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人与天津小洋楼
《地图》 2006年第01期
风云际会小洋楼
自1860年开埠后，天津一跃成为
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港口
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代中国百余年的风云变幻，无不在天津留有深深的屐痕。特别是经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荡涤后，天津因九国租界的存在，很快又成了首都北京的“政治后院”。租界这一“法外之地”，不仅可成为脱身庇护之区，而且离京城较近，便于打探风云走向或对手虚实，所以租界成为理想的避风港，也成为波诡云谲的政治活动策源地。也正是源于这一点，遗老遗少、下野军阀、失意政客、迁客骚人、革命志士，都纷纷来到这里。
就清朝遗老遗少来说，地位最显赫的莫过于逊帝溥仪，他寓居天津达6年之久；其他贵胄人物如溥仪的父亲载沣、庆亲王载振，以及满汉臣僚载涛、铁良、荣庆、李准、张呜岐等也躲进租界，眷怀着昔日的荣光，闲谈着往日的轶闻；就连太监小德张也来到天津，筑起多处安乐窝，享受着西方的现代生活。
北洋政府如走马灯似的更换，权柄频频易手，军阀、政客忽而上台忽而下野，政坛人事朝夕嬗变。这些北洋要员还在台上掌权的时候便想好了退身之路，在天津租界建起了小洋楼，托庇于外国势力，以备不时之需。北洋政府的五位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在天津租界都有奢华的宅邸。北洋政府时期的32届内阁，有1/3的总理，如段祺瑞、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顾维钧等在天津设有公馆。北洋政府时期的风云人物，如曹汝霖、刘冠雄、鲍贵卿、张勋、孙传芳、汤玉麟、张作相、梁启超等，都曾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有人做过初步估算，寓居天津租界里的各界名人先后不下500人。
各色人物形成了天津社会一种潜在势力，这里蛰伏的是求变的激流，隐匿的是动乱的祸根，天津成为了一个酝酿政治风云的“大后台”。那时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在北京，可实际上幕后策划都在天津。因此在近代中国流传着“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说法。他们以天津为依托，策划于密室，奔走于京津，在天津策划、导演了一幕又一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也正是这一幕一幕构成了近代中国政坛的风云变幻，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枭雄，演绎出许多惊天动地的故事……
今天，当人们从高楼林立的天津窥到那一百年前的津门旧影，偶然经过那些镶着白色大理石文物标牌、弥漫着欧陆风情的小洋楼，往往会恍然一惊，这些小洋楼的老主人原来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时明月照今人。承载着时代风雨和
历史变迁的小洋楼，也因主人的故事而更浓重地散发出它们的古旧魅力，让我们今天仍可以从中读到一般史书无法记载的内容，如果细细品味，将是别有情趣的。
梁启超：筹划护国，著书立说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维新领袖梁启超由北京逃至天津，然后乘船东渡日本，过上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直到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才得以返回祖国。但国内的形势并没有因清王朝的覆灭而趋于平静，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更加复杂。为躲避北京复杂的政治气候，梁启超来到天津，选择在当时的意租界内定居下来。
意大利租界是当年天津外国租界中面积较小的租界之一，这里没有繁华的商业区，也没有工厂和商业性的码头，界内明令禁止设妓院、烟馆(鸦片烟)、赌场，社会治安条件较其他租界要好些。意租界住宅建筑也比较讲究，一般都是二三层的欧式建筑，风格多样，街道整洁，环境幽雅，是当年北洋政府下野军阀、政客们最推崇的隐居点和安乐窝。1915年，梁启超举家迁到了意租界的西马路25号，即今河北区
民族路44号。
就在粱启超定居天津当年的夏秋之际，政治风云突变，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筹安会”也到处鼓喉噪舌。1915年8月20日，蔡锷将军借口看病就医来到天津，找到了当年长沙时务学堂的恩师粱启超共商讨袁大计。粱启超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指蔡锷)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直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8月22日梁启超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惊世之作，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袁世凯闻讯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然而粱严辞拒绝。此文刊载后竟洛阳纸贵，一连几日报纸一印再印，竟至将此文单印发售。
随后，蔡锷回到北京。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便伪装消沉，同时密送眷属离京回原籍，为自己脱身做准备。1915年11月19日，蔡锷改名化装，在天津乘船转道日本赴云南，随即宣布云南独立，护国战争揭竿而起，举国拥戴，袁世凯称帝阴谋破产，一命呜呼。粱启超旧居名副其实地成了从云南爆发继而波及全国的讨袁护国运动的策源地。
梁启超的反袁举动使得他同老师康有为彻底决裂。康有为公开主张清帝复辟，后来成为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成为了段祺瑞的主要高参，随段祺瑞马厂誓师，参加武力讨伐，再一次走到中国政争的风口浪尖上。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作诗斥责梁启超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张勋复辟失败，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因拥段有功，在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詈督办。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随后，粱启超赴欧洲考察，1920年又回到天津。此时的梁启超“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决心脱离政治、全力投身学术研究和
文化教育活动。1924年，粱启超在旧居的西侧另建新书斋，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取名“饮冰室”。“饮冰”出自《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乎?”一句。在饮冰室书斋，梁启超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墨子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60多篇学术论著。
梁启超生前曾说，自己乃中国“不可少之一人”，“数年之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将永远铭记粱启超！
张勋：津门蒙骗，事败名裂
尽管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已经为人所唾弃，但躲在天津租界的许多清朝王公贵族仍在等待复辟时机。1917年5月，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因对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府院之争”，给负责进京调停的张勋以可乘之机。
清王朝早已于1911年被推翻，但张勋仍以清朝忠臣自命，坚持留着一条长辫子，他还不准手下几万名官兵剪辫子，因此，人们称他为“辫帅”、“张大辫子”，称其队伍为“辫军”。张勋时刻不忘复辟，1915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他先后4次召集各省督军于徐州，提出了一个复辟计划：第一步解散国会；第二步逼迫黎元洪退位；第三步宣布复辟，并得到各地军阀的附和。
1917年5月31日，张勋收到了黎元洪的一封邀请电，希望张勋能够到天津，与躲在天津租界里的内阁总理李经羲商量。在邀请电中，黎元洪言辞恳切，认为张勋如果能够北上天津，则是“民国之福”。这封邀请电对张勋来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等待已久的复辟机会来了。
在1917年6月7日这天，张勋率领辫子军从徐州沿着津浦线北上，朝北京进发，当张勋乘坐的列车到达天津西站后，辫子军的大部队没有停下来，一直开往北京，而张勋本人则留在了天津。在这里他不但要与多位北洋政府的要员协商复辟的问题，还要再探探日本驻华人员的口风。一场闹剧开始在天津租界里酝酿。
6月8日午后，张勋在德租界的寓所来了数位北洋政客和社会名流，由徐世昌带队，朱经田、雷震春、段芝贵、梁启超等人共同前来。直到深夜11点，前来密谈的人们才渐渐离去。正当来访的政客、社会名流与张勋会谈之时，北京方面黎元洪派夏寿康到天津接张勋进京。张勋与夏寿康单独进行商谈，提出了自己到北京进行调停的六项条件实行责任内阁、解散国会、解散省议会、改定宪法、惩办总统府军事幕僚处的有关人员和特赦政治犯。只要黎元洪做到这六点，张勋就肯进京。当天夜里，张勋的这六项条件就传到黎元洪那里。黎元洪接到张勋的答复后，马上就解散了总统府军事暮僚处。6月13日黎元洪解散国会。
在天津的张勋得知国会已经解散，兴高采烈，当天便在天津德租界的寓所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通电“比因政争，致酿兵事。勋奉明令，入都调停……默察各方面之情形，大多数之心理，咸以国会分子不良，力主解散另选……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当日，张勋邀国务总理李经羲到日租界宫岛街段祺瑞宅，请段同往北京“共筹国是”，段婉辞谢绝。张勋又跑到徐世昌家里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密谈，徐世昌对复辟表示支持，但徐世昌向张勋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他以摄政或类似摄政的名义，畀以全部政权；二、把他的女儿许给溥仪为皇后；三、实行君主立宪。
14日下午，张勋偕同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等乘专车直奔北京，李经羲就任国务总理，但遭到了来自北洋内部和外国势力的反对，而清朝的遗老们更是不愿意看到张勋扶植李内阁，各方力量都反对李内阁继续存在，反对李内阁的电文也雪片般地飞向北京，张勋感到再支持李内阁非常困难。就在此时，天津遗老们的一封信，让张勋下定决心要复辟了。
陈曾寿代表清朝的遗老们给张勋写了封信。在信中，陈曾寿告诉张勋，既然统一的局面已经破裂(当时不少北洋军阀控制的省份宣布独立)，各地都乱了起来，此时摆在张勋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复辟，成功了，张勋有“不世之功”；一条是后退，如果张勋后退则有“不测之祸”，希望张勋能够权衡得失，早下决断。张勋看到天津遗老的信件后，认为写得很有道理，于是下定决心，发动复辟。张勋在南河沿公馆举行最高级会议，决定7月1日宣布复辟，捧出溥仪登基。
1917年7月1日凌晨3点，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与康有为等人进入紫禁城，“拥戴”废帝溥仪重披龙袍，重登宝座。然而，仅仅过了12天，遗老遗少们的迷梦就烟消云散了。而以“再造共和”自居的段祺瑞则再次掌权，张勋只有躲进荷兰驻华使馆以避祸。
复辟失败后，徐世昌出面与段祺瑞商量，念北洋同胞之谊，穷寇莫追。张勋回到天津德租界寓所蛰居。而他脑袋后面的辫子，直至1923年9月12日病逝仍未剪掉，最后随他进了棺材。
段祺瑞：蛰居租界，洞若观火
张勋复辟在一片嘲笑中失败了。也许张勋在天津策划复辟时根本不会想到，后来组织讨逆军攻十丁他的，就是当初在天津默许他发动复辟的段祺瑞，他只不过是这位号称“北洋一只虎”主人重掌实权棋局中的一颗棋子。逃到荷兰公馆中的张勋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翻云覆雨，但此时的段祺瑞已借他之手将黎元洪赶下台，并以“再造共和”英雄的面目重新执政。其实就在张勋在前台热火朝天地张罗复辟时，幕后的段祺瑞一直在天津段公馆掌控着事态的发展。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在罢免令下达当天，段祺瑞乘车返回天津，住在意租界的公馆里。回到天津后，段祺瑞每天都在自己的公馆与智囊团商量如何应付时局的问题。段祺瑞与谋士们商定，在天津组建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只要独立各省会师北京赶走黎元洪后，就召集临时国会推举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当时段祺瑞通电北洋系的军阀，只要回电一到，他就可以在天津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内阁成员也已经安排妥当，徐世昌就职大元帅的电文都已经起草完毕。
就在此时，张勋发了一封电报打碎了段祺瑞的如意算盘。5月30日这天，段祺瑞在天津收到张勋发来的电文，在电报中，张勋警告段祺瑞不要在“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段自然明白张勋的意图，张勋是想利用进京调停的机会，组织一个帝国形式下的独裁政权。一计不成，段祺瑞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先让张勋从徐州出兵，到北京赶走黎元洪，并暂时对张勋复辟司题不表示反对，引诱张勋放心大胆地进行复辟，之后再举起拥护共和的旗帜讨伐张勋。
当张勋来到天津后，段祺瑞依计行事，结果张勋成了段祺瑞扳倒黎元洪的“枪手”。张勋复辟，遭到全国
人民反对，被张勋赶下台的黎元洪也不服气，于复辟第二天起草了一道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责成他举兵讨伐叛逆，并派自己的秘书覃寿坤把命令送到天津去，同时在天津发出让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段祺瑞看到重返政坛的时机成熟，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便偕同梁启超等人离开天津抵达马厂。1917年7月3日，段祺瑞自任讨逆军总司令，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并发表了由梁启超起萆的讨伐张勋的电文和讨逆檄文，文中写道：“祺瑞罢斥以后，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把责任都推到张勋的身上。段祺瑞轻松地利用张勋顺利重掌实权，也达到了挤走政敌黎元洪的目的，自己则被塑造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1920年7月，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而告终，以段为首的皖系军阀不得不拱手让权，直系军阀代替皖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于是，段祺瑞在第二年退居天津日租界别墅。但退居津门后的段祺瑞不甘心失败，多方联络反直势力，构建反直联盟。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倒戈，推翻了曹锟的北京政权。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决议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以打开更新的局面。但孙中山先生北来尚需要一定时间，为应付当前混乱局势，应先请段祺瑞出面维持。历史又给段祺瑞一次重返政坛的机会。
孙中山于11月13日由广州起程北上。这时段祺瑞在天津先后接到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等省督理表示拥戴他出山的电报，认为上台的时机已经成熟。段祺瑞得到冯玉祥敦促孙中山北上的消息后，为了捷足先登，于是连电冯玉祥、张作霖，促请赴津会商收拾大局办法。会议先后在日租界的段公馆和曹家花园召开。在会议上，张作霖提出在新政府产生前，暂组临时执政府，并推段为临时执政，执政府不设国务总理，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纵任军警屠杀在执政府门前的请愿学生，造成“三一八”惨案。当年请他出山的冯玉祥率部又把他赶下了台。4月20日，段祺瑞由北京来到天津日租界的段公馆，再次开始他的寓公生活，皖系军阀势力亦告终。段祺瑞1926年退居天津，潜心于佛学与围棋。1933年段应蒋介石之邀，举家从天津迁居上海。
徐世昌：遁迹租界 耕田读书
当寓公的下野政客，并非都悠闲自在，大部分人还想伺机再走上前台北京，去发号施令，去发挥“余热”。但也有人心甘情愿当一回闲云野鹤，安心颐养天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后，从此遁迹于天津英租界，以读书种地自娱。
1927年，徐世昌以堂名“宝墨堂徐”的名义将英租界牛津道(今新华南路小学)空地15亩多购入名下，修建了各具独立性的9所住宅，共181间。徐世昌住在一处占地6亩多的独院。他在宅前空地上开辟出一片田园，经常换上短衣，手执锄具，痴迷于耕田劳作，尽享返璞归真之趣。他还常吟“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的诗句，引以自豪。路人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位归农老人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北洋政府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常被人冠以“翰林总统”、“文治总统”的称号。1886年，3l岁的徐世昌中了光绪丙戍科第二甲第五十五名进士，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等职。1920年徐世昌还以《欧战后之中国》一书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列为世界著名的文官总统之一。不过这本书是由黄郛代笔，因捉刀有功，主持编写《清儒学案》，直至1939年该书告竣。该书达百册，汇集清代以来4000余家流派学说，是研究清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书成之时，徐世昌已病入膏盲，但看到样书时，仍欣悦不已。由总统府拨给黄郛一笔可观的“学术考察费”，资送出国游历。黄郛至美国纽约后，公开宣扬徐世昌之书系由己作，后竟以《欧战后之新世界》为名出书，将上稿包罗其中，弄得徐世昌狼狈不堪。
不管这博士头衔的虚名，相对北洋那些行伍出生的总统来说，徐世昌还真不愧为一位才学之士。早在徐世昌督东三省时期，他就在繁忙公务之余编辑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典籍《东三省政略》。徐世昌归隐津门后，把书斋命名为“退耕堂”，“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仍继续编纂典籍，潜心于读书写作、赋诗作画、研习书法。从1931年起他徐世昌还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曾筹备影印《四库全书》，可惜未能实现。
徐世昌在清末民初诗坛上也有一席之地。出任大总统时，他特意在总统府成立“晚晴诗社”，诵吟唱和，以诗会友，在政界堪称奇人。1928年前后，徐世昌主编了《晚晴诗汇》200卷刊行。他一生创作诗文5000多首，还创作了一万余幅楹联，不仅数量多，而且许多作品“度越前人”。
人们可能会遗忘这位曾经的北洋大总统，但他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一定值得后人咀嚼与回味。
曹锟：贿选总统，家庭风波
曹锟是鼎鼎有名的“贿选”总统。曹锟本一介布衣，年青的时候以贩布为生，是津沽一带有名的卖布小贩。后投身行伍，却一路青云，扶摇直上。凭借手下冯玉祥、王承斌、吴佩孚等一批得力干将，先后击败段祺瑞的皖系和张作霖的奉系，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曹锟官瘾大、野心大，当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时，副总统一职虚悬，曹锟梦寐以求的就是当个副总统。在他的如意算盘里，既然先前黎元洪、冯国璋皆是由副总统而“晋升”总统的，那么，如今只要自己捞着了副总统的头衔，也一准能够稳笃笃坐总统交椅了。偏偏事情没有他一厢情愿的那样顺溜。通过一番与段祺瑞的讨价还价，段祺瑞决定让曹锟出任副总统，指使安福国会开会荐举。但国会中的
交通系、研究系一百多名议员在徐世昌的策动下，以“虚副总统一席以待南方领袖”为由，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拒不出席会议。结果，折腾了一番，终因法定人数不够而“流会”收场。曹锟白做了一场“副总统”美梦。
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权后，梦寐以求想当总统的曹锟，想立即驱逐徐世昌，由自己登台。还是吴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张召集旧国会，把蛰居天津五年之久的黎元洪挖出来复位，补足其未满的任期，用“恢复法统”的名义来作为过渡的办法。这样，可以使直系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可以使总统和国会都成为直系手中的傀儡，也利于曹锟在黎元洪”补足任期”后，“名正言顺”地取得总统的位置。于是曹锟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逼徐世昌下野。
徐世昌下野后，黎元洪复职，开始了他第二次的总统生涯。1922年8月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正式恢复国会，实现了直系的所谓“法统重光”。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满任期，曹锟本来再等几个月，也能顺当坐上总统的宝座，但是他已经急不可耐，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其实是个傀儡总统，本无实权，但是被人赶下台，又心有不甘，所以联系张绍曾内阁及政学系议员与曹锟对抗，不肯下台。直系首先迫使张绍曾内阁全体辞职，紧接着曹锟便亲自导演了一场“逼宫夺印”的大戏。
1923年6月13日下午1时25分，被逼无奈的黎元洪踏上了回津的归程，临行前，他把总统的大小印信15颗拿出来，10颗留在公府，5颗送去交给住在法国医院的夫人。曹锟得知黎元洪拿走了总统印信，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黎元洪的专车到达天津新站后，王承斌率领的大批军警便包围了专车，卸下车头，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拔枪自杀，被随员抢住没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得说出实情，曹锟终于在14日清晨取回总统印信，才放走黎元洪。
曹锟种种恶劣行径，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但曹锟对此全然不顾，为当总统一意孤行。他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他在国会选举中出谋出力，又以高价收买和胁迫国会议员来京参加国会选举，并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设立暗察处，对议员进行监视。1923年国会选举大总统时，曹锟以每票5 000元到1万元不等的票价，贿选议员590人，花费了1350万元，硬是把自己送进了中南海，做上中华民国第八任大总统，在民国史上留下了丑恶的一页。
曹锟这位可怜的总统，花了无数的力，挨了无数的骂，刚做了一年的总统，就遇上兵变。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激化，倒戈反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当晚，冯玉祥手下鹿钟麟派一营士兵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锟辞职。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车夺印、捧他上台的千将王承斌时，不禁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下台后的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被软禁在中南海。
1926年，曹锟恢复了自由，还想恢复总统的职务，派人到汉口找吴佩孚，但吴不予支持。曹锟只好在当年5月1日通电发表补行辞职宣言，声称“因病辞职”。不久，曹锟离开北京，移居保定，又移居郑州。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河南，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英租界。
闲居天津的曹锟，远离了政治风波，但家庭的风波又风起云涌。曹锟先后娶了四个老婆，其中以三姨太陈寒蕊、四姨太刘凤伟最得宠。妻妾成群，免不了醋海生波，陈、刘两人争宠争财，水火不容。在1929年除夕前，双方大打出手，事后双方同时运动英租界工部局，重金聘外国律师，闹得不亦乐乎，一时间成为津门各报热门新闻。最后由曹锟五弟曹钧出面，对双方竭力疏通，才结束了这一场“家庭战争”。1933年春，曹锟患糖尿病。大病痊愈后，曹锟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练书法和画画上。
曹锟晚年，正是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期，也是他本人处在严重考验的关头。1937年华北沦陷后，土肥原想拉曹锟出山，以拼凑“一个以曹锟为中心的新政府”，遭到他的痛斥。“就是每天喝粥，我也不会去为你们日本人办事。”保持了民族气节。
孙中山：张园抱病，含恨离津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革命，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明确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政治立场，阐明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北上途中，他又一再重申其北上目的在于“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还在旅途中，孙中山就知道了段祺瑞11月24日在北京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六条组成了政府。此举令孙中山十分不满，由此也看出了此行的艰辛。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众随从经广州、香港、上海、日本到达天津法租界的美昌码头，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段祺瑞等人的安排下，孙中山与宋庆龄乘专车来到设施先进而齐全的张园下榻。
张园位于今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59号。建于1916年，系清末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人花园。
孙中山在张园稍事休息之后，于当天下午，带着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10多位随从到曹家花园(今河北区黄纬路上的254医院)拜访居住在此的张作霖。没想到，原本作为邀请方的张作霖却摆起了架子，使得会谈在一种尴尬的气氛中进行。12月8日，张作霖到张园来回访孙中山。他劝孙中山放弃联俄政策，并且说各国公使都反对这个政策，不要反对外国人，并表示愿意代孙中山疏通与外国人的感情。他说：“这件事情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
也许是压力过大，也许是许久积压在胸中的怨气，导致孙中山肝疾复发，此时还没有想到已经患上了肝癌。在张园，孙中山每天除了批阅文件，便是和前来拜访的人物会晤，并在张园发表了《孙中山抵津后之宣言》，草拟了建国意见25条。在萆拟的“告天津人民书”中写道“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盘，不是为争权利，是特为来与诸君救国的。”为了清除军阀混战、废除不平等条约，达到和平、统一、救中国之目的，孙中山日夜操劳，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段祺瑞上台后，提出了召开善后会议，外崇国信，尊重不平等条约。善后会议与以往的军阀和平会议没什么区别，它只能是一次大小军阀分赃和重新均衡势力的会议。所谓“外崇国信”，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这与孙中山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格格不入。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其众随员由张园起身赴京。在来津的路上，孙中山先生满怀救国统一的愿望；但当他离开天津赶赴北京与段祺瑞会谈时，已是身染重病，心灰意冷，带走了民主建国的惆怅。
溥仪：静待时机，矢志复辟
1925年2月，被逐出宫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詈长和便衣特务的护送下，从北京前门车站化装逃到天津，开始了天津6年的寓公生活。
溥仪与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先入住张园。张园与溥仪多少有点儿奇妙的关系。溥仪从“宣统皇帝”的宝座上被赶下来的时候，这座张园的主人张彪，正是前清驻武昌的第八镇统制。君臣同是“天涯沦落人”，此间倒是张彪收留了溥仪。张彪为了迎接溥仪的到来，买了许多日常的生活用品和欧式家具，还买来市场上刚刚出现的无线电收音机“奉献”给溥仪。张彪还亲自收拾花园，并免收房租，极尽对溥仪的忠贞之心。1927张彪病重弥留之际，溥仪赠其“忠恪”二字，以示“皇恩”。
在张园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溥仪觉得这里要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得多。用他的话讲是：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皇帝陛下的称号和宣统的年号在园子里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里虽然没有琉璃瓦，没有雕梁画栋，但备有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显然要比养心殿舒服得多。尽管在张园的
经济状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要差得多，但溥仪很快便被眼前这座大商埠城市所吸引。逛街、吃西餐、看电影，为溥仪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在租界里，溥仪还享受到了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他也极为恭敬，依然称呼“皇帝陛下”，在新年和溥仪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前来祝贺。在各国国庆日，溥仪还被邀请去参加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兵舰。
由于溥仪的到来，一些王公贵族和遗老遗少也渐渐辐辏于此。当时住在天津的遗老遗少一时均来问候，如曾任两江总督的张人俊，曾任户部、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铁良，曾任工部、兵部、外务部尚书的吕海寰，华世奎、刘嘉琛、朱益藩也常来问候，前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把家里的螺钿硬木家具“进奉”供用。闻讯前来的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更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坐在楼外西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请求“觐见”的，还有各路“绿林”、政客、各式“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以及巫医相卜，妄谈着不着边际而又茫无头绪的“复辟”，有的只不过是把溥仪当做一座“金山”，求见的目的无非是骗取他从宫中携来的珍宝。各路人物一时遍布张园各亭台楼榭，熙熙攘攘，把一座平日冷落少人出入的园子搞得热闹异常。
康有为在去世前一年，也是张园的常客。第一次见溥仪时，康有为泪流满脸地给溥仪磕头，向他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恩”。康有为为复辟奔走各地，并在海外华侨中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宣统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过复辟。
1928年东陵被盗的消息传出，无疑在张园响起了晴天霹雳。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是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等人的陵寝。1928年，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由他的工兵营用了3个夜晚，将乾隆、慈禧等陵墓中的珍宝统统盗窃一空。8月3日，天津张园得到信息，溥仪立即召见王公大臣，哀恸良久，并在众人面前，对天盟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溥仪还在张园摆上了乾隆、慈禧的灵位，一天数次祭奠，有时甚至常跪不起以诅咒孙殿英。而最令溥仪气恼的是，东陵事件爆发后，当局竟无人出面处罚此事。
溥仪在张园住了五年。张园主人张彪已于1928年去世。张彪的儿子可没有像他父亲一样善待这位落难的逊帝，提出要溥仪每月支付700元的房租。溥仪也对张园失去了兴趣，1929年7月9日，溥仪迁至同一条街上曾任驻日本公使陆宗舆的私宅“乾园”居住。退位后的溥仪时刻未忘恢复“大清祖业”，迁入后即将“乾园”改为“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正当为复辟奔忙之时，溥仪没有想到，他冷落多时的淑妃文绣也来给他“添乱”。1922年12月1日，北京的老百姓有幸目睹了统治中国300多年的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结婚大典。但是，人们并没有想到，9年后，文绣就在天津闹了一场空前绝后的 ”妃子革命”。1931年8月，文绣以“不堪虐待，欲诉法庭”为由，委托律师张绍曾面见溥仪，要求离婚。那些日子，溥仪手足无措，坐卧不安。为了维护小皇帝的脸面，溥仪的律师和身边的遗老多方通融，才免去了对簿公堂，以溥仪一次给予文绣生活赡养费5．5万元了结。事情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要溥仪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
溥仪在静园日日望着，月月盼着，“九一八”事变后，溥仪终于等来了“机会”。日本人侵占东北后想找个傀儡作为侵略中国的遮羞布，于是就想到了溥仪；溥仪等复辟派们想要达到复辟的目的，也想借用日本人的力量。1931年11月10日，溥仪潜渡河海，逃至旅顺，从此揭开了他伪满傀儡生活的序幕。
吉鸿昌：拳拳爱国，民族英雄
在孚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之际，有的人躲在天津的小洋楼里苟安偷生，有的人公开投敌，也有不少革命志士、救国英雄伏蛰于天津，奔走救国。
在天津中心公园南侧，吉鸿昌将军跃马横刀、北望山河的雕像矗立在草坪中，将一代爱国将领的风采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不会忘记他胸前挂着“我是中国人”的牌匾走在美国的大街上，更不会忘记他在刑场上以大地为纸、枯枝作笔书写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雕像的后面一所带庭院的三层英式小楼，是吉鸿昌将军的旧居，门牌是花园路5号。该楼建于1917年，砖木结构，红砖清水墙面，结构严谨而不失活泼。1930年，吉鸿昌购得此楼，第二年全家迁入。从那时起到1934年，他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
1930年，35岁的吉鸿昌被任命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因受共产党人的影9向，他拒绝执行进攻工农红军的命令；1931年秋被国民党当局解职，并强令他携家眷出国考察。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在南京，他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与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吉鸿昌回到天津后，变卖家资，筹措6万元购置武器，秘密运到抗日前线张家口。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联合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于1934年5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成立了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会及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后来又改名《华北烽火》、《长城》。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他家三楼建立了简易印刷所。他还将二楼的客厅加以改造，原有3个门改为7个门，楼内门门相通间间相连，并在每层都设小间密室，以应付紧急情况。这所楼成为共产党人进行秘密活动和地下联络的据点，被亲切地称之为“红楼”。
吉鸿昌正在期待有一天能重整旗鼓，武装抗日，但不幸于1934年11月9日在国民饭店遭国民党特务刺杀，受伤后被捕。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那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
岁月悠悠，红楼屹立，记载着吉将军的革命业绩，也寄托着人民对这位英烈的深深缅怀。
张自忠：民族大义，舍身成仁
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于1936年5月出任天津市长，他的旧居坐落在和平区成都道60号的现天津市民政局大院里，有两座二层西式楼房。主楼前面由方柱支撑形成上下两层内廊，两间外凸，呈多边形，上筑阳台，主楼后部有过桥与后楼连接，整个建筑风格庄重朴素。
1937年3月，英国驻天津领事馆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宾客。作为天津市长的张自忠也在邀请之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自恃日本势力强大，非常霸道地提出，要以最高来宾身份出席宴会。张自忠闻后，怒不可遏，义正辞严地提出抗议：在中国领土上举行庆典岂能喧宾夺主，否则中国方面绝不出席。最后英国总领事不得不决定以张自忠为最高来宾。但届时张自忠却借故只派了一个外事办的科长代为出席，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天津一时传为美谈。
“七七”事变后，张自忠接替宋哲元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在送二十九路军南撤时，他垂泪对同僚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宋哲元)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在平津两市相继沦陷后，张自忠背着“汉奸”的骂名，忍辱负重，化装离开北平，辗转到南京主动请缨赴前线杀敌。几年间转战淝水、临沂、豫南、鄂北一带，屡建奇功，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发动了“宜昌作战”，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枣宜会战。这时，张自忠已经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在一次战斗前，张自忠给部下留下了最后一封信：“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别无他法。更相信，只要我等有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这次他还特意换上了平时很少穿的上将军服。5月16日，张自忠血洒战场，英勇殉国，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悲歌，用鲜血洗去了背负的骂名，也成就了身后的英名与不朽。
胡佛：津门发迹，结缘唐家
天津为九国租界，列强势力云集于津沽大地，各色外国人侨居于此，徜徉于天津的大街小巷，在天津留下了足迹。就连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胡佛早年也发迹于津门，在天津断断续续工作和生活了15年之久。
1898年12月，24岁的胡佛应清政府的聘请来中国工作，经天津利顺德饭店经理墨林介绍在墨林公司——中国机矿公司当经理，兼煤矿技师。不久，胡佛在开平煤矿担任总工程师。当时他还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胡华，并在天津娶妻生子，在租界里过着惬意的生活。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天津兴起，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胡佛和其他外国人同被囚禁达四星期之后释放。当八国联军在攻占天津城厢时，胡佛利用熟悉天津地形之便，亲自傲联军的向导，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时成为侨民中的“风云人物”。
就在这场战斗中，胡佛与唐绍仪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八国联军与义和团的战斗非常激烈，整个天津终日炮火连天。当时唐绍仪的家眷正在天津英租界，胡佛从隆隆枪炮声中救出了后来嫁给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的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胡佛出任美国粮食部长和善后救济总詈的负责人。某日，胡佛收到一份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宴会请柬，宴会开始后，漂亮的公使夫人向胡佛走来，对他说“我以前见过你，当年天津被围的时候，你穿过大街救出来的就是我——唐绍仪的女儿”。
胡佛在任职开平煤矿期间，与人合伙从清政府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张翼手中秘密买下了开平煤矿。此事被张翼的亲家周学熙发觉，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告发。1905年初，清政府令张翼偕著名学者严复赴伦敦劳伦斯法庭，与胡佛打了一场国际官司，历时3个月。同年3月15日，法庭宣告中国胜诉，责令胡佛等限期归还开平煤矿。不久，胡佛等人经过密谋，使英国另一同级法庭竟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没有开庭、没有审理的情况下，宣布取消了劳伦斯法庭的判决。清政府收回开平煤矿的事终成泡影。
胡佛在天津发迹后，于1913年携大量财产返回美国，在旧金山自设公司，并在世界各地设立分公司，成为商界知名人士。但胡佛在天津这段不甚光彩的历史，一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疮疤。后来，胡佛参加美国第31届总统的竞选，政敌就攻击他“手脚不干净”，说他当年在中国以非法手段捞了一笔横财。就在胡佛有口难辩的关键时刻，唐绍仪帮了他一把。唐绍仪从中国拍来了一份电报，为胡佛辩解，以证明他在中国期间的清白。由于胡佛在天津时唐绍仪正在袁世凯手下负责对外交涉的工作，他的电报无疑具有权威性，使得胡佛顺利地于1928年11月6日当选为美国第31届总统。
胡佛在天津的旧居位于今和平区重庆道小学内，现已拆除。
在美国的军政界，还有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也在天津留下了足迹。在今马场道与广东路交口的地方，有三幢灰色的洋楼，造型怪异，有的楼角还带有哨塔。这里曾是驻天津的美国军队的军营，现在是天津医科大学东院。
当年，美国和其他列强一样，根据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在天津取得驻军权。天津军营前后延续了20多年，军官中有不少佼佼者成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战后风云一时的人物。二战中美国国防部的参谋总长，战后又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五星上将马歇尔，1924年奉派天津，出任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副团长。抗战中那位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史迪威将军曾在1926年来到天津，担任驻津美军第十五兵团营长，不久便升为中校参谋长。1944年史迪威被罗斯福总统调回国，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迈将军，他曾于1929年以中尉军衔服役于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他的参谋长麦克鲁当年也是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的中尉军官，两人是在1930年前后同时服役于天津的老朋友。抗日战争胜利后，麦克鲁曾代表美军参加中国战区的日本受降仪式。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带队的包瑞德将军，也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来到天津，担任了4年驻津美军情报官。
李爱锐：奥运冠军，投身教育
重庆道38号，这座欧式风格的小楼里，曾经住过一位体坛传奇人物。或许在当时谁也没有留意过他，或许仅仅把他当成一名普通的外籍教师。他就是苏格兰短跑名将、奥运冠军李爱锐。
李爱锐原名为埃里克·利迪尔，1902年1月16日出生于天津，父母均为苏格兰人。1907年，李爱锐随父母回国。李爱锐自幼富有体育天赋，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时，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后来他被英国一名知名教练发现，改行专攻田径。1923年，李爱锐在英格兰赢得400米赛冠军，从此被誉为“苏格兰飞毛腿”。
在1924年第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李爱锐参加了400米赛跑，结果一鸣惊人，以47′6″的成绩打破男子400米跑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夺取了该项目金牌。直到第10届奥运会，该纪录才由美国选手威·卡尔以46′2″的成绩打破。
1925年夏天，已经成为国际著名运动员和体育明星的李爱锐，在英国体育界、教育界、企业界都争相聘用的情况下，告别了他在英国可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和待遇，怀着对中国的眷恋，回到了出生地天津，为他自己所崇尚的事业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新学书院(今天津十七中)当起一名普通教师。
李爱锐在津执教时刚满23岁，正处在运动巅峰期。1928年他在大连举行的国际运动会上轻取了200米和400米跑桂冠；1929年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办的万国田径赛上，李爱锐击败了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奥拓·费尔莎，夺得了平生获得的最后一块金牌。李爱锐把自己的黄金岁月，留在了天津这块他眷恋的土地上，而且倾尽心血培养出大批的优秀人才。
抗战开始时，李爱锐曾以教徒身份去河北中部参加敌后抗日，1939年去加拿大探亲后又回到天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李爱锐被日本侵略军囚禁到
山东的集中营。在3年的囚牢生活中，李爱锐幽默乐观，伸张正义，鼓励着大家度过那段苦难的日子。他曾写过一首诗：“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所不同。”1945年2月21日，诞生在天津、43岁的奥运冠军李爱锐因脑瘤去世。
1981年，李爱锐的传奇生平被拍成了电影《烈火战车》，并且获得了第54届奥斯卡金像奖。这位默默的昔日冠军，才为世人所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