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体制的基石集体农庄制度是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内斗争的结果。这一斗争既有理论分岐的因素，又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后者决定了斗争的结局。苏联模式、或苏联自称的“现实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依靠国家超
经济强制力向农村索取贡赋，在实践中也确实让农民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在实施这一体制的五十多年间，细节上的修补未能从整体上改善苏联农业不景气的状况。
Abstract: The cornerstone of Soviet system is the collective farm system,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struggle in the late 1920s Soviet communist party. Both theoretical divergent factors and the power struggle exist in this struggle, but the latter determines the outcome of struggle. In theory, the Soviet model, or the Soviet union's self-proclaimed "socialism" rely on national super economic force which impose geld in rural . In practice, it had indeed also forced farmers pay the ultimate price. The repair of details fail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condi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 recess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50 years.
关键词：集体农庄制度（The collective farm system）、超经济强制力（Super economic force）、社会主义原始积累（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socialism）
1929年，苏联高阶层的政治斗争告一段落，继托洛茨基一系、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一系被逐出决策核心之后，最后一位足以与斯大林抗衡的布尔什维克元老布哈林也沦为政治僵尸。新经济政策随着布哈林的政治生涯一起结束，苏联开始全面推行集体农庄制度、消灭富农。此后，直到苏联解体的五十多年间，集体农庄制度虽然经历了几度细节上的调整，始终是苏联农业体制的基石。
农民问题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早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轫之初，俄国社会主义者就和马克思讨论过亚细亚式的斯拉夫村社能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但马克思表示他无法也无意就此下一定论。①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工党）与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在理论上与政策上的冲突都是围绕农民问题展开的。
总体上讲，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更接近于西欧派，认为
落伍的集体村社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本人注：俄罗斯、印度普遍奉行此种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面前必然没落，也不是值得挽救的东西。列宁早年就对民粹派表示：“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
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②而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更接近于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国情特殊，不能适用西欧历史经验，农民运动旨在维护村社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农业，可以而且应当成为长入社会主义的捷径。③列宁在1905年以后的意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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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克思《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草稿》、《〈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55页
③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 时代 法国党派斗争》
始偏向民粹主义者，①因而招致普力汉诺夫的不满。②不过，这些争论都是围绕着农村在革命中的地位展开的，尚未涉及革命后的农村制度安排。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实际权力，必须在制定政策的同时，填补农民问题上的理论空白点，由于这种研究跟政策制定和政治斗争直接挂构，渐渐不再具备学术争议的性质。到二十年代，研究农民问题的苏联理论家形成了两大派，一是布哈林提出的“过渡时期超经济强制论”，③ 二是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价值规律的斗争就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表现”④论。
布哈林把内战时期的余粮收集制归类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实质就是剥夺。同时，他也认为即使在过渡时期，仍然“只有一个劳动销耗规律”。⑤对于1927年以来的农业波动和粮食收购危机，他认为主要是价格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剥夺农村以便优先发展
城市工业的政策导致农民收益下降，应对危机负责。⑥因此，为了工农联盟的利益，必须对农民采取让步政策。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跟托洛茨基推销的超工业化计划互为表里，直率地宣布苏联国家的强制和垄断权力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从农民那里不但不会“拿得比资本主义更少”，⑦反而会“拿得更多”。⑧因此，一旦农业疲软，不足以支持城市工业化的需要，扩大对农民的强制手段是其逻辑上的自然结果。对他们来说，1927年危机提供了政权必须拧紧镙丝钉的证据。虽然此时托派在政治上已经垮台，但这不会妨碍他们的理论遗产被别的派别利用。
苏联政坛的
中心人物斯大林在农民问题的理论上无所建树，却擅长于利用上述的理论冲突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列宁死后，托洛茨基鼓吹超工业化时，斯大林借助布哈林的理论（也借助布哈林的政治地位----在布尔什维克传统中，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反击他，使得新经济政策的寿命得以延长。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末，与列宁共事过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已经只有斯大林和布哈林还身在其位，两人很快就由盟友变成政敌。斯大林并没有劳神自己制造一套新理论来打击布哈林，而是作了180度大转弯，重新启用托派的农民理论（自然不会同时恢复他们的权力），把布哈林一派作为右派和富农的代言人加以清算，从而最终达到了唯我独尊的目的。
现在看来，1927年危机的主因在于工业投资由1926年的8.3亿卢布增至1928年的20.73亿卢布。⑨事实上，苏联已经开始执行一种没有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计划。要想执行布哈林的让步政策，就必须放弃高积累高投资，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反之，则只有抛弃新经济政策，依靠国家的强制垄断权力推行超经济剥夺。二者之间已经没有多少缓冲余地。苏联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了集体农庄制度，因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有效地阻止农民以消极抵抗方式给国家制造收购危机，将国家强制力深入到生产、销售和消费的每一个细胞中。那些谴责苏联集体化的人和赞美苏联工业化和军备建设的人其实是在以不同角度叙述同一件事。
1928年7月6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正式要求农民给国家交付额外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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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81－82页，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种策略》亦有此意。
②《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
③《过渡时期经济学》，布哈林，三联书店，1981，第85-88页
④《新经济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联书店，1984，第36-48页
⑤《论布哈林悲剧的理论根源》，金雁，《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第1期
⑥《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16页
⑦⑧《新经济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联书店，1984，第36-48页
⑨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三卷，苏联科学院，
人民出版社，1987，第190页
赋。①1930年1月3日，政治局通过了消灭富农、全面推行集体化的决议。②到1931年底，在
行政命令的督促下，全国各地的集体农庄制度基本建成。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代一度作为农民自发集体化先进典型大加褒扬的“共耕社” ③被强行解散，其资产并入集体农庄，与富农经济下场无二。④此时，经济上的公私贫富已经不是重点，关键因素在于：必须无差别地粉碎一切农村社会组织资源，实现农村居民的彻底原子化、散沙化，才能推进行政动员能力和国家汲取能力的最大化，日后苏联高速工业化和二战全面军事动员的成就都是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上的。从妨碍行政集权的角度看，“共耕社”的潜在危险与帝俄时代的贵族自治局、新经济政策时代的富农经济不相上下。1932年，苏联恢复了帝俄业已废除的身份证制度，只有农民没有身份证，失去迁徙自由，从而完成了农村的全面监控。⑤
集体农庄制度建成之日，也就是大饥荒开始之日，但苏联高阶层索取贡赋的目的完全实现。1932-1933年，苏联在国际市场粮价暴跌的情况下廉价出售了281万吨粮食，为高速工业化和军备建设提供了资金。同期，八百万农民饿死，到1939年，主要粮食基地乌克兰损失了十分之一的
人口。⑥如果农民没有完全纳入集体农庄，或是农村还有任何不完全服从行政规划的社会组织存在，这样彻底的征粮任务一定难以完成。就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这个两位一体的政策而言，政治制度是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苏联模式、或苏联自称的“现实社会主义”之所以必须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国家，原因也在于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设计的那种由各自治公社组成的联邦对这些任务是根本无法胜任的。
尽管苏联后来的领导人对斯大林作了批判，集体农庄制度在苏联体制中的基础地位并不因此而撼动。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以加强集体农庄、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和扩大耕地面积为重心，只在允许自留地这一点上对小农作了让步。⑦这些措施只有开垦新土地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随着可供开垦的荒地日益减少，不可能长期持续。⑧1963年，赫鲁晓夫废除自留地，用行政方式推进国营农场，改革前功尽弃，苏联农业再度停滞不前。⑨第二年，农业政策失败成了赫鲁晓夫下台的罪名之一。勃列日涅夫在农业问题上无所建树，他解决粮食短缺的主要
办法是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大量进口粮食，以致于对苏粮售成了美国的外交筹码。自然，比起宁可让农民饿死也要出口粮食的斯大林时代，仍然可以算一种进步。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国日浅，因袭成例。戈尔巴乔夫仓促恢复了自留地，并试图开放农村自由市场，但仍没有触动集体农庄制度。随着苏联的解体，叶利钦政府解散集体农庄，在农村全面推行私有化。到2001年，俄罗斯恢复了革命前粮食出口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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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39-140页
②《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阿布拉莫夫，莫斯科，1952，第89-91页
③1927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苏联经济史》，亚•诺夫，企鹅出版社，1972，第150页
④《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三卷，梁士琴科，人民出版社，1960，第28-36页
⑤《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教训》，左凤荣、姜长斌等
《社会主人——俄国农民的悲剧命运——反思苏联模式中农业政策失败的沉痛教训》，姜长斌，《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3期
⑥《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罗•梅德维杰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12-122页
⑦《苏联史纲》，陈之骅，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6页
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王金存，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6页
⑨《苏联农业政策：趋向废除集体农庄》，（美）斯蒂芬•奥索夫斯基，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第9-10页、第126-152页
集体农庄制度造成人道主义和经济的灾难，是很难否认的。不过在当时，可以选择的其他路线肯定不出农业俄罗斯的各种版本，这些版本无一能支付日后超极大国和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集体农庄制度的理论依据在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和“超经济剥夺论”，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斯大林的实践都以上述理论为基础，他们只是在理论的解释上有分岐，在运用上有激进的强制政策和温和的让步政策之别。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把原始积累看作前资本主义现象，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没有关系，把超经济剥夺看作比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更野蛮落后的官僚专制主义特征。对于俄罗斯这样本来就身在前资本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之列的落后农业国，他们，包括马克思本人，都没有现成的解决
方案。
其实，布尔什维克政权从十月革命开始，就是一个先过河再摸石头的高危实验。列宁主义要求极少数先锋队员倒转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历史正常顺序，在一个没有工业化的地区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倒过来制造工业化。在农民问题上，斯大林主义即使在操作上有荒腔走板的地方，也确实是列宁主义的自然延伸。①集体农庄制度与余粮收集制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夺；一如斯大林的党内清洗、个人独裁与列宁的驱散立宪会议、一党专政同样都是目的证明手段的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布哈林反感斯大林的“军事封建剥削” ②，并不能阻止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一如旧式马克思主义者反感列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不能阻止列宁的一党专政。③
在旧式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力汉诺夫看来，布尔什维克这种唯意志论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纯属异端邪说，除了导致“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③的官僚专制主义复辟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不过，普力汉诺夫理论的自然结论就是苏联根本不应当存在。倘若为了苏联的诞生采取非常手段是正当的，那么为了保证苏联的强大，采取别的非常手段也很难说是不正当的。可见，列宁主义拒绝全盘否定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有其逻辑上和政治上的必然性。只要你接受列宁主义为基本前提，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斯大林主义，只能从结果出发谴责其手段不当。反之，从彻底否定斯大林主义开始，顺流而下，早晚会推导出拒绝列宁主义的逻辑终点，然后你只有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当中寻找思想资源。
在多数情况下，价值偏好虽然不能决定具体的推理结论，却可以为可能得出的推理结论划定无法逾越的底线。超越底线，说理就会失去其作用，分岐就只有用斗争来解决，过去如此，今后仍将如此。列宁不顾普力汉诺夫的反对而夺取政权，是因为他相信“谁战胜谁”能决定“谁说服谁”。 斯大林不顾布哈林的反对而剥夺农民，是因为他相信“胜利者不受裁判”。然而，历史没有最后的胜利者，裁判永远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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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1919年12月发表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说：“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列宁选集》第30卷，莫斯科，1977，第274页
②《美共「美國例外論」的命運及其思考》，賈慶軍，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六年七月號 總第 52 期
③列宁1919年12月发表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说：“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列宁选集》第30卷，莫斯科，1977，第27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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