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希望在于自主创新，做事的冲动。
像华为、腾讯这些行业龙头企业的员工常有离职出去自己创业的，但有些后来又会因被收购或者其他原因回到原公司，促进了产业内公司的技术交流。
与科技创业相关的，深圳已经建立了“银行+创业投资+天使投资+小贷公司”的多层次融资体系。
深圳未来互联网产业还能延续很长时间，包括腾讯再发展十年左右没问题，像比亚迪则再走20年都没有问题，一旦它起来，是很大规模的企业。而此后，生物科技、新材料这块可以接力。
郑景昕
“深圳是一个打工之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在2013年10月18日启程前往深圳采访之前，有人这样向记者评价道。不错，富士康在深圳的生产车间已深入人心，来自全国的年轻劳动力向这个城市聚集。
但深圳之所以是深圳，早已不是因为这个，更能代表深圳经济的是华为、中兴、中国平安、腾讯、比亚迪等这些本土高科技企业或金融企业。这些企业在深圳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演变，如今正走向从大到强的进程中。因此，深圳更是一个“创业之城”。
30年前，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就需要关注深圳。如今，在记者试图实地采访调研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于何处时，落脚深圳自然不在话下。
创业与做事的冲动
张扬（化名），28岁，浙江衢州人。2008年从浙江林学院室内设计专业毕业后投奔到了在深圳做消防器材生意的亲戚。
给亲戚帮忙两年后的2010年，张扬注册了一家安防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客户安装监控系统，业务属于工程服务性质。张扬目前的客户主要是银行，为银行网点安装监控系统。
深圳有“安防之都”的称号，在这里，安防行业有大大小小非常多的企业在做。
虽然张扬目前的客户以银行为主，但他更看重的是未来的家庭或办公楼客户。在服务这些个人客户时，张扬将比给银行服务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可以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选择相应的设备供应商。
张扬告诉记者，“如果有机会，我将更多地针对家庭。中国人口这么多，有这么多家庭，这个市场很大。而政府这一块，会慢慢趋于饱和。”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张扬的公司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自己没有施工资质、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在谈下客户之后，接着就得找施工队、找技术人员合作。“每天都过得很难忘，压力很大。”张扬说道，“资金、技术、客户三个是最直接的压力。”
虽然自己的公司又小又缺乏资历，但张扬并不惧怕竞争，他说，“没有技术、没有资金，你创业成功的概率就要小得多，但越是这样，创新的几率就越大。”
创业的苦或许只有创业者自己才能知道。“在这里，不是每个人都很好，不是每个人都很坏，形形色色的人很多，你真的要去挑选哪些事情是好的。对我来说，挑选的眼光还真是嫩了一点。”张扬告诉记者，“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深圳就不要来了。我现在创业没有钱，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可能和自己脑袋里想的东西有关。每天有多少人创业，每天死了多少人，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成功不是今年赚了多少钱，而是思维的开拓，能力的提升，对各方面的认识。我以前对钱看得挺重的，最近一年钱真的看得很轻了。活着，钱不是很重要。”
张扬给自己的目标是在安防行业积累更多的技术，实现自己对家庭安防市场的开发与占有。
张扬只是深圳众多心怀梦想的年轻创业者之中的普通一员，他们在深圳的日子正如张扬所言，“没有生活，只有生存与创业”。但张扬们并不后悔，在他们看来，深圳是一个最适合创业的城市，因为它更加公平。
深圳同路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高峰告诉记者，“在我身边应该说80%～90%的人，无论是一次、两次、三次创业，状态都很好。深圳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比较多的城市。也有10%～20%的人，被这个城市打磨平了，处于呆滞的状态。”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董晓远也告诉记者，“我跟一些企业、人接触，觉得大家都是想做事。都想搞点名堂出来。”
此外，记者还遇到了深圳某产业园区的一位基层官员，与他一段没有录音的对话，令记者有些惊讶。
在全国年轻人对公务员考试一拥而上的今天，这位40岁左右的基层官员告诉记者，“我当然有创业的冲动，我要是一直在这里呆着，我就废了。”在一个半小时的对话中，这位官员不停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对机械行业各种知识、技术的熟知程度，机械制造行业是他要创业的方向，目前正在准备中。
“深圳的希望在于，自主创新，做事的冲动。在海外接受教育并有跨国公司工作经历的人才正在回流，公务员可能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大批下海，我对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经济非常看好。”这位官员跟记者说道。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
创业者爱来深圳创业，除了深圳浓郁的创业氛围和相对公平的创业环境之外，也与深圳在科技与金融两个产业所积累下的优势不无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业是深圳的两个支柱产业，也是深圳的两个标识，2012年这两个产业增加值占深圳GDP的比重分别达到22.8%和14.0%，均处于全国前列。
正如美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分不开东海岸的华尔街与西海岸的硅谷一样，金融与科技在深圳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深圳形成了具备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圳VC/PE规模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同时，深圳的上市公司多达183家，其中有40家在创业板上市。
据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研究员阮萌介绍，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之多的本土大型企业，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产业转型。当时，广深高速公路修成，“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往东莞等地迁移，深圳就提出了发展民营经济，为民营科技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阮萌认为，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内外源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是外资企业带来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一系列的鼓励政策。
“电子信息产业的华为，生物医药领域相对做得比较好的迈瑞，这些都是内外源结合的结果，如果没有外来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是不行的，但如果没有一系列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措施，华为可能就起不来，你没有承接的主体，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阮萌说道。
在对深圳高新产业的跟踪研究中，阮萌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深圳发现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断扶持这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本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裂变，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以制药行业为例，深圳没有像上海等城市那样的大药厂，但它在医疗器械方面却做到了全国领先，成为全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制造中心和创新中心，其原因就在于电子信息技术为医疗器械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则告诉记者，深圳产业发展的特点是，一个产业起来，往往是有大的龙头企业，而龙头企业则也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除了龙头企业之外，还有一批中小企业与龙头企业有关联，所以深圳的产业集群中，产业的链条比较长，产业的丰厚度比较丰厚。
“我曾在滨海新区说，你只有树木，没有灌木丛。”郭万达告诉记者，“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大企业周围，都围绕着很多企业。”实际上，像华为、腾讯这些行业龙头企业的员工常有离职出去自己创业的，但有些后来又会因被收购或者其他原因回到原公司，促进了产业内公司的技术交流。
“深圳整体产业链条比较长，有龙头企业，同时有很多中小企业，有时候龙头企业不行了，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就不行了，它不停地会冒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这是深圳新增长点中的很重要的特点。”郭万达说道。
郭万达认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成功，至少有三个因素起了重大作用：
1.金融的支持，深圳有很大的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也包括政府投资基金，比如每个新兴产业都有5亿元的专项基金。
2.深圳建立了很多公共的研发平台，有相当一部分的研发平台放在企业。深圳90%的专利、90%的研发、90%的科研人员、90%的成果都来自企业，政府的公共平台带有补贴性质，有的跟国家各个中心合作，形态各式各样，公共平台往往为中小企业做一些服务，开放给中小企业。
3.产业的聚集园区，除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总部基地，经常有其他各种基地，这种集聚区促进了企业的创新。
学者的观点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大的轮廓，实际上记者在采访同路广告有限公司（下称同路）总经理陈高峰的过程中发现，在深圳，创新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行业。很多传统产业，也在寻找创新突破口。
陈高峰认为，深圳的广告行业目前正处于做减法和做加法的折腾期，原来搞单一业务的现在都想去延伸，在下游的想往上游走，在上游想去搞下游的产业，纯做创意的想去搞公关活动、媒体代理，搞媒体代理的也想做创意。陈高峰认为，纯粹环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广告公司都想搞所谓全产业链。
“谁跨得好，谁的赢利点就多。广告一个重要的收入就是媒体投放，但现在媒体变化很大，广告行业受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所谓信息化终端的变化。”陈高峰说道。
陈高峰告诉记者，同路目前也正准备进入信息化时代，成立了一家文化科技公司。家庭信息化梦工厂是同路推出的一个新产品，它是一套硬件加一套软件，硬件可以是小米、乐视这样的超级电视，软件则是家庭APP。“数以千计的照片、视频怎么欣赏？我们会自动生成很多软件、展示方式，正在联合开发。如能成功，也许就占领了家庭媒体。我们转变为信息化创意产业。准备了一年，启动了小半年。”
在深圳市红岭创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红岭投资）总经理胡祖荣看来，深圳最主要的是金融创新。深圳已经形成了中国平安与招商银行两个大的金融集团。
胡祖荣对记者说道，“未来银行肯定是一个网络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就看谁先抢得先机，平安与招行的P2P，现在可能不赚钱，但是它先做，你再看未来二三十年后，征信系统也建好了，每个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终身代码，你要贷款、转账、投资，都在手机手持设备上做。深圳的金融机构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一旦等大多数人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它很快就能转过来了。”
因此，胡祖荣认为，从金融角度看，深圳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又走到全国前面去了。实际上，红岭投资2009年也上线了P2P业务。但胡祖荣坦陈，P2P最终是搞不过银行的，像红岭创投等机构所做的P2P业务只能给银行做一些补充。对于这块业务，以前政策不限制也不鼓励，而现在政策是鼓励的。
郭万达认为，前海的开发定位为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就是创新金融。他说道，“招商银行去前海，做的是人民币的离岸业务、跨国公司的结算，如果腾讯做一个互联网银行，它在前海的业务就是做互联网金融了。”
科技与金融的融合
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或许将给深圳经济带来更持久的竞争力。2000年开始，深圳在全国率先兴起了创业投资行业，到如今，深圳的创投业依然在全国独树一帜。
在记者在深圳的实地调研过程中，华大基因与光启研究院是被采访对象提起频率比较高的两个单位。目前，两个项目的很多研究仍处于实验室阶段，但这里或许孕育着深圳未来产业爆发的希望。
据郭万达介绍，深圳的生物医药产业主要围绕基因、干细胞，以基因测序为基础的生物医药、生命健康和以干细胞为基础的新型的技术的发展。华大基因则是基因研究领域的重点机构。深圳在新材料领域的发展，多少都跟光启研究院的超材料研究有关。光启研究院由5个美国留学回国人员创建。不管是华大基因还是光启研究院的建立，都与深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分不开。
实际上，与科技创业相关的，深圳已经建立了“银行+创业投资+天使投资+小贷公司”的多层次融资体系。
据董晓远介绍，深圳高新产业技术园区会定期地搞创投机构与创业小微企业的见面会，让小微企业的创业者上台去讲，推荐自己的项目。深圳还每年举办创新创业大赛。不过，据胡祖荣观察，每年真正得奖的创业企业，三年后大多都不存在了，获奖企业能够获得一些补贴、奖励，这对整个城市搞好创业氛围是有好处的，但真正成功的企业还没有看见。
当然，创业企业得不到足够资金支持的现象依然存在。
胡祖荣对记者说道，“创业者希望我们把钱给他们，他们再去做。但是从投资机构角度，也会考虑各种因素。很多Idea项目，它们损失很大的，一旦损失跟LP没法交待。真正的创投，还是自有资金的创投会比较好一点，Facebook的最初投资就来自于扎克伯格不甚理想，把以前赚的钱好多又套回去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早期项目总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但只要有可能，成功一个就不得了，还要往后看。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毕竟中国创投业才做了十几年时间。”胡祖荣认为，现在深圳创投行业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你拿了钱也不知道投什么。互联网实际上很多东西已经定型了，五年之内没有出现什么新的东西。投LED、太阳能，都是死，投一些医药、消费可能好一点，但这些企业你也很难投进去。”
深圳未来的伟大企业会出现在什么领域？胡祖荣认为，深圳未来互联网产业还能延续很长时间，包括腾讯再发展十年左右没问题，像比亚迪则再走20年都没有问题，一旦它起来，是很大规模的企业。而此后，生物科技、新材料这块可以接力。不过胡祖荣也承认，这些不错的企业现在已经投不进去了，投资商之间竞争很激烈，“资金还是充足的，项目就很缺。前几年吃亏吃得太多，所以对风控的要求非常严。现在整体来说投融资不活跃。”
政府之手的进退
深圳的市场化程度相对内地其他城市高，并不意味着深圳的政府之手不存在。实际上，据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段杰介绍，深圳市政府从确立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产业四大支柱产业，到后来提出互联网、生物医药、新能源、文化创意、新材料和下一代通信技术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到现在又提出来要打造未来产业，一直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段杰认为，“强势政府、弱势市场”的格局是全国现象，深圳也不例外，“深圳以前的优势，完全靠体制优势，还是靠政府。”不过深圳政府之手，做得更多的是顺势而为的规划，并在深圳处于弱势的领域，政府积极作为。
在顺势而为方面，据阮萌介绍，在选择新产业的时候，政府主要看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深圳的需要。包括上世纪90年代对电子信息产业的扶持，被视为深圳政府之手的得意之作。但阮萌也告诉《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以前产业发展模式是在细分领域扶持企业，让它成为龙头。但现在这种驱动方式是不是还很合适，我们也在思考。”
与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将扶持政策贯彻到企业制造环节不同。阮萌向记者指出，深圳在扶持产业的时候注重研发，“我们很多是在引进实验室，做工程实验室，做研发项目，做公共服务平台，不排除有大项目。”
在深圳弱势领域积极作为方面。比如深圳没有所谓的名牌大学，但从1999年深圳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立了虚拟大学园，引进了53所国内外高校，设立了诸如北京大学产学研基地、香港大学产学研基地这样的产学研基地，它们类似于孵化器，试图把这些高校的老师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实现市场化。虚拟大学园创立至今，有孵化场地面积4.5万平方米，累计孵化科技企业704家。
但政府之手并非总能如意地发挥作用。据段杰介绍，深圳政府曾在2005年、2006年提出要在关外建九大传统产业聚集基地，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建起来。因为成本太高，政府政策也不会倾斜扶持传统产业，入驻的企业就很少。
董晓远认为，哪个产业、哪个产品能够发展起来，完全是市场说了算。在创新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人们不可能知道创新往哪个方向出来，创新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一个产品、一个技术受不受市场欢迎，连顶尖的科学家，顶尖的市场管理团队，都预测不到，就更不用说政府了。”董晓远继续说道，“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这是理想状态，但当政府与市场不一致的时候，听谁的？因此，市场主导就够了。”
陈高峰认为，深圳以前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深圳原来是跳开整个中国市场来做，而现在相当于要回炉融入中国市场，这种情况下，相比原来独立的、自主的政策，目前可能就要困难一些。陈高峰对记者说道，“我最担心深圳的一个问题是，深圳在全国性的博弈当中，自己的东西能不能持续进行并坚持下去，不被同化。”■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