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应该到中西部建“飞地” 作者：李昌平
——兼论政府外延与特区发展
如果沿海50个发达的城市政府，到中西部地区建立50个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小特区”，相信20年后的中西部地区就可能出现50个“小香港”。这将是一个大局面啊！
温州的发展动力与推动机
你问温州人，温州高速发展的奥秘是什么？温州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温州的重商文化和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精神，还有温州民间蕴藏着的巨大资本（2002年底居民存款余额1300亿元）、庞大的企业家队伍（60万大小老板）、众多的著名品牌、遍布天下的温州商人（160万）结成的全球市场网络。这些是温州发展的根本动力。我认为过去温州发展的两大推动机是“非正规土地制度”和“非正规金融制度”（这两个非正规制度具有无穷发展奥妙，本文不讲）；现在温州发展的推动机是资本扩张和社会升级。本文重点讲资本扩展。
温州的发展约束
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土地越来越稀缺。政府只能优先考虑大企业集团的发展用地，且地价在40万元/亩以上。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要想用地几乎不太可能了。至于商品房用地，更是高得惊人，每亩高达400万元以上。商品房地价的奇高，还将带动工业用地价格的攀升。偏僻的温州其有限的地盘和奇高的低价，既限制了外来资本进入，似乎无法容纳下本地雄厚的资本，对外扩张是必然的出路。
温州的发展趋势
随着商业用地紧张，政府必然加强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房地产产业壁垒加强，一方面，一部分房地产企业发展受到限制，不得不退出温州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超大房地产巨头垄断房地产经营。由于温州社会民间资本过剩，炒楼盘成为温州居民主要经济生活之一。
1996年，温州的中上等房价不过2000元/平方米，今年，由于国家调整住房信贷政策，全国的楼市趋软，但温州楼市不降反升，由6000多元/平方米上升到7000－8000元/平方米。绝大多数温州人认为，无论国家怎样干预楼市，温州的楼市还将上扬，理由就是温州的民间资本太雄厚。炒，温州人不仅在温州炒，上海三分之一的炒家、杭州一半的炒家都是温州人。炒——投机，是现金资本对外扩张增值的主要选择。
商业用地价格的奇高，必然拉动工业用地价格，企业本土扩张的成本必然跟着上升，很多企业的发展因此受到限制，不得不从事简单的再生产。从事简单的再生产的企业最终会自行淘汰。于是，工业资本向外扩张是企业家的必然选择，工业资本的输出，从而带动品牌向外扩张，人才向外扩张，市场向外扩张。只有在工业资本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温州人才能实现企业壮大、资本收益提高、财富积累增加的目标。
不少温州人也认同，“炒作经济”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工业资本向外扩张才是正道。但温州工业资本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主要风险是单个的厂家向外扩张过程中面临中西部发展经济的软环境约束，温州的企业家呼唤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带领企业家“联合编队式”的向中西部扩张。
温州的发展战略选择
温州民间资本拖着政府走是温州的一大特色。当经济自由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必然会出现一定的约束，解决这些约束必然需要强势的政府。当土地成为民间资本扩张的刚性约束时，政府不得不处于强势地位来垄断土地，因为这可以尽量地满足强势资本家（如正泰集团等大企业集团）的利益。在政府看来，只要稳住正泰这样的龙头企业，就可以实现温州的产业升级，就可以保证温州的持续繁荣。这样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只是短道理，非长道理。原因很简单，因为土地约束并没有因为垄断而解决，既稳不住本土企业，也引进不了外来企业。
相反，由于土地的政府垄断带来的另外问题凸现出来，成为温州的隐忧。一是房地产的炒作。温州的房地产价格高居全国前列，既是好事——资产保值增值，又是坏事——企业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上升，外地民工温州置业的门槛加强。二是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由于中小企业本土扩张受到限制，外来温州打工的人数增长速度下降，导致对房产的潜在需求下降。三是资本无序输出。企业家是理性的，温州的中小企业家都认识到不向海外和中西部进军，企业就不可能保持竞争的优势，但单个企业在向外进军的过程中，却面临着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个是配套问题，在温州，生产某个产品，是多个企业合作的结果，单个企业走出去没有优势；一个是政府服务问题，企业往往遇到前任的政府领导走了，政策就变了的问题。走出去的企业成功的有，失败的也不少，这严重挫伤了温州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这三点都有可能导致温州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第三产业的疲软和劳动密集性制造业的困境。如果是这样，温州的本土资产将大大贬值，输出的境外资本将难以回到本土。相对贫困化的问题将成为温州最大的社会问题，过去高速增长掩盖下的许多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将突出出来。
没有工业化，也许就没有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实际上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英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军事殖民保护本国资本的对外扩张安全，维持本国的发展与繁荣。今日的美国及其盟国，通过金融武器和军事武器保护本国资本对外扩张的安全，维持本国的发展与繁荣。当温州民间资本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遇到约束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的时候，温州政府将如何作为呢？既要保证温州的资本安全输出，又要保持温州的繁荣，对温州政府来讲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解不开的结，“政府外延”也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简单地说，“政府外延”就是温州政府在温州以外“承包政府”，建立温州政府的“外延政府”或“特区政府”
“政府外延”是深圳特区的继续
温州靠什么来维持自己的繁荣和发展呢？
温州受上海的制约，不可能成为区域金融中心；不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龙头地区；不可能享受特殊的政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温州只能靠温州人。一靠温州人输出资本，在全国全球发展温州人经济，实际上是变温州经济为温州人经济；二靠温州本土社会升级，创一流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民主法制环境、民主政治环境和完备社会保障，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充分的权利，让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只有这样，温州人经济发展的好处才能流回温州，为温州的繁荣和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经济保障。温州人要特别明白，使得香港人港外经济发展的好处又流回香港、保持香港繁荣和发展的可持续的秘密是什么——那就是香港社会的先进性。所以，温州政府今后要做两件大事：一是支持温州民间资本输出；而是学习香港等地的先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温州靠什么保护温州资本输出的安全和应得的回报呢？
答案是学习英国政府、日本政府的“经验”，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外延”。在“外延政府”的“庇护”下，建立温州境外“特区”，对温州本土的饱和产业实行整体“克隆”外延。“特区”的行政长官由温州市选派，“特区”的政府职能部门仿效香港构建。温州境外的“特区”的财政收入是温州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但土地增值收益要用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例如，监利县有一个三州镇，人口四万，面积20多万亩，是长江中的一个半岛，再经历98大洪水也不会出问题了（三峡工程启用后更加安全）。三州镇每年向监利县财政净上缴200多万元。假如温州市政府每年以1000万元的财政净上缴“承包”三州镇，承包期50——70年，监利县政府是欢迎的，三州镇的人民也是高兴的。我想监利县之上的荆州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也应该是积极支持的，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招商引资办法了。
“外延政府”从境外获得大量的税收为温州社会发展提供支撑，温州社会的发展，又使得温州人境外经济发展的好处得以流回温州。只有这样，温州才能克服多种约束，保持温州的繁荣稳定的可持续。
发达地区到中西部办“小特区”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
小平同志曾经有过在中西部搞几个特区的设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府外延”实际上是“深圳经济特区”思路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政府外延”是一个主动的“对外扩张”的制度设计，而深圳特区是主动的接受外来扩张的制度设计；深圳特区只是经济特区，而“政府外延”既是经济改革的深化，又是政治改革的开始，将是深圳特区的创新和发展；深圳特区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搞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其结果容易发展成为“特区内地化”。而“政府外延”可以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搞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其发展结果是建立一套全新的体制和制度。
如果沿海50个发达的城市政府到中西部地区建立50个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小特区”，相信20年后中西部地区就可能出现50个“小香港”。这将是一个大局面啊！
“政府外延”的可行性
第一，这个办法是一个四赢的办法，温州政府有积极性——得到财政收入，发展社会，吸引温州人经济发展的收益流回温州，维持温州的持续繁荣；温州民间资本有积极性——获得更大的资本收益，特别是温州商会的力量更能发挥作用；中西部政府有积极性——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辐射；“特区”人民有积极性——增加就业，土地增值收益用于当地社会发展，提高生产生活水平。
第二，可以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这是西部开发最具突破性的战略措施，有利于东西部协调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第三，这是一国之内的地方政府“外延”，不存在主权领土等敏感问题。
第四，操作简单，不涉及太多复杂的法律修改问题，只要当地人民同意，上级政府批准，民政部备案即可实施。涉及到税务、银行等中央直属部门的管理和服务问题，授权省际部门之间协商解决。
第五，由于有了土地增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量，为解决旧体制留下的问题提供了保障。假如，温州的民间资本首期转移10亿到监利的三州镇，需要工业和商业用地1万亩，如果一亩地按6。5万，那么仅土地增值收益就有6亿元；可以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数百万元；可以提供万人的就业岗位。这些增量足以消化旧体制的200多吃财政的富余人员，完全可以重新设计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
第六，利用东部资本向外扩张的力量，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小特区”推动中西部的改革与发展，完全符合中央深化改革、平衡发展的大思路。中央和省政府可以给外延“特区”更多的特权和更加灵活的政策，让其成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创新试验区，这将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又一个突破口，“政府外延”将比深圳特区的建立更具历史意义。
几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第一，如何保证“外延政府”是“特区”政府，而不是温州政府的克隆体呢？
第二，中央政府对东部政府外延建立“小特区”是否需要立法呢？
第三，“小特区”的治理结构是参照回归前的香港还是回归后的香港呢？
第一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完全可以避免外延政府成为克隆政府的。首先，回归前的香港政府就不是克隆的英国政府；其次，外延的政府是在资本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条件下构建的，旧的体制可以在一夜之间废除，温州政府不可能从温州派出大量的官员到特区任职，温州体制内官员也没有这个积极性。所以，对特区政府构建起关键作用的是两种资本的利益代表：一种是外来工商业资本（如商会），一种是土地资本（如村委会）。
第二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先建特区，后立法规范。法律是一定要的，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如：特区政治制度问题，党组织的地位问题，民间组织的地位问题，“特区”地位问题，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选举政治问题，土地增值收益的使用问题等等。
第三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参照回归前的香港构建特区治理结构比较好。
由于我的知识水平和见识有限，对上述问题不能回答清楚，希望引起讨论。
2003年7月于北京
ps：之前我发过关于西部飞地的帖子，今日用百度一搜才知道早就有人提出类似观点了。大家也可以查下此主题，西部飞地绝对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