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正式挂牌。从此，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批准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重庆直辖市设立后，由国务院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其管辖的行政区域的建置和划分作相应的调整。重庆市成为中国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第四个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其最初的背景是三峡的建设，是必须直接在中央**的领导下才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之后，重庆靠新的政策，又成长为西部的一个增长极。2009年我们像支持海南建省，重庆建直辖市那样支持建淮海省 （10年建一个也该轮到淮海省了）。地处东部沿海缘何没有成为人们想象中的经济隆起带？”当步履沉重的淮海经济区侧身回望时，一串长长的问号叠加成淮海20年的背影。3月15日，一度声名显赫的“中国最早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淮海经济区将以一种怎样复杂的心态迎来20周年华诞？
疑问的背后是淮海经济区难以释怀的隐痛。20年前，最初的15个成员地市怀揣着板块隆起的梦想聚集到淮海经济区的大旗下，20年后，当开启香槟之时，淮海经济区这个大家庭的20个“兄弟”都别有一番尴尬滋味：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南北两个经济隆起带之间，淮海经济区已被挤压成一个明显的经济“断裂带”。
在当今的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无疑已成为三颗耀眼的明珠，那么，同样地处东部沿海的淮海经济区为何陷入了无人喝彩的尴尬境地？区位高地与经济峡谷
没有谁会怀疑淮海经济区存在的价值。
1984年深秋，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正在南昌参加一个经济研讨会，殊不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徐州，时任市委书记孙家正和市长何赋硕，正在谋划联名写信邀请于光远会后亲临彭城，就徐州经济如何从低谷中隆起把脉问诊。尽管于光远最后未能成行，但答应适当时候在北京组织一次由淮海区域内地市参加的会议。1986年1月20日，“关于淮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如期召开。会上，在于光远的倡导下，决定成立“淮海经济区”，并设立一个组织联络的常设机构，每年的市长(专员)联席会议由经济区成员地市轮流坐庄。当年的3月15日，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15个地市的市长(专员)聚首徐州，自此，一个跨省横向联合的经济区宣告成立。其实，淮海经济区的破蛹而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在徐州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朱传耿看来，淮海经济区的横向联合至少有三个一致性：自然资源的一致性，四省接壤地区都有煤炭资源，地理上都是黄淮平原的一部分；人文积淀的一致性，风俗习惯、文化认同感都是相近的；产业结构的一致性，都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资源加工型产业，有合作的平台。用淮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正平教授的话说，一个大的经济区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中心城市和出海口，而淮海经济区恰好有区域中心城市徐州和连云港、日照两个天然深水良港。
同样，谁也不会小视淮海经济区独特的区位优势。
淮海经济区位于亚欧大陆桥东部桥头堡区域，北接齐鲁、南连江淮、东濒黄海、西临中原，在全国经济总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国区域经济板块中，淮海经济区处于东部沿海的“脐部”地带，南接长三角，北连环渤海，并面向大海背靠中原，承担着中国经济东靠西移的“接力站”和“二传手”的重任。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的研究，中国的经济版图是一个“π”型的格局，上面的“一横”是沿海地区，右边的“一勾”是沿长江流域，而左边的“一撇”则恰恰在以淮海经济区为东端的陇海—兰新沿线，其中两个结合点分别是上海和连云港。欧亚大陆桥号称“中国的金腰带”，淮海经济区正好是沿海和沿桥的结合部，具备经济隆起的良好区位。
然而，区位的高地却沦为当今经济的峡谷。放眼望去，在东部沿海3个最发达的经济区中间，有一个明显的经济“断裂带”，那就是几乎被外界遗忘了的淮海经济区。
“20年后，站在淮海经济区向南北两边看，我们望尘莫及啊！”淮海经济区的“元老”级人物何赋硕感慨道。
淮海塌陷了。
淮海经济区土地面积17.8万平方公里，人口1.22亿，分别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86%和总人口的9.4%，然而生产总值却只占全国的7.4%，人均生产总值只占东部发达地区的30%左右。也就是说，虽地处东部沿海，却尚不具备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特征。
按说，淮海经济区位于长三角和环渤海两个经济发达区域的结点要津位置，本应受两大区域经济板块的辐射带动，但实际上却成为两大发达地区的“断裂带”。淮海的塌陷，令长三角和环渤海湾两大区域中间出现巨大落差。
2004年，淮海经济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0075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而长三角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8775亿元，占全国20.2%，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了3677美元；环渤海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8万亿元，占全国的28.2%，人均生产总值也超过3000美元。
1992年，新欧亚大陆桥正式开通，淮海经济区的成员地市一度欢呼雀跃，纷纷打出“桥牌”。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关键的“一撇”恰恰成了这个“π”最短、辐射能力最弱的一线，用朱传耿的话说，“金腰带”变成了“铁腰带”。
淮海真的“区老珠黄”了吗？
政策的“女儿区”
淮海的塌陷似乎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这么多年来，淮海经济区没有出现想象中的低谷隆起，是有其政策背景的，国家在区域政策上没有倾斜，也不是国家发展战略上的重点，淮海成为了区域政策的‘盲区’。”沈正平点到了淮海经济区的痛处。
沈正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的发展跟国家的区域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开放政策，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珠三角到90年代的浦东开发开放，2005年又提出天津滨海新区，基本上是10年左右从南向北推进的过程。从东部沿海来看，国家的区域政策没有倾斜到淮海经济区。也就是说，国家区域经济的梯度政策是沿海、沿江的产业政策推动，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享受不到国家的政策支持，依靠自身的力量向前推进，步履维艰。
尽管在国家的“九五”和“十五”计划中都提到了陇海—兰新经济带，但往往是侧重于西部地区，地处陇海线东部的淮海经济区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就没有了政策支持，完全虚化了。不像珠三角有特区，长三角有浦东，环渤海有天津滨海新区，而淮海经济区没有抓手。
“淮海经济区是新欧亚大陆桥的龙头，而如今这个龙头都没有昂起来，龙身和龙尾会舞起来吗？”朱传耿发出这样的质问。
淮海经济区之所以未能进入国家区域政策的视野，在朱传耿看来，是因为国家层面还没有认识到淮海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分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只到四川就结束了。但是从淮海经济区一直可以直达中亚、俄罗斯和东欧、西欧，比长江的经济腹地要深远得多。如果国家还不重视这一地区的话，东部沿海经济区就不能够一体化。换言之，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既影响到东部沿海深层次开放，又影响到中国东中西的区域经济联动。
隐痛远不止国家的区域政策“盲区”，淮海经济区20个成员市在所属省份，也备受冷落。
淮海经济区正好处于苏鲁豫皖四省的欠发达地区，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四大板块都是欠发达板块，而在淮海经济区内部，整体上经济发展又分为两种水平类型：东部高于西部，苏北高于皖北，鲁南高于豫东，东部两个板块属于沿海经济带，西部两个板块是中部经济带。受区域发展非均衡理论的影响，从淮海经济区内部来看，四省都没有把这块边缘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是一个政策的“女儿地区”。从四个省的发展重点来看：江苏的重点是沿江和苏南，苏北成了江苏省的一个薄弱地区；山东的重点是胶济铁路沿线，从济南到青岛形成了“济南都市圈”和胶东半岛城市群，鲁西南被边缘化；安徽的重点是皖南和皖江沿线；河南的重点是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开封虽然是其中之一，但始终处在郑州的阴影之下。
沈正平认为，这样一来，淮海经济区既是国家的政策边缘地区，在各个省内又是政策的边缘地区，双重边缘化的“叠加”，累积成淮海经济区的“政策塌陷”。
还应该看到，淮海经济区地处东部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既得南北过渡之利，又负南北夹击的重压。受区域极化效应的影响，大量的经济要素及发展机遇流向了发达的长三角和环渤海。安徽省**研究室主任吴克明认为，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已经形成强大的实力和对周边的吸引力，它们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挤占其他地区的发展资源和空间。以江苏为例，从2003年开始，江苏省提出“加快沿江开发，建立制造业基地”战略，制定了一系列倾斜政策，形成苏南、沿江地区对淮海地区资源强大的吸引力，不仅自然资源向苏南、沿江集聚，而且资金和人力资源也向苏南、沿江集聚，使苏北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
在双重边缘化的“叠加”和两大经济区域板块的挤压下，淮海经济区陷入了一个“经济峡谷”的尴尬境地。
区域“发动机”的缺失
淮海的沉寂，徐州和连云港难推其咎。
在淮海经济区，徐州一直以“老大”自居。尽管近几年济宁磨刀霍霍，觊觎淮海第一把交椅已久，但是徐州“淮海王”的地位仍无人能够撼动。可问题是，徐州能担起这个重任吗？从空间位置来看，徐州处于空间上的几何中心，连南接北、贯穿东西的交通枢纽区位，也强化了徐州作为几何中心的地位；再从徐州2500年的历史文化以及与周边城市的长期关系来看，徐州也具备中心城市的条件。
然而，徐州还称不上淮海的“发动机”。
从综合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来看，徐州还不能够担当起辐射淮海经济区范围的重任。徐州的辐射半径只能达到100公里范围内。
在任何一个经济区内，中心城市的“发动机”不可或缺，就像上海之于长三角，北京之于环渤海，广州之于珠三角。就淮海经济区而言，徐州远不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的体量和辐射能极大。用徐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军的话说，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心城市强大，可以辐射带动周边发展，反过来，经济腹地也可以支撑中心城市发展。而目前的淮海，恰恰是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一个是中心城市不强，另一个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由于区域内没有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心城市，除了徐州、济宁两市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实现“双超”(生产总值超1000亿元，财政收入超100亿元)以外，多数城市经济仍欠发达。
显然，徐州以一个地级市的身份出任20个城市的“老大”，也勉为其难。
撇开其他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域不论，就在新欧亚大陆桥的经济区内，徐州的身份也极其尴尬。以新欧亚大陆桥为轴线，在沿桥地区串起了若干个经济区，如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经济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西部经济区。然而，在这个5个“中心”中，只有徐州是个地市级城市，其余4个都是省会城市。徐州在目前的行政区划下，仅仅靠一个地级市的身份来调动资源，其财力和能力相当有限，它的跨越式发展异常艰难，更多的还是按照一种正常的逻辑发展。这样一来，徐州在淮海经济区内注定了难以领袖群伦。
港口是一个经济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但港口并不一定相应带来经济区的繁荣。连云港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连云港作为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新欧亚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本应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然而，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欧城市竞争力研究院公布的“2004年中国沿海开放14+4城市竞争力评估报告”显示，连云港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在14+4沿海开放城市第15位，竞争力属次弱级。与同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青岛比，2005年，青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500亿元，连云港为454亿元，青岛是连云港的5.5倍多。就是在江苏13个地级城市经济实力排名中，连云港也是靠后的位置，仅高于盐城、宿迁和淮安，列全省第10位。
连云港的长期低迷，使得江苏叫了多年的“徐连东陇海产业带”一直徒有虚名，连云港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苏北的平均水平，也使得淮海经济区内的城市难以沐浴来自海洋的恩泽。
在此背景下，缺少区域“发动机”的淮海，只有把区域隆起的希望寄予奇迹的出现(张道刚)---河南、山东、江苏与安徽位于中国中东部，均为中国人口密集区，为我国四个人口大省。而另一方面，这四个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江苏与山东为沿海发达省区，而河南与安徽为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即使在江苏与山东，内部区域经济差距也很大，江苏北部的宿迁、徐州等地仍为欠发达地区，与苏南的差距巨大，而山东南部的枣庄等地与胶东等地的经济差距也很大。这些欠发达地区主要集中于四省交界地区，长期以来这些地区远离济南、青岛、南京、苏州等中心城市，**投资少，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集中于煤炭工业等资源型工业，轻工业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同时，这些地区煤碳资源、港口资源丰富，徐州、宿州、淮北、枣庄等地均为煤碳工业基地，连云港、日照为港口城市，但其能源与港口资源却因受行政区划与经济水平限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建议在这一地区新设立淮海省，将安徽的宿州、亳州、淮北、阜阳、蚌埠、淮南、合肥、六安八个地级市，江苏北部的宿迁、徐州、淮阴、连云港四个地级市，山东省南部的枣庄、日照、临沂三个地级市与河南省东南部的商丘市分别从四省中划出，归入淮海省。这样淮海省下辖亳州、淮北、阜阳、合肥、六安、宿州、蚌埠、淮南、宿迁、徐州、淮阴、连云港、枣庄、日照、临沂与商丘16个地级市。省会设在该省中部的徐州市。
设立淮海省的意义：
1、行政区划有利于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让经济主体更贴近市场。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增加省级区域，将成为我国未来行政区域改革的趋势。
2、设立淮海省后。四省的经济总量也适当减少。这有利于省区间的经济、人口平衡，减少诸侯现象。有利于我国区域平衡发展。
3、极大地促进淮海省社会经济发展。可以使这一落后地区迅速起飞，跻身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行列，并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均衡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有利于国家安全。这一地区的脱贫并跨入发达地区行列，缩小地区间差距，从而减少区间人口的大量流动，减少我国区间的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的压力。淮海地区一直是我国劳动力向其他地区输出的主要源地之一，这一地区如能设省，通过公共需求、基础设施需求带动经济发展与就业，不但能大量解决本地劳动就业问题，还能吸收外来大学生与周边民工就业，从而减少这一地区人口的大量集中流出与返流（春节期间），减少类似08年春运事件的突发事件，有利于社会安定与国家安全
淮海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