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赶紧走，不然我可要叫派出所了！”
时间，8月8日下午3点半，地点，酒泉市瓜州县广至乡小街旁。我们和移民村的老乡们刚聊了10分钟左右，就受到了这样的“威胁”。
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来到我们身边，低声但不太客气地对我们的孙波队长说出了这句多少让我们有点吃惊的话。四车道的马路对面，小伙子的领导——刚刚在办公室以“双休日主要领导不在”为由拒绝接受采访的广至乡人民政府办公室张主任，和他的其他“同事”们一刻不停地关注着我们的动态。
约4点时，我们被迫离开正在交谈的村民，并谢绝了他们带我们去他们的“危房”和“盐碱地”看看的邀请，回头向广至乡的乘车点走去，临走时还向马路对面的张主任挥手再见，他也作了礼节性的回复。
（笔者注：我们也想做一回“王克勤第二”，但我们没有记者证，调查越深越容易陷入麻烦。再退一步，我们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知情权和人身自由权，但当我们即将准备享有的时候，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在相似情形下前人的使用的范例，所以，我想我们做了较为理智的选择。）
走出广至乡约200米了，一辆8人载小面包向我们的方向追来。谨慎地交涉后，我们才发现这是当地移民村的村民代表来送我们回县城的车，当然，更希望我们去见他们6个移民村推选的“上诉代表”，一个叫廉志鹏的村民。据车上同行的几位村民讲，廉志鹏现在被县公安局“软禁”在县城一家小旅馆里。
来瓜州县之前，除了这里出名的瓜果，我对这里的唯一印象，就是不久之前在此发生的一起车祸，上海大众在甘肃酒泉举行的经销商访谈和试乘试驾活动中，发生一起意外交通事故，上海大众总经理刘坚等四人不幸遇难。而今天的意外“遭遇”，让我那根记者的神经又一次触动，我们几位队员和我一样，期待着与这位“村民代表”的见面。
下午5点左右，我们在老乡的带领下来到了瓜州县青年路的一家小餐馆里，在二楼的一间有些昏暗的包厢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廉志鹏代表。40多岁，平头，浓眉大眼是他较大的特征，操一口比其他老乡标准很多的普通话，也许这是他能当选村民代表的重要原因。
“我原来做汽车货运，家里收入还不错。搬到这里后，为了这几年的上访，把家里攒下的钱都花光了。现在又没地方挣钱。儿子考上甘农大，现在连学费都没钱交。这也就算了，现在公安局“请”我住在旅馆里（据廉志鹏讲，他住在瓜州县四方招待所208），家也回不了，老婆的眼泪都哭干了。”我们本想了解一下这位“村民代表”为什么如此“大胆”，结果发现他的“大胆”源自于一些更大的代价。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广至乡移民村的基本情况大致介绍一下了。
按照甘肃省引洮工程移民安置项目总体规划，瓜州县广至藏族乡应接收安置引洮工程外迁移民1948户、9357人（定西市岷县692户3248人，甘南州临潭和卓尼县1256户6109人），我们采访到的就是甘南州临潭县移民，他们分布在广至乡2村——7村六个村里，是两年多前搬到这里的。
而他们的问题集中在五个方面，分别为住房问题、土地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和与瓜州本地人的矛盾问题，其关键集中在住房和土地问题。我将老廉的陈述进行了整理，陈述如下：
住房方面，政府原本答应帮助修建的房屋应是现浇房，结果现在村民们只得到了一幢幢楼板房，无论从房屋整体性还是其抗震性，这种结构的房屋都差很多。而其现实情况是，这些房屋中的80%多都已不同程度有了房顶、墙体开裂情况，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危房，村民们不得不自己掏钱盖新房。
而土地方面的主要争议在于，村民们的地大都是未开垦的盐碱地和沙地，根本无法耕种。这与政府当时应允的土壤肥沃实在差距过大。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靠地吃饭的村民们没有了任何的收入来源，据他们讲，他们的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不到800元，而政府每年的政策补助只有象征性的600元。
而且在帮助撑渠时，政府选择的包工队也是偷工减料，据老廉讲，水渠的渠底原本需要20公分厚的沙子支撑，而大部分村民的只有5公分，像他这种“懂点行”并且当场指出问题的人，才能“有幸”将水渠撑到10公分。
教育方面，政府答应帮助移民建立的小学也没有建成，村民们的孩子无论上小学中学都必须去县城，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来回路费都无疑成为没有什么收入的村民们的巨大的教育投资。
谈到医疗，我正准备稍歇口气。因为两小时前在广至乡时，我们几个都亲眼看到与广至乡人民政府一墙之隔的，是一座与政府大楼规模不相上下的广至乡医疗大楼。
“那都是摆设。那个医疗所里一没有医生，二没有设备，三没有药品，感冒重一点我们都得上县城。”看来，老廉没有给我任何喘气的机会。他接着说，“每次上面有领导来检查的时候，他们都派人警察把我们拦到路一边，根本不给我们任何机会。领导去看的地方，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那个医疗所也是其中之一。”
“那领导就没有去你们家里看看你们的房子？”
“看了，看的都是乡政府那些领导的亲戚（的房子）！”
62岁的张老汉此时有些激动，“这些领导欺负我们也就算了，当地人也讨厌我们，故意和我们作对。我们干脆就难得很么。”原来张老汉讲到的“矛盾”是“争水的问题”，当地人普遍认为移民的到来分走了这里很大比例的并不充裕的水源，对他们的正常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
“我们不想比原来好。我们就希望原来什么样，现在也什么样。”张老汉一讲话，与我们同车前来的老乡们活跃了起来。
“其实稍微差一点也行，但不能差得太多了，连正常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你们还算胆子大，瓜州县和酒泉市的记者根本就不敢到这里来。你们这次要好好帮我们说说话。”
“我们知道现在也搬不回去了，我们就想有片好地，只要能把自己养活了，我们绝对不闹事。”
现场逐渐有些混乱了，还是老廉帮我们控制了局面。接着，老廉又想我们介绍了他的一系列上访单位，国家信访局，中央纪委，甘肃省信访局，酒泉市发改委，瓜州县政府等等各级单位，他都跑遍了，但结果并不理想，大都存在“推诿”的现象。而这一系列“辛苦的工作”也是他直到现在都回不了家的最大原因。
（笔者注：其实谈到这里，我们几个人的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我们听到了这么多的“冤情”，我们被受访者寄予了太多的期待，但我们却并不能凭着不成熟的一腔热血向他们完全保证什么。我们只能留下了我们其中几人的电话，并向他们写下了我们认为当前中国颇具新闻良心的几家新闻媒体联系方式，也许这样我们的心中会亏欠的少一点。最后，我们不顾他们的拒绝，还是硬塞给了他们车费。现在想起来，我们塞去的，也许不是那几十元钱，而是，一份责任。）
临走时，老廉向我们讲了他接下来的三步打算。一是他准备走法律程序，状告他曾经上访过的一所单位（鉴于当事人隐私，不便公开），状告他们玩忽职守。二是继续走国家信访渠道。
而在谈到第三点时，其实老廉表达了他的不情愿，似乎这只是他前两种“方案”失败后的下下策了。“曝光吧，一级一级往上找，总有管事的电视台（媒体）吧！”（作者：河西走廊组——李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