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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毛大庆：人口忧思（上）——40年红利期将尽，中国老了19岁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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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75 发表于: 2021-05-11
张嘴说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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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人口普查，有几个特点，一数字很吉利，二总体正增长但东北在下降，三男多女少，四老龄化愈加明显。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总计141178万人，其中男性为723339956人，占51.24%；女性为688438768人，占48.76%。男女比例为105.07：100，60岁以上人口占比18.7%。

一，141178万人，谐音就是“14亿要一起发”，数字很吉利，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二，总体增长，东北人口下降。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中部地区下降0.79%，西部地区上升0.22%，东北地区下降1.20%。

三，男女比例继续失调。男人比女人多3490万人，婚姻竞争更加激烈，个别地区大龄男青年可能还得继续打“光棍”。

四，老龄化趋势更明显。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亿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未富先老，中国人养老压力会越来越大，分步骤阶段性延迟退休还会继续推进。

摸清人口“家底儿”，国家的各项政策才好向下推进，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这些都需要真实的人口数量来做为依据。

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离发达国家还差得远，说明中国发展的路还很长，现在还不是唱歌跳舞庆祝胜利的时候，保持清醒头脑，搞好14亿人巨大市场的内循环，应对外部挑战。#全国人口共14.1亿 仍是世界第一#



2021-05-11 1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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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76 发表于: 2021-05-11
2020年出生人口数公布为1247万，较户口登记数1003.5万多了243.5万，但仍是除1961年外年度最低出生人口数！

  年度出生人口最低的TOP5
①、1961年， 949万
②、2020年，1247万
③、1949年，1275万
④、1951年，1349万
⑤、1960年，1402万
  中国人口出生数量一直跟经济景气密切相关，几个人口出生低谷，无一不是处于经济
转型期：
A、1949～1951，内战结束，国家百废待兴；
B、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饥肠辘辘；
C、1976～1980，刚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
D、2007～2009, 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世界。


2021-05-10 12: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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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77 发表于: 2021-05-11


中国人口数据系列一：低生育率陷阱


原创小民哥工作室2021-05-09 17:35:04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人口都是一项国情国力的风向标，也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出生率的大幅变化影响到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环境、文化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柳叶刀》上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950年，每个女性一生中平均生4.7个孩子。现在，平均生育率减少到每名女性生2.4个孩子。当一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下降至大约2.1以下时，人口总数最终将开始萎缩。在1950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


但是，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分水岭，世界上有一半国家（含中国在内）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如果没有更多移民补充，按这个趋势走下去，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将会下降，面临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人口萎缩。从结构上看，经济更发达的国家生育率更低，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日韩和澳大利亚等。
为什么经济进步，却带来生育率降低？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城市化现代化推高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座大山，生育成本大幅增长，尤其在大城市，每多一个孩子出生，普通家庭的生活质量面临指数级下降。
有人戏称“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和父母一代相比，80、90后生养小孩变得更不划算，既高风险也可能低收益。
第二，女性接受教育年限增长，参加工作的比例提高。其实不仅是女性，现代人接受教育年限都在被拉长。以前是九年义务之后进工厂，现在是本科标配、研究生刚刚好。
学习、工作时间挤占了生育周期，往往导致晚婚，之后自然晚育。这还没考虑竞争压力对健康的影响。
此外，生育率还有受到女性平权思想、教育理念等等影响。总体说来，生育率下降，几乎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基于家庭成本和收益的考量。很多家庭并非不想生，而是不敢生。反而是欠发达国家，比如西非尼日尔仍然保持很高的的平均生育率，每名女性生7.1个孩子。


再说回中国，正在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夹击。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的出生率不到1.5%，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平均每个女性在育龄期生孩数，也就是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不仅低于全球平均值2.4，甚至比一些高收入经济体还低。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全面二孩”并没有改变中国总和生育率走向，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
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东北准备探索“全面放开生育”，官媒点评就很到位：生不难、养不易，配套是关键。黑吉辽三省出生率只有0.6%左右，全国垫底，的确很捉急。但是，比喊口号更加迫切需要的，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点上，即使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也没有做的很好。
《论语》里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民哥一直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尽劫难、薪火延续，中国人多是一项关键优势。但这个优势正在快速消失。


最后，小民哥说几点建议和预测，仅代表个人判断，欢迎评论区留言切磋：
第一，解放大城市的生育力。一线城市虹吸了大量的人口，但是因为严格的户籍限制、教育资源紧张和高房价，北上深这些地方一方面在榨干劳动力价值，另一方面又圈禁了大量的生育力。举例京沪两城分别两三千万的常住人口，外地户籍占比都在35%以上。
因为在一线城市安家的成本最高，导致了他们结婚、生育、子女入学遭遇更多波折。上峰已经明确了2021年要着力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小民哥以为还要补上一条：推动解放大城市的生育力。


第二，摒弃人口是负担的旧观念，提高生育补贴政策力度。其实不仅在大城市，即使在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能感受到生育成本飙升。问题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转向貌似很迟缓，这是为什么呢？
小民哥曾出过一期视频，谈到香港楼市与八万五计划，谈过这样的观点，大家还记得吗：政府的思考逻辑是不怕房价涨，就怕房价跌。反而是下跌更可怕，可能引发社会危机。这里新瓶装旧酒说人口：不怕人口萎缩，就怕人口太多。


1950年代至1978年“上山下乡”了解下。长期以来，人口是负担成为执政者的一种惯性思维，但人也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政策转型前急需思维转型。然后，才是怎样具体构建生育支持体系，比如差异化的个税抵扣、附带假期、现金激励等。
第三，赋予女性更多自主权。生育率的天花板是育龄期女性数量，22岁到35岁的女性是生育主力。男人还能60岁老来得子，但女性过了35岁怀孕可就成了高危。2021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1986到1999年出生的女性。
但是，在未来十年，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前段时间某明星引爆了代孕话题，但其实还有一个争议话题——冻卵了解下，被称为“世上唯一的后悔药”。虽然在国内，单身女性冻卵仍然不被允许，但是，赋予女性更多实施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第四，纾解普通家庭的教育压力。在抑制生育的各种因素中，教育是最突出的一条，甚至超过了高房价。作为父母宁可不买房、宁可租差一点的房子，但没有谁甘心让孩子输在教育上。
然而，现实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中国家庭教育投入占总支出的25%。00后课外辅导时间是90后的三倍。这既让孩子们很累，也在透支一个个普通家庭。有钱还不够，教育资源不充分不均衡的分配，更让很多父母头疼不已。每个家庭的微观困境，集合起来就是国计民生。
纾解普通家庭的教育压力，虽然不像ND一样彰显功绩，但是静水流深，决定中国的未来。


现在，我们常说高房价是灰犀牛，但其实，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才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因为，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
人口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面、支撑和塑造一个民族的未来！最终，打开中国人口困局的钥匙：是教育、教育，还是教育！
我是小民哥，和你一起丈量世界的深度。关注我，继续一起深挖中国经济的真相、商业和科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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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78 发表于: 2021-05-11
第七次人口普各省市自治区常住人口增长率分布图。蓝色为负增长地区，红色为增长率超过10%地区。


2021-05-11 18: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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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79 发表于: 2021-05-12


人口10年来保持低速增长，专家称中国人口负增长或提前


原创第一财经2021-05-11 11:15:23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上通报，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总人口仍然保持惯性增加，但根据数据判断，总人口负增长的时间有可能是比此前预计的要早。但人口规模巨大的情况不会根本改变，中国依然是第一人口大国。”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对第一财经表示。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而预测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的观点，在劳动力市场、老龄社会应对等诸多领域将引发更多关注。
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
2020年7月，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在《柳叶刀》杂志发表一则研究报告，关于“195个国家和地区从2017年到2100年的生育率、死亡率、迁移和人口全景：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预测分析”。研究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95.5 亿人，之后将转增为减，相比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和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版》人口峰值为2100年，人口转增为减的时间提前了50年。
“之所以预判中国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是因为低生育率现象持续稳定，出生人口继续缩减，因为生育者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以及20-34岁生育高发育龄妇女将大幅减少。”原新表示。
总和生育率（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量）2.1左右在人口学中叫做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子女以实现对自身的替代。如果长期保持更替水平生育率，人口总量就会稳定下来，总人口不增不减，人口结构趋于稳定。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达到更替水平，从此以后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以下持续缓慢下降。目前的实际生育率水平大约在1.5。
“这就意味着，自1992年以来，中国就已经处于低生育率水平时代，人口的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转负，开始孕育人口负增长的能量，至今已经30年了，预计未来十年之内，人口正增长惯性将消耗殆尽，总人口在2025-2030年期间开始进入负增长轨道已毫无悬念。”原新认为。
与华盛顿大学预测的全球人口转增为减的时间相比，中国可能更早进入负增长阶段。
“中国人口将从正增长走向人口负增长，结束人口数量持续增加的历史。未来50-60年，中国将保持老年人口规模世界第一，步入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方阵之中。劳动年龄人口为表征的劳动力资源提前缩减，社会保障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显，人口负增长与低生育率陷阱相叠加。”原新表示。
从数据上来看，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人口数据看，2018年为89729万人，2019年为89640万人，下降了89万人。
“在老龄社会形态下，税收和社保缴费端、健康保险设计方、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者、延迟退休者、劳动参与者等多元主体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原新称。
此外，原新预判，未来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依然存在，3000多万男性“盈余”或女性“赤字”变化不大；家庭进一步小型化，家庭户平均人口规模不足3人；一人户二人户三人户比重升高；婚姻形式多元化趋势增强；未婚离婚人口比例升高等。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应对老龄化措施
如何利用规律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形势下的老龄社会问题，规避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等成为当务之急。
原新认为，首先需要认识到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需要构建反映多维利益诉求的平台，甚至于国际平台，通过技术进步和激励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女性平等事业发展和实施延迟退休制度安排，进一步开发性别红利和老年人力资本红利，推动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型，全面激活人口质量红利；优化移民机制，调整劳 动力空间结构，实现人力资源型和人力资本型人口红利的分工配合，从而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与人口老龄化相关联的劳动力储备和经济增长问题。
其次，需要通过适老化配套积极纾解民生社会保障问题。一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起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长期照护保险三大制度支柱，结合财源全面夯实老年期社会保障基础，做好适老化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把适老化从传统的老年宜居建筑和老年宜居住宅建设维度，拓展到老龄社会的社会环境适老化建构维度，包括为老服务产品、老龄产业等硬环境，以及服务、法律、规划、战略等软环境，以硬环境和软环境的适老化为双驱引擎力，充分对接适老化的制度保障，配套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老年民生问题的全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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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0 发表于: 2021-05-12


只剩4年，中国人口恐降至零增长！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解读七普数据


原创时代周报2021-05-11 17:04:52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谢江珊
5月11日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
“全面放开生育，对人口格局和生育率的影响微乎其微。按照测算，大概一年的出生人口能够提高30万，杯水车薪。”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翟振武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翟振武认为，根据现在的房价迅速提升、人均收入快速增长、教育水平发展迅速的情况，在“十四五”期间，即2025年之前，中国人口就有可能实现零增长。
时代周报：生育率下降趋势几乎不可逆。现在社会中有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呼吁。但放开生育，就能够扭转低生育率的颓势吗？
翟振武：现在政策允许全面两孩，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育需求。支持生育政策调整，接下来进一步放开，不管是取消生育限制，还是放开三孩，都可以做。但事实上，冷静去分析，这对人口格局和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放开生育政策倒是简单，但效果不是很大。按照测算，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大概一年中国的出生人数比现在也就多30万，杯水车薪。
现在的生育水平，大家生或不生，主要受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条件的影响，而不是因为生育政策的限制。把生育政策的调整当成应对目前生育困境的主要举措，药方不一定开得对。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更好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这对提振生育率更有效果。
时代周报：按目前的态势，你是否预计过中国生育率何时会出现低过“红线”，或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
翟振武：30年前的预测认为，中国人口大概在2027年左右出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现在很多人做的预测大概在2025年左右。我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房价迅速提升，人均收入快速增长，教育水平发展迅速，生育率下降速度要比原来预计的快一些。我认为在“十四五”期间，即2025年之前，甚至再过两三年左右，中国人口就有可能实现零增长。
当然并不是说实现零增长，就一直是零增长，可能过两年又回到正增长，或者又回到负增长，这是一个波动的过程。有可能三年左右触到了零增长，但一直在零附近波动，再逐渐走向负增长。
时代周报：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你如何看待这一数据？
翟振武：二胎政策放开以后，我国出生人数有所回升。但最近几年，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出生率继续在低水平徘徊。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较少，所以总和生育率为1.3，确实比较偏低。
出生人数之所以下降，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育龄妇女人数大规模下降；二是婚育年龄不断推迟；三是，经济社会的客观环境，使妇女生育意愿降低，大家不愿意生孩子了。
这（总和生育率）显然是今后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目前生育水平较低，要适当把生育率提升到一个适度水平，这样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才不至于过快，劳动力减少不至于过快，为此后应对经济社会方面的挑战赢得更多时间。所以，在生育率方面，应该加强生育政策的支持和制度的建设，力争我国的生育水平比现在高一些，维持在适度的生育水平上。
时代周报：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
翟振武：生育政策现在在不断调整，生育政策本身已经不再是抑制生育率的主要原因。生育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建立更好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比如建立普惠制的托儿所体系，解除妇女养育孩子的压力。降低生育成本，包括生育补贴、工作补助、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消除女性就业歧视，妥善解决育龄妇女的后顾之忧等等。目前支持生育的政策还很弱，或者说真正落地的并不多，应该成为今后的改进重点。
时代周报：你认为我国总和生育率大概是多少是适度水平？
翟振武：根据现在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的情况，我国适度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大概是1.6—1.8。现在欧洲的平均生育水平大概在1.6左右，日本大概1.4左右，韩国为1.1-1.2。
当然，中国的生育水平处于波动过程，去年的出生人数低，所以总和生育率低，也可能跟近期经济动荡、育龄妇女人数甚至疫情有关系。今后可能会在这个水平上波动，不见得都是1.3，也有可能会变成1.2，或者在1.4、1.5。整体上应该能在1.6上下，甚至比1.6高一些，达到1.6—1.8左右。
随着经济现代化、城市化，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总和生育率不可能再恢复到2.1的更替水平。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很低，越是现代化，生育水平越低，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无法违背。
时代周报：你之前提过，中国目前没有掉进低生育率陷阱。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你还维持这一看法吗？
翟振武：“低生育率陷阱”是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但这并不是说无法扭转，该理论主要讲的是这种机制的形成。机制是对的，越是现代化，生育水平会越低，但掉下来不见得就起不来。日本、俄罗斯也都在往上起。中国现在到了1.3，将来仍然有可能达到1.4、1.5，甚至高于这个水平，当然有可能继续往低水平降。
中国现在的生育水平低于1.5，但是不是掉入“陷阱”，爬不起来了？我觉得没有。我认为中国现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下波动，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一个陷阱，我们仍然有空间、有能力、有可能将生育水平提升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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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1 发表于: 2021-05-13
       人口普查光鲜的数据掩盖不了出生率降低，生育意愿降低，老龄化加速到来的趋势，下一个十年飞速地就要来到了，这个十年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育、加大婴幼儿教育补助等措施，人口问题将成为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的最大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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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2 发表于: 2021-05-13
亚特兰蒂斯atlantis1天前
各年龄段数据并没有公布，其实就是数据并不乐观。对市场行情影响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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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3 发表于: 2021-05-15

【2020年登记结婚和出生人口均创新低】
据民政部的数据，2020年全国登记结婚的新人为813万对，较2013年的峰值下降了39.64%

国新办举办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新闻发布会上，2020年的出生人口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较2019年减少265万人，跌幅18.09%，较2016年的峰值下降了32.81%

2021-05-14 10: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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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4 发表于: 2021-05-15
  

李超：人口大国面临人口变局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21-05-15 09:11:54
来源：浙商宏观李超团队
李超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内容摘要
>> 核心观点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凸显我国面临人口变局。总和生育率过低源自生育意愿明显下降，提高我国生育意愿成为迫切要求，未来我国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家庭规模小型化将对居民消费产生深刻影响，抚养压力增大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我们认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很难改变人口数量红利消退的局面，将主要通过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 总和生育率过低源自生育意愿明显下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已跌破低2.1的国际警戒线，生育意愿下降是关键所在。究其原因，照护难和住房难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现有政策已表现出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一方面，十四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托儿所，旨在解决生育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房地产调控方面增大大城市房地产供应，旨在解决住房之难。
>> 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
过去我国作为底子薄的人口大国，粮食保障、就业矛盾、医疗教育不足等社会经济压力是我国需要控制人口的重要原因。当前鼓励而非限制人口增长逐步成为主要矛盾，我国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第一，提高国家人口生育水平成为我国重大战略，围绕人口均衡发展是必然趋势。第二，过去需要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全面放开生育。
>> 家庭规模小型化导致消费模式变迁
过去十年，我国家庭规模经历了快速小型化，从2010年的3.1人下降至2.62，降幅甚至超过了上一个十年，主要系结婚意愿下降、少子化现象突出以及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所致。家庭规模小型化将对居民消费产生深刻影响。其一，家庭规模小型化对人均消费有促进作用。其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陪伴以及家务劳动的总效用显著降低，因此有利于促进护理、家政、餐饮等服务类消费快速发展。其三，家庭规模小型化同样促使消费品从大众化向个性化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市场。
>> 抚养压力增大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本次普查结果显示全国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抚养压力明显加大，我国养老产业将具有长期发展机会。从养老产业的发展区域来看，我们认为老龄化与人均GDP提升速度双高的区域养老产业可能存在较大发展机会，尤其是地域性较强的养老地产领域，具备以上特征的区域有较强的养老需求且有足够的财富水平负担其养老支出。主要包括四川、湖北、重庆、湖南以及人均GDP绝对值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海南、云南等森林覆盖率高、气候适宜且养老地产发达的区域可能吸引“候鸟老人”跨区域前往旅居养老，同样具备发展潜力。从养老产业的发展领域来看，近年来我国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未来相关领域具有重大发展机遇，包括养老院、养老地产、商业养老保险、保健品、医药等。
>> 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我们认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很难改变人口数量红利消退的局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育龄女性人口的递减是个不可逆的趋势；第二，生育意愿较低；第三，存量二胎需求已被大量消耗，未来边际增量将递减；第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体量显著少于全面二孩。因此，我国将主要通过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如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培养更多的工程师、发挥人口质量红利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勤奋努力的高技术高学历人才也是全球非常稀缺的生产要素。另外，未来解决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渠道只能依赖于新一轮科技周期的开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也将在促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的机器人科技革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风险提示
我国老龄化超预期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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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5 发表于: 2021-05-15
正 文
总和生育率过低源自生育意愿明显下降
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的历史低位，生育意愿下降是关键因素。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国际上将2.1视为低生育门槛，倘若低于2.1，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在没有国际上人口流动的情况下，人口将最终停止增长。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该数值已跌破国际警戒线2.1，处于历史低位。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就曾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究其原因，照护难和住房难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解决生育后顾之忧与解决住房之难是破局关键所在：
其一，十四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托儿所，以解决生育后顾之忧。十四五规划在数据指标中列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从2020年的1.8个提升到2025年的4.5个，年化增速超过20%。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明确提出，要解决好婴幼儿照顾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2019年5月国办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近几年各地的托育政策也在逐步落地。据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披露，2019年我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认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解放适龄青年的照护时间，是应对目前生育率不断降低的重要举措。
其二，房地产调控方面增大大城市房地产供应，以解决住房之难。高房价是生育率保持低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高房价使得特大超大城市中适龄男女的结婚成本提高，一定程度上使得平均结合年龄延后，另一方面特大超大城市的高房价也会推升各类生活成本，进而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2021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5月四部门座谈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我们认为，在大国大城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加大房地产供应量是平抑房价的核心所在，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有助于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房地产税征收也可以有效推动多套房持有者卖出房子，两者均将助力进一步扩大房屋供给，从而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的问题，缓解适龄男女因住房难而产生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


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
过去我国作为底子薄的人口大国，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粮食保障、就业矛盾、医疗教育不足等社会经济压力是我国需要控制人口的重要原因。邓小平曾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第一，在21世纪之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长期低于400公斤国际粮食标准的安全线，粮食安全压力较大，难以支撑较高的人口增速；第二，中国劳动力充裕固然有利于发展的一面，但在资金短缺、资源相对不足，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巨大的情况下，解决不断新增的劳动力就业问题难度较大。第三，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家积累相对减少，能够用于教育、医疗、保健等社会事业的资金有限，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难度较大。基于我国国情，1980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落地，低生育时代到来。1978年3月5日，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中国宪法，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启动实施。


随着我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鼓励而非限制人口增长逐步成为主要矛盾，2011年起人口政策逐步放开，并向鼓励生育政策转变。2011年至2015年，中国各地的人口政策逐步放开，由“双独二孩”逐步调整至“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二孩出生人口有一定的增长但较为有限，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在过去十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我们认为未来我国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
第一，提高国家人口生育水平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围绕人口均衡发展是必然趋势。2016年12月30日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今后15年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压力较大，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因此，必须把人口均衡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指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并强调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过去需要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全面放开生育。在粮食安全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0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474公斤，连续四年超过国际粮食标准的安全线，粮食已经连续保持了17年丰，最近6年一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在就业方面，农村剩余人口就业压力逐步缓解，劳动力供求格局逐步摆脱供给过剩的局面，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良好势头，实现调查失业率目标已不再需要控制人口的手段来实现。在教育医疗等社会民生福址方面，相比于过去我国有能力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与人口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分配不均和质量不足。
家庭规模小型化导致消费模式变迁
>>家庭规模快速小型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户规模进入快速小型化阶段。七普数据显示，过去10年家庭规模小型化速度再提速，相较于2000年至2010年0.34人/户的降幅，2020年比2010年的家庭户规模下降了0.48人/户。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家庭规模小型化的速度也相当之快。从绝对水平上来讲，同为东亚文明的韩国和台湾地区2020年的家庭规模都在3.0人左右，且人均GDP均领先于中国大陆。从下降速度上来说，日本从3.14人/户到2.62人/户共花了15年时间，而中国仅用了10年时间。


家庭规模快速小型化有以下原因：其一，结婚意愿下降和离婚率提高导致独居家庭增多；其二，在计划生育和生育成本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少子化现象较为突出；其三，过去十年流动人口继续大幅增加，但户籍制度限制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较大欠缺，举家迁徙难度较大，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的现象较为普遍。
首先，结婚意愿下降和离婚率提高导致独居家庭增多，家庭规模不断收缩。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独居家庭占所有家庭类型中18.5%，相当于每6个家庭中就有1个独居家庭。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我国男女比例不平衡；其二，结婚成本不断提升；其三，“独生子女”一代选择伴侣更加谨慎。


其二，在计划生育和生育成本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少子化现象较为突出。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2010年之后依然比较严格，2016年才开始全面放开二胎。另一方面，生育成本过高，托育服务缺乏，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显著降低，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
第二，过去十年流动人口继续大幅增加，但户籍制度限制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较大欠缺，举家迁徙难度较大，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的现象较为普遍。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近5亿人，其中流动人口数量高达3.76亿人，较2010年增加了69.73%。但户籍制度使得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存在，落户问题使举家搬迁难度大，同时社会公共服务层次不均、医保覆盖不全面也使得举家搬迁意愿低，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的现象较为普遍，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现象显著存在。
家庭规模小型化将对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其一，家庭规模小型化对人均消费有促进作用。很多消费品以家庭为单位，尤其是家用电器、交通工具等共享性较强的消费品，例如一个家庭一般只会购买一台电视或一辆汽车。因此，家庭规模小型化进行有利于提高此类消费品的市场空间，也有助于提高人均消费。以日本为例，1990年至2015年的25年间，日本户均汽车保有量几乎没增加，但人均汽车保有量却增长了23%，这主要归功于期间日本家庭规模的小型化。
其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陪伴以及家务劳动的总效用显著降低，因此有利于促进护理、家政、餐饮等服务类消费快速发展。举例说明，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在家做饭的边际效用降低，独居或二人家庭外出就餐的意愿显著提升，在疫情发生之前，餐饮收入的同比增速一直高于居民对于食品的消费支出增速。


其三，家庭规模小型化同样促使消费品从大众化向个性化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市场。大家庭时代，消费观念受集体主义影响更大，消费品的选择往往需要兼顾多数家庭成员的需求，进而呈现出大众化、同质化的特征。但随着小型家庭占比渐进增多，消费只需要匹配个人需求，消费品的选择开始成为彰显个人品味的一个方式。消费品从“批量生产+批量消费”逐渐迈向个性化、品质化的时代。
抚养压力增大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本次普查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长至全国人口总数的18.7%，相较2010年的13.3%提升5.4%；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相较2010年的8.9%提高4.6%，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提升速度明显高于60岁以上人口，全国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在此背景下，抚养压力明显加大，我国养老产业将具有长期发展机会。


从养老产业的发展区域来看，我们认为老龄化与人均GDP提升速度双高的区域养老产业可能存在较大发展机会，尤其是地域性较强的养老地产领域，具备以上特征的区域有较强的养老需求且有足够的财富水平负担其养老支出。主要包括以下区域：2000年至2020年间，四川省和湖北省的老龄化速度均位居全国前10；重庆、湖南的人均GDP和老龄化提升速度都在全国均值水平以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老龄化速度较慢，但人均GDP绝对值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藏富于民的特征同样利好养老产业发展。此外，诸如海南、云南等森林覆盖率高、气候适宜且养老地产发达的区域可能吸引“候鸟老人”跨区域前往旅居养老，海南方面诸如澄迈、三亚等地已具有较为成熟的康养产业链；云南也在省内设有“旅居养老示范基地”，昆明等地在养老地产领域也具备发展潜力。


从养老产业的发展领域来看，近年来我国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未来相关领域具有重大发展机遇，包括养老院、养老地产、商业养老保险、保健品、医药等。其中：商业养老保险方面，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创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和服务，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推进商业养老保险资金安全稳健运营。2020年12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提出要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来加快建设，加快发展专业化的保险公司作为经营主体，扩大商业养老保险领域对外开放，以及加大养老保险产品创新。养老地产方面，2019年12月5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范围和确定土地用途和年期，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空间布局。养老院方面，2019年1月4日，民政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通知》，要求不再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深化养老服务“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鼓励设立民营养老院。在老龄化趋势以及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养老产业具有长足发展空间。
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 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很难改变人口数量红利的消退
新生人口主要取决于育龄女性人数（15-49岁）及生育意愿，我们认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很难改变人口数量红利消退的局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育龄女性人口的递减是个不可逆的趋势。育龄女性是指15-49岁的女性，未来15年的育龄女性人数主要取决于当前的人口现状及存活率，是短期生育政策调整所难以改变的，这也是出生人口较为可预测的主要原因。2002年起，我国1980-1990年第三轮婴儿潮出生的人口进入22-30岁的生育高峰期，这使得2002年至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均值达到1635万人，出现明显抬升。但随着婴儿潮人口红利的消失，育龄女性基数正在缩减，2011年，我国育龄女性人口达到历史峰值3.75亿，此后已经进入下行通道，短期难以改变，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尤其是生育高峰期女性人数的减少，将成为未来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核心拖累因素之一。


第二：生育意愿较低。一方面，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医疗卫生条件越好，新生儿存活率越高，人们生育意愿越低；其次，生育意愿降低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直接相关，女性教育水平及对工作依赖度的提高增加了生育成本；另外，孩子养育成本及生活成本的高企也抑制生育意愿。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参考国际经验，目前我国已经濒临“低生育率陷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转变，即使是大规模实施鼓励性生育政策，也大概率难以扭转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颓势，我们倾向于认为人口政策同样存在紧缩与宽松的非对称性，“推绳子”效果常常显著弱于“拉绳子”。
第三，存量二胎需求已被大量消耗，未来边际增量将递减。2017年初，原卫计委披露信息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符合生全面两孩的目标人群是9000万。因为多种原因的影响，在9000万目标人群里能够生小孩的只有28%”，以该估测值为基准，我们预计二孩生育潜力在3000万人左右。根据公开信息，2016-2019年，二孩及以上生育人数分别约为721、883、874、872万人，统计局披露近两年二孩占总新生人口比重已有降低，我们认为二孩对新生人口的支撑正在边际减弱。
第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体量显著少于全面二孩。2016-2020年已生育二孩群体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后可生育三孩的主要潜力人群，即使也按照28%的比重近似折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也较难超过1000万人，显著低于全面二孩时期目标群体人数。
> 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我们认为在人口数量红利消退较难扭转的情况下，我国将主要通过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人口质量红利相对人口数量红利，一般是指通过劳动力质量提高对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近年来中国不断强化人口质量红利优势，未来政策仍将着重与此。
首先，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培养更多的工程师、发挥人口质量红利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勤奋努力的高技术高学历人才也是全球非常稀缺的生产要素。具体而言，其一，在基础教育方面，从十九大报告到十四五规划，加强基础教育一直是教育领域改革的重点关注方向，中国基础教育未来15年的目标是建成教育强国，“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二，在职业教育方面，强调健全技术工人职业发展机制和政策，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其三，在放开大城市落户政策方面，推动落户政策限制逐步放松，落户规模大幅增加，鼓励高技术人才落户当地；其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提高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也有利于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在大中城市的有效配置，提高劳动力生产要素效率，进而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优势。
中国在全球具有突出的人口质量红利优势。近年来，我国人口质量红利不断强化，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和科研型人才总量出现较快增长，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已达到1226万人，其中研究生毕业生数和普通高校毕业生数较2004年分别显著增长301%和215%，劳动力的质量不断提升。此外，科技人力资源也保持较快增长，高校研究与发展人员从2004年的24万增长至2018年的44.5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超美国，此后持续稳居世界第一。


另外，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也将在促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的机器人科技革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未来解决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渠道只能依赖于新一轮科技周期的开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010年以来，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组成元素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开始孵化、孕育和成长，但距离触发所谓“可以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科技周期仍有距离，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剂，高素质劳动力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风险提示
我国老龄化超预期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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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6 发表于: 2021-05-15
最大的风险是过山车式的下滑，这势头何时能刹住车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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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7 发表于: 2021-05-19
人口啊人口！

常住人口负增长的15个省（自治区），无一例外全部实现了经济负增长；其中东北三省和天津市经济负增长四骑绝尘——黑龙江是全国人口降幅最大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衰败最快的地区：2020年黑龙江的GDP仅1.37万亿人民币，尚不及2012年的1.43万亿；吉林2020年的GDP仅1.23万亿，还不及2013年的1.29万亿；天津市2020年的GDP才1.4万亿，不及2013年的1.44万亿；

而人口增长最快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四省，全部实现了快速发展：2013年四省的GDP分别为6.22万亿、3.76万亿、5.92万亿和2.18万亿，到2020年分别增长到11.08万亿、6.46万亿、10.27万亿和4.39万亿，增长率达78%、72%、73%、101%。

而且，人口减少、流失的衰败效应也显现出来，如：随着人口的减少，东北经济愈加衰败，而经济的衰败又加速人口的减少和流失；

相反，人口的流入大大推动了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的经济发展，粤、浙、苏、闽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口归附，这就构成一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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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8 发表于: 2021-05-20

新华社：结婚人数连年降，这届年轻人为啥不结婚？



2021年05月19日 17:16:42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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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马晓媛、李紫薇、高剑飞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曾代表人们对爱情和美好人生的向往。然而，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婚姻观正面临挑战。民政部前不久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仅813.1万对，连续第七年下降。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与父母辈相比，越来越多“80后”“90后”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选择。“30多岁了还没结婚”“20多岁了还母胎SOLO”等现象在年轻人中见怪不怪。


越来越多适龄青年不想结婚


“如果成家了，绝不会像现在这么自由。”34岁的丁浩（化名）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博，住在宿舍，吃在食堂，忙的时候做科研昏天黑地，闲下来了就叫上“驴友”四处走走。如果不是家人偶尔催婚，他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惬意的。读博以前，丁浩在家乡沈阳一家电视台做技术员，看到身边的同学纷纷结婚生子，他也曾十分焦虑，积极相亲，但几段恋爱都无果而终。辞职读博后，他的想法慢慢变了。“婚姻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而不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现在时间和收入完全由自己支配，不需要迁就任何人，我很喜欢这种状态。”
27岁的白领张佳（化名）和男友已经恋爱7年，并放弃了结婚计划。“每次一谈到结婚，就跟着很多麻烦和问题，比如融合两个家庭、买婚房、生孩子，双方家庭分歧都很大。”张佳说，后来她和男友达成默契，只恋爱不结婚。“结婚与爱情无关，它只是给双方关系套上了道德和法律的枷锁。”
眼下，越来越多适龄青年选择不结婚，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
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在上世纪80年代做家庭调查时，随机抽样中独居人口只占2%左右；而在2007年做家庭调查时，独居人口已经上升至1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从2015年起，我国一人户占比逐年增加，已经从2015年的13.15%增加至2019年的18.45%，我国家庭正呈现单身化趋势。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不结婚是一种主动选择。在一项“哪些原因让你不想结婚？”的网络投票中，获票最多的选项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享受单身生活”。对另一些年轻人来说，不结婚则是被动接受。一位受访者坦言：“每天‘996’，哪来时间恋爱结婚？”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不结婚”话题引发广泛讨论。网友纷纷表示：“单着不好吗？为何要去尝爱情的苦”“每天都有恐婚新理由”“结婚才需要理由，单身不需要理由”“找不到合适的绝对不将就”……随着单身青年渐多，“单身经济”悄然兴起，单身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适和便利。面向年轻人的饭店推出“一人份”套餐，单身公寓市场火爆，迷你小家电和小型厨具持续畅销，甚至出现了“个人定制旅行”“一个人的婚纱照”。


为什么选择单身？


专家认为，单身文化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
——社会转型使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婚姻成为“选择题”。李银河认为，单身群体的增加，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相关。在传统乡土社会，家庭不仅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组建家庭是刚性需求；但在现代社会，完全可以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结婚变得可有可无，成为人生的一个选项。“特别对于女性来说，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如果不结婚就没有生活来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女性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附男性，结婚意愿较过去大大降低。”李银河说。——社会教育水平大大提升，使结婚年龄不断推迟。“现在硕士毕业已经二十五六岁，博士毕业一般就快三十了，如果工作几年就更晚。”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谭克俭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年轻人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结婚在人生重要性上的排序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
——社会对单身青年的包容度在提升。多位受访者指出，与过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婚者被视为异类相比，现在对婚姻的观念正变得更加开放，晚婚、不婚、同居越来越常见，婚姻早已不是人生的必选项，社会对不同选择也更加包容。上海白领葛书怡自称“母胎SOLO”，即便一直单身，她也觉得舒服自在。“即便一个人出去吃饭，也不会有异样的眼光，甚至有的饭店还给你在对面放个娃娃。”葛书怡说，“即便是父母和亲戚，好像也在慢慢接受自己想一个人生活的想法。”
——结婚成本抬高，部分青年经济压力大。39岁的山西泽州县南村镇人司小东（化名）感叹，攒钱的速度永远都赶不上彩礼上涨的速度。当地现在的标配是近20万元彩礼、在市里买房买车，加起来要六七十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负担很重。“总是需要再攒攒钱，拖着拖着，就快40岁了。每个村子都有我这样的光棍，人数很多。”一位受访者语带苦涩地说：“爷爷娶奶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只用了‘半头猪’，我结婚却要用掉爸妈的‘半条命’。”


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对年轻人的家庭生活，应尊重多元化、多样化的个人选择，对独居人群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与此同时，结婚人数降低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应引起足够重视。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结婚率降低会影响人口出生率，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结婚是家事也是国事，我们的社会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建议，要加大对适龄青年的婚育辅导力度，保障他们在孕期、产假、哺乳期期间享有的法定权益。在完善社会政策的同时，社会还应对年轻人加以引导，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和家庭观。专家指出，一些年轻人受自身家庭因素或成长环境影响，对婚姻提不起兴趣，甚至心怀恐惧；对此学校、媒体等应当加强教育引导，帮助他们去除偏见，抵制负面的婚恋观念，形成积极健康的舆论导向。对那些苦于找不到对象的年轻人，社会各方要努力为他们创造渠道，接触更多适龄青年。专家建议，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组织单身青年参加文体娱乐、兴趣培养、技能提升、社会服务等健康向上的集体活动，丰富青年交友择偶的机会。“对于因彩礼等结婚成本高而结不了婚的人群，各方也要有所作为。”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说，“社会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积极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完）

[ 此帖被鹤鸣九皋在2021-05-20 20:26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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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89 发表于: 2021-05-26


汪涛：中国未来十年的人口挑战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21-05-23 20:18:04
汪涛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过去十年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加剧…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速进一步放缓至0.53%，人口平均年龄升至38.8岁，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数量减少4000万。积极的一面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年以上，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9亿、尤其在东部地区。
…不过中国仍实现了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
如我们此前预测，过去十年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非农就业实现了2%以上的年均增长，支撑2011-2019年期间GDP年均增速达到7.4%。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不过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有所下滑，而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行业的市场份额则有所提高。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非常缓慢，储蓄率仅略有下降，养老保险基金仍实现了累计结余。房地产投资继续增长，不过增速较此前十年有所放缓。
未来十年人口结构面临更严峻挑战，但GDP年均增速仍有望超过4.5%
未来十年，中国人口预计将达到峰值，劳动年龄人口再减少6000万以上，人口平均年龄进一步上升。不过，我们认为农业劳动力将继续转移、退休年龄可能延迟，二者可推动非农就业实现正增长，不过增速可能放缓。同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望继续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推进，人力资本质量有望提高。受益于此，2021-2030年GDP仍有望实现超过4.5%的年均增长。
经济结构将持续调整
劳动密集型行业或将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而自动化设备、机器人行业将加速增长，数字化进程加快。随着居民收入进一步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我们预计居民消费将继续转向服务、尤其是医疗保健。此外，随着更多人为养老而储蓄，企业年金、个人养老计划以及资管行业的增长有望提速。
未来十年可能出台哪些政策？
我们预计政府将进一步放松人口政策，不过发放生育补贴的可能性较小。最重要、且可能性最大的政策变化或是延迟退休年龄。目前我国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将退休年龄延迟3年可以增加超过6000万的劳动力。此外，为了解决当前养老金即将出现收支缺口的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可能会调整退休金待遇水平，鼓励发展个人和企业养老金计划，收紧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推动更多国有资本划转社保。
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宏观层面，我们预计潜在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加上居民为退休而储蓄的需求增加，这都将抑制长期利率。行业层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些行业可能将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或加快自动化进程。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服务业（包括电商）也可能受到影响。人口规模可能增长停滞或减少，这可能对城镇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冲击，不过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尽管步伐放缓）、且家庭平均规模可能持续缩小，二者有望提供一定缓冲。我们预计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行业将加速增长，数字化进程加快。未来十年，医疗保健、养老和资管业务的重要性应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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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市场期待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发布。虽然中国在2015年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人口增长仍不断放缓。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升至18.7%，人口平均年龄提高至38.8岁。这些数据加剧了市场对中国未来趋势增长率和人口老龄化的担忧。一些悲观人士认为人口危机已经到来，并将造成较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在开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各行业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人口趋势的演变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经常受宏观政策、技术进步等其他重要因素左右。
过去十年人口结构有何变化？
最新的人口普查中，以下数据或许值得重点关注：
过去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从之前十年的0.57%放缓至0.53%，202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3（根据联合国人口司UNPD数据，2010年为1.62， 2000年为1.69），不过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可能也受到了去年新冠疫情的影响。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几年出生率虽然有所回升，但影响似乎并未持续太久。1960年代的婴儿潮的第三代效应推动了过去十年出生人口上升，但其影响也已消退，未来十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可能会进一步走低（图表1-2）。
人口老龄化加速（图表3）。202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8岁，美国为38岁，而201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5.7岁，20年前为31.9岁（瑞银估算）。由于二孩政策放松、以及1960年代婴儿潮的连锁效应，过去十年黄金育龄期人数高于此前十年，因此0-14岁人口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2020年60岁以上人口达2.6亿，占比接近19%。目前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低于退休人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减少约4000万。
城镇化进程继续推进，不过农民工数量的增长有所放缓。2020年超过9亿人口居住在城镇（占比超过63%），比2010年增加2.36亿。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70%，其中2.49亿为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8200万来自其他城镇，反映出劳动力流动有所提升。同时，最新的农民工调查显示，过去十年农民工总量仅增长18%。此外，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比下降，这或许表明沿海地区以外的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改善。
地区差异明显。随着年轻人向经济发达区域聚集和迁徙，东北和中部地区的人口下降，其出生率也低于其他地区。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吸引力依然最强，广东省是人口数量第一大的省份、达1.26亿。


约十年前，我们在报告《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和应对》中列举了可能出现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当时，市场也存在对人口老龄化会大幅削弱中国GDP增长和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回顾过去十年的实际情况、对比此前我们的预测和市场更为悲观的预期，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十年人口结构演变可能带来的挑战。
在2012年的报告中，我们预计2011-2020年这十年里，1）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有所下降，但非农就业将继续保持增长，而这才是与GDP增长更相关的劳动力指标；2）GDP增长会有所放缓，但平均增速仍会超过7%，高于美国和日本处于相似人口发展阶段的情况；3）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一定意味着制造业竞争力的丧失，因为生产率会有所提升；4）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份额或有所下降，部分行业可能会迁出中国，而高附加值行业、设备自动化、医疗保健和保险业比重应会上升；5）养老金系统在过去十年（2011-2020年）不会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以防未来几十年出现问题；6）抚养比上升可能仅会使居民储蓄率小幅下降，不能靠其解决经济再平衡的问题；7）房地产需求和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这一点可能是我们预测里准确度较低的部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和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我们的预测基本相符，过去十年人口结构的影响并非像此前部分人士担心的那么严重。
过去十年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数量减少4000多万人，但总就业实现了年均0.2%正增长，这可能表明实际（非官方）劳动参与率上升、实际失业率下降。更重要的是，2010年至2019年非农就业人数年均增长2.1%，虽然增速低于前二十年，但表现依旧亮眼（图表5）。这也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即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仍在继续，总人口或劳动年龄人口并是预测就业增长或劳动力成本最有效的指标。
同样与我们的预期相符的是，2011年至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仅放缓至7.4%、依然比较稳健（图表6），虽然新冠疫情拖累去年GDP增速降至2.3%。此前9年7.4%的平均增速远高于日本处于类似中国目前人口发展阶段的水平，1980年日本的前十年平均GDP增速为4.6%。换句话说，中国“未富先老”并不代表中国不能继续变富。


当达到刘易斯拐点、工资增速开始提升后，中国整体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并不像部分人士担心的那么严重。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因此工业单位劳动力成本（ULC）并未大幅攀升（图表8）。事实上，过去十年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涨幅要低于此前十年（图表7）。2015年之前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份额持续上升、之后持稳于高位，而去年以来由于中国较早走出新冠疫情，出口份额重拾反弹。
但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确受到了人力成本上升的冲击。随着部分企业迁出中国（UBS Evidence Lab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人力成本上升是企业将产能迁出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全球的份额有所下滑，而越南、孟加拉国等国的份额则有所提升（图表10）。


同时，自动化设备等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则加速扩张。2011-20年高附加值和高端机械设备等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9%，高于纺织、服装、鞋类和皮革制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5%。过去十年工业机器人销量年均增长28%，医药行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1%，同时寿险保费在2011-20年年均增长了9.5%。


如我们之前的预期，过去十年人口老龄化并未给养老金系统造成太大的压力。过去十年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高于总支出（现收现付），累计结余总计近4万亿元。不过2020年的确出现了收支缺口，但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受到疫情冲击所致。政府也调整了政策来加强对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比如大幅扩大养老金和医保覆盖面（图表11）。不过，政府还没有为提高财政长期可持续性而大幅延迟退休年龄，或调整养老金发放框架，但已推动更多国有资本和国企股权划转社保基金，以用于填补未来地方层面可能不断扩大的养老金缺口。


尽管过去十年抚养比上升，但居民储蓄率仅小幅下降。即使政府一直在推动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转为消费主导，但高储蓄率仍支撑着高投资率。这符合“第二人口红利”理论（Mason 和Lee，2006；Wang Feng和Andrew Mason，2008），即随着人口老龄化，会有越来越多的年龄较大的劳动者面临未来漫长的退休生活，这些人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储蓄、积累资产，尤其是当他们对于未来是否会得到家庭或政府的照顾缺乏信心时。这些储蓄可以用来投资以提高单位劳动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从而提高人均收入。相应地，过去十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仅缓慢上升。显然，单靠人口结构演变无法实现经济再平衡，还需要相关政策的助力。


2011-20年间房地产销售、新开工和投资增速较此前十年均有所放缓，但都实现了正增长（图表14）。房地产活动放缓主要是因为主力购房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以及城镇化进程放缓（图表15）。另一方面，平均家庭户人口从2010年的3.1人进一步降至2020年的2.62人，城镇家庭户规模则更低。家庭户规模缩小这一项就使过去十年家庭户数量增加了7700万户，远超过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家庭户增长（2300万户）。再加上近些年落户政策政策放松，这可能也都支撑了房地产市场。


此外，2011-2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升，从2000年的8.5年（瑞银估算）升至2010年的9.67年，2020年继续提高至10.75年。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上升到了9.91年。在评估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时，平均受教育年限通常用来衡量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大幅提升意味着劳动力质量提高，这或有助于抵消劳动力数量下滑产生的负面影响。
未来十年的人口挑战
1. 不论人口政策是否放松，总人口都将见顶
尽管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中国人口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见顶。在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前，联合国人口司预计中国人口将于2031年见顶、达到约14.64亿。不过，最新的普查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人口为14.11亿，而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为14.39亿，出生率假设也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还有一些专家预计中国人口最早可能在2025年或2028年达到峰值，峰值为14.4-14.5亿。
进一步放松人口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可能有限。统计局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平均为1.8，这表明未来实际出生率较当前的较低水平仍有一定提升空间。不过，大部分东亚经济体的出生率都非常低。虽然其中大部分经济体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时都处于比中国目前更高的发展阶段，但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中国目前（2019年）水平时，人均GDP（不变价）略低于中国目前的水平。一些企业家和专家呼吁政府发放补贴来鼓励生育，但我们认为补贴政策出台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政府还面临改善当前14亿人口生活条件、加快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以及解决养老长期负担等方面的挑战，而在现阶段，这些问题可能也更加紧迫。


2. 劳动年龄人口可能会进一步减少，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退休年龄延迟有望支撑非农就业增长
联合国人口司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将减少6000万人以上。不过，我们预计未来十年仍有4000万农业劳动力可以从农业部门转出到非农部门，小于过去十年的1亿人。2019年官方数据显示农业就业人数为1.95亿，约占就业总人数的25%。即便假设该数据未完全计入居住在农村但不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我们估计农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仍有15%，明显高于需求、且远高于发达经济体水平（OECD国家均值为4.7%）。若官方农业就业人数占比下降7个百分点至18%（我们估算的实际农业就业人数占比降至8%），未来十年可转移至非农就业的人数将达4000万左右。
另外，政府还可能延迟退休年龄，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了该计划。目前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55岁。根据人社部数据，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 岁。如果到2030年退休年龄平均推迟3岁，那么届时劳动力可能会增加6000万人以上。此外，户籍改革和社保体系的完善也有望提高劳动参与率，因为人们能更容易地迁至工作机会更多的地区，或和家人共同生活。


3. 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可能导致趋势增长率下行、经济结构持续调整
即使劳动力持续从农村地区转移、并且退休年龄延迟，未来十年劳动力供给增速仍将有所放缓。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所面临的其他长期挑战，我们预计2021-30年十年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逐步降至4.5%以上。这一预测假设非农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小幅增长0.6%（过去十年年均增长2.1%），即2030年非农就业人数比2020年增加4000万。这也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及退休年龄推迟所带来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足以弥补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此外，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也有望提升潜在劳动力的质量或人力资本，不过这可能也难以扭转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这一长期趋势。
考虑到未来十年的年轻劳动力可能会比此前十年减少近2200万人，我们预计非技术人员占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继续面临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因此，未来相关供应链可能会持续转移。更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能会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或加快自动化转型。我们仍预计设备自动化和机器人行业将加速增长，数字化进程会有所加快，这也有望带动生产率的提升。虽然制造业可以通过采用自动化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而言难度可能较高，部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数字经济可能也会面临挑战。
4.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口老龄化，消费可能继续从商品转向服务，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养老。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升至3.64亿（占总人口的24.8%），7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1.58亿（图表19）。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消费模式发生结构化转变，相关研究表明老年人交通、通信和教育支出低于年轻人，而医疗服务、公用事业和其他服务支出更多（参见IMF报告）。美国数据显示各年龄阶段的消费模式存在明显差别（图表20），而中国自身的数据也显示，过去20年居民在医疗、交通、通信和住房上的支出上升，而在食品饮料和服装支出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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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随着人口老龄化，目前的养老金系统面临的压力会不断加剧，因此政策调整和企业年金及个人养老金的发展尤为必要。若不进行调整，中国社科院预计2029年养老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36年累计结余将耗尽。此后，资金缺口将逐年扩大，到2050年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可能高于OECD国家当前的水平。延长养老金缴费年限及扩大养老金缴费基数会有所帮助，但可能难以实施。延长退休年龄及调整退休金替代率（目前约为工资的45%）也会有所帮助。因此，我们预计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将加速发展，政府可能会大力鼓励。养老金负担加重意味着政府需对财政支出更为谨慎，并注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财政压力上升也可能促使包括国企股权在内的更多国有资本的划转至社保基金。
6. 随着人口达到峰值，房地产活动可能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联合国人口司预计未来十年中国主力购房群体（25-44岁）人数将减少约3200万，此前十年降幅为2400万（图表15）。不过，未来家庭户规模可能进一步缩小、一人户数量可能上升。家庭户中一人户占比从2000年的8.3%升至2010年的14.5%，2019年进一步升至18%。当前一人户数量比2010年多出3000万，也是2020年家庭户数量比2010年增加9200万的重要原因。如果到2030年一人户占比进一步提高到25%、户均规模继续降至2.4人，则家庭户数量将比2020年增加6000万户。这应有助于抵消购房人群减少对房地产活动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们预计未来十年家庭户增速和城镇化进程放缓会给住房需求带来下行压力。
同时，城镇化发展仍存在区域不平衡的问题，这意味着沿海和高线城市的房地产活动可能受益，而东北和中部省份及低线城市的房地产活动可能承压。此外，未来十年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引领下，政府可能推进更多旧房改造，以提升节能水平。
7.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我们预计教育和培训支出将有所增加，尤其是职业培训和雇主提供的在职培训。联合国人口司预计中国未来十年平均学龄人口将基本保持在此前十年的水平，这可能部分得益于二孩政策，以及1960年代婴儿潮的第三代效应。我们预计高中和高等教育（包括职业学校）的入学率将较当前水平进一步上升，而这也有利于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0.5年的目标。同时，也有部分建议将义务教育从目前的9年延长至12年（包括高中）。这应能进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和人力资本水平，不过可能导致此后几年内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供给降低。
8. 对通胀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通胀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清晰。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下降、以及服务业占比提高可能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推高通胀。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可能抑制通胀。对资产价格而言，长期来看，我们认为潜在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加上居民为退休而储蓄的需求增加，这都将抑制长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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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90 发表于: 2021-05-3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021-05-31 14:49:47新华社


2632人参与132评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推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发展老龄产业，推动各领域各行业适老化转型升级，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老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渠道筹资机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必要保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积极成效。同时，我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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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91 发表于: 2021-05-31


放开三孩了，亡羊补牢尤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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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92 发表于: 2021-05-31
凤凰网友 [广东,深圳网友]

减少年青人的负担，让他们买得起房、结得起婚、生得起娃、让他们更加热爱工作，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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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93 发表于: 2021-06-01
星石杨玲


星石投资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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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三胎生育不是结束！我猜可能后续有3个动作：

第一，全面放开生育跟上。因为2016年放开二胎后效果仅是昙花一现，总和生育率当年提升到1.7后又掉到2020年的1.3（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界更替水平是2.1）。按这速度，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14.4亿），然后一路下滑，到2100年，也就是我们的孩子老了后，中国只剩8亿人。所以，放开三胎远远不如全面放开。

第二，两个亮点配套政策跟上：房地产税收抵扣和生育补贴。前者能激励富人阶级，后者能激励对广大农村地区穷困妇女，通过生育补贴家用。

第三，一个社会问题缓解：鸡娃、内卷的社会焦虑可能会大幅缓解，因为没有成本和精力去鸡娃了。

大家怎么看？#三胎生育政策来了#

2021-05-31 18: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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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94 发表于: 2021-06-01


胡锡进：国家放开三孩政策，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手机和讯网2021-05-31 18:21:09
来源：胡锡进观察
　　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中国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一项有着广泛牵动性的战略决策，老胡相信，它必将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中国社会中的少子化元素发生链式改变。


　　老胡注意到，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有很大一部分放在了如何为年轻夫妻多生子女创造条件上，触及到生育及养育子女的各个环节，而围绕那些条件的担心也是当前大城市里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主要原因。这说明中央不是在简单放开生育限制，而是同时致力于推动人口结构优化配套措施在各地的制定和形成。
　　这一决定来得非常及时，它传递了这个国家正在坚决实事求是因应各种挑战的清晰信号。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各种问题，中国作为超大型社会尤其如此。但是中国长期以来正视问题，我们的政策制定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这为国家的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真实动力。
　　过去几年世界各地的情况让我们看到，坚持实事求是在政治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美国到我们大陆身边的台湾省，政治极化导致了一系列违背基本逻辑的政策偏执。我们越来越悟出：能够实事求是实为中国的一个关键政治和思想优势，它为这个国家不断成功做出了高概率、也是根本性的保障。
　　我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老龄化，社会讨论持续增加，人口政策也从单独两孩、全面两孩变为今天最新推出的全面三孩。这期间有过各种争议，但国家政策调整的大方向证明了全社会的合力是有效、健康的。中国社会在党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往前走，解决我们面临的每一个问题。


　　如何鼓励一对普通年轻夫妇生育三个孩子，这在一些大城市里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收入、住房、子女教育会对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形成多生孩子的客观限制，解决或改善相关问题将成为把中央政策落实到现实的关键。
　　我们的社会构建中有大量家庭少子的元素，这些元素可以说深入到了方方面面。家庭的全部资源投入到一个、最多两个孩子身上引导了社会体系的诸多特征，包括人们的价值取向。当我们的社会朝着拥有大量三个孩子家庭的方向改变时，这种变化也一定会是链式的，重构社会性的许多安排，也重塑人们的许多观念。
　　很显然，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没做好生三个孩子的准备，毕竟从开放单独两孩到可以生三个孩子，这样的政策调整只用了8年时间，社会的配套性调整许多还没有跟上。然而我们国家的优势是，市场力量与国家政策协调作用的空间和积极性都不缺乏，有中央的推动，相应的社会变化就会发生。


　　我们需要做大量工作来减少年轻夫妇对多生育的担心，提供女性照顾孩子、子女入学的机制性方便。经济条件并非决定人们生育意愿的唯一因素，同样重要的是改变少子社会围绕子女、家庭的一些习惯性看法，形成新的预期和承受力，以及幸福观。
　　对未来生活是需要想象力的，我们社会的年青一代并非真的胆怯，需要把少子甚至不育当成一种“安全”。毕竟年青一代生育，但养育那些孩子将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努力。让我们把这种责任和努力通过一个个具体措施来展现，支持并鼓舞年轻人，让他们相信，把更多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是值得的，他们的家庭会因此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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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百色
只看该作者 195 发表于: 2021-06-11



三孩政策出台前后：三十年数据之争，被七普终结


原创2021-06-10 19:08·南方周末
（农健/图）
在北京大学法学楼前凝视了26年，老校长马寅初的铜像见证了中国生育政策的几度调整。
铜像是北大人口研究所所立。马寅初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开始关注到人口增长过快问题，1957年发表了日后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的《新人口论》，三年后从校长职位上黯然离去。直到1982年，马寅初去世后几个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201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形势早已不是1953年或1982年的局面，政策亦随之调整，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继而是最新出台的全面三孩。
2021年5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熟悉生育政策的人士注意到，此次政策公布的时机与以往不同，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和2015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均在接近年底的中央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而“全面三孩”政策则在一次上半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后宣布。
这次政治局会议召开前20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
此前三十年里，受新生儿数量漏报、瞒报影响，各界对于真实生育率一直没有定论。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也不采纳人口普查的生育率，而是另行抽样估算，对外长期维持总和生育率1.8的口径。
“三孩政策出台与七普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直接相关。”北大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过去政策之争背后是数据之争，现在数据明确了，出台政策也就没什么争议了。
数据之争指的是，三十年来，各方一直围绕中国的真实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数据没有定数，政策也就难有定论。


“将在七普后提交国务院”


三孩政策出台前一周，5月24日出版的《瞭望》周刊发布了学者王广州的署名文章《专家：生育政策调整窗口期已来》。此时，距七普数据公布不到半个月。
文章指出：“单纯的生育政策放开已不足以改变目前生育水平的结构和下降趋势……在取消生育限制的同时，着眼于稳定一孩、二孩生育，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王广州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全面参与放开二孩政策的论证咨询，《瞭望》则是新华社主办的时事政经类周刊。三孩政策出台后，不少观察人士将该文解读为政策出台的先声。
不过，王广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没有参与此次放开三孩政策的论证，“文章是年初就约好的，只是一直没有刊发，在七普数据公布后更新了部分数据”。
多位人口学专家都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在当前生育率水平下，放开三孩还是全面放开并不是人口学问题，而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政策产生的影响也已不具备人口学意义。
人口学界之外，越来越多非人口学领域的人士参与到人口和生育政策的讨论中来。
公开报道显示，自2018年以来，至少有7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其主要依据在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次年新出生人口数出现下滑。
2020年5月，全国人大代表庹庆明领衔提交议案，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中“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条款修改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并配套一系列生育鼓励政策。
庹庆明是四川省雅安市雨城二中的校长，长期关注生育和抚养问题，曾提出过男性带薪产假、将托育纳入学前教育体系等建议。
基于新出生人口连年下跌的数据，加之身边许多人不愿意生孩子的感受，庹庆明认为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已迫在眉睫。
议案得到规格颇高的办理。2020年9月30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吴恒率队赴四川雅安召开议案办理座谈会，彼时，第七次人口普查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和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的官员对议案充分肯定，教科文卫委委员马旭还在会上就议案中提及的延长产假发表意见，指出“延长产假的方案可能会增加妇女就业难度，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建立健全0-3岁托幼机构”。马旭同时也是国家卫健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该所是国家卫健委下属的生育技术和政策研究机构。
“与会的领导还说到，将在七普后将相关建议汇总递交给国务院。”2021年6月5日，庹庆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


终于搞清了生育率


七普数据之所以对三孩政策出台至关重要，在于其厘清了长期成谜的总和生育率数据。
总和生育率数据基于新出生人口数和育龄妇女人数两项基础数据，计算出当年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的生育概率，并据此推算出一位妇女一生生育子女数——七普公布的1.3意味着，按照2020年的生育水平，一个妇女一生平均会生育1.3个子女。
上一次被学界和计生主管部门普遍认可的总和生育率数字，还要追溯到1990年的四普数据，彼时人口流动规模相对较小，漏报比例较低。
此后三十年间，2000年五普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六普的总和生育率为1.18，但计生主管部门从未采信过这两项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在通报普查结果时也不会突出总和生育率数据，官方口径则一直维持在1.8。
2017年2月，国家卫计委印发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年均自然增长率在6‰左右，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
“五普、六普都是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查，结果容易受漏报和瞒报的干扰。”乔晓春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加之普查显示的1.2左右的生育率实在太低，被认为可信度较低。
三十年来，各方围绕中国真实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谁也说服不了谁。
2010年前后，二孩政策松绑进入关键时期，计生主管部门建立起复杂的“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系统”，但系统预测的结果仍取决于输入的基础数据。
全程参与二孩政策出台的国务院参事马力在2015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总和生育率”是政策调整决策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有多少人想生第二个孩子”是决策难点；“未来中国人口会不会突破15亿”是决策中的重要考量。
而这三个问题在全面二孩落地后的七普中都得到了明确答案——当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但实际生育二孩的比例较低；未来中国人口不会突破15亿，人口红利仍在，但距离人口负增长已不远。
“生育政策放松基本消除了瞒报的情况，加之调查技术的进步，没有人会质疑七普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乔晓春认为，准确的生育率数据可以直接为决策提供参考，已无复杂论证的必要，因此三孩政策能快速出台。


小步微调


各界普遍预测，三孩政策放开不会对新生人口数量造成明显影响。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被外界认为是影响中国近年人口政策的关键智囊，也是分步放开生育的支持者。他近期受访时表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每年大概多出生30万至50万人口，对新增人口影响微弱。
在一次采访中，翟振武对2016年全面二孩后的出生人口作出预计：“出生人口每年可以增加三四百万，加上原来的大约1600万，每年出生人口最多两千万……全面二孩政策之后，2018年是年出生人口的最高峰，总和生育率会上升到2.1左右，此后四五年会逐步下降，到1.8、1.7左右。”
翟振武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不过，实际数据显示，自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以来的七年间，全国共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2016年至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1723万、1523万和1465万、1200万，呈现下降趋势，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递减，至202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3。
也许是面对出乎意料的人口趋势，翟振武在2020年底回应放开三孩的讨论时，放弃了渐进式放开的观点：“现在一些人建议放开三孩，我觉得是对人口形势和政策不够了解。本来全面放开生育，都对人口形势没什么作用，中间加一个环节有什么意义呢？”
在进一步放松生育政策达成共识之际，讨论的焦点变为“全面放开”还是“先放开三孩”，从结果来看，决策层选择了后者。
在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看来，“全面放开意味着自主生育，三孩政策仍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生育，是权限放大的改革。”
穆光宗还提及，“三孩政策对少部分有意愿生三孩，或者意外怀孕的家庭来说，非常有利，不仅解除了他们因三孩可能面临的风险，还正式赋予三孩合法化地位。”
事实上，在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的数年间，生育政策多次出现微调，尤其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为政策调整提供了方向。
包括庹庆明、黄细花在内的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是在2019年关注到三孩问题。
当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各地调研后，要求地方人大常委会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已经滞后于政策调整、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过于严厉的处罚处分处理规定，先停止执行，再适时作出修改。
全国性政策陆续微调，而在一些地方，三孩的口子打开得更早——2016年，黑龙江省重修《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提出：“夫妻均为边境县市区居民等六种情形可以生育三孩”，涵盖黑河市爱辉区等18个边境县。
黑河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显示，该市出生率从2016年的5.4‰下降至2020年的3.6‰，出生人口数从2016年的8791人下降至2020年的5598人。


从放松限制向加强配套转变


诸多迹象显示，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路已逐渐从放松限制向加强配套转变。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配套政策描述相对简单，是一笔带过的“要加强生殖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到了2021年5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公报，则用了大段篇幅陈述一系列配套举措。
婚嫁、教育等生育前后环节均被纳入考虑：“对婚嫁陋习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有分析认为，中国生育政策正在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转向。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所研究员李璐指出：“生育政策的核心不在于鼓励或刺激生育，而在于释放家庭生育意愿，生育意愿的核心在于缓解家庭压力，缓解压力的核心又在于提升社会化服务的支撑能力。”
国际经验显示，妇女实际生育子女数大多低于预期生育子女数，即便是正处于婚育年龄的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也有1.66个，高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排名前三的“不敢生”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其中“经济负担重”占75.1%，“没人带孩子”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与生育政策思路调整并行，在2018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家卫健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三个司被撤销，转设为新的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即人口家庭司）。
国家卫健委职责中首次写入“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自2019年以来，几乎每月都会出席有关0-3岁托育的调研和会议。
而在2013年和2018年两次机构改革中，国家发改委开始负责与人口有关的事务，其中包括“研究提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孩政策出台后，2021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所社会政策室主任张本波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在‘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一个建设项目，就是在150个城市通过发展普惠的综合中心和社区中心，提供50万个普惠托位。”
这些都与人口学家们所说的“生育政策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相呼应，并将决定着中国人口的未来。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岍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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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6 发表于: 2021-06-13


赵建：大国危局—生育政策“推绳效应”与中国的“马尔萨斯陷阱”


2021-06-08 09:46·西泽研究院赵建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在计划生育实施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终于彻底改变了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但有人依然不计代价的“超生”，到鼓励生育但大多数人却失去了生育意愿，中间恰好经历了一个人一生年华最好的时间，40+年。


因此这一轮生育政策的大转向，其效果像极了货币政策中的“推绳子效应”：当限制信贷的时候，市场反应出的效果很明显；但当鼓励宽松的时候，市场却不一定有信用和货币扩张的意愿。绳子只能拉，没法推。


人口生育市场也是一样。当限制人口生育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当鼓励人口生育的时候，人们已经类似“惜贷”一样的“惜育”。因为时过境迁，与工业化前的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人数总会超过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相比，后工业化时代高昂的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已经让刚刚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望而却步。这或许是另一种“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一般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所处的漫长的增长停滞状态。由于低下的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快速爆炸的人口，从而产生减少人口的各种形式，比如饥荒、瘟疫、战争，以及内在演化出的限制人口的各种风俗，比如溺婴、弃老。


今天的中国虽然成功地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级），生产力和供给能力已经高度发达（产能过剩），但似乎出现了马尔萨斯描述的自动衰退的生育意愿。然而，与农业时代或前工业时代相比，在消费型社会人的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人口增长率意味着经济活力，人口塌方意味着经济增长塌方。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式马尔萨斯陷阱，可能也意味着中国多少年来一直想跨越的一种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中国不能重新开启人口生育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即使生育后抚养比大幅提高可能会降低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但是能解决中国经济内在活力的根本长期问题。


如果从生育市场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口问题，无疑这个市场是受到严重“计划干预”的。近五十年前，为了解决农业社会下过度人口生育带来的生存危机，以便获取生产剩余以推动工业化，中国施行了古今中外未见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人的生育权也纳入计划经济调控的范围之内。


放到当时“生育市场”市场失灵的状况来看（婴儿潮造成的人口爆炸可能引发生存危机），政府计划干预存在一定的时代合理性。但这个体现中国政府绝对控制力的国策，副作用可能到今天才显现。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再到更加严重的人口危机，经历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


尤其是，在一个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边缘的时间，生育后代叠加抚养老人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压力，可能会引发“生育市场”的另一种市场失灵——人们失去了自主的内生的生育意愿。在这种市场失灵的状况下，需要政府果断采取另一种形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鼓励生育像四十多年前一样纳入基本国策，进行全民动员。


因为中国的大国经济效应和韧性，源自于“庞大的基础设施 X 14亿人口”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或杠杆效应。相反，如果人口一旦塌方，反向的冲击也将是杠杆化塌缩的。


此举事关国运。


目录
一、工业化之前的生存压力：人口过剩
二、工业化之后的计划生育：人口红利
三、老龄化遇上生育大萧条：人口危机
四、如何超越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复增

（全文6600字，阅读时间约10-15分钟）



一、工业化之前的生存压力：人口过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与之前相比人民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迅速建立起了涵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健体系，特别是农村合作化医疗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农民第一次享受到了国家医疗卫生保障。短短十几年间，中国就根除了血吸虫病，控制了肝病和肺结核病，基本杜绝了麻疹和天花，母婴死亡率大大降低。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中国人民和战后其它国家民族一样也进入了生育高峰期，中国人口迅速地增加，至1980年，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已经快速从6亿增加到了10亿，同时人均寿命也从35岁提高到68岁。按照生育繁殖指数级曲线的规律，如果不加控制，还会进一步的爆炸式增长。


虽然现在很多人诟病和批评过去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进入工业化时代，加上依然错误地实施计划经济，整个国家生存生活资料的供给有限。如果一味放任“无政府状态”的人口生育，很可能在人口大爆炸的失控形式下造成巨大的生存危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一直警示这一点。


除此之外，理解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还需要注意到以下两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由于计划经济没有真正的“引爆”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大部分时间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决策还处于农业社会尽可能多生育以创造简单劳动力数量的状态（确切地说是一种生育文化，比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无后为大）。与当时西方国家已经步入工业社会相比，中国特殊的落后农业社会状态，需要政府在生育问题上进行干预。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幅提高了人均寿命（1949年为35岁，1981年为68岁，几乎提高了一倍），但是潜在的生育意愿还是按照过去较低的人均寿命，势必会造成较大的生存压力。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个社会的生育增长率是历史形成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千百年演进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量，比如人口存活率、人均寿命等。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均寿命的提高是一个突发的外生变量，但潜在的生育率却是漫长的中国农业文明历史形成的，这种突然提高的人均寿命加上多生育导向的历史潜在趋势，势必会造成内生失灵的人口过剩问题。


由此可见，当时计划生育的出台存在一定的时代合理性，是在各种外部因素大幅改变的情况下（人均寿命提高、供给不足、工业化初期等），对“无政府状态”和失灵的生育市场的一次干预。


但是当时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现在依然合理，这样事关国运的大政策，需要根据中国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否则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的确是严重滞后了。


二、工业化之后的计划生育：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这一外生手段突然降低的抚养比，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提高，又进一步为人口红利的变现创造了条件。这个双向正反馈过程带来了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就像一个家庭，老人还未老去，小孩又限制出生，剩下都是60年代婴儿潮形成的青壮年，都是可以劳动赚钱又不用抚养和领养老金的当打之年，经济焉能有不增长之理。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本质上是结构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红利会变成负债。关于这一点，政策层在制定策略的时候，早就应该认识到。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中国工业化进程被引爆的过程中，适度的人口控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如果不进行计划干预，按照农业社会生育率进行的人口繁殖，很可能将中国经济锁定在增长停滞的“马尔萨斯陷阱”。在大量人口增加带来的生存压力下，人们很难提供有效的生产剩余和积累来为开启工业化进程提供资本。计划生育将大量的农村人口从抚养众多孩子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进入乡镇企业，进入工厂，进入城市，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这个可以与同样是人口生育众多，但没有进行计划生育的印度相比较。印度迟迟没有真正的开启工业化，原因有很多，但是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数量过多、人口素质不高，被锁定在马尔萨斯陷阱，可能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视角来看，计划生育打破了农业社会下的传统思想束缚，将中国人从传统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束缚中跳出来，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完成自身价值的觉醒，投身到商品经济和工业经济之中，为自身及家庭更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去奋斗，而不是陷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思维困局中。这是从个人微观角度，因为生育负担减少而形成的要素活力。


同时子女数量的减少可以更好的提高教育质量，大量的农村子弟通过高考进入城市里面的大学，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素养。提高劳动力人均素养和质量，而非简单的劳动力数量，是冲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此，需要站在特定的时代——农业社会大转型或工业化浪潮的前夕，去理解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60年代婴儿潮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加上人口生育限制降低的抚养比，再叠加市场化、工业化浪潮，中国经济不可抑制地腾飞了。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一切的根源在于人。因为改革开放也是来自每个人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解放。


在这里我想重新定义一下人口红利：不仅仅是年轻人口数量占主导，更重要的是焕然一新的人——从计划经济束缚中走出来的、完成市场启蒙和价值觉醒的人。假如人们依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再多的人都没用，都不是红利而是负债。


三、老龄化遇上生育大萧条：人口危机


既然人口红利大部分是靠计划生育人为干预形成的，那么这个红利恐怕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天上掉下的馅饼。突然出现的巨大的人口红利，伴随着肯定也是悬崖式的人口减少，这个用简单的人口增长模型就可以测算到，政策层肯定一直也有预期。


但是，令人意外的则是，后工业化、高速城市化和消费型社会下大幅降低的生育意愿。突如其来的生育大萧条、甚至是“性萧条”，叠加深度的人口老龄化，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从结构问题，转变为总量危机——如果照此下去，可能在不到二十年内，中国人口将可能负增长。


即使放开生育或者鼓励生育，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大幅降低。拿放开二孩政策为例，2016年我国就正式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从数据来看，当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相比前一年增加了131万，此后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就逐年下降，到2020年已降至1200万人。下降幅度非常大。


出生人口1200万，减去往年正常年份900万左右的死亡人数，考虑到2020年疫情增加的死亡人数，2020年中国人口很可能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为什么中国出现了似乎突如其来的生育大萧条甚至性萧条，其实一点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发展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初级工业社会，迈向高度工业化、城市社会的必然规律。这个规律，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老牌的欧洲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都已经完整有力的出现了。我们只不过重复他们的一般规律而已。不同的是，我们的进程过快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进程，我们用来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这对于相对缓慢的人口周期来说，显然很难甚至是无法自我调整，只能迎接断崖式、危机式的后果。


在农业社会或工业化初级阶段，由于缺乏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人们的消费函数里最重要的一个精神产品就是“天伦之乐”，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是由于计划生育限制了人们在生育孩子方面的精神消费，促使人们去寻找生育之外的满足效用函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比如到乡镇企业打工来改善物质生活，工业社会中各种各样可以替代消费“天伦之乐”的商品和服务。久而久之，原来将精神寄托于生育的人们，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利他的生育后代文化被个人消费主义所取代。这是消费型社会的主要特征。


因为在高级工业社会，现代消费型社会，个人更加看重自身的价值和体验，不再将快乐和满足寄托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本能体验上，这在当前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固然高房价、高成本、高消费抑制了生育欲望，但与农业社会相比更加丰富的现代消费体验，加上避孕方式的普遍流行，将生育和性体验分离，这些都是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重要原因，由此诞生了“丁克一族”。这在农业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是工业社会、消费型社会的普遍例子。年轻人不仅不想生孩子耽误自己的生活消费体验及升职空间，甚至连结婚、谈恋爱都缺乏动力。


按照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理论模型，生育孩子看作是一种投资的话，农业社会中人都是简单的劳动力，投资培育成本较低，风险也较小，加上农业社会中人的数量决定一切，因此多子多福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但工业社会、现代消费型社会就不同，孩子必须当作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刚怀孕未出生就开始了投资进程：胎教、出生护理、幼儿教育、儿童特长教育、高学费幼儿园等，到上小学的时候需要高价购买学区房——实际上购买的不是房子，而是教育服务。


等到工作以后，996式的沉重压力使得步入婚育年龄的年轻人没有精力和兴趣结婚生子，而且大城市中的普通年轻人大部分无法购买住房，也就没有婚育的“基础设施”。在这个预期之下，日本的佛系文化、断舍离、宅男文化等，中国的躺平文化、六和大神文化也开始普及和流行。这些都是抑制生育的。


总之，高房价、高消费、高抚养费用、高的婚配信任成本、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等等一系列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问题，正在将年轻人推入不愿意婚育的陷阱，从而大幅降低人口增长率，且很快将导致人口增长率为负。考虑到人口增长的指数级特征，人口负增长的时候也将是塌方式的。这或许是现代社会中的另一种“马尔萨斯陷阱”。人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中心，人口数量的缩减将会带来消费、投资等各个宏观层面的紧缩。我们必须做好应对由人口危机引发的种种次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是中国未来面对的最大的风险。


四、如何超越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复增


那么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四十年前依靠强大的权威计划调节能力控制住了失控的人口增长，也就应该有能力采取反向的意在激励人口增长的国家政策。又到了考验中国制度优势的时候了。


需要首先意识到的是，进入后工业和城市化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是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了的。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陷入了人口负增长和长期增长停滞状态。而其他几个增长率较高的发达国家，依靠的主要也不是内生的生育意愿，而是外来移民。


因此对中国来说，首先要降低人口增长率预期，以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当前的人口增长率下降问题。同时，也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反思可能存在的生育放开政策滞后的决策失误问题。


事实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育意愿高峰存在着一个窗口期，也就是大约在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初级阶段，那时工业化浪潮中的中产阶级逐渐涌现，且当时的房价和生育成本还不太高，这个时期是生育意愿较高的最后时间窗口。当然，这个时间窗口的生育意愿与农业社会相比还是差距不少。农业社会是生育导向型社会。


但是一旦步入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城市化率超过60%）和高收入、高消费的消费型社会，人们内生的生育意愿就会大幅降低。此时，新一轮人口数量红利的时间窗口将会关闭，成功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将资本红利（过去积累的资本带来的投资收益）替换人口红利，同时将过去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模式。


中国正在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路径，通过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积累的资本增值以弥补人力资本的“折旧”（养老金），但是这取决于我们的投资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当前来看，除了形成的制造业资本外，大部分还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然而房地产面临的是房价泡沫问题，基础设施则是收益率较低，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资产周转率下降后收益率可能更低，亏损将更加严重。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人口正增长和负增长都是指数级的，需要提前做出应对，重症下猛药（类似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说到底，就是每年拿出专项的预算资金和社会保障配套服务来鼓励生育，这也是过去人口红利对现在人口负债的一种补偿。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榜样，我们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比如，直接全面放开生育，有能力多生的就多生；对二孩、三孩的直接补贴（2-5万）和税收减免或递延，专门面向三孩及以上的免费教育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当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但是也要看到多孩生育带来的乘数效应，到时孕婴、医疗、保健、教育、家庭乘用车等市场也会迎来巨大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


40多年前，我们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来执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面临人口增长危局的情形下，也应该将鼓励生育当作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来执行，否则一旦再次错失时间窗口，生育政策的“推绳效应”将更加明显，中国很可能步入新的马尔萨斯陷阱，进而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关键是真正的下决心执行。种一棵树的最好的时间是在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图源：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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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7 发表于: 2021-07-23


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来了


光明网 07-22 03:54
【来自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围 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
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来了

光明日报记者 杨舒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发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继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之后的又一重大生育政策调整。21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国家卫健委、发改委、教育部和民政部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社会关切，围绕《决定》内容进行了解读。
政策调整突出优化、包容和保障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2013年以来，党和国家立足人口基本国情，根据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那么本次政策调整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决定》不仅是一项生育政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综合性大政策和系统工程。”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说，总体来看，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优化。《决定》部署了一揽子支持措施，提出了系列优化组合政策。本次优化生育政策不仅仅是简单地从二孩到三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的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这些政策措施，聚焦群众关切，坚持问题导向，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二是包容。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决定》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这是顺应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要求，对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一次重大改革。
三是保障。即是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保障制度做了充实和完善。《决定》要求，对计划生育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特别是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建立健全全方位的帮扶保障制度，“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关心和重视。”于学军说。
一揽子政策支持覆盖全生命周期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已有所变化。相关调查显示，养育成本的快速提高是当下人口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都成为“不愿生”“不敢生”等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我们也了解到，网上关于‘生不起’‘养不起’的反映比较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期盼。”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说。
他介绍，针对这一问题，《决定》明确了将配套支持措施和三孩生育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组合提出，要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比如，在促进优生优育方面，《决定》提出，将实施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相关工程，扩大妇幼健康服务供给；实施母婴安全提升行动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围；开展孕育能力提升专项攻关，建设供需平衡、布局合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规范不孕不育诊治服务。
在社会高度关注的减轻教育负担方面，《决定》提出，推动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改进校内教学质量和教育评价，全面开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等。此外，在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方面，也都将研究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
瞄准痛点合力破解“养育”难题
在诸多制约生育的因素中，婴幼儿无人照料、托育难等问题较为突出。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坦言，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规模为2.62人，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在逐渐弱化，而全国0至3岁的婴幼儿现有4200万人左右。据调查，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实际供给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确实还很大”。
因此，在扩大托育服务方面，《决定》强调，将制定托育服务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开展普惠托育专项行动，推动城市制定整体解决方案，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等。“我们将实施‘十四五’普惠托育服务扩容和托育建设专项工程，扩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的建设，同时，调动国企、社会资本等各类主体积极投入托育行业。”杨文庄说。
同时，将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水平。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到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并且要大力发展公办园，同时积极支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健全城乡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的资助力度。
此外，在构建新型婚育文化上，《决定》也有所发力。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张贞德表示，将鼓励有条件的婚姻登记机关为开展优生优育和婚前体检咨询提供必要场所，探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加强婚姻家庭辅导，开展婚俗改革试点，治理婚嫁陈规陋习。
于学军透露，后续，相关部门还会根据《决定》的总体要求，出台一系列配套支持实施措施，“目前已经作了初步分工，相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方案，后续会陆续推出，以确保我们的优化生育政策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2日08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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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8 发表于: 2021-07-27



重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修改



2021年07月27日 18:31:17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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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7日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八次委员长会议获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拟提请8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记者陈菲，海报设计张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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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九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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