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以善决善徙著称。但传世先秦著作中，只有少数几次人工决开黄河用以浸灌邻国的记载，绝无一语道及黄河曾改过道；《史记·河渠书》虽然从大禹导河叙起，讲到黄河的决徙却是从“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开始的。因此，大禹以后汉兴以前黄河曾经决徙过几次，决在哪里，徙从何道，是一个千百年来异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的问题。笔者治黄河史已数十年，对这个问题早先是信从清人胡渭的说法的；后来察觉了胡氏之说并不可信，可又提不出一种足以自信的看法来。直到最近一二年，才逐渐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胡氏，也不同于古今其他学者，而自信应该比较符合于历史实际的看法．现在把它写出来，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一、汉以前黄河下游改过几次道？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汉兴以前黄河下游改过几次道？对这个问题，前人有两种说法：
一种根据《汉书·沟洫志》所载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所引《周谱》里“定王五年河徙”一句话，认为这是汉以前唯一的一次改道。从东汉班固1、北魏郦道元2、南宋程大昌3到清代的阎若璩4、胡渭5。都是这样理解。胡渭认定《周谱》的“定王五年”指春秋时的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他把有史以来到清初历代黄河的改道归纳为五大徙，即以这一次为五大徙的第一徙。这种说法影响极大，此后二百数十年直到如今，讲黄河史的著述一般都采用其说。解放初期岑仲勉先生虽然别创定王五年不指春秋时的定王五年而指战国时的后定王五年（前462年）之说，但也认为汉以前只此一徙6。
另一种是不相信《周谱》这句话，认为汉以前根本没有改过道。这种看法始见于清嘉道间焦循所著《禹贡郑注释》，最近史念海同志撰为《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一文7，采焦说而又有所阐发，结论也认为根本不存在周定王五年河徙这么回事，春秋战国时黄河下游河道一直没有改变过，见于《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的“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才是历史时期的第一次河徙。
先让我们从事理上推究一下这两种说法是否站得住。
上古记载疏阔，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没有被传世的文献记载下来的，何可胜计？周定王五年河徙这一条，不见于《史记·河渠书》，也不见于所有先秦记载，若不是《周谱》提到而被王横引用，这一条也不会传下来。先秦经传和《史记》可以有所脱略，怎么可以断定《周谱》记了这一条，便是上古黄河史的全部记录？定王五年这一徙，便是上古唯一的一次河徙？可见认为汉以前黄河只改过一次道的说法是讲不通的。
焦循说：“《周谱》固史公所熟见者，而定王河徙，纪、表、书、传无一言及之，盖考之不得其实，宁从其阙耳。”这是他不信定王五年河徙这条记载的一条重要理由，却是一条完全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试问：先秦史事见于先秦载籍而不见于《史记》的岂在少数，难道这些史事之不见于《史记》都是由于司马迁考之不得其实而宁从其阙？事实恰恰相反，至少凡《左传》与《史记》记事有出入处，业经前人考定，几乎全都是《左传》可信而被《史记》遗漏了，搞错了。史事之可信与否，怎么可能以《史记》载不载为断？
胡渭认为周定王五年河徙，决口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古宿胥口。此前的黄河就是“禹河”（指《禹贡》河），自宿胥口北出经《汉书·地理志》魏郡邺县东“故大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此后的黄河就是西汉大河，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今濮阳西南古长寿津与漯别而东北入海。史念海同志列举春秋史事，断定“周定王五年黄河无在宿胥口改道事”，理由是相当充分的。但是，《周谱》本来只说定王五年河徒，没有说徙在宿胥口，念海同志的论证，只是驳倒了胡渭徙在宿胥口的说法，却并不能因而就断定这一年整个黄河下游都不可能发生改道，就否定《周谱》定王五年河徙这一条记载的可靠性。由此可见，说汉以前黄河从没有改过道，同样也是讲不通的。
前人两种说法都讲不通，那末汉以前的黄河下游究竟该是怎样一种情况？这需要从河北平原的上古城邑聚落分布说起。我们打开汉以前的历史地图考察一下各个历史时期的城邑聚落分布，不难发现这么一种引入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线为限，在鲁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西东西相去约自百数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间绝无遗址。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见于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则太行山东麓东至于今雄县、广宗、曲周一线，鲁中山地西北仍限于徒骇河一线，中间的空白区仍达百数十至二百数十公里。春秋时代邯郸以南太行山以东平原西部和泰山以西平原东部的城邑已相去不过七八十里，但自邯郸以北，则乎原东西部城邑的分布仍然不超过商周时代的范围。平原中部的空无城邑地区，要到战国图里才归于消灭。在战国图里，这一带出现了高阳（今县东）、安平（今县）、昌城（今冀县西北）以东，武城（今县西）、平原（今县南）、麦丘（今商河西北）以北， （今任丘北）、狸（今任丘东北）以南，东至于平舒（今大城）、饶安（今盐山西南）十多个城邑，虽然密度还比较差，却已不再呈现空白了。
河北平原中部春秋以前为什么长期存在一大片空白，到了战国何以会消灭这片空白？这只能用黄河下游情况的变化来予以说明。这一巨大的变化来自人类改造自然的业绩，质言之，是河北平原古代劳动人民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的结果。
《汉书·沟洫志》载：西汉末年贾让在他的《治河三策》里提到，“堤防之作，近起战国”。从策文看来，贾让说的堤防已不是指保护居民点的小段河堤，而是指绵亘数百里的长堤，就是在河北平原上黄河下游东岸的齐堤和西岸的赵魏堤。但贾让没有说清楚起于战国的什么时候。根据《水经河水注》讲到前358年时，河水有一条决流从汉白马县（故城今滑县东南）南通濮、济、黄沟，后来“金堤既建，故渠水断”，则前358年时尚无河堤。又据《史记·赵世家》前322年齐魏伐赵，赵决河水灌之，齐魏因而罢兵，则其时当已有堤。可见齐魏赵之间亦即河北平原的堤防之作，约当起于战国中叶，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
在没有堤防之前，黄河下游每遇汛期，当然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河床日渐淤高，每隔一个时期，当然免不了要改道，情况大致和近代不筑堤的河口三角洲地区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当然只能在近山麓一带汛期淹不到的高地定居，至于广大平原中部，那就只能任其荒芜不治，不可能形成聚落，更不可能出现城邑。这就是春秋以前这一带一直是地图上的一大片空白之故。战国图上所出现的上述那十多个城邑，都是进入前三世纪后才见于历史记载的，约在黄河两岸筑起堤防之后的半个世纪。可见堤防的兴筑，很快就为河北平原带来了惊人的变化，由于黄河的经常性泛滥和频数性改道被控制住了，土地迅速得到了垦辟，大大小小的居民点和城邑也就逐步布满了这块原来的空白地区。
先秦各个时期河北平原城邑与文化遗址分布图（缺）
理解了河北平原古代城邑聚落分布的战国前后的巨大变化，也就很自然地会对汉以前黄河下游的改道问题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很显然，在战国筑堤以前，黄河下游的改道决不是一次二次，更不会是亘古不改，而应该是改过多次，很多次。
正是由于战国筑堤以前的河北平原是一片榛莽，荒无聚落，黄河在这里改道对人类生活发生不了多大影响，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至少并不被认为是严重灾难，所以尽管多次改道，却基本上一次都没有被史家记载下来。发生于周定王五年的那一次，可能影响较大，因而为《周谱》作者所记录，但也说不上很严重，所以仍然不见于别的记载。
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又可以附带解决另一个问题，即，战国以前的黄河下游流经什么地区，在哪里入海？
旧时代学者相信《尚书·禹贡》篇是大禹时的作品，《禹贡》里叙述的河水下游，显然是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对这一点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并无异议。异说始于二十多年前岑仲勉氏所著《黄河变迁史》。因为近代学者已考定《禹贡》乃战国时作品，岑氏乃创为战国以前黄河下游就是齐鲁境内的济水之说，认为《禹贡》里流经河北平原的河水，是战国时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才形成的。岑说绝不可通，史念海同志已列举了不少论据予以驳斥，现在我们可以再加上一条有力的反证，那就是，战国以前黄河若不是流经河北平原，为什么河北平原会有一大片没有城邑聚落的空白区？这是包括岑氏在内任何人都回答不了的。
二、两条见于先秦文献的黄河下游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的黄河下游河道有两条：
一条是人所熟知的“禹河”，即见于《禹贡》的河。这条河古人以为是夏禹以来的河道，今人以为是战国时的河道，虽有所不同，但古今人（除笔者外）都认为是见于记载最早的一条，又是先秦文献中唯一的一条河道，则是相同的。
《禹贡·导水》章关于河水下游的叙述是“东过洛 ，至于大坯；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么几句话，尽管很简单，我们可以用《汉书·地理志》、《水经》、《水经注》等所载河北水道，推定其具体径流如下：
洛 ，即洛水入河处。大坯，山名，在今河南浚县东郊；但古代所谓大坯，应包括县城西南今浮丘山。古河水东过洛 后，从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起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坯山西古宿胥口，是为“东过洛 ，至于大坯”，走的是《汉志》、《水经》、《水经注》中的河水。
降水，即漳水。大陆，一片极为广阔的平陆。古河水从宿胥口缘大坯西麓北流，经《水经注》中的宿胥故渎和一段白沟，下接《汉书·地理志》中的邺县东“故大河”至今河北曲周县南会合自西东来的漳水，到达曲周以北一片极为广阔的平陆，是为“北过降水，至于大陆”。
“又北播为九河”，是说河水自进入大陆后北流分为九条岔流。“同为逆河入于海”，是说九河的河口段都受到勃海潮汐的倒灌，以“逆河”的形象入于海。九河中的最北一支是干流，相当于《水经》中的漳水，于《汉志》为自今曲周县南北流至巨鹿县北的漳水；直今宁晋县东南东北流至今武邑县北的“故章河”即 水下游；自此以下东北流至今青县西南的 池河和自此以下的 池别河。
九河可能只是泛指许多条岔流，不是实数；但《尔雅》《释水》已指实为徒骇、太史、马颊、覆 、胡苏、简、絮、钩盘、鬲津九条河。《汉志》说勃海郡成千县（故城今交河县东北）境内的“ 池河民曰徒骇河”，可见流经汉成平县一带的汉 池河，原是《禹贡》时代的徒骇河，亦即黄河下游九河中的干流；黄河改道后这一段河道为 池河所夺，但直到汉代民间仍然保留着徒骇河这个古称。除徒骇外，胡苏、鬲津二河，汉代还分别见于东光（故城今县东）鬲县（故城今德州东南）界中，见《汉书·沟洫志》。此外太史、马颊、覆 三河应在徒骇南，胡苏北，简、絮、钩盘三河应在胡苏南，鬲津北。九河未必同时形成，也未必同时有水，很可能是由于大陆以下的河水在一段时期内来回摆动而先后形成的。
关于《禹贡》河的河道，史念海同志的看法和上述颇有不同，在这里不需要一一讨论，只有一点不能不提出来澄清一下，即《禹贡》河与宿胥口的关系问题。
胡渭创为周定王五年河徙宿胥口之说，判定此前禹河自宿胥口北出经《汉志》邺东故大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此后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北折行《汉志》河水即王莽河。史念海同志力驳胡说，论证定王五年黄河并无在宿胥口改道事，证据坚强，可成定论。但定王五年是否有如胡渭所说那样的改道是一回事，禹河是否是从宿胥口北出行邺东故大河是另一回事；驳倒了胡渭的前一说，不等于连后一说也给驳倒了。
《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径遮害亭南，……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又《淇水注》，汉建安九年曹操“于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令东注“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处立石堰遏水令更东北注，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故苏代曰：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即指是渎也。淇水又东北流谓之白沟，……东北流径内黄县故城（今县西北）南，……屈从县东北与洹水合”。郦道元虽未明说自宿胥口北入的旧河就是禹河，但对这条宿胥故渎是“受河”的河水故渎，在战国苏代以前业已存在，至曹操时始遏淇入此渎而称为白沟，北至内黄县东北会洹水，是说得很清楚的。内黄以北，于汉世为邺县之东。所以胡渭说《汉志》邺东故大河的上游就是郦注中起于宿胥口的宿胥故渎即白沟，是符合于这一带的地势和水道源流的，是正确的。史念海同志因否定定王五年河徙宿胥口而连带否定宿胥故渎系河水故道，那就等于完全否定了郦道元在《淇水注》和《河水注》里关于宿胥故渎的记载，但我们既拿不出“郦道元更早更确切的反证来，怎么能轻易否定郦的记载呢？
念海同志因为要否定宿胥故渎是《禹贡》河的故道，又创立了两点新说法：一是说宿胥故渎是淇水的故道；二是说《禹贡》河和《汉志》河一样，也是起自濮阳长寿津别漯川北流，禹河北流至戚城折西北流至内黄折北流为《汉志》邺东故大河，汉河则自戚城东北流至馆陶折东入今山东境。但这二说皆于史无征。前一点显与郦注背谬，已见上述。后一点亦复如此。《河水注》所载自长寿津北出的明明只有一条王莽河即西汉大河故渎，何尝另有一条从戚城西北去的古河道呢？这条古河道既不见于郦注，又有什么依据呢？看来这两点新说法都不容易站得住，所以这里对《禹贡》河道的解释仍然采用了胡渭的说法。
《禹贡》河之外，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黄河下游故道是见于《山海经·山经》的河道。由于《山经》中并无叙述河水径流的专条；又由于《山海经》这部书多载神话，连通人如司马迁都“不敢言”，一向不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因此二千多年来，这条《山经》河竟湮没不彰，绝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三年前才算由笔者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的入河诸水，用《汉志》、《水经》和《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予以印证，居然把它钩稽了出来，详见拙撰《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见本书）。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山经》河水下游河道，要比《禹贡》河更清楚一些，在这里我们无需详叙，概括起来是：自今武涉以下北至今深县南同《禹贡》河，自此以下《禹贡》河东北去，《山经》河则北流会合 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滱水，此下走的就是《汉书·地理志》中的滱水，北流至今清苑县东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此下也就是《水经》的巨马河，又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
这两条见于汉以前文献的黄河故道，孰先孰后？我在三年前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时而认为《山经》河应在前，理由是：一、《山经》、《禹贡》二书的著作时代，近代学者一般都认为《山经》在《禹贡》之前8；二、《汉书·沟洫志》载西汉人论治河，多能言《禹贡》九河所在，应距汉较近，《山经》河则投入无一语道及，盖距汉已远。时而又认为可能《禹贡》河在前，理由是：一、《山经》所载河水支流远较《禹贡》为详密，密者理应在疏者之后；二、汉人言《禹贡》河而不言《山经》河，这是由于儒生尊重《禹贡》而忽视《山经》，不足以反映时代之后先。但等到动笔写那篇《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时，一则为了图行文简洁明快，二则为了好让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一考出《山经》河水下游故道一一显得更重要一点，竟把后面一种想法略去不提，径自根据前面那种想法，作出了《山经》河在《禹贡》河之前，是见于记载的最早一条黄河故道的结论。文章发表之后，承史念海同志移书商榷，他不以我这个结论为然。论据之一是《山经》河绝不见于春秋及战国初期记载，而见于赵武灵王时的记载，已在战国后期，则似不能较《禹贡》河为早。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辨见下文。论据之二是《禹贡》是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篇，在汉武帝以后已成为当世显学，西汉人不仅有主张以经义治水的议论，而且还准备见诸实施一一疏凿九河故道，这是作为显学应有的现象。至于《山海经》在汉则并有识之士太史公亦不敢言，如何能与《禹贡》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时期人的道及与否，不能据以判断两条河道的孰先孰后。这一点是我先前曾经想到过的，不过念海同志讲得更为透彻。经他这么一提，迫使我不能不对原先的结论重新考虑。
我在答复念海同志的信中，曾表示愿意放弃《山经》河在先说，改主《禹贡》河在先；这在当时也就等于是承认《禹贡》河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一条黄河故道。但后来在我对汉以前黄河故道再次作一番通盘考核之下，终于又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这两条河孰先孰后现在我们还找不到足够的资料可据以作出判断，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对全部黄河史而言并不太重要，因为这两条河谁也不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黄河故道。
三、《汉书·地理志》中的河水
下游河道形成于什么时候？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志》河，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河水。这条河道不仅见于《汉书·地理志》，又见于《汉书·沟洫志》，又见于《水经河水注》，其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同《山经》、《禹贡》；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即《水经注》里见在的河水；自长寿津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即《水经河水注》中的“大河故渎”（一称“北渎”，用别于《水经注》见在河水自长寿津东出；一称“王莽河”，因此渎至王莽时空，世俗遂有此称）；此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故治今黄骅县伏漪城）南至今黄骅县东人海。
这条河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古今学者有三种说法：
（一）汉河即禹河说，这是二汉六朝时通行的说法。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濮阳瓠子，历二十余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亲至瓠子，命从官督卒数万人筑塞决口，功成，《史记·封禅书》说是“复禹之故迹焉”，《河渠书》也说是“复禹旧迹”，《汉书·沟洫志》同。按，元光三年以前，元封二年以后的黄河，走的都是《汉志》河，可见司马迁、班固都认为《汉志》河（西汉大河）就是禹河，是大禹以来的旧迹。再从《汉书·沟洫志》所载从成帝时冯逡直到王莽时韩牧等人的议论看来，他们也同样认为当时的大河基本上就是禹河，只是由于下游九河已填灭失其故道，因而决溢频仍。其后孟康注《汉书·沟洫志》，也以王莽河为禹河，郦道元注《水经·河水篇》，即引证了孟康的话，又说大河故渎所经元城县（治今大名县东）北的沙丘堰，是《禹贡》“播为九河”所自始，可见他也认为西汉河就是禹河。《河水注》篇末说“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这是说郦时见在的河水即东汉后河水不是禹渎。下文又提到“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和“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东郡，更注渤海”，但皆不言所徙为何道。
（二）始于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说，这是近二百七八十年来通行的说法。
《汉书·沟洫志》载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说：“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这是最早一家否认汉河就是禹河的说法。根据这几句话虽然不能断言王横认为西汉河（今所行）始于周定王五年，至少可以说很有这种可能，因为“今所行非禹所穿也”这句话是紧接于“定王五年河徙”一句之后的。但王横这句话经历了千数百年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本横说而加以阐发，明确坐实“自黎阳以下，水经所称大河故渎，一名北渎，俗谓之王莽河者，即周定王时所徙，西汉犹行之，至王莽时遂空者也”（《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下），并定此次河徙为历史上黄河第一次大改道的（同书卷十三下），是清康熙中叶时的胡渭。自此以后，大多数清代学者和近代学者，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三）始于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说。自宋至今学者，主此说者亦不乏其人。
《史记·河渠书》“同为逆河，入于勃海”，《集解》引瓒曰：禹贡云，夹右碣石入于海9，然则河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东郡，更注勃海，禹之时不注勃海也”。按，《禹贡》“鸟（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本意只是说鸟（岛）夷从海外来贡，航道右边经过碣石，再进入河口，不等于说河在碣石入海。即使作河在碣石入海理解，禹河穿河北平原东北流，所入的海当然也是勃海，怎么能说禹之时不注渤海？可见臣瓒于地理一无所知，其言本不足重视。但后人往往以元光河徙为黄河一大变，实滥觞于此。
《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臣瓒所谓元光二年河徙东郡本此。“二年”系三年之误，“东郡”系举顿丘县所属之郡名。臣瓒只是把此次河徙作为禹后改变禹河故道一大事，尚未明言《汉志》河水即肇始于此徙。至南宋程大昌撰《禹贡论》及《禹贡山川地理图》，才断言汉河起于元光顿丘的改流。宋末王应麟说“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而河入渤海，盖汉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所更注也”（《困学纪闻》卷十），仍然是臣瓒的旧说。清嘉庆间洪颐煊撰《汉志水道疏证》，采用了程大昌说。稍后焦循撰《禹贡郑注释》，乃大为程说张目，力反胡渭汉河始于周定王五年之说。胡渭“举十五证以明邺东故大河为禹河之旧”，焦循则以为“邺东之河不徙于定王五年，其证亦有九”。他的结论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大河皆行邺东，至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始徙于顿丘东南，史文甚明。……王莽河即武帝时顿丘之徙河。……必以定王之徙即在顿丘，实无文献之征也”。在当代学人中，又有已故岑仲勉先生（《黄河变迁史》第八节）和史念海同志也采用此说。程焦岑史四人对春秋战国乃至汉初的河道的看法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为元光三年顿丘河决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汉志》河水是从这一年才开始形成的。
上述这三种说法哪一种对？答案是都不对。
判定汉河不可能就是禹河（《禹贡》河），理由有三：
一是与《禹贡·导河》经文不合。《导河》说“至于大坯，北过降水”，《汉志》河水流经大坯后不是北流而是东流，不合者一。《导河》说“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汉志》河水会合漳水处在渤海郡阜城县，不是在大陆南而是远在大陆之北，不合者二。《沟洫志》许商言九河在自鬲以北至徒骇间，《汉志》河北过降水处不仅反在大陆北，亦且已在九河区域之内，不合者三。郦道元认为“播为九河”始于元城馆陶间的沙丘堰，则大陆、降水，转在九河之北，不合者四。
二是与《汉书·地理志》不合。《汉志》说魏郡邺县“故大河在东，北入海”，明说在西汉见行河水之外有一条在邺东的故大河。若汉河即是禹河，怎么会另有一条“故大河”？
三是胡渭焦循列举了二十四证证明汉以前黄河曾经走过《汉志》所谓邺东故大河，这二十四证虽然有不少并不能成立，却也决不能说全都站不住。若汉河即是禹河，那么对这些史文将作何解释？
判定胡渭汉河始于周定王五年说不可信，理由有四：
第一，王横只说“《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郦道元钞变作“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都没有讲到徙前走的是哪一条道，徙后走的又是哪一条道。说徙前走邺东故大河即禹河，徙后即改走《汉志》河，完全出于胡渭臆断，于文献无征。
第二，自宿胥口东流至长寿津，自长寿津北流至今大名县东，这一段汉河所经流的地方，周定王时都在卫国境内；长寿津稍东南，就是卫国国都濮阳所在。定王五年河徙若是从宿胥口溃决冲出这么一条新道，卫国必然遭受极大的灾难．周定王五年当鲁宣公七年，据《春秋》、《左传》，这一年春天卫国曾遣使到鲁国会盟，冬天卫侯又亲自与鲁侯、晋侯、宋公、郑伯、曹伯会于黑壤，如果卫国当年曾遭此大灾，岂有“卫之君臣既不以灾告，诸侯亦不以灾吊”之理？这一点焦循指出在前，史念海同志又加以阐发在后，的确可以驳倒胡渭的说法。
第三，焦循所举定王五年后河仍在邺东诸证，其中第二证“春秋设誓必举当前之物，……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年）（公）在乾侯（今成安县东南），……地正在邺东，公居此而以河为誓，河必径于此邑”；第六证“魏世家魏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索隐云，按大河在邺东，故名邺为河内”；都是确凿无可置疑的，可见并不能说定王五年黄河就离开了这条故道改走《汉志》河。
第四，五代北宋时凡河决浚、滑，决流必然是东下澶、濮、曹、单、郓、济，即从今濮阻继续东流进入山东境内；只有在澶州(濮阳)境内决口，才可能北流进入今河北境内。这是当地的地势所决定的。所以周定王五年河徙若果然是从宿胥口决而东流，那就应该从濮阳继续东流形成象东汉大河那样的河道，断不可能在长寿津出现一个接近九十度的拐角，折而北流走《汉志》河。
判定汉河始于武帝元光三年说不可信，也有如下四项理由：
一、元光三年一年之内，黄河发生了两次决徙：第一次是“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第二次是夏五月濮阳瓠子之决。第一次只见于《汉书·武帝纪》， 《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都是只字不提。第二次《武帝纪》记载了“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二十个字，《河渠书》的记载就相当详细，既点明了决口的具体地点是瓠子，又提到了决流的趋向是“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既提到了“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又交代了塞河工程的结果是“辄复坏”；下面又接叙当时的丞相田 图私利劝阻武帝不要用人力强塞，“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一共用了一百多字。《汉书·沟洫志》同。
要是顿丘之决真的是冲成了《汉志》河那么一条道，经历东郡、魏郡、清河、平原、信都、渤海等好几个郡好几十个县才入海，这是何等重大的灾难，何况就发生在司马迁活着的时代，《河渠书》中怎么会只字不及？顿丘之决若当真形成了后此百有余年的汉大河径流，那就要比瓠子之决在二十三年后即告堵塞重要得多，何以司马迁竟会对后者详哉言之，对前者反不缀一辞，轻重颠倒一至于此？万二司马迁竟是由于一时疏忽而脱载厂重要史事，班固的时代距此亦不过百数十年，他能够在《武帝纪》里记上有此一决，何以在《沟洫志》里对此也不给补叙上几句？总之，从《史》、》汉》对元光三年两次河决记载的详略可以看出，顿丘之决不可能是一次重要的决口，更不可能由于有此一决就决成了《汉志》大河。
二、瓠子决后二十三年，元封二年夏四月，汉武帝自临决河，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从臣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于是卒塞瓠子”，司马迁称颂此役为“复禹旧迹”，若说《汉志》河就是元光三年的顿丘决流，司马迁何至于昏愦乃尔，竟会把二十三年前的另一条决流目为“禹迹”？竟会把仅仅堵塞二十三年前黄河在夏天的一条决流，使它改走春天的另一条决流的功绩，称为“复禹旧迹”？司马迁错得如此荒唐，班固又何以全文照抄，不予改正？
三、瓠子初决，塞而复坏。“是时武安侯田 为丞相，其奉邑食郇， 居河北，河决而南，则 无水茁，邑收多”，田盼因而对武帝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武帝遂“不事复塞”。 县故治在今平原县西南，地处《汉志》河的西北岸。元光三年以前河水必然早就是流经 县的东南，县境经常遭受河患，所以田 知道河决西南对他有利，若说这条流经 县东南的河水是二三个月前才形成的决流，那怎么能说“ 居河北”，田 又怎么会知道不塞瓠子对他有利，塞瓠子对他有害？
四、从秦汉之际到武帝元光三年以前，黄河经流地点见于记载者有：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出巡，归途自山东半岛东端并海而西，“至平原津而病”。《淮阴侯列传》：汉三年汉王使韩信将赵兵击齐，“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汉书·韩信传》同）。这两条资料说明秦汉之际平原是黄河的一个渡口。
《史记·高祖本纪》：三年，汉王在河北，“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荆燕世家》，《汉书·高帝纪》、《荆燕吴传》同）。这说明此时黄河流经白马津。
《史记·高祖本纪》：六年，田肯说高祖曰：“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汉书·高帝纪》同）。说明此时黄河在齐赵之间，是齐的西界。
《史记·高祖本纪》）：十年，陈 反；十一年， 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汉书·高帝纪》）。说明此时黄河在聊城之西。
《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这一条说明黄河流经平原的史料，时间下距河徙顿丘仅仅六年。总括以上这些史料，自秦皇至汉武初年的黄河自宿胥口以下东径白马津，北径齐赵之间聊城、平原之西，这不是很清楚说明了这条黄河是和《汉志》河水一模一样的吗？怎么能说这是一条元光三年顿丘决流所形成的新道呢？
由此可见，胡渭把河徙顿丘理解为只是黄河史上一次影响不大的，未几即塞的决口，的是不移之论，而岑仲勉说 “那是极重要的变违，应该列入胡渭所谓黄河大变之一”，史念海同志也说“的确是一宗大事”，却很难解释得通。
胡渭认为颈丘之决是从顿丘东北“至东武阻夺瀑川之道，东北至干乘入海者也。漯川狭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长寿津溢而东以决于濮阳，则东南注巨野，通淮泅，而北渎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10，道河北行二渠，则正流余归北渎，馀波仍为漯川，顿丘之决口不劳而塞，故志（《沟洫志》）略之”（《禹贡锥指》卷十三下）。虽然并无史料依据，却是合情合理的推断。
附带提一提关于《武帝纪》“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这一句的句读问题。渤海在顿丘东北，从顿丘东南流不可能注入渤海。故《通鉴》引此文仅作“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删去“入渤海”三字。又在《考异》里列有一条：“《汉书·武帝纪》云，东南流入渤海”。按顿丘属东郡，渤海乃在顿丘东，此恐误，今不取。这是认为错在“入渤海”。胡渭、阎若璩则认为史文不错，而是东南二字应当连上读，即决处在顿丘的东南，不提决河的流向而只提决河的归宿是注入渤海（《禹贡锥指》卷十三下，《潜丘札记》卷三）。后此治黄河史者一般都沿用了阎、胡二氏这种读法。其实这种句读法是违反古人的行文惯例的。说班固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来，未免太奇怪了。看来《通鉴》认为《汉书》这句话有错误是对的，不过不应删去“入渤海”三字，应该改“南”字为“北”字，因为不是入渤海而误作入渤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误北为南的可能性则很大。读点应从一般行文惯例放在“丘”字之下。从顿丘东北流入渤海，正应该如胡渭所指出那样夺漯川入海。
前人的三敌说法都不对，那末。《汉志》河形成于什么时代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答才算正确？这需要和《禹贡》河《山经》河的时代问题合起来一起探索。
四、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下游
西周以前的黄河下游，我们只知道它和东周秦汉一样，也是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至于具体流路，由于文献不足征，已无法推断。要讲具体流路，只能从春秋战国讲起。
《山经》、《禹贡》是战国时代的著作，《汉志》是汉代的记载，但我们不能说战国著作中的河道，就是在战国时才形成的，也不能说，《汉书》中的河道，就是在汉代才形成的。河道形成的时代，一般都要比它见于著录的时代早若干时间。就这三条河道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把它们上推到春秋时代，这是有史料足资印证的。
《汉志》河在这三条河道中见于著录最晚，但它在历史记载中出现却最早。《左传》僖公四年（前656年）管仲曰：“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管仲说西周初期齐太公时齐的四履已东至于海西至于河，那是不可信的；却说明了管仲说这句话的齐桓公时代，齐国的西境已到达了黄河。齐国在二十八年前（鲁庄公十年，前684年）才灭掉谭国（今山东历城县东），此时到达的黄河当然只能是今山东境内的《汉志》河，约当为流经高唐、平原的那一段11，不可能是远在今河北中部的《禹贡》、《山经》河。这条资料说明至迟在春秋前期，《汉志》河业已形成。
又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和哀公二年（前493年），当时在今濮阳县北七里的戚是临河之邑；据《水经河水注》，戚城正位于大河故渎的东岸。这说明了春秋中、后期的河水也就是《汉志》河。
又据《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前358年），楚师在白马口“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史记·田齐世家》威王二十四年（前333年）威王曰：“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白马、高唐，都是《汉志》河流经的地点。
又《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王谓公子成曰：“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按，汉晋时经县（故城今广宗县东）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见《续汉书·郡国志》、《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水经·浊漳水注》。薄洛之水和薄洛津，是水以津得名，还是津以水得名虽不可知，要之，薄洛之水必流经薄洛津。这条水道于汉晋南北朝时是漳水，在《禹贡》、《山经》里则为“北过降水，至于大陆”那一段河水。赵武灵王不称这条水道为河水而别称为薄洛之水，与河水并举，可见其时的河水应别有所在。到哪里去了呢？不可能有别的道，只能是在走《汉志》河的河道。其时薄洛之水上游在赵国境内，下游为中山国地，河水即《汉志》河的西岸是赵地，东岸是齐地，所以武灵王说这两条水是赵“与齐、中山同之”的水。
以上三条，说明战国中期的河水也是《汉志》河。
又据《史记·乐毅列传》、《田单列传》，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独即墨与莒未下，会燕昭王卒，子惠王立（前279年）。惠王使骑劫代乐毅，田单攻杀骑劫，“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河以南都是齐城，这只能是《汉志》河。田单若一直打到《禹贡》河或《山经》河，那史文就该提到他侵夺了赵地和燕地，但事实上并无其事。
又《国策·秦策》黄歇说秦王12：齐地“东负海，北倚河”时在昭王三十四年（前273年）。韩非以秦始皇十四年（前233年）入秦，《韩非子·初见秦》篇有曰：“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这二条又说明战国后期的黄河走的也是《汉志》河河道。
此外在先秦文献特别是战国文献中，还可以找出若干条资料足以说明当时的黄河下游与《汉志》河水相同，兹不一一列举。
那末，我们能不能说司马迁以汉河为“禹迹”是正确的，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始终就是这条《汉志》河呢？当然不能。首先，记载禹迹的《禹贡》篇中的河水就与《汉志》河不同，这一点上文业已阐明。再者，春秋战国时有些史事中提到的“河”，也显然不同于《汉志》河而符合于《禹贡》河、《山经》河。
上文提到过的《左传》昭三十一年（前511年）公在乾侯以河为誓，《史记·魏世家》魏文侯任酉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亦见《河渠书》）。这两条，焦循用以证周定王五年后河水仍在邺东，我们当然也能用以证春秋后期和战国初期的黄河，曾经走《禹贡》河、《山经》河而不走《汉志》河。
又一条是胡渭提到过的《礼记·王制》篇“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西河指今山陕间黄河，东河应指宿胥口以北的《禹贡》、《山经》河，才符合“千里而近”。若指长寿津以北的《汉志》河，那就超过千里了。胡渭以此作为周定王五年以前的材料虽未必确，但《王制》篇出自汉初儒生之手，所依据的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资料，用以证实春秋战国时黄河确曾走过《禹贡》、《山经》中的河道，则是一条站得住的论据。
春秋战国时记载中出现的河水既有许多是与《汉志》河相同的，又有一些是符合于《禹贡》、《山经》河的，那末，河水取道这两条河道中的每一条的具体起迄年代，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由于资料不足，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作出明确的答复。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在这四五百年中，黄河以经流《汉志》河为常，但曾不止一次决而改走《山经》、《禹贡》河。一是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自宿胥口以下同时存在着一股东流如《汉志》河，一股北流如《山经》、《禹贡》河。若确是后一种情况，那末当然又有可能时而以东股为干流，时而以北股为干流。常态应是以东股为主，故见于记载者较多，但却并没有一种先秦文献把它的具体经流记载下来？而只见于秦以后的《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以北股为主应是变态，故见于记载者较少，可是《山经》、《禹贡》作者所根据的恰好是这种资料。
《山经》河与《禹贡》河自今深县以上相同，自今深县以下不同。上引三条资料中所提到的河水都是二者相同部分，所以无法判断此时河水自今深县以下走的是二者中的哪一条道。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谓起贾章：“且使燕尽阳地，以河为境”。《韩非子·有度》：燕昭王“以河为境”。这两句话都是极言燕昭王后期（前三世纪八九十年代）燕幅员之广。这里所谓“以河为境”的“河”，依当时形势推度，不会是《山经》河，因为《山经》河以北原是燕的腹心之地，燕若以这一线为境，不值得夸耀。也不像是《汉志》河，因为《禹贡》河以南《汉志》河以北是赵国的“河间”地，其时“燕赵共相，二国为一”，燕不会去侵占赵地。所以此时的河很可能是介于《山经》河与《汉志》河之间的《禹贡》河。
现在还找不到一条先秦史事记载中的“河”是符合于今深县以下的《山经》河水的。根据《山经》所载河水所受支流极为详确，和《汉志》博水“东至高阳（治今县东）入河”（中山国望都），卢水“亦至高阳入河”（中山国北平），涞水“东南至容城（治今县北）入河”（代郡广昌），桃水“东至安次（治今县西）入河”（涿郡涿县）这几条志文中的“河”在汉代实际已是滱水的经流竟被称为“河”这两点看来，估计这一河段虽不知其始，理应在去汉不远的战国某一时期还是一条见在的河道。
既然《汉书·地理志》中有如上四条以滱为河的志文，那末能不能说《山经》河到汉代还是见在的黄河的一股呢？不能。这可以用《汉书·沟洫志》和《地理志》的记载来予以证明：
必须先有直今浚县西角古胥口北至今深县南的《山经》河上游，才可能有高阳、容城、安次的《山经》河下游。浚县濮阳一带是西汉一代治河的重点区域，但《沟洫志》备载武帝以来时人治河诸计议，绝无一人提到过当时或汉初存在着这么一股河道。贾让《治河三策》中的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亭在宿胥口侧，见《水经河水注》），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这条起自遮害亭西薄大山东薄金堤的贾让理想中的河道，基本上就是《禹贡》、《山经》中的河道，但他却不说这是一条故道，只作为理想提出。王横说“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也只是模模糊糊说西山下有一条故道，推之于遥远的大禹时代。若这条河道在西汉当代曾经是见在的河水，汉廷议河诸臣包括贾让在内何至于昏蒙无识至此？
《地理志》载：洹水“东北至信成（治今清河县西）入张甲河”（河内郡隆虑）；漳水“东北至阜城（治今县东）入大河（上党郡沾）13； 水“东北至东昌（治今武强县南）入库池河（魏郡武安）”； 池河“东至参户（治今青县南）入 池别河”14； 河“东北至文安（治今县东北）入海”(代郡卤城)15；滱水“东至文安入大河”（代郡灵丘）16。从这几条志文看来，可知这几条发源于太行山自西而东的水道，在汉代是穿越河北平原直到平原东部才以河水、 池等河和海为其归宿的，这是《禹贡》河、《山经》河当时已不存在的确证。若还存在，那怕是“残破不全”，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条水横绝河水流到平原东部去。
《汉志》博、卢、涞、桃四水不作入滱而作入河，当由于当地民间对这一段滱水仍然沿袭着《山经》时代的旧称称为“河”，班固不事考核，径予采录之故。这种情况在《汉志》里是经常出现的，不单是这四条而已。如斯 水“东至郑（治今束鹿县东）入河”（真定国绵蔓），此“河”指的是《汉志》信都县北的“故章河”，实为 水的下游。这是《山经》、《禹贡》时代的河水故道，河徙后为漳水所经流，其后漳水又南移如《汉志》漳水，这段河道即被称为故漳河，民间仍径称为“河”。又如 水“东至堂阳入章河”17，此“章河”指的也是故章河，是《禹贡》、《山经》时代的河水，非《汉志》漳水，更非《汉志》河水。可见不能认为凡《汉志》提到的“河”，都是西汉当时的“河”，实际包括有若干汉以前的旧河在内；实际虽已非“河”，民间却还沿袭旧称称之为“河”。《汉志》这些资料不能用以证明在章武入海的河水正流之外，当时另有被称为汉的河水支津或岔流，却可用以证实在春秋战国时的确存在过《禹贡》河和《山经》河。
《禹贡》河、《山经》河存在时代的下限虽无文献可征，估计应断流于战国齐、赵、魏沿汉筑堤之时。见于汉代记载的金堤，都在《汉志》河的两岸，可见齐、赵、魏所筑河堤是沿着《汉志》河筑的。自筑堤以后，此前的东（《汉志》河）西（《禹贡》、《山经》河）二股河同时存在，迭为主次之局，当即不再存在。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救赵之役，先“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已而“乃悉引兵渡河”。前二年我曾经以此为据，认为《禹贡》、《山经》河在秦汉之际时还未断流。其实这条记载并不能证实这一看法。当时流经巨鹿之东的漳水，原是《禹贡》、《山经》时代的河水，当地人自然还会沿用着“河”的旧称，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可以断言用“河”字就是一定是见在的黄河。张守节《正义》在“渡河”下注云“漳水”，这是有道理的。
以上讲的是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下游的正流干流。用几句话概括起来是：战国筑堤以前，常走东股即《汉志》河，有时走西股即《禹贡》、《山经》河；西股自今深县以下有时走南支《禹贡》河，有时走北支《山经》河。筑堤以后，西股断流，专走东股，一直沿袭到汉代。
但春秋战国时代河北平原上出现过的黄河河道不光是这二股三支正流干流而已，除此而外，还有若干决流和岔流，虽或存在的时间较短，或容纳的黄河水只是一小部分，却也构成了当时黄河下游河道的一部分。这些河道有的是黄河决流所冲制成的，有的则是被黄河占夺的邻近水道的一部分。
何以知道在正流主流之外，还出现过若干岔流、决流？这是我们从《汉志》、《水经》里除当时的河水以外另有一些河北平原水道也被称为河这一点看出来的。
岑仲勉认为河是水道的通称，“北方有水便是河”（《黄河变迁史》第四节）我们认为这句话只能通用于唐宋以后。唐宋以前，“河”是黄河的专称、正称，“黄河”或“浊河”只；文人笔下形容其黄浊，只能算是一种别称或雅称。那时河既然是一条水道的专称，当然不可能又用作通称。唐宋以后“黄河”代替了“河”成为这条水道的专称、正称，别的水道才可能也称为河。
古代，“河”既是黄河的专称，那么《汉志》、《水经》里为什么会出现别的水道被称为“河”？这只能是由于这些水道或其某一部分曾经是黄河或其岔流的一部分，因而被称为“河”或××河，后来黄河虽然离开了这条水，河的称呼却被沿用到了后代。
《汉书·地理志》中除河水外，河北平原水道称河的计有十二条：
清水河（魏郡内黄）
屯氏河（魏郡馆陶）
鸣牍河（清河郡灵县）
屯氏别河（清河郡信成）
张甲河（清河郡信成）
笃马河（平原郡平原）
故章河（信都国信都）
池河（代郡卤城）
池河民曰徒骇河（渤海郡成平）
池别河（河间弓高）
河（代郡卤城）
又滱水自高阳以下或称滱（中山国北新成易水）或称河（中山国望都博水、北平卢水、代郡广昌涞水、涿郡涿县桃水）
《水经》中河水外称河之水有七条18：
巨马河（专篇）
沽河（专篇）
子河（专篇）
滹沱河（即 池河，本有专篇，今本 ）
商河（见河水篇）
清河（见淇水篇）
潞河（见沽河篇）
在这十多条被称为“河”的水道中，屯河氏、鸣牍氏、 子河是西汉黄河决流所形成的，见《汉书·沟洫志》。屯氏别河出屯氏河，张甲河又出自屯氏别河，见《地理志》、《水经河水注》，其形成自当在屯氏河之后。除这五条以外，其余诸河，估计都应该曾经是春秋战国时代黄河干流或其岔流的故道。
诸河具体经流年代已无可稽考，只能作如下一些推断：
先秦黄河经行《汉志》河道时，时或在平原高唐一带决口，决流便走《汉志》笃马河或《水经》商河东流入海。又据《水经河水注》，漯水于高唐城南“上承于河，亦谓之源河”，亦应方黄河走《汉志扩河时的决流或岔流。
走《山经》、《禹贡》河道的那一股黄河，时或在内黄以北决出东北流，便形成了《水经》里的清河，下游东光以下仍循《汉志》河水入海。清河屡见战国记载（《赵策》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说赵王、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齐策》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约当前四世纪后期。黄河流经此道当然在这一时期之前，至是河已改走《汉志》河，这一河道不再为黄河水所灌注，水源仅限于内黄以南的洹、荡等水，浊流变成了清流，因而被称为清河。
黄河全流毕出《汉志》河时，《山经》、《禹贡》河水故道自宿胥口北出一段断流，这就是《水经淇水注》中的“宿胥故渎”。稍北一段有黎阳诸山之水循河水故道北流至内黄会合洹水，这就是《汉志》出内黄县南的清河水。内黄洹口以北至今曲周南会漳一段故道断流，《汉志》魏郡邺“故大河在东”指此。
《汉志》 水下游原先是漳水的一段，《山经》、《禹贡》时代曾为河水所夺，因而在《汉志》信都国下又有“故章河”之称。
《汉志》 池河（《水经》滹沱河）和 池别河的下游，曾经是《禹贡》河水下游的一段。
《汉志》滱水下游和《水经》巨马河下游，就是《山经》河水下游的一部分。
《山经》河东决或《禹贡》河北决，曾走过 河下游。
《山经》河北决，曾经过沽河下游。
五、结论十二点
本文论述所及的问题比较多，为了帮助读者理清头绪，所以在结束本文之前，不嫌辞费，再把全文所有论点简括列举如下：
1．汉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岑仲勉东周前黄河下游即济水之说，极不可信。
2．黄河下游在战国筑堤以前，决溢改道是屡见不鲜的事。其时河北平原中部是一大片人烟稀少荒芜寥落的地图上的空白地区，黄河在这里决溢改道，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很小，因而也就为一般古代文献记载所不及。
3．见于《周谱》记载而为王莽时王横引用过的周定王五年那一次“河徙”，是汉以前唯一的被记载下来的一次改道，但决不能说事实上汉以前只改过这一次道。
4．《周谱》只说“定王五年河徙”，没有说在何处决口，从何道徙向何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定这条记载的可靠性，不能因为胡渭对这一次河徙所作的解释不可信，就连带把《周谱》这条记载根本否定了，从而得出春秋战国时黄河从没有改过道的结论。
5．黄河下游河道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有二条：一《禹贡》河，二《山经》河。这二条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经注》的“宿胥故渎”，至内黄会洹水，又北流走《汉志》的邺东“故大河”，至曲周会漳水，又北流走《水经》漳水至今深县南，二河相同；自此以下，《禹贡》河走《水经》漳水东北流经交河青县至天津市东南入海，《山经》河北流走《汉志》滱水经高阳、安新折东经霸县至天津市东北入海。
乱见于《汉书·地理志》、《沟洫志》和《水经注》的西汉河道，既不是“禹之旧迹”，也不是形成于周定王五年的河徙，更不可能迟至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顿丘才形成。
7．《汉志》河具体经流虽到汉代才见于著录，却是见于记载的最早一条黄河下游河道（始见于前七世纪中叶记载），并且是春秋战国时代长期存在着的河道。
8．《禹贡》、《山经》河见于历史记载较晚于《汉志》河（始见于前六世纪后叶），也比较不常见。有可能先有《汉志》河，某年从宿胥口北决而形成《禹贡》、《山经》河。
9．《禹贡》河与《山经》河孰先孰后，现尚无法作出判断。
10．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下游以走《汉志》河为常，也曾不止一次走《禹贡》、《山经》河；也有可能东（《汉志》河）西（《禹贡》、《山经》河）二股曾长时期同时存在，二股迭为干流，而以东股为常。此外，汉代的笃马河、 河、沽河、清河、商河等，也应曾为黄河决流所走过。
11．战国筑堤以前，黄河下游曾多次改道，先后走过上述这些河道，但黄河流经每一条河道的确年已不可考。
12．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当时的河道即《汉志》河的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
1980年6月10日
（原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1《汉书·叙传》：“夏乘四载，百川是导：唯河为艰，灾及后代。商竭周移，……”。
2《水经河水注》：“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
3《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历代大河误证图叙说》：“周定王时河徙故渎，则已与禹贡异。汉元光……”。
4《四书释地续·河入海》：“禹于帝尧八十载癸亥告成功，……后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为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谱曰河徙，……此河人海之一变也。……汉武帝……”。
5《禹贡锥指》卷一三中之下及下，文长不备录。
6《黄河变迁史》第五节至第八节。
7载《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第一期。
8主此说者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见《五藏山经试探》，载《史学论丛》第一期（1934年），又见《禹贡注释》，载《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
9《尚书》原文作“夹右碣石入于河”，《汉书·沟洫志》师古注引臣瓒亦作“入于河”，此作“入于海”系传钞之误。
10塞宣房即指塞瓠子。元封二年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见《河渠书》、《沟洫志》。
11史念海同志认为管仲所说齐地西至于河的河水在濮阳附近，这是不可能的。春秋时自濮阳北至今大名，东至今鄄城莘县皆卫地，齐地西止今聊城，距离濮阳馆陶间一段《汉志》河尚远。
12此篇《国策·秦策》作“张仪说秦王曰”；按篇中有张仪之后事，《秦策》误。
13阜，今本《汉志》作“邑”。《尚书》孔《疏》、《史记·索隐》引此条并作阜。汉无邑成县，阜城县位于河水西岸，知作阜是。
14户，今本《汉志》误作“合”，据齐台南《官本考证》改。
15 ，今本《汉志》误作“从”，据杨守敬《晦明轩稿》《汉志从河为 河之误说》改。
16“入大河”应作入海。汉大河在章武（今黄骅）入海，远在文安东南百数十里，文安境内不得有大河。且其南 河 池别河入海，其北治水、沽水亦入海，滱水夹在其中，自应入海。详见拙撰《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见《长水集》下册第九二页）
17 ，今本《汉志》误作“沮”；章，今本《汉志》误作“黄”，据王念孙《读书杂志》改。
18此外又有叶榆河篇，叶榆河即今云南洱海。这个“河“不是汉字，是采用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意即湖泽，与黄河无关。
