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上海地名
来源： 区划地名司 时间：2006-11-02 11:55
http://qhs.mca.gov.cn/article/llyj/dmwh/200711/20071100004836.shtml?2
上海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主要是由移民所构成的城市。在地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了因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因素外，移民的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不仅反映在地名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更是表现在古、近代的历史变化之中。也正是由于移民地名这一历史产物的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上海移民本身历史的发展，它不仅对移民的聚居和衍散起到了导向作用，而且从上海地名的变迁过程中也反映了上海移民本身的变迁状况。
移民地名，顾名思义是一个地区移民与地名相结合的产物。随着移民的增多、繁衍和扩散，移民地名由少到多，从最初的村落逐步扩大到一乡一镇，以至于整个区片。因而，移民地名均因其移民人数的多少和聚居范围的广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和表现出地名变化过程。
(一)
在上海古代主要是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地名中，据现有史志资料所载，远自汉代就有此类移民地名的形成，如孔子的后裔，第二十二世孙孔潜，为后汉时太子少傅，后避地于海隅乡(今大盈镇天一村)，遂命名其所居之地为孔宅。至唐末五代时期，高州刺史、福建泉州人章仔钧与妻练夫人屯戎浦城，遂命其居住之地为章练塘(今练塘)。宋元以后，随着外地移民的逐渐增多，特别是北宋南渡与明清鼎革之际，更有大批士族门阀及平民百姓南渡北迁而纷至沓来，“此中阀阅，多由南渡”，由此形成的姓氏移民地名亦为数不少。其中著名的有南宋时期的瞿家湾、瞿家路、瞿家园等，为河南开封人瞿榆维，官临下砂盐场，卜居鹤沙，子孙繁衍，由此定名；闸北区大宁街道的杨湖宅，是杨家将的后代由河北避难迁此所得名；南宋时期则有孟家堰，是为亚圣孟子五十四世孙孟观在其祖父南渡后又续迁至金山枫泾而得名；普陀区石泉新村街道的侯家宅，也是为宋崇宁丙戊(1106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副使的山西河东人侯细，随高宗南渡后因遭秦桧诬陷而隐居于此而得名；现徐汇区内区片地名钱家塘，为明中叶浙江杭州人钱南泽移居之地；闵行镇，是为明嘉靖年间山东人闵其卜居之处。清代，此类地名大量涌现，上海市区有史可查的达近百处之多，其中著名的有：普陀区区片地名朱家湾，为清初安徽朱姓族人逃荒居此而得名；虹口区区片地名陈家宅，为乾隆年间安徽陈氏一族逃荒至此所命名。因移民而缘起的上海移民地名，几乎是有史以来即已形成，并随着移民的逐代增加而相应发展，始终在上海地名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古代，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维系，地名亦大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姓氏来命名。在这些以姓氏命名的地名中，除部分已考据认定为移民地名外，其尚未考据成因的姓氏地名中，大都也应该是从别处移居者的姓氏命名的。只不过这些移居者有的是从上海市他县或本县他地移迁而来，有的是由外省市的移民所构成。但无论怎样，对于当地而言，他们都是移民。而若终究其源，则基本上均属于外省市的移民或其后裔的衍散所构成。这从上海乡、镇志中的姓氏溯源中亦可知悉，这些姓氏基本上都是从原来的一姓、少姓而逐步扩大到多姓。多姓的由来是后来的移民迁入所导致，如奉贤县南桥镇，在后晋天福五年(940年)时仅有一族蒋姓，至南宋初才有于、秦、谢、黄、张、赵6个姓氏，南宋末年，又增加了徐姓，至元代，又增加了江、何两姓，明代则增加了唐、鞠、项、陆4姓，至清代增至庄、戴等36个姓，到解放后达318个姓氏，其中以张姓最多；原川沙县高桥乡，最初聚族而居的仅有瞿、陆、顾、蔡、凌、马、施、黄8个姓氏，习称高桥八大姓，到1987年时已发展到203个姓；青浦县商榻镇，宋时仅有蒋、陈、王、张4个姓，元时增朱、沈、周等姓，明代增顾、金、李、薛4姓，清代增孙、冯等9姓，至1985年已增到141个姓；青浦县朱家角，最初仅有张、王、吴3姓，尔后逐渐增加，到1985年时已达226个姓。这种从一姓、少姓发展到多姓的状况，在本市各县的乡、镇及村落中都普遍存在，以姓氏命名的地名也同样普遍存在。在今市郊结合地区自然村(宅)地名中，以姓氏命名的村(宅)地名几乎占该地区地名的一半以上，而在郊县农村村落的地名中，以姓氏命名的地名数量则更多。
近代以来，以移民籍贯命名的移民地名随着大批同县、同省的外地移民的到来而大量涌现。在上海市区，出现以移民社会组织命名的会馆、公所地名，其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特别是近代以后，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南市区一区，就有近三十个会馆、公所。而其他各区，以至市郊城镇，也均有或多或少的会馆、公所地名。其中著名的有南市区的三山会馆、江西会馆、漳泉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四明公所及闸北区的锡金公所、扬州公所、福州会馆，徐汇区的安徽会馆、燕平会馆。卢湾区的山东会馆、台州会馆、洞庭山会馆。
在其范围的广阔方面，主要表现在地域分布的广泛和类型组合的多样性，而由此两者的有机组合，则构成它的时间的连续和空间的延伸。自古以来，上海移民遍布于上海市各个乡、镇以至于村落之中，近代以后，又更是遍布于市区的各个角落，在1950年1月上海市人口的籍贯构成中，本地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5.1%，而外地人口却高达84.9%。因而，由移民而缘起的移民地名也自然地在其空间上遍布于上海的每年角落。在类型的组合上，无论是以姓氏命名的移民地名，还是以籍贯命名的移民地名，或以社会组织、建筑以及职业等命名的移民地名，都反映了移民在上海地名上的这个作用。
(二)
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由经济关系的迅速变化所导致的移民社会的变化，相应地导致移民地名类型的迅速变化。大批来自同一籍贯的移民为了能在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求得更为适应的生存环境，以便得到同籍同乡的帮助和提携，便自然的从原来的以宗族制度所维系的血缘性向以职业所维系的地域性方向发展，以移民籍贯所命名的地名也就迅速形成。以上海市区为例，近代以来见诸于史志所载的移民姓氏地名，也仅有普陀区的吴家里和杨浦区的丁家宅等少数几处，是纯粹意义的姓氏地名。其中位于普陀区东部潘家湾路7弄内的吴家里，是因20世纪40年代江苏常州籍吴姓木匠来此定居而得名，而位于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东北部的丁家宅，则为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外地移民在此搭建简屋定居，因居民中丁姓较多而得名。但是，与此成显著对比的是，籍贯移民地名却在上海地名中大量出现，仅在上海市区就达近百处之多。与古代大量存在的姓氏地名相比较，近代大量形成的籍贯地名当然占据了上海近代移民地名的主导地位。从总体上来说，籍贯地名成了上海移民地名中仅次于已存的姓氏地名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的发展，不仅反映了移民在上海地名的变迁状况，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上海移民的籍贯来源及其区域分布的大致状况。
自上世纪6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以来，大批广东籍的买办、商人及破产农民纷纷踏进上海这片热土，开拓新的事业，从而，在虹口区一带聚居了一大批广东籍移民，并由此产生了多处以广东街命名的地名。其中在四川北路南部的福德路及其北部的东武昌路，不仅广东移民在此开设了许多商店，而且酒馆、茶楼亦为数不少，粤音丝乐环耳不绝，身入该区亦如处广东地区，故而均命名为广东街。民国以后，东武昌路以南地区，即今虹口、闸北两区交界地带，随着广东籍移民的增多和衍散，于1918年在此修筑马路，亦命名为广东街,解放以后才改为新广路。直到今天，上海的广东籍移民，仍以居住于这些地区为多。江苏苏北地区的移民主要以虹口、黄浦、闸北、长宁、普陀等地居住为多，如在清末，北四川路形成不久，遂有苏北人聚居于今四川北路961弄旁造屋筑路，故命名为江北路。20世纪20年代之后，原黄浦区浦东沿江一带也聚居大批苏北籍移民，如张家浜街道西南部的江北村及潍坊新村街道的北部的泰北村(江苏泰州北乡)等地名。而有江北大世界之称的闸北区区片地名，位于宝山路街道公兴居委会，更是由于一批又一批的苏北人在此建棚定居，形成一个热闹的地区而得名。同样，位于闸北区会文路213、243、251、261、271、250、260弄周围的一片原为荒地，也因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批来自江苏南通的移民相聚而居，故称之为南通新村。南如位于长宁区宣化路226弄，1934年以后江苏南通籍移民为主的大批苏北人在此定居，而得名南通村。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闻名于上海的长宁区苏北里，位于周家桥街道西部包括古北路62、76、106、136、174弄，长宁路2165、2171、2185、2191弄，古北支路8、26、44、52等弄和天山支路50、70等弄的大片地区，大批来自苏北等地的难民纷纷在此搭棚定居，避难谋生，并成为贩米进入租界的集散地。其他的还有普陀区安远路630弄的苏北里及潘家湾东支路40弄的江淮新村等地，也均因有大批苏北移民居此而得名。还有因为居住来自苏南、浙江、安徽、湖北甚至于陕西等地的移民而得名的各地移民籍贯地名，其中如普陀区西康路1501弄8支弄的无锡弄；长宁区万航渡路1312弄71支弄的江阴弄堂；浦东东昌路街道海兴路113弄内的宁波弄堂；闸北区南部的海昌路(浙江海宁、新昌)闸北区虬江路街道永兴路921弄居委会内的安徽里以及普陀区交通西路184弄的西安坊；闸北区止园路87、111弄的台安里(辽宁省台安县)等。
同一地名的重复存在也是移民及其后裔(对当地而言的移民)广泛分布和衍散的直接渊源，就其数量而言，也几乎占地名总数的一半以上。由于宅之称谓，自古代起就以北方籍移民为最多，如汉时今青浦县的孔宅，宋时今闸北区的杨湖宅，南宋今普陀区的侯家宅，清时今长宁区的庄家宅、今杨浦区的鲁家宅等等，均是因为北方籍移民居此所致，也大致上可以看到从古代以来，上海地区的移民是以北方籍为最多。当然，亦有一定数量的南方籍移民的迁入，其中也有部分是以宅为其聚居地名的称谓。但是，在这些移民之中，除了其祖裔原本为北方人南迁之后又再移至上海以外，其大都却是从南方移民所特有的角、厅、门、阁、行等称谓为最多，如闸北区芷江西路的严家角，为元代浙江湖州严姓商人在此售香并垦荒定居所形成的区片地名；浦东新区北部的吴家厅，为清乾隆年间福建吴姓船主在此定居而形成的区片地名；再如浦东张家浜街道的陈家门，为清道光年间浙江绍兴籍陈姓在此建屋定居而得名；又如浦东三林黄家阁，为元至正年间松江府提举、福建人黄承司致仕定居之地。
随着上海市区南方籍移民的大量增加，尤其是与上海邻近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移民，更是为数不少。因而，在上海地名的通名上，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即宅、巷等称谓逐渐减少和弄、厍、里、坊等称谓逐步增加。如凌家弄，为清咸丰十年(1860年)福建籍凌姓因参加太平军，遭清政府追捕而避难逃至浦东洋泾镇北部而得名；薛家厍，位于普陀区朱家湾街道，为清光绪年间江苏苏州薛氏一族居此而得名；而民国时期普陀区的吴家里，为江苏常州吴姓移居于此所命名；又如普陀区的绍兴坊、虹口区的粤秀坊、普陀区的无锡里、闸北区的浙江里和浦东东昌路街道的宁波弄堂等，都是属此类情况。
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许多移民地名也随着市政建设和房屋运迁而逐步消失，并成了历史地名。但同时，也会由于原有移民地名区域的扩大以及新的移民到来，产生了一些新的移民地名，如位于普陀区宜山新村街道因建国后从山东泰山附近迁来一批移民而得名泰山宅的基础上，于1980年后建有大批新型公房而得名的泰山新村，以及普陀区中山北路因江西籍移民所建造而得名的江西铜业大厦等新的移民地名的形成和发展。因此，直到今天，移民及其移民地名仍在上海地名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反映其新的发展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