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安徽省省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西汉初,设置合肥县以来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由于地处长江、淮河之间,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历史上稳定时期是繁荣的商业市镇;分裂对峙时期又常为兵家必争之地。
关于“合肥”的名称,首见司马迁的《史记》。对“合肥”二字的介释,史书记载各说不一,如:《尔雅》、《水经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南畿志》、《资治通鉴.地理通释》、《嘉庆合肥县志》等各有不同的说法,但又无足够的考证和依据,各种提法都与肥水有关。总之“合肥”是由于“肥”水与其他河流相“合”而得名的。
虽然“合肥”的名称在公元一世纪的《史记》中才出现,但根据考古分析,认为远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0世纪-前20世纪),合肥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公元前16世纪夏桀曾被商汤放逐于南巢(即今合肥城附近)。西周时(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这里曾分布着巢、庐、舒等不少小国,东周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前481年)这些小国先后为楚国兼并。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前221年)这里称“宋胡”,先为吴国占有,后被越国兼并,最后又回归楚国,已是兵家争夺之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此地属九江郡。
楚汉相争时,楚霸王封英布为九江王,改九江郡为九江国(治驻寿春)。西汉时(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此处先是刘邦之子刘长受封的淮南国,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取消淮南国,改为九江郡所属的合肥县。东汉建武年间刘秀封功臣铿镡为合肥候,九江郡又改称合肥国(候国)。三国时(公元202年-265年),是曹魏的扬州州治。晋代(公元265年-439年),属淮南郡,是南北货物运输线商的重要中转站。南北朝时(公元420年-581年),是江淮之间军事上理想的屏障,为南北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公元581年隋朝统一中国后,恢复合肥县的名称,是庐州州治的所在地。自此以后,经历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合肥一直是庐州(庐州府)的州治(或府治)。是古代的地区政治中心。辛亥革命后在这里是合肥县。抗战胜利,曾为国民党安徽省会。解放后,先为皖北行署所在地,1953年后是安徽省省会。
历史表明,合肥历来是一个军事重镇或是地区的政治中心。
二千多年来,古城合肥历经藏三。据《庐州府治》卷4记载。汉代的合肥城距今水西门外约二里,位于今南淝河北岸,四里河东岸,现九零八库西测。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孙吴和曹魏都非常重视合肥的得失和经营,建安三年(公元199年)孙策攻占合肥,令严象为扬州刺史顾雍为合肥长,不久严象被其部下庐江太守李述所杀。合肥地区发生混战,郡县残破,人口大量逃亡,合肥成了一个荒芜的空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为有效的控制江淮通道,巩固淮河南北的地盘,首次委任刘馥为扬州刺史,并将扬州州治从历阳(今和县)迁到合肥。刘馥就任后,采取各项重建措施“招流亡,广屯田,兴陂,高为城垒,修战守备”,使一度空旷荒凉的合肥又振兴起来,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之后,魏吴为争夺合肥,进行了历史三十二年频繁的战争。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典故,就是对在这个时期内发生一次以少胜多的军事行动的描写。逍遥津、飞骑桥、藏舟浦就是当时留下的遗迹。曹操为加强合肥的防御力量,也曾于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秋,亲率水兵进驻合肥,教弩台、筝笛浦等处有他当当年活动的传说。
汉代合肥城的为之,地势低洼,易遭水患。南北朝时,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梁豫州刺史韦睿为夺取北魏的合肥城,曾围堰肥水灌淹,冲毁了合肥。从此此城池又日趋湮废。
公元618年李世民统一全国后,令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恭,在东距原汉城六里左右的南淝河南岸,选择地势高爽、水运便利的地形(即今十字街中菜市以南的范围),营建新的合肥城,名为金斗城。
北宋初(公元960年)经过五代十国多年战乱之后,合肥地区又是一片荒凉,诗人王之道在《出合肥北门》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断垣醔石新修垒,折戟埋沙旧战场。阛凋零煨尽里,春风生草没牛羊”。衰败之象,可见一斑。后经近二百年的生息发展,城镇逐步恢复了繁荣的景象。至南宋时,金兵入侵,宋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当时的合肥成了抗金前线。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城市进一步发展,淮南西路统帅郭振见“镇大城小”着手扩建,将原城墙外一大片土地,连同金斗河,逍遥津,金斗圩一起围入新建的合肥城内,称斗梁城,范围较唐金斗城扩大了很多。城外除筑护城河外,并设东、西二水关(水闸)。平时,江南漕粮、辎重可直接由金水河水运入城,城内军民也有了清洁的水源;战时关闭有利于防守,在城市布局上,当时已能充分利用自然河道,并考虑了平战结合。自此以后合肥城的轮廓基本定型。可惜由于连年抗金战争,合肥这个当年的边防重镇,在宋末又变成“茂林长草、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迹”之地。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国(公元1279年),下令平毁全国所有城池,宋斗梁城也被夷为平地。
明代朱元璋统一中国后,于明洪武元年,令中书省事(后封国公)俞通海,在南宋斗梁城原址上重建砖砌城墙,城池比历代更为坚固,故有“天生重庆铁打庐州”之称。由于明初社会秩序稳定,农业生产的恢复河发展较快,使位于金斗河畔的合肥又很快恢复了元气,显得异常热闹繁华,呈现了“百货马并集,千墙鳞次,两岸悉列货肆,商贾喧謓”的景象。但到了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0年)庐州知府徐钰,因害怕起义农民刘六、刘七的进攻,开宽挖深北壕,并将防守较弱的西水关封闭,从此金斗河成了无源之水,逐渐淤塞。由于商船不能直达城内,一度繁华兴旺的金斗河两岸,变的衰败凄凉,仅在东水关外沿河两岸,发展了几百米长,零乱的码头、堆场。臭水沟不但影响居民生活河健康,而且每逢暴雨,泄水不畅,低洼的城东南部成了一片泽国。“土墙茅舍、湮塞街?,呼号之惨闻于中夜,每岁而一见”。一度对合肥经济河生活起过重要的作用的金斗河,成了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一大祸害。合肥城也因此再趋没落。
清代北洋军阀,日寇侵占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合肥虽仍是地区的政治中心,但城市本身已逐步趋向衰败。至1949年解放前夕,合肥已被摧残的百业凋零、满目凄凉,到处断垣残壁,遍地污水垃圾。方圆5.2平方公里的城内,建成区仅2平方公里,居住着五万市民,已衰败成一座没落的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