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一直都在渴望崛起。
这里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独特，20年前，基于板块隆起的梦想，一个跨省横向联合的经济合作区--淮海经济区，横空出世。
淮海经济区跨苏鲁豫皖四省，由20个成员市联合而成。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多省交界性经济合作组织，能够延续20年不间断，并且成立固定的联络办公机构，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堪称“典范”。
然而，20年后，地处东部沿海的淮海经济区并没有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之后的第四大经济增长极。
20年来，虽然淮海经济区内合外联，打响了一场经济上的“新淮海战役”，但是由于淮海经济区既是中央区域政策的“盲区”，又是所在省的边缘地区，双重边缘化的“叠加”，淮海经济区没有顺利实现低谷隆起，区位和资源的高地塌陷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低谷，成为“尴尬的淮海”。
2006年3月15日，在淮海经济区成立20周年之际，淮海经济区再次“上书中央”，提议建立“区域经济综合改革试点区”，同时，经济区各成员市以及所在省对区域经济布局的大手笔擘画，正酝酿着创新出一种欠发达区域经济崛起的“淮海模式”。淮海经济区正在临近跨越式发展的拐点。
决战“新淮海”
--本刊记者王运宝
张新实是宿迁市市长，也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2006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将会看到张新实签名的代表议案，全称是《关于“将淮海经济区作为全国区域综合试点区、促进淮海经济区快速崛起”的议案》。与张新实一起签名的，还有淮海经济区20个成员市的所有全国人大代表。
对于淮海经济区谋求从低谷隆起的努力，通常都被冠以“新淮海战役”的名称。早在1985年1月28日的新华社《经济参考》上，原徐州市市长何赋硕与原连云港市副市长吴学志，联名发表《发起新的“淮海战役”》的文章，被称为新中国“经济淮海战役”的“冲锋号”。也正是以这篇文章为“催化剂”，在1986年3月成立了淮海经济区。
58年前，淮海战役改写了中国历史，但与军事战争不同的是，经济“新淮海战役”的“敌人”是贫穷与落后。
“上书中央”
提交议案是20个成员市“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对于淮海经济区的这次“集体行动”，邓辉告诉《决策》：“首先要呼吁，发不出声音国家就不会给予关注。”
向全国“两会”提交议案，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最初是由开封市副市长吉炳伟提出的。邓辉带着这个想法走访了经济区的其他成员市，得到了热烈响应。随即联络处开始了调研、征求意见、起草初稿，并分别于2005年的6月和9月，向淮海经济区第十七届顾问会议和第十八届市长会议提交了议案的书面材料，获得一致通过。经过几易其稿，形成了一个“区域经济整体开发试点区”的总提案，以及农业与生态环保建设两个建议。
对淮海来说，这是第二次“上书中央”。第一次是10年前的1996年，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四次亲临淮海，两次在京主持专题会议，提出了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并以书面形式向时任中央总书记***提交了五点建议，第一条就是“设立区域经济协作综合试点区”，这与2006年3月提交给全国人大的议案完全一致。
那么，在“淮海”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和地区品牌后，为什么选择综合改革试点区呢？淮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正平告诉《决策》：“实质就是发展地方经济出什么牌。珠三角有深圳特区、长三角有浦东新区、环渤海有滨海新区，淮海经济区的‘抓手’是什么呢？”正因为没有抓手，淮海经济区就没有了政策支持，沈正平认为，这是20年来淮海发展战略方面的重大缺失。因为国家倾向性的政策是一种具有独特能量的“区域营销”，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屡见不鲜，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和2003年的东北振兴战略甫一提出，就吸引了全球目光，投资纷纷跟进。
“虚”的事情要“实”做，这是邓辉对提交议案的评价。对任何经济区来说，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各个成员轮流坐庄，每年开会，只是务虚会慢慢失去吸引力。但是如果事情太“实”，解决起来很困难，各个成员也会避而远之。如何打破这种两难境地，实现务虚与务实的结合，就成为所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共同探讨的问题。淮海经济区联络处每年都围绕一个中心主题来开展活动的做法，为其他经济区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