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辩讹之：康乾时期淮安城市人口考 （作者：返璞归真）
盛世修誌续史，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以史存查”、“以史育人、弘扬正气”，使社会不断进步从而得到发展,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文明。那什么叫“史”，什么又叫“誌”呢？据《辞海》记述：“史：如实记载过去事迹的书；誌：亦是如实记事的书或文章”。“如实”二字客观的强调出所载内容的性质，即真实性。那么臆造的事迹、数据，就不叫“史”或“誌”，如若非此，历史作用则尽失。臆造不实的记载，会遗误后人，更会使社会发展越发畸形、扭曲，并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污点，带来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
近几年来，我市县、区抢夺历史文化资源现象日趋严重，加之伴随而来的新建假古董“热”，更是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财，劳师动众，且建之物，大多工艺粗糙，毫无用处，严重影响了原有的城市形象。反之，城市中真正应该得到保护和修缮的文物、古建，却因为资金的短缺，无人问津。残砖剩瓦，支离破碎，奄奄一息。如楚州区的淮安古城史经千年风雨，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似乎也已经不再在乎这样一个问题，古城宽容，让周围县区从历史文化资源的“共享”中得到了实惠。事实上，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保护，确实是我们这座城市发展所必须的积淀和财富。今日崭新的淮安市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起成长至今，在21世纪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遂感城市历史积淀的重要性，随即依靠市区里运河沿岸在历史上先后作为清江浦镇与清河县城且有“清江闸”遗存留世作为突破口，寻觅重要史实，开展文史工作，以便能更好的服务于城市的经济发展。然而清江浦的历史地位在近几年被无限制的频繁夸大，事实上在中国封建时期如同清江浦地位的集镇、县城如同繁星一般数不胜数，更何况依靠运河，漕运发达、经济繁华的江浙二省，码头、关卡及官署或其他相关设施都是按需设置在运河线的各个位置，如太仓，即设有皇家粮仓。清江浦城镇的实际历史地位的相对滞后与被动，反而让少数“历史学者”感到困惑，从而产生“造假”的现象。如“康乾时期清江浦人口达54万，淮城内人口有30万，淮安当时总人口超过84万”、“清江浦人口比当时的汉口、南京人口还多”、“清江浦已经不是一方重镇，已经是全国之名城”、“清江浦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运河沿线的四大都会”等等，都是近几年尤为突出的臆造史实现象的体现，部分文字还频繁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书籍之中。这样缺乏史实考证的引用，只能体现出作者文风与历史观的不严谨，长此以往，容易对社会进步带来负面效应，影响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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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国封建时期的大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谓的淮安经济鼎盛时期，淮安城的繁华程度究竟如何，时属府治山阳县（今楚州区，下同）附郭的清江浦镇的乡镇面貌又如何，人口到底有多少呢，乾隆二十六年（1761）从山阳县乡镇中划出，作为临县清河的县城之后，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必须从权威史料入手，现存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历史文献与誌书更是尤为重要的史实依据。
一、当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在由《学习时报》编辑部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要求全体中央干部学习的权威书籍《落日的辉煌》一书中记载：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此书主要反映整个中国在明清时期至近代的兴衰沉浮。书中有部分有关城市规模的描述，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在各段中未见有对淮安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其治下山阳县所隶北乡的一个乡镇---清江浦了。
二、史料中的清江浦。据编年体明朝官方档案《明实录》载：永乐二年（1401）十一月癸卯，镇守淮安都指挥施文言：“淮安诸坝，舟航往来，第遇天旱，坝下淤浅，重劳人力。近城旧有清江浦二闸，比年坍坏，乞命有司修砌，以便往来。”从之。《明史•河渠誌》中载：“清江浦（浦即河）者，直淮城西，永乐二年尝一修闸。”从记载可见，清江浦名称实际早于陈瑄永乐十三年（1415）的开凿清江浦河，其原只为淮安城西、淮河南岸入淮的一条河渠支流。《明史•卷八十五•誌•第六十》：瑄访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江口相值，宜凿为河，引湖水通漕，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旧渠也。”瑄乃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陈瑄永乐十三年（1415）新开的清江浦河，达到了节水保运的目的，名称却是利用了原有清江浦河道的名称，新浦大部分也曾是旧浦的换季河道。名称并非陈瑄所创。由于运河的繁忙与清江闸的所在，逐步在清江闸周围形成集镇，直至成为山阳县西北的一个大镇。
三、正史中关于清江浦以及淮城人口记载。据《光绪丙子清河县誌》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江苏巡抚陈宏谋疏请山阳立清江浦，而割山阳近浦十余乡，计地291顷70亩7分9厘4毫1丝1忽，并入清河县。治所设在清江浦。此年清河县人口4939丁，被划入清江浦镇后，增加了5438丁，合计11377丁。根据同年包含清江浦镇的山阳县人口核查，山阳全县有11万口。在《重修山阳县誌•卷七》中有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划分清河当差人丁5438丁，应除正银1千2百38两2钱九分2厘。总计新旧人丁共为数13077丁，共应征丁徭银6千30两4钱8分2厘。十余乡划出仅有五千余口人，此时山阳全县有10.48万口。可见当时，被划出的清江浦等十余乡镇，连同清河县总人口并不足2万人。再根据清江浦集镇形成的时间段，时间再向前推移，依据《山阳县誌》中记载：明景泰三年（1452）山阳县核查户口，全县有15.57万口；万历四十一年（1613）全县有12.6l万口；清康熙四十年（1701）全县有16万口；乾隆二十六年（1761）全县有10.48万口（划出后十余乡后的统计，划出前为11万口）；道光九年（1829）全县有54.05万。再看乾隆《淮安府誌•赋役•淮安府户口•山阳县户口》中（均含清江浦等十余乡）的记载：明景泰三年，户16763户，口155700……天启四年，户23830户，口128983；清顺治初年，原额人丁159829丁；康熙至雍正九年，全县162621丁；康熙四十四年“钦奉上谕事案”内逃、故人丁3159丁；康熙四十五年“题明事案”后，缺人丁3248丁；雍正十年，“请分繁剧等时案”内划分阜宁县户口人丁49114丁；今订实存当差编户人丁112590丁。滋生人定：康熙五十五年，编审滋生177丁；康熙六十年，编审滋生18丁；雍正九年，编审滋生27丁；乾隆元年，编审滋生35丁；乾隆六年，编审滋生23丁；乾隆十一年，编审滋生25丁。以上六次编审，滋生人丁350。再看看时驻淮“部队”的人口情况，淮安卫军丁：原额户口军丁6720名，内除逃亡、故绝军丁5074，实存当差屯丁1648名，额外清出军舍374名，共屯田军舍2020名；今订实屯丁、军舌3244名。滋生人丁：雍正九年，编审滋生军丁38名；乾隆元年，编审滋生军丁20名；乾隆六年，编审滋生军丁6名；乾隆十一年，编审滋生军丁18名。共82名。大河卫军丁：原额户口军丁8970名，内除逃亡、故绝军丁4849，又除运粮军丁3263丁、门军40丁，止存军丁818丁，又于康熙三十三年清出减丁346丁；今订实纳银军丁1164丁，内中则军丁52名，下则军丁1112名。滋生人丁：康熙五十五年，编审滋生军丁26丁；雍正九年，编审滋生军丁57丁；乾隆元年，编审滋生军丁7丁；乾隆六年，编审滋生军丁52丁。以上四次编审，共142丁。
在清江浦镇未划分给清河县时，顺即摘录乾隆《淮安府誌•赋役•淮安府户口•清河县户口》中无清江浦镇的清河县人口记载：明景泰三年，户5446，口45567……万历三十一年，户4888，口13333；国朝（清朝）原额当差并不免除余丁9625丁，内于康熙四十年审缺人丁4660丁，康熙五十年审缺人丁26丁，共缺人丁4686丁；原编、续编、今订通共人丁4939丁。滋生人丁项下：康熙五十五年，审增31丁；康熙六十年，审增12丁；雍正四年，审增7丁；雍正九年，审增9丁；乾隆元年，审增31丁；乾隆6年，审增33丁；乾隆十一年，审增34丁。此次编审，滋生人丁154丁
再看1998年版《淮安市誌》中整理府、县誌后关于淮安20世纪初的人口核查记载：宣统三年（1911）核查人口，府治山阳县全县有69万口。据宣统末年统计，清江浦仅有十万人。民国年间，淮安城市先后受到侵华日军以及国内战争的多次严重破坏，到1949年解放之时，清江浦仅剩3.6万人，王家营不到4000人。
四、史料中对淮安城市规模的记载。淮安因运河而繁华，曾并称于“淮、扬、苏、杭”四大都市。据记载，当时淮安城内“店肆酒楼鳞次栉比”、“市不以夜息，十分繁华”、“闾阎栉比，楼阁竞雄，街巷如织，人烟稠集，市井繁荣，百货山列”。在一些文人骚客的赞淮的美文、诗篇中，更是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淮安的昌盛，如明朝宰相邱琼山诗云河下：“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翻开尘封的史料，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些船停泊在靠近河岸处，离淮安城不远。淮安城的对面是海州城，但前者是一座大城，而后者是一座小城。”“淮安城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富裕的城市，位于东南与东方之间，是蛮子省的门户。因为该城邻近喀喇摩拉河，所以大批的船舶途径此地，每日穿梭不息。大批的商品在此集散，通过黄河运到各地销售。这里还产食盐，不仅可供本城之用，而且还可输往其它各地。大汗从这种贩盐的交易中取得了庞大的税款。离开淮安城就到了宝应县和高邮……”。
根据乾隆《淮安府誌》所载，淮安城格局由旧城、新城、夹城三城相联，旧城“周长十一里，东西径五百二十丈，南北径五百二十五丈，高三十尺”，新城“围七里零二十丈，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径三百三十四丈”，联城“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拥有街32道、巷40条（仅大巷）、市35处、桥91座、坊表（牌坊、华表，下同）123座。镇：清江浦镇：因国朝（清朝）河院移驻于此，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有街12道，巷5条，市2处，桥10座、坊表9座。清河县城（移治前）：土城三面，周围六里，东西北三门。城有街4道，巷5条，市5处，桥17座，牌坊15座。
由此以上也可看出，清江浦镇实际是因为河院驻节才开始催生了清江浦城镇的发展。在《清史稿•卷一百十六•誌九十一》中载：顺治元年（1644），置总河，驻济宁。康熙十六年（1677），移驻清江浦。二十七年（1688），还驻济宁，令协理侍郎开音布等驻其地。三十一年（1692），总河并驻之。三十九年（1700），省协理。四十四年（1705），兼理山东河道。雍正二年（1724），置副总河，驻武陟，专理北河。七年（1729），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驻清江浦。也就是说，清江浦镇真正因河院的驻节而带动发展的时间段，应该是从雍正七年（1729）河道总督正式驻节清江浦起，此前康熙十六年（1677），移驻清江浦，只是以“办事处”形式暂借清江浦原户部分司署设立行馆，后又改回原址济宁。雍正七年（1729）河院正式于清江浦建府设署，此后逐渐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此时康乾盛世已经过半。
再说，如若康乾时期的淮安，三联城只可容纳下30万人口，那么当属一镇的清江浦，如何可以容纳浩瀚的54万人口。如果实际有这样的情况，清江浦镇的城市规模至少应大于淮安府城，最次也应该与排名第六的广州城规模相当。当时的广州城拥有旧、新二城，东、西还建有翼城；旧城，周长3796丈，城高2.8丈，城门8个，城楼10座，角楼4座，炮房250间，炮位304个；新城，周长3786丈，东西长1124丈，城墙高2.8丈，城门8个；东、西两翼城长各20丈，城墙高各2丈，城门各1个。至同治年间，吴棠在清江浦新建清河县城城墙时，包容了最大的城镇范围，东西长不足3华里，南北平均宽约0.8华里，西边最宽处约1.2华里，东边最窄处仅宽0.6华里，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同治三年春至四年秋竣工，计长一千二百七十三丈，高一丈八尺，费白金十二万两。建城门四座，东曰安澜，西曰登稼，北曰拱宸，南曰迎熏。另有水门一座，水关两座。”且当时由任何一门出城后，非田即荒。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周边的农田之上才逐步盖起了高楼，修建了马路，发展成了市区。顾炎武曾有诗《王家营》描述了当时清江浦镇北王家营（今市区北大门）的荒凉：“荒，据淮津，弥望遍秋草……。”说明了当时清江浦城镇以外地界的荒凉和人口的稀疏。3平方公里的城镇面积，如何跃身成为世界级的大城市？依据史料中所记载的城墙长度、城池面积换算，淮安府城面积是清江浦城（清河县城，下同）面积的约4倍，广州府城面积是清江浦城面积的约6倍。所谓清江浦居54万人口的数量，分布在3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平均每平方米要占16人。在此县城之中能拥有如此人口密度，真是匪夷所思，骇人听闻。
21世纪是经济腾飞的世纪，各项数值指标都在逐日攀升。而对于严谨的历史研究，任何的历史数据绝不能靠自己的主观意识来“断定”和“虚标”，必须依靠正史誌书、权威资料来作为其支撑。认真、严谨的历史研究，是对社会负责、对城市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否之，便是违背了研究历史的初衷，也就无法做到“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