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资深媒体人]
我对不同地方的地域文化怀有近乎痴迷的浓厚兴趣，虽然它与我的专业和职业风马牛不相及。有一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令我兴趣盎然，然而又困惑于无处寻求答案。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过，那么大的中国，仅县一级的地方单位就有近3000个，但它们的名称却几乎无一重复！不仅如此，即便再将日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以越南为主)等汉字文化圈内的所有国家都包括进来，重复的地名也仍然少而又少。
考虑到汉字的地名绝大多数仅有两个字，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都是极为普通和简单的常用字(例如“上海”、“高雄”、“神 户”、“江 户”、“济 州 、“河内”……)，这种不重复的现象就更加堪称奇迹。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中国南北朝时代北方王朝南迁以后为缅怀故地而将南方某些地名以北方旧名命名(南通，便是典型的例子，是为纪念陷落于胡人之手的北方通州)造成的有意识重复外，比较著名的“无心”的地名重复例子大概只有“汉阳”和“丽水”两处了———中国湖北有个汉阳，韩国也有个汉阳(这其实是因为两国各有一条汉江的缘故)；中国浙江有个丽水，韩国也有个丽水。
另一个现象想必不少人应该注意到过，那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那些古老地名大多典雅而富有深意，不似近年来因行政区划拆并或所谓“撤县建市(撤县建区)”需要而诞生的新地名那么粗俗可笑、莫名其妙。记得一年多以前，福建将原泉州港、莆田港等多个港区合并，组成一个新的“湄洲湾”港，还曾引发了规模不小的抗议。因为泉州港是一个已有千年历史的地名，它的消失令那些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士无法接受。
随着我对于文化问题认识的加深，后来我渐渐地尝试自己解答这个疑问。当然，因为我不是做这个专业的，因而不可能花全部的精力时间去作细致的研究，因而只能提出一个笼统的、概念性的假说。我希望在这里提出来，能够引发更加广泛的兴趣和更加深入的讨论。
在中国古代，正式地名的最初得来一般都与朝廷“设郡县”有关。因此，它是一件极为慎重之事，必须经过朝廷正式批准，天子御笔签署。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秩序是以“礼”为中心的，而“名”又是“礼”的第一要务，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意味着，为一个地方取名(或皇帝给一个地方赐名)时，必须经过复杂的程序，从该地原来的俗名到当地政治社会状况，从神话传说、堪舆风水到皇室重大节庆，从特殊时刻的政治诉求到一般的吉利口彩……总之，古代的取名一定是当地和朝廷一大批学富五车的鸿儒经过殚精竭虑的考察、研究和讨论后才正式提交到皇帝那里的。如此，则焉能不典雅而寓意深远？又岂会犯与其他地方重复的低级错误？
不稳定的边陲需要被“怀柔”、“绥远”、“宣化”，丰饶的土地则被寄予“常熟”、“太仓”、“大足”的美好期许，衰落败退的王朝渴望中兴富强时需要“绍兴”、“肇庆”、“新昌”，承平安定的时代则希冀“长安”、“长治”、“宁德”，提升道德教化、追求更高社会理想时有了“承德”、“常德”、“大同”……
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虽然同样出于政治需要并最终由权力决定，但古代地名的主导者是文人士大夫，因为古代权力本身深受文化传统制约；当代地名由一言九鼎的政府及其官员决定，文化在其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最低的，这注定了我们将要留给后人的只能是一些“土豪”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