就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