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府]每周一府（264）：卫（前藏/拉萨） [复制链接]

卫：一曰前藏，即古之危，亦称中藏，即乌斯藏也。乾隆十五年，设大臣镇守。其城曰布达拉城。有坐床，为达赖喇嘛所驻，协理藏事。东界喀木，西界后藏，南界不丹，北界青海及新疆。辖城二十八。

喇萨城即布达拉，在打箭炉[康定]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札什城在喇萨南七里。德庆城在喇萨东南三十八里。柰布东城在喇萨东南二百二十里。桑里城在喇萨东南二百五十一里。垂佳普郎城在喇萨东南二百六十里。野而古城在喇萨东南三百一十里。达克匝城在喇萨东南三百三十七里。则库城在喇萨东南三百四十里。满撮纳城在喇萨东南四百四十里。拉巴随城在喇萨东南四百四十里。札木达城在喇萨东南五百四十里。达喇马宗城在喇萨东南五百六十里。古鲁纳木吉牙城在喇萨东南六百二十里。硕噶城在喇萨东南六百四十里。硃木宗城在喇萨东南七百五十里。东顺城在喇萨东南七百七十里。则布拉冈城在喇萨东南八百七十里。纳城在喇萨东南九百六十里。吉尼城在喇萨东南九百八十里。日噶牛城在喇萨西南三十里。楚舒尔城在喇萨西南百十五里。日喀尔城在喇萨西南百二十里。公喀尔城在喇萨西南百四十里，为卫地最大之城。岳吉牙来杂城在喇萨西南三百三十里。多宗城在喇萨西南四百二十里。僧格宗城在喇萨西南四百三十里。董郭尔城在喇萨西二十五里。第巴达克匝城在喇萨东北九十二里。伦硃布宗城在喇萨东北一百二十里。墨鲁恭噶城在喇萨东北百五十里。蓬多城在喇萨东北百七十里。

设大汛为护防。藏地凡大汛四，一在前藏城，一在后藏。又台站二，自打箭炉至此有站五。鱼通即打箭炉、里塘、巴塘，均属四川有。前藏者二。曰察木多[昌都]，曰拉里。

城西南：巴则山。西：招拉笔洞山。又布达拉山，高百馀丈。又西：东噶尔山，高约四百馀丈，为西藏要隘。南：牛魔山，高二百馀丈。东北：郎路山、萨木多岭。北：布克沙克河，源出噶尔占古察岭，南流，西合沙克河。又东南流，西受库兰河，北受布克河。又东南，入喀喇乌苏。雅鲁藏布江，即大金沙江，古之跋布川也。源出藏西界卓书特部西北达木楚克哈巴布山，三源，俱东北流而合，折东流，枯木冈前山水自西南来会。又东北，江加苏木拉河自西北沙苦牙拉麻拉山东南流来会。又东，阿拉楚河北自沙拉木冈前山水会而南流，又东稍北，拉乌克藏布必拉自东北桑里池西南流，合数水来会。又东南，郭永河自东南昂则岭东北流，合数水来会。又东，萨楚藏布河自东北合诸水来会。又东，甕出河、式尔的河、满楚藏布河、萨克藏布河，合诸水来会。又东南，加木租池水北自章阿布林城合东一水南流来注之。又东南，受西南来一水，又正北流，折向西北，受西北隆左池水。又东北，莽噶拉河南自那拉古董察山来注之。又东北，钟里山水自东南来注之。又东北，经章拉则城北，又东北，鄂宜楚藏布河自西北札木楚克池合诸水东南流来注之。又北流，戒忒楚河、札克北朋楚河自北来注之。又东南，会萨普楚河。又东迳普冬庙前，乌雨克河自拉公山来注之。又东过萨喇硃噶铁索桥，迳林奔城北，龙前河自南合二水来注之。又东北，捏木河自西北来注之。折东南流，迳拜的城北岸山北，受西北来一小水，东北过铁索桥，迳楚舒尔城南，东南至日喀尔公喀尔城北，噶尔招木伦江自东北合诸水，西南流迳卫地喇萨来会，疑即古吐蕃之臧河也。雅鲁藏布江既会噶尔招木伦江，东南流，至打格布衣那城北，共八百里。年褚河自北合诸水来会。又东经叉母哈庙北，受东北萨母龙拉岭水，南流入罗喀布占国。穆楚河合柰楚河，南流入哲孟雄。滕格里池，在境西北，藏地日喀则城东北，隔山即潞江源之布喀诸池。其北隔山即大流沙也。池广六百馀里，周一千馀里，东西甚长，南北稍狭，蒙古呼天为“滕格里”，言水色同天青。其东有三水流入，皆名查哈苏太河。西有二水流入，北曰罗萨河，南曰打尔古藏布河，合西来数池水，东流入此池。次曰牙母鲁克于木卒池，中有三山，水成五色。曰马品木达赖池，郎噶池，即狼楚河也。次曰布喀池，潞江源也。东噶尔山上有关。

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伴随着变化的历史。所以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本文首先试作一相关历史的简述以期使读者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动态的形象。
在清入关之前，清政权即开始与西藏地区高层联系。
崇德四年（1639），皇太极致书达赖，“宣布清政府崇敬黄教的政策。”〔2〕
明末，达赖、班禅的格鲁派（黄教）在西藏并没有取得政权，而当时正值第悉藏巴汗统治时期。藏巴汗与噶玛噶举等对格鲁派采取压迫政策，迫使达赖不满。崇德六年（1641），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派人赴青海请属蒙古和硕特部族的固始汗率兵入藏，推翻藏巴汗政权，建立了和硕特蒙古和黄教的联合统治，政务由达赖、班禅与固始汗共同委任第巴管理。“此后，西藏实际控制在和硕特蒙古的汗权之下。”〔3〕
崇德七年（1642），达赖五世派使者伊拉古克三至盛京朝清。（“贡方物，献丹书”，称清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次年四月，使团回藏，皇太极遣使随行回访，并修书数封，分致藏巴汗、固始汗、达赖喇嘛和萨迦、噶举等派的领袖，“表示清政权敦崇佛法及西藏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4〕
顺治元年（1644）初，清中央政府入关，迎请达赖喇嘛。顺治四年（1642），达赖、班禅遣使献金佛、念珠，表颂清帝功德。次年清廷邀达赖入京。九年，五世达赖至京，清廷以隆重礼仪接待。达赖回藏时，顺治帝派礼部尚书、理藩院侍郎等高级官员携金册、金印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
同年，顺治帝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
康熙四十三年（1704），固始汗孙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发生矛盾，双方兵戎相见，桑结被杀。之后便出现了三位由不同派系所支持的达赖同时存在的情况，为缓和矛盾，四十八年，清廷派侍郎赫寿赴藏协理藏务。
清廷又于五十二年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要他协助拉藏汗管理好藏务。
康熙五十五年（1716），另一蒙古部族准噶尔部乘西藏局势混乱出兵入藏，于康熙五十六年攻克拉萨，杀拉藏汗，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为另一蒙古部族噶尔部终结。
康熙五十七年，清廷为驱逐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对藏用兵。出师不利，全军覆没后又进行第二次用兵，此次用兵终于赶走准噶尔人。清廷朝封助剿有功的康济鼐、颇罗鼐、札尔鼐四人为噶伦，协理藏务。“‘噶伦共管’制度建立”〔5〕，“并派兵驻守拉萨”。〔6〕
雍正五年（1727），西藏上层内讧，发生争权夺利的武装冲突。为了平息此次内乱，清廷第三次对藏用兵。平乱之后，清廷汲取经验教训，“在西藏正式设驻藏大臣，直接监督地方政务”〔7〕，“并第一次派兵常驻西藏。”〔8〕
乾隆十五年（1750），颇罗鼐子藏王朱尔墨特叛乱，但很快被镇压。次年，清廷废藏王制度，颁布《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乾隆五十七年，清廷经第四、五次对藏用兵彻底击退侵藏的廓尔喀（今尼泊尔）军后，议定《钦定善后章程》，其中内含有确立“金瓶掣签”制度的条文。
二　制度层面解析
对历史现象有了初步回想之后，让我们从更深一层对它们做出试探性的解析。
总的来讲，这段历史时期清廷对西藏的控制或统治应该是沿着这样一条脉络下来的：由承认蒙古贵族对西藏的统治到认可藏族贵族的“自治”再到强调驻藏大臣与西藏各统治阶层对藏“共治”再到“共治”表面下的实质是驻藏大臣的“独治”。
（1）
首先，清入关之前满清统治者与达赖等西藏贵族双方的积极接触应属于双方政治博弈后的结果。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均看到了双方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当时，西藏的上层人士，包括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及固始汗等人，已经感到清王朝将要入主中原，改朝换代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求得中央王朝的认可，确立黄教在藏传佛教中的历史地位，”〔9〕他们积极派遣使者前往盛京与后金政权取得联系。同时满清统治者为了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统治，除了从西藏的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角度出发，还以清统治的其他统治区在思想意识上非常受西藏黄教影响的角度为着眼点，迫切地想与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取得联系。西藏自从宗喀巴后信仰黄教，由两弟子达赖、班禅的后身世世统治，成为西藏的下雾领袖。后来黄教传入蒙古，所以“到明末清初时，以宗教而言，北自蒙古，中经青海，南至西藏，都成为喇嘛教黄教之天下。”〔10〕由此得知，清廷不能不意识到如果不能取得对西藏尤其是西藏黄教的控制，它将很难有力地控制蒙古、青海等广大既得地区，进而使其统治缺乏最起码的坚固根基。
总之，达赖、班禅的出发点是建立和维护黄教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希冀得到清廷的认可与支持。而清廷与达赖、班禅建立联系的最终请诉求是由它来控制、统治西藏，进而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那么它与达赖、班禅建立联系之后，紧接着的必然是要将他们纳于自己的手掌之下。清廷在取得与达赖、班禅建立联系之后便迫不及待对其进行册封即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明。
当蒙古贵族固始汗取得对西藏的控制权之后，清廷的反应是采取与对待达赖同样的举措－－册封。清廷对固始汗的册封实际上是“承认固始汗对西藏地方的统治。”〔11〕“册封”策略的使用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当时清朝入关不久，南明政权尚在进行反抗，清廷只能与达赖喇嘛及固始汗保持较松驰的册封关系。”〔12〕但是不能不说这种“松驰的册封关系”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而且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满清统治者卓越的统治智慧。在清朝中央政府政府看来，达赖五世和固始汗分别是西藏地区的政教两方面的领袖。这次册封，一方面，清廷自此形成了历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都必须经过中央王朝的制度惯例。使得宗教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由于达赖喇嘛只是宗教领袖，而清廷想得到的并不只是对藏宗教的管理权，册封当时握有西藏实权的固始汗，也就“顺利地完成了清王朝藏主权的沿续。”〔13〕这样一来，西藏的僧俗统治被纳入了清廷的势力范围了，但也就仅此（势力范围）而已。
（2）
康熙帝统治时期有关控制西藏的意义重大的举措有：派驻藏大臣；册封班禅；确立“噶伦共管”制度。
藏地远离京城，如果没有一个常驻衙门及官员，其信息多有不灵，其统治多有不顺。例如，清初皇太极修书数封欲分致西藏各派领袖，可是直到使者抵藏后方知蒙古和硕特部已经被消灭。〔14〕又如，1682年，达赖五世，桑结嘉措竟匿丧不报，隐匿长达十五年之久。〔15〕消息失灵已经近乎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廷派侍郎赫寿赴藏协同拉藏王办理西藏事务。而赫寿被许多史学家考证为清廷第一位驻藏大臣。〔16〕驻藏大臣衙门是清廷驻藏的一个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王朝行使对藏主权。它是清廷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的典型举措。但是此时的驻藏大臣的正式称谓尚未确立，权力也相对较少。
康熙五十二年，清廷册封班禅五世为“班禅额尔德尼”。但此次册封绝不是册封达赖喇嘛制度的简单扩展或承袭，而是有着新的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一方面，这是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受到中央政权正式册封的开端〔17〕，使西藏有了两个由中央王朝册封的付诸实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对藏中央集权的加强。〔18〕一方面，提升班禅的地位，客观上使之形成了对达赖的权力上的制约，削弱了达赖的势力，便于中央王朝对西藏僧俗社会的统治。
康熙五十五年准噶尔军趁西藏形势动荡侵入西藏，清军驱逐准噶尔军后，康熙六十年春，清廷重新组建西藏地方政权，采取“噶伦共管”制度，废除在西藏政务中独揽大权的第巴，设立一首席噶伦，另设四名噶伦共管藏务〔19〕，并且派兵驻守拉萨。
如果说在此之前，清廷的一系列举措是将西藏纳入满清统治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康熙帝时清廷直接组织西藏地方政权和派驻军队则是西藏正式纳入清朝版图之内的标志。因为徒有“册封”制度不能认为是清廷确立对西藏的统治，如同我国唐朝曾对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进行过册封，但其中的关系充其量也只是附庸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而不受行政上的制约与管辖。而康熙派驻西藏的第一位大臣赫寿当时并未有专门的称谓而且职权也仅限于清廷派出的“使节性”派驻官员，只可以代表中央对藏实行监督而无行政管理权。所以，只有到了此时，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才有了真正的实质性的有力证据。
（3）
相对来说，雍正的统治时期较短，但是在对藏问题上他也有诸多贡献，然而大多是承上启下性质的，只是一种制度的延续或控制程度的加强。
阿尔布巴之乱平息后，清廷将派遣驻藏大臣为定制并且让其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20〕，进一步完善了驻藏大臣制度，并且“平叛后，留兵驻守西藏，由驻藏大臣统辖”〔21〕。驻藏大臣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派兵常驻西藏并且交由驻藏大臣统辖，使驻藏大臣的力量增强到可以开始与达赖、班禅共同治藏了。而我们透过这一历史现象看到其后面正是清廷中央集权之手在慢慢握紧。
（4）
乾隆时期清朝进入鼎盛时期，而与之相伴生的中央集权自然也发展到了顶峰，对西藏的控制当然也不例外。
乾隆十五年（1750），清廷平定藏王朱尔墨特叛乱后，认识到西藏距内地过于遥远，置噶伦协同共管，彼此间容易发生权力之争，令一个人主持政事又易造成专擅大权。于是清廷在次年颁布《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废除藏王制〔22〕。这样就相对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进而加强了清廷的控制力度。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人侵入西藏，清廷虽然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也看到了西藏地方政权的很多弱点和弊端：一是其地方政府极端腐朽，内部纷争不息而又没有能力防止外来侵略；二是地方政治体制不健全，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之间关系和职权范围不明确。〔23〕清廷为在西藏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统治中心，决心大力改革西藏社会各方面制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钦定西藏章程》。该章程除明确了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之间关系和职权范围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大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如规定“所有政教官员皆为驻藏大臣属员”〔24〕，“西藏的外交大权、司法权一律集中于驻藏大臣”，甚至“达赖、班禅与邻国来往书信，必须交驻藏大臣阅视”。〔25〕除统领清廷驻兵外驻藏大臣对藏军“负有督察、校阅责任”。此外，章程还包括“‘金奔巴瓶’制度的创立条款”。〔26〕明确规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转世必须由驻藏大臣亲临并履行“金瓶掣签”手续。章程从社会各方面做出规定使西藏处于清廷有力而且有效的统辖治理之下了。由此，通过驻藏大臣这一代表中央的机构对西藏的管理达到顶峰，清廷对西藏的集权举措也发挥到了极至。
三　现代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学理运用
要做出这样一种分析，我们所选择的角度就是上面谈到的清王朝加强对藏统治过程中所形成的脉络。
满清入关前后，清廷对藏所作的试探性接触而采用的“软策略”的原因有：其一，心有余而力不足。清廷认识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反清力量的存在而不能采取武力掠城，尽力用最“经济”在时效上有欠缺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其二，合法性不足。合法性内容有三：合法性（狭义）、主权、权威。
① 合法性　满清推翻明朝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束了明朝对人民的暴政，可以在民间获得一定数量的认同（合法性的基础）或者无产阶级史学家所称的“具有正义性一面”，但是如果当时其像对待其他明朝统治区一样派兵进入西藏，毫无疑问会引起西藏社会上下共同的抵抗，胜算机率不大。因为，藏民对其当时的统治者尚能“忍受”，还没有强烈的反抗意识。而相对于满族人的统治确倒是可能会令他们耻辱无比、难以接受进而激起他们强烈的反抗。
② 主权　即使清朝是以沿续明朝的统治主权的名义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对西藏进行有效统治。这是因为在明朝对西藏就没有一个清晰确切的主权认定，西藏主权是否完全属于明朝尚难定论，那么清代替明所交接的主权就不够对西藏进行约束。可能满清在类似问题上应该责怪明朝怎么没有将疆土扩大到像元朝一样，这样它可能就省好多事了（不用过分担忧开辟疆土了）。
③ 权威　权威是指特定领导人赢得服从的能力。藏民普遍的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历史传统，使得在权威方面，满清的统治者甚至远远逊色于西藏的寺院里的小喇嘛。
在后来清廷对西藏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我们多少看到一些“分权”观念的运用，但是其中所含诸多可惜之处，而且这种观念的运用也并不怎么有效。主要有：
首先，这种“分权”观念的可惜之处在于它不是现代政治所研究的“分权”思想（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而只是“法、术、势”帝王之术的运用，“奸诈”的成分更多一些。主要表现包括册封班禅及令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共治，还有设立的“噶伦共管”制度等等，这些举措的基本思路无非就是，令这些臣子们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互相牵制而无暇用心于“问鼎”之业，这样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对于现代思想所涉及的“分权”理念就显得有些“朴素”了。
其次，这种“分权”观念的可惜之处在于它没有被细致的运用，即粗糙分权。
上面提到两个分权思想的典型运用表现出粗糙分权恶果的两个极端：①权力真空：对于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制度初步形成之时，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之间关系和职权范围不明确。再加上达赖与班禅的更多心思没有放在俗世，驻藏大臣又没有被赋予足够大的权力，于是导致了权力真空的出现。如康熙年间，西藏局势混乱之际，准噶尔军侵入西藏，三人均无法控制局势也无法阻止外来侵犯。只能等清廷派兵长途跋涉赶来解围。②权力混乱：“噶伦共管”制度下的各噶伦之间权力的粗糙划分为他们之间争权夺利提供了土壤。看到这种滑稽的类似“委员会”的统治集团，我们想起了即使在当今民主、公共意识较之过去强烈的多社会里，全世界也就只有瑞士一国实行的是一种“委员会”制度，实行的是集体国家领导。这种制度首先在封建社会就缺少来自横向和下面的监督，这方面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因为即使是现代中国政府治理社会时也缺少这两种监督。但是，由于西藏远离京畿，连来自上面的监督都缺少，这种基本的制约都不有力，最终导致各权力核心之间要不是空隙过大就是各自权力相互犬牙交错、混乱不清，可以理解这种制度最终夭折是必然的了。而历史让我们看到清廷最后还是放弃这种努力而重新依赖强力将权力由分散集中了起来。
四　现世关怀
对历史的研究意义在于“史鉴”，抛弃了现实问题而去研究历史只能是囿于学究的固纸堆里。
从承认蒙古贵族对西藏的统治到侧重默许藏族贵族的“自治”（行政管理权主要掌握在藏族贵族手中）再到强调驻藏大臣与西藏各统治阶层的“共治”再到“共治”表面下的但实质是侧重驻藏大臣的“独治”。我们可以看到在对藏统治中，权力重心一点一点地滑向了中央王朝：渐渐地由以西藏地方势力为重心发展到以地方、中央力量相对均衡下的治理发展到最后成了以中央为权力重心了，西藏统治力量的权力重心是逐渐向清廷转移，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对藏统治力量对比逐渐拉大了。（如下图）
（清朝皇太极到乾隆年间中央政府对藏控制力量渗透加强的图解）

而这种控制力加强，正是以清王朝的统治力量的增强为背景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综合国力对于维护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重要性。鉴于此，当前中国努力发展经济的工作重心仍要坚持不转移，当国家的整体力量上去，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提高，各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才成为可能。
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此期间清廷对西藏民族宗教事业的尊重和支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宗教问题是个敏感问题，处理的好坏对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有着很大的影响。纵观当今世界，有太多的民族、地区冲突都和宗教问题有关。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宗教是其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问题就更是多民族国家治理者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了。这种问题的处理不单只是效率的问题，还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性。对于目前我国的民族政策，总的来讲还算是可以的，但是仍然不能否认还有很多问题存在。所以，在坚持以往民族政策中的可取之处的前提下，还要多多借鉴古今中外与处理民族问题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汲取智慧服务于现世中国社会。
最后，面对当今社会民主大潮的冲击，想要单纯依赖国家的强力来实现合法统治已经成为幼稚的想法了，巩固政府统治合法性的诉求越来越迫切了。伴随清朝国力的增强，中央政府逐渐也可以用足够的力量来对西藏进行有效统治。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民主意识基础缺失造成的。但是当今国人在抛弃没有民主传统的民族包袱后开始从西方社会引入现代政治思想，民主思想也逐渐地流入公民的内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治世逻辑，已经变得越来越失去认同，由它带来的统治合法性也正在逐渐淡化。值得庆幸的是，当代中国的执政力量和政府也早已经开始积极进行种种改革变通，以期加强统治合法性（如宪法和某些特殊章程的修改）。这种努力客观上自然会有利于每一位公民实在的切身的利益而不单单是一个强化国家统一的事情了(没有什么比民众有尊严而幸福地生活更重要的事情了)。

拉萨历史


  城市缘起：朗日松赞进军吉曲河流域

大约公元1世纪前后，西藏古代历史开始有了一些模糊的轮廓。这是由先民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然后被吐蕃王朝的史家记载在典籍上面的。

据说当时高原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藏族史书称"十二小邦"或"四十小邦"。"各小邦地方，各有小城寨"。经过多年的和、战，又集结成若干个部落联盟，其中以山南河谷的雅隆部落联盟、阿里地区的象雄王国和雅鲁藏布江以北的苏毗部落联盟最为雄强。这时，拉萨河的古名"吉曲"已经出现，被称为"吉曲考"（拉萨河流域）的地方已经为人所知，现在拉萨所在地，已经被人称为"吉雪沃塘"（吉曲河下游的肥沃坝子）了。

那时吉曲河流域先后属于苏毗部落联盟中的达甲沃和赤邦松两个王族统治。公元7世纪初，雅隆部落首领朗日松赞率兵北上，渡过雅鲁藏布江，在赤邦松王族下面的娘氏家族等的策应下，占领赤邦松领地，一举成为整个吉曲（拉萨）河流域的主宰。朗日松赞把营盘设在墨竹工卡的甲玛岗山沟，在这条长长的南北走向的山沟中，建造了几座宫堡，他的儿子、吐蕃王朝缔造者松赞干布，公元617年出生在甲玛沟的强巴明久林宫堡中。

  松赞干布王迁都吉雪沃塘

松赞干布13岁的时候，雅隆部落联盟爆发内讧，父系和母系臣民心怀怨怒，所属各部公开叛变，父王朗日松赞被进毒而死，政权几近解体。松赞干布继位于危难之秋，率领部属立即东征西讨，诛戮叛臣，降伏达布、工布、娘布、苏毗等部，完成高原统一大业，建立吐蕃王朝，迁都吉曲沃塘，也就是今天的拉萨，被各地首领和群臣尊为"松赞干布"，意为"刚毅深沉之王"。

传说这位少年王子征战路过吉雪沃塘时，时值盛夏，日丽风和，他解下战袍，游泳在吉曲河的清波碧浪之中，只见周围群山四合，秀水中流，地势宽坦，雄伟壮观，更有红山、铁山等三山突起，如雄狮跃空，确实是开创大业的战略要地。同时这里北通青海，南靠山南，西连象雄，东接多康，地处雪域中枢，交通方便，物产丰富，远胜雅隆一隅。他作出了迁都吉曲沃塘的重大决策。

公元633年，松赞干布率大臣、部属从墨竹工卡西下吉曲沃塘，这片亘古以来荒凉沉寂的平野，立刻变得热闹而繁忙。松赞干布经过仔细勘察，决定截断吉曲河的北河道，使河水傍着山南渲泄，红山周围显露出一大片平野。他在这里建宫堡，修寺庙，营造军民住房。据说沃塘平野第一座建筑是红山堡寨，也就是布达拉宫的前身，这座巨石垒成的宫堡，兀立红山之巅，气势非常雄壮。藏文古史《贤者喜宴》等书这样描绘："在红山那里，筑起三道围城。然后，在围城当中，修起堡垒式的碉房九百九十九间，又在红山顶上修起一处凑足千间之数。这些宫室都装饰以金银、拂尘、珍珠、缨络等物，显得十分壮丽，堪与天宫相媲美？"。

  圣城随吐蕃王朝的瓦解而衰落

建立近200年的吐蕃王朝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王族与宦族、宦族与僧俗、佛教势力与反佛势力之间的冲突，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先是反佛势力诬陷杀害了掌政僧侣钵阐布·章迦贝云，接着弑杀藏王赤热巴巾，拥热巴巾之兄朗达玛为藏王，掀起第二次禁佛运动。禁佛从拉萨开始，大昭寺被查封，释迦佛像被埋藏在地下，僧人被赶出寺庙，强迫他们还俗，命令其杀牛宰羊或上山打猎。朗达玛在位五年后被密咒僧人拉隆·白吉多吉弑杀。


郎达玛死后，留下维松和云丹两位王子，维松为次妃所生，云丹为长妃所养，朝政落入妃党和贵族集团手中，云丹据拉萨，称为"大派"，维松避居山南，称为"小派"，两派互相讨伐，历时二十余年，最后引发整个西藏高原的平民大暴动，吐蕃王朝从此解体。作为王朝首邑的拉萨城，也随着吐蕃的瓦解而衰落。布达拉宫早在赤松德赞时期遭到雷击火焚，这次又遭兵燹，逐渐沦为废墟，雄宫坍塌，殿宇破败，荒草萋萋，乌鸦乱落，一片凄凉景象。

  从分裂时期到萨迦时期的拉萨

西藏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的分裂割据时代，整整持续了400年，直至公元13世纪中期，以藏传佛教萨迦派为首的西藏各教派领袖归顺元朝，西藏从此由分裂走向统一，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萨迦王朝的首府在后藏萨迦地方，帕木竹巴王朝的首府是山南乃东；藏巴第悉政权时期，首府是日喀则。虽然八百年间拉萨并未处于西藏权力的中心，但是它一直是西藏最古老最神圣的城市。

藏传佛教经过百余年的沉寂之后，在公元10世纪前后相继复兴。戒律从阿里古格和青海丹底先后传入卫藏，佛法之火又在拉萨及其周围重新燃烧，史称藏传佛教后弘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蔡巴万户成为拉萨的主宰。几代蔡巴万户长都被元朝皇室封为司徒，授予管理拉萨和拉萨河流域的权利。他们对拉萨城进行了长期有效的管理，组织力量修筑和加固河堤，疏通市区水道，营造民房，整修八廓街，多次修葺大昭寺、小昭寺，保护布达拉宫废墟上遗存的古建筑，管理各个寺院和佛事活动场所，组织讲经布道活动，建立密宗院，编纂历史和宗教著作。后人怀念他们的功绩，将万户长拉杰果瓦奔的塑像供奉在大昭寺神殿诸佛之中。

当时拉萨宗教活动仍然十分盛行，修建了许多寺庙，桑浦寺、觉莫隆寺、噶东寺、楚布寺、直贡寺、达隆寺、珠寺等等，都建立在拉萨周围，拉萨依然是人们向往的圣地。

  各派势力对拉萨的争夺

公元16世纪前后统治西藏的帕木竹巴政权已经衰败，仁蚌巴、第悉藏巴势力相继在后藏地区崛起，曾经盛极一时并且支持格鲁派的柳邬宗家族被第悉藏巴消灭，代之而起的吉雪第巴（拉萨河下游长官）也是格鲁派的强有力的施主。

吉雪第巴管理着从曲水到墨竹工卡之间的拉萨河谷，历任第巴为拉萨城区修桥筑路，加固河堤，建造房屋宫室，做了大量功德。稍早的时候，西藏传奇式的苦行僧汤东杰布，还在拉萨河上修架了铁索桥，大大改善了拉萨的交通以及与外界的联系。但是，新兴的格鲁派遭到以日喀则为首邑的第悉藏巴（藏巴王）的敌视和压制，从17世纪开始，前后藏不断发生争战，拉萨是他们反复争夺的地区，已经习惯和平生活的拉萨居民，又陷于一片惊恐和混乱痛苦之中，饱受战火的蹂躏。

  甘丹颇章的全盛时期

从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五世达赖到八世达赖时期，西藏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相对安宁，拉萨城市发展相对较快。在此期间拉萨发生过两次较大的动乱，一次是公元1717年新疆准噶尔人入侵，一次是公元1727年前后藏发生战争，都由清朝中央派兵平息。特别是公元1727年到1788年间，除1750年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被诛引起短暂的骚乱外，拉萨人过了整整50年没有社会动荡和战争硝烟的和平日子。在此期间拉萨修建了大量贵族府邸、活佛家庙、政府衙门，还有商店、作坊、茶楼、酒店、民宅等等。这时，拉萨市区以大昭寺为中心向四面延伸幅射，不断扩大，东至清真寺，南至三怙主庙，西至琉璃桥，北到小昭寺，基本上形成了今日旧城区的格局。到清代嘉庆（1796-1821）年间，拉萨居民已有5000余户，人口达3万之多。

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派驻驻藏大臣，衙署最早设在拉萨冲赛康。公元18世纪末在鲁布柳林西侧新建驻藏大臣衙门，拉萨市民称"朵森格"（石狮子）。清朝中央还在西藏派驻军队，军营设在拉萨北郊的扎什地方。

公元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乾隆皇帝在西藏实施摄政制度，即在前一辈达赖喇嘛圆寂至后一辈达赖喇嘛亲政之前，任命一位大活佛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俗称摄政王。德穆活佛、策墨林活佛、热振活佛、功德林活佛，都曾出任过摄政王。他们先后在拉萨修建了高大雄伟、华美壮观的家庙。与此同时，历辈达赖喇嘛的家庭，大小僧俗贵族的府邸，也竞相在拉萨城区动工兴建。

西藏商人，内地商人，不丹、尼泊尔、印度诸国商人，纷纷云集拉萨经商，冲赛康、铁奔康、坚布康、旺堆辛嘎、八廓街成为拉萨五大市场。伊斯兰教信徒聚居城东河坝林一带，大都以屠宰磨面为职业：汉族居民多住城南，种菜、配酒者居多。这一二百年是拉萨第四次大规模建设时期，也是甘丹颇章政权的全盛时期。

位于拉萨北郊5公里河谷边缘的曲贡新石器遗址距今约为4000－5000年，海拔3690米，该遗址出土了1万多件文化遗物和大量兽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拉萨河谷已有人类活动。曲贡遗址下层中还出土了一枚铜镞，铜镞呈扁平形，经鉴定原料为冶炼所得，表明当时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开始跨入青铜时代。
      公元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伴随公元11世纪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兴起，拉萨成为很多高僧大德弘教之地。13世纪，元朝中央政府把西藏纳入统一版图，元、明中央政府先后在西藏地方扶持萨迦王朝和帕木竹巴王朝，西藏的政治中心一度转移至日喀则的萨迦和山南地区。13世纪中叶，前藏十三万户长之一的蔡巴，在拉萨东面修建蔡巴寺、贡唐寺，此后历代蔡巴户长组织力量疏通拉萨河道和加固河堤。14世纪中叶，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后，支持宗喀巴及其弟子，在拉萨修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强化了拉萨的宗教“圣城”地位。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受清朝皇帝册封，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政权，以拉萨为政权的中心，拉萨城市有了新的发展。著名寺院在这一时期都有较大规模的修茸和扩建，其中大昭寺改造、扩建，对拉萨的城市布局产生了影响。布达拉宫的重建及其以后的增修改建，使之形成了今日的规模。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在布达拉宫以西约2公里处建起了罗布林卡，以后迭经扩建，成为占地36万平方米的大园林。由此形成以布达拉宫为中心，辐射八廓街、罗布林卡周围约3平方公里的拉萨古城。

公元7世纪中叶以前，拉萨是一片荒芜的草泽湖泊（称为“吉雪卧塘”），周围山上有不少森林，野兽出没，人烟稀少。只有一大一小两座石山突兀于平原之上。公元7世纪雄心勃勃的吐蕃部族首领松赞干布，发现这两座石山正有龙虎之形，而且周围水土肥沃，于是将统治中心由山南迁往卧塘。公元641年,已完成统一大业的松赞干布迎娶了唐朝文成公主，为了使得这位尊贵的公主有一处安家的地方，开始在布达拉宫山顶筑宫居住。在文成公主的建议下西藏的第一座寺庙大昭寺也开始修建。因为大昭寺成为王都的突出象征。于是，人们把城市命名为“惹萨”。当时“惹萨”译成汉语“逻些”,后又衍变成为“拉萨”(藏语意为“圣地”)。十世纪后，西藏的政治中心几经更替，拉萨也曾几度兴盛,但因重大法事活动始终未断,始终是西藏最重要的圣地。

拉萨，藏语意为“圣地”和“佛地”。公元633年，雅隆部落的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拉萨以吐蕃王朝都城的地位，揭开了它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定都前的拉萨是一片沼泽荒芜之地，定都后，筑宫堡、修河道、建寺院，奠定了拉萨城市的雏形。著名的大昭寺即在这一时期建造，山羊负土填湖的典故是建寺过程中的一段美丽传说。藏语羊叫“惹”，土为“萨”，由于大昭寺是最早的建筑，人们便以"惹萨"作为以大昭寺为中心的这一城市的名称。汉文史籍把“惹萨”一般译为“逻娑”、“逻些”。随着佛教的兴盛，人们把这个城市视为“圣地”，“拉萨”之名随之兴起，并取代了原有的名称。“拉萨”是藏语“圣地”或“佛地”的汉文音译。
　　自松赞干布始，吐蕃政权传9代赞普（藏王），均以拉萨为首府。13世纪中叶，元朝划分西藏为13个万户，蔡巴万户为其中之一，在拉萨颇有建树。14世纪初期，帕木竹巴先后征服了止贡巴、雅桑巴和蔡巴，进而掌握了全藏统治大权。帕竹在西藏建立13个大宗，拉萨属内邬宗。帕竹的统治中心虽在乃东，但拉萨以其宗教发展史上的圣城的地位和强大引力仍为帕竹政权高度重视。15世纪初，喇嘛教格鲁派（黄教）以拉萨为据点逐步统一全藏，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局面。1642年，五世达赖在拉萨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1652年五世达赖赴京，受到清廷的隆重接待和册封，次年返藏。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拉萨作为西藏地方首府，从此一直延续了下来。1721年，清廷在拉萨设置驻藏办事大臣，1751年又在拉萨建立噶厦政府，并授权达赖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出处待查）
　　195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拉萨，1960年正式设立拉萨市。

林周，藏语意为“天然形成的地方”。

当雄，藏语意为“挑选的草场”。
　　民主改革前，当雄县境内分为三宗四部落，即当雄宗、白仓宗和羊井宗，四部落原隶属热振寺管辖。1959年建县，隶属拉萨市管辖至今，1960年县驻地由中嘎村迁至当曲卡镇。

尼木，藏语意为“麦穗”。元时译作“聂摩”。明时译作“聂母”。清文献中又写作“尼莫”、“尼穆”、“尼木”、“尼冒”等。
民主改革前尼木境内分为尼木宗和麻江宗，1959年合并二宗建立尼木县。

曲水，藏语意为“流水沟”。
　　1959年8月将曲水宗和色麦宗合并设立曲水县，隶属于拉萨市至今，县府驻曲水镇。

堆龙，藏语意为“上谷”，德庆，藏语意为“极乐”。
　　解放前，西藏地方政府在堆龙德庆设有3个宗政权，均隶属于西藏噶厦政府。1956年9月，德庆宗改名为德庆宗办事处，隶属于拉萨分工委领导。1959年9月成立堆龙德庆县人民政府和西郊区人民政府，隶属拉萨市人民政府。1960年2月，两县区合并为堆龙德庆县，县驻地迁至西郊区驻地东嘎镇。


达孜，藏语意为“虎峰”。
　　达孜宗始建于公元1354年。1959年民主改革后，原达孜宗、德庆宗合并为达孜县，隶属于拉萨市至今，县府驻德庆镇。

墨竹工卡，藏语意为“墨竹色青龙王居住的中间白地”。
　　墨竹工卡宗设于1857年。1959年9月，墨竹工卡宗和直孔宗合并，正式成立墨竹工卡县，自此隶属拉萨市管辖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