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网讯 以前行两三米一暂停的速度，一车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被堵在了龙港镇中心区的马路上。这多少让龙港人有些尴尬：日前，20多名院士、专家本是慕名前来“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调研城镇建设的，不料却遭遇“入城之难”。
“这样的交通条件实在难以达到城市化要求。”沿路拍摄资料的院士周干峙，举着相机，如此感叹。而在感叹之余，这位老院士更关注龙港的新一轮城市化改革——探索建设“镇级市”。
“镇级市”，这个新名词，让温州又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努力把龙港镇、鳌江镇、柳市镇、瓯北镇、塘下镇等5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2月22日，在全市强镇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邵占维第一次提出“镇级市”概念。
一时间，人们有兴奋、有憧憬，也有审慎、有斟酌。
外界肯定的是，素以大胆改革创新而闻名的温州，在探索强镇扩权过程中，建设“镇级市”这一突破性思路，实为城市化建设的“破冰之旅”。
而温州坚持的是，此“市”非彼“市”，“镇级市”并不是行政概念，建设的实质是强镇扩权，旨在解决强镇责大权小功能弱的问题，全面提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实现城镇向城市转型，也就是说是以镇的属级建设小城市。
审视社会各界赋予“镇级市”这一实践的不同态度，近日，记者走进五大强镇，解读、探究此次“破冰之旅”。
现实之困——
小马难拉大车
“权在上面、责在下面，钱在上面、事在下面”，对于强镇发展存在的瓶颈，我市强镇创新发展调研课题组，走访考察多个强镇后，给出了这样的总结。
对于这一问题，龙港颇有发言权。
这座“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现有人口38万，去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00亿元，相当于我国中西部地级市规模。然而这里，却仅有一个20多人的派出所，在编的能上路执法的交警8名，在编的安全生产监管人员11名。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苍南县委常委、龙港镇委书记林万乐感慨，有专家曾称龙港是镇级体制、县级工作量、市级要求。
“强镇无不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状。”课题组成员、市发改委综合体改处处长邹向阳分析，现行试点强镇扩权、建设“镇级市”的五个强镇，均是所在县(市)的经济中心，财政收入占所在县(市)总额的30%以上，但镇级政府的人、财、物管理权限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让这些强镇难以继续快跑。
以乐清柳市为例，这个“中国电器之都”，低压电器占全国市场的50%以上。然而，由于没有土地规划权，近年来，柳市镇的许多电器企业开始外迁。
交通拥堵不堪、产业发展受限、体制管理不顺……强镇身患的种种“不良症状”，不约而同诉说它们在发展中遭遇的现实难题。
因此课题组每次召集强镇的负责人开会，各地都意见纷纷：柳市直指“空间”严重不足，鳌江急需“财政”支撑，龙港希望“权力”下放……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直言，龙港等强镇面临的现实是，现行的行政管理方式跟不上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如何解决这些强镇的定位和管理权限问题，成为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
“温州在新一轮城镇化改革中进行‘镇级市’试点，是基于现实迫切需求的一次全新探索。”邹向阳如是评价。
改革之路——
强镇扩权试点
让强镇管理者有职、有权、有责，强镇扩权试点、建设“镇级市”应运而生。
改革的实施意见和方案，几经上下，大大小小的会开了几十个。最终，市级层面为“强镇扩权”给出了较为宽松的空间：凡是可以下放到强镇管理、审批的经济社会事务，原则上都要下放到强镇。
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提出，将通过县(市)级职能部门向驻镇的派出机构进行“授权”。五个强镇建立城镇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镇审批服务中心、土地储备中心、招投标中心等工作平台。
而更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是，试点镇的党政一把手将“升级”，镇委书记进入所在县(市)委常委班子；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
出于因地制宜的考虑，市里将具体的方案交由各县(市)自己制定出台。从去年年底至今，除塘下外，其余四镇均已有了自己“强镇扩权”的方案。
“扩权之后，要逐步建立‘小政府、大服务’这一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邹向阳认为，这是强镇扩权的一大方向。
“县里总共下放49项经济社会管理权力。”林万乐介绍，除在用地、财政、项目等方面予以支持外，11个部门在龙港设立分局。更值得一提的是，龙港镇内设置了“七局”，即财政局、经济发展管理局、城镇建设管理局等，加强镇级政府的综合服务能力。
在鳌江，“财政困乏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也让鳌江一直难以蜕变出小城市的面貌。”平阳县委常委、鳌江镇委书记麻胜聪点出鳌江的发展掣肘。事实上，课题组也曾提出，“镇政府的财政总额是按基数、人头拨付这一现有的财政体制，制约了中心镇建设集聚功能的发挥。”
因此，鳌江的扩权改革方案里，加大财政扶持被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其中。平阳提出，今后，县与镇的财政管理体制原则上实行“划分收入、核定支出、收支包干、递增分成”的办法，镇级财政收入比上年度超出部分，县里给予鳌江镇30%的奖励。
在瓯北，目前已完成国税、地税、工商、土地等六个部门对分局的审批授权。在俨然已有小城市面貌的柳市，“扩权”方案已经审定，并作为文件下发，具体工作也正一步步开始实施。
强镇的纷纷行动，让温州城镇化这场有着20余年历史进程的改革正再次焕发活力。
未来之效——
尚待实践检验
然而，毋庸置疑，伴随着“权和钱”的重新分配，些许矛盾的声音难免会响起：“听镇长的还是听局长的”，这或许将是试点镇与县(市)间的现实博弈。
采访中，一些强镇的干部也坦陈，扩权改革遭遇“两头热中间冷”现象明显，一方面，市、县主要领导很热，得实惠的乡镇干部和群众很热，但另一方面，下放权力的相关部门持谨慎态度。
“目前，各局尚在组建分局，权力的下放，会在实践中协调到位。”永嘉县委常委、瓯北镇委书记金丐旦满怀信心，“估计县里下放的权力达到40至50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麻胜聪则认为，“各分局的人事任免，需要征求镇里意见，且镇里有权组织对分局的评议，县里的这一规定是保障运转有效的一大手段。”
与此同时，一些人们也在质疑，在过去的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龙港、鳌江、塘下均被授予不同程度的“部分县级管理权限”，但最终仍被收回。走走停停之后，此番的强镇扩权，这场被解读为推进小镇城市化锐意之举的改革，究竟能不能突破过往，达到目的？
“当时的很多权限下放之后，其实是两头审批，即分局审批之后，县局还要审批，老百姓得跑两趟。”从上世纪90年代就参与温州城镇化改革的邹向阳指出，此次扩权，采取的是分局审批、县局备案。
改革成效尚需实践检验，这是采访中各界人士一致的声音。不过，尽管“镇级市”的步伐刚迈出，一些专家人士业已对此番改革之举给予肯定。
“‘镇级市’是温州在强镇扩权过程中的一次有益尝试。”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研所所长夏春胜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认为，给予乡镇更多的权力，有利于激发乡镇更大的活力，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促使乡镇更快实现现代化。
“‘镇级市’的提法和改革，给了镇以城市的发展权，镇级市的提法，不管其能不能成功，关键是可以率先在体制上实现突破。”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毛寿龙说。
“破冰之旅”，且待实践去检验。因为，改革从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王丹容 姜巽林 吴栋梁 潘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