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 郭联志
在我国东南地区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已被考古界认为是百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百越是多个部族的泛称,因此在印纹陶这个共同文化特征中又表现出地区性的差异。李伯谦先生在《我国几何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一文中提到的“粤东闽南文化区”,包括福建的九龙江以南、广东东江流域以东的地区,也就是目前考古界所称的浮滨文化。漳州浮滨文化遗址非常丰富,可以说在商末周初,这个地区就已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这个地方是否就是汉代百越民族的南海国属地呢,或者它与南海国有什么关系呢?
南海王的封地,史志缺载。
汉、魏人文颖以为是虚封岭南。到清史学家全祖望始认为闽西、粤东、赣南是西汉初“亦粤之世”的南武侯织的领地,这一说法,颇为大多数现代学者引用。然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厦大的叶国庆、辛土成先生认为在皖南,①而省博的杨琮先生则认为在赣南。②
由于这涉及到漳州及闽西的汉代历史,不能不认真考证一番。
闽西、粤东、赣南说,无史可考。
虚封说,与闽粤赣边说显然是两种极其对立的观点。文颖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长沙立吴芮为长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属尉佗未降,遥虚以封芮为耳。后佗降汉,十一年更立佗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长沙、桂林、零陵耳,今复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复遥夺佗一郡,织未得王也。”③
虚封说的缺陷是,如果说汉高祖五年,在汉未完全统一全国情况下,封吴芮为长沙王,遥领南海,实际上就是要让吴芮去完成统一南方的战争。然而由于南越王赵佗坚守南越和西瓯故地,长沙王也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汉初北方匈奴的崛起,国内异姓王的不断叛变,使刘邦不得不忙于镇压内乱,长年的内战耗尽中原的兵员和资源。高祖十一年五月,只好派陆贾出使岭南,立赵佗为南粤王,领象郡、桂林、南海三郡。④我们注意到立织为南海王的时间是在高祖十二年三月,距封赵佗为南粤王还不到一年时间。虽然刘邦有毁“楚汉划界”之先例,但这时离刘邦驾崩已经时日不多了。《史记8·高祖纪》云:“十二年二月,高祖击(英)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也就是说封南海侯织为南海王是在刘邦病危期间。“人至将尽,其言也善”,很难想象刘邦此时会虚封势力远比吴芮来得弱的织遥领南海,来刺激赵佗,这后果意味着将重开边衅。而实际上,汉惠帝即位后对于百越地区更多采取的是划小诸侯国的领土来削弱封王国势力,汉、(南)越的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惠帝三年,封摇为东海王,也并非有东海郡可封,而是裂闽越的东北部(浙江境内)所封。所以南海王织不应没有实封地,比如说将闽越的江西地分给织未必不可能。至于南海地名内移也未必不行,在中国历史上,地名随着领土的伸缩,是经常变化地点的。如后来的唐朝,将安东都督府由平壤撤到辽东;还有为了四海平衡对称,也常常更改地名,如民国都南京,就将北京改为北平,为了平衡将延平改为南平。因此虚封说,只能是一种推测。
皖南说。皖南一带,汉初为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改丹阳郡。到三国时,是山越主要的居住地。如果皖南本是南海国地的话,由于南海国军民被南迁赣中新淦,从后来闽越军民被逼迁江淮,福建几近“猿猱之地”,若大之地逃遁复出之人也仅够自设一县推测的话,丹阳郡不可能到三国时有那么多的越人。应此皖南不应是南海国封地,而应是“海阳侯毋余”的封地。
赣南说,是新近杨琮先生提出的新观点,杨先生对闽西南、粤东说是抱怀疑态度的,故提出赣南说。然赣南说则与大量正史存在许多矛盾的地方。如,《前汉书·地理志》云“豫章郡,高帝立”。汉高祖五年十二月,灌婴败项羽于垓下后,“下东城历阳(和州历阳县),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江北,凡五十二县”。《舆地纪胜》引《史记·高祖纪》云“汉高帝使灌婴略定江南,始为赣县立城以防赵佗,今州西南益浆溪城是也。寰宇记云灌婴定江南在高帝六年”。
赵佗继南海尉后,即“移檄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年代自守’”⑤。横浦关在今江西南野至广东南雄的大庾岭上,与赣县对峙。文帝继位后,“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堠,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立即派陆贾再次使越,赵佗上书曰“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亦称王”。由上可知此时南越东境,南段不过蒲葵关(今属漳浦县)与闽越交界,北段不逾大庾岭与汉豫章郡交界。明确否定在南越和闽越之间存在南海国。而文帝元年,南海国还存于世。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